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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環境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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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環境論文

    第1篇:審計環境論文范文

    環境績效審計是審計機關以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為衡量標準,對被審計單位的環境管理活動及有關經濟活動進行審查、分析和評價,提出有針對性的審計建議,促進改善環境管理、提高環境管理績效,推動政府可持續發展戰略有效實施的審計行為。

    這里,有幾點需要指出:第一,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產生于受托環境責任,根本出發點在于評估公共環境資源是否被受托者經濟、有效地管理和使用;第二,政府環境績效審計是政府環境審計和政府績效審計的有機結合,是對傳統審計在邏輯上和內涵上的必要延伸和補充;第三,政府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促進為主的建設性審計,在環境監督的基本功能之外,環境評價和環境建議功能也至為重要;第四,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主體是國家審計機關,審計過程中聘請的外部專家或社會中介機構不能代替審計機關承擔最終責任。

    一、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對象

    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環境管理活動為對象的綜合性審計。這些環境管理活動有資金性質的,如環保專項資金的籌集、使用和管理情況;也有非資金性質的,如環境規劃、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情況等。從一定意義上講,被審計單位的所有環境管理活動都與績效有關,環境績效審計的客體就是被審計單位的環境管理活動和有關經濟活動,這在環境績效審計的范圍和內涵中得到了直接體現。具體而言,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對象主要包括:

    第一,涉及資源利用和保護的環境管理活動。指對森林水泊、草原灘涂、土地礦藏、江河岸線、海洋漁業等重要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治理活動,特別是針對亂采濫伐、無序開發、圍墾河湖、毀林圈地、能源高耗、不可再生資源枯竭等方面的環境管理活動和有關經濟活動。

    第二,涉及污染防御和治理的環境管理活動。指控制和防治廢水、廢渣、廢氣等污染物向大氣、水和土壤排放的活動,特別是針對工業企業違法排污、城鄉居民飲用水質不達標、污水處理廠和垃圾填理場運營不善、重點流域斷面水質不達標、農村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環境管理活動和有關經濟活動。

    第三,涉及生態恢復和建設的環境管理活動。指對重點生態工程的建設和生態脆弱地區的恢復和保護活動,特別針對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嚴重、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擴展、生物多樣性減少、自然保護區萎縮破壞等方面的環境管理活動和有關經濟活動。

    二、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

    所謂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是指政府環境績效審計行為意欲達到的理想境地或狀態。陳正興認為,環境審計的目標包括基本目標和具體目標兩個層次,具體目標又劃分為一般目標、近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三個方面,環境績效審計屬于環境審計的中長期目標。筆者認為,環境績效審計和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審計一樣,是環境審計的組成部分,而不能算是目標。政府環境績效審計有自己的目標體系,并且可以細分為三個層次:根本目標、具體目標和分項目標:

    環境績效審計的根本目標與環境審計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即改善環境管理,提高環境效益,協調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保護,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環境績效審計的具體目標可以概括為:對環境管理各環節、各步驟的績效情況進行審查、分析和評價,找出影響環境管理績效的不利因素,提出針對性的改進建議,從而推動政府環境管理工作更加經濟、高效的進行。

    根據出發點的不同,又可以進一步地將具體目標分解為各類分項目標:(1)監督和評價環境管理活動的經濟性,促進環境管理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耗費最少的公共資源,實現投入成本的節約化;(2)監督和評價環境管理活動的效率性,促進環境管理在相對一定的投入下,實現產品、服務或其他成果的產出最大化;(3)監督和評價環境管理活動的效果性,審查目標實現的程度,以及實際取得的效果與預期效果的關系,促進環境政策、資金、項目實現預期的目標等。

    三、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

    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在《從環境視角進行審計活動的指南》中,列示的環境績效審計內容包括:對政府監督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審計、對政府環境項目的效益進行審計、對其他政府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對環境管理系統的審計、對計劃的環境政策和環境項目進行評估等。

    當然,確定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還是要從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出發,對整個環境管理體系進行分析研究,確定環境績效審計發揮作用的環節,進而確定其內容。筆者認為,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目前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是政府環境政策的績效審計。主要是對政府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情況進行績效評估,包括環境政策制定的科學性、環境政策結構的合理性、環境政策本身的可操作性和連續性、環境政策執行中利益關系的共贏性、執行環境政策、法規、制度的效果性等方面。典型案例如審計署20__年對鋼鐵、電力等重點行業“節能減排”政策執行情況的審計調查。

    二是政府環境資金的績效審計。國家撥付給各級政府及部門的環保專項資金是用于防治污染、治理環境的主要來源。審計機關在對環境資金的真實性、合規性審計的基礎之上,還應對環境資金的籌集、撥付和使用的效益性進行審計,因為單純的真實合法,并不等于管理和使用的節約、優質、高效。典型案例如陜西省審計廳對秦嶺“退耕還林”專項資金的審計。

    三是政府環境項目的績效審計。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政府對改善環境的投資也越來越大,項目范圍涵蓋水環境整治、生態效益補償、污水處理及垃圾填埋、沼氣建設等。審計機關應關注政府環境項目的投資績效,審查項目落成后能否實現設計目標,是否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經濟和環境收益。典型案例如深圳市審計局對城市污水處理投資項目的審計。

    四是政府環境信息系統的績效審計。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被審計單位的環境管理活動已經高度依賴于各種類型的環境信息系統,如大氣監測系統、 污水處理信息系統、排污費征收管理系統等。審計人員應檢查這些信息系統的安全性、穩定性、可靠性和效率性,并對系統產生數據的真實有效性進行核查。典型案例如審計署駐南京特派辦對唐山熱電公司煤煙自動監測系統的審計。

    四、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方法

    環境績效審計的技術方法有多種,有的在傳統審計中也經常使用,如面談詢問法、調查問卷法、實地觀察法、分析復核法等;有的則是專業性的技術方法,常見的如環境費用效益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環境費用效益分析法,是指對環境建設項目的全部影響進行計量分析,并對項目的整體費用和效益加以權衡的方法;層次分析法,是指將各類環境因素進行排序和分解,劃分為若干模塊化、數量化和遞階化的矩陣,再進行多層次模型分析的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是指通過模糊數學原理將定性評價轉化為定量評價,合理確定環境績效評價要素的權重,再進行總體綜合分析的方法。選用什么樣的審計方法,應以獲取充分和適當的審計證據、形成有說服力的績效審計報告為重。只有方法適當,才能為準確地描述和評價環境績效提供保證。

