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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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自由主義；哈耶克
新經濟自由主義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在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背景下，逐漸得到了經濟界的重視，特別是1972年新經濟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ゑT·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標志著凱恩斯主義的徹底衰落，也標志著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興。新經濟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經濟的主張，強調經濟自由是以自由放任為主，以政府干預為輔。新經濟自由主義論主張政府應從私人財產的單純“守夜人”轉換為經濟自由的“裁判者”。它認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內對經濟的干預，承認經濟自由不是無限度的自由，應受到法律的制約和保證。無獨有偶，在這之后，中國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而大大深化。在這偉大變革的時代，為了增進我們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洞見，我們在了解和認識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時，不能不對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哈耶克的有關理論觀點進行認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過他的理論認真檢討計劃經濟，就顯得非常必要和饒有興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簡述
作為最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一生進行過兩次捍衛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大論戰和一次新經濟自由主義復興的運動。20世紀三十年代反對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的大論戰和反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以及20世紀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復興運動。哈耶克出版過兩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負》。前一本書是他堅決反對納粹主義、極權主義和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通俗闡釋，也是影響最大的“世紀之作”；而后一本書則是哈耶克畢生探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收由之作”。在這本《致命的自負》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將無法實現“口誅”的“收由大論戰”改作了“筆伐”的“理論大總結”，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進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對新經濟自由主義進行了簡要地總結性論述。這兩本著作使哈耶克成為了闡釋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當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貢獻
一般認為，哈耶克在論證市場經濟自發進化過程的問題上做出了一項重要的貢獻，即將秩序的自發性和規則的自發性區別開來。在他看來，保證經濟秩序的自發性并不是問題的根本，因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規則的基礎上，也有可能產生出自發性的整體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確保規則的自發演進屬性，只有在自發進化過程中存續下來的規則——哈耶克稱為內部規則的基礎上產生的經濟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經濟秩序，并且才與自由主義原則相一致。
（一）進化主義理性論與經濟制度的進化。哈耶克強調分散性的個人知識的重要性。順著這一線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謂的進化主義理性論。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討論的理性指的是一種邏輯推理能力，是一種由一定的前提推論出正確結論的能力。在經濟理論中，理性即指“為達到某些目標而對各種手段的最佳選擇?！敝饕菍Υ笮l·體漠的繼承，使哈耶克堅持了一種懷疑論的姿態。為了說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個人主義的“利己主義”或者“自私”，他認為由于人們普遍相信個人主義是證明和鼓勵人們自私的，這是那么多人不喜歡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實際知識的困難在這里所引起的混亂，所以我們必須仔細考察其所作假設的內涵。他認為，理性認識不是知識的全部，文明發展史向我們表明：除了理性知識以外，還存在著另一類經驗性的知識。作為總和的知識這個概念，其恰當的對照物應當是一切人類實踐活動。
經濟制度的選擇以及由此產生的秩序進化，直接源于人們的經驗性實踐活動。由于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碰巧改變了規則，因此使得該群體的知識分工更為發達，并在變化和未知的環境中呈現出更強的適應性，在與其他群體的競爭中愈來愈強、蒸蒸日上。當然，這個進化過程并不是直線式的，而是在包含著不同秩序的領域不斷“試驗”的結果。在進化過程中并不存在試驗的意圖，它類似于遺傳變異，其作用也大體相同。規則的變化是由歷史機遇引起的。
（二）經濟自由與市場秩序。哈耶克認為，自發出現的市場經濟秩序，是社會經濟自發進化過程的最新進展，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出現過的最有效率的一種經濟結構體系。作為一種“相對晚近的產物……，（市場秩序）是在對各種行為的習慣方式進行選擇中逐漸產生的。這些新的規則得以傳播，……是因為它們使遵守規則的群體能夠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夠把外人也吸收進來?！毕鄬τ谄渌洕刃颍绕涫羌行缘挠媱澖洕刃?，這種秩序的效率優勢就在于它能保證該群體更有效地發現和利用分散性的個人知識，從而取得競爭優勢。
在哈耶克看來，市場經濟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優勢，就在于它賦予了經濟主體以擁有活動的私域，并相應擁有經濟自由。市場經濟本質上必定是一種賦予經濟個體以自由的制度，市場經濟活動的本質必定是一種發揮經濟個體主動性，并在整體上顯現出自發競爭態勢的過程。正是在這里，哈耶克的市場經濟理論與自由主義相互勾連起來。
第2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總體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第3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一、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新自由主義模式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和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從相當程度上講，新自由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克服20世紀70年代初滯脹危機與全球化生存和發展戰略的現實選 擇，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根本特點和表現形式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推動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導致金融膨脹，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 步分離，從而為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所充分暴露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該發展模式在經濟運行、經濟 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的不可持續性。
從經濟運行層面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實際上就是金融風險擴大與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國次貸危機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危機又是 美國秉承新自由主義原則、放寬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2003年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企業利潤采取減輕貸款前期負擔的辦法來吸引貸款客戶，放寬或實 際上取消了貸款標準，以便為購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貸款。大量信用記錄較差的低收入家庭進入房貸市場。而美國的銀行和債券評級機構則完全放棄監管責任。金融 衍生產品，特別是抵押債務證券化使次貸市場風險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越來越高，在創新過程中使債務鏈條不斷延長，導致市場風險向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 險轉化，進而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房地產行情變化也是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本世紀初，美聯儲為了推遲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連 續減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這種情況下，2006年初房地 產開始降溫，房價逐漸由升轉跌。許多靠過度借貸的購房者既無力償付房貸到期本息，又無法再融資。次貸市場違約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貸機構特別是與美國次貸市 場相關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貸機構停業或破產，損失高達千億美元。英國、德國、 法國、瑞士、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50多家銀行、對沖基金等受到波及，損失上百億美元，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
從經濟結構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美國首先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市場中的次級貸款約為2萬億美元；普通房貸，約為 10億美元；企業債，包括企業之間各種債券，約為60萬億美元；各種金融衍生品，約為340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GDP將近14萬億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為1：29；其中的實物經濟與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68。有學者指出，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完全是人為的，是美國資本家階級、企業高級經理和 金融機構結成的利益集團為實現資本即股東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惡果。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生產資本即非金融企業的資本積累逐步減少，因此，此次危機不僅 是管理危機，也是積累危機。與此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也不斷減少，因而出現了金融資本的高收益和大眾負債消費并存的矛盾現象。從國家層面來看， 生產資本積累危機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和進口貿易，為了支持對美國本土企業的需求，美國不得不擴大世界范圍的需求。這種巨大的需求本來會引起 嚴重通貨膨脹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風險會按照外貿增長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依靠自己的經濟霸權和 金融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制造了世界范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國都要付出慘重代價。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機制早在危 機發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持續性，而只能推遲危機的到來，此次危機就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沖擊。
