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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學生和教師等大眾對知情權的迫切要求,大家對高校的發展狀況和各個突發事件的新聞透明度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怎么樣才能夠既使公眾滿足了知情權的需要,也使高校的校務公開的透明度增加呢?因此高校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將會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一、定義
新聞發言人在西方比較多見,制度比較完善。“ 新聞發言人” ( 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officer - 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chief)屬于公共關系的范疇。它的中國式定義是指“國家、 政黨、 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比較小的部門為兼職)新聞人員,其職位一般是該部門中層以上的負責人”。其職責是在一定的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問題, 舉行新聞會, 或約見個別記者, 有關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 并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而高校新聞發言人顧名思義就是對高等學校內的重大事件或突發事件例行新聞會,相關信息或對本部門的觀點立場進行闡述。新聞發言人制度目前已成為各個高校的一項基本制度。
二、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首先,建立高校新聞發言人制度,是高校與師生員工和社會各界溝通的重要渠道,是樹立高校良好社會形象的重要途徑,是應對突發事件維護學校聲譽的重要手段。新聞發言人制度是妥善處理突發事件,澄清事實,消除誤解,主動引導輿論,維護學校穩定的需要。通過新聞發言人制度可以使師生員工及時了解學校發展動態,還可以為媒體解答它所關心的重要事情,使媒體和高校的交流更暢通。大眾媒介曝光的做法本身可以影響公眾輿論,人們的注意力傾向于大眾媒介關注的那些問題,并采用大眾媒介為各種問題所確定的先后順序來安排自己對于這些問題的關注程度。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于人們看到權威性的言論,避免小道消息影響社會公眾正確判斷力,可以使高校站在輿論的主導地位,對媒體導向進行正確指引。“無可奉告”可能會激起輿論反彈,“顧左右而言他”可能會引發更多質疑,“踢皮球”則會讓人認為這是黨的不良作風折射,終究于學校形象不利,倘若用“回避”的辦法恐怕只會引起公憤。其次,有利于高校凝聚人心,積蓄發展合力。對于關心高校的教職員工來說,及時有效的學校的相關信息,使廣大師生員工對學校的教學計劃、發展規劃、實施綱要及時了解,可以更好的增加他們的集體榮譽感和主人翁意識。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不僅維護了教師員工的知情權,也使教師員工作為學校主人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確認,增強了他們的主動意識,更有助于學校內部的團結一致,推進學校的快速、健康、有序發展。再次,有利于高校在教師員工及社會大眾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增加高校公信力,提高學校的透明度,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高校提高自我形象和影響力,除了適應環境外,主要還表現為應該竭力對公眾施加影響。在目前的媒體社會,高校可以利用自身的形象與態度創造環境,凝聚人氣,從潛意識中影響公眾的思維。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有組織、有領導的信息傳播方式, 可以通過和媒體建立良好的聯系,進而對高校外部環境的營造和提升起到積極作用。在全國高校越來越激烈的生源爭奪中,可以充分地運用與媒體大眾形成良好的公共關系這一有利條件,通過媒體宣傳造勢,進而可以樹立良好的高校形象,在社會交流中建立高度的權威性。第四,有利于促進校務公開,接受社會和輿論監督。新聞發言人制度已成為促進校務公開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建設和諧校園的需要。對于高校而言,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公開公正,促進學校校務公開、減少學術腐敗和不良風氣的滋生和蔓延,還可以促進學校的民主建設,促進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職能的轉變。最后,建立高校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于推動學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改革。高校新聞發言人制度為學校黨委與媒體或者教職員工的交流以及大眾對學校決策、管理的知曉設立了一個通道。新聞發言人制度可以定期公開學校的發展概況,使公眾對學校發展進行有效監督。這就提高了高校黨委決策的謹慎性, 減少了隨意性;提高了管理的民主科學性, 減少了盲目性;提高了辦事效率的高效性。因此,建立高校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于提高學校黨委的管理能力, 發揚黨委的民主作風。師生員工根據新聞發言人公布的學校的可靠、 權威的信息, 進行分析、判斷, 發表意見, 提供建議, 學校黨委可以將這些“主人翁精神” 納入到學校的重大決策過程。這樣不僅可以調動師生員工對學校管理的積極性, 實現了學校的高效民主管理, 也可使學校決策者因為重視傾聽群眾的聲音, 使決策更加科學、 合理,更加接近民意。總之, 建立高校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于高校推進民主監督,有利于科學的決策關系學校大計方針, 能有效地減少或避免學校決策上的方向偏離, 從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科學管理水平。
三、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目前來說,高校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面對公眾關注,部分高校不敢、不愿、不善于面對媒體,習慣封堵消息,導致在輿論上陷于被動,因此有的高校對這種制度就存在抵觸情緒。這就需要我們的高校打破傳統觀念,勇于面對媒體,對突發事件的輿論形成正確導向,對敏感問題要積極做出響應。其次,新聞專業人員少。目前的高校,除非自己有新聞傳播專業,一般不會有專業人員從事新聞發言人職業,兼職的多,專職的少。并且高校這方面的儲備人才幾乎沒有。作為高校的新聞發言人,除了有相當的專業知識、思維清晰之外,還需要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在召開新聞會之前應當準備好新聞稿,熟悉相關會議背景資料,對一些敏感問題,不回避,不拒絕,能回答的一定回答,不能回答的盡量解釋,掌握回答技巧。再次,制度的建立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高校都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規范。高校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形體, 與政府、企業等其它社會組織是有根本區別的。高校可以借鑒政府機關等部門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經驗,但是不能生搬硬套。因此各個高校要根據自身特點建立適合高校自己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一、新聞發言人的職責
