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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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1.1排污收費政策
排污收費是指政府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依法對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和個人收取費用.征收排污費的目的，是為了促使排污者加強經營管理，節約和綜合利用資源，治理污染，改善環境.我國排污收費制度始于改革開放之初.1982年7月國務院頒布《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標志著我國排污收費制度正式建立.我國排污收費政策的管理對象是直接向環境排放污染的單位和個體工商戶.從環境要素來說，排污收費的對象包括水、大氣、固體廢棄物和噪聲污染.排污費種類分為污水排污費、污水超標準排污費、廢氣排污費、固體廢物排污費、危險廢物排污費、噪聲超標排污費和加倍收費等六種，共計124項因子.我國排污收費執行程序包括申報、核實、核定、依法征收、強制執行、排污費減緩免等一系列步驟，征收標準也有明文規定[3].
1.2環境稅收政策
環境稅收政策是一種調節企業和個人經濟行為，以防止環境污染和破壞、保護環境的經濟手段.狹義的環境稅收政策是指對開發、保護和使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污染、破壞和保護程度進行征收和減免的一種稅收，即目前學者提出的環境稅概念.我國當前并沒有開征專門的環境稅.廣義的環境稅收政策包括與環境和資源有關的稅收和優惠政策、環境收費政策.我國現階段的環境稅收政策以收費為主，稅收為輔，少量的稅收政策零散地存在于資源稅、消費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耕地占用稅等稅種中.同時，在我國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相關征收規定中，也有許多涉及環境和資源保護的稅收優惠政策.例如，我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事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的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這些優惠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勵資源綜合利用、促進廢舊物資回收、鼓勵清潔能源生產和鼓勵環境基礎設施建設[4].
2現行環境保護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通過運用財政經濟政策，在促進環境保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2.1財政用于環境保護投入的總量不足
根據國際經驗，當環境保護投入占GDP的比例達到1%-1.5%時，可以控制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當該比例達到2%-3%時，環境質量可有所改善(世界銀行，1997).從2007年開始，我國統計年鑒把環境保護列為單獨的財政支出項目.在2007年至2012年這六年里，雖然財政用于環境保護這個項目的支出在絕對值上呈增長趨勢，但占當年財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則略有波動（見表1）.環境保護支出的增幅偏低，而且同控制環境污染的理想水平相比，我國環境保護支出明顯偏少，占GDP的比重過低.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也跟不上GDP的增長速度.另外，我國并沒有建立起有利于財政投資穩定增長的政策法規體系，環保投入沒有穩定的增長機制。
2.2排污收費制度不合理
2.2.1排污收費標準過低我國排污收費標準過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只對超過排放標準的污染物收費；二是收費數額遠低于治理成本，也低于所獲收益.例如，高污染企業如果不采購污水處理設備、偷排污水，每月得到的經濟收益可能高達幾十萬，而環保部門最高罰款限額僅為十萬元.若是企業花費幾百萬或幾千萬購買一套污水處理設備，從眼前利益看，反而是不劃算的.出于對眼前利益的考慮，企業寧愿交十萬元的罰款，而不愿花時間和資金去治理環境.
2.2.2征收面窄，收費項目不全現行的排污收費政策只對超標排放污染物的企業征收，難以刺激企業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國家只對超標污水、廢氣、廢渣、噪音等進行收費，面對新的污染源如震動、放射、玻璃反光、熱污染等，沒有足夠重視.在制度的制定上存在滯后，不能及時有效地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發生.
2.2.3排污費的管理混亂對于排污費，我國缺乏統一的管理模式，中央和地方各省往往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這就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亂《.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規定，排污費的征收、使用必須嚴格實行“收支兩條線”，排污費應當全部專項用于環境污染防治，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擠占或者挪作他用.然而，在實際工作中，由于有的地方財政困難，難以保證環保部門的經費需要，地方財政層層截留中央級收入，人為地將屬于中央級的排污費繳入地方國庫，擠占挪用排污費[5].
2.3缺乏一套完善的環境稅收體系
我國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環境稅收體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2.3.1沒有設立專門的環境稅種我國目前尚未開設真正意義上的環境稅，缺少針對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或產品課征的專門性稅收，只存在與環境保護有關的稅種，即資源稅、消費稅、城建稅等.這些稅種在保護資源和環境、治理污染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本身設立的初衷并不是為了保護環境.因此，這些稅種保護環境的作用非常有限，難以成為穩定的治理環境的稅收收入來源.
2.3.2有關保護生態環境的稅收優惠政策存在缺陷在現行稅制中，促進環境保護的稅收優惠存在形式單一，僅限于減、免稅，在實際操作中缺乏靈活性和針對性.例如，很多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期限只有五年，由于環保產業的投入大、投資回報率低，短時間內甚至沒有收益，所以五年時間偏短.總的來說，有關保護生態環境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只是很有限地發揮了作用.
3環境保護財政政策的國際經驗借鑒
早在二十世紀，西方發達國家就開始關注環境保護問題，并在環境保護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和舉世矚目的成就.
3.1財政投資政策
根據國際經驗，當環境污染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達到1%—1.5%時，可以控制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當該比例達到2%—3%時，環境質量可有所改善.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環境保護投入已經占到GDP的1%-2%，其中美國為2%，日本為2%-3%，德國為2.1%，隨著時間的推移，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投入逐年增長.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環境保護財政投入明顯偏少，占GDP的比重過低，并且沒有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合理的增長[6].
3.2財政補貼政策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制定了政策，對控制污染的行為給予直接財政補貼.但由于直接補貼政策有悖于“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近年來一些國家開始由直接財政補貼轉向了間接財政補貼.間接財政補貼包括比例退稅、減免稅收、特別扣除、投資減稅等形式.間接補貼實際上是一種稅收減免政策.近年來，加拿大、英國、美國、法國等都對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以及核能的開發給予了財政間接補貼，即稅收減免優惠，紛紛取得了明顯成效，促進了環境保護.我國雖然也有財政補貼政策，但是間接補貼占的比重較小、涉及的面較窄[7].
3.3環境稅收政策
目前世界上開征的環境類稅種主要有以下幾類：（1）燃油類稅.包括燃料消費稅、石油產品消費稅、礦物油稅等.該類稅種為第一大類環境稅，共計有42個國家征收，收入占環境稅總收入的80%以上（.2）車輛類稅.包括車輛登記稅、車輛使用稅等，其征稅對象為各類機動車輛.開征該類稅種的國家有35個，是第二大類環境稅（.3）能源稅.能源稅的征收對象為煤、電力、天然氣、石油等能源產品（.4）碳稅.碳稅的征稅范圍為礦物燃料及能源產品，根據不同燃料或能源的含碳量確定計稅標準（.5）硫稅.硫稅是對排放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收的一種稅（.6）廢物處理稅.包括廢物稅、垃圾填埋稅等，其征收對象為一般生活性廢物、建筑垃圾、工業廢物等（.7）其他.除以上六大類環境稅外，國際上開征的環境稅還有包裝稅、臭氧層破壞物質稅、農藥稅、空氣污染稅、噪聲稅等.相對于我國的排污收費制度而言，國外的環境稅收政策涉及面相當廣泛，其稅種幾乎涉及與環境污染相關的方方面面.不僅如此，國外的環境稅的稅負還非常重，在重稅負的壓力下，企業和消費者必須選擇有利于環境的生產生活方式[8].
4加強我國環境保護的財政政策選擇
根據我國環境保護財政政策的現狀，通過借鑒國外的經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我國的環境保護財政政策選擇.
