銀行安全總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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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銀行安全總結范文
一、領導重視是安全評估工作順利完成的前提。
根據上級行關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安全評估工作要求，我行領導高度重視此項工作，積極傳達文件精神，組織員工認真學習評估工作有關文件，領會其精神實質，教育全體員工提高對此項工作的認識。并召開多次專題會議，討論部署本行的安全評估工作，成立了以行長為組長、分管領導為副組長的安全評估工作領導組，積極開展安全評估工作。
二、健全工作機構，理順工作關系是安全評估工作順利完成的保障。
為確保安全評估各項準備工作的順利進行，支行成立了以行長為組長、分管領導為副組長、專職保衛干部和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安全評估領導組指導全行的安全評估工作，明確各自的工作職責。同時成立了以分管領導為組長、會計主管和專職保衛干部為副組長的安全評估工作小組，具體負責落實安全評估的各項工作事項。健全的工作機構，為安全評估準備工作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
三、上下聯動，積極工作，是安全評估工作圓滿完成的關鍵。
第2篇：銀行安全總結范文
一、加強全員安全防范意識教育和技能培訓，夯實人防基礎
人是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的第一要素，我行把重視和加強對員工的安全教育，全面提高防范意識，增強防范技能，作為安全防范工作的基礎工作來抓。支行黨總支始終堅持“防范勝于治理”的法則，不管形勢如何變化，始終繃緊教育這根弦，做到了警鐘長鳴。因為無論多么完善的制度、多么堅固的防護設施、多么先進的技防設備，都是要靠人去遵守、去操作、去維護，只有把全行員工調動起來，夯實人防基礎，制度、設施、設備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我們把增強員工的防范意識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重點圍繞防搶、防盜、防詐騙的應知應會等內容對網點員工進行預案教育和防范技能教育，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預案教育，就是對員工進行案例教育，組織員工熟悉“四防預案”，增強防范意識，提高防范能力。針對近年來銀行案件日趨頻繁的嚴峻局面，我們及時收集整理轉發相關案例，認真組織員工學習上級行下發的各種文件、通報、通知、案例剖析，組織員工進行分析，針對我行自身的防范工作查找隱患，完善防范措施。
對前臺網點的防范技能教育，主要側重學習相關規章制度和基本防范技能，掌握正確的操作規范和程序以及發生緊急情況的應急處置措施分工、動作要領，各種自衛武器、報警監控裝置的操作使用等。使員工較熟練地掌握了突發性事件及遇險的應急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全員安全防范的能力。
二、加強防護設施建設，夯實技防物防基礎
防護設施建設對抵御盜竊、搶劫等不法侵害案件的發生起著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我行在注重抓全員防范意識教育培訓的同時，十分注重抓好防護設施建設，保證所有營業場所有靈敏可靠、嚴密完善的技防、物防設施。
第3篇：銀行安全總結范文
1.引言
在醫療過程中，患者疾病和醫療行為的信息會形成關于患者的身體特征、健康狀況的客觀記錄。這些記錄既包括患者身體特征記錄、診斷記錄以及其他和健康相關的情況，還包括這些情況蘊涵的其他關鍵信息。患者的關鍵信息因診療服務需要被醫療機構以及醫護人員合法獲悉，而不希望他人也知悉的個人情況，即患者的隱私，通常包括：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家庭地址、聯系方式、既往史等。
患者的診療信息通過數據交換或者是其他的途徑，會出現在因特網或者內部網絡環境中，在數據交換的路徑中，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數據安全保障機制來防止數據的泄露。
2.問題提出
目前區域衛生信息平臺一部分作用是數據中轉以及全程健康檔案的管理。隨著區域的發展以及應用的加深，區域平臺將會在數據協同以及服務協同領域發揮其重要作用。隨著數據協同等多方面的應用加深，對數據安全以及數據隱私的要求會比現階段更加迫切。眾多省級平臺的建設方案中，已將該點作為重點內容進行建設。目前區域平臺主要將先進的業務理念作為亮點，而較忽略隱藏在業務之下的保障體系，如安全和隱私。如果有一個較為系統及全面的保障體系，能夠在協同的各個步驟進行無縫的嵌入，保證數據協同的安全。先進的業務加完備的保障體系，是否能夠將區域平臺提高一個層次呢?而現今區域衛生信息平臺又是如何建立該體系的呢?
3.問題分析
根據前面提出的問題，我們開始分析。區域衛生信息平臺中協同與共享都屬于數據的協同，協同的步驟簡單可概括為發起請求-數據傳入-請求驗證-生成數據-數據返回-結束請求。在這幾個步驟當中，又可以簡要概括為數據傳輸、身份認證、請求審計、數據生成(數據隱私動作)等。
下面，我們圍繞著上述幾個大點開始建立安全與隱私體系。
4.安全體系設計
目前，區域衛生信息平臺的安全保護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
1) 數據傳輸加密
傳輸過程采用高強度基于1024bit的公鑰/私鑰加密機制保證網絡傳輸的安全(基于銀行支付的安全標準)。公鑰-私鑰對由衛生管理機構統一發放，并且周期性更新，加密算法采用RSA標準算法。如果數據在傳輸過程中被惡意截取，因為沒有密鑰也無法解密查看傳輸的內容，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證市民數據的安全。
為了保證加密的效率，系統采用數字信封技術來實現，既保證了網絡的安全傳輸，又保證了加密效率。
4.1.1 數據上行過程
a) 首先獲取隨機DES鑰匙，采用DES算法對傳輸內容加密，然后醫療機構采用衛生管理機構公布的公鑰把DES鑰匙進行加密形成數字信封，最后把密文和數字信封通過網絡傳輸到衛生管理機構。
b) 衛生管理機構收到加密數據包后，使用自己的私鑰(私鑰存儲在衛生廳本地，不在網絡上傳輸)采用RSA算法對信封解密獲取DES鑰匙，然后采用DES算法對加密包解密，獲取原始數據內容，保存至數據庫。
4.1.2 數據下行過程
a) 醫療機構(第三方系統)(下稱請求方)發起服務請求。
b) 衛生管理機構接收到請求后從數據庫查找對應的數據內容，采用DES算法對數據進行加密，然后獲取請求方的公鑰，采用RSA算法把DES鑰匙加密形成數字信封，一起和加密內容發送給請求方。
c) 請求方獲取到加密包后，使用自己的私鑰和RSA算法對數字信封解密獲取DES鑰匙，然后采用DES算法對加密包解密，查看數據原始內容。
2) 身份認證與權限控制
4.2.1 主體身份認證
確保每個用戶必須具有唯一的身份標識和唯一的身份鑒別信息，確保來源合法。當請求方偽造時，系統可以主動的鑒別出，并積極拒絕。
4.2.2 操作權限控制
操作權限是基于應用層次的權限控制，在用戶使用應用系統當中，不同角色的個體有著不同的操作權限，比如登錄、新增、刪除、修改、導出等，對個體進行授權后，只能操作有權限的動作。
4.2.3 數據權限控制
數據權限基于全方位的數據結構，將已有的關系型數據庫維護到系統當中(元數據)。對數據進行分割，將數據區塊按需要分發給用戶，用戶在獲取之前被數據權限攔截器進行攔截，查看到的數據是其有權限查看的那部分。
3) 審計日志
審計日志是在應用層次的審計操作，對用戶在使用應用系統中的的行為進行收集、統計、分析，對出現或者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進行提醒，并為事后的責任問題提供支持。
4.3.1 行為審計記錄
平臺主要記錄每個業務用戶的關鍵操作，如用戶登錄、退出、批量導出數據等關鍵行為。審計記錄一般包括事件的日期，事件，類型，主體，結果等相關內容。為了減少資源的消耗，審計日志一般保留半年。
4.3.2 對安全信息的統計分析
通過對海量審計記錄的分析，通過建立多維度，多條件的分析模型，對用戶的關鍵操作進行關聯分析，并得出各類數據報表，便于運維人員從多角度進行監控
5.隱私體系設計
隱私設計體系基于元數據，對最小粒度的個體進行隱私設置，通過隱私規則執行引擎進行處理后，得到經過隱理的數據。
1) 隱私規則定義
隱私規則定制了平臺內資源的隱私程度級別和形式。其中隱私規則包含了對平臺資源數據的模糊、隱藏、替換、過濾操作、匿名的規則管理。平臺可以根據實際應用場景，配置規則，對資源進行隱理，對查詢數據的進行過濾，或者對查詢字段的模糊處理，如用戶身份證等進行部分替換“*”處理。
2) 隱私規則分配
隱私規則創建完后，需要對規則進行一個有效的分配，才能使其得到一個有效的利用。隱私保護規則創建完后，一般情況下，將規則分配給用戶，用戶在請求數據時，經過隱私規則執行引擎進行模糊操作，最終出來的數據即為隱私后的數據。
3) 隱私規則執行引擎
隱私規則執行器，是對分配的隱私規則進行一個有效執行的核心攔截處理部件。平臺對外提供的服務都會經過隱私規則執行器，自動識別隱私保護規則，返回或者共享的數據是經過隱私設定的數據。
數據的隱私操作為數據密集型計算，隱私規則執行器需要有良好的計算能力，作為平臺不可或缺的組件，采用分布式服務的理念進行設計，在用戶發起一次隱私計算時，通過分發器均勻分發給隱私執行引擎，再由合并算法進行隱私合并，最終形成一份完整的隱私數據。
6.總結
便捷與安全總是處在兩個對立面，一味的追求便捷與高效是偏激的，信息安全和隱私是這個時代不可避免的威脅，解決這個威脅，不是在單方面有著完備的解決方案就可以解決的，作為數據傳輸的載體，需建立長期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機制，制定信息安全關鍵技術和重點產品目錄，以保證數據在系統內流轉的安全。
第4篇：銀行安全總結范文
0引言
隨著光纖寬帶、移動電話、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通信服務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伴隨社會的信息化推進，通信技術也得到了快速發展。通信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近年來，伴隨著互聯網技術在全球迅猛發展，信息化給人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然而，同時我們也正受到日益嚴重的來自網絡的安全威脅，比如黑客攻擊、重要信息被盜等，網絡安全事件頻發，給人們的財產和精神帶來很大損失。但是，在世界范圍內，黑客活動越來越猖狂，黑客攻擊者無孔不入，對信息系統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危害。除此之外，互聯網上黑客網站還在不斷增加，這就給黑客更多的學習攻擊的信息，在黑客網站上，學習黑客技術、獲得黑客攻擊工具變得輕而易舉，更是加大了對互聯網的威脅。如何才能保障信息系統的信息安全，怎樣才能確保網絡信息的安全性，尤其是網絡上重要的數據的安全性。
在通信領域，信息安全尤為重要，它是通信安全的重要環節。在通信組織運作時，信息安全是維護通信安全的重要內容。通信涉及到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小到人與人之間聯系的紐帶，大到國與國之間的信息交流。因此，研究信息安全和防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通信運用中加強信息安全和防護的必要性
1.1搞好信息安全防護是確保國家安全的重要前提
