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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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原因，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語義研究才真正開始得到重視。由于語義研究涉及的內容
很廣，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全面展開論述，我們只想就語義研究中比較突出的語義場分析問題，在現代漢語體
系中進行嘗試性的探討。
一語義場的性質
語義場是由語義系統中的一組有關聯的義位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語義特征的聚合體。
現代語言學認為，語義現象盡管極為復雜，但它仍是成系統的，是一個與語音和語法相并列的同屬于語言
系統的子系統。同其它系統一樣，語義系統也是由若干成分之間相對穩定的聯系性所構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
體。
語義既是一個系統，包含著整體性原則和關聯性原則，那么，它無疑是可以進行結構分析的。結構是系統
內成分間內在有機聯系形式，或者說是構成系統的各個部分及層次間依照一定的共同性所形成的相互聯系和作
用的總和以及其表現形式。在語義系統中，語義的眾多成分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隸屬，又相
互制約，從而成為一個有序的聚合體。這個聚合體具有層次化和網絡化等特點，因而能從結構成分、結構關系
等方面進行考察。
要分析語義系統的結構關系，必須先確定結構成分。我們把組成語義系統的基本結構成分稱為“義位”。
義位是語義系統中能獨立存在的基本語義單位（相當于“義項”的概念）［（1）］，它是以詞義中的指稱意
義為基礎，輔之以附加意義而形成的。也就是說，考察一個詞義是否為義位，關鍵在于看它的指稱意義能不能
獨立，能不能與其它指稱意義相區別，如果能，則應算為義位；如果兩個指稱意義沒有多大區別，那就應再分
析其附加意義有無不同，如不同之處特別明顯，也應分別算為義位。比如，把“枯萎”“逝世”“歸天”這三
個語義單位互相比較，可以看出，雖然它們均是指生物的發展過程，但前者和后兩者的指稱意義有明顯不同，
前者是指草木干枯、萎縮，而后二者則是指人的死亡。后二者的指稱意義雖然基本一致，但附加意義有差別，
分別帶有莊重色彩和迷信色彩。因而，它們是三個不同的義位。
在語義系統中，各種各樣的義位在總的方面均有共同點，服從共同語義原則的支配，各作為聚合體的有機
組成部分而存在。一個義位不僅自身獨立，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通過多種關系與其他義位相關聯，從而取得彼
此存在的價值。一般說來，這諸多聯系不外是“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的兩種性質的聯系，不外是縱的方
面逐級隸屬，橫的方面相互對立的兩種形式的聯系。義位之間在語義系統中正是從共時方面由這些聯系形成了
大大小小、各種性質的組系化、層次化的聚合，即從結構的平面上構成了語義場。例如，具有共同語義特征“
說”的義位就有“說、扯、稱、道、講、嘮、聊、嘀咕、嘮叨”等等，這些義位聚合成組，構成一個語義場，
就是組系化，而義位“說”在這一組系中占據的地位，比其他義位高一個層級，就是層次化。
通過語義場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地觀察義位，找出它們的共性和個性。意思不同的義位，必然處于不同的
語義場，如“走”和“落”即是。意思相近或相類的義位，則處于同一語義場中，如“輕捷”“麻利”“快速
”等即是。義位處于同一個語義場，是由它們之間的共性決定的，而個性又使它們相互區別開來。所以，在進
行語義結構分析時，不能脫離語義系統對任何一個義位作孤立的研究，而應該首先明確義位在語義場的結構中
所處的位置，并以此為出發點作進一步的比較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說，語義場是語義結構分析的基礎。
二語義場的結構模式
如前所述，語義場是由互相聯系的義位組成的。義位之間相互聯系的方式和狀態，就是語義場的結構模式
。
迄今為止，對于義位之間的聯系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詞義制約的觀點，一是詞義聯想的觀點。就
語義場本身的性質來分析，我們認為，它主要是由義位間的共性聯系聯結起來的，這是語義場形成的前提，而
義位各自所具有的個性，則是語義場得以存在的基礎。根據這一看法，從組成義位的義素的角度，我們把語義
場的結構描述為由“義素節”和“義素鏈”所組成的樹狀結構。在這一結構中，義素節是語義范疇的標志，是
語義特征的集中表現。通過義素鏈的傳遞，某一義素節從另一高層次的義素節那里接受了語義信息，進行聚合
形成義位，又以此為基點，通過義素鏈從不同的角度向低層次發出信息，繼續形成其他義位。值得提出的是，
義位是義素節的表現形態，但不是唯一的形態，因為有很少一部分義素節是沒有或未用合適的義位來標示的，
它們在結構中只起承上啟下的作用，這種未能顯現出來的義素節我們稱之為“零位”。［（2）］所以，語義
場所包含的語義結構單位是義位和零位，起聯系作用的是義素鏈。
以“．”代表義位，“。”代表零位，語義場的結構模式可描述為：
（附圖[圖]）
以“交通工具”和“人的年齡”語義場為例，它們的結構可粗略地表現為：
（附圖[圖]）
由于“年齡”和“未成年”都不屬于“人”的基本類別范疇，而只是一種語義特征，故為零位。
三語義場的語義結構特性
語義結構是義位之間相互聯系的中介，義位則按照一定的語義結構進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語義場，不僅需
要描述其結構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語義結構的一些重要特性。
（1）客觀性和約定俗成性。
語義是對事物和現象的概括認識，沒有客觀外界對人腦意識的折射，就沒有語義。在使用語義確定詞語的
指稱時，人們必須考慮事物和現象自身的本質、相互的聯系，并把它們納入到語義系統中去，這樣，語義結構
也就必然帶有了客觀性的性質。例如，如果現實生活中沒有汽車、卡車、轎車和賽車等，語言中也就沒有稱謂
它們的詞語的意義之間的相互內在聯系；同樣，沒有上的存在，也就沒有中和下的出現，沒有遠，也就無所謂
近，即絕對不會形成反映這些事物的語義結構。
當然，語義的作用不僅僅是確定語詞，給客觀事物和現象稱名，而且也反映了人們對這些現象以及它們之
間關系的共同認識。這種認識必須符合社會習俗，為全社會成員所一致承認，即具有約定俗成性。例如對“兒
子”的語義認識，就不能解釋成“外甥”，對“走”的語義認識就不能解釋成“飛”，否則就會造成語義場語
義結構的混亂。語義結構的約定俗成性還表現在不同民族對同一事物聯系的不同認識上。如漢語的“中表親屬
”和“堂房親屬”包括八個義位，而英語只用了“Cousin”一個義位。漢語的親屬詞數以百計，能標義位的就
有50多個，而英語的親屬詞只有13個，加上幾個修飾詞，就可以指稱所有的親屬關系。一般說來，這些區
別并不是語義結構關系有多大的差異，而是在于語義認識概括范圍的大小，即語義場大小的問題，根源在于不
同社會對語義的不同安排。
（2）穩定性和有序性
義位間的內在聯系通常是緊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語義系統總是趨于保持某一狀態，不輕易發生變化，這就
是語義結構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是語義場穩定的前提。穩定性寓于語義結構之中，它的實現取決于語義場的
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義位間的協同作用所決定的。語義結構的有序性和穩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義
位的有序關聯構成了語義場的語義結構，保障了語義場的穩定性，另一方面，義位的穩定相聯維持了語義場的
語義結構，保證了語義場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況下，義位可以更新，但語義結構是穩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變。如古漢語中的義位“人”不同
于現代漢語中的義位“人”。《說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貴者”，《禮記·禮運》：“人者，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香氣也”。這是從經學的角度來說明人，對于人的本質特征則無涉及。現代
漢語義位“人”的意義內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等動物”。顯而易見，義位的語義內容已經發
生了變化，但與“人”有關的語義結構卻無大變化。當然，這也不排除語義結構作必要的調整、改動。索緒爾
曾經說：“系統從來不是直接改變的，它本身不變，改變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們跟整體的連帶關系怎樣。
情況有點像繞太陽運行的行星改變了體積的重量，這一孤立的事實將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會改變整個太陽系
的平衡”，［（3）］這段話使我們認識到：一方面，義位具有可變性，另一方面語義結構的變化也具有可能
性。應該說明的是，語義結構的變化多是在整體穩定性中所起的局部變異。進一步說，語義場的穩定不是靠義
位的一成不變，而是靠結構間的牢固聯系，語義結構是維持語義場的不變量。
（3）層次性和相對性。
層次性是由整體與部分對立的相對性決定的。在語義結構中，層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據系統論的
觀點，系統是按嚴格的等級組織起來的，它可以逐級分解為低層次的層級系統、直至分到不能繼續分解的組成
元素為止。顯然、作為語義系統組成成分的義位在語義結構中的存在絕非單純的量的增加，而是處于等級之中
的，即具有層級性。
在語義系統中，任何一個語義場都和附近的語義場一起構成一個較大的語義結構。因此，任何一個語義場
都是較高一級語義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任何一個語義場本身，通常又是一個由許多成分所構成的語義結
構。語義場既作為部分又作為整體存在，這使語義結構具有相對性。例如，“父親”和“母親”作為義位，構
成了語義場A，這個語義場又與同一層次上的另一個語義場B“孩子”、“兒子”和“女兒”一起構成了一個
比它們層次高的較大語義場C，而這個較大語義場C，又與“愛人”、“丈夫”、“妻子”所組成的語義場D
一起，構成了更高層次上的更大的語義場E。其中，A和B既分別作為獨立的語義場存在，又作為語義場C的
部分存在。對于A和B來說，C構成了包括它們在內的語義場，而對于E來說，C又是語義場E的組成部分之
一，語義系統就這樣層層相遞，互為對照。
由于層次性和相對性，語義系統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網絡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進行描寫，以
區分它們內部的等級，又可以按水平方向進行分析，以掌握同類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垂直方向的語義場之間
，具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水平方向的語義場之間，則具有一定質的差異，雖然它們處在同一平行層次上，
隸屬于同一大語義場，但畢竟是不同的語義子場，相互之間有一定質的不同。
語義場的大小與語義結構的層次性是密切相關的。越是上行，語義場就越大，義位所概括的范圍也逐漸加
大；相反，越是下行，語義場就越小，義位所概括的范圍也更為具體。
（4）開放性與動態性。
語義結構不是封閉的和靜態的，它總是在不斷地向外界進行著語義信息的交換，并適當地調整、增減義位
，在交換中求穩定，在變化中求有序。穩定是相對的，開放是絕對的。
由于開放的特點，語義作為實現詞語的指稱功能的橋梁，其結構必然要適應客觀外界變化的需要，在一定
情況下發生一定的變異。比如，現在獨生子女增多，就會使一些親屬關系逐漸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
親屬語義場來，語義結構的聯系范圍就會逐漸縮小，直到與客觀外界相適應為止。
語義結構可以分為基本結構和非基本結構。基本結構反映的是那些與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現象之