4.1拓寬環保資金籌措渠道，增加環保資金的財政投入
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政府必須加以鼓勵和支持.為了改變我國目前財政用于環境保護的投入不足現狀，政府應該努力做到以下幾點：首先，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形式確定一定時期內政府環保支出占GDP的比重，建立環保投資增長機制.這樣，環保支出便有了法律的保障.其次，政府有必要尋求其他的資金籌措渠道.針對這一點，可以考慮建立環保專項基金.對于專項基金，要做到有償使用，滾動發展.基金的來源可以是罰沒收入、企業贈予等.基金的管理要做到專款專用，一般可用來建設環保基礎設施.最后，政府可以多支持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一方面，環保產業本身可以起到保護環境、治理污染的作用；另一方面，從政府角度而言，環保產業的興起和發展意味著私人資金投入到環境保護中，分擔了政府部門的財政壓力.我們可以借鑒國際經驗，積極運用比例退稅、減免稅收、投資減稅等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生態環保領域，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9].
4.2改革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
我國現行排污收費制度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政府部門必須針對不完善的方面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首先，提高現行的收費標準.按照“誰污染，誰付費”原則，推進環境污染外部成本內部化，杜絕企業花錢買“排污權”的想法.同時，可改變現有的超標收費方式，采用只要排放污染物就付費、超標排放加倍處罰的方法.其次，擴大排污收費的征收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污染源，例如微波輻射、電磁輻射、高技術污染、熱污染等.排污收費制度必須根據現實需要，將這些新的污染源納入收費項目中.最后，加強排污費的管理.征收排污費所需要的人員和資金必須納入國家預算管理，征收上來的收入直接上繳上級部門.監管部門也要加強監督，確保排污費收入專款專用.
4.3建立健全環保稅收體系
4.3.1開征專門的環境稅稅收具有固定性、強制性和無償性三個基本特征，這三個特征使得稅收不同于收費那樣可變和不穩定.因此，以法律形式確立專門的稅種———環境稅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但是，我國至今還沒有開征環境稅，環境保護稅費政策的基本格局是以收費為主、稅收為輔.這種政策組合并不能很好地滿足我們國家環境保護工作有效開展的客觀要求.因此，出臺環境稅、建立健全環境保護稅收體系是我們當前的必要工作.鑒于我國缺乏環境稅制的設計和征管經驗，我國可以采取循序漸進的辦法，先從重點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課征對象入手，等條件成熟后再擴大征收范圍，加重稅收負擔.
第2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小金庫”現象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形成的，其屢禁不止也有著眾多的原因。“小金庫”的出現與屢禁不止，個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部分領導缺乏足夠的法律意識。部分領導干部與財政管理人員由于缺乏足夠的法律意識，使得他們在日常的工作或者行為中出現了私設“小金庫”的行為，其自身卻沒有意識到。有的人甚至認為“小金庫”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在集體做貢獻，他們認為“小金庫”是處理各種關系以及經費不足等問題的“必備品”。而有的人則是純粹的想中飽私囊，認為只要不被發現就可以。但“小金庫”本身就屬于一種違法行為，其本身就不具備任何的“正當性”。第二，財務來源的多樣性為“小金庫”提供了可供其生長的土壤。許多的部門為了能夠使得其自身的工作能夠更加有效的開展，從而鼓勵積極的拓寬財源。但是在拓寬財源的同時，必定會有一部分，將這些財源劃歸其個人所有。雖然財源的來源的拓寬對于各部門的各種活動的展開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個處理不當就會滋生出“小金庫”。第三，單位內部缺乏完善的內控機制。雖然近年來各級部門都在抓黨風廉政建設，但是黨風廉政建設并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看到效果的。而且由于各種制度的落實情況不均衡，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門甚至沒有進行落實，這就使得內控制度的建設在這些地方和部門成了一句空口號。這就為“小金庫”的出現與繼續存在提供了空間。第四，缺乏有效的監督和處罰力度。一般情況下“小金庫”都極為隱秘，知道的人十分少，具體的收支情況只有領導和個別人清楚。而各種監督部門因為各種原因，很難發現這些“小金庫”，很多時候都是有人進行舉報時才能夠進行監督，并發現問題。在對“小金庫”處理時，很多地方都是采用“軟”和“寬”的策略，使得那些擁有小金庫的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最終讓這些人覺得私設“小金庫”不存在任何風險。從而導致了“小金庫”現象的屢禁不止。第五，單位的財政管理制度執行不嚴。近年來各級深入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力度，取得一定成效。但各部門落實改革情況不平衡，部分單位執行財政國庫等管理制度不嚴格，清理單位銀行賬戶不到位，為私存部分資金、設置賬外賬創造了條件。
二、建立“小金庫”長效防治措施的思考
我國在進行“小金庫”治理的時候都是在經濟下滑或者是財政減收的時候。而且都是零時的集中治理，沒有制定出長久防治的政策與措施，使得“小金庫”治理后又不斷的出現。第一，加強宣傳，讓各領導和財務管理人員認識到“小金庫”的危害與嚴重性。通過各種宣傳，讓所有都對“小金庫”有一個深刻的認識，讓“小金庫”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以增加“小金庫”被發現的機會。通過宣傳增強大家的法律意識，從而能夠克服僥幸心理，降低“小金庫”發生的概率，為“小金庫”的根治提供外部環境。第二，加大監督力度與懲處力度，完善財務管理制度。加大監督力度主要是通過強化各部門之間的協作能力，通過學習先進的各部門聯合執法的寶貴經驗，和完善群眾舉報制度來實現。由于以前對“小金庫”的處理過于寬松，從而導致了部分人的僥幸心理，所以還應該加大懲罰的力度和執行度，斷了這些人的僥幸心理。完善財務管理制度是根除“小金庫”的重要措施之一。對于現行規定和制度中的一些存在著漏洞的地方，要及時的通過相關的制度建設對這些漏洞進行堵塞，防治個別人利用制度漏洞建立“小金庫”。同時還需要健全和完善內控制度，加強財務管理與審計的力度。第三，從“源頭”入手，加強對銀行賬號與各種收費票據的管理。及時的了解各種收入的來源、結構、規模以及變動的情況。對于新出現的各種銀行賬號與收費票據一定要核實清楚其來源。深化部門預算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推行綜合預算；落實“收支兩條線”的相關規定，國庫賬號應該使用單一賬戶；通過各種補貼改善員工的工資待遇，對各種收支進行統一有效的分配。
第3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功能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貨幣政策是說一國的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措施總和。貨幣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率。
通常一個國家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實施何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相機抉擇。縱觀我國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歷程，從建國后一直奉行的“雙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開始施行的歷時近七年之久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再到2005年我國政府開始奉行的“雙穩健”政策，我國政府正是從實際出發，結合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形勢和國際經濟動態的轉變，審時度勢，成功地完成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當前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由于國際經濟形勢出現的逆轉以及已經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我國經濟增長率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調，國際收支不平衡程度將有所緩和。同時，出口增長將回調，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持續作用下，銀行的流動性雖然比去年有所緩解，但仍然比較充裕，貨幣信貸仍然處于比較寬松的環境。在此背景下，繼續實行“雙穩健”組合似乎是我國2007年繼續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選擇。
然而，就當前經濟形勢來看，影響我國政府做出宏觀經濟決策、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關注。首先，社會過度儲蓄引起的過度投資問題。從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由123804.4億元增加到334361.4億元，增長了1.7倍，增長幅度平均每年達到18%，存差也由24433.3億元擴大到111219.8億元，存差擴大了3.55倍。在儲蓄增加額中，有45.3%來自于城鄉居民增加的儲蓄，另有31.1%來自于企業增加的儲蓄。就是說，當前我國儲蓄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大主體的行為產生的。居民將過多的收入用于儲蓄，一方面是與我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關，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儲蓄主要來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關。企業將過多的資金用于儲蓄而不是投資于創新活動，一方面是與我國的產業政策相關，另一方面是這些儲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業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業依然缺乏資金。在社會儲蓄持續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壓力不斷增加。隨著存差規模的不斷擴大，金融機構要千方百計將這些剩余資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貸資金通過各種渠道又投向了建設領域，新一輪投資過熱和重復建設由此產生。還有，儲蓄過度增長引起過度投資，實際還對消費形成了擠出效應，因為在資金一定情況下，投資過多占有份額，必然排擠和抑制了消費。