從社會制度層面說，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筑，自然延續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 占有制度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相對過剩。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 論》中明確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 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 另一方面是資本剝削日益加重，廣大勞動者的貧困不斷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近二三十年 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使美國普通民眾不得不靠增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水平。如此發展 模式顯然難以持久。
第4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公共選擇；新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公共選擇學派是戰后產生的一個經濟學流派，主要以經濟學方法研究非市場決策問題，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等。公共選擇理論是對新古典經濟學所確立的研究方法的一種延伸，具體是把以前應用于經濟市場的研究方法拿來研究政治市場。下面，我們從其理論淵源上來分析為什么二者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作為新古典戰后復興的公共選擇學派和其他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又有哪些區別。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這里所謂的新古典，具體指的并不僅僅是以馬歇爾為代表那一套靜態均衡的結論，更重要的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方法論，即通過19世紀70年代興起的以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為代表的邊際革命為開端，從古典經濟學的現象描述逐漸過渡到在一定假設（最重要的是理性人假定）之下抽象的演繹推理，以及排除了一切價值評價的實證分析方法等等經濟學研究思維和邏輯上的變化，就是所說的新古典方法論，
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主要建立在維克塞爾的工作基礎之上，維克塞爾最早提出了公共選擇的三原則，后來被布坎南總結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經紀人理性原則和把政治作為一種交換的過程。這個是布坎南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和核心原則。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實際上就是認為決策是無數個具有不同偏好的個體所達成的，個體是作出抉擇的唯一單位，一切集體決策都是個體抉擇的表現，這就對把政府看做獨立行為體干預經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既然所有決策都是個人決策的表現，那么政府的某一決策也只是其內部政治個體或集團之間博弈或者妥協的結果，政府行為本身具有自己的決定機制，這為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政治領域奠定了基礎。經紀人理性原則，實際上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假設,把市場上的行為人看做是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體，這個假設，既比較符合社會實際情況，又是經濟學抽象分析的基礎。而布坎南用這一假定打破了私人市場和政治市場的界限，表明分別處在兩種市場上的個人并沒有本質區別，是同一種人，于是就有后來公共選擇學派運用經濟學的實證分析來解決政治決策問題。第三個原則，實際上也是一種經濟學方法的衍伸，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一種交換，而政治決策也是一種交換：此刻的商品則是不同政治集團的利益，更是一種過程，這充分體現了不同利益體之間的博弈和規則的重要性。正是由這些假設為基礎，布坎南逐漸懷疑政府是否是那個凱恩斯理論者眼中的上帝，繼而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進行批判：不是市場足夠完美，而是政府往往令情況更糟。
布坎南關于公共物品的分析是借鑒了林達爾的公共物品理論。作為瑞典學派的代表人物，林達爾和其老師維克塞爾在研究公共物品時沿用了在私人領域內流行的邊際分析方法，建立起了類似與私人物品競爭性均衡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型，并認為，公共物品的均衡可以通過個人的選擇和其真實偏好的表達來達到，同時這也是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后來，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薩繆爾森曾批評了林達爾的理論，他利用公共物品可以搭便車這一現象說明了在沒有國家強制干預的情況下，其均衡不是帕累托最優，而是低于最優水平。布坎南則繼承林達爾的這一分析方法，將公共物品的問題歸結于基于個體自愿選擇的政治過程。由于個體選擇可以達到公共物品供給與需求的均衡，那么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起一個能正確完整反映不同人真實偏好的選擇機制而已，從而把公共物品的決定權給予全社會。非常清楚，布坎南在對待公共物品的態度上，始終相信的是個體抉擇的力量，反對政府干預，對于前面薩繆爾森的搭便車讓公共物品無法達到最優均衡的觀點，布坎南對俱樂部理論的研究使這一外部性內部化了，類似于科斯提出的明確產權的觀點，這樣，依然是能夠達到均衡和有效率的。這些內容的論證，在布坎南的著作《公共物品的供給和需求》有清楚地表述，另外，布坎南也極力促成包括公共物品理論在內的財政理論由規范向實證轉變，在著作中他談論到：“理論在公共物品領域中與它在私人物品分析中所發揮的作用毫無二致，它能夠從不同層面描述個人自愿交易過程與結果的特征……有效率的市場選擇和政治選擇的必要條件在表達上也十分相近，規范性內容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都不是必須的。”
從布坎南本人的求學經歷來看，他在芝加哥大學完成了他經濟學學習的主要部分，據他自己敘述早年曾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在芝加哥大學，這個經濟自由主義的最后堡壘，他的看法徹底的轉變過來，尤其是在他的導師弗蘭克•奈特的影響下。用布坎南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接受了他的影響后，他明白了，市場選擇不是任意的，他對人剝削人的潛在性是有嚴格限制的，市場是傾向從嚴格的政治控制中使人們的自由極大化，始終作為人們的基本觀念的自由在允許市場發揮主要作用的社會制度里是受到最好保護的。這句話清楚地解釋了他由“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向“市場秩序的熱情倡導者”轉變的原因。
然而，公共選擇學派和其他在反對凱恩斯主義過程中形成的經濟自由主義流派還是存在區別的。具體的有以下幾點。
（1）邏輯問題。其他經濟自由主義學者的一個邏輯就是：市場失靈是國家干預的充分條件，市場失靈則必然導致國家干預，所以他們的任務就是盡量來用理論來闡述市場是完美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完美的，從而國家不需要干預。布坎南的邏輯與他們不同，他認為市場失靈只是國家干預的必要條件，市場是存在不完善性的，但是并不意味著政府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就一定要干預，只是其中一種可行的手段而已。
（2）對于市場機制的完善性觀點不同。其他的經濟自由主義學派，特別是理性預期學派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擁護者，堅持市場是完善的，有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機制，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布坎南自己則并不否認市場有時是失靈的，他曾這樣說道“無論是市場還是政治體制，都比不上它們在觀念上理想化了的模式所具有的功能。這是一個簡單的真理，但它是一個經常為社會學家和哲學家所忽視的真理”，這表明，他從某種程度上開始懷疑市場的作用，只不過在他的分析中，政府干預往往會令情況更糟，“兩害相較取其輕”，所以市場機制還是較多的獲得了他的認同。
（3）注重制度的作用。大多數經濟自由主義學者把一個社會的制度因素當成給定的條件不聞不問，而布坎南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家對于制度的考察，他相信現代經濟學相當抽象的分析中，忽視了對制度（規則，市場環境）本身的研究，這和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不謀而合。這是對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批評以及對經濟學研究范圍的擴充，然而布坎南的這一貢獻遭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忽視，大家僅僅強調他運用經濟學研究方法探查政治領域，而并沒有注意他對經濟學領域本身的批判。
（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湖北;武漢;430000）
參考文獻：
［1］ (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吳良健等譯《自由、市場和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
［2］ (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James M.Buchanan；馬譯《公共物品的供給和需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著James M.Buchanan,Gorden Tullock;《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
第5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一、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新自由主義模式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從相當程度上講，新自由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克服20世紀70年代初滯脹危機與全球化生存和發展戰略的現實選擇，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根本特點和表現形式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加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推動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導致金融膨脹，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步分離，從而為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所充分暴露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該發展模式在經濟運行、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的不可持續性。
從經濟運行層面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實際上就是金融風險擴大與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國次貸危機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危機又是美國秉承新自由主義原則、放寬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2003年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企業利潤采取減輕貸款前期負擔的辦法來吸引貸款客戶，放寬或實際上取消了貸款標準，以便為購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貸款。大量信用記錄較差的低收入家庭進入房貸市場。而美國的銀行和債券評級機構則完全放棄監管責任。金融衍生產品，特別是抵押債務證券化使次貸市場風險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越來越高，在創新過程中使債務鏈條不斷延長，導致市場風險向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轉化，進而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房地產行情變化也是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本世紀初，美聯儲為了推遲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連續減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這種情況下，2006年初房地產開始降溫，房價逐漸由升轉跌。許多靠過度借貸的購房者既無力償付房貸到期本息，又無法再融資。次貸市場違約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貸機構特別是與美國次貸市場相關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貸機構停業或破產，損失高達千億美元。英國、德國、法國、瑞士、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50多家銀行、對沖基金等受到波及，損失上百億美元，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
