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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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以勞動力成本優勢為依托的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從長遠看，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影響到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出現了很多現實問題。如貿易結構存在嚴重傾斜，在高、中、低產品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結構，與主要貿易國的貿易摩擦加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等。如何在新形勢下繼續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國際地位，對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引導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國際貿易政策理論與現實

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交替發展的歷史。一國不同時期采用的貿易政策，往往取決于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標：當一個國家經濟穩定增長，貿易交換的商品具有比較優勢，并對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時，就會倡導自由貿易政策；而當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與工業化發展之間出現矛盾時，必然轉向保護貿易。

自由貿易政策主要基于傳統的比較利益理論，并隨著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供求關系的不斷深化發展和層次上的變化而產生了新的理論基礎。如從需求角度解釋貿易發生的重疊需求理論，從供給角度的規模經濟、差異產品和不完全競爭來闡述的國際貿易新理論等。而保護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首先取決于政府要保護的目的，其理論基礎包括早期的重商主義、李斯特的幼稚產業保護、凱恩斯的超貿易保護觀點，以及在新的市場競爭條件下的戰略性貿易保護理論等。其次，根據政策目標選擇適當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的趨勢，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對各國實施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明顯抑制作用，當前新的貿易政策措施層出不窮，并成為實現政府政策目標的工具。最后，這些政策措施實施的效果是否達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標，從而成為繼續或將來實施的依據。

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對外貿易經歷了由國家統一經營、國家管理經營到放開經營的過程，貿易開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推動下不斷深化，但是，國際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卻在自由化進程中更加激烈。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拉動了經濟的總需求；另一方面與我國主要貿易對象——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凸顯出來，而這一變化是與我國改革開放后不同階段的發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調整分不開的。在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迅速增長而引起的貿易沖突加劇，勢必影響到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當前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必須注意保留貿易平衡政策運用的空間。

二、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階段發展及其效果評析

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離不開我國改革開放總體經濟發展的背景，同時又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與外貿體制改革的進程息息相關。

(一)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國在沿襲建國后進口替展戰略的同時，提出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主要采取的是“獎出限Jk"的政策，這與當時我國經濟發展基礎和對外開放面臨的外部環境是相適應的，也符合國際貿易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以及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發展的“中心一”理論的觀點。實施促進國內工業發展的貿易保護政策措施主要是關稅，以及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商品分類經營和國營貿易等較嚴格的、傳統的貿易措施。伴隨著我國外貿體制實踐中的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下放部分外貿經營權、開展工貿結合、取消財政補貼等改革進程，采取了放寬外匯管制，實行出口退稅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為外貿企業自主經營創造了外部環境，為對外貿易的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采取了動態的、有條件的貿易保護措施，倡導的是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結果促進了國內民族工業的發展，鼓勵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業，通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大批工業項目建立了我國的出口生產體系，形成了我國明顯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進口的貿易結構，體現了比較優勢行業和產品貿易的發展。但是由于政策實施上的不平衡，我國東西部貿易發展差距較大，外資政策與外貿政策的不配套，沖擊了一般貿易下的設備進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資企業。同時設備的引進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導致較先進的設備閑置，浪費了寶貴的外匯。