其次，工業的過快增長引起的產能過剩問題。當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向金融機構流入，另一方面是社會消費增長速度又遠遠慢于工業品的生產增長速度。由此，我國經濟發展中又遇到另一個矛盾，工業品產能的過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增長并不慢，而且從2004年以后還有加快增長的趨勢。比如從2004年到2006年社會消費平均增長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國工業在投資的不斷刺激下產品生產量增長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國家用洗衣機、電冰箱、彩電、空調器、微型計算機、移動電話、汽車產量分別增長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業品還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當工業品持續以快于國內消費增長速度增加時，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又形成巨額貿易順差，由此導致外匯儲備越來越多，而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反過來又要求M供給規模不斷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引起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差距呈現全面擴大的趨勢，既存在城鄉居民、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也存在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從2000年到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擴大到3.22倍，2006年擴大到3.4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公共醫療、養老、教育補貼、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項目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更大；在地區之間，西部地區居民最低收入省份與東部地區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擴大的趨勢，比如北京、上海、江蘇等省市公務員收入是貴州的3至4倍。在城鎮內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鎮居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由1∶3.6擴大到1∶5.7，而困難戶收入與最高戶收入差距達到11倍。行業差距更大，全國事業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約1.5萬，一般企業1萬左右，而大企業5至6萬，能源、電信、金融企業可超過10萬。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如此，從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農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擴大到1∶7.26。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相當懸殊的程度，基尼系數已超過0.4。2005年，我國城鎮有近2000萬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萬農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們經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債維持生存。近幾年來，我國消費不足實質是結構性消費不足，主要表現為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居民消費不足。當前，我們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鎮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體集中，而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在不斷下降，他們將越來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機構；另一方面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邊際消費傾向高，但他們卻無錢消費。如何將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體，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身上，讓他們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費，這是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的關鍵所在。
從經濟運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經濟運行中儲蓄過剩、產能過剩和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不僅是近期宏觀調控需要面對的，而且也是國家長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慮的。就當前而言，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尚顯偏松，財政政策相對偏緊，這種政策組合不利于控制工業產能的進一步過剩，也不利于擴大國內的消費，因此考慮到情況的變化，我們應該奉行“總體穩健、適度微調”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態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在力度上調整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
具體調整建議：
一是調整貨幣政策。首先，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調控仍有空間，適當時機還可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相應提高貸款利率；其次，金融機構應盡快調整資金使用結構，不斷調低投資貸款比例，相應提高消費貸款比例，出臺相關配套政策，積極推進住房抵押貸款、汽車、家電消費貸款、教育貸款、婚喪貸款等，鼓勵居民貸款消費；再次，為了緩解資金流動性過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減少銀行存差不斷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比如擴大企業中長期和短期債券發行規模，創新高新技術企業融資渠道，積極發展金融衍生產品，探索和支持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等；另外，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的同時，商業銀行還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財的形式加大投資國際金融市場，以此緩解流動性過剩和因貿易盈余及FDI流入給央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二是調整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應從目前的偏緊(壓縮國債發行規模、壓縮赤字規模)狀態向靈活狀態調整，適當擴大政府的投資和消費。一方面，各級財政應進一步增加用于城鎮低收入人群的貧困救濟支出，進一步擴大救濟覆蓋面，繼續提高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政府職員工資水平，并繼續向有利于消費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推動農民消費。專項基金從三方面籌措：其一，從每年財政增收部分中劃出一定比例(比如財政增收的10%)的資金；其二，每年發行一筆新農村建設專項國債(比如每年500億元)；其三，從每年土地出讓金中切出一塊資金來。將這三塊資金捆成一起，組成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并支持農業、農村生產能力建設，降低農民生存和發展成本，增加他們的收入，以刺激消費。
三是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要從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財政。近幾年，在企業儲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國有企業存款，這些存款絕大部分來自利潤。目前，在現有體制條件下，許多國有企業的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原有財政投資和行業壟斷形成的，這些贏利全部歸企業，明顯地形成了過多的企業儲蓄，為進一步投資創造了源泉。因此，無論是從財政投資回報還是公平性原則看，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都應該向財政上交一部分利潤，國家拿這部分利潤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以改善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降低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成本，提高他們的相對購買能力。
四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城鄉居民預期支出。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現有各類社會保障制度規定的沖突與掣肘，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該市場化的要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不該市場化的一定要根據公共服務原則進行制度設計，對于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時清理，當前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五是必須著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問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是由長期問題引起的，僅僅靠短期調控是不夠的，還必須著手解決長期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實現的，過去我們實行這種戰略是正確的。但是根據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教訓，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如不及時改變這種戰略，必然會給經濟運行帶來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因此，要解決投資過熱、產能過剩、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還必須從長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現行財稅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關系，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將目前一部分事權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擔，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資源管理與環境治理等，同時將一部分財權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級地方政府抓投資、上項目的沖動；另一方面，改變鼓勵出口的政策安排，統一內外資企業的稅收政策，分步驟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安排，適度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步伐，適當提高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同時，在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要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監管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國內，防止惡意炒作人民幣，干擾我國匯率改革的進程。
還有，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既要規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進一步利用稅收、財政轉移支付、捐贈、補貼等再分配手段，調節初次分配階段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最終實現“調高、擴中、提低”的目標。
參考文獻：
[1]馬曉河.國家發改委研究院.
[2]劉海濤，馮海燕.積哦極到穩健財政策的轉型分析.中國林業企業.