    在現階段,除了繼續使用傳統的審計方法外,審計人員也應該注意調整思維定式,不斷嘗試和采用先進的環境績效審計技術和手段。例如,江蘇省審計機關在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情況審計中,運用歷史數據、現場勘察數據分析的方法,評價污水處理設施的運行績效;運用環境系統數據縱向、橫向對比的方法,評價污染源在線監控系統的投入產出績效;運用微觀個體情況歸納分析的方法,評價區域環境治理的宏觀績效,都取得了很好的審計效果。同樣在太湖水污染治理審計中,浙江省審計機關運用實地取樣檢測水質的方法,分析水質變化的影響程度;通過環境監測專家咨詢法,對水污染物排放和處理數據進行測算,有效地增加了績效評價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五、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的標準

    在環境績效審計實踐中,由于被審計單位的多樣性,不同的項目不可能使用完全相同的評價標準。因此,審計人員應該為每一個審計任務“量體裁衣”,根據項目的具體特點和具體目標,有針對性地來確定審計標準。在選擇環境績效審計評價標準時,要與被審計單位充分溝通,解決相互間對衡量指標的分歧,這樣審計結論才能得到被審計單位的認可。

    第2篇:審計環境論文范文

    1.常規環境績效審計方法

    因為,在低碳經濟條件下,環境績效設計評價也屬于審計方法的一種,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常規的績效審計法也十分適用。常規環境績效審計法最主要的一項優點就是適用的范圍十分廣泛,對實際環境要求較低。缺陷就是可操作性較差,尤其是需要將低碳經濟下的經濟發展理論引用到環境績效審計中,操作起來更加的困難。因此,審計人員在采用此種方法時,一定要按照實際的審計環境并有機的與其他審計方式相結合。常規環境績效審計方法有:觀察法、檢查法、抽樣數據統計分析法以及比較數據分析法。

    2.環境費用效益審計分析法

    所謂環境費用效益審計分析法,是費用效益審計分析理論同環境科學相結合的現代化產物,能夠對某項經濟活動的綜合效益進行全面的分析。近幾年,此種分析方法主要在控制水、大氣污染、保護自然資源等領域運用,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該方法的評價思路是:以對某項經濟活動的經濟和環境效益為基礎,利用一定程度的技術手段,將其中的環境效益轉化為經濟效益,然后再將兩種效益相加,最后得出該活動的綜合效益。該分析法是典型的將常規審計法同環境經濟學相結合,并在環境績效審計中應用的一種方法,其根本目的是在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下,利用最小的付出取得最大的活動效益;其根本原則是效益必須要高于費用。目前,該方法審計評價的費用主要有三種:一是,在經濟活動中,為了滿足我國《環境保護法》中強制規定的環境保護標準而產生的費用,例如在引進環保設備方面的投入以及日常維護環保設備產生的費用;二是,國家在實施經濟手段對環境進行保護時,企業為了迎合這種手段而產生的費用,例如超出排污標準的排污費、環境基金;三是,企業為了有效的提升自身的環境而主動拿出的環境成本費,例如企業自己設立的環保專項資金。

    二、低碳經濟下環境績效審計評價的應用

    1.案例介紹

    2010年建立的地處西安西郊的建磚瓦廠,總投資共計三百四十萬元,廠區占地大約一百多畝,目前有員工一百多人。該廠主要以手工來制作磚瓦產品,生產出的產品的各項指標都達到了國家標準,并且,該廠生產出的各類產品的銷售前景也十分可觀。但是,由于近幾年我國各類的環境質量急劇下降,二氧化碳的過度排放使得全球的氣溫逐漸升高,同時,各種有害氣體不斷的排放,使得空氣質量下降,植被的生存和人們的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該廠在建立初期,周圍村民就持反對意見,隨著環境質量的下降,人們對生活環境也愈發的擔心,于是,該廠為了能夠順利建成,不但承諾為周邊居民提供就業機會,以后每年還需要交四十萬元作為保護環境的花費。

    2.案例分析

    依據以上案例的基本情況,決定采用環境費用效益審計分析法來進行環境效益審計評價第一,估算費用,根據案例可知,該廠花費的成本費可分為:一是,毀田取土的成本,該廠每年因生產產品而毀掉的田地為三百畝,從土地種植的重復性出發,該地每年可以收獲兩次莊家,上半年為小麥,下半年為玉米,假設小麥每畝的年產量為四百公斤,去掉人工、種子和化肥化肥的成本費,每公斤的凈收益約為一點二元;假設玉米每畝的年產量為四百五十公斤,去掉人工、種子和化肥化肥的成本費,每公斤的凈收益約為一點三元,那么,該廠每年在此花費的成本費約為三十多萬元。另外,由于該廠在生產的過程中,會排放二氧化硫,所以,繳納四十萬的環境保護費十分合理。第二,效益估算,根據從該廠內部得到的經濟效益報表得知:該廠在2010年的收益為二百五十萬,此后的年平均增長額為五十萬。結合之前講述的該廠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花費,該廠在2010年當年的收益就為二百一十萬,其建廠成本三年內便可收回。因此,根據之前分析的結果可知:在低碳經濟下進行環境效益審計評價,具有很好的實際應用性。該方法的施行,不但為我國的環保事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穩步增長。

    三、結論

    第3篇:審計環境論文范文

    1.1一般資料

    選取筆者所在醫院2012年1月-2014年2月收治的50例精神病急腹癥患者,其中男28例,女22例,年齡為60~72歲,平均(65.2±3.6)歲。原發病為:闌尾炎22例,胃腸道穿孔18例,腸梗阻10例。將所選患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快速康復護理組(n=25)和傳統護理組(n=25)。兩組患者年齡、文化層次、病情等方面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統計學處理

