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語言學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關鍵詞]結構主義語言學 符號系統
中圖分類號：TM8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10-0280-01
1.結構主義對于電影分析中符號學意義
電影是鏡頭，情節，聲音，三個形式的組合。結構主義就是將其拆分開來，基于語言學的角度，拆解電影元素后進行關聯分析。結構主義是固定的，成系統的。實際上更傾向于一種方法論的運用，把這些電影元素規劃成相對應的電影符號，加以分析理解，讓電影成為一種如自然科學般結果理論大過其他成就因素的學科。一般在電影文化中，都會使用到結構主義觀點，首先需要把其中的分支元素理清楚，例如聲音的響度，頻率，鏡頭的長短，冷暖色調，敘述故事的方式情節的復合邏輯順序等等，所有能感受到的全部羅列出來，然后分開進行剖析，最后針對導演個人，乃至到觀眾來說，適合于社會，能夠擁有永恒命題意義的結果，就代表著結構主義的運用。結構主義給電影分析所帶來的，是具有多角度的，電影是藝術作品，每一個鏡頭畫面針對不同人群，都會有不同的結構意義。例如電影《黃土地》中大片黃土地的鏡頭，可以說這是表示自然的偉大，人與自然的融合，但在其他人眼里又是一種自然環境帶給人的壓抑貧瘠。群體之間不相同，但鏡頭語言沒有變，只是理解語言意義的方式不同，結果也不相同。也正因為電影內容涵蓋的太多，其本身具有的復雜性和包容性，讓人試圖用一種理論去概括此類綜合藝術概念，然而，我們只能夠從宏觀甚至邊緣的角度去討論一些問題，例如基本特性，藝術區別，這也正是結構主義與電影符號學出現的意義所在。
2.電影符號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之間的關聯
結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理論被運用到符號學及敘事學研究中，符號學不僅是學科，也可以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最早的電影符號學便是涵蓋結構主義的方法論，用來分析電影，演化成一套電影理論。而后法理論家克里斯汀梅茲進一步發掘了巴爾特符號學理論，從中得到了許多超越語言本身意義的結論，最后歸納成一套完整的電影符號學理論。通過電影和語言的類比，加上一定的結構語言詞匯，創新了電影記號和符碼的傳播觀念。電影與語言的區別雖然在形式上有很大差異，但是實質都是通過各種意義上的符號，系統且全面的給觀眾傳達索要表現的，這一點兩者十分相似，從而在風格化抽象化的意向中產生了電影表達力的特性，讓電影有了具體的意向和隱性的意向表達，成就了電影的內核，讓電影理論分析能夠更多的歸結于一點，統一在一個維度上，這點是所有電影理論學者都需要尋找的，不然只能夠在淺層來理解電影，無法真正深度的剖析電影藝術的價值所在。電影符號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更像是“工具+理論”的支持，讓人有足夠的手段來面對電影技術發展，延續電影藝術發展。
3.電影符號學于電影分析的作用
符號學應用于電影的真正意義是對電影中時刻會出現的象征性內容進行概括分析，讓我們可以通過這些概念化的符號穿過各種繁復的電影元素項認識到電影作者創作的本質原因。電影是對現實的再加工，是現實的升華，是“詩意化”的再現。其中的表達方式與文字，圖畫相比有著形式上的極大不同，如果缺乏相當系統完整的分析方法，手段，那作者創作的電影只能是自說自話，無法達到深度的藝術傳播效果。著名電影《戰艦波將金號》中著名的敖德薩階梯，石獅字的各種動作姿態鏡頭，都是愛森斯坦想要向觀眾傳達的思想感情，對電影符號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這種類似的象征性例子在后面的眾多優秀電影中層出不窮，也受到了歷史的銘記和傳頌。電影無法離開符號學，絕大多數電影都或多或少的借用象征主義的手法，其中不可避免的帶著一些人為操控的東西，但畢竟它就是電影，雖然不夠靈活，因而模棱兩可，這些符號化的碎片也就能清楚的提煉出來，給予電影可以被解構了解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 齊隆壬.電影符號學[M].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3.？
[2] 丹尼艾爾?阿里洪.電影語言的語法[M].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
[3] 保羅?科布利，莉莎?詹茨.視讀符號學[M].安徽文藝出版社，2009
第2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關鍵詞】構建主義 英語語言學 結合 研究
一、引言
隨著社會經濟的多元化和全球化發展速度不斷加快，我國英語語言學的教學存在著極大的競爭壓力，這就導致學生在英語語言學的學習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因此，我們要重視當今英語語言學教學中的問題，制定新的教學內容、教學目標等，英語語言學的課程設置也特別重要。英語語言學是當今英語專業中的一項重要課程，它對學生未來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構建主義其實就是指情境的構建，情境的創設也是構建主義中的重要階段。對英語語言學的教學是培養符合當今社會需求的英語專業人才，構建主義理論充分的彰顯了我國當代的教學理念。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的結合可以有效的提高英語語言學的教學質量，還可以有效的培養學生綜合素質全面發展。
二、構建主義英語語言學的含義
1.構建主義。構建主義是一種新型的學習理論，它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它有著極其深遠的思想淵源，對教學活動有著明確的指導作用。構建主義所倡導的知識并不是通過老師的傳授而得，它需要學生在某種特定情境下主動思考而學到的，在學習過程中需要借助老師或學習資料。學習過程本身就是以某一特定社會情境為背景。構建主義應從情境創設開始做起，情境的創設應該以教學內容為基礎，切實考慮每一位學生的性格特征，在構建主義中，學生應該發揮合作性，合作是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可以使學習活動變得更加簡單。
2.英語語言學。英語語言學是我國高校英語專業設立的一個專業課程，是英語專業中的一項重要知識，它是檢測學生學習知識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英語語言學作為一種語言類學科，它的學習過程是相當困難的，需要師生之間共同努力。在當今社會形勢之下，英語語言學的教學目標就是讓學生充分掌握英語語言理論知識，并且盡可能提高學生的實際口語交際能力。為了我國英語語言學的更好發展，彰顯其學習的重要意義，我國各高校應該重視英語語言學課程的發展，設置合理的教學課程，創新教學內容、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最大程度上提高英語語言學的教學質量。
三、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結合的具體策略以及意義
1.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相結合的具體策略
（1）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在我國傳統的英語語言學教學過程中，老師過于重視理論知識而忽略實踐能力的培養，課堂過于以老師為主，隨著社會形勢的改革，教學理念也應作出改變。英語語言學的教學過程應該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激發學生對英語語言學的學習積極性，讓學生在課堂中自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在教學內容的設定上，應該以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為基礎，通過豐富的教學方法，學生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小組合作討論學習，共同學習更多的知識。
（2）設定合理地教學目標。學習目標的設定是教學活動中影響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它起到指引教學工作的作用。教學目標的設定應該切實考慮當今教學內容以及學生的實際情況。構建主義主要表現在老師在課堂中合理的給學生布置學習工作，指引學生學習，促進英語語言學知識體系的構建，對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也有著重要的作用。
（3）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傳統的英語語言學課堂是枯燥無味的，這直接影響了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傳統教育模式多是老師采用單一教學法教學，學生被動的接收知識，學生的思維得不到培養。在新的社會背景下，教學活動應該增加趣味性，激發學生對英語語言學的學習興趣，學生對教學內容感興趣才會主動融入課堂中，突出主體地位，更好的完成英語語言學的教學目標，提高教學效率。
2.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相結合的深遠意義。英語語言學老師在教學課堂中，構建出一種學生可以自主探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情境，讓學生可以在輕松的氛圍下學到更多的知識，培養學生對英語語言學的學習自信，有利于英語語言學知識體系的建立。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相結合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創造性思維的培養都有著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相結合可以通過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完成，采用聲音、圖片、動畫等多種形式讓學生的學習過程得到簡化，激發學生對英語語言學的學習積極性。
四、總結
社會經濟的全球化發展進程在不斷加速，我國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也在加速，英語語言學的教學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構建主義和英語語言學的結合是一種新社會形勢下出現的教學方法，打破了傳統的教學方法中的不足，符合時展的需求。總的說來，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的結合，可以大大的提高英語語言學的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提高學生的專業知識能力，培養社會所需型人才，對我國構建主義理論和英語語言學各自的發展進步有著積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1]趙簫宇.構建主義與英語語言學[J].學園.2014.19.
[2]馬炳軍.基于構建主義角度探究英語語言學教學[J].云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2.