第4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第5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資產價格 穩定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部分國家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資產價格的波動會通過多樣化的渠道影響實體經濟，甚至還會誘發銀行信貸危機，引發社會宏觀經濟的衰退問題。為了更好地維持資產價格穩定，這需要從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出發，探討資產價格與其他經濟變量要素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促進資產價格的穩定發展。
一、資產價格的相關概念
資產價格在金融定義范疇包括證券資產價格和房地產價格這兩方面概念，這一概念中所涉及到的價格波動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資產價格中的證券資產價格對于利率的敏感性較強，其波動主要來自于短期股票投資回報率的影響，極易受到貨幣政策及市場因素的影響，因此證券資產價格的波動與相對應的實體經濟存在較為緊密的聯系，其上漲和下跌往往伴隨著實體市場經濟的上升和下滑。資產價格中的房地產價格則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密切相關，需求方面依賴于當前收入水平、現金流狀況以及平均折現率，在供給方面則依賴于土地面積或建筑的可用性，以及現有住房的質量水平。實質上資產價格發生波動，這將直接影響當前社會的金融系統和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基于此特征，探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資產價格穩定具備極為深遠的現實應用意義。
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資產價格穩定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正不斷發展和深化，房地產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所在。同時包括土地出讓金等房地產相關稅費已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這也成為影響了我國金融體系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房地產開發進程不斷加快，抵押貸款以及購房行為處于快速增長進程之中，資產價格中的金融資產屬性不斷增強，同時資產價格正處于不斷波動之中。這不僅造成了資源配置不當的問題，同時也增大了社會居民的經濟負擔，對于社會層面而言也制約著發展方式的優化轉變和產業升級的發展進程。因此維持包括證券資產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等內容的資產價格穩定，有助于更好地促進金融產業的健康發展，帶來一定的積極社會影響。資產價格穩定與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合力作用都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
（一）維持資產價格穩定中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作用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流經濟學界較為奉行的一種宏觀調控理念為“一個目標”和“一個工具”。“一個目標”為保持物價穩定，通過單一的物價穩定目標可以有效平抑通貨膨脹預期；而后者“一個工具”則為短期名義利率，通過一定規則的利率調整可增強財務政策的透明性，從而現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基于此理念可發現，財政政策較為有限，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則有助于實現社會經濟穩定。在不同時期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于資產價格的波動能帶來差異化的影響，財政政策可更為直觀地反映資產價格的波動變化。在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初期，居住房屋類別依賴于我國福利制度，在這段時間財政政策能更為直觀地反映資產價格的變化。隨著房地產業市場增長不斷加快，貨幣政策在資產價格變化過程中有著更為直觀地體現，同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容差率也有著極為明顯的變化。為了維持資產價格穩定，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者實現協調發展，統一配合，才能更好地實現資產價格的科學合理控制。
（二）資產價格中的貨幣政策反應模型
貨幣政策的實施目標在于維持物價穩定，即維持商品價格的穩定。貨幣政策的制定需要將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和破滅對于經濟產出和貨幣通脹的影響納入考量范疇。資產價格中的匯率波動會對貨政策帶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來自于貨幣流動以及市場交易等方面對于貨幣供給政策的影響，貨幣升值會直接影響貨幣兌換過程中的等額價格波動，國家銀行需通過貨幣供給的不斷提高來改善這樣的現狀，但同時貨幣升值的預期提升會促使國際資金流入我國貨幣市場，客觀層面引起貨幣擴張，這會直接影響物價及資產價格等方面的提升波動，這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會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應用資產價格中的貨幣政策反應模型，通過縮小貨幣市場流入，有效改善貨幣擴張的金融狀況。
（三）資產價格中財政政策反應模型
“一個目標一個工具”的宏觀經濟調控理念在過去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卻對這一理念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資產價格穩定之間的關系也有了更為深層次的理解。我國央行明確宣傳，資產價格穩定并非貨幣政策制定和實施的主要依據。在財政政策反應過程中也需時刻關注和掌握資產價格的波動狀況。財政部門不僅需要維持政府債務的持續發展，同時還需促使產出穩定，基于此稅收比例將成為政府債務缺口和產出缺口的重要函數，對于資產價格中財政政策的反應模型需體現債務和產出的持續發展和穩定運行，通過兩方面的綜合協調和控制，合理實現資產調配，從而實現資產價格的穩定發展。
三、結語
在不同經濟發展時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資產價格的穩定會帶來差異化的影響，在探討三者之間的內在機制及關系的過程中需有所側重，通過兩者之間的協調發展促進資產價格趨于穩定。
（作者單位為成都信息工程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賈俊雪，秦聰，張靜.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穩定[J].世界經濟，2014
（12）：3-26.
[2] 鄧創.中國貨幣政策應該盯住資產價格嗎？[J].南京社會科學，2015（07）：33
-39+53.
[3] 劉哲希，韓少華，陳彥斌.“債務―通縮”理論的發展與啟示[J].財經問題研究，2016（06）：3-11.
[4] 王勁松，韓克勇.資產價格、貨幣政策調控目標與金融穩定研究――一個理論研究述評[J].蘭州商學院學報，2010（03）：63-69.
第6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1.會計政策變更對財務信息的客觀性產生直接性影響財務報表分析一定要以財務分析為基礎，因此，財務信息一定要準確、客觀。財務信息不僅涵蓋財務報表，還涉及企業所披露的會計政策的選擇。從某種程度而言，財務信息的優劣對于市場經濟的運作秩序和未來發展具有直接性作用。無論企業上市與否，會計政策都是其開展財務信息確認以及財務信息計量的參考性文件。會計事項從最初的確認和計量直至最終的確認和計量過程，都需要選擇并執行一定的會計準則、會計方法以及會計流程。企業財務信息的披露要立足于一定的會計政策，其客觀性取決于所選擇的會計政策。
2.會計政策變更對財務報表分析的可靠性產生間接性影響會計政策變更對財務信息的客觀性產生直接性影響，而財務報表的編制必須要以某種會計政策下所披露的財務信息為基礎，財務報表的可靠性受到財務信息的客觀性的直接影響。因此，會計政策對于財務報表分析的可靠性產生間接性的影響，對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企業擁有一定的會計政策變更自由，對利潤進行一定的操控，造成財務報表信息缺乏應有的客觀性。在利益相關方開展報表分析的過程中，其可靠性不僅要依賴于分析者的水平，而且要依賴于數據信息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倘若數據信息缺乏真實性，則以此為基礎開展的報表分析就沒有足夠的可信度，使得利益相關方以其為基礎做出的決策存在偏差。繼而引發損失，甚至導致企業的破滅。假如此問題廣泛存在于企業當中，財務報表和報表分析都將無價值可談。那么，企業的運營環境和社會的經濟秩序都將失去穩定。
二、基于會計政策變的財務報表分析策略
1.明晰主次關系，對重點項目和關鍵數據給予足夠的關注在進行財務報表分析時，應當明晰主次關系，對重點項目和關鍵數據給予足夠的關注。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企業的內部機構數量越來越多，經營規模越來越大，因此，在開展財務報表分析時幾乎無法做到百分百的全面。當會計政策發生變更后，企業在進行財務報表分析時要鎖定重點篇幅，把關注的重點聚焦于財務報表的合計項目以及關鍵數據，規避過度全面而不細致的問題。例如，對于銀行信貸審批工作者來說，其應當重視的內容在于當會計政策發生變更后，企業的第一還款能力有沒有受到影響，也就是說其形成現金的能力有沒有受到影響。對于財務報表分析來說，需要注重企業因生產經營、投資以及籌資等行為所產生的現金流是否可以維持企業的正常營運。與此同時，還要注重現金流動的比率，從而判斷企業的資本結構是否可以保障其現金流的有效性。2.強化重點領域的分析力度開展財務報表分析意在借助對現階段財務狀況的分析實現對企業運營狀況的掌握，繼而為其日后的運營發展提出較為準確的決策。因此，在開展財務報表的分析過程中，相比于對企業往期和本期的數據分析而言，對其日后運營發展方向的分析和判斷更具價值性。然而，在現實過程中，相當一部分財務報表分析工作者依舊處于對往期和本期數據過多的分析的誤區。財務報表的分析工作者應當形成科學的分析理念：以發展的目光和前瞻性的角度進行財務分析更具價值性。
3.以經濟后果理念為準則，開展財務報表分析以經濟后果理念為準則，對會計政策產生的變更進行解析，才可以從根源處鎖定會計政策變更的現實價值，繼而依照會計政策產生的變更制定匹配的處理方案。全面解析并且深入領會會計政策變更的必要性，進而針對實際數據得出會計政策變更對企業產生的作用。第一，應當依照企業的實際條件，分析其會計政策變更的合理性。企業的財務報表要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加以編制，并且要由會計師對其進行必要的審計。然而，盡管如此，企業的管理層依舊有很大的會計政策變更自由。某種意義而言，會計政策依舊是企業管理層的意志產物。因此，分期企業會計政策變更的合理性是相當關鍵的，并且應當持續以質疑性的眼光予以對待。第二，就會計政策對財務報表產生的作用加以解析。在開展財務報表分析的過程中，應當著重關注兩項內容。首先，也就是說不考慮以往會計政策的合理性，始終認為本期的會計政策變更都是合理的；其次，將企業會計政策產生變更前后的財務報表加以匯總。基于上述兩個步驟，可以為后續階段的經濟后果學說提供詳細的、準確的數據信息。第三，借助經濟后果學說對會計政策變更的實質加以全面的考量。經濟后果學說引發人們對會計政策變更實質的思考，人們逐漸了解到會計政策變更并不是企業單純的依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做出適當的調整，而是使利益相關方彼此展開博弈。從根源處看，會計政策產生變更的過程就是利益重新配比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所有利益相關方都要對其自身利益加以重新考量，繼而發揮對會計政策變更的加速作用或者抑制作用。使會計政策處于對其自身利益最有保障的狀態，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以石油工程公司為例，打出廢井的狀況并不少見。依照責權配比的制度，可以選擇成本法，把打出廢井的成本費用支出納入當期損益欄，也可選擇遞延法。每一個會計政策都會對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形成差異化的作用，引發其資產、負債和利潤出現對應的變化。通常而言，應當對全部利益相關方的權益加以全面的考量。總之，基于會計政策變更的財務報表分析，應當先將全部利益相關方的角色加以清晰的劃分——明確全部受益者、受害者、推動者和無作用者。從而有助于會計報表分析工作者做出準確的、科學的判斷。