眾所周知，未來的社會是信息化的社會，網絡空間的爭奪尤其激烈。信息化成為國家之間競爭的焦點，如果信息安全防護工作跟不上，一個國家可能面臨信息被竊、網絡被毀、指揮系統癱瘓、制信息權喪失的嚴重后果。因此，信息安全防護不僅是未來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而且將作為交戰雙方信息攻防的重要手段，貫穿戰爭的全過程。一旦信息安全出現問題，可能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癱瘓，戰爭和軍事領域是這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也不例外。信息安全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關系到世界的安定和平。比如，美國加利弗尼亞州銀行協會的曾經發出一份報告，稱如果該銀行的數據庫系統遭到網絡“黑客”的破壞，造成的后果將是致命的，3天就會影響加州的經濟，5天就能波及全美經濟，7天會使全世界經濟遭受損失。鑒于信息安全如此重要，美國國家委員會早在2000年初的《國家安全戰備報告》里就強調：執行國家安全政策時把信息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俄羅斯于2000年通過的《國家信息安全學說》，第一次把信息安全擺在戰略地位。并從理論和時間中加強信息安全的防護。近年來，我國也越來越重視信息安全問題，相關的研究層出不窮，為我國信息安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2我國信息安全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
信息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體現在軍事信息安全上，同時也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當今社會，由于國家活動對信息和信息網絡的依賴性越來越大，所以一旦信息系統遭到破壞，就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能源供應的中斷、經濟活動的癱瘓、國防力量的削弱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其后果不堪設想。由于我國信息化起步較晚，目前信息化系統大多數還處在“不設防’，的狀態下，國防信息安全的形勢十分嚴峻。具體體現在以卜幾個方面：首先，全社會對信息安全的認識還比較模糊。很多人對信息安全缺乏足夠的了解，對因忽視信息安全而可能造成的重大危害還認識不足，信息安全觀念還十分淡薄。因此，在研究開發信息系統過程中對信息安全問題不夠重視，許多應用系統處在不設防狀態，具有極大的風險性和危險性。其次，我國的信息化系統還嚴重依賴大量的信息技術及設備極有可能對我國信息系統埋下不安全的隱患。無論是在計算機硬件上，還是在計算機軟件上，我國信息化系統的國產率還較低，而在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的過程中，又缺乏必要的信息安全檢測和改造。再次，在軍事領域，通過網絡泄密的事故屢有發生，敵對勢力“黑客”攻擊對我軍事信息安全危害極大。最后，我國國家信息安全防護管理機構缺乏權威，協調不夠，對信息系統的監督管理還不夠有力。各信息系統條塊分割、相互隔離，管理混亂，缺乏與信息化進程相一致的國家信息安全總體規劃，妨礙了信息安全管理的方針、原則和國家有關法規的貫徹執行。
二、通信中存在的信息安全問題
2.1信息網絡安全意識有待加強
我國的信息在傳輸的過程中，特別是軍事信息，由于存在擴散和較為敏感的特征，有的人利用了這一特點采取種種手段截獲信息，以便了解和掌握對方的新措施。更有甚者，在信息網絡運行管理和使用中，更多的是考慮效益、速度和便捷。而把安全、保密等置之度外。因此，我們更要深層次地加強網絡安全方面的觀念，認識到信息安全防護工作不僅僅是操作人員的“專利”，它更需要所有相關人員來共同防護。
2.2信息網絡安全核心技術貧乏
目前，我國在信息安全技術領域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少采用的基礎硬件操作系統和數據庫等系統軟件大部分依賴國外產品。有些設備更是拿來就用，忽略了一定的安全隱患。技術上的落后，使得設備受制于人。因此，我們要加大對信息網絡安全關鍵技術的研發，避免出現信息泄露的“后門”。
2.3信息網絡安全防護體系不完善
防護體系是系統頂層設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保證各系統之間可集成、可互操作的關鍵。以前信息網絡安全防護主要是進行一對一的攻防，技術單一。現代化的信息網絡安全防護體系已經成為一個規模龐大、技術復雜、獨具特色的重要信息子系統，并擔負著網絡攻防對抗的重任。因此，現代化信息網絡安全防護體系的建立應具有多效地安全防護機制、安全防護服務和相應的安全防護管理措施等內容。
2.4信息網絡安全管理人才缺乏
高級系統管理人才缺乏，已成為影響我軍信息網絡安全防護的因素之一。信息網絡安全管理人才不僅要精通計算機網絡技術，還要熟悉安全技術。既要具有豐富的網絡工程建設經驗，又要具備管理知識。顯然，加大信息安全人才的培養任重而道遠。
三、通信組織運用中的網絡安全防護
網絡安全是通信系統安全的重要環節。保障通信組織的安全主要是保障網絡安全。網絡安全備受關注，如何防范病毒入侵、保護信息安全是人們關心的問題，筆者總結了幾點常用的防范措施，遵循這些措施可以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進而降低通信組織中信息安全事故發生的概率。
3.1數據備份
對重要信息資料要及時備份，或預存影像資料，保證資料的安全和完整。設置口令，定期更換，以防止人為因素導致重要資料的泄露和丟失。利用鏡像技術，在磁盤子系統中有兩個系統進行同樣的工作，當其中一個系統故障時，另一個系統仍然能正常工作。加密對網絡通信加密，以防止網絡被竊聽和截取，尤其是絕密文件更要加密處理，并定期更換密碼。另外，文件廢棄處理時對重要文件粉碎處理，并確保文件不可識別。
3.2防治病毒
保障信息系統安全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病毒防治。安裝殺毒軟件，定期檢查病毒。嚴格檢查引入的軟盤或下載的軟件和文檔的安全性，保證在使用前對軟盤進行病毒檢查，殺毒軟件應及時更新版本。一旦發現正在流行的病毒，要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保障信息資料的安全。
3.3提高物理安全
物理安全是保障網絡和信息系統安全的基本保障，機房的安全尤為重要，要嚴格監管機房人員的出入，堅決執行出入管理制度，對機房工作人員要嚴格審查，做到專人專職、專職專責。另外，可以在機房安裝許多裝置以確保計算機和計算機設備的安全，例如用高強度電纜在計算機的機箱穿過。但是，所有其他裝置的安裝，都要確保不損害或者妨礙計算機的操作。
3.4安裝補丁軟件
為避免人為因素(如黑客攻擊)對計算機造成威脅，要及時安裝各種安全補丁程序，不要給入侵者以可乘之機。一旦系統存在安全漏洞，將會迅速傳播，若不及時修正，可能導致無法預料的結果。為了保障系統的安全運行，可以及時關注一些大公司的網站上的系統安全漏洞說明，根據其附有的解決方法，及時安裝補丁軟件。用戶可以經常訪問這些站點以獲取有用的信息。
3.5構筑防火墻
構筑系統防火墻是一種很有效的防御措施。防火墻是有經驗豐富的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的，能阻止一般性病毒入侵系統。防火墻的不足之處是很難防止來自內部的攻擊，也不能阻止惡意代碼的入侵，如病毒和特洛伊木馬。
四、加強通信運用中的信息安全與防護的幾點建議
為了應付信息安全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我們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加強國防信息安全建設。
4.1要加強宣傳教育，切實增強全民的國防信息安全意識
在全社會范圍內普及信息安全知識，樹立敵情觀念、紀律觀念和法制觀念，強化社會各界的信息安全意識，營造一個良好的信息安全防護環境。各級領導要充分認識自己在信息安全防護工作中的重大責仟‘一方而要經常分析新形勢卜信息安全工作形勢，自覺針對存在的薄弱環節，采取各種措施，把這項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要結合工作實際，進行以安全防護知識、理論、技術以及有關法規為內容的自我學習和教育。
4.2要建立完備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規
信息安全需要建立完備的法律法規保護。自國家《保密法》頒布實施以來，我國先后制定和頒布了《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計算機信息系統國際聯網保密管理規定》、《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專用產品檢測和銷售許可證管理辦法》、《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專用產品分類原則》、《金融機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工作暫行規定》等一系列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但從整體上看，我國信息安全法規建設尚處在起步階段，層次不高，具備完整性、適用性和針對性的信息安全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我們應當加快信息安全有關法律法規的研究，及早建立我國信息安全法律法規體系。
4.3要加強信息管理
要成立國家信息安全機構，研究確立國家信息安全的重大決策，制定和國家信息安全政策。在此基礎上，成立地方各部門的信息安全管理機構，建立相應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對其所屬地區和部門內的信息安全實行統一管理。
4.4要加強信息安全技術開發，提高信息安全防護技術水平
沒有先進、有效的信息安全技術，國家信息安全就是一句空話。因此，我們必須借鑒國外先進技術，自主進行信息安全關鍵技術的研發和運用。大力發展防火墻技術，開發出高度安全性、高度透明性和高度網絡化的國產自主知識產權的防火墻。積極發展計算機網絡病毒防治技術，加強計算機網絡安全管理，為保護國家信息安全打卜一個良好的基礎。
4.5加強計算機系統網絡風險的防范加強網絡安全防范是風險防范的重要環節
首先，可以采取更新技術、更新設備的方式。并且要加強工作人員風險意識，加大網絡安全教育的投入。其次，重要數據和信息要及時備份，也可采用影像技術提高資料的完整性。第三，及時更新殺毒軟件版本，殺毒軟件可將部分病毒拒之門外，殺毒軟件更新提高了防御病毒攻擊的能力。第五，對重要信息采取加密技術，密碼設置應包含數字、字母和其他字符。加密處理可以防止內部信息在網絡上被非授權用戶攔截。第六，嚴格執行權限控制，做好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三分技術，七分管理”，可見信息安全管理在預防風險時的重要性，只有加強監管和管理，才能使信息安全更上一個臺階。
4.6建立和完善計算機系統風險防范的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防范風險的制度是預防風險的基礎，是進行信息安全管理和防護的標準。首先，要高度重視安全問題。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攻擊者的攻擊手段也在不斷進化，面對高智商的入侵者，我們必須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研究和防范風險。在研究安全技術和防范風險的策略時，可以借鑒國外相關研究，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他們信息技術起步早，風險評估研究也很成熟，我們可以借鑒他們的管理措施，結合我們的實際，應用到風險防范中，形成風險管理制度，嚴格執行。
其次，應當設立信息安全管理的專門機構，并配備專業技術人才，選拔防范風險的技術骨干，開展對信息安全技術的研究，對系統弱點進行風險評估，及時采取補救措施。完善信息安全措施，并落實到信息安全管理中去。
五、結論