間的語義聯系，一般不易發生變化，親屬語義結構就屬此類。而非基本結構則恰恰相反，它們一般不常用，或
者只是短時間常用，使用范圍不甚廣，所反映的多屬于一些帶有行業性、科技性、方言性的東西。基本結構顯
示了穩定性，非基本結構顯示了開放性。也可以說，語義結構的開放性和動態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語義結構而
言的。當然這不是說基本語義結構就一成不變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變化是極其緩慢的罷了。
以上就語義結構四個方面的特性進行了分析，而這四個特性是互為聯系，互為作用的。其中，后三個特性
都是以第一個特性為基礎的。因為，語義場的語義結構只有在具有了客觀性和約定俗成性的前提下，才能隨之
出現其他特性。穩定性和有序性是其靜態存在的形式和標志，開放性和動態性是其發展變化的表現，而層次性
和相對性則是對語義結構本質特征的概括反映。
四語義場的舉例分析
前面，我們分析了語義場的性質和結構特性，并擬定了一個結構模式。下面，我們以“親屬語義場”和“
下肢動作語義場”為例來進行語義場的分析。
分析語義場首先要確定語義場包含的義位。在排列義位時，我們是以下面幾點作為取舍條件的。第一，考
察義位間的聯系以其最主要的特征為依據。幾個不同的義位也許在很多點上有共同之處，如果把它們縱橫相連
，不僅混亂，也是不科學的。選擇義位時應提綱挈領，脈胳清晰。第二，在眾多同義義位中選取具有較強代表
性的義位。由于同義義位很多，有的差別十分細微，在分析時列出全部義位十分繁難，故只擇其典型者列出，
余下的在必要時作出說明。第三，比較生僻的義位一般不列出。第四，多義性詞語意義的義位按情況分入不同
的語義場。
（1）親屬語義場的分析。
親屬語義場是“人”這個語義場下的子場。因為“人”語義場還下分很多語義子場，親屬語義場只是從“
親屬”這個角度對“人”進行語義場的歸類。比如“姐姐”“胖子”“石匠”和“英雄”等都是指人，屬于“
人”語義場，但它們的具體范疇不一樣，“姐姐”屬于“親屬”范疇，“胖子”屬于“體態”范疇，“石匠”
屬于“職業”范疇，“英雄”屬于“品性”范疇，這些不同的語義范疇使它們分屬于不同的語義子場，并一起
組成了“人”語義場。
現代漢語的親屬詞有幾百個，但不是說親屬語義場就包含了幾百個義位，因為有許多親屬詞幾乎是同義的
，進行語義場分析時，只能眾里挑一。例如，與義位“父親”同義的親屬詞就有“爸爸”“翁”“爹”“老子
”“阿爸”“家父”等，與“岳父”同義的親屬詞有“岳丈”“岳翁”“丈人”“外父”“泰山”“冰翁”等
，我們只選取典型義位“父親”、“岳父”。另外，還有一些親屬詞，或較少使用，或表示的親屬關系不密切
，也在分析時排除。這樣經過多方篩選，最后剩下五十三個比較典型的親屬詞，代表了五十三個典型義位。
把這五十三個義位納入親屬語義場中進行分析，內部可分為兩個較大的子場，這兩個較大子場又各自分出
兩個較小的子場，從總體上看，即：
（附圖[圖]）
親屬語義場的特點是界限清楚，沒有中間狀況。另外一個特征是，很多義位都呈二元對立狀態，即兩個義
位互為對待，并且多為性別方面的，如“父親”與“母親”，“哥哥”與“姐姐”，“孫兒”與“孫女”等。
二元對立可以在同一個語義子場內形成，也可以跨場，即兩個對立的義位可分別處在兩個不同的語義場中，如
“哥哥”還可與“嫂子”相對，“伯父”與“伯母”相對等等，但這兩個語義場必屬于同一個較大的語義場。
（2）下肢動作語義場的分析。
下肢動作語義場是“動作”語義場的子場，是與頭部動作語義場、上肢動作語義場和全身動作語義場相并
列的。通過歸納分析，此語義場下面包括十一個子場，它們是：走、跑、跳、坐、蹲、站、騎、跪、踢、踩、
踮，分別列出：
（附圖[圖]）
（附圖[圖]）
下肢動作語義場最多可分出四級來。同親屬語義場相比，其義位間的關系沒有明顯的對應性，而是從不同
方面指稱同一現象，呈互助狀態，而且有的義位之間，界限也不十分清楚、甚至交叉。如語義場“跑”所包含
的三個義位，“騰”是邊跳邊跑，“顛”是一擺一擺地跑，“奔”則是很快地跑，它們是從三個方面說明跑的
動作的。多義性的語詞在這里是分屬不同子場的。例如，“覆”有兩個意義，一是“小心翼翼地走”；二是“
輕輕地踩”，故算為兩個義位，各歸入不同的子場，其他如“登、騰”等也是這樣。
通過以上兩個語義場的舉例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語義場的狀況并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其
內部義位間的聯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如何進一步全面分析、描述現代漢語語義場的狀貌，確是一項高
難度的課題。本文雖然在借鑒語義學先進理論與具體分析漢語語義場方面，作了一點探索，但由于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許多不足之處，祈盼專家學者指正。
注：
①義位和義項實指同一對象，但觀察的角度不同。在語義學中我們稱作義位，在傳統詞匯學中仍稱義項。
第2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0.1“形＋動態動詞”，指的是形容詞帶動態動詞“了、著、過”等。
0.2我國語法學界對“形＋動態助詞”現象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歸結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1)形容詞帶上動態助詞后便具有了“動性”，帶有“動作的意味”。例如，黎錦熙(1824)認為，諸如“
你的胡子卻也白了許多”“孩子大了，今年要請個先生”中的“白、大”，由于其后添附了“了”，“這就
可以證明：它們不但在句法結構上是動性，便在實質的意義上，也含有遷變流轉的動態了”(1)呂叔湘(1942)
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聲音漸漸低了下去，一會兒忽然高了起來”“一到十月，這些樹葉便紅了起來”
中作謂語的形容詞“不是表示一種無始無終的一瞬間的狀態，而是表示一種狀態的開始，或是表示一種狀態
的完成，于是這個形容詞也就帶有動作的意味。”(2)黎、呂的說法代表了早期對“形＋動態助詞”的一種認
識，這種看法只是注意到了形容詞帶動態助詞后語義上的變化，還沒有從歸類的角度明確帶動態助詞的形容
詞詞類歸屬問題。
(2)認為形容詞接動態助詞是其語法特點之一，并不改變形容詞的詞性。也就是說，帶動態助詞并不是動
詞的專利，而是動詞和形容詞共有的語法特征。王力(1943)認為“形容詞最不適宜于做敘述詞（敘述句中的
謂詞）……凡形容詞用為敘述詞的時候，往往是靠‘了’字或‘著’字的力量，如‘心冷了半截’‘他紅著
臉’之類。”(3)在另一部著作(1944)中，他更明確指出，“了、著”二字“并不是專為動詞而設的”，“紅
了臉”“大著膽”中的“紅”和“大”本身不是動詞(4)。張志公(1959)認為“動詞和形容詞都有‘體’的變
化，就是加上‘了、過、著、起來、下去’這些輔的成分。”(5)房玉清(1991)指出“大部分動詞可以帶
動態助詞，一部分形容詞也可以帶動態助詞”。(6)基本屬于這類看法的還有，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中
譯本，第294～295頁）、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第216、318、595頁）、熙《語法講義》（第
69～72頁）等等。
(3)帶動態助詞是動詞的語法特征，形容詞接動態助詞后就變成了動詞。唐廣厚、車競在1985年發表的《
形容詞接動態助詞動詞化初探》一文可以說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該文認為形容詞接動態助詞以后：（一
）“就失去了形容詞的語義特征，而與動詞相同。”（二）“能帶數量（動量）補語，與動詞相同。”（三
）“有些可以帶賓語，與動詞相同。”（四）“一般不受程度副詞修飾，與動詞相同。”（五）“有些可受
形容詞修飾，與動詞相同。”據此，文章認為“形容詞接動態助詞后無論在語義上還是在語法功能上，都已
具備了動詞的主要特征，把它們看成動詞是完全合乎情理的。”(7)
(4)有的語法著作，特別是一些語法教材，把帶動態助詞“了、著、過”看作是動詞的語法特點之一，而
談到形容詞的語法特點時卻沒有明確形容詞能不能帶動態助詞，也沒有說明對那些可以接動態助詞的形容詞
如何處理。如胡裕樹等《現代漢語》（1981年第3版）。黃伯榮等《現代漢語》（1983年第3版）、錢乃榮《
現代漢語》（1990年第1版）等等。
(5)與“形＋動態助詞”問題有關，還有如下兩種看法。一種以丁聲樹等(1961)為代表，認為有時候“形
容詞加上‘了、起來’一類字眼，如‘花紅了’‘雨大起來了’，簡直和動詞沒有區別。……形容詞這樣用
的時候，就可以認為是動詞。”(8)李臨定(1990)也有類似的看法，主張“起來”等應做為確定動詞的一個標
準，因此他認為“蘋果紅起來了、氣球大起來了”中的“紅、大”等所謂表變化性能形容詞“也應該看做是
動詞”，稱為“形轉動詞”，意思是“從主要特征上來看，它們已變為動詞，但是和一般的動詞又有所不同
。”(9)
另一種以呂叔湘為代表，他在《關于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1954)中認為，“如果規定只有動詞
能做謂語，能加‘了’”，把“天冷了”中的“冷”看做是兼屬形容詞和動詞的話，那么“大多數形容詞都
要兼屬動詞，這兩個詞類就不大分得清，這個分類法就有毛病了。”因此他主張把“作謂語和加‘了’字（
指句末的‘了’——引者）不作為動詞的特點而作為動詞和形容詞的共同特點。”(10)徐樞(1991)也持類似
的看法，他認為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61)“列舉的事實（指‘花紅了’‘雨大起來了’——引
者）是正確的，‘了’‘起來’確實可以與形容詞相結合，但這并不足以得出形容詞‘可以認為是動詞’這
一結論。”(11)陸儉明(1994)說得更明確：現在大家不認為“花紅了”“水熱了”“雨大起來了”“現在神
氣起來了”中的“紅、熱、大、神氣”是形容詞兼動詞的用法，而認為后加“了”“起來”是動詞、形容詞
共有的語法功能(12)。
0.3可以看出，人們對“形＋動態助詞”的看法還不盡相同，有些意見甚至完全相反。由于觀察的角度不
盡相同，因此可以說不同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一般來說性質形容詞表示事物的屬性，是靜態的，動詞表
示動作行為或事物的發展變化，是動態的。第(1)種看法正是著眼于形容詞接動態助詞后，其語義特征與原形
容詞不同，而與動詞相同，因而認為形容詞接上動態助詞后帶有了“動作的意味”。第(2)種看法把接動態助
詞看作是動詞和形容詞共有的語法特征，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事實上確有一部分形容詞可以接動態助詞。第(
3)種看法從接動態助詞后形容詞在語義上和語法功能上發生了與動詞相同的變化，因而把這樣的形容詞看成
是動詞。恐怕也是“合乎情理”的。第(4)種看法沒有說明如何處理能接動態助詞的形容詞，但是，我們猜測
，恐怕還是認為形容詞不能接動態助詞，接動態助詞后就變成了動詞。但這樣處理似乎應以能帶動態助詞的
形容詞數量不多為前提，否則動、形就很難區分了。第(5)種情況提到的兩種不同的觀點，從所舉的例子來看
，談的都是形容詞帶句末“了”的問題，還不能看作是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典型情況。
總的來看，前人在劃分詞類，特別是探討動詞和形容詞問題時，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形
＋動態助詞”的問題，但大都是舉例性地說明自己的觀點，缺乏對形容詞帶動態助詞情況的全面考察，因而
缺乏說服力。本文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相當數量的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情況進行窮盡的考察，看看
現代漢語里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實際情況如何，究竟有多少形容詞能帶動態助詞，有無規律性，哪些形容詞
不能帶動態助詞，等等，在定量考察和描寫的基礎上，再來看看帶動態助詞的“形容詞”的詞類屬性問題。
一考察范圍及原則
1.1本文考察的形容詞僅限于性質形容詞，因為非性質形容詞，如復合形容詞（冰涼、雪白、鮮紅、噴
香、高高的、亂哄哄、糊里糊涂……）和非謂形容詞（正、負、單、雙、初級、全能、有形、大型……）等
，都不能帶動態助詞。本文共考察性質形容詞1360個，主要來自以下三種材料：(1)《普通話三千常用詞表（
增訂本）》（鄭林曦編，語文出版社，1987年版）。(2)《形容詞用法詞典》（鄭懷德、孟慶海編，湖南出版
社，1991年版）。(3)《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國家漢辦漢語水平考試部，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2年版）。