三、結語
第7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一、堅持動態的財政收支平衡
在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擴大財政投資，勢必會擴大財政赤字。對于是否以及如何堅持財政收支平衡的問題，學術界提出預算平衡論、功能財政論、周期預算平衡論和充分就業預算論。要根據一定時期的資源狀況（如短缺或閑置）以及宏觀經濟運行過程出現的矛盾，正確地處理財政收支平衡的問題。
我們認為，必須認識和運用財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規律，實行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每一個年度都要強求預算平衡，而是可以實行動態平衡，即在一定條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實現一次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財政政策效應存在著時滯，財政的一些經濟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當年財政赤字，但這些支出最終會形成生產力，從而會增加以后年份的預算收入。還應看到，由于經濟發展呈現周期性，不同年份經濟的繁榮或蕭條以及供求狀況不會一成不變，如果固守年度財政的平衡原則，就可能不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因此，要區分兩種類型的財政赤字。一種是結構性赤字，它是假定經濟達到充分就業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業的收入時出現的預算赤字，是對經濟周期性因素加以調整后的赤字，這在一般情況下應予以杜絕。另一種是實際赤字，這是緣于經濟運行尚未達到充分就業水平所產生的財政赤字，是未對周期性因素加以調整的財政赤字。在出現經濟蕭條，資源大量閑置和失業嚴重的狀況下，可以實行“逆周期”調節，實行適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借以擴大總需求。在經濟效益提高和稅制較為完善的情況下，資源的充分利用和經濟的增長，有利于最終實現預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據經濟周期變動和資源狀況，在一定的條件下，可實行動態的財政收支平衡原則。1998年我國中央財政赤字960億元，中央財政共發行國債3891億元（不含財政部向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國債收入主要用于擴大公共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1999年，我國在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宏觀經濟學認為，在資本存量超過黃金律的情況下，經濟中的資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優，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減少資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據在離散時間或連續時間下的凱恩斯——拉姆齊規則，資本的邊際產量相對于時間偏好率（或主觀貼現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費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費水平，這越劃算。財政可運用國債這一經濟杠桿，合理調節儲蓄、資本存量和消費。在公共財貨是消費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為者具有“幸福函數”（即瞬時效用函數），且所有的物品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會是順周期的（費萊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將受到征稅的邊際成本的影響。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資品（如基礎設施），就會被視作是對經濟受到擾動的反應。在均衡條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為當前生產的投入（布蘭查德、費希爾，1989）。1986~1997年，我國最終消費年均增長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長率9.8%，我國消費率在“八五”期間和1997年分別為59%和59.9%（1991——1995年間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79%）。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996、1997年分別為62%和60.6%.目前我國只有在擴大投資的同時擴大最終消費，才能使投資最終獲得市場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資的乘數效應和加速數。不過，目前我國應主要擴大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其中，財政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還有，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一次性住房貨幣補貼，這將有利于促進關聯強度大、帶動效應明顯的住宅業的發展。另外，據測算，如果我國農村人口消費水平達到城鎮人口的消費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億元購買力。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城市化步伐，提高農村人口收入水平。國債資金應主要繼續用于基礎設施。其原因是：基礎設施具有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特點，且目前我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人均資本存量較低。此外，對符合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和某些高新技術項目，國債資金也可給予必要支持。必須加強國債資金撥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監督，提高經濟效益。
二、國債的效應和適度規模
（一）要正確地看待國債發行同貨幣供應量變動的關系
國債的發行能否以及會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貨幣供應量變動，這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一是要看由誰認購國債，二是政府是否及時動用國債收入，三是國債的發行對商業銀行準備金變動的影響。
如果由公眾（個人和企業）用現鈔和活期存款購買國債，流通中的貨幣就會以相等的數額減少，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會變少（原因是公眾為購買國債而開出商業銀行的支票）。但當財政支用國債收入后，又會增加商業銀行準備金，其所形成的貨幣供應量同公眾購買國債前的貨幣供應量是等額的。
倘若由商業銀行購買國債，就由商業銀行開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減少。俟財政動用這項國債收入，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又會等額地失而復得，致使貨幣供應量保持不變，但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卻發生了變動。然而，要是商業銀行以所認購的國債出售或抵押給中央銀行，中央銀行購買國債或給予再貼現，就會使商業銀行在認購國債時所減少的準備金得到等額補充。不僅如此，在財政動用這筆國債資金時，還會增加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
至1998年末，我國全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為95698億元，各項貸款余額為86524億元。因此，財政部可通過向商業銀行發行一些長期國債，將一部分儲蓄存款轉化為投資。這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資金運營效益，減少國債發行費用，并調節產業結構。這一般不會增加貨幣供應量。還需說明的是：如果這一部分國債資金被束之高閣的時間長于這一部分儲蓄存款的閑置時間，就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收縮；要是商業銀行以所認購的國債出售或抵押給中央銀行，且財政動用了這筆國債收入，會導致貨幣供應量擴張。因此，在確定國債規模、償還期限和國債收入的動用時限以及在辦理再貼現時，必須顧及由此而引起貨幣供應量變動的問題。其中，國債收入應優先用于在建項目。
如果由中央銀行直接認購公債，中央銀行給財政部開具支票，當財政部用以支付商業、勞務和其他支出時，作為賣方的公司、企業、個人將所得收入存入商業銀行，使商業銀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得以增加，從而會產生派生存款。簡言之，當中央銀行直接認購國債時，會增加高能量貨幣的投放。這是中央銀行實行債務貨幣化，它在總需求特別嚴重不足時并非絕對不可用，但目前我國不宜強調采用這種方法。
（二）要消減國債的“擠出效應”
當國債的發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導致企業和個人支出（特別是投資）減少時，就出現“擠出效應”。它會減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擴張效應。在以國債彌補財政赤字時，若用貨幣融資法（即由中央銀行直接認購或在公開市場購買國債），就會增加名
義貨幣存量。因之，利率趨于降低，投資隨之增加。而在采用債務融資法（由個人、企業和商業銀行認購國債）時，由于名義貨幣供應量不會增加和赤字財政所造成的價格上升（由總需求和國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貨幣用于購買國債，導致實際的貨幣供應量減少和利率攀升，從而減少了個人和企業的投資以及由此產生的公債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投資的利率彈性和投資乘數。由于我國尚未實現利率市場化，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有著自己的特點。目前我國物價水平較低，信貸資金供過于求，且自1996年以來已七次調低銀行貸款利率。這些都有利于消減國債的擠出效應。應在增加財政投資的同時，采取措施（包括銀行貸款、在必要時的稅收優惠以及發揮財政資金的補助和貼息等導向作用在內），根據產業政策，鼓勵集體、個體和社會其他方面增加投資，以形成投資需求的持續性。此外，要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以阻遏利率上升。這既有利于克服國債的擠出效應，又能增加財政投資的配套資金。