通信在生活中有著廣泛的應用，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構建安全的通信系統是進行通信組織運用中信息安全防護的前提。通信系統網絡安全防護體系應以一個良好的安全策略為起點，建立在安全的網絡中，保障通信系統的安全，維護信息安全。
第5篇：銀行安全總結范文
關鍵詞：農村飲水安全建設；經營管理模式；建設經驗；會澤縣
中圖分類號：F323.2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35-0038-02
一、會澤縣農村飲水安全建設概況
會澤縣地處長江流域金沙江水系，是云南省國家重點扶持的73個貧困縣之一，為革命老區。全縣國土面積5 854平方千米，山區面積占95.7%，壩區面積占4.3%。最高海拔4 017.3米，最低海拔695米，集深山區、石漠化區、冷晾地區、干熱河谷地區于一體，具有特殊的地形、地質、地貌，地理條件差異大。全縣水資源總量24.64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2.38億立方米，占50.3%，地下水12.26億立方米，占49.7%，人均水資源量2 632立方米。至2010年底，已開發利用水資源7.85億立方米，占水資源總量的31.86%。會澤縣核定不安全飲水人口36.01萬人，其中，水質不安全21.14萬人，水源保證率不達標14.87萬人。自農村飲水安全項目2006年9月實施以來，截至2010年底，全縣共投資建設資金8 875.61萬元，建設集鎮供水工程213件、凈水廠12座、管引工程917件、集雨水窖721件，安裝管道4 351.47公里，解決了19.7131萬人、21.1389萬頭（只）牲畜的安全飲用水問題。目前，飲水不安全人口仍有16.2969萬人，不安全人口涉及21個鄉鎮297個行政村，占農村總人口的19.3%。通過健全建設機制和各方支持，預計到2015年可順利完成全縣農村飲水安全建設任務。
二、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技術措施
（一）水資源論證[1]
水資源論證是落實以水定產、以水定發展規模、以水選擇項目的具體措施，不僅需要技術部門進行勘察、調查、走訪，還需要公眾參與，增加合理化建議。常流水類型中的孔隙水、巖溶水、裂隙水采用管引、溝渠工程，集雨類型采用塘、壩、水窖（柜）工程。考慮生態需水安全，普遍觀點認為，生態需水應不低于區域水資源總量的40%，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對水資源的需求具有時段性，僅取用部分水資源，對生態安全不會造成威脅，能滿足水資源承載能力。
（二）確定用水定額
確定用水定額，以規范用水，合理進行水資源配置、調度，引導群眾提高用水效益，進而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即“以供定需”和“以需定供”的對立與統一。用水定額微觀上以家庭為單位，宏觀上以地區為單位，以現有人口為基數，考慮人口自然增長率、牲畜養殖能力、工農業發展預測方面，需體現因地（時）制宜、以供定需、公平和效益相統一、與時俱進的原則，形成本地區特定條件下的用水定額體系。所以規范、標準要求定額并不一定適用，原因是要考慮水資源的客觀實際，以解決農村生產生活用水安全為出發點和以保障民生為落腳點。常流水取水工程水量充足，需水與取水大致均衡，避免水資源配置不合理，造成局部水資源失調和以工程投資增大，需水大于水源水量。但需強調嚴格的配水方案。集雨工程蓄水與用水大致相等。
（三）管引工程和集雨工程的應用
1. 管引工程
（1）正確選擇輸水管材。塑管在會澤縣得到大量推廣和應用，因為具有良好的衛生性能、無結垢層、耐腐蝕性強、使用壽命長、耐沖擊性好、連接性能可靠、施工性能良好、管道阻力小（PP-R管糙率僅為0.007）等特點。高水頭、巖漠化地區，選擇鍍鋅鋼管，且少用明管鋪設。在工程造價上，優先選用塑管，其次采用鍍鋅鋼管。近年來，會澤縣塑管使用量約占80%。
（2）正確選擇管徑。通過水力計算，正確選擇管徑，以實現水量管理、水資源配置與投資控制。管徑選擇大則投資增大，造成浪費，水資源利用率低。管徑選擇小則出流小，達不到用水要求，不能充分發揮工程效益。
（3）輸水管阻水。由于地形的限制，管線布置會出現連續“駝峰”，常造成氣壓阻水，需要在駝峰處設置排氣閥，采用三通接頭或排氣閥排氣。盡量避免高水頭處開口減少整管壓力，造成尾段出流小或不出流，影響尾段供水。埋深均應大于70厘米，使其不易破壞。安裝采取分段安裝、分段隔離和分段沖洗，克服阻水現象或把阻水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過流順暢，檢修方便。
（4）調壓水箱的應用。由于居住環境地勢高差不等造成，一是高處無水低處有水現象，存在用水時間差，不能自由用水；二是分配水管徑單一，難于實施變徑安裝，造成用水不均；三是水頭高，有摻氣現象。采用“調壓水箱”來解決以上問題，其優點是防止產生水柱分離、均衡分配水量、降低壓力、延長水嘴使用壽命。
2.集雨工程[2]
（1）工程選址。正確的選址可避開污染源、防止水退化、實現重力供水和節約投資，充分發揮水資源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工程選址盡可能利用自然溝、沖溝、自然坡面作為集流場，蓄水工程高于住址位置。集流場遠離耕地、畜禽活動場所，或者直接用屋面作集流場。自然溝、沖溝集流場面積大，蓄水能夠多次交換、對流，對防止水質退化極為有利。坡面集流場其坡度300～600，且面積應適當大些或是作硬化處理，以保證有足夠的徑流積蓄和水量交換。屋面集流場面積有限，但水質污染小。蓄水就近于住址，以縮短輸水長度。選址不當，則因蓄水補給、水質處理等間接費用急劇增加，單從塑料薄膜集雨防污角度看，塑料易老化，更換次數多，得不償失。
（2）完善工程使用功能。完善工程使用功能可延長蓄水保質期、消除安全隱患、節約勞力、減輕婦女兒童勞動強度、用水方便。自然溝、沖溝、坡面作集流場需建設沉淀、過濾設備，水池需設立排沙（排水）管和安裝一定距離的輸水管，工程投資相對較高，但水體透明無異味，且使用方便。實現重力供水，避免使用機械設備和能源消耗，充分體現經濟性、實用性和高效性。利用屋檐水積蓄的水窖，采取適當重量的井蓋密封和保證防滲嚴密，確保小孩、畜禽安全和生活污水、異物、昆蟲不滲（進）入水窖。利用屋檐水存儲的水柜，完善給排水措施，水柜嚴密、恒溫，水體避光，嚴禁陽光爆曬。
三、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保障措施
（一）會澤縣各級政府積極推動飲水安全工程，加強組織保障和制度建設
為加強組織領導、健全機構、搞好協作，政府發揮了主導、引導和指導的作用。由縣政府牽頭，成立了水利、發改、財政、扶貧、衛生、國土、農業、林業等部門聯合組成的會澤縣農村飲水安全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各部門協作有力，負責組織協調項目實施。縣委、人大、政府、政協等部門抽調人員組成督察組，形成以部門協作為動力，以鄉鎮政府為責任主體，以村委會為實施單位，以農戶為實施單元的工作格局。建立財政資金辦水績效評價機制，把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收益指標納入地方政府績效量化考核，強化群眾利益指標，提升政府各服務部門的服務職能和約束力，完善相關部門決策支撐系統，加強能力建設，增強服務職能。建立群眾參與驗收制、工程回訪制度和工程質量追究制度，作為項目建設的保障。通過群眾自我監督和對他監督，強化建設工程質量，確保工程長期發揮效益；建立可操作的工程運行管護體制是工程驗收的核心內容，確保工程正常運行；總結項目得失與責任追究，加強技術儲備與改進，增強責任心，提高群眾滿意率。對工程技術人員落實了包技術、包質量、包效益的“三包”責任制，督察組對項目實行查進度、查質量、查技術服務到位情況、查資金的“四查”制度。
（二）創新建設機制，激發群眾建設熱情
農村飲水安全建設需要廣泛宣傳和充分發動群眾集資和投工投料，正確處理和引導農民群眾建設與減輕負擔的關系，使群眾自愿建設。為確保工程項目順利建設，會澤縣在農村飲水安全建設中成功應用在“長治”工程建設中實踐總結的“三項建設機制”（群眾投工承諾制，群眾參與規劃制，工程建設公示制），激發群眾建設熱情。“三項建設機制”是取消“兩工”的突破口，沿襲和繼承了“民辦公助”和村級“一事一議”籌資投勞政策，拓寬投資渠道，解決投入缺位的互補關系。其核心問題是解決了對群眾賦權本質，群眾有決策權、實施權、管理權。實踐證明，“五小”水利工程是解決山區、半山區農村飲水安全建設的普遍工程措施，雖點多面廣，但技術簡單，資金和勞力投入較少，而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力，通過國家扶持給予必要的材料和費用，群眾自愿投工建設，可加快農村安全飲水建設進程。
（三）創新資金構成模式，破解地方配套資金難題
國家公共財政對農村飲水安全建設資金投入占主導地位，地方財政按比例分攤，受益戶自籌，即資金的“三點”（國家出一點，地方配套一點，群眾自籌一點）構成模式，但市縣級配套資金缺口大，構建了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農村飲水安全建設工作機制，破解地方配套資金難題。
1.政策措施
認真貫徹落實關于水利水電工程建安營業稅征收后，由財政專項安排作為地方配套資金投入水利建設，將征收的水利水電工程建安營業稅全額用于水利工程建設，以解決地方配套資金困難的難題；從征收的水資源費、水土保持費（兩費）中每年按排20％～30%左右的資金，專項用于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地方配套；由縣政府財政承保向金融機構貸款，貼息補助，解決水利工程地方配套資金問題；通過政府引導發放小額信貸資金，支持農村飲水安全建設。
2.整合支農資金，提高資金利用效率
遵循“資金性質不變、管理渠道不變，各投其資、統籌使用、形成合力”的支農資金整合原則，嚴格建設內容的約束性和嚴肅性。支農資金分散在多個部門、多個渠道，如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含國債投資）、農業綜合開發資金、以工代賑資金、財政扶貧資金和財政部門直接安排支持農村生產、扶持農村產業化、農村小型公益設施建設資金等集中起來，加強支農資金的整合，做到統一規劃，統籌安排，統一補助標準，加強監管，充分發揮資金的“加總效應”和使用效率。設立專戶、專款專用的項目資金管理，減少中間環節，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3.推進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產權制度改革，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步伐
農村飲水安全建設具有長期投入的特性，2005年1月1日建立了會澤縣水利建設基金，專戶管理。根據普遍調查結果，富裕或相對富裕地區，飲水安全投入占經濟總收入的2%~5%，而籌資適度的把握一般不高于人均純收入的1%；2007年10月15日成立會澤縣成源水利開發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48萬元，在國有資產性質不變的前提下，鼓勵經營性投資者參與農村飲水安全建設，組建經營性的法人實體，由經營性實體融資解決地方配套資金；以高于銀行同期貸款的利率，進行村辦、戶辦、聯辦形式的民間集資，堅持“量力、適度、自愿、有償”的原則。
（四）建立項目前期經費投入機制，提供技術支撐
會澤縣高度重視農村安全飲水項目儲備工作，建立前期工作經費管理機制，縣政府將農村安全飲水工程前期工作經費納入地方財政年度預算，形成長期穩定的投入機制，保證規劃和項目前期工作順利進行，做到科學規劃，為科學建設、科學管理、科學發展奠定基礎，發揮規劃的決策和指導作用。嚴格水資源論證，落實以水定產，以水定發展規模，以水選擇項目，采用管引、溝渠、塘、壩、水窖（柜）工程蓄水和供水。以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為基礎，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尊重地帶性規律和地質地形類型、經濟承受能力進行規劃，選好水源、選好工程型式、確定合理規模，符合因地制宜、安全可靠、切實可行、經濟合理的原則，充分體現經濟性、實用性和高效性。通過新建骨干蓄水工程和山區“五小”（小壩塘、小水池、小水窖、小水溝、小泵站）水利工程進行水資源配置和增大水資源蓄積量，發揮水資源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把“庫、塘、渠、窖、井”串、并聯起來，達到“散水集用、小水大用、豐水枯用”的目的。