1.2動態助詞包括“了、著、過”，此外也考察了形容詞帶“起來、下來、下去”的情況。其中動態助
詞“了”主要限于句中的“了”，即“了(,1)”。句末的“了”情況復雜，即使是動詞句末的“了”也很難
全部分清哪些是了(,2)，哪些是了(,1+2)。形容詞句末的“了”同樣很復雜，不過本文用排除法，最大限度
地縮小那些不易區分是帶了(,1)，還是帶了(,2)的形容詞的范圍。“起來、下來、下去”等是否完全虛化為
助詞，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形容詞帶上“起來、下來、下去”后，語義上有了明顯的過程性，是形容詞
動態化的標志。為此本文權且把“起來、下來、下去”看作是非典型的動態助詞。
1.3考察的原則是，優先考察能否帶典型的動態助詞，再看能否帶非典型的動態助詞；就帶句末“了”來
說，先排除可以認定是帶語氣助詞的情況，最后剩下的是不好確定到底是帶了(,2)還是帶了(,1+2)的部分。
具體來說，考察的順序依次是：
(1)能否帶“了(,1)”，即“形＋了＋后續成分”。
(2)能否帶“著”，即“形＋著（＋后續成分）”。
(3)能否帶“過”，即“形＋過（＋后續成分）”。
(4)能否帶“起來、下去、下來”，即“形＋起來／下去／下來（＋后續成分）”。
(5)是否只能出現在“形＋了”格式中。
(6)是否只能出現在“太＋形＋了”格式中。
(7)不能帶動態助詞（包括非典型動態助詞“起來、下來、下去”）的形容詞。
應該說明的是，我們依以上考察順序對每一個形容詞帶各種動態助詞的可能性都作了調查，其中有的能
帶多個動態助詞，但在最后分析統計形容詞帶動態助詞比例時只按一詞次計。
二“形＋動態助詞”考察
2.1形容詞帶動態助詞“了”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1360個形容詞中能帶動態助詞“了”的形容詞，即能出現在“形＋了＋后續成分”
中的形容詞共有474個，占34.85%。可分作以下五種格式。
(1)形＋了＋名
白～胡子慌～手腳禿～頭黑～心腸壞～名聲亂～陣腳熱～饅頭冤～好人明確～任務滿
足～要求充實～內容緩和～矛盾活躍～市場堅定～信念簡便～手續肯定～成績健全～法制
開闊～視野突出～重點統一～思想穩定～秩序便利～群眾端正～態度豐富～知識方便～顧客
純潔～隊伍鞏固～國防孤立～敵人固定～人員紅～臉辣～眼睛模糊～視線曬～被子完善～組
織嚴格～手續嚴肅～紀律啞～嗓子正～正帽子壯～壯膽子分散～精力緊～緊螺絲
(2)形＋了＋數量
安靜～許多安全～不少薄～二寸／點兒是悲慘～點兒是悲觀～點兒笨～點兒遲～一步精
力充沛～不少就是丑～點兒粗暴～點兒粗糙～點兒太殘忍～點兒是慘～點兒質量差～點兒長～
三寸／許多敞亮～許多／些沉～不少式樣陳舊～點兒屋子潮～點兒沉默～許久／一陣子稠～點
兒大～點兒／七八歲單調～點兒菜淡～點兒短～點兒／二寸煩瑣～點兒肥大～點兒／些就是
稍微浮～點兒干凈～幾天孤單～點兒太過分～點兒好～許多／不少急躁～點兒尖～點兒緊張
～點兒／一陣舊～點兒精練～不少簡單～點兒太嬌氣～點兒比以前進步～點兒／不少條件苛刻～點
兒話是刻薄～點兒，可說的在理。生活苦～點兒太快～點兒亮～一會兒流行～幾天／一陣子l
uō＠①嗦～點兒亮堂～不少籠統～點兒難～點兒暖和～點兒／不少濃～點兒胖～點兒／許多細
～點兒咸～點兒遠～點兒天陰～一會兒猶豫～一下／一會兒窄～點兒
(3)形＋了＋名＋數量
矮～人一截低～人一等高～他一著大～他六歲只小～我一歲只快～我二秒只慢～他一秒
晚～我一天忙～我一周
(4)形＋了＋數量＋名
就錯～三個字只差～一道題才對～二道題多～幾個外地人廢～幾張票貴～五角錢賤～三角錢
門口橫～一張桌子紅～幾個蘋果瘸～一條腿晴～一個白天陰～一個下午熱～幾個饅頭溫～一壺
酒臟～一只手濕～一只鞋壞～一臺電視機黃～幾片葉子近～三里地瞎～一只眼苦～幾個孩子
爛～一車香瓜聾～一只耳朵麻～一只腳急～一身汗少～幾件衣服熟～一鍋飯集中～一批人才
寬大～二十名俘虜
(5)形＋了＋起來／下來／下去
立刻不安～起來逐步成熟～起來農民富～起來態度和藹～起來立刻煩躁～起來吃香～起來
這里竟也繁華～起來他突然傲慢～起來天黑～下來目光暗淡～下來情緒安穩～下來慢慢地靜～下
來聲音漸漸低～下去立刻軟～下來
2.2形容詞帶動態助詞“著”
能帶動態助詞“著”的形容詞共有46個，占總數（1360個）的3.38%。有以下三種格式。
(1)形＋著
飯正熱～鞋還濕～正著急～我肚子還飽～，吃不下了。兩個人一直別扭～，誰也不和誰說話。
他一直在心里憋悶～敵人正猖狂～他一直沉默～腰彎～在家里閑～耳朵豎～
(2)形＋著＋數量＋名
空～一個房間密林中活躍～一支小分隊門口橫～一條板凳江北荒～大片土地亮～一盞燈瘸～
一條腿爐子上熱～一壺水豎～兩只耳朵家里閑～一臺計算機
(3)形＋著＋名
紅～臉低～頭光～脊背厚～臉皮尖～嗓子空～手豎～耳朵歪～腦袋彎～腰斜～眼睛
陰～臉硬～頭皮壯～膽子啞～嗓子直～腰曬～被子流行～這樣一句話
此外，下面幾種情況不屬于形容詞帶動態助詞“著”。
(A)形＋著＋點兒，如：
機靈～點兒積極～點兒精神～點兒薄～點兒（皮）慢～點兒輕～點兒老實～點兒厲害～
點兒
(B)別＋形＋著（＋名），如：
別冷～別涼～別燙～別辣～眼睛別咸～別冤～好人
(C)形＋著呢，如：
沉～好～快～亂～嬌氣～懶～。
其中(A)(B)中的“著”表示命令、祈使、提醒(13)，(C)中的“著、呢”表示強調，都不是表動態的，所
以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2.3形容詞帶動態助詞“過”
能帶動態助詞“過”的形容詞有331個，占總數（1360個）的24.34%。可分作以下四種格式。
(1)（沒＋）形＋過＋名／名詞短語
沒向困難低～頭光～腳沒狠～心沒紅～臉沒壞～人沒慌～手腳也講究～穿戴沒空～手
肯定～成績，指出過缺點。麻煩～他滿足～他的要求沒少～你的沒松～勁兒沒突出～他團結～
他委屈～你沒為難～他村頭響～一陣槍聲冤～不少好人也冤枉～我暈～車沒彎～腰
(2)（從／從來＋）沒（有）＋形＋過（＋時量／動量）
從來沒安分～動亂年代這里就沒安定～來這兒半年他從來就沒安心～從沒安逸～這個人從沒誠
實～態度從沒端正～沒安寧～一天心里就沒敞亮～沒干凈～從沒公開～從來沒馬虎～沒輕閑
～一天一個多月就沒睛～沒準時～一次從來就沒富～在敵人面前他沒有畏懼～
(3)（從／從來＋）沒（有）／未＋這么／這樣＋形＋過
她烙的餅從沒這么薄～他以前從沒這么暴躁～妹妹從來沒這么悲觀～從沒這么便利～精力從沒
這么充沛～我感到自己從未這樣充實～他說話從沒這樣沖（chòng）～從沒這樣粗糙～從沒這
樣粗心～心情從未這樣沉重～她以前可從沒這么大方～從沒這么分散～沒這么干躁～他寫的字從
來沒這么工整～從沒這么孤單～沒這么急躁～矛盾沒這么尖銳～沒這么緊張～
又如：沒（有）＋這么＋快／慢／嚴／苦／辣／亮／黑／忙／胖／瘦／認真／任性／熱情／仔細／客氣
……＋過
(4)形＋過（＋時量／動量）
這兒以前安靜～從前他在這一帶霸道～一陣子他小時候白～我以前保守～他倆別扭～一陣子心
里不安～吃香～好些年他聰明～，可也糊涂～我沉默～一陣子成功～，也失敗過只對～一回我
也煩躁～過去這里也曾繁華～小河只干～一次就旱～一年他倆好～幾天積極～一陣子我們也艱苦
～幾年制度也健全～，只是沒執行過。苦惱～我以前軟弱～神氣～幾天我失望～上午陰～一會
兒
2.4形容詞接“起來／下來／下去”
能帶“起來／下來／下去”的形容詞共有195個，占總數（1360個）的14.34%。其基本形式是：形＋起來
／下來／下去（＋了）。
傲氣起來了變得霸道起來心情悲痛起來他立刻暴躁起來敵人更加猖狂起來天長起來（了）
漸漸成熟起來把自己充實起來變得聰明起來腰粗起來了眼前敞亮起來了皮膚變得粗糙起來了你怎么
大方起來了養花的人多起來了又得意起來了鄉鎮企業發達起來了煩躁起來爸爸不在，你就放肆起
來氣球鼓起來了聲音漸漸低下來不能這么軟弱下去不要這么消沉下去松懈下來安定下來冷下
去
2.5只能帶句末“了”的形容詞
是指不能帶動態助詞“了、著、過”，也不能帶“起來／下去／下來”，只能帶句末“了”的形容詞而
言。只能出現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詞有110個，占總數的8.09%。例如：
飽和～顆粒飽滿～道路暢通～人來不少～比以前規范～比以前好看～合格～婆媳關系和睦
～我已經寒心～他已經灰心～豁亮～比以前健談～飯菜可口～頭腦靈活～辦事利落～思想開
明～我感到困惑～東西齊全～問題清楚～他已麻木～心情舒暢～感到生疏～眼睛濕潤～舒服
～肅敬～省事～水靈～通～透～穩～糟～煩～甜～（火）旺～
2.6只能出現在“太＋形＋了”中的形容詞
這是相對只能出現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詞而言的，有些形容詞在帶句末“了”的同時，往往要求
在它的前面有程度副詞“太”等出現，否則就不大可能帶句末“了”，我們把經常這樣用的形容詞看作只能
出現在“太＋形＋了”格式中。這類形容詞有292個，占形容詞總數的21.47%。例如：
骯臟不幸逼真抽象意外慈善丑惡封建偶然尷尬豪華荒涼晦澀滑頭花哨
極端精彩絕對可貴可恥空泛零碎離奇露骨靦腆勉強狼狽難得難堪平常凄涼
輕浮榮幸俗氣突然偉大特別武斷做作主觀重要痛苦次精妙猛毒弱傻
帥土貪兇野
2.7不能帶動態助詞的形容詞
亦即“了（包括用在句末的）、著、過”以及“起來、下去、下來”都不能帶的形容詞，共有398個，占
總數的29.26%。例如：
安詳必然奔放詫異昌盛純粹從容蒼勁蒼茫垂危陡峭繁多端莊燦爛恍惚
酣暢矯健精銳清脆濃郁蓬勃崎嶇濃厚器重深切深遠爽朗泰然坦然焦急銳利
妥善雄偉洶涌秀麗悠揚真誠忠貞茁壯卓越著名長久殘陳甘佳古葷寒
枯牢善盛污險優良羞
三“形＋動態助詞”現象分析
3.1從以上考察來看，形容詞帶動態助詞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基本上是有規律的。(1)帶動態助詞“了
”有五種形式，參見2.1。(2)帶動態助詞“著”有三種形式，參見2.2。(3)帶動態助詞“過”有四種形式，
參見2.3。(4)帶非典型動態助詞“起來／下去／下來”有一種基本形式，參見2.4。(5)8.09%的形容詞通常情
況下出現在“形＋了”格式中，參見2.5。(6)21.47%的形容詞通常只出現在“太＋形＋了”格式中，參見2.6
。(7)另有29.26%的形容詞不但不能帶任何動態助詞，連句末“了”也不能帶，參見2.7。
3.2但是，總的來說，形容詞帶動態助詞不是很自由的，不少情況下是有條件限制的。例如“形＋了＋
數量”句式中的“數量”，絕大多數時候只能是“點兒、些、許多、不少”等，而不能換成別的數量詞語。
又如，帶動態助詞“過”的形容詞，絕大部分只能出現在前加“沒有（＋這么）”句式中，否則就不能帶“
過”（參見2.3）。
3.3只能帶句末“了”的形容詞（參見2.5），所帶的“了”從出現的位置上看不像是動態助詞“了”
，但到底是語氣助詞（了(,2)）還是動態·語氣助詞（了(,1+2)），目前還沒有一個公認的說法。《現代漢
語八百詞》認為，“形＋了”中的“了”多數表示一種變化已經完成，出現新的情況，應該算是“了(,1+2)
”，但同時又說，如果只著眼于當前的情況，也可以說只是“了(,2)”。(14)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不過是
否“只著眼于當前的情況”只有結合具體語言環境和說話人的主觀表達意圖才能判斷，在具體的語句中缺少
形式標志。因此，我們暫時傾向于把“形＋了”中的“了”看成是“了(,1+2)”，這樣處理也許更穩妥些。
相對來說，把只能出現在“太＋形＋了”格式中的“了”看成是語氣助詞“了(,2)”就容易一些。因為
這時的句末“了”與“太”構成“太……了”格式，表示對某種性質的程度進行夸張性的強調，“了”不表
示性狀的變化，只是加重感嘆等語氣的表達。不過，這種格式中的程度副詞并不限于“太”，“可”和“最
”等也可以，例如：“可香了”“可鮮了”“你最傻了”“老趙最土了”等等。應該說明的是，所謂只能出
現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詞，是相對于能帶“了、著、過”以及“起來／下去／下來”的形容詞而言的
，事實上有些能出現在“形＋了”中的形容詞也可以出現在“太＋形＋了”中，如“甜了——太甜了”“舒
服了——太舒服了”等等，這類形容詞我們算在“形＋了”之列，因為兩種格式的“了”是不大一樣的，而
我們考察的是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情況，所以形容詞帶“了(,1+2)”優先于帶“了(,1)”。
3.4從考察的情況來看，能帶動態助詞的形容詞多見于口語中，如“慌了手腳”“厚著臉皮”“沒輕閑
過一天”“天晴起來了”等等。不能帶動態助詞的形容詞，多是來自古漢語的書面語形容詞（參見2.7），并
且除“恩愛”“浩蕩”等個別的以外，都不能重疊。此外，能帶“起來／下去／下來”的形容詞，基本上都
能帶動態助詞“了(,1)、著、過”。
3.5調查結果表明，在1360個形容詞中：
(1)能帶動態助詞“了(,1)、著、過、起來（下去／下來）”的有560個，占41.18%。
(2)只能帶動態·語氣助詞“了(,1+2)”的有110個，占8.09%。
(3)只能帶語氣助詞“了(,2)”的有292個，占21.47%。
(4)不能帶任何一個動態助詞（包括“起來／下去／下來”），也不能帶句末“了”的，有398個，占29.
26%。
(5)形容詞與動態助詞的組合能力依次是：帶“了(,1)”（占34.85%）＞帶“過”（占24.34%）＞帶“起