還應看到：第一，在資源閑置和存在失業的情況下，隨著產品需求的擴大，實際收入和產量也會增加，因而擠出效應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儲蓄水平隨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漲船高”，利率（因貨幣需求的利率反應性）不會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資的地步。儲蓄的增加有可能為較多的預算赤字融資，而無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當實現充分就業時，擠出效應就可能成為現實。這時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總需求擴大，會導致物價上升而非產量增加。目前我國資源閑置嚴重，社會就業壓力較大，在此情況下，不會出現完全的國債擠出效應。
（三）要適度確定國債規模
確定國債規模，應考慮多種因素。國債規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償債能力和國民的應債能力。可主要用以下兩類指標來衡量國債規模是否適度：一類是反映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關系的指標，其中，較重要的有債務負擔率（國債余額占當年GDP的比率）；另一類是反映國債與財政收入關系的指標，其中較重要的有財政債務依存度和償債率。
從我國情況看，1994~1997年，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為52.14%、53.68%、55.61%和51.5%，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為20.3%、22.7%、24.9%和26.9%，而國際公認的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的警戒線分別為15~20%和25~30%（目前發達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國財政債務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國國債負擔率分別為5.14%、5.25%、5.5%、5.21%、5.45%、5.6%、8.1%、10.3%，遠低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和發達國家的公債負擔率（如美國在1993年為69.2%，日本和法國在1992年分別為52.7%和29.6%）。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而國債負擔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為11.56%）；二是發達國家龐大的公債余額已歷經數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國國債余額（到1997年末國內債務余額為5511億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國國債償還期限平均說來偏短。為了適度確定我國國債規模，應當考慮多種因素。國際上公認的幾種用以反映應債能力和償債能力的警戒線都是可以參酌的，尤其是債務負擔率的警戒線值得參考。我國國債規模的控制，要考慮我國資源閑置的狀況，要顧及財政收支平衡同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關系以及財政與信貸統一平衡等問題，而不宜僅用單項指標來衡量。
要解決我國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和債務負擔率較低的矛盾，并遵循國際上較為公認的公債管理中宜減少公債換發的原則，一要逐步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適當延長國債的平均償還期限，其別要適當增加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與此同時，要合理確定短、中、長期國債的結構，以利于降低國債發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國債還本付息的負擔，并使中央銀行能靈活機動地利用國債市場而調控經濟，以國債期限結構變動來緩和經濟周期波動。另外要發展國債貼現和再貼現業務。
根據宏觀經濟理論關于政府預算約束的數理分析，稅收的預期現值等于在經常項目上的政府購買的預期現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凈債務。資本帳戶支出不會影響對現值預算平衡的預期（薩金特，1986）。為了使我國在今后若干年內能實現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使當前的債務水平等于將來某個時刻出現最初盈余的貼現現值，提高償債能力，必須做到：（1）經濟增長率一般宜高于國債增長率，降低債務——收入比率。該比率取決于實際利率、產出增長率和非利息預算盈余之間的關系。（2）要提高經濟效益，強化稅收征管，穩步推進“費改稅”，完善稅制，并把現有的預算外資金中由財政部門管理的那一部分納入預算內管理，以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財政收入的彈性系數（根據我國歷年數據測算，經濟每增長1%，財政收入增長不及0.7%）。（3）要做到“量出為入”與“量入為出”相結合，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保證重點，壓縮一般。（4）要建立償債基金。其資金來源主要擬為：從稅收收入中劃出一部分；從上交財政的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償使用的那一部分國債資金的本息。借鑒歷史上歐洲國家實行“減債基金”（即償債基金）的失敗教訓，必須控制國債規模，并嚴禁償債基金被挪用。（5）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在條件具備時采用國債銷售發行法，可試行市場購銷的償還法，即政府通過中央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證券市場上陸續收購某種國債，在該債券到期前逐步給以清償。
主要參考文獻：
（1）[美]薩金特：《宏觀經濟理論》，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第8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我國現行的財政補貼政策經過近二十年的市場取向改革，應該說逐步接近市場經濟規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規則，但仍然帶有相當程度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成分和色彩，帶有不發達國家傳統發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對競爭性產業和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并未有效改善它們的經營效率和競爭實力，而且產生的“擠出”效應，嚴重影響著國家對科教、技術創新、環境保護、公益設施的投入與支持，導致財政功能和補貼政策一定意義上的錯位；在發展沖動的驅使下，地方財政競相推出種種財政補貼“優惠政策”，使得財政補貼頗為紊亂，也導致市場競爭秩序的“失序”。這些顯然是與WTO的有關規則相互抵觸的。調整、修改和在WTO規則基礎上規范國家及各級地方財政補貼政策，是應對加入WTO的當務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國的財政補貼政策首先面對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貿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的補貼，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國現行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調整現行的財政補貼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對我國產品出口形成，又能用好用足WTO規則允許的補貼，以達到提高財政補貼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國經濟發展的目的，從而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一、調整我國財政補貼的理論依據
為了維護世界貿易中非歧視、自由透明和公平競爭的秩序，WTO專門制定了《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旨在規范和統一各國的財政補貼政策及其行為。《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體現了一種明確的取向，即要求競爭主體共享“國民待遇”，在不受歧視和政企分開的平等條件下進行公平競爭。按照可能對國際貿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將補貼分為禁止的、可訴的和不可訴的三類：
1.禁止性的補貼。《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3條規定：“法律或事實上視出口實績為惟一或其他多種條件之一而給予的補貼，視使用國產貨物而非進口貨物的情況為惟一條件或其他多種條件之一而給予的補貼為禁止性補貼”，概括起來，禁止性的補貼包括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兩類。禁止性的財政補貼一旦被證實存在，無須證明其是否對其他成員方造成損害或損害威脅，都必須取消，否則會招致其他成員實施的經WTO爭端解決機構授權的反補貼措施或征收反補貼稅。
2.可訴補貼。可訴補貼是指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實施的補貼，但如果使用此類補貼的成員方在實施過程中對其他成員方的經濟利益造成不利影響，則受損的成員方可以向使用此類補貼的成員方提起申訴。因此，《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5條、第6條對使用可訴補貼的“度”作出具體界定。即使用可訴補貼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況發生：（1）取代或阻礙另一成員方的產品進口；（2）取代或阻礙另一成員方對第三成員方的出口；（3）補貼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價、壓價或銷售量減少；（4）實施補貼后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增加。
可訴補貼措施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實施，是因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國在一定時期為了使國民經濟相對平衡發展，總是需要扶助某些企業，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訴的補貼時，有可能使受補貼企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非正常的競爭能力或在國內市場上具有非正常的進口替代能力，從而扭曲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損害別國對外貿易的利益，因此，《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又對可訴的補貼予以限制。
可訴補貼并不一定意味著必須取消，一般來說只有同時具備下列三種條件，該種可訴補貼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該種補貼必須要具有專向性。《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規定了企業專向性（一國政府挑選一個或幾個特定公司進行補貼）產業專向性（一國政府針對某一個或幾個特定產業部門進行補貼）和地區專向性（一國政府對其領土內特定地區的生產進行補貼）三種專向性標準。由此看來，我國現行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大多具有專向性，有可能構成可訴補貼。第二，該種補貼必須被某個成員國。第三，該補貼必須被證明對成員國造成了實質損害或實質損害威脅。