(二)貿易自由化傾向的過渡型貿易政策

進入90年代到我國人世前，是我國對外貿易全面深化改革、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時期。該時期我國經濟提出了“外向型”發展和“國際大循環”戰略，為此國家外經貿部提出“大經貿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該時期對進口管制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在進口方面，1992年開始按照HS編碼協調制度對225個稅目進口稅率下調，減少和取消配額和進口限制等非關稅壁壘，以及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繼續實行出口退稅制度，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專門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等。特別是1994年外匯并軌制為代表的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對外貿企業實行統一的結匯制、減少進出口數量限制、鼓勵企業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強出口退稅制度等，理順了連接國內市場價格體系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的通道，有效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到2001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5097.68億美元，大約是改革開放初期1987年(206.4億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億美元)的三倍。確立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以及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為我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國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由于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取向，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傾向于貿易自由化的過渡型貿易保護政策。盡管政府實施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與開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義觀點的影響，重點鼓勵出口創匯，甚至不遺余力地從事虧損出口創匯。結果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在給中國帶來發展經濟、引進技術所需的雄厚外匯資金的同時，“中國制造”的優勢也給中國“制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此外還存在出口貿易方式和結構的不平衡。加工貿易、代工貿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資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結構，實質上是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資源配置進行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中國處于全球低端生產環節，固化了中國在國際分工低端產品的比較優勢；剛性的出口收匯任務與國家資源收購方法之間的矛盾，引發了外貿經營者之間對國內貨源的爭奪；優惠政策傾斜的目的與實施對象的矛盾。由于國家鼓勵多創匯，原有專業外貿公司或國營外貿企業實力強，仍是受惠主力，與優惠政策扶植我國私營和民營等外貿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國面臨著加入WTO后如何推進外貿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和內外貿一體化的變化，為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及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變化，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增強經濟安全成為新時期中國外貿戰略理念的核心。對外貿易政策目標以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和對外貿易由靜態比較優勢向動態比較優勢轉移為重點。尤其是WTO非歧視原則下的國民待遇、公平競爭與貿易、貿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國采取的基本是相對較低的保護與溫和的出口鼓勵政策相結合的措施，即運用關稅、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保障、政府采購等措施對國內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實行動態的、以擴張出口為目標的保護；運用低估匯率、調整出口退稅和補貼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出口鼓勵措施。人世后我國的對外貿易地位急劇上升，2004年進出口總額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1547.4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機開始影響下的2008年，全國進出口總額達25616.3億美元，是人世時(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開放時(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該階段“人世”的要求決定了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體現社會經濟形態向現代市場體制轉變的發展要求，具體體現在貿易政策重心的轉移，即政府從側重宏觀外貿戰略向側重微觀主體發展方向轉移，實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貿易政策。而現實中我國與貿易國的摩擦卻并沒有因為入世后自由化進程加快而有所減少，相反我國遭遇了更為頻繁的貿易糾紛，在我國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快速增長而引起貿易沖突的加劇，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調整現行貿易政策、保持貿易的平衡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成為新的經濟形勢下面臨的長期問題。

三、新時期對外貿易政策導向與對策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機會熟悉運用其中的規則，保護和發展本國產品的對外貿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業，而不是單純強調對WTO承諾的兌現。WTO賴以建立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比較利益理論是有利于世界貿易發展的，但是其有效實現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即參與貿易的各國面對的競爭條件應是平等、公正的。而現實中的國際體系和國際分工，存在著強權政治和霸權體系，國際關系中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在這種體系中，國家實力和地位始終是本國、本民族最大經濟利益的可靠保證。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不但不能使國家變得強大，而且很難保持政治統一和國家權力的獨立地位。從國際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對外貿易實踐來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無不利用了重商主義學派的觀點，也為像中國這樣的還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政策取向。

(一)貿易政策中性化趨勢中的適度保護政策

我國對外貿易的迅猛增長和經濟地位的提升，引發了發達國家與我國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我國出口額的增長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斷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口總額首次居世界第一位。與此同時受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保護更加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監測統計，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國政府提出的與貿易相關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貿易保護，高達84.6％，而在66例與貿易保護相關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執行。其中發達國家在最終執行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發展中國家。面對危機時期貿易保護的升級，我國與貿易對象國特別是發達國家貿易摩擦的加劇，以及我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存在的問題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了我國應在中性化趨勢中進行適度保護的政策取向。

我國面對貿易爭端如果采取簡單的貿易報復措施，引發貿易戰是不利于自身發展的，但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對本國幼稚產業實施保護，是有充足的理論依據的。因為一國貿易政策是傾向于保護或開放還是中性，根本上取決于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況。我國人世后的貿易自由化道路的選擇以及實施開放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定了對外貿易政策的目的強調促進結構的轉變、進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總體的貿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個國家的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必須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市場機制和國際環境的有效作用，貨幣、貿易政策以及其他經濟手段是達到這種目的的工具。但問題是對“幼稚產業”的選擇和判斷應避免出現最終演變為保護落后產業的失誤。因此，采取的保護政策必須注意以下的問題：一是扶持的范圍必須是具有未來發展潛能的，達到保護是為了日后不需再保護的幾個行業，因此所選定的行業必須有利于國民經濟結構的提高，并且存在顯著的關聯效應、學習效應和動態外部效應；二是應該明確保護或扶持的時間，對被保護的企業和行業規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標，定位于能成為國際市場最主要的競爭者的這些產業，通過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業間高強度的競爭，以競爭促發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強調貿易保護，而主要是通過國內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等加以規范、誘導和扶持。例如，可以考慮把汽車、半導體、數控機床和飛機工業列為幼稚產業，扶持時間定為今后的“XX個五年計劃”，并對扶持目標和任務進行詳細分解。