    所得數據采用PEMS3.1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字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兩組患者術后各項護理觀察指標比較顯示,快速康復護理組的下床活動時間、術后進食時間、住院時間均明顯短于傳統護理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并發癥發生率及醫療費用均低于傳統護理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精神病患者是在情感、行為、認知、人格、意志、智力等多方面均會出現異常表現的特殊的患者群體。尤其在并發急腹癥時,該類患者因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較易出現反應遲鈍,不能正確的描述其疾病癥狀,加之缺乏自知力,對疼痛不敏感,從而導致不易準確檢出腹部陽性體,延誤病情。然而此類患者一經確診,病情往往較危重。圍手術期的各種臨床治療措施以及常規手術的實施,均有可能引起患者的應激反應,嚴重時甚至會沖擊患者的心理,不同程度的影響了其術后疼痛反應、胃腸功能的恢復,最終導致術后并發癥增多,住院時間延長,加大了護理難度。而本文所介紹的FTS護理方法,則是優化原有的傳統護理措施,以減少各種應激反應為最終目的,促進精神病急腹癥患者的臨床康復。

    3.1心理護理和健康教育

    精神病患者因受自知力影響,精神疾病易反復發作導致反復住院,且不易配和治療,為此當其發生急腹癥時,更是抗拒治療。責任護士列舉成功術例,發放健康教育手冊、利用多媒體講解FTS的理念,圖文并茂、形象生動,有利于患者及家屬了解手術情況,緩解其緊張焦慮,提高就醫的依從性。對于自知力缺乏的精神患者,可邀請精神科專科護士來科室進行術前心理干預,以取得配合。在患者及家屬同意手術后,責任護士應根據治療方案,在術前迅速制定出快速康復計劃,根據計劃對每階段知識、配合要點向患者及家屬進行宣教。

    3.2術前腸道準備及胃管留置

    傳統護理理念要求急腹癥手術前需進行腸道準備并留置胃管,而快速FTS理念則認為清潔灌腸屬于創傷應激,增強圍術期的應激反應,增加麻醉過程中低血壓的風險,因而不提倡術前腸道準備。另外,精神病患者對該操作過程不易能很好配合,如強迫操作,往往會引起相關操作的并發癥,甚至還會誘發精神疾病,從而影響手術的進行。因此,對于實施FTS的患者僅在存有胃腸功能較差的情況下,術前才予口服緩瀉劑及腸道抗菌藥物,手術麻醉后放置胃管以便胃腸減壓。

    3.3術中保溫護理

    FTS理念認為,手術室溫度相對較低、使用品后易導致機體散熱加快。此外,術中大量輸注低溫的液體,或使用低溫液體沖洗腹腔或手術部位,均可導致機體溫度降低。因此,術中需保持手術室內溫度在24℃~26℃,加溫輸入或沖洗液體至37℃,必要時可使用保溫毯,以減少術中出血、術后感染以及降低分解代謝,促進快速康復。

    3.4胃管、引流管的護理

    對于胃腸道手術而言,胃管留置難以起到降低腸道壓力、防止吻合口瘺的作用,反而會增加患者不適感、咽喉炎等不良反應的發生。對于精神病患者而言,術后留置胃管及引流管,易導致更大的安全隱患。部分患者因精神癥狀會反復拔管,造成出血和損傷。FTS觀點認為,某些引流管會增加切口感染的機會,影響術后活動,增加臥床并發癥。FTS組患者術后立即拔除胃管,未放置引流管,并加強了腹部癥狀及生命體征的觀察。若因特殊原因留置胃管及引流管,術后24h應盡早拔除。

    3.5術后止痛護理

    患者術后的劇烈疼痛可能誘發或加劇其精神癥狀,導致出現過激反應,從而影響術后的康復治療。FTS護理組使用鎮痛泵72h持續鎮痛,多數患者術后安靜休息,沒有煩躁不安表現。

    3.6術后飲食護理

    傳統的護理理念認為,為避免腸麻痹和吻合口瘺,患者術后排氣后方可進食,而FTS理念認為,術后早期進食,可減輕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等癥狀。且早進食還可促進切口愈合刺激胃腸蠕動,促進消化功能的盡快恢復。患者手術清醒后,如生命體征較為平穩,即給予5ml溫開水漱口,每隔0.5~1h一次,術后6~8h可流質飲食,并根據對飲食的耐受性在術后24h內進食流質飲食,3d后恢復正常飲食。對于術后精神癥狀比較穩定的患者,還可予每天2~3次咀嚼口香糖的“假飼”治療,以便能促進術后腸運動功能的恢復,縮短術后腸麻痹出現的時間。

    3.7術后活動護理

    FTS理念認為,患者術后早期活動可明顯降低下肢深靜脈血栓、肺部感染、壓瘡等并發癥的發生率。術后6h可在床上進行更換,術后12h可下床適度活動,術后第1天下床活動需>5次,第2天開始可正常活動。制定術后康復運動計劃,實行“起床三部曲”。

    3.8輸液與營養支持

    研究表明控制急腹癥患者術后的液體補充量有助于減少其術后并發癥,縮短住院時間。此外,FTS的理念也表明,術中提倡控制性補液,及時調整輸液量及速度。應注重術后液體限制性的補充,鼓勵患者宜盡早進食。未出現營養不良的患者通常無需常規的營養支持。

    3.9出院護理

    第4篇:審計環境論文范文

    關鍵詞:審計執業環境問題對策

    目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運行,由于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社會審計的執業環境比以往更為寬松,時代賦予審計的特征,要求注冊會計師在審計執業中堅持獨立、客觀、公正的原則,這是審計工作的核心,離開了這一核心,也就喪失了注冊會計師存在的意義。雖然我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執業的大環境正在逐步改善,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在探索過程中,很多方面還不夠成熟,不夠完善,政府職能轉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人們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還未徹底改變,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中帶來的某些消極因素有所滋長,加上社會上對注冊會計師事業的理解還不夠深入以及在職業內部也未建立起一個有序的發展機制,對于一個注冊會計師究竟應具備哪些個人素質才能勝任本職工作,從而贏得公眾信任仍不十分清楚,事務所之間的競爭還處于無序狀態,對于注冊會計師協會的職能、作用及組織性質的認識也不盡一致。因此,注冊會計師的執業環境還不夠理想,較為混亂,時代賦予審計的特征,不能充分體現。

    一、當前審計執業環境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

    (一)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建設面臨挑戰

    1、現行審計實務不能有效應對財務報表重大錯報風險。現行審計實務是建立在傳統審計風險模式基礎上,存在很大缺陷。注冊會計師往往不注重從宏觀層面把握財務報表存在的重大錯報風險,而直接實施控制測試和實質性的測試,容易產生審計失敗,因為企業管理當局串通舞弊或凌駕于內部控制之外,如果注冊會計師不把審計視角擴展到內部控制之外,如行業狀況、監管環境,企業的性質以及目標、戰略和相關經營等方面,很容易受到蒙蔽和欺騙,不能發現由于內部控制失效所導致的財務報表重大錯報風險。