第3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關鍵詞：歷史比較語言學 描寫 語言家族 結構主義 普遍語法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3）03-0046-01
1 引言
語言描寫在語法層及其他層次運用相關范疇的系統。在一個語言的語法描寫中建立的此類范疇也許指的是語言本身，或其他語言形式，或者非形式語言概念。剛才提到的這些要點的最后一點很明顯，它的順序不同于前兩點：可能并不存在普遍的形式語言范疇（理論上也許有形式上和這里研究的所有語言一樣的范疇，但是這種認定方式并沒有實際的可能）；如果非形式語言范疇在所有描寫中出現，那么它們毫無疑問地認定為普遍的范疇。
2 描寫性的、歷史性的方面，具體的與比較的方面
除非人們認為語言學科學的唯一領域是語言形式發展的研究，那么語言描寫方法的改進仍然是語言學家的任務之一。在最近幾十年，描寫技能的發展，特別是第一類：從語言本身建立起的語類的語言描寫，在普通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取得也巨大的進步。和任何規則的相互聯系的分支一樣，語言學的描寫性與歷史性之間存在著持續的相互促進。我們看到以下情況并不吃驚：前者最近的發展是建立在語言中已經結束的工作之上的，這種工作尚不能建立一系列的音系與詞匯與音系―形態一致，把它們當成演變的群體。這在英國特別突出：我們對亞洲、非洲、太平洋語言的描寫有很長的歷史。這些語言里，為了歷史和描寫目的，要求更優良的方法。但是如果在所有語言的描寫中普通理論未系統闡述，對描寫的普通理論而不是描寫性理論的普遍模式的需求一直是顯而易見的。二十世紀不同的貢獻正朝著這個目標前行。
擁有這些成就的成果的描寫性觀點的一種常常帶有與歷史的（共時―歷時二分法）或比較的觀點相反。這可能一部分由于這些技術應用于沒有歷史（也就是沒有以往的文字記載）甚至沒有文字及用比較歷史的方法無法把它們歸到語言家族的語言。很自然地，在描寫技術方面的創新一直由它與更早的理論（至少是在現代），即歷史性研究理論，的對比所突出。但和其他科學理論一樣，比較歷史理論受益于質疑于檢驗。拒絕過去的成就或否認語言歷史學是科學研究的一部分不是現代描寫語言學的必要部分。
如果我們把普通語言學看成是指導、控制語言科學不同分支程序的理論主體，那任何語言的研究，不論是歷史性的還是描寫性，特別的還是比較的，都對普通語言學理論作出了貢獻。用于調整由普通語言學控制的語言科學分支的簡單方式可能分成兩方面：從圖表來看，水平的代表語言學家的目標，是描寫性的或歷史性的；豎著的代表語料的范圍，即特別的（語言文本）或比較性的（比其它多的語言文本的有限數量）。
這些類型的研究由形式語言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承擔著：即，通過我們常常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如果使用這個術語，它也許應該既不指稱語言學的一個分支，也不指稱語言學的具體學派，而是指控制形式語言學應用的普通語言學理論的主體。這種形式語言方法應用領域的歷史性研究的包含關系在于根據時間建構是否接受排列的語言的可能性。從完整的歷史性視角看，由于在單獨觀念中任何數量的文本都是歷史性研究的唯一材料，即，在愛倫假設的比較性類別里（時間沒有方向，不存在著正在變化，歷時性根本沒有意義）因此，只存在著唯一的縱坐標。在這種模式中可以設想，根據文本是否按照時間規模，是否對待為同一語言在不同時期的樣品，在由兩個以上文本的材料對待方面，存在著不同點。
歷史性研究來源于一系列描寫研究提供的材料。這種方法、結構主義語言學排除的歷史性研究類型和系統之間的差別可能體現在對第三個垂直層面的圖表的詳細說明。在這種方法里，語言系統放置于描寫性的語境內，在系統里形式運行則以歷史性的方法對待，在結構主義語言學排除的歷史性研究類型中，沒有描寫性系統化的特殊形式的發展得到了追溯。如果有人想找到結構主義語言學和比較語文學的對立面，那肯定不會依靠歷史的接受或者不接受，而是歷史性研究方法的類型。因此社會人類學研究可能是一個具體部落或者部落群里的關系演化，也可能是不同歷史時期一個給定社會結構的關系的建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雖沒有能處理好“或者”的關系但是對語言環境中主動參與者而言，這些概念如何定義的清晰的闡釋讓它們更難接近他，因此弄清楚了兩種類型的歷史性研究的關系。
語料范圍的第三水平軸可能具有普遍性：問題是是否這個軸現在存在，使用弗思的表達式“提上議程”，因為當變成普遍、特殊的或比較的方法容易變得有想象力，什么具有形式的特征？
3 結構主義的描寫理論
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在努力發展普遍的描寫理論，感覺到它們是普遍有效存在在語言描寫中并成為普通語言學理論的一部分的科學的理論時并不愿意稱任何形式范疇為普遍性。例如，在目前研究的所有語言描寫中賦予一個單位的一個類型的動詞名字可能比較容易，但這不是普遍的觀點：動詞在每種語言的表寫中再定義。即使通過目前研究的所有語言任何一個語類可以從上下文下定義，但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一個結構“單詞”可能很完美地普遍化，在上下文很容易認定的人稱代詞的詞類可能是首要的――此類語類只有在它是什么、曾經怎么樣而不是可能的有限范圍內很普遍。目前語類的任何普遍系統不一定依靠形式語言標準：例如，如果可以由數理提供，最好的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就不會剞劂它，但是不要期望在他自己所指的范圍內提供支持。
4 結語
第4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關鍵詞：布拉格學派；美國描寫語言學；分析；比較
中圖分類號：H0-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8-0136-02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被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他曾經提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的理論。他認為，“語言是一個由相互依賴的詞項所組成的符號系統。語言現象是一定時間互相排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約而自成一體的符號系統”（龔曉斌，2002）。這一符號系統理論對后來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產生了巨大影響。而本文所要探討的布拉格學派和美國的描寫語言學派正是結構主義的兩個重要分支。如今，雖說語言學的研究已經步入到喬姆斯基時代，但是結構主義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結構主義作為一個系統的方法論，其影響力滲透于數學、生物、經濟學以及音樂學等領域，因此對結構主義做一番探討仍有很大必要。
一、布拉格學派
1.學派概況。布拉格學派創始于1926年。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魯別茨柯依、雅克布遜、布龍達爾、卡爾采夫斯基、哈蘭尼柯、瓦赫以及法國著名語言學家馬丁內。馬丁內并沒有正式參加布拉格學派，但是他的觀點體現了布拉格學派的傳統。布拉格學派的基本觀點受到索緒爾結構主義理論的很大影響。
2.學派思想結構——功能語言觀。布拉格學派的最大貢獻在于音位學領域的研究。他們所持的觀點是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的結合，所以布拉格學派曾經明確宣布自己其實應該稱為功能語言學派。他們反對用歷史主義和分割主義的觀點來研究語言，而是提倡對語言的結構進行共時的研究。布拉格學派認為，語言的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一門交際工具，語言是一個用多種表達手段構成的，為特定目的服務的功能，也就是說他們強調一定要用功能的觀點去研究語言。
二、美國描寫語言學
1.學派概況。美國描寫語言學派又稱美國結構主義，是20世紀30～50年代美國語言學的主流。這一學派的雛型出現于1924年，在博厄斯、薩丕爾、布龍菲爾德等人的發起下，美國的一部分語言學家成立了“美國語言學會”這一組織，下設新語法學和人類語言學兩大派。美國描寫語言學派是以這兩派人中的一些人為核心，逐步發展起來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學派并沒有專門的組織或者機構，也不屬于任何團體，而是當時持相同學術觀點的語言學家的一個自發流派。
2.學派思想描寫主義（結構主義）。作為美國描寫語言學創始人的博厄斯是在沒有受過任何語言學訓練的條件下自學成才的。他在調查中發現，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理想的語言形式。后來，在為《美洲印第安語言手冊》寫的前言中，博厄斯論述了描寫語言學的框架。他的理論與索緒爾的理論正好不謀而合，后來在布龍菲爾德的繼承和發展下，開創了結構主義語言學。
三、布拉格學派與美國描寫語言學的比較