(二)擴大內需、以進促出，保持經濟可持續和穩定發展

2007年我國GDP總量(按當時價格計算)為2.49萬億元，經濟規模居世界前列，預計到2010年，我國GDP總量將比2000年翻一番，屆時我國大國經濟體的特征將進一步顯現，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考慮到經濟發展潛力、人口規模、市場規模，我國的經濟增長比較趨近于大國的經濟模式，應更加強調內需的作用。同時，面對當前對外貿易不確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貿依存度帶來的潛在風險，提高本國經濟抵御外部經濟風險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擴大內需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有關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可借鑒我國主要貿易市場的經驗。在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中，是在通過稅收政策基本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并且創造了“中產階級”以后，才達到提高“內需”的目的，而這種“內需”又推動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時，就是依靠巨大的“內需”使美國經濟長期繁榮，直到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為止。相比之下，中國沒有利用對中國投資的外商通過征收大量稅金來縮小外商與中國平民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甚至也沒有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及其管理人員征收大量稅收，以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如果中國能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幫助大量相對貧窮的消費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幫助中國消費者減少在“醫療、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基本可以得到解決。

另外，我國經濟增長應依靠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這些要素的加強有賴于我國的進口結構和質量，因為進口中的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和戰略資源，雖然不會直接對GDP總額產生作用，但將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集約化增長，從而提高GDP增長率和提升產業競爭力。利用充足的外匯儲備進口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科學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創新，增強本國產業和產品國際競爭力，可以“以進促出”，保持適度的國際貿易收支順差作為促進中國外貿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支撐條件。

(三)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減少貿易摩擦

面對經濟危機每個國家都在尋找各自的出路。美國強烈要求中國減少外匯儲備，改變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而這一政策卻使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陷入兩難：一方面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會造成出口受阻、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從而引發銀行出現大量的呆賬壞賬；使國內的總供給能力大于總需求，從而產生與經濟危機類似的產能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如果不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4萬億計劃”又可能引發通脹問題，從而加劇被美國套住和承受外匯儲備大幅貶值的可能。因此，應當轉變當前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對外貿易結構進行進出口平衡，減少貿易摩擦。

從貿易結構來看，應逐步改善商品結構單一、技術含量低的現狀，加大研發投資的力度和重視程度，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通過調整和完善出口稅收、加工貿易等政策，改變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大部分處于低附加值、價值鏈低端的局面；我國對外貿易區域的結構性問題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要想減少貿易市場過分集中帶來的威脅，需要加強內需，擴大國內市場來分散風險；針對長期以來大多出口產品采用貼牌的生產方式，鼓勵企業品牌發展戰略；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對環保節能型產品的出口給予優惠政策；規范出口競爭秩序和行業自律，穩步推進對外貿易秩序的法律法規建設，加快建設外貿信用體系。同時應協調利用外資政策，調整外商的投資結構，減少外商低端制造業的投資，限制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資項目，提高外商投資的質量；取消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縮小民族產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的差距和資源配置的不平衡性，減少國家財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調控資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應注意加強針對性。例如，美國輪胎特保案對我國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存在國家干預不當問題。對于在國際上容易引起糾紛的傳統優勢產業，出口退稅只要達到使出口產品以不含國內間接稅的公平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即可，避免出口企業以退稅作為壓低報價的“優惠鼓勵政策”，從而避免國外進行反傾銷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國內外市場不統一，存在國家干預的缺位問題。目前出口市場的信用體系暢通，而國內市場信用體系相對滯后，交易成本高、風險大，導致對內銷售的報價偏高。三國內商品流通出現阻滯的物流系統建設滯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預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預不當的問題。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改革高速公路收費體系，發展鐵路交通。

(四)建立開放經濟下的內外統一的貿易綜合管理體系

第2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關鍵詞：明初海禁政策　基本國策　朝貢貿易　朱棣　新發展　商舶貿易　趨勢

一、明初對民間的海禁政策和政府的朝貢貿易

明初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為了防止竄踞沿海島嶼的方國珍、張士誠的余黨勾結倭寇侵擾，危害剛剛建立的明政權，因此，在對外貿易上，一面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規定“片板不許人海”，“海濱居民不許與外洋番人貿易”，頒布了凡“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的嚴刑峻法。另一方面與海外諸國相處，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實行和平友好的朝貢貿易，借此“通夷情”“羈縻”海外諸國，“懷柔”遠人，消除“釁隙”避免引起侵擾邊疆戰爭的目的。