參考文獻：
第6篇：銀行安全總結范文
關鍵詞：質量狀況；消費者感知；觀測模型；實證分析
一、引言
中國質量舉世關注，特別是隨著近年來一些影響惡劣的質量安全事件如三鹿奶粉、皮革膠囊等被媒體曝光以后，人們對于中國的質量產生種種恐懼和憂慮，甚至認為中國的質量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岌岌可危的狀態，國內外的媒體對于中國質量幾乎是罵聲一片。但是與這些事件同時發生的現象是，中國在2011年成為世界最大的產品出口國，且主要的出口國是歐盟、美國、日本等質量標準較高的發達國家，同時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在近十年間提高了3.43歲（國家統計局，2011）。如果說中國質量如此之糟糕，其產品又如何打入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市場，又是如何讓國民的預期壽命穩步提升呢？這表明，人們對于中國質量的認識與中國質量的事實之間是存在較大差距的，這種偏差容易導致全社會對于質量的憂慮和恐懼。對于質量的評價“不僅關系到普通消費者日常的消費選擇，進而影響我國的內需水平，并且關系到我國的國際形象的重要戰略問題”（程虹，2011），因而我國急需對宏觀質量進行一個連續的、全面的和科學的評價，這種評價既要客觀地呈現我國質量發展中所出現的問題，又要能夠真實反映我國質量所取得的進步。
質量觀測最重要的就是要對質量現象進行科學的觀察。著名經濟學家曼昆認為“科學的本質是科學方法――冷靜地建立并檢驗有關世界如何運行的各種理論”，科學的方法就是“觀察、理論和進一步觀察”（曼昆，2011）。對現象的觀察是任何科學研究的起點，而對現象的研究又必須要基于數據的研究，當今時代已經進入到“大數據”時代，數據及其所承載的信息成為最寶貴的信息資源。大數據時代強調的是“是什么”，而不是“為什么”（舍恩伯格等，2012），只有掌握大量數據才能對現狀進行研判和預測，對于質量的評價同樣也需要“大數據”，建立基于定量數據的評價是認識宏觀質量現象的基礎。
目前對于我國總體質量評價的數據或報告十分豐富，如質量監督部門基于產品檢驗數據而的產品質量分析報告，消費者協會基于消費者投訴數據而形成的消費者質量報告，有關部門制造業的質量競爭力測評指數，各類社會組織的質量評價報告（如大學排名、城市生活質量排名等）。但就目前的現狀來說，還沒有基于第三方調查的、定量的、年度連續的總體質量評價數據。
基于此，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從2012年開始，開展全國性的宏觀質量評價的調查活動。該調查的目的就是要為我國的宏觀質量評價提供定量的年度分析數據支撐。本文就是基于該數據而對中國質量的現狀進行總體評價。
本文余下的內容包含四個部分：第二部分是回顧已有的宏觀質量評價文獻，同時提出本文的理論基礎；第三部分是具體的評價方法、模型建構與數據解釋；第四部分是基于2012年質量觀測調查數據所反映的中國質量現狀；第五部分是基于質量觀測中所反映的問題提出的具體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本文所研究的宏觀質量是一個國家或區域總體質量現象，即一個國家或區域內，關鍵質量領域的構成，以及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總體質量的發展水平，不僅是具體的微觀質量現象的加總，還包括“在一個區域內，所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重大質量狀況，比如，不同國家總體質量的基本特征和競爭優勢”（程虹，2009）。圍繞著宏觀質量的度量與評價這一主題，國內外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獻。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發展中的質量評價
宏觀質量評價最早可追溯到對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綜合質量評價，其含義較為寬泛，但也包含了宏觀質量評價的基本思想與方法。聯合國每年的HDI實際上也是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質量總體評價，其包含了經濟發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預期壽命等三個方面的評價指標，其每年的各國HDI指數及其排名，成為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與此類似的指數有OECD幸福指數，其指標包含住房、收入、工作、社區、教育、公民參與、健康、生活滿意度、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等多個方面的衡量（OECD，2012）。不丹的國民幸福評價體系（尤拉，2011），以及英國的國內發展指數MDP，這些評價雖然沒有直接地以質量評價為題，實際上也是對宏觀質量的綜合評價，強調的是經濟社會的發展結果能否最大限度上滿足人們的需要。我國也基于這些評價方法進行了一些嘗試，如廣東地區率先了幸福指數，其包含了經濟、社會、環境、政府治理等多方面的指標。
（二）生活質量評價
宏觀質量的評價最重要的是對人的關注，生活質量的評價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一個地區宏觀質量狀況的體現。對生活質量的關注起源于GDP等經濟衡量指標不能滿足對整體社會福利評價的需求，因此生活質量主要強調人們福利的“非物質”指標。對生活質量的定義與度量有多種不同的指標體系，總體而言對生活質量的度量有兩種思路：一是客觀生活質量指標，包括預期壽命、受教育水平、享受醫療服務的水平等，即所謂的斯堪的納維亞方法；另一種是主觀生活質量評價方法，強調的是人們主觀報告的幸福感，即美國生活質量評價方法（Noll，2004；Easterlin，Angelescu，2009）。周長城（2006）從主觀層面構建了中國的生活質量指數，主要包含了工作狀況、休閑娛樂、家庭與社會生活、健康、物品與服務的購買與消費、自我發展、公共服務與公共政策等七個方面。Li & Wang（2011）從收入、消費、健康、科教、社會安全、污染處理率以及文化生活等七個方面評價了中國的主觀生活質量狀況。
（三）具體的宏觀質量評價
世界銀行專家托馬斯（2001）在《增長的質量》一書中，提出了評價一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方法，主要包含人類發展、收入增長和環境可持續性三個方面的評價；瑞士的洛桑管理學院每年推出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從制度、基礎設施和宏觀經濟穩定性等12個競爭力因素，對一國的整體質量水平進行定量的評價和排名；經濟學家Barro（2001）則從預期壽命、生育率、環境條件、收入不平等性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來指代一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方面。Bils & Klenow（2000）具體地提出度量產品質量的方法，其提出的一個測度模型是將單位產品價格的增長分解為質量增長部分和通貨膨脹部分（即普遍的物價上漲因素）。
我國的一些機構和學者也提出了具體地針對經濟社會質量的評價體系，如由國家統計局編寫的綠色GDP指數，主要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將GDP中減去環境成本而得到的能夠反映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經濟質量指數。牛文元（2011）從自然資本、社會資本和行政資本三個方面來評價GDP的質量。任保平、鈔小靜（2012）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主要從經濟的結構、穩定性以及生態環境代價等方面來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評價。由上海質量科學研究院提出的質量競爭力指數，是包含2個二級指標（質量水平和發展能力）、6個三級指標（標準與技術水平、質量管理水平、質量監督與檢驗水平、研發與技術改造能力、核心技術能力和市場適應能力）以及12個統計指標的一種反映制造業質量的指數。
（四）顧客滿意度評價
顧客滿意是指顧客對于產品或服務的評價，這種評價是顧客基于“感知質量”和“顧客預期”之間的比較（Fornell，1992）。顧客滿意度評價最早主要是用于公司或行業的分析，通過評價顧客滿意與產品質量的分析而獲得產品或服務提供的改進策略；后來顧客滿意度評價方法也被用于宏觀質量，如Fornell（1996）用結構方程的方法構建了美國顧客滿意度指數（ACSI），該指數最大的特點是強調總體評價（Overall Satisfaction），只有這樣才能對不同的行業進行比較和加總，與之類似的還有歐洲顧客滿意度指數（ECSI，Fornell，1998）。顧客滿意上升到宏觀質量評價指標以后，就被賦予更多的含義，被當成了一國經濟的晴雨表，被證實其與經濟發展速度有正相關的關系（Frank，Enkawa，2008），與股票價格有密切關系（Fornell，Mithas，Morgeson，et a1.，2008）。因此，顧客滿意度指數到后期越來越被賦予了宏觀質量評價的功能，也成為宏觀質量評價的主要方法。
（五）對已有文獻的幾點評論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發現，現有的研究中所包含的各類評價方法有不同的側重點，其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質量的評價也能夠從總體上反映人們生活不同方面的質量評價，雖然研究角度各異，但在方法上與發展方向上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與趨勢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越來越強調對人的關注。不管是宏觀質量還是生活質量評價，都以人的感受作為主要的評價對象。顧客滿意度評價直接是對消費者的心理感知的度量，各類宏觀經濟質量的評價指數，如HDI、HPI、MDP等都將人的發展放于核心地位，基于此，在進行評價時，越來越多的評價方法體系聚焦于從質量的感知者獲得評價數據。
第二，日益強調定量化分析。質量是一個與數量相對的概念，但是要對其加以研究，必須以某種定量的形式來呈現。早期的宏觀質量評價以定性分析為主，較少提供一個綜合性指數，而近來的宏觀質量評價日益強調定量化的指數方法。國家顧客滿意度指數是一個具體的量化指標，可以進行加總和比較，宏觀經濟中的質量評價指數的構建均有指數化指標。
第三，重視結構的分析。不管是早期的還是近期的，都比較強調對質量的結構分析。Gronroos（1984）將質量分為技術性質量和功能性質量；Fronell（1996）將質量分為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即硬質量和軟質量，認為這兩種質量內在含義與作用上都存在著差別。宏觀經濟質量評價則更加強調結構性分析，結構成為度量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如經濟增長質量中就將經濟結構評價直接作為評價指標之一（任保平，2011），同時與收入不平等相關的收入結構、與人的幸福評價相關的時間分配結構等也是MDP、HPI等宏觀質量評價指數的重要指標。
本文基于消費者獲得宏觀質量評價，是對已有研究方法的進一步延伸。同時也結合中國質量發展的實際，進行了一些改進，主要考慮到現有宏觀質量評價方法中仍存在著以下需進一步改進的問題：