1.相同點。①產生和活躍年代。這兩個學派同時出現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布拉格學派到1950年，基本停止了集體活動。50年代以來，捷克斯洛伐克學者自稱是新布拉格學派。主要有兩個組織，一個是“語言學協會”。另一個是“現代語文學學會”。與此同時，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薩丕爾發表他的名著《論語言》。1933年，美國描寫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出版，成為美國描寫語言學派正式成立的標志。而在布拉格學派基本停止活動的20世紀50年代，在美洲大陸，阿費萊姆·諾姆·喬姆斯基提出了轉換生成語法。由此可見，布拉格學派和美國描寫學派在活躍的時間上基本相似。②提倡結構主義。布拉格學派與美國描寫語言學派都受到索緒爾語言學的影響，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在對語言進行分析的時候，都主張從語言的形式和結構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布拉格學派的主要成員特魯別茨柯依接受了索緒爾的“語言”與“言語”區分以及“能指”和“所指”區分的思想。正是從這一角度，特魯別茨柯依給音位下定義的。特魯別茨柯依還接受了索緒爾的語言是一個系統的思想，不是孤立的研究語言的音位，而是從系統的角度去研究音位。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把布拉格學派稱為結構主義學派。而美國描寫語言學派同樣提倡結構主義研究。并且在結構分析中，主要是研究分布情況和運用替代的方法。最好的例證便是，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列昂納德·布龍菲爾德正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奠基人。他在美國語言學界的地位，有如索緒爾在歐洲語言學界的地位。盡管美國的描寫語言學與歐洲的結構主義學派產生的基礎不同，但是在整個理論體系以及方法論上與結構主義非常一致。美國的描寫語言學初期并沒有參照索緒爾的理論，但是結果卻與索緒爾的理論不謀而合，這可能也說明描寫語言學與結構主義是相通的。③研究方法。兩者都重視從共時語言學角度去研究語言。布拉格學派在對新語法學派進行批評的時候，就已經指出要將共時語言研究放到首位。無獨有偶，美國描寫語言學創始人博厄斯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描寫一種語言只能根據它自己的結構，不能也不應該用其他的語言結構來套這種語言。從語言系統的角度來看，索緒爾強調，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結構而成的，語言所以構成系統，關鍵在于符號之間的關系。而布拉格學派代表人物特魯別茨柯依也是接受這一理論的，從所指的方面來研究能指。美國描寫語言學調查印第安語，記錄的恰恰就是它的能指（語音形式），然后對照意義，整理出它的能指系統來的。
2.不同點。①產生背景不同。布拉格學派成立于1926年，當時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家馬泰休斯發起倡議成立一個語言學會址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因此以布拉格命名，成為布拉格語言學會。布拉格學派的骨干成員明顯地分為兩支，稱為兩翼：一翼是捷克斯洛伐克學者，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一翼是俄羅斯學者特魯別茨柯依和雅克布遜。捷克學者這一翼，特別是馬泰休斯，很多理論主張都受索緒爾影響，人們把布拉格學派稱之為結構主義語言學派與馬泰休斯是有必然聯系的。另一方面，布拉格學派的成立與俄羅斯語言學有一定的聯系。而與布拉格學派相對，美國描寫語言學的成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美國描寫語言學其實發端于美國的人類學。歐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陸以后，土著居民被驅趕到偏遠的山區，生存條件極端惡劣，人口逐漸減少，一些部落逐漸消亡，他們的原始狀態的文化也就隨之消失。人類學者發現他們的語言隨著部落的最后一個人的死亡也就消亡了，因此很有必要對那些快要消亡的語言進行搶救性的研究，以便保留這些在地球上曾經存在的有過生命的人類文化的一些品種。于是一批有眼光的人類學者便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美洲印第安語言的調查上。描寫語言學就是從印第安語言的調查中生長發育起來的。作為其創始人博厄斯沒有受過任何語言學的訓練，完全是自學成才，這使他完全從被調查的語言事實出發去看待自己調查的對象，沒有任何條條框框，不受任何束縛，擺脫了歐洲語言學傳統的偏見，從實踐中得出自己的觀點。所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布拉格學派的成立很大一部分源于內因，有很系統的思想基礎。與此相對，美國描寫語言學派則相對的受外因影響較大，雖說它的產生也有較強的實踐基礎，但是我們無法否認其產生的偶然性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②兩者的發展方式不同。布拉格學派是有意識，有目的地自覺建立起來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學者在學術思想一致的基礎上聯合起來，聚集在一起成立自己的語言學會。而美國的描寫語言學派是在美國語言學自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美國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就成立了“美國語言學會”，布龍菲爾德還是學會的發起人，但是美國語言學會不是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學術組織，它是美國各派語言學家的共同之家。美國描寫語言學派三代語言學家之間沒有直接的師生關系，前代語言學家對后代只有學術思想的影響，而無有意識的傳授。總而言之，無論是從產生背景還是發展方式來說，布拉格學派的系統性都要強過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然而，至于兩個學派的影響力卻不能一概從系統性來分析，實踐證明，后來的很多語言學研究專家都認為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影響力要甚于布拉格學派。③對索緒爾理論的接受方式不同。布拉格學派在建立之初，創立了語言音位系統的理論和學說，使傳統的語音研究領域多了一個新的成員，創造了語音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語音學、音韻學、音位學。后來音位學的研究發展為音系學。美國的描寫語言學的建立則是有自己的來源和基礎，它來源于19世紀末的美國的描寫人類學，著重于對語言形式的描寫。這種方法論與索緒爾的理論正好相合，于是在索緒爾那里找到了理論依據。索緒爾不止一次說過“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質”。④學派思想的根本區別。兩個學派雖然都是結構主義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二者也存在一些本質上的區別。與美國描寫語言學所表達的純結構主義不同，布拉格學派在用結構分析語言的同時，非常重視語言的功能。在語言研究的各個平面上：確定語言事實、劃分語言手段的類別、描寫語言結構、解釋語言手段的演變規律等，都應以功能作為依據。語言學界根據他這一主張，加上特魯別茨柯依和雅克布遜在音位學的研究中也十分重視功能，所以布拉格語言學派同時又被稱為功能學派。功能語言觀把語言看成是完成語言社團賦予其基本職能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際功能。所以，布拉格學派從一開始就注意語義的研究，這是他們與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的根本區別。
綜上所述，布拉格學派和美國描寫語言學派雖然在活躍時期、研究方法及提倡結構主義等方面有著諸多共同點，但因產生背景、發展方式以及對索緒爾理論的接受等方面仍存在著較大區別，所以導致兩學派在理論上仍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比如說，布拉格學派從一開始就注意語義的研究，而美國描寫語言學卻并非如此。但是有一點卻是兩學派所共有且毋庸置疑的，即兩學派分別在歐洲和美洲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并且對世界語言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龔曉斌.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基礎[J].福建外語，2002，（1）.
[2]胡壯麟.《結構功能語言學——布拉格學派》評介[J].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5）.
[3]季小民.布拉格學派和與哥本哈根學派的比較分析[J].牡丹江大學學報，2009，（9）.
[4]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
[5]劉富華，孫維張.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
[6]劉明閣，徐云.美國語言學發展史概述[J].南都學壇，1999，（2）.
[7]宋宣.結構主義語言學思想發微[M].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4.
[8]陶振民.描寫語言學派陳略[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2，（2）.
[9]王偉.美國描寫語言學及其主要理論[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3）.