    2、國際審計準則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針對經營環境變化帶來的風險,出臺了審計風險準則。在起草審計風險準則早期,由于財務舞弊事件的影響,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對整個審計過程進行了改進,以提高審計風險準則識別、評估和應對重大錯報風險的能力。2004年12月15日,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正式實施了4個審計風險準則。并以此為基礎,正在全面修訂和起草相關準則。

    3、經濟發展要求審計準則國際趨同。經濟全球化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打開國門,吸引外資,使經濟的發展超越了國界.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目前,我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依存度日益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審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要求越來越迫切。

    4、從審計職業界來看,執業規范體系建設缺乏整體協調性、完整性、前瞻性,執業懲戒缺乏嚴厲性。我國的執業規范體系建立以后,對審計實務中的新情況、新業務,審計職業界不能根據社會公眾需求的變化及環境的變化,適時地修改有關的準則,職業規范建設的滯后性阻礙了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發展,注冊會計師只能憑個人的理解去做,降低了審計的質量。另外,執業規范體系的建設缺乏協調性。獨立審計準則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第三個層次即執業規范指南是對審計具體準則的解釋和說明,是審計人員執業時的直接參照。可是到目前為止,具體準則頒布了一批又一批,執業規范指南仍然是第一批的三個。整個執業規范體系的建設缺少整體性、協調性。注冊會計師協會對注冊會計師的違紀處理缺乏懲罰力度,起不到應有的懲戒作用。只要會計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因違紀而得到的回報大于他們所受到的處罰,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仍會冒險提供虛假的審計報告。

    (二)我國注冊會計師執業的社會環境不佳

    1、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嚴重近幾年來,虛假會計信息屢禁不止,財務會計造假普遍,嚴重影響了會計工作的質量。在造假的方式上,也呈現出手法多樣、越來越隱蔽的特點,從造假的根源上看,絕大多數造假都是在企業負責人的授意下進行的。這種現狀使得審計人員從接受審計任務開始,就有了一種“到處是陷阱,處處是地雷”的感覺。在調查取證時,審計人員必須考慮應當采用哪一種或哪幾種最恰當的審計方法,才能獲得最有說服力的審計證據,做出最符合實際的審計結論,盡可能的把審計風險控制在較低的、可以允許的水平上。在當前這種情況下,審計人員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其難度可想而知。

    2、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1998、1999年,注冊會計師行業進行了全行業的脫鉤——改制工作,這項工作雖已結束,但掛靠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卻并未完全解決,政府干預、部門分割、不公平競爭等現象依然存在。如一些機構仍然在掛靠單位里辦公,一些事務所人員仍然住著原掛靠單位分的房子,享受著原掛靠單位的福利,一些財政部門的領導被聘為事務所的“顧問”,每月拿著數千元的“顧問費”。這種形式上獨立而實質上不獨立的現象帶來的結果就是地區封鎖、委托與受托關系變成了政府部門的行政命令關系、審計人員在審計工作中受到了不應有的干擾,事務所為了取得市場就必須與政府部門建立一種“良好的關系”,否則就難以生存。

    3、委托方與受托方的監督與制約關系失衡。社會審計是受托審計,委托人、被審計人、審計機構三者之間應當是相互獨立的,但從實際情況看,由于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失效,上市公司審計的實際委托人是上市公司經營管理人員,即管理層聘請審計機構審計、監督管理者自己的行為,并且審計費用等事項由公司管理層來決定,這必然從根本上破壞審計的平衡關系。管理層在審計交易的“契約”中掌握著審計機構的聘用、續聘與審計費用標準等內容,審計機構明顯處于被動地位。國內有關學者對上市公司變更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論顯示:被出具過非標準的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比未被出具過的更容易變更會計師事務所;與聘用事務所不在同一地域的上市公司比聘用事務所在同一地域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變更會計師事務所;ST、PT類公司比非ST、PT類公司更容易變更會計師事務所。這充分說明上市公司變更會計師事務所有“購買會計行為”的傾向與動機,接受變更的會計師事務所面臨著很大的執業風險。

    4、行業監管不力,職業規范體系仍不完善。目前我國參與對注冊會計師及事務所監管的有審計署、證監會、財政部、注冊會計師協會等,針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違紀行為,監管部門主要采取警告、暫停執業、撤銷等行政方式,注冊會計師及事務所承擔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幾乎沒有。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注冊會計師懷有僥幸心理,縱容了其違法行為,增加了執業風險。在執業規范體系的建設上,盡管目前已初步建立了以獨立審計準則、職業道德準則、質量控制準則、后續教育準則為內容的框架結構,還存在著不足:首先,職業規范體系注重獨立審計準則的建設(現已頒布實施了42個具體準則與實務公告),輕視其他準則建設(目前僅頒布了基本準則)。如果審計行為缺乏了質量控制,質量就難以保證,忽視職業道德的約束和職業后續教育,審計人員的素質就會下降,審計質量就會下降。近幾年出現的審計失敗案絕大多數都不是技術問題,恰恰是在質量控制和職業道德上出現了問題,這說明僅僅依賴技術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其次,職業規范體系注重制定,忽視效用。我國目前的執業規范指南仍然是1995年頒布的《年度會計報表審計規范指南》、《審計工作底稿規范指南》、《驗資規范指南》。作為審計具體準則的解釋和說明,指南的滯后,造成審計準則的效用受到很大影響,審計的執業風險也由此增大。

    (三)注冊會計師審計本身固有的缺陷

    受審計成本和審計技術的制約,注冊會計師不可能對被審計單位是否遵守所有法規的情況進行全面審計,不能絕對保證會計報表的真實可靠;并且由于標準簡式審計報告的容量有限,只能以高度凝練的語言對被審計單位會計報表的編制是否符合財務會計法規及是否公允、一貫表達意見。這樣,相當一部分審計報告使用者的需求就得不到滿足,包括財政部門、稅務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外匯管理部門等等。在這種情況下,運用行政權力干預注冊會計師審計過程和審計報告的內容就帶有了一定的無奈性。注冊會計師協會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注冊會計師協會是由注冊會計師組成的自律性社會團體,它通過自我教育、自我制約、自我發展為注冊會計師這一市場中介創造了條件,它是市場經濟體系中聯系政府和事務所的橋梁。但是目前我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內部機制還不很完善,運作也不很順暢,且不能從根本上擺脫行政干預,不能代表其成員有效的發展和保護本行業,削弱了注冊會計師的執業能力和獨立性,未能起到應有的行業管理和監督作用。