其一，評價的內容或有所偏重，或過于寬泛，如質量競爭力指數主要是對于產品中的制造業領域的質量進行評價，而HDI以及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等則涵蓋了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一種內涵很廣的“大質量”，缺乏一定的邊界約束，與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質量相距較遠，其理論價值往往大于實際價值。
其二，現有的質量評價方法中并沒有主要以消費者作為評價主體。消費者作為質量的直接感受者，對質量最有發言權，而現有的質量評價方法中卻忽視了基于消費者來獲得質量信息，要么基于產品屬性的指標（如質量競爭力指數），要么基于宏觀經濟的統計數據（如經濟發展質量指數，GDP質量指數）等。這些數據很多是過程性指標，如質量競爭力指數中的新產品貨值率等，并不能直接地反映消費者對于質量的感受，因而其對于質量的評價也是間接的，這也是這些宏觀質量評價缺乏政策的直接導向性的原因。
其三，質量評價主要是基于二手的統計數據。消費者是最終的質量評價者也是質量評價的最終受益者，因而質量評價應主要基于消費者的評價。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消費者調查中獲得第一手的數據，而這正是現有的質量評價中所缺乏的。雖然現有的評價體系中強調對人的關注，但是在數據獲取時，較少直接利用基于消費者調查的數據，而是通過相關的數據指標來反映。
本文的質量評價方法從質量的基本定義出發，重新界定宏觀質量評價應有的內容和范疇，并基于質量安全治理的基本理論提出質量觀測的模型，彌補了已有的宏觀質量評價指標的缺陷。
三、評價方法、模型建構與數據解釋
（一）評價方法
質量是“一組固有特性滿足需求的能力”（ISO，2000）。因此對于質量的評價應主要從質量的承受者或者使用者來進行評價，而質量的承受者無疑是消費者或社會公眾。對于質量信息源的分析表明，基于消費者的質量相對于基于產品和企業的質量信息，無論是從其數量的廣泛性還是對于質量安全狀況的反映來說，都是最為有效的信息源（程虹、范寒冰、肖宇，2012）。基于消費者獲得質量評價的信息，可以縱向上反映宏觀質量的變化動態，也可以橫向上反映不同的產業、領域或區域之間的質量滿意度狀態，從而成為宏觀質量監管的公共政策實施的依據。
此外，本文的分析還強調了定量化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對于總體狀況的描述還是對于結構的分析，都基于定量化的可比較的數據。定量數據不僅可以為定性分析提供較為精確的分析基礎，而且可使得年度的質量發展水平的比較變得更加明晰。在此基礎上，通過統計回歸的方法進一步得到各要素間的相關性關系。
（二）模型建構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質量包含非常寬泛的內容，任何一個評價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應根據一定的理論來對評價的模型進行建構。本文所采用的基本理論是宏觀質量管理理論，該理論認為宏觀質量的基本狀態是質量安全與質量發展的統一（程虹、李丹丹、范寒冰，2011）。質量安全是指社會對于質量所能容忍的底線水平，即產品不能對消費者造成生理上的傷害。質量發展是指質量狀態不斷地進步與提升的過程，能夠在質量安全的基礎上更大程度上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對質量觀測模型的建構主要圍繞這兩個維度來展開，從與這兩個方面最相關的方面來構建質量觀測的模型。
要對區域宏觀質量進行總體評價，首先應得到關于區域質量的總體特征，其滿意度的總體得分如何，其全局性的質量安全風險狀況怎樣。這是任何一個質量評價的通常做法，如HDI最終得到的一個國家發展質量水平就需要有一個綜合性的得分，GDP質量指數也由GDP質量總得分和各分項的得分組成。本文對于總體特征的描述主要是從質量發展與質量安全兩個維度來進行，把握住了質量發展的水平以及質量安全的總體狀況，也就可以對一個地區的質量總體狀況有一個大概的判斷。
在總體特征之下，還應對質量的結構進行解析。結構決定了功能，區域質量作為一個整體也受到其結構的影響。在已有的質量評價文獻中，也非常強調對于結構的分析，如經濟增長質量中一般把對經濟結構（包含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投資消費結構等方面）的分析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認為結構對于整體的經濟增長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分析選取了質量發展的內部結構（即不同區域、不同領域之間的比例關系）以及軟硬結構（即質量發展的軟實力與硬實力的結構）兩個方面。質量發展的內部結構是質量評價中常規的做法，而軟硬結構的分析則是本文首次提出來的。
質量的發展離不開質量的制度設計。制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主體的行為，而制度創新也成為推動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質量管理制度的研究和評價，有利于找到質量發展的制度背景以及存在的制度問題。質量管理制度一般包含三個方面：一是監管機制。包括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質量的責任分擔機制，這是質量的基礎性制度。質量具有很強的市場屬性，因而市場在多大程度上對質量發展起作用以及企業的質量主體責任是否有效地承擔，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質量管理制度的成熟度。二是投入機制。質量還具有社會屬性，因為大量的質量服務具有公共物品性質，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公共投入，因而對投入機制的評價也是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三是信息機制。質量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政府作為質量信息的者之一，能否有效地質量信息，對于消費者的決策和質量的整體發展水平也非常重要。
最后，質量的發展與質量安全的治理是由質量主體的行為來實現的，質量主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三個方面。政府作為質量的監管者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是塑造質量制度的主體；企業是質量的直接提供者，其對于質量的責任直接決定了質量水平；消費者是質量的需求者，其質量素質（包括質量知識水平、質量維權的意識與能力等方面）決定了質量的需求水平，從而直接影響企業的質量行為。對于這三個質量主體的分析，是認識一個地區質量發展環境不可或缺的要素。
歸納起來，本文的質量評價模型如圖1所示。
（三）數據解釋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自于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編寫的《2012年中國質量發展觀測報告》。該報告是基于消費者的從質量滿意度、質量安全感受、質量公共服務以及消費者質量素質四個方面而進行的問卷調查，調查共有226個指標的數據，涵蓋了產品、工程、服務和環境等四大領域的質量狀況。質量觀測調查是基于宏觀質量分析的理論模型所建構的一個基本框架，它可以滿足多種不同的分析需求，本文基于這四個方面和四大領域的質量調查數據之間的相互關系，總結出關于中國總體質量的10個方面特征。質量發展與質量安全的總體狀況的評價分別來自于質量滿意度和質量安全感受的總體數據；對于結構的分析主要來自于質量滿意度中不同領域和不同區域的得分評價；對于制度的評價數據則主要來自于政府質量公共服務的調查，如對于政府監管效果、質量投入、信息有效性和渠道等方面的看法；對于質量主體的分析來源于質量公共服務中消費者對責任分擔的看法以及消費者質量素質的各項調查。本文所得到的關于中國質量現狀的10個方面完全基于宏觀質量觀測調查的四大領域。
四、實證分析
基于中國質量觀測調查的數據以及宏觀質量評價模型，本文得出了以下關于我國質量發展現狀最重要的10個方面。
（一）質量發展穩中有進
我國質量發展狀況是穩定的，并且在某些領域出現了較大的進步，總體上呈現出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
全國的質量滿意度總體得分為62.02分，同時產品、服務、工程和環境四大領域的單項質量滿意度得分均在60分以上，處于一個低于“較滿意”而高于“較不滿意”的區間。從統計數據上看，即使在當前公眾較不信任的乳制品領域，其滿意度也達到了62.65分，并沒有落入“不滿意”的區間范圍。
在調查的所有122個滿意度指標中（含產品、服務、工程和環境等四個領域），得分在60分以下的為28個，占22.95%，其余均為60分以上；在工程和環境質量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指標也占較低比例，其總得分及大多數指標均在60分以上（如表1）。
在消費者最不滿意的醫療服務中，主要是醫療價格這一項得分較低，對于醫療服務本身的質量包括硬件和軟件的評價均接近或超過了60分。在質量安全感受方面，60.88%的消費者認為質量安全風險的感受是介于“較高”和“較低”的“一般”狀態，沒有出現大范圍的對質量安全感到憂慮的情況。這都表明，我國的質量發展水平處于一個平穩的正常水平，沒有整體性地陷入“不滿意”的狀態。
在我國質量水平總體趨穩的同時，也在一些領域特別是工業產品制造領域出現了較大的進步。從觀測數據可以看到，我國的家用電器質量滿意度，不論是在總得分還是5個分項指標的得分（除熱水器以外）均超過了“較滿意”的底線水平70分，這表明我國在工業產品質量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
在調查的5項產品中，消費者愿意選擇國產產品的有2項（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國產與進口的選擇比例接近的有1項（家用電器），選擇進口比例超過國產的有2項（汽車和藥品）。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對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產品質量競爭，依然能夠在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兩大類商品中獲得更多消費者的信賴，表明我國的質量水平有了較大提升。
綜合以上事實，可以看到我國質量發展的總體狀況是穩中有進，雖然在水平上沒有達到“滿意”的層次，但也并沒有落入“不滿意”層次，在有些領域還取得了較大的進步。這是基于定量的調查數據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因此不應對中國質量持全盤否定的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質量取得了不斷的進步，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消費者的肯定。
（二）質量安全狀況總體平穩
質量觀測的數據表明，我國的質量安全形勢并沒有出現全局性的、系統性的不安全感，僅在部分領域內出現了一定的質量安全問題，消費者對質量安全的風險的認知相對地集中于食品和藥品等領域，質量安全狀況總體上是平穩的，其問題是局部性或結構性的。
調查數據顯示，60.88%的消費者“對于質量安全風險的感受”是介于“較低”和“較高”的中間水平，并且感受為“較好”的比例為22.68%，高出“較差”的比例約10個百分點；對于“質量安全事件的感受”，46.86%的消費者的選擇是介于“較少”和“較多”之間的“一般”水平，并且認為“較少”的比例為27.93%，高出“較多”的比例約10個百分點。
進一步地對消費者質量安全感受的回歸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果（見表2）。