第5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1．引言
在語際翻譯中，譯者對意義的準確把握和正確表達非常關鍵。不同譯者對同一原文眾多意義的不同取舍就決定了不同譯文天生存在著差異。那么，在翻譯中意義該如何取舍?是否存在一些依據?意義有哪些基本單位?意義本身是否有確定性?這些問題促使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從語言哲學的研究成果中尋找答案。
2．意義理論的嬗變過程
語言哲學主要研究語言符號具有意義的依據、意義的基本單位、意義是否具有確定性等。綜觀古今大多數意義理論，對于語言符號依據什么具有意義這個問題，東西方看法不一。西方語言哲學的意義理論有差異論、指稱論、觀念論、行為論、意向論、功用論等(涂紀亮2003:323)。在我國，自古以來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等古典意義觀在人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就意義的基本單位而言，語言哲學中有語詞論、語句論、語言游戲論、交往行為論和整個科學體系論。就意義是否具有確定性而言，語言哲學有兩種絕然不同的理論:意義確定論和意義不確定論。可以看出，提出這些不同理論的語言哲學家有不同的認知導向，其主要差異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考察意義是否包含實在性、意向性、社會規則、歷史和和語用等五個維度①，以什么作為意義的基本單位，意義是否具有確定性。梁彪(2005:126)認為，意義理論產生的目的是“想把意義這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具體化，變得易于掌握”，可是，迄今為止“還不存在一種意義理論能夠完美地解決意義這一難題”。
語言哲學各種意義理論都關注兩個方面的內容:1)什么是語言表達式的意義?2)語言表達式怎樣獲得其意義?在20世紀前半葉，羅素、(早期)維特根斯坦等人堅持指稱論，拋開心理意向探討意義問題。劉高岑(2002:26)批評他們為了“追求純客觀的意義，只看到了意義的實在性維度，“斬斷了意義的心理意向和社會規則維度”。由于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和意義自身的內在規定，人們開始把意向性作為一個必要維度引入到了意義的研究。戴維森和普特南的實在論意義理論以及達米特的反實在論意義理論，都“把心理意向作為意義生成的一個源泉和意義機制的一個因素”(劉高岑2002:26)。格賴斯從人的心理意圖上探討了意義的本質，將其分為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提出了主觀意向決定論的會話含義理論。為了克服傳統意義理論的困境，奎因初步引入了意義的心理意向和社會規則維度(劉高岑2002:27)。塞爾在格賴斯的基礎上完善了心理意向的概念，又以社會規則對其進行補充，形成了以心理意向為基點、相對系統的意向意義理論，但意義的實在性維度仍未能體現出來(劉高岑2002:29)。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把“人”這一主體概念引入了意義生成之中，人們開始從交流和交往中去尋找意義(呂俊等2006:66)。
文本間性理論把“主體對話”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間，文本的意義從自足走向了開放的歷史維度。哈貝馬斯(1989:33)的交往行為理論顯示，語義系統不可能自足，要徹底解決意義問題必須引入語用維度。總之，綜觀語言哲學意義理論考察維度的嬗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語詞在豐富的語言系統中映射出很多意義，它們是由實在性、意向性、社會規則、歷史和語用等五個維度共同支撐和生成的，并在具體語境中得到表征和統一，我們不能只從一、兩個維度去簡單把握，否則會造成其他意義的丟失。談到意義的基本單位，在西方語言哲學中出現了從詞到語句、從語句到語言游戲/言語行為乃至于到整個科學體系/文化這樣一種逐步擴大的趨勢。洛克、米勒等人大多把詞看作意義的基本單位。弗雷格則把語句或命題看作意義的基本單位。維特根斯坦在前期贊同弗雷格的觀點，后期則進一步把語言游戲看作意義的基本單位。后來，奎因更進一步把整個科學體系看作意義的基本單位(涂紀亮2003:325)。塞爾、奧斯汀等人認為，人們在交際和交往中離不開言語這種行為，言語行為是意義的最小單位。不管怎樣劃分，毫無疑問，“其基本構成單位都是語詞，其有意義性的條件都是相應的語境”。因為意義是“語境各要素之間及其與語境本身相互融通映射的結果”(劉高岑2002:30)。
說到意義是否具有確定性，其發展趨勢是從強調意義的確定性轉向強調意義的不確定性。弗雷格和羅素等人認為自然語言含義不清，需要建構形式語言以保證意義的確定性，因此主張語言表達式應具有確定的意義。奎因、伽達默爾和德里達等人則從不同角度論證了語言表達式不可能具有確定的意義。奎因認為，我們用以傳達意義和指稱的工具是相對于隨意選定或按慣例確定的語言參照系而言的，他從譯不準原則出發論證意義和指稱的不確定性。伽達默爾提出了“視域融合”的概念并把“時間”/歷史的概念揉入意義的生成之中。他認為，由視域融合所形成的對文本的理解是人的先見和文本與歷史原有的內容不斷更新的“共有”觀念(呂俊等2006:67)，他以同一文本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意義來說明意義的不確定性。而德里達提出了“延異”和“播撒”的理念，把意義看作一種可以抹去的痕跡，以論證意義的不確定性(涂紀亮2003:325)。目前這種“意義不確定性”主張還頗有影響(俞建梁、孫曉霞2010:46)。由此可見，人們對意義的認知由淺入深、從單一發展到多元，多種意義理論之間一脈相承，后續理論是對前人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綜觀中外翻譯史可以得知，翻譯理論的發展和翻譯范式的變遷是與人們對意義的認知逐漸深入息息相關的。這種對意義的感性認識的發展，導致了后來的翻譯理論家試圖用語言哲學新理論去重新詮釋意義以及在翻譯當中意義的轉換(林克難2006:92)，從而引起了翻譯研究范式的不斷變遷。換言之，語言哲學意義理論的嬗變對翻譯研究范式的變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翻譯研究范式的變遷
3．1從語文學翻譯研究范式到結構主義語言學翻譯研究范式傳統的語文學翻譯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字詞意義、音律和意境的表達，強調翻譯的藝術再創造。我國古代上溯漢魏、中至隋唐、下迄宋元的佛經翻譯強調忠實傳達原文的意義，支謙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等原則體現了“案本而傳”、“盡從實錄”的意義觀;我國近代翻譯以科技翻譯和西學翻譯為主，嚴復的“信、達、雅”、魯迅的“寧信而不順”、“傅雷的“神似”和錢鐘書的“化境”都清楚表明，我國現代譯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案本、求信的傳統。總之，我國傳統的語文學翻譯研究范式以老子和孔子的古典意義觀為基礎，其意義觀雖然“經歷了從單純的‘案本’到高度概括的‘化境’”(周小玲2007:113)，但還未真正突破意義的實在性維度。而西方語文學范式翻譯研究范式的意義觀以源于柏拉圖時代的修辭學和語言哲學為理論指導，斐洛的“譯者受上帝感召”和德萊頓的“譯者是原作者的奴隸”等譯論顯示《圣經》等宗教經典的翻譯強調原文神圣不可侵犯，譯文必須絕對忠實于原文，任何對原文詞句的更改都是對上帝的褻瀆。這種局面自結構主義語言學發展起來以后就逐漸改變了。結構主義思想始于索緒爾對語言的研究，由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對客體方面的研究影響巨大，翻譯研究也很快從語文學范式轉換成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其特點是重視對文本的結構分析。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翻譯學家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來進行翻譯研究，如奈達根據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對語義成分的分析和8個典型核心句的歸納(譚載喜1991:275-277)為語言共性和可譯性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根據語言的具體形式區分了動態對等和形式對等，提出了相關的翻譯理論;紐馬克把語義成分分析的成果運用于語言轉換的翻譯之中，該研究的特點是以語言分析為基本方法，以尋找意義的對等為目的，對語際之間語符轉換規律進行研究(廖七一2001a:175-191)。結構主義翻譯理論家們認為言辭的意義在文本的語言結構里，而語言結構由一系列具有等級的結構單位構成，如Catford(1965:5-7)把翻譯單位按語言結構從大到小分為sentence，clause，group，word與morpheme。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的翻譯研究把意義視為先于理解的存在(呂俊2003:73)，對文本的解讀采用邏輯數理模式，企圖在對等中通過對語言不同層級結構的描寫來抽象出隱含在原文和譯文之間的語言內部轉換規律，與傳統的語文學范式翻譯研究相比，這是一大進步，但是意向性、社會規則、歷史和語用等四個維度還是被忽視了。#p#分頁標題#e#