3.不可訴補貼。主要包括木具有專向性的補貼、給予基礎研究的援補貼、給予貧困地區的補貼、為適應新環境而實施的補貼，以及用于鼓勵農業研究開發、鼓勵農民退休等方面的“綠箱”補貼。不可訴補貼不專門針對出口，是WTO規則允許的措施，這為我們采取適當的稅收優惠，發揮調控作用提供了空間。不可訴補貼包括，為鼓勵某個產業的企業進行R＆D投資、開展技術創新，可以對R＆D投資占銷售額比重設立一個標準，對超過標準的企業實行非專向性補貼；大規模增加對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的科研補貼，只要這種補貼不超過基礎工業研究費用的50％或應用研究費用的25％；增加西部大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結構調整、教育科研的補貼；對環保性的技術改造項目給予一次性補貼，只要這種補貼不超過改造工程費用的20％。
二、調整我國財政補貼政策的思路
根據《中國加入WTO工作組報告書》中的承諾以及《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必須對財政補貼進行如下調整：
（一）取消針對出口的各種財政補貼。
1.取消出口補貼。根據協議書第11條第3款的規定，將在加入時取消所有屬《補貼協議》第3條第1款（a）項范圍內的出口補貼。為此，中國到加入時為止，將停止維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補貼計劃，并自加入時起，停止在此類計劃下作出額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稅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這一承諾涵蓋各級政府所給予的補貼，這些補貼在法律上或事實上觀出口義務而給予。這就意味著財政必須取消針對出口的直接補貼或通過稅收形式的間接補貼。這種針對出口的補貼在當前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1）取消針對出口的直接補貼。主要指政府視企業的出口實績給予補貼、貼息和獎勵。例如，山東省省級財政1998年安排專項資金1200萬元，對水泥、凍雞、罐頭、服裝、水產品等出口商品進行貼息；河北省出臺的對一般貿易出口收匯每美元貼息0.03元人民幣政策，對紡織品、服裝、鞋、箱包、玩具一般貿易出口收匯每美元貼息0.05元人民幣政策，對機電、高新技術產品一般貿易出口收匯每美元貼息0.04元人民幣政策，對一般貿易出口5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收匯每美元貼息0.02元人民幣政策。
（2）取消針對出口的間接補貼。主要指根據企業的出口情況，用稅收政策即減免部分或全部企業所得稅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種間接補貼。例如，經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勵外商投資條例》政策法規仍有出口實績的補貼的規定：“產品出口企業按國家規定減免企業所得稅期滿后，凡當年出口產品產值達到當年企業產品產值70％以上的，按照現行稅率減半繳納企業所得稅。”
2.取消進口替代方面的補貼。根據《中國加入WTOI作組報告書》第168段，自加入時起，中國將取消所有屬《補貼協議》第3條第1款（b）項范圍內的、視使用國產貨物替代進口貨物情況而給予的補貼。當前我國存在用稅收支持使用國產品替代進口的補貼，包括減免企業所得稅，固定資產投入所納稅額進行更多抵扣，對此類設備投入的增值稅予以全額抵扣，加速固定資產折舊等形式。例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技術改造國產設備抵免企業所得稅暫行辦法》規定：從1999年起，凡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其所需國產設備投資額的40％，可以從購置設備當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免。2000年1月又《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購買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將免稅范圍擴大到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規則，防止國外企業對我國提出反補貼，要在過渡期內取消。
3.取消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根據我國政府的承諾，中國的農產品出口政策將僅以商業考慮為基礎，加入WTO后我國必須立即取消對農產品出口補貼，包括價格補貼、實物補貼，以及對出口產品加工、倉儲、運輸的補貼。目前我國在玉米、大米、小麥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財政補貼，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 ；1048萬噸，每噸補貼378元。
（二）對國內產業和企業合理利用一些可訴補貼。
可訴補貼是利用一些WTO允許的補貼，合理支持本國工商業。有操作性的可訴補貼有：政府對某項產品實行不超過從價總額5％的補貼；對某項產業實行小額補貼以彌補經營性虧損；為解決某個大企業長期發展，避免產生嚴重社會問題而提供一次性補貼；對一些規模有限、影響相對較小的企業直接免除政府債務，或授予補貼以抵消應付債款。對于可訴補貼的運用關鍵是要把握好補貼的范圍和“度”，避免對我國出口產品。
當前在可訴補貼方面值得關注的是科技補貼。加入WTO后，《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R＆D補貼條款將對我國的科技支出產生較大沖擊。我國多數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業化階段，將不同程度地面臨著不可的補貼條款或被禁止的補貼條款的約束，必須對我國科技支出結構進行調整。
《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8條規定：在商業性R＆D中，對公司進行研究活動的援助，或對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或研究機構與公司簽約進行研究活動的援助，不能超過工業研究成本的75％或競爭前開發活動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兩類之間的R＆D活動不得超過合法成本的62.5％；當工業研究或競爭前開發活動的補貼超過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間的為62.5％）時，也就成為可補貼。
結合我國現行的科技支出狀況，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應用研究、實驗開發和成果應用研究，具有明顯的促進出口或進口替代作用，屬于禁止的補貼或可的補貼范圍，加入WTO后，必須對超出不可條款范圍的財政補貼進行調整，否則，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員的反補貼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訴補貼。
1.增加對落后地區的補貼。由于目前我國人均收入與西部收入的差距已達到“不可訴補貼”中對落后地區補貼的標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超過全國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的85％等條件），我國的地區傾斜政策應由“東高西低”改為“西高東低”，可以對這些地區的產業和企業采取補貼政策。如稅收優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經濟的發展。
2.增加環保補貼。我國傳統的粗放型的對外貿易發展模式，不僅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的惡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國際綠色消費浪潮的挑戰，嚴重制約著我國外貿的發展。當今我國生態環境惡化已成為突出的問題之一，體現在：土地退化，森林環境功能減弱，水資源危機，環境污染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等，這已經嚴重影響我國可持續發展。同時，隨著綠色需求的增長，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屢屢遭遇綠色貿易壁壘。環境問題不解決，產品出口將越來越困難。因此，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實際上就是保護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在制定政策時要注重環境保護問題，要加大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還林、退耕還草、企業環保技術改造等有利于環境保護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態環境。
（四）調整現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補貼。
1.調整現有我國的糧食補貼政策。根據《農業協定》，我國當前的糧食補貼政策屬于“黃箱”政策，雖然我國“黃箱”政策補貼沒有超過入世談判中農業生產總值8.5％的上限，符合WTO規則，但現行對農產品流通環節的補貼政策，既扭曲資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還導致各種腐敗現象，從而使得國家花費了巨大的財政支出，農民卻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補貼效率較低的狀況。據財政部農業司有關人士分析，我國目前通過對糧食流通企業補貼的方式來間接補貼農民，國家需要耗費7元錢才使農民得到1元錢，大部分的財政支農資金浪費在流通環節，無法實現對農民補貼的政策意圖。因此迫切需要將對中間流通環節的補貼轉向對直接生產者，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益。
第9篇：財政政策論文范文
自去年8月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已經取得明顯成效。1998年GDP增長三、四季度分別達7．6％和9％，全年達7．8％。今年一季度經濟運行基本正常：（1）一季度GDP增長8．3％，雖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個百分點，工業增加值增長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個百分點。（2）今年固定資產投資開局良好，投資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果，從各類產業投資增長來看，一季度一、三產業投資大幅增長，第二產業投資增長趨緩，一、三產業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分別由原來的2．2％、55．8％上升為4％、61％，而第二產業投資的比重由42％下降為35％，變化趨勢符合當前產業政策走向；政府投資明顯擴大，投資渠道趨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長17．3％，其中預算內投資增長67．8％，國內貸款增長38％，債券籌資增長8倍，自籌資金增長12．1％，只是利用外資同比下降近30％。（3）一季度市場銷售穩定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7．4％，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0．6％。（4）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同比增長26．1％。這種增長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增值稅和消費稅同比增長21．1％，占收入增長的35％；二是來自加強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稅款查補收入同比增長38．5％，占收入增長的12％；三是來自嚴厲打擊走私活動，保證了海關進口稅收的大幅度增長，其中關稅同比增長144．4％，海關代征增值稅和消費稅同比增長107．1％，海關稅收增長占全部收入增長的40％。（5）金融運行基本平穩，人民幣匯率繼續穩定，居民收入繼續增長。