從經濟結構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美國首先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市場中的次級貸款約為2萬億美元;普通房貸，約為 10億美元;企業債，包括企業之間各種債券，約為60萬億美元;各種金融衍生品，約為340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GDP將近14萬億美元，同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29;其中的實物經濟與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68。有學者指出，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完全是人為的，是美國資本家階級、企業高級經理和金融機構結成的利益集團為實現資本即股東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惡果。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生產資本即非金融企業的資本積累逐步減少，因此，此次危機不僅是管理危機，也是積累危機。與此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也不斷減少，因而出現了金融資本的高收益和大眾負債消費并存的矛盾現象。從國家層面來看，生產資本積累危機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和進口貿易，為了支持對美國本土企業的需求，美國不得不擴大世界范圍的需求。這種巨大的需求本來會引起嚴重通貨膨脹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風險會按照外貿增長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依靠自己的經濟霸權和金融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制造了世界范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國都要付出慘重代價。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機制早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持續性，而只能推遲危機的到來，此次危機就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沖擊。
從社會制度層面說，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筑，自然延續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相對過剩。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是資本剝削日益加重，廣大勞動者的貧困不斷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近二三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使美國普通民眾不得不靠增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水平。如此發展模式顯然難以持久。
二、凱恩斯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區分為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和萊茵模式的說法廣為接受。所謂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美英模式，而萊茵模式則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歐洲模式。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兩者之間有對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點和聯系的方面。本質上講，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凱恩斯主義承認，如果要利用全部現有生產資源就有必要進行國家干預，這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觀點發生了矛盾：新古典學派的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受控制的價格機制，自由市場，足以生產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以及作為它們共同基礎的私有制經濟學決定了相互之間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補充。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也有共同之處。為了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兩者都主張階級調和。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后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兼顧了經濟的增長和工人的利益，同時培育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保護層“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則無法維持這一局面，在階級力量對比明顯地有利于大壟斷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只能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保全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從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內在矛盾來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既不能實行純自由經營政策，也不能實行純政府干預政策?？赡艿那闆r是，在這一時期強調自由經營，在另一時期看重國家干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徹底改變之前，自由經營與國家干預這兩種思潮相互交替，會反復出現。不過，無論哪一種經濟思潮得勢，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失業、通貨膨脹等種種資本主義的痼疾，而只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
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凱恩斯理論和政策同樣難以確保適用性：其一，凱恩斯主義只適用于封閉的經濟，即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受到國界限制的經濟，因為凱恩斯的時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時代，而當今的危機則發生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其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名義工資仍然是剛性的(這種剛性是由于工會的強大壓力造成的)，并不下降，這樣擴大消費需求才能增加就業，而如今工資已經按照消費物價的變動指數化了，擴大消費需求，未必增加就業;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市場相互影響，勞動力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多變的情況，例如現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快，生產要素價格變動大，金融市場變數多，僅僅靠擴大財政支出，并不能實現市場的平衡和充分就業;其四，凱恩斯危機面臨的問題是缺少流動性，而當今危機面臨的問題是流動性過剩。此外，由于社會支出龐大，發達國家財政普遍偏緊，美國財政赤字尤甚(2009財政年度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0%)，有些歐盟國家也出現財政危機，擴大財政支出無異于使經濟雪上加霜。上述單是從經濟現象層面的分析，足見凱恩斯主義模式同樣無法挽救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三、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與演化
資本主義雖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調節、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能力。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外在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調整的動因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規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斗爭的壓力。有關調整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加強貨幣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監管。這次危機的突出表現是金融危機。而且這次金融危機又具有國際性和先發性的特點。因此，世界主要國家都把整頓和恢復金融秩序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美國作為危機的策源地和中心國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了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其目標是把金融領域置于公共權力機構的監督之下。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銀行、投資基金、保險公司等等都將受到美聯儲的監管。此外，美國還計劃成立獨立于中央銀行的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負責評估威脅金融體系安全的風險并協調各個監管機構的行動。最后，美國還將成立一個新的保障金融消費的機構負責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它將監管不動產和消費貸款的發放。2010年1月21日，奧巴馬又宣布了美國加強對華爾街大銀行監管的新規定，限制銀行的規模和交易活動。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險、能夠從中央銀行獲得緊急援助資金的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以及從事自營交易。此外還提出征收“金融危機責任費”等多項措施。很多西方學者對這些監管計劃能否真正實施持懷疑態度，理由是這些計劃損害了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它們會以捍衛市場原則的名義加以反對，而那些靠各自財團支持的政客們遲早會做出妥協和讓步。
其次，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在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下，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結構失衡，即所謂產業結構的空心化。有西方學者認為，糾正這種失衡非常困難，因為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處于兩難之中。例如，美國正是通過國內的產業向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轉移受益。如果美國調整經濟結構，回到本土生產，那將與金融壟斷資本主要通過全球化進行積累相沖突，并違背金融資本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調整，美國國內產業將進一步空心化，那么美國國內的失業危機和貧富差距將愈演愈烈，最終導致美國國內反對大壟斷資本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這也不符合大壟斷資本的利益。
再次，優化產業結構。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過市場的作用，推動企業并購，實現產業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二是由國家指導和投資，大力開展數字化、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環保、機器人等領域的科技革命，占領科學技術的制高點，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就目前情況來看，發達國家在科技革命方面占有絕對優勢，資本主義仍然肩負著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使命。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一方面使大壟斷資產階級能夠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另一方面，可使發達國家早日走出經濟危機。
最后，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新自由主義在主導世界經濟期間，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政策，包括宏觀微觀經濟政策、國內國際經濟政策、各專項經濟政策等諸多方面。許多政策已經以法律和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其本質是保護資本的利益和損害勞動者的利益。它們造成的嚴重后果是社會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目前，已經有西方學者對西方經濟政策調整的重點作了排序，依次為：國家作用的回歸、貨幣主權的回歸或中央銀行地位的改革、放寬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或國際貿易政策的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稅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資本稅和巨富稅)等等。