3．2從結構主義語言學翻譯研究范式到解構主義翻譯研究范式隨著解構主義思潮興起，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開始抨擊語言邏格斯中心主義，他們認為意義既不確定又不易于把握，文本的結構并非穩定而封閉的系統，因此顛覆了傳統的原文—譯文二元對立關系。他們拋棄了原文意義的實在性維度，引入了意向性、社會規則、歷史和語用等另外四個維度，對譯文意義進行多視角的解讀以期得到有關譯文意義的廣角圖像。同時，他們把意義的基本單位從語句逐步擴大到語篇甚至到語言游戲/言語行為乃至于到整個科學體系/文化。解構主義的翻譯研究模式應運而生。解構主義研究范式把許多原來被結構主義排斥在外的要素引入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彌補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翻譯研究范式的缺陷，使翻譯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例如，以霍姆斯和圖里為代表的翻譯研究學派認為意義是在對話中生成的，而不是語言規律設定的，語言同文化和社會等都是由相關的元素組成的多元系統。他們在研究中引入了社會規則和歷史維度;以諾德和弗美爾為代表的目的論派強調翻譯應以譯文預期的功能為目的，根據翻譯過程的行為、參與者的角色、翻譯活動發生環境等各種語境因素把握文本的意義來選擇最佳譯法，即強化了意義的意向性、社會規則、歷史和語用等維度但弱化了意義的實在性維度;以斯坦納和施萊爾瑪赫為代表的詮釋學派批判了結構主義語言學意義確定論觀點，提出了意義是在對話中生成的主張(呂俊等2006:68-70)。然而，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為代表的操控派認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而改寫都是特定社會中的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以某種方式對原文的操縱(Bassnett＆Lefevere1992:vii)。他們以譯文為視角，引入了意義的意向性、社會規則和歷史等維度，把翻譯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指出翻譯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轉換，更是譯者對原文進行文化層面的改寫。這種做法顛覆了傳統翻譯研究理念，把翻譯單位從詞句擴展到了文化的層次，但是他們違背了“忠實”和“對等”的基本準則，忽視了原文意義的實在性維度。因此，解構主義的翻譯范式雖然拓展了傳統翻譯研究范式的疆界，但是它使意義任意生成，導致翻譯活動舍本求末②，“走上無政府主義的道路”(呂俊等2006:125)。
3．3從解構主義翻譯研究范式到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范式由于解構主義翻譯研究范式過度強調文本外因素的研究而忽視文本內因素的研究造成了對翻譯本質定位的背離，導致當今翻譯研究出現失控的局面。有些學者為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弗蘭克呼吁建立一種譯學研究的整合理論(傅勇林等1999:32)。通過對解構主義翻譯范式的批判和反思，呂俊等(2006)借鑒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希望建立起建構主義翻譯研究范式，他們從哲學基礎、理性觀、真理觀、語言觀和認識觀等5個方面論證了其合理性，提出了新型翻譯標準的三大原則:知識的客觀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釋的普遍接受性，最后用翻譯倫理的理念來確保在翻譯和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的平等對話和求同互補。然而，這種建構的翻譯范式操作性不強，在翻譯實踐中實施起來似乎還有一定的難度。趙彥春認為意義的相對確定性是語言可證性和可譯性的前提(2005:106)，在強調意義相對確定性的基礎上，針對翻譯研究領域的“多元性、混亂性和彌散性”的局面，提出了歸結主義翻譯學方法論的設想，試圖通過對詞、詞組、小句、句子、句群和語篇等單位的語碼成篇過程操作，使譯文取得最佳信度和效度的靜態、動態和模糊“對等”趨同(2005:159-200)。由于語篇本質上內嵌的人際功能、情境性和意向性等成篇要素的導入(2005:212-293)使得這種翻譯研究模式具有實在性、意向性、社會規則、歷史和和語用等五個維度。然而，他(2005:142)指出:關聯理論的翻譯觀具體怎樣與語義、語形和語旨結合起來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更何況這種方法只適宜于少量翻譯語篇的分析，對于考察大規模語料的翻譯特征會顯得力不從心，我們認為對于大量文本的翻譯研究最好借助語料庫來進行。
基于語料庫的研究范式采用“數據驅動”、從具體數據推導出的結論可以重復驗證，克服了傳統翻譯研究范式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廖七一2001b:17-18)。最重要的是通過標注、對齊和賦碼等手段便于對大規模語料從實在性、意向性、社會規則、歷史和和語用等五個維度探索意義的生成和轉換。這種翻譯研究范式使翻譯研究最初從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發展到后來從社會、政治、文化等多角度來解讀譯文的內外特點和翻譯文本的總特征甚至闡釋翻譯過程的認知特點(陳偉2007:72-73)。例如，Baker(1996)、Olohan(2003，2004)等利用翻譯英語語料庫來研究譯翻譯共性、類比構詞現象、名詞化現象、詞語多樣性、敘事結構特點、語義韻和男女譯者的風格差異等。Laviosa(1998:474)聲稱這為翻譯研究的重要轉型確立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
第6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關鍵詞】中職 英語口語測試 模式構建
英語口語是人們交際交流的重要載體。英語口語測試是整個英語教學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是對學生進行英語綜合能力測試中最直接的方式，是檢測學生語言輸出的重要手段。中職英語課程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學生掌握一定的英語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和職業場景中的英語應用能力。然而，現階段我國中職學校還沒有出現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大規模實行的英語口語測試模式。口語測試方法和形式即測試模式的研究成為國內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一、英語口語測試模式構建的理論基礎
1.結構主義語言學：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理論基礎的結構主義口試，強調不同的語言成分可以分別測試。例如語音、詞匯等都可以脫離上下文單獨測試。根據此理論，把英語口語口語測試分為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語音基礎知識測試，包括單詞朗讀和短文朗讀；第二部分為口語交際，包括師生對話和生生對話。
2.交際能力理論：這一學說是由美國社會語言學家Dell Hymes于20世紀70年代初首次提出，而后Canale&Swain和Bachman等學者進一步充實和豐富了Hymes的交際能力學說，他們揭示了人語言交際能力的本質，為交際性語言測試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Canale和Hall的觀點，交際性語言測試是一種行為測試，是在真實或接近真實的情景中通過完成實際的交際任務來測量考生運用語言知識的能力。基于此理論，故在英語口語測試中設計了口語交際環節。
二、英語口語測試模式的具體內容
基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和交際能力兩大理論，中職英語口語測試設計中，測試內容、測試形式、所占分值、測試時間及所花時間如表1。口語測試的評分模式采取分項評分和整體評分。第一部分為語音基礎部分評分標準，見表2。第二部分口語交際評分：兩個評委一組從語音語調、語法和詞匯、交際能力，總體評價四個方面對學生進行評分，分為5個等級，其中1，2級為不合格；3級為及格，4級為良好，5級為優秀。總體評價標準：1級要求：因語言知識不足，交際經常中斷。話語令對方難以聽懂。大部分交際任務未完成。總體來看，不能夠恰當地進行交際。交際方式經常不得當。依賴口試教師的幫助；3級要求：因語言知識不足，且置換策略欠缺，交際時有中斷。有時前后不夠連貫，語音、語調不當，給對方理解造成困難。基本能夠完成交際任務。大部分時間能夠恰當地進行交際。總體來看，交際方式得當。有時需要口試教師的幫助；5級要求：能夠利用所掌握的語言知識（語法和詞匯）順利完成交際任務。雖有時停頓，但不會過分影響對方。發音及語調不會給對方造成任何困難。較好地完成話題規定的各項任務。能夠有效地進行交際。交談時始終方式得當。不需要口試教師的幫助。
三、結語
中職學生英語口語現狀很不樂觀，激發學生英語學習興趣，提高學生英語口語交際能力是中職英語教學大綱基本要求，所以構建英語口語測試模式是必要的。為節省物力、財力和精力，實施大規模英語口語測試，計算機輔助口語測試成為必然的選擇和新的發展方向，其口語測試的信度和效度已得到檢驗。希望中職學校的領導更加重視英語教學，一線的英語老師們重視學生英語口語能力的培養，以此模式檢測學生英語口語能力，真正做到以測促學，以測促教。
參考文獻：
第7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關鍵詞：結構主義；語言系統論；語言本體論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C1913）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創始人。在現代語言學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索緒爾的理論無疑是劃時代的里程碑。 《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成為結構主義語言學形成的基礎。結構主義的“結構”，指的就是索緒爾的“系統”。
一、索緒爾語言學理論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由各個要素構成的一個系統，語言學研究的不是各個要素，而是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這時，語言學才真正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