多項指標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僅半年，其效應從3月份開始出現遞減跡象：（1）GDP一季度增長8．3％，二季度增長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個百分點，整個上半年增長7．6％，工業增加值上半年增長9．4％；（2）4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個百分點，5月份國有及其它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個百分點；（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月份同比增長5．7％，比一季度回落1．7個百分點，5月份同比增長5．3％，比4月份又放慢0．4個百分點，同時居民儲蓄在前3個月增加4446億元的基礎上，4月份又增加554億元，5月份又增加857億元，1－5月新增5857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億元，截至5月末居民儲蓄余額已達59226億元；（4）市場價格繼續走低，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下降3．5％，降幅進一步加大，5月份兩種價格同比降幅與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費價格已14個月連續下降，商品零售價格已20個月連續下降；（5）各層次貨幣供給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長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別回落2．14和1．29個百分點，M1同比增長13．27％，增幅分別回落1．63和0．8個百分點，M2同比增長17．17％，增幅分別回落0．63和0．7個百分點；（6）進口逐月加快，出口繼續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擴大3．7個百分點，整個上半年下降了4．6％。總之，經濟增長呈下滑趨勢，工業增長明顯減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下降，出口額同比仍是負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由強轉弱，供大于求狀況加劇，物價繼續走低，也就是說存在明顯的緊縮力量，亟需增強擴大內需力度。
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效應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是必然的。值得重視的是，去年發行1000億元國債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繼續，而且今年預算又加大投入250億元，為什么它的效應會遞減這么快？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一個問題。
二、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可以繼續實施
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可以繼續實行下去，涉及對積極財政政策內涵的認識問題。據我理解，積極財政政策不是一個規范的學術詞匯，它是針對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的職能作用趨弱的狀況而提出的，它的內涵應是全面啟動各種財政手段，并通過各種財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發揮財政在市場經濟下應有的職能，即合理配置資源、調節收入分配以及穩定和發展經濟的職能。這樣全面理解的財政政策和市場經濟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是國家對市場運行實施宏觀調控的必要手段。因而不能把積極財政政策理解為單一的擴張性政策，也不能理解為只是使用發行國債這一單一的財政手段。采取大幅度增發國債的辦法，只能是在特定情況下的特殊措施，當然不能是長期的財政政策，而從長遠來看則應是以增收節支為主、以發行國債為輔、靈活運用多種財政手段。
先看看我國當前國債的發行情況和未來趨勢。根據有關資料計算，1998年我國國債余額6495．1億元（當年發行額－當年還本付息額＋上年余額），占GDP的比重為8．2％，目前仍處于低水平。根據現代國債原理，一般慣例是以新債還舊債，從理論上說，發債的最大限度可以以政府喪失信譽以至國債發行困難為限，到了國債發不出去的時候，還本付息才必須由增加稅收來支付，只能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國債是延期的稅收。而我國當前國債仍是居民搶手的投資工具，以此可以判斷國債發行仍具有很大的潛力。
國債發行潛力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還必須對當前財政的負擔限度進行認真分析，給以足夠重視。我國進入摼盼鍞之后，國債發行額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1995－1998年各年的增長率分別為46．9％、22．3％、30．5％、37．3％，國債依存度（按國內債務收入／中央本級支出＋全部還本付息支出計算）也呈增長趨勢，各年分別為52．6％、53．4％、54．3％、60．5％。我國每年的國債收入主要用于兩個方面：一是用于原有國債的還本付息；二是用于彌補財政赤字。由于過去發行的國債多是3－5年中期國債，而摼盼鍞期間又面臨還本付息的高峰期，所以國債中的還本付息部分的份額逐年加大，1995－1998年各年還本付息（包括外債部分）所占的比重分別為56．7％、66．7％、77．5％、71．0％。也就是說，當年發行國債數額雖然越來越大，但可用于彌補當年支出的數額卻越來越小，而這正是國債發行額和國債依存度不斷加大從而加劇當前財政困難的癥結所在。這種狀況通過國債操作可以得到一定的緩解，如改善國債期限結構，今后多發一些長、短期國債，避免還本期過分集中形成還債高峰，或將本息分離，將付息歸入經常預算或每年付息，避免到期集中付息，加重還本付息負擔。實際上我國已經開始進行這種操作，并且還本付息的頂峰已經過去，明顯的跡象是1999年的還本付息金額已經開始下降，由1998年的2351億元下降為1912億元。應當指出，減輕國債負擔的主要措施還應是通過深化改革，提高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因為，國債依存度是分子和分母之間的一種比例關系，只要分母增長快于分子的增長，二者的比值就可以下降。計算國債依存度的分母有兩個因素：一是還本付息，這是由過去發行的當年到期還本付息的國債發行額決定的；二是中央本級支出，顯然這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既要提高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要提高中央本級支出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摿礁霰戎財逐步提高，才有可能逐步降低對國債的依存度。當前和今后的問題是，對連年大幅增發國債必須慎重，防止重新出現還債高峰帶來潛在的債務危機和財政困境。
下面再看看我國當前預算內財力和未來可能集中的財力。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預算內收入（不含國內外債務）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至1996年才開始有所回升，1994－1998年5年間分別為11．2％、10．7％、10．9％、11．6％、12．4％。樓繼偉副部長在1998年地方財政決算匯審會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了未來可能集中財力的趨勢，據他的預測，經過3－5年的時間，可以力爭使我國財政收入（指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具體措施包括：（1）積極擴大財源，加強征管，堵塞漏洞，懲治腐敗，清繳欠稅，可以提高1－2個百分點；（2）進一步完善稅制可提高0．5－1個百分點；（3）通過摲迅乃皵將分散在各部門的財政性資金納入預算內，可提高4－5個百分點；（4）在摲迅乃皵過程中對繼續保留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費納入預算內，可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的測算可能還沒有包括大約占GDP的0．5％的直接沖減收入的企業虧損補貼、已經在預算中單獨列項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998年占當年GDP的1．5％，還應當考慮可以社會保障收入名義納入預算的大約占GDP的4％的撊O嶄＠延脭。如此計算下來，未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達到25％以上，也就是說，目前預算內的財力僅相當于未來可集中財力的一半。由此可見，當前國家財政的癥結所在是財力分散，所以黨的撌宕髷確定的摷脅屏Γ裥瞬普方針，仍然應當確認為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集中財力不能僅是形式上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關鍵是要確定提高政府可以統籌安排的財力的比重，以便保證政府可以靈活調度，優化支出結構，保證重點，實現國家各項重大方針政策。
有人提出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存在著支出上的擴張政策與收入上的緊縮政策的矛盾，即收入上的緊縮抵消了支出上的擴張效應。這種意見實際上是在肯定支出上實行擴張政策的同時，對提高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政策措施提出質疑。所謂收入上的緊縮政策，無非是指財政收入的增長會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產生排擠效應，因而有人明確提出應實行擴張支出與減稅同時并舉的財政政策。我認為，在當前形勢下，這種意見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既然肯定在支出上實行擴張政策是對的，那么擴張支出的收入從何而來？增發國債可以刺激內需，但增發國債只能用于建設性支出，而增加中下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如提高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特別是保證下崗人員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樣可以刺激內需，但增加這些經常性支出必須靠增加稅收；其二，財政收入的排擠效應是來自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過高，而我國當前以稅收為主的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偏低，不是過高，因而一般的減稅是不可行的；其三，上已述及，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措施主要是摲迅乃皵，一方面清理整頓亂收費，減輕企業和居民額外負擔，一方面將應當保留的收費集中到預算內，這種措施不存在排擠效應問題；其四，增加稅收的正常措施是加強征管，堵塞漏洞，清理欠繳，只要嚴格按國家政策征稅，該征的征，該減的減，該免的免，不是強制地征收摴匪皵，這里也不存在排擠效應問題；其五，在當前社會需求低迷的情況下，即使實政策作用的前提條件。
如何全方位啟動消費需求，成為近來全民關注的熱點話題，目前已經到了采取果斷措施的時候了。為什么多次降低利率，物價長時間走低，而居民仍然有錢不花，熱衷于儲蓄？恐怕主要原因還在于居民消費心理的變化，即對收入趨勢看低而對支出趨勢看高，人們總在盤算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錢，買房要花多少錢，醫療保險要花多少錢，未來養老要花多少錢，即使手里有一點錢也有后顧之憂，不敢大膽去消費。所以適當提高收入增長水平是啟動消費需求的首要前提。改革開放20年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1％，而近4年來僅為4％左右，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9％，但1986年以后的13年也大致徘徊在4％左右（參見1999年6月10日《經濟日報》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