    (四)從審計本質來看,公司治理結構上的缺陷導致了上市公司與審計機構之間的監督與制約關系失衡,從而使審計喪失了最基本的屬性——獨立性。

    上市公司審計中存在著委托人、被審計人與審計機構三者之間的特殊委托關系。被審計人即為上市公司,其主要表現為公司經營管理層,它是替委托人即股東管理公司資產的“人”;而審計機構則是替委托人即股東簽證公司管理層業績的“人”,即二者均是受托人,為同一委托主體——股東服務的。故按照委托理論,對上市公司的審計是“人”監督“人”的過程,是可以保證其公正性的。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在公司治理結構上的不完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以國有性質為主的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董事會不能真正起到對公司經營管理層(以總經理為代表)應有的控制作用,很多公司總經理本身就是董事長,或董事會重要成員,這樣就使“內部人控制”現象非常嚴重。原本上市公司審計中存在的三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實質上已簡化為二者之間的關系,即由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層委托審計機構對自己進行審計,并且由其決定相關的審計費用等事項,從根本上破壞了委托理論下上市公司與審計機構之間的平衡關系,使審計機構難以保持其公正執業最根本的條件——獨立性。

    二、改善審計執業環境的相關對策

    (一)注冊會計師執業社會環境的完善

    1、凈化會計行為環境,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會計信息的失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追求利益的因素,也有產權不明、執法不嚴、道德低下的因素,因此必須對癥下藥,從多方面入手解決當前信息失真的問題,改善審計執業環境。(1)加大對財務會計造假的懲罰力度和執法力度,糾正各種形式的“人治”傾向,嚴格按新《會計法》辦事,并把處罰重點放在處理責任個人身上;(2)加強職業道德建設,應制定一套可操作的會計職業道德規范,并建立相應的評價機制,提高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意識和道德水平;(3)強化政府監督,建立以財政監督為主體,審計、稅務、信貸監督為補充的監督體系,嚴格明確各監督主體的職責,形成監督合力;(4)堅持法制宣傳和培訓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強化企業負責人和會計人員的法制觀念,形成有效的企業內部自我約束機制。

    2、繼續推進會計師事務所體制改革,提高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和風險意識。獨立性是審計工作的靈魂,建立一種不受干擾、公平競爭的機制是獨立性的保證。為此必須從以下各方面入手,提高審計的獨立性。(1)推進行業管理體制改革與創新,結合當前政府轉變職能的工作,進一步理順事務所、地方注協與財政部門的關系,明確各自的職責,解決脫鉤改制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使事務所能夠真正獨立執業;(2)積極推進執業機構向合伙制轉變,加大事務所的執業責任,提高注冊會計師的風險意識,增加注冊會計師提供高質量審計服務的壓力和動力。

    3、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規范上市公司對事務所的變更行為。針對目前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國有股東缺位導致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必須從完善公司內部結構入手,嚴格按法律的要求由股東大會行使變更事務所的表決權,并按規定公告變更及合理原因,證監會及交易所應加強對變更事務所的監管與不合理變更的處理。這樣才能形成注冊會計師健康、合理競爭的市場環境,減少上市公司企圖以變更事務所脅迫正在對其審計的事務所按其意圖進行審計,或變更后尋求能與其合謀的事務所,才能使恪守獨立、客觀、公正原則的注冊會計師得到應有的法律保護和長足發展,改善執業環境,減少執業風險。

    4、加強行業監管,完善執業規范體系,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注冊會計師隊伍。針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造假行為,首先要不斷加大監管的力度,繼續制定和完善檢查、懲處等一系列規章制度,著力構建包括與政府部門聯手監管、重大業務事項備報、上下聯動開展行業互查、公眾舉報和新聞曝光相結合的社會監督在內的行業監管體系;其次要加大執法力度,完善注冊會計師民事賠償制度,消除其僥幸心理,降低執業風險;最后,應強化行業的職業道德建設,在行業檢查、開展培訓和后續教育時,應將職業道德作為工作的重點,使業內所有從業人員確實做到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在執業規范體系的建設上,應加快職業道德準則、質量控制準則、后續教育準則的制訂與完善,增強其可操作性,使獨立審計準則能真正落到實處。在隊伍建設上,要培養一批具有堅定政治信念、具有強烈風險意識、責任觀念,業務熟練、經驗豐富的注冊會計師隊伍,為社會審計事業的鞏固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注冊會計師執業法律環境的完善

    目前,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股權設置不合理,沒有形成必要的制約機制、激勵機制。急需健全事務所本身的治理結構,鼓勵建立合伙制事務所,完善會計師事務所內部風險防范制度和三級復核制度,推進會計師事務所的質量控制與同業復核。為了促進注冊會計師執業水平的提高,我們有必要在證券市場上積極引入國外優秀的會計師事務所,借外部之力促進我國會計師行業的進步改革,超常規地提升注冊會計師在市場經濟中的獨立性和地位,學習國外會計師事務所先進的管理經驗和風險控制能力,提高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水平,滿足證券市場對高質量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

    健全的法制環境能激發審計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審計的基本職能是經濟監督,經濟鑒證和經濟評價。實現基本職能的手段是獲取審計證據,對照審計標準,得出審計結論,表達審計意見。健全的法制環境會鼓勵,支持審計人員獨立行使審計職權,保護審計人員的權益,激發審計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提高審計質量。

    1、應對現行的《注冊會計法》進行修訂。1994年實施的《注冊會計師法》已經不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應該從強化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強化注冊會計師的利益保障機制、處理好對客戶保密與披露損害社會利益的關系的角度,加緊修訂該法。

    第5篇:審計環境論文范文

    在大型深基坑的施工技術中其錨桿技術十分重要,可以給深基坑的開挖施提供較大的空間區域,通過錨桿技術的利用,能夠將不同種類的機械設備更好的應用在深基坑的開完施工中去,這對于深基坑的施工操作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原來主要在車站和商業大廈等大型的建筑施工中應用錨桿技術。由于我國建筑行業不斷飛速的發展,對于錨桿技術在建筑行業中是應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我國應用在我國深基坑施工當中的錨桿技術其安全指數方面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對于深基坑施工的質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環境保護的措施