從表2的結果可以看到，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對質量安全感受的評價均無顯著性影響。而戶口和受到過質量傷害兩個變量對于質量安全感受具有顯著性的影響。城市居民對于質量安全感受的評價要顯著高于農村居民，這表明我國的質量安全感受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受到過質量傷害對于質量安全感受具有顯著的負效應，表明質量傷害對于消費者會產生較強的心理效應，一旦受到實際的質量傷害可能會產生較強的負面質量安全心理感受。
消費者“在實際生活中受到質量傷害的比例”為13.41%（其中包括一些輕微的傷害），這一比例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么高。在調查的5項受質量傷害的公共設施中，質量傷害相對地集中于公共汽車（受到傷害的比例為9.22%）和電梯（受到傷害的比例為6.85%）這兩個領域，并且其統計還包括了一些較為輕微的傷害，實際較為嚴重的公共設施質量傷害比例是很低的。這一點從消費者受到質量傷害以后的處理方式就可以看到，有33%的消費者受到質量傷害以后是自己簡單處理，這間接地表明消費者所報告的質量傷害有相當的比例是并不嚴重的質量傷害。在人們對質量安全風險的感知中，幾乎絕大部分集中于食品和藥品，其風險值分別為88.27%和77.05%，日用消費者、家用電器、住房、公共交通、環境等領域均在40%以下。
這都表明，我國的消費者對于自己所生活的質量安全環境持基本信任的態度，對其總體評價并不是“不安全”的。雖然我國的質量安全狀況總體上并沒有達到消費者滿意的狀態，但也絕不是總體性的處于不安全的狀態，不管是消費者的質量安全感受還是消費者所受到的質量傷害的定量統計數據都可以支持這一結論。從這一事實的反差可以看到，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于質量安全形勢的過度悲觀心態，實際上是被少數嚴重的質量安全事件渲染所造成的，同時也表明質量安全在我國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領域，一旦出現了某些負面事件，很容易導致大范圍的恐慌。基于真實數據的質量安全信息的宣傳，對于質量安全治理工作也顯得尤其重要。
（三）質量發展結構性特征明顯
質量的結構對于質量發展的水平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只有認識到結構的問題才能認識到質量的現狀。質量觀測數據表明，我國的質量狀況在總體平穩的前提下，呈現出差異化的、不平衡發展的結構性特征，其主要表現是：
在質量滿意度方面，四大領域的質量呈現出產品和服務的得分相對較高、工程和環境的得分相對較低的結構特征，產品中的家用電器得分進入到了70以上的較滿意水平，最高的“電視”得分為73.97分，而工程中的“管道”得分為54.77分，與得分最高的“電視”相差近20分。在各個領域的內部也具有差異化的結構性特征，如產品質量滿意度最低的“農藥”得分為61.19分，與最高的“電視”相比，相差12.78分。在總體質量滿意度較低的環境領域，最高的水源充足度得分為67.53分，高于最低的交通運輸噪音近14分，在調查的12個環境指標中，4個低于60分的及格線，8個高于及格線。教育服務質量方面，也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幼兒園和大學的得分分別是61.35和62.12分，相較于得分最高的高中，分別低了4.59分和3.82分，因此各個階段的教育服務質量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呈現出明顯的非義務教育質量低于義務教育質量的結構特征。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各個階段的教育對于人力資本的形成都不可或缺，解決教育質量的結構性問題是提升教育服務質量、提高我國人力資本的重要方面。在工程質量領域，得分最低的兩項“管道”和“道路”分別為54.77分和58.07分，與得分最高的廣場分別相差12.67分和9.37分。在進出口產品的比較上，消費者對國產食品和日用品的選擇比例要高于進口產品，而對于汽車和藥品的選擇比例要低于進口產品，表明食品和日用消費品的質量贏得了更多國內消費者的信賴，而汽車和藥品質量則與國外產品還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質量在城鄉之間也存在顯著的結構性特征，產品質量呈現明顯的城市高于農村特征，在調查的6個大類產品中，有5類是城市質量滿意度高于農村，28個產品子類中，23個是城市質量滿意度高于農村，而在工程和環境領域則呈現出農村高于城市的特征。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不僅在經濟結構方面存在著不平衡性的問題，其質量發展的結構也是極不平衡的和錯綜復雜的，在不同的領域之間，不同的區域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四）市場開始在質量領域發揮基礎性作用
在產品、服務、工程和環境領域中，主要由市場主體來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領域，其質量滿意度總體上要高于主要由政府供給的（即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工程和環境質量滿意度。這表明，在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中，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取得了較大的進步。此外，在與發達國家產品競爭環境中，國產的食品與日月消費品已經獲得了我國消費者更高的信賴，更多的消費者愿意選擇國產產品而非進口產品，這也說明我國在市場化進程中的產品質量的提升。在服務業領域，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銀行、通信，其得分分別為67.36分和67.16分，而市場化相對較低的（主要是指存在著市場進入壁壘的）檢測、公共交通和醫療，得分分別只有62.09分、61.69分和59.89分。
如果用民營化程度來度量行業的市場化程度，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市場化程度較高（民營化比例高于50%）的行業領域，如家用電器、汽車、銀行、通信等，其質量滿意度分別為69.5分、68.66分、67.36分和67.16分，平均得分為67.59分，而在中等市場化的行業領域（民營化比例為30%-50%），如公共交通，其滿意度為61.89分，而在低市場化的領域（民營化比例低于30%），主要有文娛服務、醫療、教育，其滿意度的平均得分為60.99分，總體上都呈現出市場化程度越高的行業或領域其質量滿意度越高的趨勢。
人們習慣地把質量的發展水平與政府監管的力度相聯系，認為更好的質量必須要有更嚴格的政府監管，而對于市場是否起到了作用，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缺乏客觀的認識，這容易導致政府在質量治理中承擔過多的責任而使得質量治理的有效性降低。質量觀測的數據，從各個維度，以定量化的統計數據證明，市場化在我國的質量發展中開始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這包括市場化對產品和服務質量提升的驅動，市場化促進國際的質量競爭力的提升，對消費者市場化的質量觀念的形成等方面。雖然我國是一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制度仍在不斷地完善，但轉型過程中市場對于質量的提升起著基礎性的作用。
（五）質量的“軟實力”不足
“軟實力”的概念誕生于國際關系領域，原來指的是某個國家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因素來獲得影響力的能力，是由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一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后來不斷地演化出了文化軟實力、制度軟實力等概念。在質量領域我們也可以將涉及文化、人的理念、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歸結為“軟實力”，而將物質投入等方面歸結為硬實力。我國的質量發展中，呈現明顯的“軟實力”相對于“硬實力”不足。其主要表現是：
產品和服務質量的“軟實力”總體不足。在總體質量滿意度中，服務的質量滿意度為62.3分，比產品質量滿意度要低2.42分，說明服務業中從業者的服務能力和水平等“軟實力”相對不足；在汽車質量滿意度中，最能體現“軟實力”的售后服務滿意度以64.98分排在所有8個汽車質量滿意度得分中的倒數第二位，比外觀、安全性能等指標，分別低了6.85分和5.71分，說明汽車的質量滿意度短板主要還是在于“軟實力”的欠缺；在醫療服務中，人們對醫生態度、醫生能力等軟實力的滿意度評價分別是59.14分和59.77分，而對醫院分布、醫院環境等“硬實力”的評價則分別是62.98分和62.57分，醫療“軟實力”得分比“硬實力”得分要低3分左右，呈現明顯的醫療“軟實力”不足的特點。
來自于人的“軟實力”不足。在銀行服務中，消費者最不滿意的一個方面是“等待時間”，其滿意度得分為56.74分，比得分最高的服務種類要低12.12分，而這顯然是一個主要與人的工作效率以及制度建設相關的軟環境問題；在消費者的質量素質方面，受到政府的質量教育的比例只有不足20%，具有舉報假冒盜版產品意識的消費者只占14.2%的比例，說明我國的消費者在質量的觀念意識以及質量行動能力上還很欠缺，消費者作為質量最有效最直接的監督作用并未有效地發揮。
制度“軟實力”建設相對滯后。消費者對于政府質量管理工作效果的總體評價以及對于質量安全事件預警和防范的評價，都是介于“效果很不理想”和“有效”之間，并且與“有效”還有較大的差距；對于質量方面的法律法規的實施效果的評價也是低于“有效”的水平，同時對于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看法中，“體系不科學”的比例為53.2%，占到了最高的比例；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不僅對政府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工作評價未達到“有效”的水平（51.89%的消費者評價為高于“效果不理想”和低于“有效”的區間），而且有超過80%的消費者將我國消費者維權的效果評價在“好”之下。這些都表明我國質量的制度“軟實力”相對不足。
影響我國質量發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十分復雜的，但從質量觀測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到，我國質量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并不是硬件的投入，而主要是“軟實力”的問題，在質量“軟實力”中又主要是人的素質、能力以及制度建設等方面的不足。
（六）企業的質量主體責任地位未得到真正確立
質量治理是一個由企業、政府、社會等多個主體共同參與的過程，因而其責任體系也應由多個主體共同承擔，并且企業作為質量的生產者，應當在質量安全上承擔主要的責任，這是我國質量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質量觀測的數據首次以定量的數據表明，我國的企業在質量的主體責任地位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確立，主要表現是對企業質量違法行為的懲罰不夠。
調查表明，消費者對于“誰應該為質量安全負總責的”看法這一問題的回答，第一位的是政府占38.07%，第二位是企業占36.36%，這表明我國的質量責任中過多地被政府所承擔，作為質量的生產者――企業并沒有承擔起首要的責任，從而使得消費者將質量安全的責任過多地放在政府身上。