新聞發言人代表局向新聞媒體并通過新聞媒體向公眾可公開傳播的政務信息,通過介紹政策、通報情況、說明立場和回答新聞媒體記者提問等方式,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加強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爭取強有力的輿論支持。
二、新聞的主要形式和內容
(一)定期新聞
主要是對我局工作有關情況及社會關注的事項進行和說明,主要內容為:
1.全市林業發展計劃及執行情況
2.全市森林資源管理情況;
3.當前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決策;
4.當前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生態環境建設重大問題;
5.其它需要及時宣傳的重大事項。
(二)不定期新聞
若遇有一定社會影響的重要活動、重大項目建設等,可不定期召開新聞會、通氣會、座談會等,向媒體公布有關信息。新聞要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嚴格遵守有關規定和要求,及時準確地向媒體公布真實情況。
(三)通過政府網站新聞。
三、新聞的工作機制
局新聞工作由局辦公室組織實施,并負責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日常管理和協調工作。
四、新聞采集及報送途徑
重大事項、重要事件的信息采集與報送,由各對口業務股室負責。
五、新聞的審批管理
(一)一般的新聞活動,由局辦公室編制計劃與內容,報局長批準。
(二)涉及全局性工作及重要決策的,根據局班子會議決議進行。
(三)對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需由新聞發言人出面進行輿論引導的,經局主要領導批準進行。
新聞發言人制度,對政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與政府官員直接消息相比,它顯得中性、客觀,不受官員工作崗位的約束,并且具有專業化水準。與紙質或者電子相比,它顯得更加人性化,因為新聞發言人可以在文字傳播基礎上增加很多鮮活的內容,拉近政府部門與媒體和公眾之間的距離。
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這些特點,使得其對于政務公開具有重要的技術性意義,是政務公開不可缺少的制度安排。它使政務公開有了具有新聞意義的途徑,政府能夠利用新聞技巧,讓乏味的政務信息與當前鮮活的新聞事件、新聞焦點聯系起來,使政務信息獲得活力,從而更好地讓公眾理解政務信息所包含的政策,并通過媒體的反饋來獲得政策調整所需要的信息,從而提高公共政策的質量,讓決策更具回應性。
不僅如此,新聞發言人制度還改變了政府與媒體的關系。過去,政府與媒體往往是不對等的。在政府眼里,媒體是下級,是政策的宣傳工具,或者是監督下級政府的監督工具。而新聞媒體有其自身的特點,它必須尊重新聞規律,進行客觀報道,還需照顧到讀者的需求,開拓新聞市場。這一特點,使得新聞媒體的報道往往與政府的信息相沖突,新聞發言人制度可以改善這種關系格局。新聞發言人政務消息,是從新聞的角度來,有新聞水準;媒體從新聞發言人那里獲得消息,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處理相關消息。這為兩者之間的平等關系創造了條件。
新聞發言人制度也使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有了平等的空間。過去,政府的政務信息傳播,一般都是層層下傳。到了老百姓那兒,政務信息已經經過各個層次的處理和加工,老百姓不僅很難及時知道信息,而且所了解的信息抑或高度失真。因此,政府與公民之間往往有很大的隔閡。各級政府設立新聞發言人,其消息通過新聞會等形式及時直接,可以讓老百姓在第一時間,與政府和媒體一樣,得到同樣的政策信息。這不僅節約了信息傳播的時間,還解決了政策信息傳播的失真和扭曲問題。
顯然,新聞發言人制度對于政務公開以及改善政府與媒體、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關系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在我國傳媒業日新月異的今天,誕生于20多年前的政府新聞發言人和新聞制度,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態環境已發生顯著變化。新聞發言人需要在新的環境下調整角色,重新定位,以不斷適應媒介市場的發展變化和更好履行政府新聞工作的要求。
一、我國媒介生態環境現狀
“媒介生態”指在一定社會環境中媒介各個構成要素、媒介之間、媒介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相互良性制約而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的結構,是實現受眾-媒介-政府-社會這一復合生態系統整體協調而達到一種穩定有序狀態的動態過程。
隨著上世紀80年代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戰略的逐步確立,市場經濟在經濟領域中漸居主導地位。我國傳統的媒介生態環境隨著經濟領域發生的變化而變化,相應的要素開始了變化。媒介制度和媒介政策環境的改善;媒介的日益發展和媒介間的競爭造成了媒介行業生態環境的改善;受眾自主意識的增強促進了媒介受眾生態環境的改善。例如,電視廣告的出現使得電視媒體具有商業屬性,以都市報為代表的市場化紙媒為傳統的媒介生態環境注入競爭因素,優勝劣汰的法則日漸生效等等。由于以上各要素的改變,我國的媒介生態環境整體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在市場利益和商業邏輯的驅動下,某些媒體日益商業化,它們為追求巨額利潤置社會責任于不顧,最終導致媒介行為的異化,使整個媒介生態出現了失衡、失準的惡化傾向。
我國媒介生態環境目前正處于一種不斷優化組合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傳統的媒介生態各要素在不斷發生變化,盡管出現了一些失衡、失準的傾向,但總體上媒介生態環境越來越好。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法治建設的完備和細化,市場經濟和媒介運作逐漸進入了有條不紊的自動調節、合理控制的軌道,媒介生態系統的自控、自凈能力正在提高,相對平衡和穩定的媒介生態環境即將確立。
二、新聞發言人機制的缺失
1.傳統宣傳方式不適應媒介商業化
在傳統的宣傳體制下,我國突發事件、重要會議或其他重要新聞事件的報道,政府是通過看得見的一只手來調控的。各級政府設立新聞發言人是宣傳方式的一種實現形式。在傳統宣傳方式中,各種媒介是宣傳領域的一部分,是黨和政府的喉舌,直接聽命于宣傳部門的指示和要求。
在我國現有媒介生態環境下,部分媒體所進行的活動已經陷入圍繞資本與權力集團所展開的形形交換行為之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廣告商與企業主成為媒體資本的主要提供者,同時也試圖取得對媒介內容的支配權。
在傳統的宣傳體制下,政府對媒介實現有效引導,保證媒介報道符合社會主流思想。在媒介生態環境已改變的情況下,媒介的訴求已經市場化,新聞發言人通過傳統的宣傳方式實現輿論引導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2.議程設置能力不適應媒介全球化
新時期的媒介生態環境所潛藏的危機還遠不止國內的商業化風潮,還有來自跨國媒介集團的強力挑戰。媒介全球化的陰影正通過跨國媒體的力量,利用議程設置的功能,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和興奮點,使西方的立場和價值觀逐步滲透、甚至侵蝕中國社會的信仰基礎。在全球性媒體充斥的國際傳播中,如果不決然采取對策,中國政府對媒體的議程設置力量必然會被弱化,甚至難以實施其議程。新聞發言人如果不改變固有的宣傳角色定位,將會越來越喪失對媒介的議程設置能力。我國新聞發言人必須提高自身媒介素養,善于應對各種媒介,提升議程設置能力,這將是對新聞發言人本身素質的嚴峻考驗。
三、新聞發言人角色的明晰定位
面對媒介生態環境不斷的發展變化,新聞發言人機制出現了難以適應的癥狀,新聞發言人的角色也出現了定位缺失。因此,新聞發言人的角色面臨著調整定位,還原新聞發言人本身的應有之義。綜述業界觀點,筆者擬提出我國政府新聞發言人重新定位的三重角色:“政府信息者”、“新聞第一定義者”和“新聞記者對弈者”。
1.政府信息者
政府信息者作為新聞發言人的第一個角色定位,具有上情下達的重要作用。新聞發言人作為信息者,意味著媒體報道政府新聞時有了積極的信息渠道,信源由消極變為積極。
信息的流動是新聞傳播學中最基本的問題,流動的過程包括媒體采集信息、傳遞信息和受眾接受信息。僅就媒體采集信息階段來看,新聞發言人定位于政府信息者無疑具有積極作用。