綜上所述，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開始發生一系列重要轉變，盡管其演變方向還不確定，但很可能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
第6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凱恩斯主義 全球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 救市
一、凱恩斯主義理論
（一）凱恩斯主義的三種形態
1、正統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基于凱恩斯傳統而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的統稱，它本身就存在各種形態。凱恩斯《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1926）和《通論》（1936）奠定了這種思想傳統的基礎。這種傳統的核心思想在于：（1）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基本診斷是：我們生存于其中的經濟社會，其顯著缺點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補制度的這些缺陷，政府就必須終結自由放任主義，采取積極的行動。這類行動的核心包括兩個部分：運用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進行總需求管理，使經濟走向充分就業的均衡；運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財富和收入的嚴重不均等程度以擴大有效需求。
由這種思想所引發的凱恩斯革命，誕生出正統凱恩斯主義。它以IS～LM模型作為凱恩斯理論的規范表達方式，曾在上世紀50～60年代統治著西方宏觀經濟學，并且對工業化社會在這一時期的政策有著巨大的良好影響，以至于有不少學者把二戰后1950～1973年期間發達國家所享有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凱恩斯主義穩定化政策的直接結果。這確實是工業化國家的黃金時代，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較低，GDP增長率較高，經濟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石油危機的沖擊，以及隨之而來的滯脹問題，徹底暴露出正統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在政策建議方面的無能。例如，1972～1982年期間，美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8.7%，失業率7 %，而GDP增長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線也消失了。再加上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等在理論上的批判，到20世紀70年代，正統凱恩斯主義結束了它在學術界的統治地位。
然而，凱恩斯主義并沒有就此消亡。在與貨幣主義、以理性預期學派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爭論過程中，凱恩斯主義在烈火中獲得新生，形成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到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新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釋滯脹現象。新凱恩斯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最重要貢獻是：第一，使凱恩斯主義宏觀理論的微觀基礎更加牢固，把各種價格和工資粘性的解釋建立在個人理的基礎上；第二，論證了市場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對稱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種外部沖擊對經濟運行波動的影響；第三，細化總需求管理政策，把貨幣政策（只關注貨幣、利率等政策變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細化財政政策，把作為總需求政策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為總供給政策組成部分的稅收激勵等區別開來。
3、后凱恩斯主義
同時，與正統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同時并存的，還有一些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對凱恩斯傳統的重點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統凱恩斯主義，被稱為后凱恩斯主義。它又分為歐洲陣營和美國陣營。前者比較重視凱恩斯所說的資本主義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確定性以及貨幣金融對經濟體的影響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凱恩斯主義就是在其活躍的時期也處于學術邊緣的地位，僅僅對歐洲國家的實踐有微小的影響。
（二）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
凱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經使古典傳統失去其在經濟學中的風光地位。但20世紀70年代之后，古典傳統又以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身份重新煥發出其學術魅力。與新凱恩斯主義不同，新古典主義試圖通過建構一種從下到上的方式來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一套微觀基礎，其模型是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和市場連續出清這三個基本假說的有機組合。
經過長期的爭論 ，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之間達到了某些共識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及其兩個基石，即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競爭的原則，并且都堅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必須以法治為制度基礎；（2）信奉自由市場具有一種內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機制；（3）新凱恩斯主義接受了新古典主義的2/3的假說，只是拒絕了市場連續出清的假設。而兩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義認為，經濟波動并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的證明，而是個人最優化決策的產物，是價格機制發揮作用在宏觀上的表現形式；而新凱恩斯主義堅持認為，經濟周期現象表明了某種重大的市場缺陷，要恢復到均衡，需要一個較長的調整過渡期。第二，新古典主義認為 ，政府不應試圖用穩定政策來消除經濟波動，這類政策努力不僅不可能達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標，甚至會加劇經濟的波動，從而減少社會的福利；而新凱恩斯主義則堅持認為，這類政策對于降低經濟的波動是必不可少的。
二、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機從美國爆發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帶給國際社會深刻反思，連西方大國輿論都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價值觀進行重新審視，并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現實和未來價值。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世界宣稱要把社會主義扔進垃圾堆，認為世界歷史已經終結。在這兩種輿論反差中，國際社會不斷地搜尋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總所周知，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多年中，美國經濟的運行相當穩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步入一高雙低的良好態勢，即實際GDP增長率高，而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因此，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這種穩定狀態，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經濟政策，具體說，就是宏觀上的格林斯潘主義和微觀上的里根主義。
但是，危機爆發之后經濟學家對此次危機的思想根源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相互推脫責任。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執政時期的美國政府干預市場運行是導致這次危機的根本原因，危機再次證明“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這次危機標志著以自由放任為特征的“里根主義”徹底破產。
要對這種相互指責的狀態做出實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須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國政策的經濟思想基礎。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已經轉換為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并用的政策形態。
（一）格林斯潘的新凱恩斯主義政策
金融危機發生之前，許多經濟學家曾經把美國經濟的相對穩定歸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關于利率和貨幣供給的決策，使美國經濟保持在合適的軌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失控。在這一點上，美聯儲盡到了職責，也符合凱恩斯主義如何熨平經濟波動的政策思想。
具體說，為刺激經濟增長，1991～1999年間美聯儲把聯邦基金利率從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調刺激美國企業不斷增大設備投資，形成美國二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即新經濟）。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裂，為刺激總需求，美聯儲由加息周期轉為減息周期。但是，正是這一輪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國房市的高度繁榮，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推高房價。這使得美國眾多的金融機構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預期過分樂觀，貸款條件不斷放松，以至于沒有任何信用記錄的低收入者也可以獲得房貸，從而最終給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
若說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只在于美國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從經濟泡沫的培育過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這種做法使得其理論立場也不甚清晰，人們常用“新貨幣主義”來指稱這種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混合體，其實這正是新凱恩斯主義的本質。
（二）里根主義的新古典主義政策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權掀起新自由主義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義”。這種“里根主義”的核心思想其實是新古典主義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經濟自由化。小政府要求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經濟自由化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應盡量取消對市場行為的約束。在美國的實踐中，其后的克林頓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著里根主義，這類政策對最近20多年美國的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美國過于相信自由市場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在金融領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觀上造成了金融監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說，以自由為核心的監管理念、監管制度的漏洞和監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體系的風險逐步積累也是導致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與實質
（一）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
1、美國救市方案
為阻止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美國國會參議院于2008年9月通過了政府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 美國國會眾院否決了7000億美元救市法案?，F救市方案總額增至8500億，10月3日在眾議院投票獲得通過。美國財政部和聯儲聯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發行國債收購主要金融機構手中的不良資產，挽救金融企業日益惡化的資產負債表，加強其資金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達到穩定金融體系的目的。美國本輪的救市計劃事實上是想通過斬斷金融崩潰中的關鍵鏈條來達到阻止危機進一步蔓延的做法 ，這是面對金融危機所能做出的最優選擇。這符合新凱恩斯主義債務型通貨緊縮假說的精神。