在“對于質量安全風險發生的原因看法”中，“企業不誠信”和對企業“懲罰力度不夠”以61.49%和53.2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表明在消費者的意識中企業對質量安全風險的產生仍然是起著主導作用的，對企業制造質量安全風險的責任沒有相應地進行懲罰。由于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沒有把企業的風險和責任相對應，風險的制造者卻沒有相應地承擔最大的責任。調查數據顯示超過90%的消費者購買過盜版或者假冒產品，這更是表明，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缺乏相應的懲罰而大量地生產假冒產品，生產或銷售假冒產品的違法成本較低，使得大量企業愿意去生產假冒產品卻沒有受到相應的責任追究。此外，我國的產品、服務、工程和環境質量總體滿意度在“滿意”水平之下，從根本上說是由于生產產品、服務或工程的企業以及制造環境污染的企業沒有承擔起必要的責任，從而沒有充分地約束和激勵去提高質量。
質量的治理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明確責任的劃分，在我國現有的質量責任劃分中，實際上并沒有明確企業的主體責任。企業作為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其就是質量的生產者，理應在質量中承擔起首要的責任，但現實是政府被賦予了過大的責任，而這又導致了社會公眾將對質量的不滿過多地歸結于政府的質量治理責任，而忽視了企業的首要責任。這樣一種質量責任的認識，很容易誤導我國的宏觀質量決策。
（七）消費者的質量意識存在著沖突與矛盾
消費者是整個社會中最好的質量監管者，同時消費者的質量意識也決定了其對于質量的需求能力，因而其對于整體的質量發展水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消費者對于質量的追求以及全民對于質量違法行為的舉報意識，是質量水平提升的重要優勢，這可以大大減輕政府監管的投入。從質量觀測數據中可以發現，我國的消費者的質量意識存在著多方面的沖突性與矛盾性，這是我國轉型質量復雜性的表現。
調查表明，消費者受到實際傷害的比例為13.41%，若考慮到一些消費者將一些非常輕微的質量傷害報告上來，這一比例會更低。但在質量傷害幾率（即對于潛在的質量傷害的感受，而并不一定遭受過實際的質量傷害）的調查中，有22.77%的消費者認為“高”，有3.64%的消費者認為“很高”，兩者相加共計26.41%，也就是說消費者實際受到的質量傷害只有其感知的質量傷害的一半，至少有一半以上認為質量傷害幾率很高的消費者是由于心理的恐慌而造成的。
進一步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在對于“質量安全狀態評價”為“很差”的消費者中受到實際傷害的比例為56.8%，評價為“較差”的消費者受到實際的質量傷害的比例為37.4%（如表3）；在對于質量傷害幾率的調查中，評價為“很高”的消費者所受到的實際的質量傷害比例為52%，評價為“較高”的消費者受到的質量傷害的比例為42.1%（如表4）；在對于質量傷害的擔心這一問題中，表示“經常擔心質量傷害”的消費者實際受到的質量傷害比例為47.5%（如表5）。以上三組數據均表明，消費者對于質量安全風險的感知的程度與實際的質量傷害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即使是評價為“很差”或者感覺風險“很高”的消費者，其實際受到質量傷害的比例均在50%左右。
在質量安全感受調查中，大多數的消費者（60.88%）將質量安全風險評價為介于“較低”和“較高”的一般狀態，即總體而言并沒有認為自己所處的質量環境是很不安全的。但在對政府的質量安全預警評價中，幾乎將其放在了“效果不理想”的邊緣，有29.62%的消費者認為“不理想”，6.4%的消費者認為“很不理想”。雖然消費者對質量安全的感受相對地處于一個“正常”水平，實際所受到的質量傷害也較少。但是對于政府的質量工作評價又不高，認為質量的治理效果并不好。在對產品質量的評價中，食品和藥品的質量滿意度分別為63.38分和63.33分，實際上要高于大部分的環境質量（如空氣環境、聲環境等）指標。環境質量是消費者最不滿意的質量領域，但在對質量安全風險的看法中，食品和藥品分別以88.27%和77.05%的風險值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調查還表明，41.12%的消費者認為盜版產品與正品差別較大，也就是說大部分消費者都能夠認識到盜版產品與正品的差別。但實際調查卻表明有超過90%的消費者購買過盜版產品，這說明在大多數情形下消費者明明知道是假冒產品卻仍然購買，并且在購買到假冒產品以后會采取舉報行為的只有14.2%。在對產品質量安全風險的認識中，可以看到“企業不誠信”和對企業“懲罰力度不夠”以61.49%和53.2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這兩者之和遠超過“政府監管不力”的比例；但同時消費者對于“誰應該對質量安全負總責”的回答中，認為是政府的比例是最高的，達38.07%，將質量安全的首要責任歸結于政府。以上事實都表明，我國的消費者在質量意識上存在著矛盾與沖突。
通過對于消費者購買盜版行為的回歸分析可以發現（表6），消費者是否購買盜版，受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購買盜版的可能性越低；但是控制這些因素之后發現，是否接受質量教育，以及消費者對于正版與盜版的認識，對于消費者購買版次的行為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這說明，一方面我國的消費者教育在有效性方面存在問題，另一方面消費者對于盜版的認識并不能顯著影響消費者購買盜版的行為選擇。這也表明了消費者在質量意識與行為之間存在矛盾與背離。
（八）質量信息的有效性不高
我國質量信息有效性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政府對于質量信息源的把握不夠全面、對于消費者的質量信息提供渠道不夠通暢，消費者對政府提供的質量信息有效評價不高等。
調查顯示，消費者對政府的質量信息較為信賴。72.95%的消費者對政府的質量信息“基本相信”，有10.22%的消費者是“完全相信”，并且有67.97%的消費者認為政府的質量信息“有點作用”，17.54%的消費者認為“作用很大”。不過，在實際獲取質量信息的渠道上，從電視或互聯網以及親朋好友三個渠道獲取的比例占據了前三位，分別為64.69%、61.25%和54.03%；政府的渠道如質量的主題宣傳活動、政府信息公開欄、信息查詢欄等均在30%以下，有的甚至低于5%。這表明政府在質量信息的上，與消費者的期待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大部分消費者會將政府的質量信息作為其消費的參考，但實際上獲得這些信息的渠道又不暢通，導致政府質量信息的有效性不高。作為質量信息的重要第三方――質量技術機構提供的質量信息服務也未得到充分的發揮。普通消費者很難享受到質量技術機構所提供的質量信息服務，因為其有較高的進入門檻。據調查，有半數以上（53.8%）的消費者認為政府所屬的質量技術檢測機構在提供服務時不應該收費。
此外，質量標識的質量信號作用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據調查有近30%的消費者不認識QS標志，更是有超過90%的消費者不認識HACCP和UL標識，這也表明了政府在質量標識教育方面的缺失，使得一些常見的質量標識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質量信號功能。
以上事實表明，政府所提供的質量信息有效性還不高。而限制質量信息有效性的主要原因，又在于政府沒有暢通的質量信息機制，以及對消費者的質量信息服務和質量標識宣傳教育服務不足。消費者缺乏有效的質量信息，成為限制其質量行動能力的一個重要障礙。
（九）質量的全社會總投入不足
調查表明，我國當前的質量現狀是在一個社會總投入不足的前提下產生的。我國質量的全社會投入不足的主要表現是：
政府質量管理的投入不足。調查顯示，認為政府質量投入不能滿足需要的達到52.41%，而認為能滿足需要的僅為9%，表明消費者對于政府各方面的質量投入總體上還是不滿意。大部分消費者（比例為55.02%）認為政府所屬的質量技術機構應該是純公共性的，希望政府所屬的質量技術機構在對企業或消費者質量服務時應該是免費的，并且有55.28%的消費者認為政府在質量監管時，不應該向被監管者收費。但由于我國當前相關的投入不夠，質量監管和服務機構在工作中缺乏相應的經費保障，實際上并沒有達到消費者所期待的效果，一些本應該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仍需要收費。
表7的結果表明，不同的人群對于政府的質量投入的看法存在著差異。受教育程度較高以及收入水平較高的消費者，都更加傾向于認為政府的質量投入不能滿足需求，表明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收入水平的消費者，對于政府的質量投入有著更高的期待；而城市居民則相對于農村居民而言，在政府質量投入不能滿足需要方面有著顯著更低的傾向，其原因可能是質量投入在城市的缺口要小于農村。
質量的公共服務投入不足。政府不僅具有質量監管的職能，還應承擔質量公共服務的職能，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日漸成熟，其服務職能日益重要。但調查數據顯示，由于政府在質量公共服務方面投入不足，使得質量的公共服務在很多領域是缺失的。超過80%的消費者表示沒有接受過任何來自于政府的質量教育服務；此外，雖然有高達60.91%的消費者認為應在高風險領域采取強制保險措施，在中學生中進行必要的質量教育，但是目前這兩項工作由于缺乏公共投入而沒有開展。
制度建設的投入不足。前文分析已經表明，大多數的消費者質量維權的行動能力較差，即使發現假冒產品也不愿意去舉報（舉報的比例僅為14.2%），主要是由于維權成本太高，而維權成本高的背后是由于制度建設的投入不足。我國缺乏較為完善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救濟機制，也沒有建立起能夠將消費者組織起來的社會組織，從而使得消費者集體行動能力差，不能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益，而這些都需要政府的公共投入來支撐。
綜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到，我國的質量投入實際在各個方面都是比較欠缺的，這是分析我國質量現狀的一個基本前提。要實現質量的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從公共服務上、制度建設上不斷地加大投入，特別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質量檢測服務機構、質量的社會組織，都應有相應的投入來保障。
（十）政府質量監管正處在轉型之中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處于轉型的經濟體，轉型使得我國的經濟充滿著復雜性。我國的轉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第二，是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諾頓，2010）。與我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一樣，我國政府質量監管的模式也在經歷著轉型，其主要表現是從對質量的微觀干預式的管理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的監管式的治理轉型。但這種轉型是不完全的，因此導致了我國質量監管現狀的復雜性。