在我國現有媒介生態環境下,對政府信息的,如果沒有政府中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人物正式發言,一般來講,新聞界是沒有權力根據想象和猜測報道政府信息的,因為政府部門是這類新聞來源的主要責任者。部分追逐商業利益的市場化媒體或者捕風捉影,或者“客里空”式報道政府新聞,這對政府的威信和社會輿論的導向都將產生不利影響。
2.新聞第一定義者
新聞發言人的第二重角色定位是新聞的第一定義者。新聞官通常能成為新聞的第一定義者,尤其是在突發事件中。但要做到這一點,其先決條件是新聞發言人必須主動出擊。有統計顯示,白宮平均每天要6條新聞稿,關于政府任免、政策等,而每天卻有不止一場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新聞會。來自政府的消息都有著天生的權威性,是民眾最想知道的,只要主動出擊就能占得引導輿論的先機。
在當前這種全球化的新聞傳播環境下,任何試圖隱瞞、遲報、漏報真實情況的行為最終都不可能帶來好的結果。如果政府信源缺失,取而代之的必定是各種小道消息甚至敵對消息。喪失了先機,再想引導輿論,不僅要花費更高的代價,而且還不一定能取得理想效果。
時至今日,在政府的日常事務中,新聞發言人對外的頻次愈來愈多,信息及信息的傳播媒介不僅不可或缺,而且愈發彰顯其重要性,掌握最適當的時機將政府正面的形象與信息傳遞給媒體,實施正確的媒體戰略,進而得到正面的傳播效果理應成為政府溝通戰略和日常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3.新聞記者對弈者
將新聞發言人的第三重角色定位于記者的對弈者,注重發言人和記者之間在新聞中兩者的雙贏。發言人需要借助媒體廣泛的傳播傳達政府的聲音;記者需要發言人權威的信息源獲得新聞。在智慧的對弈下,記者獲得新聞,新聞發言人也達到了新聞執政的軟權力之策,最終達到雙贏。
新聞發言人就是代言人,政府新聞發言人就是政府的代言人,是政府的喉舌。發言人是代表政府立場的,試圖傳播對政府和國家有利的信息,同時加強對有害信息的控制。從這個角度看,回答記者的提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過記者的提問將政府想要傳達的信息用新聞的方式出去,通過媒體的傳播為大眾所接受。
在我國現有媒介生態環境下,媒介已經高度市場化,政府對媒介的控制也逐步放開,新聞媒介和新聞記者的自由度和獨立感都有所提升。記者對政府的質疑可以更好地推動政府的工作,防止政府對信息的壟斷,保證信息有效地公開。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把新聞發言人和記者之間的關系歸納為“記者既不是你的學生,也不是你的下屬,不是你的敵人,也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挑戰者”。這是對“新聞記者對弈者”角色定位的最好闡釋。
新聞發言人為媒體和公眾提供了與政府對話的機制。新聞發言人不是一個人或群體,而是一種機制。這一機制具有公開性和透明性的特征,是民主、政策信息公開的產物。盡管在我國現有媒介生態環境不斷發展變化的情況下,現有新聞發言人及其機制存在一些瑕疵,新聞發言人的定位不能完全適應媒介時代的發展要求,但新聞發言人本身就是隨著媒介生態環境不斷變化而變化的。
隨著北京奧運會及上海世博會即將陸續召開,新聞發言人在這些大型活動中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將成為我國政府政務信息公開、傳播政治文明形象的重要標志。眼下的任務是進一步明晰我國政府新聞發言人的準確定位,促進這一新聞機制的發展成熟。
注釋:
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新聞發言人顏江瑛的辦公室里,一邊是滿書架的醫藥衛生書籍,另一邊是碼放整齊的大堆報紙、雜志。顏江瑛笑言這非常符合自己的工作狀態:既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一員,又天天在和新聞打交道。
實行新聞工作的“三同步”
記者:去年9月,國務院批準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的規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職責有了較大變化。這是否會影響到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的新聞制度?
顏江瑛:新聞制度是我國政府信息公開過程中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新聞制度不會因為“三定”方案而有削弱,只能更加強化和完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三定”方案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明確設立了新聞辦公室,今后內部外部的溝通協調會更加有力。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新聞工作一直得到局領導的重視和支持,也有制度的保障。新聞發言人可以列席局里的重要會議;局領導和各業務司局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意識,在重要業務工作中,實行新聞工作的“三同步”:在工作的部署和計劃當中就要考慮在工作開展中新聞如何配合,信息如何傳遞;在實施的過程當中會根據重大活動進行新聞;總結工作時不僅要總結工作開展情況,也要總結新聞報道效果。食品藥品安全和公眾的關系太密切了,我們每項工作公眾都關心。我們不僅要講結果,也要把工作過程、采取的措施,重要的飲食、用藥安全及時地提醒公眾。
記者:除了堅持例行新聞會制度外,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新聞制度還有哪些改進?
顏江瑛:新聞有多種形式,包括新聞會、通氣會、主題新聞會、新聞通稿、政府網站信息等。每月8日(節假日順延)舉行的例行新聞會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我認為平時的新聞、信息更為重要。為使新聞工作更加制度化和規范化,我們用全面質量管理的PDCA循環理念管理新聞工作:前期有輿情監測及新聞的策劃;中期實施和檢查;后期有媒體報道、公眾評價的收集,特別是對會的評估,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新聞的質量和水平。
在每月例行新聞會的間隙期,如果有重大新聞需要及時,我們就以主題新聞會的形式進行必要的補充,我們也會組織一些現場新聞會,奧運期間就藥品保障供應等問題就是在現場召開新聞會的。另外,帶外國記者到現場采訪是加強外宣的一個很好的手段,我們組織境外媒體到天津、浙江等藥品生產企業參觀,了解我國藥品質量保障的情況。
我們希望新聞形式更多樣化,不把工作只放在新聞廳,不把時間固定在例行會上,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要有所擴展、有所創新。
發言人要寬容、善待、服務媒體
記者:您如何定位自己和記者、媒體之間的關系?
顏江瑛:我做新聞發言人兩年了,對媒體的認識也在逐漸深入。媒體在傳播信息,滿足受眾需求的同時,也發揮著輿論監督的作用。新聞發言人要把政府信息及時告知社會和公眾,引導公眾理解、支持政府政策,并了解公眾對政府的評價和要求。大家都是一個目的,只在不同的層面工作。食品藥品安全太重要了!我們把記者當作公眾的代言人,他們問的問題一般都是公眾關注的問題。他問清楚了,發言人回答清楚了,公眾就會清楚理解。政府為公眾服務,需要更多地與媒體合作。
我們應該寬容、善待、服務媒體。新聞發言人的角色應當是“政府政策解讀者”、“專業知識傳播者”和“架橋人”。我認為新聞沒有負面和正面之分,所謂的負面很可能就是最有力的監督。如果要評判新聞報道的話,要看它是不是客觀的,是不是實事求是的。寬容、善待媒體就是這個意思。
同樣,對于“服務型政府”來說,服務媒體也很重要。我們確定了一個工作原則,盡量對媒體實現“零拒絕”。對待來采訪的記者,我們或者及時回復,或者和業務司局溝通,告訴他什么時候回復。對媒體我們實行7×24小時問詢。因為媒體的特點就是24小時,媒體沒有假期,沒有夜晚,只要有新聞就有媒體。媒體是這樣的特點,我們為媒體服務,也要全天候隨時接受問詢。
另外,我認為要用人性化的新聞去服務媒體,換位思考,體貼記者。食品藥品監管的新聞政策性強、專業性強,如果用程式化的詞,可能會講不清。我們會針對內容,專門做一些解釋性“小貼士”,講得更通俗一些,媒體很喜歡,報道也會更準確。
記者:您在準備新聞時通常會關心哪些輿論熱點問題?您是否關注網絡媒體和網絡輿論?