2、歐元區國家救市方案
歐元區15國首腦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開歐元區首次峰會并推出聯合救市計劃，以共同應對當前金融危機。此項計劃的要點是：債務擔保，歐元區成員國2009年年底前為銀行5年期以下的新債務提供擔保，以幫助增強投資者對收回投資及其回報的信心，降低銀行借貸難度；銀行資本重組，歐元區國家政府承諾以資本重組和其他“相應手段”救助陷入危機的大型金融機構；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購買優先股的方式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直接注資；會計規則，政府將尋求改變“按市值計價”的會計規則，防止銀行因金融危機沖擊而標價過低，從而加劇市場恐慌氣氛。
3、中國救市方案
國務院總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會議確定了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上述工程建設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為加快建設進度，會議決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000億元，明年災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到4000億元。會議要求，擴大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
（二）救市方案的新凱恩斯主義本質
凱恩斯革命本來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在這種意義上，凱恩斯主義帶有危機經濟學或克魯格曼所說的“蕭條經濟學”的性質。在新凱恩斯主義者看來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當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魯格曼的觀點： 我們要以不惜一切代價扭轉形勢的精神來應對當前的危機，如果我們做得還不夠，那就加大力度，改變方法，直到信貸開始流動，實體經濟開始恢復。
因此，對于應對這場危機克魯格曼提出的具體方案是：“首要的任務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癱瘓，而要實現這一點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資金，注入資金的系統應該包括傳統銀行和影子銀行系統。如果注入資金效果不顯著，可以對金融體系實施全面的暫時國有化。其次，即使信貸市場復蘇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威脅仍然存在，必須采取素來高效的老藥方――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經濟呈現出恢復之勢，則必須轉向預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體系以防止危機再次爆發。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救市政策方案開啟的是危機管理機制，或者說各國的救市政策在本質上屬于一種應急政策。
四、基本結論
（一）凱恩斯主義是以需求導向型為主的經濟模型
凱恩斯革命帶來的永久性政策影響就是總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只要是這類政策，就必然帶有凱恩斯主義的性質。因此，二戰以來凱恩斯主義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只不過是在不同時代影響實踐政策的凱恩斯主義形態不同。同時，所有形態的凱恩斯主義都是自由制度的擁護者，它們反對的只是放任自由主義形式的市場制度。
（二）各經濟體救市方案是一種凱恩斯主義式的應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機在西方社會引發了關于資本主義未來模式的爭論。主流媒體中出現一種主張反對市場經濟的思潮，認為美國不得不干預經濟，甚至于采取某些 國有化政策。這其實是把政府救市行動等同于國有化，進而等同于社會主義，是對自由市場制度的誤解。危機時期西方國家采取一些類似國有化的措施，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并不會無限期地直接管理經濟，而會在危機過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應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是以財產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原則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它不會因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改變，但具體管理體制卻會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在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中的自由市場制度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市場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響，而是根據經濟實際運行的時代要求，不同時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圍和干預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確認識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應該阻礙正常的經濟調整，更不應該保護那些原本就應拋棄的落后的生產力部分。明智的經濟政策既要考慮到短期的效應，也要考慮到那些必須預見到的效應――長期影響?？傂枨蠊芾碚?，運用得當可以抑制經濟的波動幅度；而運用失當，它就會給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沒有一種經濟能夠保持永遠繁榮，波動是市場經濟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處理繁榮時期所積累的問題。但是，每當經濟面臨衰退之時政策當局總是熱心于擴張性的總需求政策，使繁榮人為地延續下去。這種政策，雖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業率和維持暫時的表面繁榮，但在長期中卻容易使經濟體滋生出各種經濟泡沫，阻礙經濟結構的正常調整。因此，以新凱恩斯主義為信條的政策執行者對總需求管理政策也應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對人們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標管理長期經濟的智慧持慎重態度。
（四）新凱恩斯主義的發展方向
新古典主義在學術上居于顯赫的地位，但在宏觀政策的實踐方面卻一直是凱恩斯主義或其變體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凱恩斯主義者雖然對宏觀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其本身卻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理論框架。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使凱恩斯主義者更謹慎地審視自由市場制度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另一方面也會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行為的懷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機，由于雙方都是在微觀基礎上進行宏觀政策的爭論，而微觀經濟學是比較成熟。因此，凱恩斯主義可以強化其學術地位，并加快這兩種主義走向新的綜合，使得雙方的差距不斷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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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貨幣和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關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觀經濟條件，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釋受到了普遍關注。本文就基于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方法，梳理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從興起到危機的發展過程與內在邏輯，以理清金融化與宏觀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研究金融化問題提供借鑒。
一、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一些學者在對凱恩斯的理論進行解釋的過程中形成的經濟學流派，對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產生較大影響的代表性人物有：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保羅·戴維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之上的主流經濟學認為，在市場出清的情況下，現實經濟是“物物交換經濟”，因而忽視了貨幣和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生產經濟”，貨幣和金融對于經濟運行都有著實際影響。
后凱恩斯主義分析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即實際產出、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等現實經濟實際變量都是由社會總需求決定的。在此基礎上，后凱恩斯主義強調，包括貨幣金融體系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會影響投資、消費和收入分配，進而影響社會總需求，最終影響宏觀經濟運行，而影響制度安排的更深層因素是社會權力的分配。社會中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社會權力的分配會影響社會產品和收入分配的結果，不同群體對于分配結果要求的沖突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緩和沖突。
后凱恩斯主義對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之上。金融化表現為金融部門的規模擴張和收益增加，其深層原因是社會權力分配的變化導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金融化的產生建立在食利者社會權力增加的基礎上，金融化的發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維護社會總需求和食利者社會權力的過程，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根源于金融化過程對于社會總需求的抑制效應。因此，基于后凱恩斯主義視角，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有了一個清晰的發展脈絡。
二、 金融化的興起：社會協議的瓦解
金融化的興起開始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終結。“黃金時代”是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保持著穩定增長的勢頭，產出、投資和勞動生產率維持著高增長，就業充分，通貨膨脹率維持在低水平。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基礎是資本、勞動和國家之間的“社會協議(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國家將充分就業作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標，采取積極措施對社會總需求進行管理，并為雇傭團體和工會之間的集體談判創造指導條件;工人和工會組織追求就業和社會保障以及實際工資的提高，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資本家追求對于企業的控制并進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以及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以“社會協議”為基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數國家就業和增長的主要約束，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條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積極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實際工資保持著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費需求;在供給方面，復員軍人參加工作、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工業的轉移、婦女勞動參與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公共支出以及戰后特殊的國際政治形勢促進了技術進步;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社會協議”避免了不同群體之間利益沖突造成了“沖突性通貨膨脹”;在國際收支方面，歐洲復興計劃實現了美國向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轉移，歐盟支付同盟也解決了歐洲內部經濟失衡問題。