    (一)明確并樹立環保意識

    在深基坑施工的施工現場要將環境保護的措施真正的落實,其建筑工程的全體工作人員必須明確并樹立環保意識,應該首先讓相關領導認識到破壞環境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以及帶來的不良影響,使其能夠明確環境保護對人們的重要性。只有全體施工人員對環境保護問題給予高度的重視,并且積極的開展環保教育方面的做工,將環境保護真正的貫徹到每一個員工的心中,進而樹立環保的意識。

    (二)多余土壤運輸要及時

    因為大型深基坑所開挖的面積非常大,導致施工的現場出現較多大小不一的土堆。而這些土堆不僅會對深基坑施工的順利實施造成一定的影響,同時還會對現場環境的質量控制造成較大的影響。因此,想要保護施工環境必須將這些土堆及時的運輸到場外,并且還要保證場外堆放土堆的地點對于深基坑施工的操作以及環境的質量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

    (三)回收并處理現場的材料

    由于深基坑施工的施工環節較多且十分復雜,因此施工所用的材料較多,進而導致許多廢棄的材料遺留在施工的現場,對于環境保護的效果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因此,相關的工作人員應該及時的回收現場遺留的廢棄材料,并對這些材料進行處理。例如,施工現場遺留下來的塑料品和化學劑等,在對其進行回收和處理的過程中,需要將能夠再次進行利用的材料分類,從而使材料的再次利用得以實現,從而達到節省施工企業材料的成本目的。

    (四)實施及監督環境保護

    想要使施工現場的環境得到保護,不能僅依靠實施環境保護的錯吃,同時還需要相關的領導監督環境保護工作人員的行為。這樣不僅可以保證順利的實施環境保護的工作,并且還可以及時的發現施工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不良行為,對于施工現場的優化十分有利。在對施工過程的監督中,必須要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對現場進行考察,并且還要安排具體的工作人員對施工現場的污染物進行及時的清理,這樣可以避免污染物對施工現場的環境質量造成不利的影響。

    三、結束語

    第6篇:審計環境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垃圾滲濾液,反滲透

     

    近年來隨著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場的不斷建設,垃圾滲濾液的處理問題也日益凸顯出來,垃圾滲濾液對垃圾場周圍的水體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如何處理垃圾滲濾液成了一個需要迫切關心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控制垃圾滲濾液產生的影響,國家環保部于2008年4月頒布了《生活垃圾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GB16899-2008),為滿足新標準的要求[1],本文推薦采用反滲透處理的工藝進行垃圾滲濾液的處理。

    垃圾在堆放、填埋處理過程中,由于厭氧發酵、有機物分解、雨水沖淋及地下水的浸泡等原因,會產生多種代謝產物和水分,形成滲濾液,破壞周圍土壤的生態平衡,降低土壤活力,造成土壤或水源污染。垃圾滲濾液主要來自3個方面:①填埋場內的自然降雨和徑流; ②垃圾自身的含水; ③在垃圾衛生填埋后由于微生物的厭氧分解而產生的水 。垃圾滲濾液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污水的特點:BOD5 和COD 濃度高、金屬含量較高、水質水量變化大、氨氮含量較高、微生物營養元素比例失調等。滲濾液基本水質特征見表1

    表1 垃圾滲濾液基本水質特征

     

    項目

    垃圾填埋場滲濾液

    顏色

    黃、黑灰色

    惡臭

    總殘渣

    2356-35703

    COD

    189-54412

    BOD

    116-19000

    pH

    3.5-8.5

    NH3-N

    600-7400

    NO2-N

    0.59-19.26

    TP

    0.86-71.9

    Fe

    6.92-66.8

    Cu

    0.1-1.43

    Pb

    0.069-1.53

    Cd

    0-0.13

    Cr

    189-3263

    Zn

    0.2-3.48

    Ca

    200-300

    第7篇:審計環境論文范文

    【關鍵詞】 內部控制; 股權結構; 企業績效; 傳導效應

    中圖分類號:F2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22-0079-06

    一、引言

    2008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的頒布,說明內部控制逐漸受到監管部門和企業的重視。然而,我國“銀廣夏”、“云南綠大地”、“藍田股份”、“萬福生科”等上市公司接二連三出現財務舞弊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等事件,這無疑是內部控制體系不健全與實施效率低下的表現。研究內部控制制度在何種公司治理結構中能充分發揮其有效性,對于提高內部控制的構建顯得十分必要。根據對以往文獻綜述的分析和研究,發現許多學者主要研究了股權結構、內部控制以及企業績效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而關于股權結構影響內部控制并最終作用于企業業績的中介傳導路徑研究幾乎沒有。另外,目前的研究都將內部控制質量視為調節變量,但是由于內部控制與股權結構(自變量)和企業績效(因變量)都具有相關性, 而James L R和Brett J M. Mediators(1984)認為只有當調節變量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關系都不大時,才是最理想的調節變量。因此,本文借鑒溫忠麟(2004)中介效應的分析方法,在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將內部控制、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聯系起來,實證研究并分析股權結構對企業業績的傳導途徑,從而揭示其傳導黑箱。以此通過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環境,建立良好的企業股權結構,為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打下良好基礎,從而保證企業穩健運營。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隨著我國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的進行,企業注重 改善股權結構以此來影響和改善企業績效。F■lix J. L■pez-Iturriaga和Juan Antonio Rodr■guez-Sanz(2001)選取西班牙1991―1997年共140家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運用模型聯立方程分析各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發現,雖然企業績效和投資價值取決于管理所有權,但股權結構也會影響企業績效和投資價值。張同斌(2012)選取我國高新技術上市公司4年的財務數據為支撐,運用分位數回歸法研究發現,隨著公司績效的不斷提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逐漸增大,并且績效越好的上市公司規模的制約作用越大。Claessns和Stijin(1998)通過對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東南亞企業的股權結構研究,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企業股權結構高度集中,并且與企業價值正相關。葉紅雨和曾芒(2005)選取A股市場2001―2003上市公司964家數據為樣本,并結合196家企業(滬、深交易所近1 300家上市公司中196家中央直屬企業集團或控股的上市公司)和520家企業(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聯合認定的全國520家重點扶持企業集團或控股的上市公司)形成三組企業樣本,通過描述性統計發現,196家企業和520家企業均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較高樣本,通過變量的差異性分析發現,“一股獨大”是市場化的選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周翼翔(2011)基于內生性研究的視角,選取我國滬深1999―2008年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共509家公司,根據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作用途徑是非線性的。其中,管理層持股與企業績效呈W型關系;控股股東與企業績效呈N型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在其他限定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顯著相關。