顏江瑛:了解輿情是做好新聞工作的基礎,我們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輿情收集,但是輿情分析是我們自己進行。就個人而言,我每天早晨上班路上先開收音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看網上新聞。了解分析輿情,不是為了對付媒體,而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媒體、服務公眾。對熱點問題,我們會把收集到的輿情提供給相關領導和業務司局。比如鎳鉻烤瓷牙問題,有一個網民在網上了一個信息,說它引起了腎病,引起不少人關注。我們把信息報告業務部門,他們馬上組織專家論證多次,最后有一個綜合性的結論,并不是網民說的那樣會引起腎病。我們給公眾做了正確的答復。
在輿情收集中,我們通常會同時關注傳統媒體的報道和網絡輿論。中國的網民對政府事務的關心是非常熱烈的,是信息來源的重要渠道。有時傳統媒體還沒有形成正式報道,就能發現網民在關注什么。網絡不能代表全部社會,但畢竟代表著相當一部分人對相關事宜的意見和建議。
記者: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新聞會吸引了許多外媒的關注,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等國的新聞媒體。我們是否會給予他們比較多的提問機會?在回答他們的問題時,和回答國內媒體提問時有不同的角度或重點嗎?
顏江瑛:我一般首先會讓外媒先問,中國是“禮儀之邦”嘛。在回答外媒問題時,相比回答境內媒體的問題,可能側重點會有所不同,會更關注國家利益,因為在回答外媒提問時我代表的不僅是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是代表中國政府。還有,對外媒提的問題,如果對中國有誤解,我會第一時間表明態度。
發言人要具有復合型知識和經歷
記者:在當前各部委的新聞發言人當中,有些發言人原來做過記者,可以稱為“記者”型新聞發言人;有些發言人一直在政府部門工作,可以稱為“官員”型新聞發言人。您有超過20年的醫學實踐和醫學研究經歷,可以稱為“專家”型新聞發言人。您認為以前從事的醫學實踐和研究的背景對您的新聞工作有什么樣的影響?
顏江瑛:專業背景和經歷對新聞工作特別有利。在藥監部門做新聞發言人,需要有一些醫學和藥學研究背景,有利于在新聞中把相關的知識傳遞給媒體和公眾。如果運用一些背景知識來解釋一些政策,老百姓就會更容易理解。有一次新聞講到對血液制品的監管,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有一個措施是對采集的血漿實行90天的檢疫期,獻漿員再次檢測結果是正常的,才可以使用。為什么要有90天的檢疫期?我就會向記者解釋,因為從感染病菌的感染,到產生抗體,有一個“窗口期”,在這個時期一般是檢測不到的感染病菌。我們設定一個檢疫期就是為了保障用藥安全。這樣解釋有利于記者和公眾對政策的理解。
記者:您認為新聞發言人還需要哪些經歷和知識?
顏江瑛:醫學研究背景只是一個方面。一個人經歷越豐富,積累的知識、經驗就越多,對人的理解、對事物的看法也會加深。作為一個新聞發言人,要會聽會看會讀會想會說。我認為發言人要具有復合型知識和經歷,熟悉本專業、掌握相關知識、了解媒體。不要為了發言而發言,要把政府各個部門的信息收集、整理、整合、提煉出新聞內容,達到最好的傳播效果。大家更多地看到的是新聞發言人在臺上,但實際上新聞發言人很多工作是功夫在臺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不是簡單地羅列新聞口徑,而是要能夠把平時積累的,聽的、看的、讀的東西,整合在里面,就會更豐富多彩,這對發言人是很大的考驗,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學習提高。還有就是要會想,學習哲學,這極有利于去思考問題,有利于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更好地組織語言和材料,形成嚴謹的邏輯關系,更有利于在后對自己進行總結評判。平時的積累、廣泛的閱讀,無形當中會影響到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我平時喜歡閱讀,對新聞工作很有幫助。
記者:您平時的閱讀以哪方面的書籍或材料為主?
顏江瑛: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閱讀內容。從一個研究員轉變到了政府官員,又做了發言人,有一個角色轉換。當時對我的最大挑戰不是專業知識,而是如何做好新聞發言人崗位的工作。那時讀得最多的是《新聞發言人十五講》、《政府新聞發言人》、《政府新聞學》等等。我還在網上大量地看其他發言人怎么發言,看公眾的評論,分析其他發言人的發言優、劣在哪里,自己理解和體會,再與專家溝通,聽他們的指導。
我原來在衛生醫療部門,后來到了藥監部門,“藥”和“醫”有所不同。我當時“惡補”了藥監方面的知識,包括藥品研制、生產、流通的一系列政策法規。我記了三大本筆記,把這些筆記隨身攜帶,抽空就看一看。我感覺學習、掌握政策,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學。平時,我特別愛看一些所謂的“雜書”,特別喜歡歷史、傳記、經濟等方面的讀物。最近看的一些書,如《中國人史綱》、《沉思錄》、《德蘭修女傳》等。
來到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的辦公室,第一個感覺就是進了“報紙堆兒”,他的辦公桌上堆著兩三摞報紙,會客的茶幾幾乎被一尺多高的報紙全部覆蓋,座椅后又靠墻堆了三四摞報紙,王旭明說:“我每天至少要花兩個多小時讀報紙。”除了報紙,辦公室里還放著一臺電視機,這些都是為了他能夠及時了解媒體動態、輿情熱點,而下午對王旭明的采訪也不斷地被各種媒體記者打來的電話問詢所中斷,有聯系采訪的,有詢問口徑的,還有讓他幫助策劃新聞的。王旭明對每一個電話的回復都耐心親切,放下電話一邊為打斷我的采訪而致歉,一邊笑呵呵地說:“記者愿意找我,我能幫他們‘寫新聞’。”
教師、記者、發言人
趙飛:從google上以“發言人王旭明”為關鍵詞搜索到新聞近八萬條,從一位機關干部到成為媒體關注的公眾人物的轉變,這些年來您有什么感受?