然而，由于“社會協議”內部矛盾的不斷積累以及外部環境的改變，“黃金時代”在70年代終結?！包S金時代”持續的高就業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人們日益將高就業和高增長作為社會規范，不斷提高對于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預期。當人們對于經濟增長和工資增長的期望超過了生產率的提升，就產生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經濟重新帶來了通脹約束。隨著資本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提高生產能力所需要的投資量不斷減少，投資需求進而減少;富裕國家邊際儲蓄傾向降低，削弱了社會總需求、產能利用率和投資增長;歐洲國家與美國之間技術差距縮小，趕超戰略帶來的生產率高增長也開始消失;能源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能源價格提高帶來通貨膨脹上漲，對未來技術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Steindl，1979)。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導致了黃金時代的終結。
伴隨著黃金時代的終結，作為其社會基礎的“社會協議”也開始瓦解。在黃金時代，實際利息率被貨幣當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產領域的經濟活動。同時，實際利率仍然維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夠維持其金融資本的價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紀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實際利率為負，雖然有利于產業資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積累的金融財富在貶值，嚴重損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紀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團開始在政治上發起反擊。 1979年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歐洲貨幣體系和匯率機制建立。這些重要事件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以貨幣主義為原則，關注低水平通貨膨脹、政府預算平衡和穩定匯率的經濟政策，犧牲了以充分就業為目標的總需求管理，其最終都是為了重新恢復金融資本的實際回報率。
這些政策轉變標志著金融化的興起，反映了社會權力從產業轉向銀行，從非金融部門轉向金融部門。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發展，帶來了銀行等金融部門權力的增加。資本市場的放松管制，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導致了工人談判力量的降低。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的解體解除了企業和政府對于社會主義的擔憂，進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義開始興起，其特點是政府干預的減少、市場放松管制、國家福利削減。與黃金時代的社會協議相比，食利者的社會權力增加，工人和企業的社會權力減少，國家對于經濟運行的干預也不斷減少，新的社會權力分配格局開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發展：從企業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會權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義制度支撐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金融化的過程。資本主義金融化發展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金融化階段和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階段，直到2007年次貸危機的出現。
20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業的金融化，其本質是食利者通過其社會權力使企業管理者服務于自身利益的過程。企業金融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企業融資手段的金融化，企業通過大量借貸支持杠桿收購等活動。在金融化之前的黃金時代，企業能夠維持較高利潤，企業主要依靠內部資金積累來獲取融資資金。然而，在金融化時期，企業開始大量借貸，融資手段從主要靠內部融資轉向了外部融資。企業通過大量借貸，在為投資計劃提供融資的同時滿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時減少了工人對于企業收入的索取權(Palley，2009)。第二，企業管理的金融化，“股東價值導向”成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發展以及機構投資者活動的增加使得收購行為頻繁進行，公司不得不通過提升股價來避免被收購。其次，在金融市場日益發展的同時，公司開始普遍對高管采取同公司股價掛鉤的期權薪酬制度，將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東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價的策略。最后，主流經濟學的委托理論受到支持，推動了股東價值導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業投資行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業不斷增加金融投資(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貸和股東價值導向的共同推動下，非金融企業開始不斷增加金融投資，或開設金融附屬機構，以應對不斷增加的融資成本，并獲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機構越來越像金融機構，越來越多的企業想成為食利者。
企業金融化過程是食利者社會權力提升在企業層面的反映。通過企業的金融化，食利者階層將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聯系在一起，使企業服務于食利者的利益。在這一過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結成同盟，工人成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資的低下抑制了消費需求。同時，由于非金融企業投資行為的金融化，投資需求也在減少。這些影響導致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消費金融化。
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家庭金融化開始迅速發展，消費者負債開始繁榮，一直持續到2007年的次貸危機。家庭金融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開始普遍參與金融市場，股市繁榮和房地產價格提升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家庭消費，同時增加了家庭負債意愿。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創新的加速以及伴隨著金融市場繁榮的資產價格提升，信貸標準不斷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獲取貸款。
家庭金融化是維持金融化條件下宏觀經濟運行的必要條件，其本質則是維持食利者社會權力的手段。資產價格提升帶來的財富效應以及家庭借貸的增加共同促進了家庭消費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帶來的收入減少，支撐著社會總需求。金融化通過資產價值升值的財富效應將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場聯系起來，進而將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聯系起來，這使得食利者的社會權力更容易獲取家庭的支持。
通過企業金融化和消費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與金融市場和食利者的利益聯系在了一起。這些變化同新自由主義政策一起推動著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形成了金融化條件下債務支撐的宏觀經濟均衡模式。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債務的積累最終導致了這種均衡模式的崩潰。
四、 金融化的悖論與金融危機
金融化對資本主義收入分配、投資、消費和國際經濟都產生了多方面影響(Hein，2012)，這些影響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和投資的影響都造成了社會總需求的減少，進而帶來了經濟增長停滯的系統性危機。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響功能收入分配，導致了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另一方面影響個人收入分配，導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在投資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東權力相對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獲益的金融投資，減少了有利于公司長期發展的實體投資，同時增加了分紅和股份回購，以提高股價并提升股東價值，減少了公司可用于實體投資的內部資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會減少消費需求，金融化對公司的影響也會減少投資需求，兩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會總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時期家庭負債的增加以及資產價格的提升，支撐著社會總需求。股市和住房價格泡沫都增加了國民財富，提高了家庭借貸意愿。金融準則的改變和金融創新的加速，使信貸標準不斷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獲得信貸。這些都促進了消費超過實際收入水平的增長，進而穩定了社會總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維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業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對社會總需求的不利影響。家庭信貸的增加促進了消費，增加了總需求，促進了短期經濟增長。
然而，家庭負債的增加不可持續，在長期會帶來對于總需求的負面影響。隨著家庭債務的不斷積累，債務存量的增加導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實際收入從高消費傾向的負債家庭轉向了低消費傾向的食利者，導致了消費的減少，進而影響了總需求。當家庭債務超過一定水平，就會帶來不穩定效應。在債務支撐的金融化時期，債務從最初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轉變成了經濟增長的負擔。這便是“金融化的悖論”，最終造成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危機的爆發最終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這與資本主義金融化發展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美國、英國、西班牙、愛爾蘭和希臘等國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貸的方式刺激消費，以應對投資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對于總需求的不利影響。與之相對應，澳大利亞、比利時、德國、荷蘭、瑞典、日本和中國等國家主要依靠凈出口來推動總需求，并維持著全球貿易的均衡。然而，當美國由于家庭過度負債導致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危機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傳播到其他國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因此，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投資、消費和國際經濟的長期影響，是導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結語