    如今企業的內外環境瞬息萬變,只有建立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提高經營效率,保護投資者利益。已有相關文獻對股權結構和內部控制的關系進行研究,具有三種代表性觀點,分別是:(1)等同論。即認為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沒有本質區別,可以等同對待。(2)環境論。把企業的公司治理視為內部控制環境因素的一個方面,認為公司內部管理監控體系包括公司治理和內控環境因素,兩方面缺一不可(閻達五和楊有紅(2001))。(3)互動論。認為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環境二者聯系緊密、相輔相成,不能割裂對立,必須將內部控制置于公司整體的治理框架中。吳益兵、廖義剛和林波(2009)運用Logistic回歸模型以滬深A股市場2007年共167家企業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股權結構和內部控制質量的關系,研究結果發現:控股股東性質和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都與內部控制質量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股權集中度與內部控制質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呈負相關關系,表明高質量的機構投資者可以提高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深化企業現代制度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對內部控制的建設和執行具有重大影響。周奕彤(2012)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從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和治理結構兩個方面分析了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原因,提出優化股權結構,擺脫一股獨大的現狀,加強和完善董事會制度在內部控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明確監事會職責,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儲成兵(2013)基于我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2011年的財務數據,實證分析控制權的分離度以及金字塔式的股權結構對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終極控制人對股權控制的比例越高,則內部控制質量越低。程曉陵(2008)選取我國上市公司2006年以前的1 162家企業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作為解釋變量時對被解釋變量內部控制的影響,研究發現:管理層的道德價值觀和勝任能力與內部控制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設置審計委員會和增強管理人員對企業員工工作勝任能力的高度關注會促進企業改善內部控制質量從而提高經營績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在其他限定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內部控制與股權結構顯著相關。

    追溯到1932年,Berle和Means(1932)就通過對美國200家大型工業企業調研證明,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企業決策與中小股東的利益發生沖突,則不能保證企業業績的提升和優化。張良、王平和毛道維(2010)以滬深國有企業838家以及民營企業297家為研究樣本,其中,2008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企業績效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63(t=3.724,P

    基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股權結構、內部控制質量、企業業績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性,股權結構對內部控制質量產生影響時,內部控制失靈時的表現(如公司財務舞弊、違法違規)對企業業績產生負面影響,內部控制質量對企業業績也具有顯著影響。在委托理論框架中,股權結構作為內部控制的基石,決定著內部控制執行的效率,內部控制要使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使企業決策最優化。在我國,相當一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比較復雜,傳統觀點認為股權分散、股權制衡就能形成企業決策民主并提高公司內部治理水平,這是缺乏科學依據的,并且和筆者的日常實踐經驗不符合。“一股獨大”是中國證券市場的顯著特征,并不是公司治理的主要障礙,相反它和股權分散化都是市場的選擇。我們需要的是大力進行制度建設,加強公司信用建設,提高決策效率,切實保護投資者利益。可見,只有加強投資者保護才有可能通過股權制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在其他限定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內部控制是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中介變量,三者之間存在傳導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本文選取2011―2013年滬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對數據進行以下處理:(1)剔除財務狀況有問題的ST、*ST、SST、S*ST、PT類公司樣本;(2)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的數據,因為金融業在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方面與其他上市公司差異顯著,因此不作為樣本觀測值;(3)剔除3年相關資料不全的公司;(4)剔除數據殘缺的樣本。經過以上處理,最終選取滬市主板A股685家上市公司,3年共2 055個觀測值。本文相關財務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來自上市公司年報和巨潮資訊網,論文最終數據為筆者手工計算整理。在本文中,運用Excel2010對數據進行初步篩選和計算,使用SPSS21.0對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以企業績效(ROA)作為被解釋變量,使用總資產收益率作為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楊典,2013)。總資產收益率可以衡量一個公司的經營效果及獲利能力。企業績效(ROA)指標計算的方法為公司的凈利潤與資產總額之比。

    (2)中介變量:內部控制(IC)。本文在國內外學者有關研究基礎上,選取內控自我評價報告和內控審計報告(孫光國和莫冬艷,2012)、財務報表審計意見類型(黃壽昌和楊雄勝,2010)和會計師事務所(張龍平和魯清仿),另外本文還加入違法違規、整改措施。將這些指標作為變量衡量內部控制質量,使用改進的熵值法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最終求出每個公司的綜合內控評價值,該值越大,內部控制質量越高。

    (3)解釋變量:本文借鑒林鐘高和儲姣嬌(2012)、張同斌(2012)的研究,選取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own)、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和股權制衡能力(Rate)作為股權結構的變量。這里,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指年末機構投資者(包括基金、券商等新型投資機構持股之和)持有股票數量占總股本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股權制衡能力是指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至第九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4)控制變量:依據林鐘高和儲姣嬌(2012),張川、沈紅波和高新梓(2009)的研究,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Debt)、公司產權性質(Own)等。另外,本文還加入公司所在地區(Region)、公司所屬行業(Indu)和年度(Year)。變量說明如表1。

    (三)模型設計

    本文將內部控制質量作為中介傳導變量,以此檢驗內部控制的傳導路徑。如果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股權結構對內部控制質量都具有顯著影響,并且引入內部控制變量以后,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仍具有顯著影響,則說明內部控制質量是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中介傳導變量。也就是說,在檢驗股權結構的傳導過程中,內部控制質量具有雙重身份,它既是股權結構的結果,也是企業績效的原因,即股權結構通過內部控制質量對企業績效施加影響。