來”（包括“下去／下來”）（占14.34%）＞帶“著”（占3.38%）。
3.6在如何看待形容詞帶動態助詞問題上，有兩種明確而完全相反的觀點，一種認為形容詞帶動態助詞
是其語法特點之一，并不改變詞性（見0.2之(2)）。另一種觀點認為，帶動態助詞是動詞的語法特征，形容
詞帶動態助詞就變成了動詞（見0.2之(3)）。究竟哪一種看法可取，要看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實際情況如何
。本文考察的形容詞數量有限，但大抵上能夠反映出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實際情況。
從調查結果來看，有41.18%的性質形容詞可以帶動態助詞。若加上8.09%的能帶動態·語氣助詞“了(,1+
2)”的形容詞，就有49.27%的形容詞能帶動態助詞。這樣看來，把能帶動態助詞的形容詞都看成是動詞，即
處理成形、動兼類，就有困難了。否則，兼類數太大（即使除去8.09%能帶“了(,1+2)”的形容詞，也還有41
.18%的形容詞能帶動態助詞），那么這兩類詞就無法區分了，換句話說區分這兩類詞的意義就不大了。因此
，我們傾向于不把帶動態助詞的形容詞處理成兼類，而承認（有近半數的）形容詞可以帶動態助詞。然而，
這樣處理的后果是，使得動詞和形容詞的界限更加模糊了。
3.7進一步來看，“能否帶動態助詞”這一標準在動詞和形容詞區分中的作用也就值得重新認識了。
動詞可以帶動態助詞，但不是所有的動詞都可以帶，“成為、認為、當做、促使、給予、加以、等于、
敢于”等等，都不能帶動態助詞。我們統計了《動詞用法詞典》（孟琮等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中動
詞帶動態助詞的情況。統計結果是，在1328個動詞中，能帶“了、著、過”的動詞有1198個，占90.21%。這
個比例遠高于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比例，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動詞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謂語，而
形容詞的主要句法功能首先是充當定語，其次才是作謂語(15)。因此，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機會少于動詞也
是符合情理的，但即使如此，也還有至少41.18%的形容詞能夠帶動態助詞。這樣，我們可以說絕大多數動詞
可以帶動態助詞，但不能說帶動態助詞的就一定是動詞。我們也可以仍然把能帶動態助詞看作是動詞的一個
語法特征，但那應該是針對動詞與形容詞以外的其他類的詞而言，對于區別動詞和形容詞來說，這一標準就
不大管用了。換言之，動態助詞在動詞和形容詞之間不起分類作用。
3.8關于帶句末“了”，現在多數人傾向于看成是動詞和形容詞共有的語法特征（見0.2之(5)），這種
看法是符合實際的。從我們的考察來看，能帶“了、著、過”和“起來”等的形容詞(41.18%)都能帶句末“
了”，加上出現在“太＋形＋了”和“形＋了”兩種格式中的形容詞（分別是21.47%和8.09%），合起來共有
70.74%的形容詞能帶句末“了”顯然不能把占絕對多數能帶句末“了”的形容詞看成是動詞。因此，句末“
了”也不能起區別動詞和形容詞的作用。當然，這只是對句末“了”不加區分（是“了(,2)”還是“了(,1+2
)”）的籠統說法，事實上正如本文初步考察的那樣，句末“了”的性質并不完全一樣，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
深入地研究。
3.9本文考察的根本目的，曾試圖通過對較大范圍形容詞帶動態助詞的考察，在弄清現代漢語形容詞帶
動態助詞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動詞和形容詞的詞類劃分問題，但事實并不支持我們的主觀愿望
，帶動態助詞和帶句末“了”不能起到區別動詞和形容詞的作用。我們只能尊重客觀事實。不過，考察的結
果表明，過去那種泛泛地認為“形容詞不能或只有極少數形容詞可以帶動態助詞”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形容詞不但可以帶動態助詞，而且為數不少。
就現代漢語的實際來看，動、形兩類詞的確存在著某些相同的語法功能和語法特征，因此，這兩類詞的
區分始終沒得到根本解決。有人主張把這兩類詞合并成一類(16)。但是，“合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因為合并后在再分類中還會遇到二者的劃界問題。我們相信，通過進一步深入地研究，特別是在多角度廣
泛調查的基礎上，是可以對動詞和形容詞作出符合實際的區分和處理的。
附注
(1)《新著國語文法》，第123頁，商務印書館，1992新1版。
(2)《中國文法要略》，第57頁，商務印書館，1982新1版。
(3)《中國現代語法》，第44頁，商務印書館，1985新1版。
(4)《中國語法理論》（上冊），第28～29頁，中華書局，1954年。
(5)《漢語語法常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新2版，見《張志公文集（一）》），第39頁，廣東教育
出版社，1991年。
(6)《實用漢語語法》，第81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
(7)《錦州師院學報》，第92～97頁，1985年第2期。
(8)《現代漢語語法講話》，第7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
(9)《動詞分類研究說略》，《中國語文》1990年第4期，第254～255頁。
(10)《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第256～257頁，商務印書館。
(11)《兼類與處理兼類時遇到的一些問題》，《語法研究和探索》（五），第45頁，語文出版社，1991
年。
(12)《關于詞的兼類問題》，《中國語文》，1994年第1期，第29頁。
(13)參見呂叔湘《釋景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第65頁，商務印書
館，1984年。
(14)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第31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15)據莫彭齡、單青《三大類實詞句法功能的統計分析》（載《南京師大學報》1985年第3期）一文考察
，動詞作謂語的頻率是76.7%，形容詞作定語的頻率是42.0%，作謂語的頻率是26.2%。
(16)如陳望道把動詞和形容詞等合為用詞（《文法簡論》，第68～70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
趙元任把動詞和形容詞合稱為謂詞（《漢語口語語法》中譯本，第292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史存直把
動詞和形容詞合并為一類，稱作表詞（《語法三論》，第89～90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30年）等。
【參考書目】
呂叔湘1954《關于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中國語文》第9期。
呂叔湘1965《形容詞使用情況的一個考察》，《中國語文》第6期。
呂叔湘1966《單音形容詞用法研究》，《中國語文》第2期。
熙1956《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載《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
熙1982《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
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商務印書館。
崔永華1982《與褒貶義形容詞相關的句法和詞義問題》，《語言學論叢》第九輯，商務印書館。
葉長蔭1984《試論能謂形容詞》，《北方論叢》第3期。
胡明揚1987《北京話形容詞的再分類》，載《北京話初探》，商務印書館。
鄭懷德等1991《形容詞用法詞典》，湖南出版社。
吳錫根1993《形容詞研究概述》，《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第4期。
陸儉明1994《關于詞的兼類問題》，《中國語文》第1期。
邢福義1994《形容詞動態化的趨向態模式》，《湖北大學學報》第5期。
LiandThompson1983《漢語語法》（中譯本），黃宣范譯，臺灣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李泉1994《現代漢語“形＋賓”現象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4期。
第3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近來，關于簡化漢字及其產生的年代，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說法。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產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現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筆”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6］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7］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1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1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楷書又稱“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楷書的出現，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12]趙壹：《非草書》，見《法書要錄》卷一。
第4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專業代碼、名稱及研究方向 人數 考試科目 參考書目 備注 008 文學院(電話: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學院所有專業均不接受單獨考試。 135102戲劇 30 01 舞臺劇與影視劇寫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4 英語二③623 藝術基礎（戲劇影視文學）④902 劇本寫作 復試科目:0810 創意與編導