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使得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社會協議瓦解，食利者社會權力的增加帶來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使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在 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通過20世紀80年代企業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過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業和家庭的利益與食利者的利益趨于一致，維護著食利者的社會權力，共同推進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發展。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和投資的影響都減少了社會總需求，但通過增加家庭借貸和資產價值升值促進了消費需求，進而維持著社會總需求。然而，家庭債務的不斷增加最終帶來了金融危機，并通過貿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對金融化過程造成了巨大沖擊，但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終結。金融危機造成大量金融機構倒閉，政府開始對金融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規制，金融部門的行為受到了政府的約束。然而，由于社會權力分布并沒有根本性變化，經濟金融化傾向沒有得到扭轉。政府對于金融部門的救助行為實際上是在用公共債務支持金融系統，通過將企業和家庭的負債轉為政府負債來維持社會總需求。政府債務不斷積累的過程同樣會帶來從債務支撐到債務負擔的轉變過程，當政府試圖削減債務時，必然會帶來社會總需求的不足，進而造成經濟的長期低迷。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國內經濟金融化傾向。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為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在國內工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出口成為了維持新興經濟體社會總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機對全球消費需求造成了巨大沖擊，新興經濟體出口需求出現劇烈下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社會總需求，新興經濟體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發展道路，通過提高資產價值和增加家庭借貸的方式促進家庭消費。因為與收入分配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相比，金融化發展道路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興經濟體金融化發展同樣會帶來深層次經濟風險。這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和研究。
第8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經濟學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演進歷程中起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經濟自由主義只能產生警察行政法觀，國家干預主義可以產生福利行政法觀。而當代行政法是實質的服務行政法，服務與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進社會福利，謀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價值追求。
「關鍵詞行政法治理論行政權力政府干預市場機制
西方國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思想基礎也是多元的。時代的發展、行政法的演變需要我們以更廣博的視角來審視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我們在關注其哲學基礎、法理學基礎的同時，亦不能忽視經濟學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是行政法學和宏觀經濟學所共同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經驗表明，盡管“市場失靈”和對公平的關注提供了政府干預的經濟學基礎，并由此誕生了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和福利經濟學，但市場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等同樣導致“政府失靈”，而試圖以政府替代市場的做法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市場失靈置換了市場萬能的觀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國家的神話?？梢?，沒有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促使我們再次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場邏輯的前提下建設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為全世界重新關注的焦點。本文擬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闡釋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洞察其歷史脈絡及深層次的發展規律，并窺探其發展趨勢。這對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紀我國行政法的發展和完善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自由主義與警察行政法觀
17～19世紀是資產階級奪取并鞏固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尚未擺脫封建統治陰影的籠罩，深感喪失自由和財產的恐懼。因而，他們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論證并且實現經濟自由，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這使得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各國無不圍繞“行政權力”構建本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國”之稱的法國，19世紀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論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權力說”為主流。按照“公共權力說”，行政行為被區分“權力行為”和“管理行為”，前者是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的授權下執行國家意志的一種行為，受行政法約束，并接受行政審判權的監督；而后者則是行政機關作為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和組織者而為的一種行為，屬于私法范疇，接受司法審判權的監督。通過這種區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務被確定為劃分公共權力與私人失誤之間的界限，并對超過這一界限的“越權行為”予以制裁。這樣，行政權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國防、外交、警察和稅收等以“權力行政”為特征的狹小范圍。“公共權力說”確立后，影響到整個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理論。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的行政法治理論稱為“警察行政法觀”。
這種行政法治理論不僅是當時生產關系狀況的反映，而且也與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相一致。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將整個經濟系統分為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國際貿易、政府預算、居民收支等緊密相聯的組成部分。“看不見的手”并不是簡單地調節其中某一個市場，使其實現供求平衡，而是通過價格信號同時對整個系統發生作用。任何一個外來沖擊，如某種商品的價格或數量的變化，某項政府政策的變化，都會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系統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達到均衡的話，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來的沖擊破壞了初始的均衡狀態，那么，“看不見的手”將通過價格調整，使其轉向另一個均衡。
新古典學派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他們認為，政府的干預很可能會阻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給經濟系統帶來扭曲，從而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有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預了。但是，新古典學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把政府的活動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即政府應當保證發展生產、公平貿易和積累財富的外部環境，并且向社會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擔當起社會“守夜人”，行政職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國家的安定、社會安寧，維護私有財產權和契約自由。
二、國家干預主義與福利行政法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斷發展壯大的資本主義創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會都要豐富的物質財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由自由競爭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開始頻繁爆發。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社會關系更趨復雜，社會形勢的變化更趨迅速，但個人的生存能力卻受到社會的嚴重制約，就業、教育、衛生、交通以及環境等都已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解釋經濟危機以及一系列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經濟學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對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受到挑戰。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L.Walras）的均衡理論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下，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K.G.Myrdal）和林達爾（E.R.Lindahl）提出了動態均衡理論，以德國經濟學家施穆勒（G.V.Schmoller）為代表的新歷史學派和以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T.B.Veblen）為代表的制度學派也相繼產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上述理論與經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它們主張政府應對經濟進行干預，強調政府在調節和管理經濟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們宣揚階段利益調和，迎和了資產階級加強統治的需要，因而對當時西方各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②于是，在西方國家，行政權的作用范圍開始拓展。政府在實施有限的間接調控的同時，也開始少量地直接投資，從事教育、衛生、交通以及公共事業等方面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典型的“權力”特征已經很微弱。但這些活動又是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為，因而不受民法規則支配而適用行政法規則。在這種形勢下，法國行政法上傳統的“公共權力說”開始動搖，以狄驥（L.Duguit）為代表的波爾多學派提出了“公務說”?！肮珓照f”認為，“行政法是公共服務的法”，行政行為也是“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個別?！雹郯凑者@一標準，行政主體直接以滿足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活動都是公務行為；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服務與合作的信任關系；政府的服務是一種通過執行法律為公眾提供的服務即公務，因而服務與合作關系就是一種公務關系；公務構成了行政法的基礎，行政法將隨著公務的需要而變化?！肮珓照f”產生后，對大陸法系國家以及一些其他國家的行政法都產生了影響。從此，發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發展史上的偉大變革。