王旭明:這種轉變是全方位的,我認為在成為發言人之前就應該做好準備。在前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的大力推動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實施了幾年了,國新辦對教育部的新聞工作和我個人的啟發和幫助是很大的,這是大環境的準備。發言人最開始是作為“外宣”來強調的,其實對內宣傳工作也應借助新聞制度,形成更大的推動力量。
但是新聞發言人制度遠未成熟,比如制度尚未把發言人列到某個位置上去,沒有提供必要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比如普通官員習慣的是對內溝通、對上級下級負責,但是發言人需要的是對公眾對媒體負責;普通官員不需要太重視形象但是發言人總要比別人多準備幾套西裝,幾條領帶。在各種條件尚未完善的環境下,普通官員到公眾人物的轉變是比較難的。
我在中學做了7年老師,又到中國教育報做了7年記者,破格提拔為副高后被調到教育部做了5年的新聞處處長,這19年的經歷為我做發言人奠定了基礎,這是我完成這個轉變最厚實的基礎。我覺得要想成功轉變職能和角色,發言人的培訓重要,發言人的選拔則更重要。
發言人應該職業化
趙飛:您認為選拔發言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什么呢?美國白宮的新聞發言人都是記者出身,而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大多是官員出身。下一步新聞發言人是否必須專業化和職業化,做到與國際接軌呢?
王旭明:除了最好有新聞從業經歷以外,最重要的條件是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政府機關有時候衡量一個人進步的標志是能否升官,“不說肯定能進步,說好了可能進步,說壞了肯定受影響”這是體制下的官員病,下級服從上級是安全的,于是導致了“不說、不愿說、不敢說”。
因為我國的這種政治氣候還未形成,西方發言人是一種職業化的選擇,而我們不是。發言人要承受“挫折、打擊”,說錯了,甚至沒說錯都可能被認為錯了,這是來自公眾、媒體以及政府系統內的多重壓力。如果職業化了,我們評判發言人的標準就可以轉變為“是否及時、準確、全面、有效地傳達政策,科學、理性、站在時代前沿,扭轉落后陳舊的觀念,感情真摯的表達對職業的敬意”。目前我給我的表現打60分,剛剛及格,但是我們部門的領導對我總是鼓勵。我在教育部召開新聞會就沒有心理負擔,因為即使說錯了,我們的領導也是會鼓勵地說“沒關系”,“別怕”。
趙飛:您認為我國的發言人制度需要怎樣去完善?
王旭明:第一,作為一個完善的制度,我們還需要對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研究。比如新聞與宣傳的關系,外宣與內宣的關系等,還有新聞發言人的選拔與培養問題。第二,國家正在推廣建立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但是缺少對發言人級別、責任、義務、經費等的細化規定。第三,制度化的發言人應該加快職業化步伐,因為發言人不同于一般的領導崗位,他有獨特的職業素養要求。職業的發言人不僅可以在本部門任職,還可以選擇到其他政府部門、媒體、企業去供職。
寧說無可奉告,也決不胡說撒謊
趙飛:在新聞發言人培訓上有專家告誡發言人“講真話也要掌握技巧”,您做了這么久發言人對此是否深有體會?
王旭明:發言人必須講真話,講良心,有些暫且不適宜公開對外講的,我寧愿說無可奉告或尚未得到授權,也決不胡說,決不說假話。而講究技巧也是應該的,比如2004年我組織了33場新聞會,基本上我是擔任主持人的角色,為了使會達到最佳的現場效果,我非常注意會“起、承、轉、合”的藝術。我這幾年的準則是:第一,切忌照本宣科,是新聞而非文件宣讀。我自認為我主持的百余場新聞會沒一個是“宣讀”的。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我們做兩個工作:“熟悉”和“轉化”,既要理解透徹將要的文件內容并爛熟于心,又要用自己的語言、新聞的語言進行表述。第二,會上對每個問題的回答不超過五分鐘,盡量簡短。
比如有記者問到教育產業化問題,我闡述了政府對教育產業化的態度――“教育產業化是國家的滅頂之災”,“我們要讓這種歪論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這種語言在文件里是沒有的。
占據公共資源的媒體應該發出政府的聲音
趙飛:要想成為一名出色的發言人,他是不是應該比記者還要有新聞敏感?
王旭明:我很同意你這個觀點。政策要想傳遞出去,擴大影響,非常需要媒體大量報道,有時候甚至可以通過媒體炒作的形式。在會上,在我說出某些話的時候,我已經意識到記者會炒作這些話,甚至已經預料到第二天的報紙標題、直接引語會是什么。
比如,中央政府已經拿出幾百億建立了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系,教育部召開會多次把“國家對貧困學生進行輔助的政策”作為重點進行,但是媒體沒興趣報道。于是,我在會開場白的結尾處對媒體報道選擇的偏頗“怒了”一次。原話是這樣的“現在社會上非常關心困難孩子上學的問題,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憤怒指責的,也有同情可憐的等等,但我覺得都不夠,實際上中央政府為了讓困難學生上大學,已經拿出幾百個億資助這些孩子,包括建立了獎、減、貸、助、免等一套完整的體系,但是對這樣一個完整的體系,我們宣傳得還不夠,我最近還是看到很多輿論呼吁對窮孩子怎么幫,希望社會伸出援助之手,某個電視臺還在進行這方面的活動。我認為,對這種現象如果說淺了是無知,說深了則是對國家重大政策的漠視,國家出臺這樣大的政策,在這樣的政策下成長起來的孩子是一批,在這樣的政策下受惠的也是一批。我想了半天,從報紙上很難找到哪一個典型例子是通過國家助學體系成長起來的,但是隨時可以看到通過社會捐助而受惠的學生。我的本意是希望媒體關注國家對貧困生的政策,但是記者在報道時卻變成了負面報道,但是也算是把國家關注貧困學生的政策信息傳遞出去了。
現在媒體的影響力很大,但是商業化對媒體的影響更厲害。作為掌握公共資源的強勢媒體可以每天用半個小時的時間播出企業贊助貧困生上學的新聞,但是不肯花十分鐘播出中央貧困助學的政策,這怎么能滿足廣大老百姓的知情權?媒體到底應該關注什么?應該說什么話?媒體是公眾的,是全民的,應該報道關系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新聞,而不是花大量精力去報道“超女”。我看到不少媒體在憤憤指責現在一些選秀活動對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不利,甚至被選上秀的孩子家長,都痛心疾首,悔不該指導孩子走上這樣一條路。這樣的事情,盡管人們都在埋怨著,但是各級各類電視臺對選星選秀這類活動樂此不疲。中央財政拿出來1800萬來支持高雅藝術進校園,我們為此專門舉行了新聞會,卻是很少媒體對此進行報道。如果是商業電視臺搞這些沒問題,但是很多是占據公共資源的電視臺,現在政府是弱勢的一方,政府的聲音傳不出來,這會弱化政府的執政能力。
趙飛:教育部的新聞發言人不好當,你如何面對媒體壓力?