    內部控制、股權結構和企業績效三者之間相關關系如圖1所示(虛線內為股權結構的三個替代變量)。

    1.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之間相互關系的檢驗模型

    2.股權結構與內部控制質量之間相互關系的檢驗模型

    3.股權結構、內部控制質量和企業績效關系的檢驗模型

    第一個模型檢驗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只有?琢i(i=1,2,3)顯著了,才能進行模型(2)的檢驗,如果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相關但不顯著,則應停止中介效應分析。第二個模型檢驗股權結構與內部控制質量的關系。模型(3)是檢驗內部控制質量作為中介變量是否具有傳導作用。如果內部控制質量(IC)的系數?酌4顯著,同時?酌i(i=1,2,3)比模型(1)中的系數?琢i(i=1,2,3)顯著降低,那么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部分通過內部控制質量來傳導的。如果內部控制質量(IC)系數?酌4顯著,同時股權結構的變量系數?酌4(i=1,2,3)不顯著,則認為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完全是通過內部控制質量來傳導的。

    四、實證檢驗與理論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相關性分析和多重共線檢驗

    對模型中的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分析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總資產收益率(ROA)的最小值為-0.937,而最大值是1.090,后者大約是前者的2.1倍,平均值為0.041,說明滬市主板公司的整體業績水平不高并且各公司之間企業業績差距較大。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平均值為0.365,說明一股獨大現象仍然比較突出。股權制衡能力(Rate)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07,均值為0.006,說明第二至第九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的制衡能力總體上處于劣勢地位。內部控制(IC)的最小值為1.16,最大值為2,均值為1.789,說明自從我國頒布并施行《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以來,企業加強內部控制體系的構建,內部控制有效性提升,并且從標準差來看,內部控制差距較小。資產負債率(Debt)的平均值為0.458,說明公司風險程度不高,償債能力較好。公司規模(Size)的標準誤差為1.453,可見各個公司規模差異性比較大。

    表3是對模型中的主要變量進行皮爾森相關分析。從表3可以看出,企業績效(ROA)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在5%的顯著水平呈正相關,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own)在1%的顯著性水平呈正相關,與股權制衡能力(Rate)呈不顯著的負相關。內部控制質量(IC)與企業績效(ROA)、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own)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呈正相關關系;而與股權制衡能力(Rate)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并且各變量的相關系數都小于0.5,初步認為各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二)多元回歸分析

    本文依據中介變量的檢測方法,選取滬市主板2 055家上市公司的數據分別對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股權結構與內部控制質量以及股權結構與內部控制質量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了回歸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1.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回歸方程檢驗

    從表4模型(1)的回歸結果來看,股權結構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own)、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與企業績效的回歸系數均在5%的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其回歸系數分別為0.034(t=2.532)、0.021(t=2.083)。這一結果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而股權制衡能力(Rate)與企業績效呈不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對股權結構的三個變量分析發現,三個變量有兩個顯著相關,則可以認為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顯著相關。至此,假設1得到驗證。方程回歸整體性檢驗F值為82.202,在1%的水平上顯著;方程整體的擬合優度調整的R2為0.165,擬合較好。各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略大于1,但顯著小于10,另外D-W統計量為2.056,接近2,可以判斷方程各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和序列相關。模型(2)和模型(3)的檢驗原理類似,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贅述。因此假設1得到驗證,即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

    2.股權結構對內部控制質量影響的回歸方程檢驗

    從表4模型(2)的結果可以看出,股權結構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own)、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與內部控制質量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其回歸系數分別為0.124(t=4.149)、0.061(2.764),而股權制衡能力(Rate)與內部控制質量的回歸系數是-1.643(t=-2.926),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這一結果表明,機構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內部控制有效性的發揮;而股權制衡能力(Rate)越高,越不利于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同時,方程回歸檢驗F值為64.63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整個方程調整的R2為0.157,擬合程度較好。因此假設2得到驗證,即股權結構與內部控制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

    3.股權結構、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績效的傳導效應檢驗

    模型(1)和模型(2)分別是股權結構對企業績效與股權結構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回歸分析結果,而模型(3)是引入中介變量內部控制質量后,將股權結構和內部控制質量作為解釋變量,研究其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回歸分析。從表4模型(3)的結果來看,在加入中介變量內部控制質量(IC)之后,股權結構、內部控制質量共同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回歸分析。從表4模型(3)中的結果看,加入內部控制后,股權結構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own)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與企業績效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股權制衡能力(Rate)與企業績效存在不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由此可以認為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中的股權制衡能力與企業績效不存在中介傳導效應。股權結構的變量機構持股比例(Iown)的回歸系數由模型(1)中的0.034上升到模型(3)中的0.048,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的回歸系數由模型(1)中的0.021下降到模型(3)中的0.020。根據傳導變量的檢驗原理,三個步驟的回歸方程都顯著相關,說明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與企業績效存在中介傳導效應,并且股權結構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own)在三個模型中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34、0.124和0.048,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Vote)在三個模型中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21、0.061和0.020,這說明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與企業績效存在部分傳導作用,而不是完全的傳導效應。本文采用Freedman(1992)、張軍華(2013)中介效度分析方法,進一步驗證股權結構的Iown和Vote變量在模型(1)中的回歸系數和模型(3)中的回歸系數之差是否顯著異于零。統計量的計算方法為:

    公式中σ?琢i為?琢i的標準誤差,σ?酌i為?酌i的標準誤差,?籽 ixm為股權結構的第i個變量與中介變量內部控制質量的相關系數。計算可知,股權結構Iown的t1值為-8.337,股權結構Vote的t2值為0.588,均小于臨界值1.786,則拒絕原假設,接受股權結構的Iown和Vote變量回歸系數均具有顯著提高的假設,表明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的Iown和Vote與企業績效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中的Rate與企業績效不存在中介傳導效應,而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的Iown和Vote與企業績效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所以從總體來看,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具有不完全傳導效應,即假設3得以驗證。

    五、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內部控制質量為中介變量,采用滬市主板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內部控制對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中介傳導作用。研究結果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都與企業績效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并且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都與內部控制在1%的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股權制衡能力與內部控制質量顯著負相關;加入中介變量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從5%的顯著性水平上升到1%的顯著性水平,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從5%的顯著性水平下降到10%的顯著性水平,證明了內部控制質量對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起到的是不完全的傳導效應。

    本文對股權結構中大股東股權和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與葉紅雨和曾芒(2005)的研究結果一致,認為“一股獨大”并不阻礙公司的有效治理,反而是市場機制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內部控制有效性,提升企業業績。而股權制衡顯現弱勢,我國應該加強投資者保護體系的建設,切實保護投資者利益。只有加強投資者保護才有可能通過股權制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這一研究成果揭開了股權結構影響企業績效方式與途徑的黑箱,對于企業進一步完善內部控制機制,改善股權結構,提高企業業績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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