《戲劇藝術十五講》董健、馬俊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專業學位，學制3年。聯系電話：89686486。 02 舞臺劇編導 03 影視劇編導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戲劇與影視學 6 01 戲劇戲曲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6 戲劇與電影基礎（含戲劇與電影理論、中國戲劇、外國戲劇、中國電影、外國電影）④978 評論寫作 復試科目:0809 戲劇與影視專題 參看“南京大學戲劇影視研究所”網站“招生與培養”欄（njuxy.cn/student.htm） 本專業為江蘇省重點學科。在戲劇與影視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電影學 03 電視藝術學 050108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01 歐美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7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西方文論 03 中外文學關系 050106中國現當代文學 01 現代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6 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當代文學 050105中國古代文學 01 先唐文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5 中國古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唐宋文學 03 元明清文學 04 近代文學 05 域外漢籍研究 050104中國古典文獻學 01 古籍整理與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5 中國古代文學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中國文化史 050103漢語言文字學 01 古代漢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4 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專題 凡大專院校中文專業的基礎課程教材均可視為考試參考書。 “中國語言文學”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擇優錄取，招生規模81人，初試合格參加復試者，按專業及外語總分排序；參考書目適用于初試及復試。 02 現代漢語 03 中國語言學史 050102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01 理論語言學 ①101 思想政治理論②201 英語一 或 202 俄語 或 203 日語③615 文學（含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④935 語言及論文寫作（含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及論文寫作） 復試科目:0803 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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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明代馮夢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與明末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著名的白話小說集，語言淺近易懂，基本反映了明代口語的實際面貌，是近代漢語研究的重要資料，近二十年來成為語言學研究比較重要的領域之一。據張玉萍《近代漢語研究索引1987～2007》統計顯示，自1987～2007年，研究“三言二拍”語言學問題的論文共有58篇，專著1部。根據《全國報刊索引》①的統計結果，2008～2011年研究“三言二拍”語言學的論文共有20余篇。總體上看，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詞匯和語法方面，語音、文字方面的成果相對很少。本文擬依據上述成果討論“三言二拍”語言學研究的基本情況。
一、“三言二拍”詞匯研究的主要領域
（一）詞語考釋
“三言兩拍”雖然整體上比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語詞、疑難字詞，所以不少論文把重點放在詞語考證方面。如：汪維輝的《<兩拍>詞語札記》選取《二拍》中有特殊意義、特殊用法以及辭書未收的詞語二十余條，通過排比材料、遍檢辭書并證以現代方言的方法對其進行考釋，彌補了大型辭書釋義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遺憾的是未做進一步的溯源、達變工作。其他考釋類論文還有周志鋒《<三言>詞語札記》等。另外，日本學者香坂順一《白話語匯研究》（中華書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談到了《二拍》中的詞匯語法問題，譚耀炬《三言二拍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5）雖然著重討論的是語法、語言特征等問題，但是其中的詞語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證了一些難度較大的俗字和俗語詞。
（二）方言詞語研究
“三言二拍”的語言基礎是官話，同時也帶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專題研究：郭芹納《〈三言〉中所見的陜西方言詞語》結合現代陜西方言中的口語用法，對“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詞語追根溯源，并研究了這些詞語與近代漢語詞匯的關系。晏均平《〈拍案驚奇〉與遵義方言》、石曉博《<警世通言>中關中方言詞語舉隅解析》等，從語氣、詞匯方面推論《拍案驚奇》與遵義方言、關中方言的關系，大體遵循了同樣的思路。從方言角度對“三言二拍”語言學的探討或者側重方言詞語的共時描寫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時比較研究，或者考證某地方言詞語，或者探討方言背后的影響因素，學者們選取了不同的視角，豐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的比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語，正處在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發展的過渡階段，因此，不少學者致力于探討“三言二拍”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的關系。如：匡鵬飛《<拍案驚奇>與現代漢語詞匯比較研究》從“詞語的消失、詞形的變化、詞義的演變、短語的詞化、同形異實詞”五個方面對《拍案驚奇》和現代漢語的詞匯進行了比較研究，找出差異并分析原因，從而揭示了明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在詞匯面貌上的不同之處。章一鳴等人采用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漢語詞匯向現代漢語演變的軌跡。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學者對“三言二拍”中與現代漢語有關的詞匯進行窮盡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詞匯專題研究，包括商業詞匯、經濟詞匯、法律詞匯等
詞匯具有百科性，各學科都有自身的專業詞匯，有些詞匯專業性固然強，但在語言交際領域共現性也相當突出。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視線投入到“三言二拍”專業詞匯的研究中，如：劉敏芝的《“二拍”商業詞匯研究》運用“語義場”“義素分析法”等現代語義學理論，把“二拍”中的商業詞匯作為一個大語義場，再下分若干子級語義場，對每個語義場進行詞義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業詞匯，把詞匯的本體研究與社會文化研究較好地融合在一起，為“三言二拍”詞匯的多科性專項研究開了先河。之后，有學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經濟詞匯、法律詞匯等。
總之，在詞匯研究方面，近年來詞匯系統、詞匯發展規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許多不足：偏重于詞語考釋，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詞及其構詞法；詞義的發展和詞義系統研究幾乎未涉及；專類詞語研究，涉及到成語、俗諺語，但對同義詞、反義詞、偏義詞、外來詞等未涉及；詞匯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的較少。
二、“三言二拍”語法研究的主要領域
（一）詞類研究
不同詞類在形態、意義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點，對詞類的討論是說明語言構造規則的方法之一。詞類研究是學位論文的研究熱點，“三言二拍”中的動詞、副詞、數詞、量詞、助詞、介詞等都有所涉及。名詞、動詞、形容詞是漢語中包含成員數量最多的詞類，這方面的論著主要有于相風《<拍案驚奇>雙音動詞研究》；對副詞、量詞、介詞、助詞的研究較充分，系統性強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詞研究》等。
個體虛詞方面。虛詞指不能充當語法成分的詞，它是漢語表現語法關系、語法范疇的主要手段。許多文章討論了“三言二拍”中個體虛詞的用法，如董為光《從<初刻拍案驚奇>看概數詞“把”的來源》認為《初刻拍案驚奇》可以反映概數詞“把”的來源，文章還分析了“x把”的歷時演變層次和數量評價色彩。其他論文則側重于對個體虛詞的用法進行分類分析，揭示來源，進行比較，揭示演變軌跡，將動態研究與靜態研究相結合，揭示近代漢語的語法面貌，如：鮮麗霞的系列論文②對助詞“得、將”用“三個平面”理論進行分析描寫，并從歷史角度與現代漢語普通話作比較。典型虛詞“得、將、更、將、把”等之外的其他虛詞，則很少有人論及。
（二）構詞法研究
復音詞是漢語詞匯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它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構成的詞。漢語總的趨勢是由單音詞變為復音詞，這種復音化的情況如何，考察漢語的構詞法是研究其詞匯結構特點的簡捷方法。有學者對“三言二拍”中復音詞的構詞法進行了分析，如倪永澤《關于<喻世明言>中復合型復音詞的研究》通過考察認為，該書復合復音詞的特點是“以聯合式和偏正式為主”，驗證了漢語詞匯的復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趨勢，揭示了近代漢語詞匯演變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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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劃分出來的句子類型，它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現代漢語句子的結構特點以及語義表達上的特色。學者們的研究熱點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動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學者們對“三言二拍”中的被動式研究較多，對于其類型，學者們看法不盡相同：王敏紅認為有八種，重點探討了“于”字式、“見”字式、“為”字式和“……所”式這些上古漢語傳統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漢語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教”字式、“與”字式、“吃”字式這些近代漢語才產生的被動式的特點，從而揭示了被動句式在近代漢語中的發展概貌。劉媛媛認為“三言”被動式的基本類型共十種，在王敏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蒙”字式，頗具創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動義還有待商榷。該文對“三言”中出現的被動式進行窮盡式的調查，深入分析了每種被動式的特點，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獨到的見解。
（四）結構研究
結構是指實詞和實詞的非結構組合以及實詞與虛詞的組合，“三言二拍”結構研究主要涉及“動+將”結構、述補結構、動結式結構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驚奇>帶助詞的述補結構》、董海茹《<警世通言>動結式初探》等。