關鍵詞 社會新聞發言體制 語言教學 引導 培養
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推動了我國新聞發言人事業的發展,新聞發言人以其獨特的語言和個人魅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聞發言任務。新聞發言人的語言功力對完成新聞發言非常的重要,它是發言人與媒體和公眾溝通的重要載體,新聞發言的語言表達和人際交往能力直接關系到新聞發言的成敗。因此我們必須要掌握好新聞發言的特點和規范,了解其內涵,做好新聞發言。
一、新聞發言人語言的特點
(一)語言準確規范性
新聞發言語言不同于普通的語言,它實際上就是一種交際語言。在新聞會中,新聞發言人不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他是代表組織對媒體進行回答、演說,他代表著集體的形象,因此必須要做到語言的準確和規范性,這里的語言準確有兩層意思:①對于提問和回答的時候,要對關鍵信息和關鍵問題進行準確理解和把握;②對于細節和一些問題的深刻內涵要準確把握,例如在新聞發言中我們經常使用具體的時間和數字來增加語言表達的準確性。
在語言的規范也有兩層意思:①語氣的規范。語氣是非常好的情感表達方式。在新聞發言中,在發言內容一定的情況,不同的語氣可能造成不同的理解,語氣可以改變語言的美學效果;也可以增減語言的感情的色彩和分寸;還可以改變語言的語義和意向,它直接影響了語言的傳播效果;任何不規范、不貼切的語氣,都會導致表態失范,削弱語言傳播的表達效果,甚至影響組織的形象。②語言用詞的規范。新聞發言語言不同于普通的語言,它要求我們必須要使用外交辭令,不能過于隨意,避免媒體或公眾引起誤解。規范的語言表達,既尊重了事實,又可以避免消極因素。
(二)簡單、簡短、簡要
新聞發言的語言一般都是圍繞一個核心去進行表達,為了讓媒體和公眾能夠更好的掌握語言表達的核心,我們要做到簡單、簡短、簡要:①簡單。新聞發言語言要按照普通人的思維去組織,去進行表達,它最終要實現能夠讓普通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要讓別人聽得懂。②簡短。我們要用最簡短的語言去將自己要傳達的意思表達出來,盡量不要用太長的句子,避免產生歧義與誤解,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盡量能夠用簡短的語句,以免讓媒體和他人斷章取義。③簡要。就是要求新聞發言語言要突出核心和重點,明確的表達出你的要點。
(三)具有時效性和時機性
所謂新聞發言就確定了語言要有新聞性,必須要保證語言的時效性,否則語言的表達效果就會大大的削弱。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講我們要確保新聞發言語言的準確,所以要掌握語言的時機,在合適的時間使用恰當的語言能夠實現很好的表達效果。
社會新聞語言體制在大學語言教學模式的引導和培養考慮到目前社會新聞發言體制的興起和新聞發言語言的特性,它具有非常強的實用性和應變性,能夠讓我們在交際當中占據主動地位,因此在我們的大學語言教學可以進行引導和培養。
(一)提高學生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確保語言的準確性和規范性
新聞發言人的高質量的發言,離不開其豐富的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這樣在回答問題、演說時才能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一個人的語言文化素養影響了其語言風格。因此在大學語言教學中一定要注重學生對于語言知識的積累和儲備,加深文化積淀,提高語言文化素養,并且在語言教學和使用中,注意加強學生準確規范使用語言習慣的培養,不斷提高學生語言的駕馭能力。
(二)培養學生角色意識,提高語言應變能力
新聞發言人體制的不斷發展和其特定的角色定位使得其在語言風格和表達形式上有了一定的特點。因為新聞發言人他從自己的角色和職責出發,在特定的環境下進行發言。在大學語言教學中,我們要加強對學生角色意識的培養,通過不斷的訓練讓學生可以在假設的角色模擬中做好角色定位,在不同的角色轉換中提高語言應變能力,加強對于語言的掌握和駕馭能力。
(三)注重語言交際能力和實用能力的培養
新聞發言體制其實就是一種交際機制,它通過提問和回答、演說來進行交際,語言是實現交際的主要手段,在交際的場所和時機運用合適的交際語言可以起到很好的交際效果。語言最終的目的就是應用,在大學語言教學中,要通過各種訓練來加強對于學生語言交際和實用能力的培養。
三、結束語
良好的知識儲備和語言能力是新聞發言人做好新聞發言的基礎條件,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和語言應變能力對我們的大學語言教學有著很好的啟發。我們的大學語言教學應該結合社會新聞發言體制的培養模式,做好學生語言基礎知識的儲備,同時培養學生的角色和政治意識,不斷訓練學生語言表達和應變能力,提高學生語言的人際交流和實用能力,讓語言能夠真正的發揮其效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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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發言人制度;網絡新聞發言人;校園網絡;網絡危機;輿論影響力
我國自2003年以來逐步在地方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就某些重大突發事件、公共危機事件、社會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及時新聞,并接受媒體記者提問和公眾質詢與問責,起到了及時有效的信息溝通、情緒疏導和矛盾化解的作用。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絡傳播形成了強大的民意場,網絡新聞發言人也應運而生”[1]。網絡發言人制度比傳統新聞發言人制度更加具有傳播的快捷性和影響的廣泛性,各部門開始重視這一新興的網絡輿論平臺,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發揮重要的輿論引導職能。尤其是地方民族高校,是人員高度聚集的場所,各民族、各區域學生匯聚一起,由于他們在家庭環境、經濟條件、文化背景、生活習性、性格特點、心理因素、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較大,沖突比較頻繁,在復雜的社會因素誘發下,容易發生意外事故或群體性突發事件。另外,隨著高校擴招,人數劇增,校園管理壓力增大,使高校容易突發各類公共安全事件和治安類事故;由于自然因素及環境惡化、疾病流行、食品隱患等,容易帶來自然災害、公共衛生等重大突發事件;由于招生、就業、教學、考試等環節管理不善,容易出現違規、泄密和師德學風問題而引發重大突發事件。[2]這些因素說明地方民族高校充滿著各種風險。于是,重視地方民族高校網絡傳播陣地的建設管理及其網絡輿論影響力構建,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培養網絡發言人能力,促進校園網絡媒體公信力提升,就成為十分緊迫而又重要的事情。本課題基于這樣的實際需要,探討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建設的有關問題,這對于高校增強網絡危機的應對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地方民族高校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網絡發言人制度,“是通過網上新聞、與網民在線交流等方式,對網友在網絡互動平臺反映的訴求、質疑和建議進行收集、整理、辦理、回復和公開說明的一項網絡問政制度”[3]。網絡發言人制度是信息化、科學化、民主化時代的產物,是對仍然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傳統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拓展和補充。地方民族高校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下:
第一,成效不佳的傳統管理方式和封閉落后的組織運行機制,與日益發展的政治民主化、管理科學化和信息多元化發展不對等,人們的知情權和滿足欲得不到實現,特別是高校這個知識密集型單位,廣大師生對透明度、知情權和成效率提出更高要求。而互聯網就成了實現這一目的的渠道和依賴,許多情緒就會釋放其中,思想和愿望借此得到延伸與落實。在如此情勢下,網絡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就顯得必要而緊迫了。
第二,民主意識、維權意識、公民意識的覺醒與提高,一方面促進了公眾管理意識的形成并加大了社會干預的力度,另一方面它營造的特殊社會環境、產生的權力牽制效果和平衡意識又成為網絡發言人制度建立的基石。這樣一來,校園公眾通過網絡強有力的自主表現和合理偏好,對地方民族高校提出了若干權益訴求,而高校管理者則需要通過一個通暢的渠道來解答和滿足校園公眾的訴求與愿望,于是網絡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則成為必須。
第三,由于各種關系日趨復雜,經濟社會高速發展過程中各種矛盾交織,加之網絡輿論推波助瀾,使各種突發事件和呈現復雜化和多樣化上升趨勢,如此社會現狀對地方民族高校有著巨大的影響。因此,如何提高地方民族高校的管理效率和尊重校園公民的選擇權利,將是地方民族高校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建立并實施網絡發言人制度,便可望實現學校管理者與校園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有利于輿論的有效引導。
另外,網絡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對于地方民族高校實現校務公開、民主辦校、網絡問政、內聚人氣、外樹形象等均有重要的作用;對于高校管理者了解校園公眾的真實訴求,在公共事件中及時掌握網絡輿論主導權,有效引導網絡輿情,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建設的特點與內容
網絡發言人制度的實質,是以平等、民主為基礎的互為主體性的溝通方式,打破職位等級和森嚴場所帶來的交流壁壘,通過網絡發言人進行網上新聞、與網民開展在線交流和在線答疑,使公務管理者在第一時間接收建議、獲取民意、化解矛盾、解決問題、獲得輿論支持的一種新興互動平臺。它是網絡傳播特性和政治現代化所決定的一種新的群眾工作機制。在網絡空間,傳統的命令與服從、管理與被管理往往不起作用,而網絡發言人制度是實現有效信息溝通與秩序維護的重要規則和渠道。
基于上述實質,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建設呈現以下特點:首先,要尊重民族習慣,注重民族團結。地方民族高校的校園公眾構成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農村學生、少數民族學生比例較大,他們身上有著民族地方、民間社會、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傳統習俗和心理,在性格特征、思想觀念、交往形式和表達方式上也不一樣。以他們作為發言、溝通的對象就不能急,而是要“入鄉隨俗”,以民族團結和諧為出發點,運用勸服理論進行漸變式引導。其次,要把握青春心理和網絡心理。高校是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們剛剛進入成年,仍然處在青春期生理、心理的急劇變化之中,偏激、感性、叛逆甚至“憤青”表現在他們身上都是一種正常現象。加上他們是網絡消費的主力軍,不同程度地具有“互聯網人格”,大部分甚至有網上、網下雙重人格特征。與他們進行網絡溝通,就要改變成人或領導口氣,要說網言網語,避免“網絡官腔”,否則會適得其反。再次,要有誠懇的態度、開放的姿態、務實的作風和高效的辦事能力。如果有問必答、勤于跟帖、態度誠懇,就會得到網絡公眾的好感;如果有求必應、公開透明、有事必辦、辦事從快,就會取得網民的信任和輿論支持。
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建設的內容包括:(一)確定網絡發言人角色,明確網絡發言人職責。首先是角色定位問題。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的角色,應是普通師生、普通網民的角色,即使是書記、校長、院長,在網上也應放下官架,以平等的視角和對話的姿態,與廣大“網民”進行互動交流與溝通。要少用“官話”“套話”,少用“外交語言”“主席臺語言”,而應當用平和親切的生活語言、談心式語言,甚至大量運用網言網語,從而拉近與網民的心理距離,排除溝通障礙。要對網絡發言人進行專門的培養和訓練,專職的網絡發言人要有心理的、知識的、時政的、技術的素養準備。其次是要明確網絡發言人的職責。網絡發言人不是去進行居高臨下的教育,而是去了解、溝通和引導,以全面的分析和精當的結論給人啟發與思考,以過硬的人格魅力去引導人的言行。網絡發言人的身份可以公開,也可以隱蔽。公開身份時,更要做一個親民使者,爭取網民信任;隱蔽身份時,要做一個能“勸架”、能協調的和平使者。
(二)確立并遵循第一時間原則和公開透明原則,及時、準確、客觀地回應網絡公眾的提問與質詢。網絡發言人要經常關注論壇和微博上的帖子,關注話語焦點和問政、議政內容,關注網民的求助、投訴以及咨詢的事項,并在關注的基礎上分析歸納信息,同時根據網民的心情以及網民樂于接受的口氣勤于回帖和跟蹤。網絡危機的發生往往在于缺乏及時引導,因此要充分重視“在線答復”的作用,對于網民反映的問題、議論的話語、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必須在第一時間給予回應,涉及校園內一般學習、生活、管理等問題,應當天予以答復;重大復雜問題的解釋和說明,一般不超過三個工作日。回答問題力求做到準確客觀、公開透明,要能真正解決普通師生的問題,讓人信服。
(三)實行網絡首問責任制,快速或限時解決網絡公眾提出的問題,確保網絡發言人制度的認可度和公信力。網絡發言人制度建設的目的,是認真解決公眾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然而,要做到快速或限時解決網絡公眾提出的問題,則必須建立網絡首問責任制;要確保網絡發言人制度的認可度和公信力,也必須建立網絡首問責任制,做到事事有回應。學校不能置民意于不顧,更不能隱瞞和欺騙。對網絡發言人出現的不負責任、讓公眾失去信心、造成事態擴大的行為要予以嚴懲;對反應遲鈍、回復遲緩、回答敷衍,回帖針對性不強、質量不高、親和力不夠,甚至引起網民反感、激化矛盾的網絡發言人,要堅決除職。
三、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
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與網絡輿論影響力成正比。因此,組建一支政治可靠、知識豐富、技術能力強、數量充足并熟悉網絡語言特點和規律的網絡發言人隊伍,是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產生效果和影響的關鍵。
(一)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的預期目標。第一,及時性與權威性。這是指網絡發言必須搶抓第一時間權威信息,掌握輿論主動權。第二,可靠性與實效性。這是指網絡發言的內容既要準確無誤,又要起到輿論引導的實際效果。第三,親近感與信任感。這是指網絡發言人通過樹立自身在網民心目中的親近感與信任感,從而使網民獲得可信的、權威的、適用的信息。[4]總體來說,對于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的預期目標,不能“只是在網絡上例行公事,扮演上傳下達的角色,或者用官樣文章竭力營造和諧的氣氛,而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5],否則是難以達到預期目標的。另外,網絡發言人制度的設立不只是網絡發言人的事,還要讓主要領導“意識到互聯網在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方面的巨大優勢,意識到網上聽民聲、集民智、解民憂是一個領導干部提高執政能力和水平的迫切需要”[6]。因此,要實現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的預期目標,則必須端正對待網絡輿論與網絡信息的態度,避免網絡發言人制度成為一個只反映政府意見的“半導體”,或者有意識地屏蔽比較尖銳的問題。[4]