索緒爾在《教程》中的重要觀點有以下幾點：1.區分語言的研究和言語的研究。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言語是語言的具體體現，語言則是對言語的抽象。2.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由各個要素構成的一個系統，語言學研究的是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3.“語言是一個表示意念的符號系統”。語言是一種有價值的符號系統，它的價值體現在所指和能指之間建立的對應關系，能指是語音即語言形式（Sound-image （signifier）），所指是概念即對象內容（Concept （Signified））。形式表示語義，語義通過形式表現，語音形式和語義內容之間的對應關系才使得交際成為可能。4.區分共時和歷時。索緒爾認為語言是共時的，言語是歷時的。他認為共時語言學研究是最主要的。5.索緒爾認為語言成分的分析可以分為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兩種，這兩種關系發展成為后來結構主義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
二、索緒爾語言學理論所體現的哲學觀
（一）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論”哲學觀
命名論是西方哲學中最早出現的影響最大的意義理論。從古希臘開始的自然派認為認為事物名稱和事物有著本質的聯系。命名論假定世界是由一個個孤立的事物構成的，語言是由一個個孤立的詞匯構成的，現實世界的事物與詞匯是一一對應而互不相關的。命名論認為一個詞匯必然對應一個事物，如果該詞匯沒有對應的事物，那么該詞匯就沒有意義。然而從心理方面看，思想離開了詞的表達只是一團模糊不清的星云，而語言及其聲音表達也沒有事先劃好界限。語言符號與思想的對應是由社會規約來決定的，語言對世界的表達是任意的而不是一一對應的。所以，意義不是在單個語詞與對象的一一對應中實現的，孤立的語言是沒有意義的。
（二）“語言轉向”的本體論
1. 古代本體論以及近代認識論思維范式
古代時期，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以及人們力量的弱小，無法與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抗衡。于是古希臘哲學家們在尋求內心穩定及萬物本體的過程中把“存在問題”發展成為西方古代哲學的本體論思維范式。 然而這種思維范式引發了兩個不可回避的問題（1）處于彼岸的本體世界有何存在依據？（2）處于此岸的人如何通達到處于彼岸的本體世界？為了走出困境，必須首先弄清思維主體的認識特性和主客體的認識關系，于是西方哲學開始了“認識論轉向”。西方近代認識論認為：一切客觀世界的存在都是進入人的“意識”并被人認識到的東西，將“思存關系”作為探究存在問題的邏輯基點，確立了“思想”的主題地位。近代西方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為探究客觀世界的真理及存在問題找到了來自思維主體的認識的根據。他指出人是萬物的尺度。真理的本質是由人來規定的。
2. 現代語言轉向論思維范式
笛卡爾確立了理性的絕對權威，但是，以主體的理性思維認識世界又帶來新的困惑：如何確證以人的自主意識認識的關于外部世界知識的客觀有效性。事實上，人的思維的載體是語言，“語言不但決定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且決定我們對世界的表述”（ 潘文國2008： 19）。于是西方世界試圖通過理解語言的機制來理解世界的機制，通過語言的表達來實現對世界的表述。這就是西方現代思想的“語言論轉向”。其思路是（1）將人的本質界定為一種獨特的語言性存在物，人的語言觀決定著人的存在觀，人的言說方式影響著人與世界的關聯（ 趙奎英2009： 69）（2）語言與世界同構，語言是事物的邏輯形式，思想是現實的邏輯形式，我們所理解的世界實質上是語言的世界。（3） “語言不僅顯示了人自身的存在，而且打開了人通往世界其他存在者存在的通道”（ 彭富春2005： 10 C 11）。
3. 索緒爾的“語言本體論”哲學觀
索緒爾在《教程》中揭示了語言的哲學本質。語言是一種“依靠規則實現自己的運作和存在”，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體即本體。 索緒爾發現，人類的語言是由抽象的概括的“語言”和具體的實在的“言語”構成。他認為“語言”才是具有普遍性、規律性和社會性的部分，是可以用來研究語言的本質和內在的對象。他進一步區分“共時”和“歷時”，認為語言的發展總體上是穩定的，不變的即共時的，是語言發展的真實狀態，只有探究語言在共時狀態下的內部結構和規律才能真正認識語言的本質。
索緒爾在語言自身的生命中探究語言的在與是，“第一次賦予了語言以本體論地位”（ 劉艷茹2005： 53） 。語言不是輔助工具，而是具有自身運作規律、音義結合、完整統一的特殊本體。他從哲學高度揭示了語言的本體特征和本真存在。
參考文獻：
[1]潘文國.從哲學研究的語言轉向到語言研究的哲學轉向[J].外語學刊，2008，2.
[2]劉艷茹.形而上的“價值”與形而下的“用法”――索緒爾與后期維特根斯坦意義理論比較研究[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2，2.
第8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論文摘要:言語行為理論克服了結構主義只強調構成性規則的片面性，又使解構主義非理性的批判回歸理性道路上，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合適的語言學基礎。同時，表達的可理解性、命題的真理性等有效性主張為譯文的多樣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早在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就已經出現言語行為理論的某些觀點。馬林諾夫斯基、布龍菲爾德、華生等人早在20一30年代也曾提及言語行為。這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不能與西方哲學的發展孤立起來考察，古希臘到20世紀的西方哲學從中心論題可以宏觀概括為主個階段模式:本體論—認識論—語言。柏拉圖的本體論為人們確立了知識對象和客體;到了近代，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從本體論變成了認識論;本世紀初，哲學產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學的。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弗雷格、摩爾、羅素及維特根斯坦等開創了分析哲學的先河，把哲學的任務歸結為對語言的分析，語言學轉向后的哲學稱為語言哲學。
語言哲學的兩個主要發展方向:一是從弗雷格、羅素、前期維特根斯坦、邏輯實證主義者到蒯因和美國哲學家戴維森。主要是討論意義和真理的關系，討論一個話語的真值條件是什么。他們認為，語言的目的是傳達可能為真或假的東西。另一個方向是以后期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等為主要代表，他們更多的是討論語言的使用問題，把語言看做人類行為的一部分。他們所探討的不是意義和真理的關系問題，而是意義和使用的關系或意義和說話人說出話語意圖的關系問題。塞爾認為:“把語言哲學中許多問題的討論都加以改造而鑄進關于一般人類行為的討論這個更廣大的背景中去，這是非常重要的。”后期維特根斯坦和行為語言學派開始考察說話時的語境，說話人的意圖和目的，受話人的信念等語用因素。
現代語言哲學意義上的言語行為的概念卻是奧斯汀最先提出的。1957年，約翰·奧斯汀應邀到哈佛大學作了《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act)的講座，他認為所有的語句分為敘述句(constative)和施為句(performatives )，隨著研究的深入，奧斯汀又把施為句分為顯性施為句(含有施為動詞的語句)和隱性施為句(不含有施為動詞的語句)。其后，他又提出“言語行為三分說”。奧斯汀從一個完整的言語行為中抽象出三種行為，分別稱為言中行為(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說，言中行為指說出合乎語言習慣的、有意義的話語;言外行為指在特定的語境中賦予有意義的話語一種語力(即說話人的用意);言后行為指言中或言后行為在聽者身上產生的某種效果。
在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的基礎上，塞爾使之進一步系統化、嚴密化。塞爾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言語行為的分類和間接言語行為理論概念的提出。塞爾認為，使用語言就像人類許多別的社會活動一樣是一種受規則制約的有意圖的行為，人類交際和交往的最小單位不是通常人們所認為的單詞或句子等語言單位，而是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的意義就是句子意義的功能。在塞爾的進一步研究和發展后，哲學界和語言學界對言語行為理論普遍關注，言語行為成為了西方哲學、語言學，尤其是語用學研究的核心。
一、言語行為理論是規范語用學的出發點
哈貝馬斯一直追蹤并詳細研究了與交往理論有關的各家各派關于語言的見解，積極參與學術界引發的各種爭論，接受和改造了言語行為理論，并以此作為通向他的規范語用學的出發點。
規范語用學本質上就是把有能力主體之實踐地被掌握.的前理論的直覺知識(know一how)轉換成一種客體的和精確的知識(know一what)的重建過程。奧斯汀、塞爾等人的言語行為理論將言語行為分為敘述句(constative)和施為句(perfor-matives)。敘述句有真假，施為句無真假，只有恰當與不恰當。哈貝馬斯接受奧斯汀關于表述性言語行為(以言表意行為)和施為性言語行為(以言行事行為)的劃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所有言語行為都具有這兩種行為，而且兩者不可分離;哈貝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部分，強調語言的應用主要就是為了以言行事，這比語言的認識功能更為重要。正是基于這一點，哈貝馬斯把關于言語行為的研究作為其普遍語用學的主要對象。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是實施言語行為的能力，即集中關注人際關系，因此它把言語行為理論作為自己的出發點。
不過，哈貝馬斯的規范語用學所著重研究的不是言語的規范結構，而是言語的過程，即言語行為。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只能對語言進行規范分析，而不能對言語進行規范分析。哈貝馬斯不同意這種觀點。在他看來，“不僅語言，而且言語—即在活動中對句子的使用—也可以進行規范分析的。”哈貝馬斯贊同索緒爾關于語言與言語的這種劃分，但他強調言語不僅具有陳述功能，而且具有啟動行為的功能。哈貝馬斯不僅認為言語行為是以理解為目的的，而且認為言語行為本身就是理解的過程。在哈貝馬斯看來，理解主要不是一種認識活動，而是一種相互作用的實踐活動，是主體之間的交往活動。在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中，言語成為人們活動的條件，理解成為人們活動的目的。