總之，語法研究逐步推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虛詞的論著較多，而實詞的分類性論著則少見；近代漢語新興的代詞、語氣詞、構詞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體現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句類研究僅涉及到疑問句、復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總體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現若干特點：第一，研究理論不斷拓展。學者們引入不少新的語言理論，如三個平面理論、語義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學者們更多地注意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注重研究的系統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語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幾乎為空白，詞匯、語法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多。“三言二拍”語言學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該課題仍存在許多空白有待我們填補。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專書研究日益成為研究的熱點，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這必將推動斷代研究和漢語史研究。隨著研究理論的日益豐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得到更大的發展。
注 釋：
①《全國報刊索引》上海市圖書館，月刊（至2011年12月止）。
第6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中文天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徐建國副總經理，江西教育出版社廖曉勇社長、周建森副總編輯出席開幕式，并向與會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中國辭書學會語文辭書專業委員會主任譚景春代表語文辭書專業委員會在開幕式上通報了此次會議的籌備情況。
本次學術研討會通過大會發言和小組討論兩種形式進行學術交流。會議論文內容涉及辭書理論與辭書史、詞匯語義學研究、辭書的編纂修訂、辭書的規范化與現代化等方面。
一、辭書理論與辭書史
語匯是本次會議討論的熱點之一。徐時儀《〈漢語大詞典〉所收習語俗諺探略——兼論語詞分合》以《漢語大詞典》第二版水部所收的習語俗諺為實證，討論了語詞分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對“語詞分立”應持審慎的態度。周薦《漢語熟語研究的正業與要務》提出了將漢語熟語研究與文化史研究結合的新思路；認為將語匯學作為一門新學科獨立出來仍有待考量。劉靜靜、徐時儀《論“語”“詞”的分與合》，趙越、周薦《從詞匯學的體系性看“語詞分立”說》，也從不同角度就“語詞分立”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關于語匯的論文還有：李淑珍《試論俗語的同一性和同義性在語類辭書編纂中的作用》、溫朔彬《論大型工具書〈語海〉編纂的特點》、王海靜《論書證對“成語”辭書編纂的重要作用》、湯仕普《試論分化成語》等。
李仕春《框架語義學視閾下的詞義衍生研究——以多義詞“看”為例》用框架語義學理論解釋了“看”的多個義項的形成原因。王潔《定中結構“平行式”多義詞義項的語義距離考察》以定中結構的平行式多義名詞為例，考察該類名詞義項的語義距離。趙紅梅《論同義詞詞典的學習屬性》分別從功能、收詞、詞目信息及釋義等方面對同義詞詞典的學習屬性進行了探討。
李孝倉《專書類辭典編纂中有關詞匯的基本問題——以〈春秋左傳辭典〉為例》，指出處理古代專書詞典中的語文詞匯條目時，需要解決好兩個基礎問題——古代文獻用字與文獻詞匯的確認；兩個核心問題——專書詞典的收詞立目與語詞條目的釋義。趙家棟、馬雅琦《〈說文·水部〉與〈漢書·地理志〉異文研究》從文獻學等角度對《說文解字》與《漢書》的異文從字、詞、句三個層面進行了研究。潘牧天《文獻異文對語文辭書編纂的價值》對《漢語大詞典》等辭書中大量的例證進行研究，論證了異文對語文辭書編纂的價值。
葉軍《現代辭書文化之濫觴——對商務印書館早期辭書出版的幾點思考》對商務印書館早期出版的代表性辭書，特別是各類首出辭書進行了概括性梳理，總結出三大出版特點，并分析了這些鮮明特征對中國現代辭書事業發展起到的推動作用。高永偉《商務印書館早期的英漢詞典》則從英漢詞典的角度回顧了商務印書館早期的辭書出版活動。謝仁友《趙元任先生對辭書學的貢獻》研究了趙元任先生對辭書編纂和辭書學研究的重要貢獻。陳明娥《朝鮮時代漢學辭書的編纂特點及價值》介紹了朝鮮時代辭書的四大類型及其編纂特點，并從文獻學、漢語史及語言教學價值等角度進行了討論。
二、詞匯語義學研究
晁繼周《說“標志”與“標識”》從問題的產生、當前“標志”“標識”的使用情況、詞典中對“標志”“標識”的處理三個方面討論了“標志”與“標識”這組異形詞，認為可以把“標識”處理為“標志”的同義詞；提出詞典必須及時反映語言的發展變化，要關注、解決異形詞中的一些特殊問題。姜仁濤《〈現代漢語詞典〉（第6、7版）與異形詞規范》對該詞典中的異形詞進行了統計分析。譚景春《動詞的目的義及其在詞典釋義中的處理》研究了動作義與目的義的區別、目的義的類型、動詞目的義的兼類和含有目的義動詞所帶的賓語等問題，并對《現代漢語詞典》中動詞目的義釋義的修訂提出了重要意見。王重陽《“跩”“拽”的音與義》指出“跩”“拽”二字讀zhuǎi音表示“傲慢、得意”時，應及時根據已經穩定的語言事實將字形定為“跩”。陳玉慶《語文詞典中的單音兒化詞的處理》統計了四部語文詞典中單音節兒化詞的收錄及編排情況，對語文詞典中單音節兒化詞收錄和編排提出了建議。王仁強、黃昌寧《從雙層詞類范疇化理論看現代漢語自指詞項的兼類問題》從雙層詞類范疇化理論角度分析，認為取消自指詞項兼類禁令是解決漢語詞類問題的重要出路。潘雪蓮《口感類形容詞的語義發展及在詞典中的注釋處理》注意到口感類形容詞有發展出名詞性義項的可能，因而在辭書中需要及時進行補充和調整。饒琪《什么樣的字母詞能夠進入辭典？——漢語字母詞的共時演化（2000—2016）》從時間推移的視角觀察“字母詞”使用情況的變化，以確定什么樣的字母詞能夠進入詞典。
儲澤祥《列舉義“等等”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了列舉義“等等”是怎么形成的，認為“等等”是從量詞重疊式虛化來的，并不是列舉助詞“等”的復用。周淑萍《釋“處士”》列舉了“處士”一詞的多種釋義并對此進行考證，指出“處士”是指尚未入仕、沒有官職在身的自由知識分子。高永安《漢語聯綿詞的搜集辨別及其意義》認為聯綿詞的語音結構支持上古漢語有含有l的復輔音；反對拆解聯綿詞的做法。卞仁海《〈漢語大詞典〉“選練”條注商》、邵天松《“懸米”釋義商補》、何茂活《〈漢語大字典〉“音義未詳”字考釋五題》分別對“選練”“懸米”“‘音義未詳’字五例”進行了考釋。程建功《〈說文〉基數字義的文化背景略說——兼議辭書釋義的時代性及其局限》說明了《說文解字》從陰陽易數角度闡釋一、二、三、四、五這種數詞的原因。
程志兵《〈漢語大詞典〉收釋方言詞語小議》從方言詞的收錄和釋義的范圍、標準等方面對《漢語大詞典》第二版的修訂提出建議。于峻嶸《〈現代漢語八百詞〉合條（主條+副條）釋義分析》以副詞為例研究了《現代漢語八百詞》中合條（主條+副條）模式的釋義問題。康國章《AABB和ABB兩種詞匯結構及其交互構造問題》研究了AABB和ABB兩種詞匯結構及其交互構造問題，認為由AABB式詞語變化為ABB是把原來并列關系的A、B變為正偏關系，反之則由正偏關系模糊為并列關系。鄧雙軍、萬藝玲《“事件·物質”類名詞的釋義問題》運用句法語義研究方法探討“事件·物質”類名詞的釋義問題，認為可以根據詞條的使用頻率處理“事件·物質”類名詞的釋義。
三、辭書的編纂、修訂與辭書的規范化、現代化
林仲湘、李園《關于〈規范字與繁體字、異體字辨析字典〉的編寫》從使用范圍、編寫特色、細節和難題的處理等方面介紹了《規范字與繁體字、異體字辨析字典》的編寫情況。汪惠民《對幾部大型語文工具書部首設計情況的調查與思考》研究了四部大型辭書各版次部首設計的演變歷程，指出“據形取部”和“總量簡化”是它們演變的共同點，而不同的工具書因面向讀者對象不同，在部首設計上亦有所變化。魏勵、劉建梅、張秋霞《漢語辭書的編纂應提倡科學規范觀》研究了規范字身份的確定，規范字形的確定，規范字與繁體字、異體字關系的梳理等問題。郭曉丹《連接號在語文辭書中的應用問題研究》探討了如何落實《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關于分詞連寫的規定。陳明學《詞匯規范與高中詞語教學——以四個成語為例》以四個成語為例詳細說明了詞匯規范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
王吉輝《比喻與形容——有關詞典釋義語問題的探討》考察了《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和第6版固定語意義解釋的釋義語“比喻”和“形容”的使用情況，并對此提出修改建議。王暉《“兒”音規范瑣議》通過統計分析《現代漢語詞典》和《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中“兒”的注音，認為僅將“兒”區分為“兒1”（詞根）和“兒2”（詞綴）尚有可商之處，另一個獨立的“兒3”（兒尾）應當補充進來。宋浚瑞《辭書修訂需要與時俱進——從〈漢語大詞典〉第二版“引書格式”修改談起》介紹了《漢語大詞典》第二版“引書格式”的改進。劉建梅《〈現代漢語詞典〉中植物詞條的收錄及釋義問題》以《現代漢語詞典》中的植物名稱詞條為例，分析了其中漏收及收錄不當的現象。李雪《辭書中的語體色彩標注問題——以〈現代漢語詞典〉中〈口〉的標注為例》考察了《現代漢語詞典》中語體標記〈口〉的標注情況，提出語體色彩的劃分應遵循最小交集原則。孫可《“舊讀”淺議》研究了目前辭書中的“舊讀”標注存在的問題。
王祝英《從引證歧異談大型語文工具書修訂需要注意的問題——以〈漢語大字典〉為例》以四組文獻異文為例，探討了用字歧異問題的處理方法，指出編纂大型語文辭書應當做好文獻查證、取舍、標注等工作，并重視語料庫在編纂中的運用。王海靜《論書證對“成語”辭書編纂的重要作用》從“科學立目的依據”“精確釋義的基礎”“追本溯源的支撐”三個方面論證了書證在成語辭書編纂中的重要作用。李蕓、郭小武《基于〈現代漢語詞典〉的語匯調研》向大家展示了信息技術手段在處理辭書語料中的運用。
張永偉、顧曰國、胡欽諳《面向語料庫辭書編纂系統的設計與實現》介紹了其課題組研發的COCAL辭書編纂系統，并對其中的主要功能進行演示。徐蔚《淺析數字化辭書的出版隱憂與對策》指出了數字化出版時代，泛全民化致使質量難于把控、讀者個性化需求難以滿足、著作權易受侵害等隱憂。
此次學術研討會，學術氣氛濃厚，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通過熱烈研討，既開闊了學術視野、豐富了學術知識、提高了學術水平，又增進了彼此間的學術友誼。對語文辭書的編纂、研究和出版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會議達到了預期目的，獲得了圓滿成功。
第7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現代漢語是大學文科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長期以來教學效率低下，必須進行改革。文章探討了高職高專現代漢語教學內容改革，深入分析了改革必須考慮的問題，提出把現代漢語分化整合為“普通話”、“現代漢字詞匯”、“語法修辭”、“言語交際”四門課程的新構想，以期對這門課程的教學有所促進。
現代漢語是大學文科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承擔著培養學生基本語言素養，提高學生語言運用技能的重要任務。但是長期以來，現代漢語的教學效率低下，成了一門令教師頭痛、讓學生厭煩的課程。20世紀80年代后期，語言學者史有為先生發表了《十字路口的現代漢語課》一文，指出高校的現代漢語教學基本上是失敗的，引起語言學界的強烈反響。于是，在現代漢語教學界掀起了一股改革大潮，一直斷斷續續延續至今。總結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教學內容改革和教學方法改革兩個方面。但是，以上兩個方面的討論成果基本上很少被現代漢語教學界普遍吸收，進而用于指導教學實踐。高校的現代漢語課至今仍然沒有大的改觀。而且，前人的討論大部分都是針對本科院校，而本科院校和職業院校的學生基礎、教學要求、培養規格等都有很大差別，針對本科的教改經驗在職業院校并不一定適用。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筆者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大膽提出職業院校整合現代漢語課程教學內容的設想，期望能夠運用于課程教學的實踐。
教學改革必須考慮的幾個問題