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帶來了致命的沖擊。這次經濟危機的時間之長、程度之深都大大超過了人們的預期。按照傳統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無論經濟繁榮或衰退，政府都不應當積極干預經濟活動，“看不見的手”會自動把經濟導向穩定狀態。可是，這只“看不見的手”并沒有把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面對嚴峻的挑戰，政府顯得軟弱無力。資產階級理論家們認識到，對這種社會形勢，除了政府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能夠應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時代呼喚出來一個全新的經濟理論———政府干預主義。凱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凱恩斯認為，完全的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關于完全市場機制的假設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經濟行為的外部效應以及交通運輸約束等情況的存在，使得市場機制失靈（marketfailure）。凱恩斯認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流動偏好”三大心理規律來解釋這一命題，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必然會產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只要存在著一定量的總需求，就會產生相應數量的總供給。既然“看不見的手”不能有效地對市場進行調節，那么就應當讓政府擔當起調節供求關系的責任。據此，凱恩斯認為應當放棄主張自由放任、無為而治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國家應當積極地干預經濟，擴大政府職能，刺激投資和消費。同時，他認為政府直接投資不僅可以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以維持國民收入的應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筆凈投資，還可以通過乘數效應帶動私人投資和消費，使國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凈投資額有成倍的增長。因此，凱恩斯“希望國家多負起直接投資之責”。④總之，政府的責任就在于運用各種政策以糾正市場失靈，保證資源優化配置，撫平經濟周期波動的創傷，促進經濟發展。只有政府為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來，這一理論發展為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官方經濟學”。于是，行政權力開始大舉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資本主義由一般壟斷階段過渡到國家壟斷階段以及各國經濟的恢復和高速發展，行政權也日益膨脹，行政立法大規模出現。在社會生活中，行政權的作用已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以促進公共福利為目的行政服務功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面對新形勢，“福利國家論”應運而生。盡管隨著“福利國家”等現象的出現，“公務說”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現了行政法理論基礎多元論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論中服務與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變，即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給相對人以“生存照顧”是行政主體的職責；享受服務、得到“福利”是相對人的權利。在這一時期，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主體范圍不斷拓展。同時，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關系以及因行政事實行為引起的關系也都被納入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范圍。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甚至開始將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觸角伸向了傳統的民法領域。總之，這一時期行政法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斷地縮小市場機制作用的領域，擴大行政權力作用的范圍，才能為相對人提供更為廣泛的服務，公共福利才能實現最大化。因而，我們可以稱之為“福利行政法觀”。
三、政府干預主義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重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風光了幾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預主義的西方各個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穩定增長，并沒有遭遇到較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經濟卻遇到了麻煩———“滯脹”現象，即高失業與高通貨膨脹并存。盡管各國政府按照凱恩斯的主張采取了各種藥方，但是經濟衰退仍越來越嚴重。對此，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既不能在理論上給以解釋，又不能提出有效對策。特別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更是動搖了政府干預主義的基礎。于是，主張經濟自由、減少政府干預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學者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展開了尖銳的批評。西方各國也相繼放棄政府干預主義，而選擇經濟自由主義為制定政策的指導原則。到80年代末期，過度的放任自由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又一次出現衰退，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得勢。
看起來，似乎新古典學派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與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干預主義在經濟學舞臺上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是，無論是新古典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都在不斷地汲取對方的長處，修正自己的觀點。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學說稱為“新古典綜合學派”或“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1985年以后又改稱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又如，克林頓政府強調政府干預，不過克林頓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強調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強調需求方面，又強調供給方面的兩手政策。克林頓也認為，自己的經濟政策既不是新經濟自由主義，也不是政府干預主義，而是一條結合兩者長處的新道路。⑤總之，兩大學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觀經濟學正在加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探尋政府權力作用的最佳范圍，整個資本主義也“幾乎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保持公私兩個方面主動性和控制權的混合經濟?！雹廾鎸暧^經濟理論各派林立，爭論不休，國家政策頻繁變動的新情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也表現出了應有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行政權作用范圍的有限縮小。學者們認為，在現代社會，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體”：“公共產品”除了可由行政主體提供外，還可以由其他公共體———社會自治組織提供。這是因為，非政府的社會公共體行使公共權力，可以避免或減少行政國家異化的許多弊端，如腐敗、低效率、濫用權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貼近公眾，公眾可更直接地參與其運作和更直接對之進行監督。除此之外，學者們也認為，過分強調為公眾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顧”會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創造能力退化；行政權的過度延伸不僅不會使公共利益進一步擴大，而且還會對其產生抵銷作用；應該重新重視市場機制激勵作用，“只有在個人無力獲得幸福時，才由國家提供服務。”⑦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對行政權重新估價，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政府也將一些政府壟斷項目轉到市場競爭領域，或者引入市場機制到公共領域適用。于是，國家行政、社會公共行政的結合和對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構成了維護、分配和發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結構。⑧第二，行政強制的弱化。西方學者認為，行政行為既然是一種服務，在相對人能自覺合作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夠實現的情況下，也可以不運用強制性的行政行為，而運用一些非正式、非強制的行政行為來服務。并且，傳統上以“公權”和“強制”為特征的行政行為的性質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為：一些新的行政行為形式或者原來在行政法領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導、行政規劃、行政給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經或者將在行政中發揮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規劃在法國，行政指導在日本以及行政給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這些行政行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又體現了相對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權力的因素，又有市場自由的精神。它們所具有的應急性、簡便性、溫和性和實效性等特點，也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強。學者們普遍認為，新時期行政法治不僅應重視服務的結果或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而且還應強調行政程序，即服務與合作的過程。通過行政程序，擴大行政民主，調動相對人對服務的合作或參與，增進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信任，使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對人的意志，使行政行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準確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權在其作用領域中的濫用，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因對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損失。而行政強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觀念的增強，必然會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實現。為此，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仍然方興未艾。
第9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文
哈耶克在1937年發表的《經濟學與知識》中首次將“知識”問題提高到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基礎性地位，把知識作為經濟理論研究的核心要素。這種理論符合了從傳統經濟向新經濟轉型的實踐需要，是新經濟存在的理論根基。從這個意義上說，哈耶克是新經濟的正統奠基人。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繼承以往經濟學的基礎上，將勞動分工理論發展到完備。但是如何統籌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態，卻又陷入了新的二律背反之中。它對社會的分析總是要求整個經濟處于一種均衡的狀態。然而在真實世界里，這種假設則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在新經濟時代，新經濟的增長更多的是爆發式的質變，具有強烈的隨機性和不可預測性。
哈耶克按照勞動分工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知識分工”的概念，試圖來理解新經濟的增長方式。他認為：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件及事件發生的原因，每個人所擁有的知識只占全社會知識總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即是類似于勞動分工的“知識分工”。哈耶克認為用以替代均衡分析的“完美市場”（perfect market）概念的是“知識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概念。
由于“知識分工”的存在，單個的個人只了解自身或一些特殊事件的知識，對市場上絕大部分知識處于必然的無知狀態。那么對于整個市場來說，把握全局就成為一句空談，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現某一時刻，由一些“精英”洞悉了整個經濟的真實面貌，而得以對市場做出合情合理的規劃來。那么經濟的發展就完全成為一種自發而為的行為，市場的波動也就成為正常的現象。因此，所謂的“經濟計劃”也就成為無稽之談。
在新經濟的條件下，由于知識分工的存在，雖然不可能認識整個市場的情況，但在某些情況下，通過分工組合，卻可以達到對某一局部的清醒認識和掌控，這樣就會出現全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又因為知識分散的作用，這種組合必然不是長久的，會很快為其他新的組合所取代。這就是哈耶克理解新經濟增長的模式。
如果說知識分工是從形式上解釋“計劃”的不可能性，那么知識分散則是從內容上解釋為何“計劃”無法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