哈貝馬斯將語言與言語的區分作為其普遍語用學的基礎，想通過克服傳統語言哲學的片面性，以推動言語行為的研究。哈貝馬斯根據奧斯汀關于三種言語行為區分的理論，提出言語的雙重結構理論:施為性結構和表述性結構。哈貝馬斯對言語的表達的可理解性、命題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誠性、言說的適當性等有效性主張的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哈貝馬斯試圖將運行于現代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行為統一于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這三個把語言作為普遍中介物的世界中。以上種種研究促使學術界從對語言的可理解性的研究深化到語言行為的可理解性的研究，進而認識到言語行為具有規范性和規范可分析性，從而使對言語行為的經驗研究進入對言語行為的理論研究。
語用學與翻譯活動中譯者對原作的理解和再現密不可分，譯者策略的選擇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諸多語用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作為語用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言語行為理論研究的發展必然對翻譯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言語行為理論為翻譯學構建提供了語言學基礎
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死后，他的學生巴利和塞歇根據其筆記整理出版的《普通語言學》體現了他的語言學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并對結構主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翻譯研究的結構主義范式以結構主義為理論根基，使用語言分析、結構分析的方法。結構主義翻譯觀的前提是任何文本都有一個終極意義，即原文的“結構”。結構主義給翻譯帶來了科學的理性，使人們擺脫了語文學之下的點評式、隨感式的翻譯批評，破除了原來語文學式的神秘性和主觀直覺的翻譯研究方法。但由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自身不足，如靜止性、封閉性和自足性，難于適用翻譯中語言實際使用靈活多變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結構主義翻譯觀把整個翻譯過程簡單化、機械化.、程式化了，譯者的任務只是按語言規律去解碼與編碼，一種語言所表達的內容由另外一種語言表達出來。顯然，結構主義語言學不能作為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結構主義靜止、封閉性的翻譯研究被解構主義的多元翻譯研究模式打破。人們開始關注如文化、意識形態、翻譯目的等語言結構外的因素。大大拓展了翻譯研究的疆域，同時帶來了許多困惑與混亂。解構主義語言觀從語言本體論的立場看待語言，認為語言不是一種外在于言說主體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形式。海德格爾曾說:“語言是存在之區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說，語言是存在之家。語言的本質既非意味所能窮盡，語言也決不是某種符號和密碼。因為語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們是通過不斷穿行于這個家中而通達存在著的。”這樣，語言被不斷神話、虛化，成了沒有固定所指的符號，沒有確定意義。海德格爾舉過這樣的例子，“命名是什么?意思我們可以回答說:‘命名’意指賦予某物以一個名稱。那么，一個名稱是什么呢?是一種給某物提供一個聲音或文字符號亦即一個密碼的標記。但一個符號又是什么呢?……”這種語言觀以語言自身為反思的對象，是一種元語言的語言觀，會形成一種元語言的追問，與現實沒有任何聯系，不指向經驗世界的事物，與現實世界脫離，具有形而上學的性質。這種哲學會對翻譯研究本身“解構”，使人們只關注翻譯活動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甚或把翻譯研究變成文化研究、意識形態等研究的附庸。因此，它不可能作為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哈貝馬斯根據奧斯汀關于三種言語行為區分的理論，提出言語的雙重結構理論:施為性結構和表述性結構。表述性結構是語言的正確性問題，指的是語言構成性規則(constructive rules)，它保證了所說的話語在語義和語法上是正確的。施為性結構把人引導向人際關系的層面，在人際交往中要遵守第二套規則，即語用性規則(pragmatic rules ) ，它是協調性的規則與規范(regulative rules )，是人們在長期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它可以使說出的話得體，即恰當。沒有構成性規則一語言系統無法存在，也就無語用規則而言;同樣，無語用性規則，人們之間的交往會變的不得體、混亂，或者引起交往的失敗。從方法論上講，哈貝馬斯借助喬姆斯基對語言能力的闡述，提出交往能力的觀點，即言語行為主體是否具有“交往能力”是使得交往能否在各種語境下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交往行為的前提‘言語行為是社會整合和社會再生產的一種重要機制，是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內容，在合理人際關系的建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哈貝馬斯理性重建新模式的出發點。譯者在口譯、筆譯、同聲傳譯等所直接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現實中的語言或是文獻作品中的語言，那譯者在從譯文生成過程中同樣必須遵守構成性規則和語用性規則。這樣，言語行為理論克服了結構主義只強調構成性規則的片面性，又使解構主義非理性的批判回歸理性道路之上，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合適的語言學基礎。
三、言語行為理論的有效性主張為譯文的多樣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哈貝馬斯認為，言語者必須遵守一些基本預設，這樣交往才能得以成功。為此，他提出了有效性主張:(1)表達的可理解性，即講話者必須選擇一個可以理解的表達，以便講話者能夠與聽者從語言結構中獲得正確的理解;(2)命題的真理性，即講話者提供的陳述必須是真實的，以便聽者能夠分享講話者的知識;(3)意向的真誠性，即講話表達自身的意向必須是真誠的，必須滿足以導致聽者對講話者的信任;(4)言說的適當性，講話者選用的言說必須是適當的，應當符合公認的言說交流背景從而使聽者認可。這樣一來，講話者和聽者也就在有效性主張的基礎上有了可以依賴的普遍的理性基礎—交往理性，依此做出接受、拒絕等各種行為。它克服了西方哲學的“邏各斯中心”的偏見，并在實踐之上的理論首要性中重新思考了傳統哲學信念。傳統上，西方哲學一直固守于命題的真理性這一有效性的單一論之中。哈貝馬斯把它的交往理性看作不僅包含了命題的真理性，而且包括表述的恰當性和交往的真誠性。這種交往理性的多域論就要求有更多的話語，從而有效克服了單一話語所導致的極端性和統治性，既避免了系統和工具理性的過分膨脹，有為主體的互動交往提供了鮮活的語境基礎。作為原文的聽者和譯文講話者的譯者，如何在翻譯活動中遵守這些有效性主張，克服單一話語所導致的極端性和統治性，使得譯文既準確又恰當，就顯得極其重要。如把“Coffee ， please”這個句子譯成“咖啡，請!”，這個譯文雖然完全表達原文意思，但譯文不太好理解，雖不至于令人費解，至少會使聽者覺得唐突，如果為主體的互動交往提供了鮮活的語境基礎，加上符合公認的言說交流背景:
(1)(如果在酒吧，顧客對營業員說的話)可譯為:請來一杯咖啡!
(2)(如果在商場，顧客對營業員說的話)可譯為:我要一瓶咖啡!
(3)(如果在家，主人對客人說的話)可譯為:請喝咖啡!
這樣，譯文真實傳達原文的內容，條理性清晰，言說恰當，可理解性強。
哈貝馬斯認為具有交往行為能力的行為主體能根據言說對象的年齡、地位以及交往的環境、場合和其它有關環境方面的限制等條件來選擇最為適當的表達形式。翻譯中所處理的各種語言表達也應該根據不同的語境基礎準確地表達語言層面內容、語氣和語調。如“您下車嗎?”、“你下車嗎?”、“下車嗎?”三句都是用來表達一個非言要旨，即“你是否下車?”但其表達的語氣依次漸強。如果把這三句均譯成:“Are you getting off?”也未嘗不可。但僅此一種譯文無法體現原文漢語中敬稱“您”改為一般性稱謂“你”以及再改為一般性問句的變化。交往理性的多域論要求有更多的話語，我們可以把以上三句依次譯為“You are getting off， area’ t you？”，“Are you getting off?”，“Getting off or not？”這樣就體現出原文語旨由弱到強的變化。
再者，從有效性主張出發，原文是講話者(作者)對某一陳述言，通過真誠的意向，選擇一個聽者可以理解的表達，選用符合公認的言說交流背景從而使聽者認可的適當性言說。要對原文理解聽話者(譯者)需要遵循原文的有效性主張，倘若要對所聽的話進行轉述(翻譯)，講話者(譯者)必須遵循講話者(譯者)自身的有效性主張。如此一來，原講話者(作者)的有效性主張和既充當聽話者又充當講話者(譯者)的有效性主張在表達的可理解性、命題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誠性和言說的適當性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這樣也就解釋了在文言文盛行的年代，林琴南翻譯西方小說為什么使用文言文，后人重譯時相繼使用歐化文體和白話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聽話者和講話者有效性主張的具體內容在具體時間和具體環境下有所不同，導致不同的講話者(譯者)選擇的話語會有所不一。因此，言語行為理論在為“重譯”提供了理論依據的同時，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重譯”的必要性。