(一)職業院校的培養目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內高等教育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一股高校合并、“專升本”的大潮。同時，職業技術學院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一般來說，職業院校包括原來的高等專科學校和新成立的職業技術學院。其培養目標是：為社會培養既具有扎實基礎知識，又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新型實用人才，其基本要求是基礎扎實、理論夠用、實踐能力強，能夠學以致用。
以師范專科學校為例，其培養目標必須重新定位。長期以來，我國建立的是師院（本科）—師專（專科）—師范（中專）三級師范教育體系，分別培養高中、初中和小學的師資。但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這種體系行將崩潰。大中城市的學校，包括初中和小學，現在一般都只接受本科甚至本科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師專畢業生很難在中、小學立足。因此，當前的師專應該改革以前的單一培養目標，調整為開放立體、多重面向、適應市場的多元培養目標。以師專中文專業為例，其培養目標可面向基層（鄉鎮、社區、中西部地區）的初中以及小學師資；側重培養基層企事業單位從事宣傳、秘書、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綜合性應用型人才。從最近幾年畢業生就業情況來看，只有不到半數的學生從事教師職業，超過半數的畢業生則在其他領域就業。這說明培養目標基本符合實際。
（二）課程的性質、任務以及作用
師專中文專業的培養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面向基層的初中、小學師資，二是企事業單位從事宣傳、秘書、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綜合性應用型人才。無論是教師，還是其他應用型人才，都應該具備比較扎實的語言基本知識和語言綜合運用能力。比如，需要掌握語音，即普通話、文字、詞匯、語法、修辭、言語交際等方面的語言知識，具備聽（即言語理解、信息接收）的能力、說（即普通話、言語表達、言語交際）的能力、讀（即閱讀理解、信息搜集）的能力、寫（即寫作通順流暢、合乎要求的應用文字）的能力。學生上述語言知識的獲得直接來源于現代漢語課程教學，但聽、說、讀、寫綜合語言能力的培養，就依靠為學生創建培養綜合語言能力的實踐環境。
（三）職業院校的特殊情況
職業院校的特殊情況主要是指學生的實際情況。從1999年開始，國內高校普遍開始擴大招生規模。1998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108.8萬人，2005年招生504.9萬人，年均增長24.6%。我國高等教育全面步入大眾化階段。近年來，許多大學又新辦了獨立學院，高職高專院校被放在第四批次錄取，生源質量大幅度下滑。以筆者所在學校為例，擴招前錄取分數線一直穩定在460～480分之間，而近幾年的分數線是師范專業400分左右，非師范專業分數線則更低。因此，事實上中文教育專業的學生大部分錄取分數較低。與普通本科院校招收的新生相比，職業院校的學生中學階段的文化基礎普遍較差，包括語言基礎知識和語言運用的基本能力。有的學生甚至連“請假條”都表述不清。面對這樣的學生，在現代漢語教學改革中必須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腳踏實地，從基礎做起。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使學生的語言基礎知識和語言運用能力在原有基礎上提升。
針對職業院校特點確定課程整合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提出針對職業院校特點的課程整合總體思路：
重新確定課程教學目標：掌握基礎知識，完善語言能力，著眼語言運用。
重新安排課程教學內容：對現有教材內容實行“增、刪、改”的調整，將現代漢語整合為普通話、現代漢字詞匯、語法修辭、言語交際四門課程。
努力更新教
學方法，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提高教學效果。
改革考試評價體系，建立立體多元、綜合適用的評價方式。
整合課程內容，
建立“四支分立”的課程體系
（一）“四支分立”課程思路的提出
一般來說，職業院校由于學制較短，課程較多，每門課程的教學時間相對不長。以筆者所在學校為例，新的教學計劃把現代漢語定為100課時。由于假期等因素影響，實際只有90課時左右。在這么短暫的時間內既要完成內容繁多的現代漢語知識傳授，更要培養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委實難以完成預期目標。出路只有綜合現有課程資源，分解融合、優化整合，建立新的課程內容體系。
語言學者汪國勝先生曾經提出現代漢語課程體系采用“四支分立”的思路并付諸實踐。所謂“四支分立”，就是建立現代漢語語音學、語匯學、語法學、語用學。他認為“四支分立”既便于加強課程內容的理論性和科學性，也利于加強課程中的實踐環節，并用實踐證明了分科教學的可行性。借鑒汪先生的“四支分立”的基本思想，筆者所在學校中文專業現開設的相關語言課程有必修課現代漢語、教師口語、選修課為語言學概論、朗讀學。教師口語和朗讀學都是針對學生將來從事教師職業而開設的，而相當多的學生畢業后沒有從事教師職業，可見課程的適應面太窄；語言學概論一般只在本科開設，專科教學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因此，我們可以把現有的四門課程優化重組，形成四門新的課程，即“普通話”、“現代漢字詞匯”、“語法修辭”、“言語交際”。提出這四門課程是有充分考慮的，主要是針對師專學生的實際及其必須具備的語言知識和語言能力。
（二）“四支分立”課程的具體內容
四門課程的主要內容如下：
普通話開設30課時左右，每周2節課。這門課程融合了現代漢語課程的語音章，教師口語的部分內容以及朗讀學的內容，主要講授普通話語音知識，包括漢語拼音方案和普通話語音系統、方音辨正、語流音變、語音規范、普通話水平測試、朗讀和語音運用技巧等內容。其核心任務是訓練學生的普通話發音，糾正方音，通過系統訓練，使學生普通話語音面貌達到較高水平，順利通過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并取得合格等次。在此基礎上，對學生進行朗讀訓練，要求學生掌握基本的朗讀技能，具備較高的朗讀水平。
現代漢字詞匯開設35課時左右，每周2節課。這門課程主要包括現代漢語的文字、詞匯兩章的內容。漢字部分包括漢字概說、漢字結構、造字法、漢字簡化與規范、漢字信息處理簡介等。詞匯部分包括詞匯概說、詞的構造、詞義、詞匯的構成、詞匯的發展變化與規范化、辭書等。這門課程要求學生掌握現代漢字、詞匯的基本知識，具備良好的文字詞匯素養，在此基礎上，增強文字詞匯的規范意識，能夠正確、規范地運用漢字和漢語詞匯進行言語表達。
語法修辭開設55課時左右，每周3節課。這門課程主要包括現代漢語的語法、修辭兩章的內容。語法部分包括概說、詞類、短語、單句及其分析、句類、句型、句子的動態分析、復句、病句修改與語言規范等。修辭部分包括概說、詞語選擇、句式錘煉、常用辭格、語體風格，同時，介紹語用學的成熟成果。比如，話語交際的過程理論、話語交際的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制約話語交際的要素、會話含義、預設等。以上三門課程仍可使用目前的現代漢語教材，在教學過程中，可對有關內容進行刪減、增補、更新。
言語交際開設35課時左右，每周2節課。這門課程主要包括教師口語的部分內容和現代言語交際學的內容，其內容、范圍都比教師口語要廣闊得多。開設這門課程的目的，主要是使學生在現代社會中具備口語交際的能力。基于中文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只有不到半數從事教師職業，所以開設言語交際課比教師口語課有更大的適應性，而且即使是從事教師職業，也非常需要這些言語交際的知識和基本技能。因為在新的課程標準中，語文教學安排有言語交際的教學內容。這門課程需要訂購相關教材，以滿足教學需要。有一種教材，除緒論外共有十七個專題，廣泛涉及學生在各種社會交往中所面臨的言語交際問題，它們是：招呼與介紹、拜訪與接待、日常閑聊、提問與回答、意見與建議、褒揚與批評、說服與拒絕、協商與談判、主持與講話、演講與報告、講解與評述、討論與辯論、求職與應聘、通訊語言、課堂教學語言、體態語言、語言交際中的謬誤。這種教材涵蓋了言語交際的主要方面，可作為言語交際課程的教材使用。
（三）“四支分立”課程體系的價值
“四支分立”的課程體系有利于分門別類地細化教學內容，把原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標分解開來，每門課程著重完成1~2項教學目標，這樣有利于學生掌握語言知識，培養語言能力，同時又有效解決了這門課程教學時間相對不足的矛盾。新的課程體系把“言語交際”作為一門課程開設，這樣，培養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就能落到實處，使前三門課程中所學的語言知識在這門課程中能夠得到具體運用。
參考文獻：
[1]史有為.十字路口的“現代漢語”課[J].語文建設，1987，（1）.
[2]汪國勝.關于現代漢語教學的幾點思考[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1).
[3]王建華.新編大學生口語交際教程[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第8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關鍵詞：動物名詞 名詞動用 語義特征 對比分析
一、引言
詞類轉化（conversion）是英語最基本的構詞方式之一。在英語中有大量的名詞被用作動詞，使用這些名詞能夠提高語言表達技巧，使語言表達形象生動、言簡意賅。因此，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有的從詞匯語義學和語用學的角度論述了名詞動用的語義問題，分析了名詞動用的語用機制和語用條件（Quirk，1972；Adams，1973；Clark & Clark，1979，；Kiparsky，1997；徐盛桓，1981；高芳、徐盛桓，2000；周領順，2001等）。有的運用認知語言學的不同理論對名詞動用的認知機理和認知構建作了詳盡的闡釋（劉正光，2000；王冬梅，2001；何星，2006；王薇，2008；辛斌，2008；王文斌，2008等）。還有的學者對英漢名詞動用現象作了對比研究（司顯柱，1996；周領順，2000；王薇，2007等）。這些研究大多在理論層面揭示了名詞動用的深層機理，對語言教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名詞動用的應用研究，尤其是名詞動用的習得、英漢名詞動用的對比研究還不夠深入。為了便于語言學習者習得并熟練地使用名轉動詞，有必要收集名詞動用的案例，對比并分析英漢語名詞動用的異同。本文對英漢語中動物名詞動用的現象作一個案研究，針對英漢語中動物名詞動用的數量、語義特征及其造成其差異的成因進行對比分析，以期為此類詞匯的習得和英漢互譯提供一些啟示。
二、英漢動物名詞動用的數量對比
筆者通過查閱《動物世界百科全書》（紀江紅，2005，北京出版社）和《新英漢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編，2002）統計英語動物名詞動用的數量（高蕾，2012）。在常見的248個英語動物名詞中，84個可以轉變成動詞。其中表示一級類屬的動物名詞基本上可以轉變成動詞，比例相當高。而次類屬動物名詞動用的比例則較低，比如魚類動物中只有“fish”和“trout”直接轉變成動詞，“shark”通過詞義的延伸，首先轉義為“詐騙者”，然后，才轉變成動詞“詐騙”，其他名詞如“goldfish，carp，crucian，butterfish，eel，herring，mullet，perch，salmon，cod”等都不能轉變成動詞。從動物的類別來看，動物名詞動用比例最高的前五類為：嚙齒類、低等動物、食肉動物、家禽類、鳥類。這五類動物占名詞動用總數的62%。而爬行類、魚類、兩棲類、昆蟲類動物名詞動用的比例較低。可見，在英語中，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動作和形態特征比較明顯的動物名詞動用的比例高。
相對于英語，現代漢語中動物名詞動用的比例卻要少得多。我們通過查閱《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2010，商務印書館）發現，被詞典收入的僅有5例：貓、虎、熊、駝、猴。然而通過網絡查找，發現了以下一些例子：
（1）典型的不安分而又幼稚的富家閨女，也是最好騙的那種。要是我在電影里……哈哈哈，好歹也要“狼”那么一把。（網易：不老泉）
（2）高的一個小姐卻老大不高興，馬著臉，直咕噥。（張放《疼痛與羞澀》）
這些用作動詞的名詞屬于Clark & Clark（1979）所稱的“新創名源動詞”（innovative denominal verbs），是很特殊的修辭說法。這些動詞屬于不規范的語言，并沒有變成“定型名源動詞”（well established denominal verbs），是臨時用法，還沒有完全轉變成動詞。