調查數據表明，在面對“誰應該為質量安全負總責”這一問題時，消費者將政府排在第一位（占38.07%）；同時在消費者所信任的質量檢測機構中，“政府所屬的檢測機構”以61.13%的比例高居第一位，高出第二位“國有檢測機構”（企業）近40個百分點，更是高出“外資檢測機構”48.23個百分點，高出“民營檢測機構”56.76個百分點。這反映了我國的消費者對于政府的質量監管職能具有很大的依賴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國政府在質量治理過程中，仍過多地參與具體的微觀事務，如質量檢測信息的提供這一本應由市場提供的服務，卻仍以政府所屬的質檢機構為主。但另一方面，消費者對于“政府質量管理工作效果的評價”并沒有達到“滿意”的水平，而是處在高于“較不滿意”的“一般”水平，表明在質量治理中，政府過多的參與，對于質量治理的效果來說并不是有效的，政府在質量治理上的轉型仍有待于進一步地推進
表8的回歸分析表明，對于政府是否為質量安全責任主體的看法中，不同性別、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群體并無顯著差別；而年齡與戶口兩個變量是顯著的，在55―60歲的年齡組，會更傾向于將質量安全責任歸于政府，而城市戶口的居民則在這一傾向上顯著地低于農村居民。這表明，在對于質量監管的主體責任方面，中老年人群和農村居民相對保守。
數據還表明，政府的質量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很好地發揮。“監管型”的政府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主要立足于公共服務，但我國政府在質量公共服務方面明顯不足。具體表現為，政府在質量公共教育方面所提供的服務不足；在中小學沒有開展質量公共教育，政府通過其渠道的質量信息（如質量主題宣傳活動、信息查詢平臺等）在消費者中的接受面很小，在所調查的11個獲取質量信息渠道中，政府的質量信息渠道主題宣傳活動、政府信息公開欄、電子信息屏、信息查詢點、咨詢電話四類分別以26.79%、9.48%、4.73%和4.17%的比例排在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位。此外，由于缺乏對消費者的質量救濟與保護，使得消費者認為質量的維權成本較高，認為我國維權成本為“高”的消費者占38.2%，“很高”的占14.49%，均大幅地超出了選擇為“不高”和“很低”的比例。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在質量監管方面經歷著由干預式的治理向監管式的治理的轉型，政府逐步地從對企業的微觀干預中退出，市場主體在質量提供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也在消費者投訴舉報等公共服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這種轉型是并不完善的，政府仍在質量檢測檢驗等具體工作中承擔太多事務性工作，而公共服務提供又顯得不足，特別是對消費者的質量權益的保護還沒有有效地體現。這些事實都表明我國的政府質量監管是處在轉型之中的，這一點對于認識我國質量的復雜性特征是極其重要的。
從以上10個方面可以看到，中國質量總體上是穩定和向前進步的，但其在內部結構上，發展的外部環境上以及機制設計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問題，表現出極其復雜的特征。這些特征又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大國質量、二元質量和轉型質量，這三個方面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構成了我國質量的復雜現狀。大國質量是指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所導致的質量發展內部結構的不平衡性和復雜性的質量發展環境；二元質量是指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先進的質量與落后的質量、市場化的質量治理方式和觀念意識與非市場化的質量治理方式和觀念意識并存的二元化狀態；轉型質量是指由于我國的體制轉型仍沒有完成而導致的政府在監管方式上，以及質量發展形態上和消費者的質量意識上的混雜性特征。宏觀質量觀測數據所反映的所有特征，大體上都是由以上三個方面所決定的。
五、政策建議與研究展望
根據質量觀測的數據，我國質量發展穩中有進，質量安全總體狀況也是平穩的；但質量發展與質量治理領域存在著諸多結構性問題，主要是在某些非市場化領域的質量滿意度低下，全社會對于質量的總體投入不足，政府在質量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用發揮不足，消費者質量素質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水平還有很大差距，政府質量監管模式正處于干預式治理向監管式治理的轉型。
（一）政策建議
基于質量觀測的主要結論，面對大國質量、二元質量和轉型質量的基本國情，本文提出我國質量發展的主要對策是，注重解決質量發展的結構性問題，重視質量“軟實力”的建設，加大消費者質量權益保護的投入，提升政府的質量公共服務水平。具體而言應重視以下6個方面。
1.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進一步提升市場對于質量的促進功能
調查結果清晰地表明，市場化在質量進步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在我國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家用電器、日用消費品等領域，其質量滿意度遠高于教育、醫療以及市政工程等市場化程度較低的領域。因此要進一步地提高我國的質量發展水平，應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化進程，強化企業在質量中的主體責任地位，讓好的質量能夠得到更高的市場收益，讓市場競爭將劣質產品淘汰出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廣泛的領域內擴大市場競爭的范圍，在一些滿意度較低的領域，如市政工程、公交服務、醫療等領域要引入不同類型的市場主體競爭的機制。減少政府對企業質量行為的微觀干預，讓市場主體來執行質量評定的功能，將現有檢測機構進行市場化改革，讓質量信息的提供者也能夠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在市場化不斷深化的進程中，同時也提高消費者的質量市場化意識，認同高質量的產品，從而降低其質量意識中的矛盾與沖突的一面。
2.加大對乳制品、地方小吃等關鍵領域的質量安全風險治理，降低質量事件發生風險
調查顯示，我國的質量安全風險并不是全局性的，而是聚焦于某些特定的領域，而這些領域的質量安全事件對消費者的心理傷害極大，因此應重點加強高風險領域的質量治理。根據質量觀測數據，應重點加強以乳制品、地方小吃為主要代表的食品以及藥品的質量安全風險治理，因為這兩個領域是消費者最為敏感也是認為質量安全風險最大的領域，其質量風險的比例顯著地高于其他領域；重點加強以霾治理為重點的空氣環境質量，以及以交通運輸噪音、建筑施工噪音為重點的聲環境治理工作；大力加強市政工程中的道路和管道的治理，提升市政工程質量滿意度；加強對于電梯、公共汽車等公共設施的服務質量治理，降低公共場所傷人事故的發生。
3.大力改善質量中的結構性短板，不斷優化質量發展的結構
調查數據表明，我國消費者對于質量安全極為敏感，食品、藥品等領域的質量安全事件，容易導致對于整體的質量安全形勢的擔憂，結構性短板是限制我國多個領域總體質量滿意度提升的主要問題。因此，加強各個領域質量發展的結構優化，是提升總體質量滿意度的重要方面。具體地，針對比較突出的質量區域結構問題，要加強質量的城鄉二元結構治理，重視農村質量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要重視農村的產品質量，加大對農村的質量監管和公共服務投入，改善對于農村地區的質量公共服務和監管投入；針對環境質量在總體質量中滿意度較低的現狀，應加強城市的市政工程整治以及以噪音治理為主的環境質量的治理；針對教育中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滿意度較低的現狀，應重點加強學前教育，尤其是民辦幼兒園的管理和投入，以提高教育的質量水平。
4.重點加強質量的“軟實力”建設，提高質量發展的潛力
數據表明，我國質量發展最大的瓶頸不是“硬實力”不夠，而是“軟實力”不足。重視質量的“軟實力”建設，推進以從業人員服務能力為核心內容的服務質量提升工程，重視各個領域中人的素質提升，特別是醫療服務中醫生能力和服務態度的提高和轉變，以及公交服務中出租車司機的服務態度的轉變。加強對消費者的質量知識教育，提升消費者對于質量的意識與行動能力，讓消費者成為質量的有效的監管者；強化制度“軟實力”建設，加強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以及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主體的社會組織建設，提升消費者質量行動能力，從而加強整個社會的質量“軟實力”。
5.切實保障質量監管、質量教育、質量檢測等領域的公共投入，夯實質量發展基礎
政府在質量監管有效性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針對調查中所反映的問題，本文的政策建議是：全額保障政府質量監督部門的經費投入，盡快免除監督部門向被監管者的收費，保證監督執法活動的獨立性；加大對公共的質量技術機構的投入，增強其服務的公共性，為社會提供免費的質量技術檢測檢驗服務；加強對于消費者的質量教育的投入，特別是要重點加強對于中小學生的質量知識教育，以及面向消費者的質量標識與質量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提升消費者的質量素質；加強對于質量信息有效性的建設，拓展質量信息的渠道，鼓勵不同主體特別是社會第三方組織參與到質量信息的獲取與評價中來，為消費者提供有用的質量信息，政府以專項基金投入或政府采購的方式來支持質量信息的有效性建設。
6.加強對于消費者質量權益的保護，提升消費者質量行動能力
質量監管不僅要有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還要有無數雙來自于消費者的“有形的眼”。而調查數據表明，目前我國消費者的質量行動能力較差，我國的質量治理還很缺乏“有形的眼”。其突出表現為對于質量知識與維權途徑掌握程度較低，對于打擊假冒產品的行動能力低下，從而不足以支撐起對我國質量的監管功能，因此政府應加大對于消費者保護的投入，提升消費者質量維權的能力。探索推出質量的吹哨法案，鼓勵消費者行動起來，打擊質量違法行為，建立專項基金用于獎勵舉報有質量問題的產品；建立消費者救濟基金，使得消費者在受到質量傷害時，有最底線的保護和救助；加強消費者組織的建設，鼓勵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核心的公益事業的發展，同時在制度上探索和創新消費者社會組織的發展機制，使其真正成為代表消費者利益的團體，提升消費者的集體行動能力。
（二）研究展望
質量觀測的方法對于評價中國質量現狀具有其獨特的優勢，在已有的調查數據中得到了大量的其他數據所不能得到的創新性結論。但2012年僅是該研究的啟動之年，還有很多工作需要不斷地加以完善，要進一步地認識中國質量現狀并更好地指導質量發展決策，還應將質量觀測的數據與評價方法進一步地深入。在質量評價的數據方面，本研究還沒有對質量滿意度、質量安全感受、質量公共服務以及消費者質量素質四個方面進行綜合加權，因而還未能對區域質量總體狀況進行可量化的比較，僅有不同行業質量狀況的比較。未來應在現有基礎之上，探討區域宏觀綜合指數的構建，以得到我國質量發展的區域結構特征，使得宏觀質量決策能夠對不同區域有針對性。在質量評價的方法方面，本文的研究主要還是基于滿意度的調查，而對于政府質量公共服務以及消費者質量素質方面還可以進行更為深入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通過相關的問卷設計實現對于政府質量公共服務以及消費者質量素質的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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