第9篇：結構主義語言學范文
[摘要]本文對“話語”概念的內涵進行了延伸，認為它不僅僅存在于語用學理論框架內，而且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生成語言學也從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了研究。對各種理論的“話語”觀進行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現代語言學理論的脈絡。
隨著話語分析和語用學理論的興起，“話語”這一概念的應用日漸廣泛。然而，要給“話語”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卻也并非一件易事。Fairclough(1995)認為，“在話語分析這一廣闊的領域內，“話語”一詞有著林林總總的用法”。為了避免混淆，在闡述批評話語分析理論問題時，他將“話語”明確界定為，一個具體概念，用來指對社會生活各個不同方面的特定再現方式，與“文類”、“文體”等概念并列。(他所提到的另一種理解方式是將“話語”理解成一個抽象概念，用來指廣義上的符號元素，如語言、標志等，以便與非符號元素的區分開來。)在本文巾，“話語”也被用作一個具體概念，但并不像Fairclough一樣從社會生活的維度上加以理解，而是取其更為廣泛的意義——簡單地說，也就是人們說出來和寫出來的語言。按照這樣的界定，“話語”就不再是一個話語分析或語用學理論框架內的專有術語，而是滲透在現代語言學理論的整個發展歷程之中。從索緒爾到喬姆斯基，從Grice到Sper-ber&Wilson，為了揭示語言的本質，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對話語進行了研究。
一、符號系統的外衣——結構主義視角
人們還無法對語言的起源做出一個確切的解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最初的語言是有聲語言，而且語言不僅是有聲的，而且包含這一定的意義，是音義結合體。當然，最初的時候這些音義結合體是零散的，而且數量不多。但后來伴隨這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逐漸豐富并穩定下來，形成了一個話語系統，并繼而衍生出一個書面形式的話語系統，即文字系統。在20世紀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興起之前，整個人類就是單純地生活在這樣一個話語系統之中：人們主要對話語的個體或片段進行搜集、整理、考據、比較等等。然而，索緒爾做出了更為深刻的思考：他不再滿足于運用傳統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對話語系統進行描述性研究，而是希望通過對話語系統的現狀進行抽象和概括(共時研究)，以便對語言的本質做出規定性的說明。也就是說，索緒爾發起了對于語言的“本體論”研究，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工作，也正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原因所在。索緒爾的基本假設是話語系統之后存在著一個可以完全符號化的語言系統。為此，他構建了一系列成對概念，如共時/歷時、橫組合/縱聚合、所指/能指等等，但其中最為核心的還是對整體語言(1angue)/個體語言(parole)的區分。
索緒爾認為，“整體語言是社會產物，其存在使得個體可以運用群體語言能力”“在整體語言內，我們擁有可聯想或喚起的符號的總和，然而這類運作只能經由言說(個體語言)才會發生，這些處于潛在狀態的符號完全是實在的(如攝影影像一般沉積在大腦中)。”(索緒爾，2005：75—81)由此可見，整體語言和個體言語是同一系統互為表里的兩層：前者是社會性的存在，包括詞匯、語法、慣用法等個人不能任意改變的資料和規則組合，而后者是在個人對這些規則的選擇和實踐。
索緒爾甚至認為，話語研究應歸人一個更大的學科——符號學中。話語系統可以作為一個基準模型，用符號加以解釋。他曾經指出，“可以設想建立一門科學來研究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符號……我把這門科學成為符號學”(Asciencethatstudiesthelifeofsignswithinsocietyisconceivable…Ishallcallitsemiology)(Sperber&Wilson，2001：7).
繼索緒爾之后，許多語言學家采用了結構主義一一符號學研究的模式，但卻未能通過對話語系統的研究建立起理想的符號系統。Sperber&Wilson認為，“他們的嘗試確實有助于對某些現象做出新的審視，也讓人們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不規則情況但是，他們從未找出潛在的、嚴格意義上的代碼系統……”(Inthecourseoftheseattempts，theycertainlyshednewlightonthephenomena，anddrewattentiontomnayinterest—ingirregularitiesbuttheynevercaltneneartodiscoveirngantin-derlyingcodeinhtestrictsense…)(Sperber，D&Wilson，D，2001：8)結構主義理論逐漸陷入理論困境，在歐洲被后結構主義突破。與此同時，喬姆斯基從另一個角度為結構主義開創了一片新天地——生成語法。
二、心智系統的派生——生成語法視角
喬姆斯基的生成語言學不是一種以應用為目的的技術方法，而是一種關于普遍語法的理論假設，用來解釋人腦生成話語和理解話語和過程。它是典型的形式化理論，像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一樣都是形式化系統。(寧春巖，2000：FI5)可以說，它不屬于社會科學，而屬于自然科學。索緒爾主張建立符號學，確立一套形式化的符號系統，這一主張在喬姆斯基的理論和方法論中被發揮到丫極致。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成語言學也屬于結構主義的范疇。不同從的是喬姆斯基將規約話語的終極機制從外在轉向了內在，突出了語言主體的作用。可以這樣說，始于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強調了話語系統的獨立性，試圖以話語系統為線索揭示語言的本質，屬于語言本體論而喬姆斯基更強調人腦中的語言生成機制的對外在話語系統的派生，試圖以話語系統為切入點來解釋人類的語言能力，屬于語言的認識論。
喬姆斯基雖然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但其研究仍然存在著不足。其中一個備受指責的一點就是忽視語義——喬姆斯基主張對句法進行純形式化的研究，將其數學化地描寫成算法系統，不考慮句子的意義。這一方法遭到了廣泛的質疑。后來，喬姆斯基逐漸完善自己的學說，將語義納入了研究范圍，然而在對話語進行解釋時仍然存在著問題，因為語義也存在著模糊性，無法從根本上窮盡話語地含意。要窮盡話語的含義，就必須把還原到真實的語境中。這就是語用學的緣起。
三、交際活動的規約——合作原則視角
簡單地說，語用學即是研究話語理解與語境相互作用的學科。Gifee會話含意理論是語用學的一個支柱，其核心內容是合作原則。Griee認為應當以交際為原則去理解話語，人們在言語交際中，總是伴隨一定的目的或者說具有一定的意圖，也就是說，話語必然要受到交際活動的規約。更具體地說，在言語交際中，人們總是互相合作的，都懷著一個共同的愿望——互相理解，相互配合，即所謂的合作原則：
在最高原則，即合作原則下，人們在交際中要遵守如下四個準則：
1.數量準則：說到點上少說廢話
2.質量準則：不要撒謊不要信口雌黃。
3.關聯準則：說話要貼切，有關聯。
4.方式準則：避免晦澀避免歧義說話要簡要說話要有條理
按照這一假設進行推導，如果人們不遵守合作原則，就會出現兩種結果：一是話語因失去關聯性從而導致根本無法被理解二是繼續保持關聯性，能夠被理解，但會因此而產生會話含意，但受話者需要通過推理才能明白說話者的隱含意義。因此，Griee提出了一套推理模式來解釋交際過程中的話語理解，用來代替傳統的代碼模式。
Griee對于話語的這種研究方式是激動人心的，可以說，他把話語還原到真實的交際語境中，開啟了現代意義上的語用學研究。但由于合作原則還是留下了許多未決的問題。一是合作原則及其準則來源的合理性、及其高度的規定性。二是涉及理解本身的問題。根據Grice的理論，人們在會話過程中應當時刻遵守合作原則，而且應識破對方是否在遵守合作原則。如果沒有，就應該通過推理來找到他的隱含意義。這樣，話語的理解過程就顯得非常不自然。心理學研究表明，在一般情況下，推理是本能的，無意識和自動的。(何自然，冉永平，200lb：19)
四、認知語境的關聯——關聯理論視角
關聯理論是對Grice方法論的修訂和完善。Sperber&Wilson一開始曾試圖回答Grice方法論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但后來卻發展成一種新的理論。關聯理論以兩條一般性原則作為基礎：
關聯的認知原則：人類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關聯性相吻合。
關聯的交際原則：每一個話語(或推理交際的其它行為)都應設想為話語和行為本身具有最佳關聯性。(何自然，冉永平，200la：F29)
Sperber&Wilson認為，Grice所提出的推理模式不能充分解釋話語的理解過程，它不能完全取代代碼模式，因為推理和解碼在話語理解的過程中實際上是沒有明確界限的，即便是明示的話語，也“包含推理的成分，例如在消除歧義、確定指稱方面”(何自然，冉永平，2001b：24)。因此，關聯理論提出了一種“明示——推理”的話語理解模式。在此基礎上，sper1)er&Wilson進一步提出了不同于“語境”、“關聯性”等關鍵概念。在關聯理論里，語境是受話人自己建構的，而不是現成不變的。受話人接收到明示話語之后，會根據具體情況形成多個語境假設，與明示話語中包含的信息進行匹配。每個語境假設與明示話語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兼容性”(也就是說受話者可以通過一定的“處理努力”在兩者之間構建起合乎邏輯的聯系)，這種“兼容性”就是所謂的“關聯性”但是，只有一個語境假設與明示話語之間存在著“最佳關聯性”。
我們可以把關聯理論中的話語理解過程形象地比喻成案件偵破的過程：
話語～受話者認知能力——語境假設——關聯性——最佳關聯性
證據——偵破人員——案情推定——嫌疑人——真正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