在古漢語中，動物名詞動用的例子卻俯拾皆是。例如：
（3）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尚書·禹貢》）
（4）后妃率九嬪蠶于郊。（《呂氏春秋·上農》）
（5）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師蝗。（《后漢書·孝桓帝紀》）
通過對比發現，英漢語言中，單詞素的動物名詞易轉變成動詞。無論是現代漢語還是古代漢語，能夠轉變成動詞的全部是單詞素詞。而在英語中，有極個別的動物名詞如“grasshopper，wildcat，blackbird”等可以轉變成動詞。
三、英漢動物名詞動用的詞義特征對比
現代英、漢語中，動物名詞動用后語義上有異有同，異大于同。相同之處表現為，英漢語動物名詞衍生的動詞詞義大多通過隱喻或轉喻的方式產生，借用動物的性格、行為特征和外形特征喻指人的動作行為。不同之處表現有三：
首先，在現代漢語中，動物名詞衍生的動詞詞義比較固定，如“貓”“虎”和“熊”表示動物的性格特征，其意分別為“躲藏”“露出兇相”“斥責”。“駝”和“猴”的動詞義分別為“彎曲”和“像猴似的蹲著”，表示動物的形態特征。而英語中的動物名詞動用后語義類型較多，有表示動物性格的（如chicken畏縮，害怕；squirrel把……藏起來；fox欺騙，耍狡猾手段）。有表示動物行為特征的（如spaniel對……附耳聽命；clam拒不開口；crab橫行，斜行；snake蜿蜒前進，蛇行；snail蝸牛般爬行；wolf狼吞虎咽地吃）。有表示動物外形特征的（如crane伸長脖子；butterfly使呈蝴蝶展翅狀；hawk似鷹般猛撲）。有表示動物功用的（如mouse使用鼠標； hawk攜鷹打獵；dog用狗追逐）。有以動物作為受事的（如mouse捕鼠；wolf獵狼；clam挖蛤；crab捕蟹）。有表示動物叫聲的（如cuckoo杜鵑叫，學杜鵑叫）。還有表示動物繁衍后代特征的（如pig生小豬；kitten產小貓；foal生馬駒）。（高蕾，2012）因此大部分動詞為一詞多義，其詞義是有變化的，必須依據句式和上下文才能確定。這些動詞屬于Clark & Clark（1979）所稱的“境遷語”（contextual expressions），它們的內涵和外延是隨語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如“fish”一詞，在以下語境中有不同的含義：“fish a river（在……捕、釣魚）”，“fish a coin from one’s pocket（摸出）”，“fish the ball from under the car（釣魚似地拉吊、鉤）”，“fish wires through a conduit（鉤住）”。在這一點上，古漢語和英語極為相似。如例（3）和（4）中，“蠶”的意義分別為“用于養蠶”和“養蠶”。
其次，英漢語動物名詞衍生的動詞詞義各不相同，不具有對應關系。在英語中，“cat，tiger，camel”不能轉變成動詞，“bear”的動詞引申義為“賣空使（證券）的價格下跌”，“monkey”義為“胡鬧；瞎弄；學……樣，嘲弄 ”。
最后，在語用意義方面，正如呂叔湘（1989）所說，古漢語里的名詞動用“似乎是文章家的一種修辭手法，口語中未必常見，像《論語》這樣比較接近口語的文字里就不多見。現代則相反，書面語中很少見，口語里相當常見，有的是出于無知，更多的是帶點俏皮，因而寫下來常常加引號。”現代漢語里有限的幾個動物名詞轉用動詞時，無一例外地屬于方言，為非正式用法。而現代英語中的動物名詞動用與古漢語類似，屬于常見用法，既用于正式語體，也用于非正式語體。
四、英漢語動物名詞動用差異的成因分析
造成英漢語動物名詞動用的差異原因有很多，既有語言內因素，也有語言外因素。
首先，漢語是綜合性語言，基本上沒有詞形的曲折變化，因此就沒有派生的動詞，表示動作的語義內容只能通過詞類活用來補償。這就是古漢語中動物名詞動用數量眾多的主要原因。由于單音節詞會產生同音詞的問題，造成語義不明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漢語的韻律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大量的雙音節詞。先秦時期的很多單音節詞，到了東漢均有與之相應的一個雙音形式，如動物詞“蟻”被擴展成“螞蟻”（馮勝利，1998）。在現代漢語中，單音節不足以構成一個音步，單音節動物名詞不能正式地轉變為動詞，即使轉換了也只是某方言的非正式用法。雙音化同樣改變了漢語的詞匯化模式。古漢語中，單詞素的動物名詞轉變成動詞后，往往集各種語義范疇于一體，其名詞義、行為義、結果狀態義等都內化于單詞素動詞之中。因此要準確理解其詞義必須依據上下文。而在現代漢語中，往往使用雙詞素或四詞素的合成詞表達相同的含義。比如，“蠶”變成了“養蠶”，“像螞蟻一樣的聚集”壓縮成了“蟻聚”，“像老鼠一樣逃竄”簡寫成“鼠竄”，“像烏龜的頭縮在甲殼里那樣躲藏在里面不出來”濃縮成“龜縮”。類似的動物合成詞還有“蛇行”“虎步”“鳥瞰”“蜂擁”“魚躍”“蠶食”“狼奔豕突”“狼吞虎咽”等，其語義也變得非常明確。
英語是分析性的語言，詞形的曲折變化非常豐富。但是在現代英語中，動詞詞綴卻相對較少，只有有限的幾個，如：“-en（en-）， -ate，-ise（ize），-ify”等。這促使名詞轉變成動詞成了普遍的現象。當然，英語中同樣存在雙詞素復合詞的詞匯化模式，以表達明確的語義。比如：swallow dive（作燕式跳水），fish dive（魚躍），dogpaddle（用狗爬式游泳），dogtrot（小步跑），dogwatch（監督），duck walk（像鴨子一樣行走），pigjump（馬等四腳騰躍），dogfight（狗咬狗，混亂），snake-dance（跳蛇舞），horseplay（胡鬧），horsetrap（誘捕），flyflap（拍蒼蠅），flyfish（用假蠅釣魚），catnap（打瞌睡），catcall（發噓聲），fox-hunt（獵狐），fox-trot（跳狐步舞），cock-fight（斗雞），goosestep（正步走），monkey-wrench（破壞，阻擾）等。
其次，英漢語動物名詞衍生的動詞詞義不盡相同，是由人們對事物和動作的認知差異造成的。Lakoff & Johnson（1980：31）指出，人們使用本體隱喻理解事件、動作、活動和狀態。通過隱喻，把事件和動作理解為實體。英漢語中有些動物的形象意義是相同的，轉用成動詞后也具有相同的動作意義，如：snake（蛇行），wolf（狼吞虎咽），fox（欺騙，耍狡猾手段），fish dive（魚躍）等。由于英漢民族在文化背景、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對動物的性格和行為特征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對動物發生的聯想就出現了差異。因此在通過具體的動物實體隱喻抽象的動作概念時，英漢語出現了差異，如：peacock（炫耀，神氣活現地行走），monkey（瞎弄，學……樣），pigeon（詐騙），horse（哄鬧，胡鬧）等。
五、結語
綜上所述，無論在數量、語義類型還是語用意義上，英語和古漢語的動物名詞動用時都極為相似，而與現代漢語相比，則異大于同。現代漢語中僅有少數的單詞屬動物名詞可以轉用動詞，語義明確，且僅用于非正式語體。英語和古漢語中卻有大量的動物名詞可以轉用動詞，大部分為一詞多義，其內涵和外延隨語境而變遷，而且可用于各種文體。這些差異主要是由英漢語的歷時演變和人類的認知差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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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現代漢語論文范文
關鍵詞： 位置動詞 狹義處置式 自動詞 他動詞 形式類推
位置動詞①是指動作都與某個位置相聯系，施事在某處進行某個動作，使動作的某個參與者留存在該處。下面以唐宋時期的文獻為例，談談這類動詞處置式的兩種特殊用例。
1.“跪”和“臥”的特殊用例
身體姿態類的“跪”和“臥”的用例比較特殊，一般處置式的結構是N +把/將+N +V結構。一般處置式的N 是受事，但“跪”句N 是對象，“臥”句N 是處所。且一般用于處置式的是他動詞，但二者都為自動詞。這在現代漢語中都是不合法的。
（1）跪：望兒孫，囑神鬼，把閻王幀子千回跪。（唐：敦煌變文：角座文匯抄）
（2）臥：每將乾暖交兒臥，濕處尋常母自眠。（唐：敦煌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
與“跪”相關的論元（即N ）可以有施事、處所和對象，一般處所論元和對象論元不能同時出現。當動作強調“跪”的對象，那么N 位置就會出現對象。對象的語義指向，使得廣義“處置到”和帶補語的狹義處置式就都不能適合這種語義，這種用例只能出現在不帶補語狹義處置式中②。由于現代漢語中不帶補語的狹義處置式使用受限，因此現代漢語處置式中不見這種對象作N 的用例。“跪”僅可以用于施事的一部分作N 的處置式，但用例也僅見于廣義“處置到”或致使義處置式中。如“把腿跪在石板上”，“把腿跪壞了”。但是使用頻率很低，不具備能產性。
與“臥”相關的論元可以有施事、處所。動作強調“臥”的處所，那么處所就會出現在N 位置。和“跪”一樣，“臥”也僅可用于帶施事的一部分作N 的處置式，用例也僅見于廣義“處置到”或致使處置式中。如“把身子躺（臥）壞了”，“把身子（躺）臥在床上”。但是使用頻率也很低，不具備能產性。
“跪”和“臥”為什么會出現“非受事”作N 的處置式？為什么曾經存在的用例卻在現代漢語中消失了？之所以會在處置式的歷史中存在，是因為與當時的語法特點有關。當時處所賓語、對象賓語和受事賓語，形式相同、位置相同，都直接位于動詞后，都不用介詞引入。
“臥”在晚唐五代時期，處所及可以直接位于動詞后面，也可以帶上介詞“在”或“於（于）”在位于動詞后面。因為這種兩可的情況，所以直接位于動詞后的處所，也可以參照受事賓語提前的結構特征，出現處所賓語提前的用例。
2.“置放”類和“插戴”類動詞的特殊用例
現代漢語位置動詞中大部分動詞所帶的論元有受事和處所。這些動詞既可以帶受事賓語，又可以帶處所賓語。上表用于不帶補語的狹義處置式時，并不是兩情況自由使用。“倚靠”類只能由處所充當N ，“置放”類和“插戴”類一般由受事充當N 。原因在于“倚靠”類動詞是自動詞，而“置放”類和“插戴”類是他動詞。
現代漢語“置放”類和“插戴”類也可帶處所作N ，如“把墻掛上畫”。這一類與“把畫掛到墻上”并駕齊驅。我們在歷史上長期見到的是受事作N ，那么帶處所的一類到底怎么產生的？在唐宋時期能否找到一些變化的痕跡？唐宋時期雖然沒有“把墻掛上畫”這樣的用例，但是在不帶補語的狹義處置式中出現一定數量的動詞帶上N 表處所的用例，前文提到的“臥”，還有“騎”、“攀”和“倚靠”類等自動詞都是這種情況。
位置動詞中“置放”類和“插戴”類動詞在唐宋時期狹義處置式的用例都是“把”帶上受事賓語，動詞對受事進行處置。但現漢中處所也可用于“把”和動詞之間，條件是動詞后面一般有受事，即“把+N （處所）+V+受事”。“把+N （處所）+V”是不合法的。比較下面動詞“戴”在處置式中的使用：
（1）某云，是自家屋里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宋：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九）
（2）把圍巾戴在脖子上。
（3）*把脖子戴。③
（4）把脖子戴上圍巾。
上面是“插戴”義動詞的例子。例（1）是受事用于“把”和動詞之間的不帶補語狹義處置式。例（2）是受事用于“把”和動詞之間的帶處所補語處置式。例（3）是不合語法的例子，是處所用于“把”和動詞之間的不帶補語狹義處置式。例（4）也是處所用于“把”和動詞之間，但后面必須帶上受事。
例（4）這一類的產生，離不開位置動詞中自動詞的部分（即前文提到的“跪”、“臥”等）。在這里形式類推起了很大作用。例（2）這一類他動詞用于廣義處置式很早就產生了。位置動詞中自動詞和他動詞兩部分，動詞語義都和位置相關，動詞語義類型的相似，決定了它們的語法特點也會相互影響。“跪臥”類自動詞帶上了施事的一部分作N ，形式和語義上和他動詞帶受事賓語相似。
自動詞――靠：把身子靠在柱子上。
他動詞――戴：把帽子戴在頭上。
我們看到自動詞自然而然具有了他動詞典型的用法。相應地，他動詞也會吸納自動詞的用法。所以他動詞帶處所作N 也就順理成章。
注釋：
①這里的位置動詞多數是常說的狀態動詞，但用在處置式中強調“使……處于某一位置”，動作義增強。
②廣義“處置到”即“把/將+N +V+到……”，帶補語的狹義處置式即“把/將+N +V補語”，不帶補語的狹義處置式即“把/將+N +V”。
③本文帶*的句子是指通常不合乎語法的句子。
參考文獻：
[1]蔣紹愚，曹廣順.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商務印書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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