(二)提升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的保障措施。根據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校園網絡管理工作的意見》(教社政〔2004〕17號)文件精神,提升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的保障措施,第一,要選好可靠的網絡發言人。所謂“可靠”,即政治可靠、立場堅定。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代表校黨委和行政說話,他的一言一語都事關學校辦學水平、形象與聲譽。因此,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要熟悉了解地方民族高校的業務范圍和辦學思路,要熟悉了解黨和國家有關高等教育的方針與民族教育政策;要有責任意識、大局意識和奉獻精神,要有團結友愛、互助合作、融洽協調的能力。網絡是把雙刃劍,網絡發言人還要有高度的鑒別力、反滲透能力,只有政治可靠、立場堅定的人才能擔當高校網絡發言人。第二,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要做到知識豐富、技術能力強。由于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面對的是高校各民族師生和社會上關注高校的大眾,受眾層次相對較高,因此,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必須有廣闊的知識面,才有對話與交流的基礎。同時,大學生是網絡的先鋒隊,因此,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在網絡運用上要熟悉、技術手段上要先進,否則會陷入被動。第三,要懂得新聞規律和網絡傳播特點。新聞的基本要求,一是事實要素必須清楚準確,二是價值要素必須講求真實性、及時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否則無法取信于人。另外,要熟悉網絡傳播的特點,一方面它是集文字、圖形、聲音、圖像、動畫等多種媒介形態于一體的多媒體傳播,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網絡傳播是虛擬的、隱蔽的,然而內容又是開放的、平等的一種傳播方式,參與人員眾多,傳播速度很快,信息內容龐雜,真偽不易辨別。因此,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需要很高的職業素養,才能應對各種網上海嘯。第四,要有一支整齊的隊伍做保證。網絡發言人隊伍的建設與管理,對于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也至關重要。地方民族高校要把網絡發言人的選拔、培養列入重要工作日程,要給網絡發言人創造一個寬松的工作環境。網絡發言人要參加相關業務培訓,熟悉網絡新聞發言的各種方式;要善于應對各種突發網絡事件,及時引導網絡輿論,具有權威性和影響力的信息。
總之,正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劉建明教授所言:“新聞發言人應享有較高的級別,一般應由實職人員擔任,是熟悉信息傳播規律、善于同媒體聯絡的專職從業者,新聞發言人還是一種專業性人才,逐步實現專業化和職業化。”[7]而網絡發言人的權威性和職業素養也完全應該如此,這樣,地方民族高校網絡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和影響的預期目標才能實現。
[本文為貴州省教育廳2011年度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地方民族高校校園網絡輿論影響力方式和方法研究”(項目編號:11GH038)與貴州民族大學2011年度研究院(基地)項目“基于民族團結宣傳教育的輿論影響力研究”(項目編號:11MKY24)階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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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今,檢察院重視新聞、檢務公開工作,先后召開數場新聞會,建立健全檢務公開平臺,完善宣傳工作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樹立了良好的檢察形象。
一、新聞宣傳工作機制
1、工作制度
2014--2016年間,檢察院先后制定了《新聞宣傳工作方案》、《新聞宣傳報道工作安排》、《新聞報道獎勵辦法(試行)》、《關于進一步加強檢察宣傳紀律的通知》等四項工作制度,規范促進了宣傳工作的有序開展。
2、新聞發言人
檢察院新聞發言人原則上由政工科科長擔任,新聞會內容重點涉及業務科室工作的,由業務科室分管領導擔任。
二、新聞工作情況
(一)新聞會
1、2015年7月9日,召開檢察院駐法院民事行政檢察室成立新聞會,民行科科長為新聞發言人。法制日報、新疆法制報、烏魯木齊市電視臺、烏魯木齊市晚報等多家媒體在現場進行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微信平臺、新浪新聞中心、網易新聞中心、光明網地方頻道等多家網絡媒體進行了轉載,輿論關注度較高,反響強烈。
2、2015年7月30日,召開全疆首家檢察為民服務中心成立新聞會,黨組成員、政工科科長為新聞發言人。檢察院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出席了此次揭牌儀式。新疆電視臺、新疆法制報、烏魯木齊市電視臺、烏魯木齊市晚報等多家媒體在現場進行報道。
3、2015年9月,召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四方會簽新聞會,黨組成員、副檢察長為新聞發言人。新疆電視臺、新疆法制報、烏魯木齊市電視臺、烏魯木齊市晚報等多家媒體在現場進行報道,多家網絡媒體轉發該新聞事件。
4、2015年11月11日,召開“社區電子檢察工作站”正式揭牌運行新聞會,黨組成員、政工科科長為新聞發言人。法制日報、新疆法制報、烏魯木齊市電視臺、烏魯木齊市晚報等多家媒體在現場進行報道,多家網絡媒體轉發該新聞事件。
(二)媒體報道
檢察院與《法制報》簽訂了《“政法新聞”宣傳報道聯辦協議》,院內各項工作的開展和進行情況,需要宣傳的均形成文字信息,發《法制報》宣傳報道。2014年至今,僅《法制報》已刊發我院新聞報道130余篇。
(三)“兩微一端”平臺
自2015年建設“兩微一端”平臺后,檢察院為落實重要案件信息的工作,對辦理的重要案件、社會廣泛關注案件進行了及時公開。2016年1月至今,檢察院通過檢察信息公開網、公眾微信平臺、微博等向社會公開重要案件信息8件24次,增加了檢察院辦理各類案件的透明度,有效擴大了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的知情范圍。
檢察院構建了以為民服務中心為實體依托、電子檢察工作站為社區延伸、“兩微一端”為網絡服務的“三位一體”信息公開立體平臺,充分發揮多種公開形式的優勢,拓寬了人民群眾參與和監督檢察工作的渠道,保障了案件相關人員獲取信息的權利,引起了本院干警對重要案件信息公開的重視,受到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將我院陽光檢察的理念深入人心,收到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四)檢察開放日
檢察院重視檢務公開,不僅局限于信息,也將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請到檢察院來,實地了解檢察工作。2015年至今,共舉辦6次“檢察開放日”活動,邀請了法學院大學生、人大解放南路聯組、媒體“大V”、離退休老干部等走進檢察院,零距離感受“陽光天山,檢察為民”。舉辦“檢察開放日”活動,是檢察院進一步深化檢務公開,落實規范司法專項整治工作,增強檢察工作透明度,促進檢察機關嚴格、公正、文明、廉潔司法的重要方式。
(五)邀請媒體走進庭審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