明朝的朝貢本身就是一種貿易，因為每次朝貢，明政府照例依據朝貢物品償以相當的代價。但多數朝貢國家并不以為滿足，他們的貢使或附帶的行商，常常運載大批貨物前來互市，進行民間貿易。但當時的朝貢貿易是在明政府直接控制下進行的，不是朝貢國家“即不許其互市”。明初載在《黃明祖訓》允許朝貢的國家，計有：真蠟、暹羅、蘇門答臘、古里、錫蘭山、滿刺加、爪哇、日本等15國。這些朝貢國家的儀式和手續相當繁瑣，貢期、貢道和船數都有明確的規定，必須攜帶勘合、表文、號簿，市舶司與之對號簿，并驗視表文方物，皆無詐偽，才準人貢。管理朝貢和貿易的機關是市舶提舉司，朝貢者運來的物品，除貢品外，其余貨物運到京師的，由禮部派員監督，在會館開市；運到市舶司所在地的，也可以互市。互市日期一般僅三至五天，惟朝鮮、琉球不拘限期。互市時，主要實行“給價收買”的制度。互市前由禮部申告商民，不許攜帶軍器、銅鐵器等違禁貨物與外人貿易。由此可見，明朝政府控制下的朝貢貿易，因負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再加上市場狹小，至洪武術年便衰落了，出現了“諸番久缺貢”“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的現象。

二、朱棣時期海禁政策下的朝貢貿易新發展

明成祖朱棣執政時期，國內外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在國內，隨著封建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間經濟聯系的加強，特別是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國家財政已經基本好轉，出現了“府藏衍溢”的物質條件，加上宋元以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達，已為發展對外關系和對外貿易打下了基礎。這也是明帝國從此走上鞏固和繁榮階段的標志。在國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要求和明朝進行商品交換，擴大貿易范圍。史稱：“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在這種形勢下朱棣出于政治經濟上的需要，一方面重視朝貢貿易，另一方面派遣鄭和下西洋，擴大和加強與海外各國的關系，也極大的促進了朝貢貿易的發展。

朱棣基本上繼承了朱元璋的朝貢貿易政策，只要采取更為主動積極的態度，放寬了“祖制”的一些限制。如海外各國，只要是來朝貢的國家，都一律歡迎。對“祖制”認為是非法的一些貢使進行的貿易活動，也加以默許。至于對各國來的貢使和隨同人員，從登陸口岸到京城，從京城到出口國，沿途食宿交通馬匹船只之類，都由政府供應，市舶司派員護送，為了“懷柔”遠人，實行“厚往薄來”的方針，回賜優厚，對貢舶附至的貨物，仍舊不征稅。

朝貢貿易的發展，首先表現在組織管理機構的加強。永樂元年，恢復了泉州，寧波和廣州三市舶提舉司；并分別設置來遠驛、安遠驛、懷遠驛站，專以款待外國貢使及其隨從人員。同時，又派內臣提督，大大加強了對朝貢貿易的管理；其次表現在朝貢貿易制度的完善上。比如實行“博買”制度，外國貢獻的物品由政府出賣，“貧民承令博買”交稅后轉售民間。另外還有“牙行”制度，牙行是為買賣雙方說合，抽取傭金的商行，作為買賣的中介，評定貨價，維持秩序，主持公正。這些制度的產生，填補了朝貢貿易下商品流通的環節，使朝貢貿易制度日臻完善。由于朱棣采取了這些招徠的措施，從而使朝貢貿易迅速地恢復發展起來。

三、明中葉海禁政策開放，商舶貿易的發展

明中葉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國內農業手工業生產商品化程度提高，國外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也增加了，這樣一來，更加推動了海外貿易的新發展：朝貢貿易走向衰落，商舶貿易得到發展。

商舶貿易是指海商私自造舟出洋貿易和私人在東南沿海的“通番”貿易，這在海禁時期是非法的貿易活動，但明中葉后逐漸增多。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的官僚地主也勾結商人，伙同進行海外貿易，甚至勾結倭寇造成明代倭寇之患。再加上葡萄牙殖民者東來，在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侵略活動，因此，明朝再次重申嚴厲的海禁政策，封鎖沿海港。斷絕海上交通，停止一切外事活動。打擊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侵擾，捍衛國家，這完全是正義的行動，但因此而厲行海禁政策，卻是一種消極的閉關主義的表現。許多官員比如提督兩廣侍郎林富就主張開放海禁。明朝政府在倭患大體平息的情況下，為了征收商稅，增加財政收入，便于1567年。準許“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

隨著海禁的開放，明朝政府又建立了對貿易的新的管理制度：出洋貿易必須領取“引票”即通行證，及特許金“引稅”，同時稅收制度改為餉銀制，征收水餉、陸餉等，關稅征收貨幣，這也是明代關稅制度的重大變化。是對外貿易政策演變的反映。

第3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 貿易環境 貿易政策 對策

一、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

傳統貿易理論與實踐往往集中關注貿易量差、國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視環境這一重要變量，如以比較利益為基礎的李嘉圖理論及赫克歇爾-俄林(H-O)的要素稟賦理論均未考慮到貿易可能引發的環境外部性問題。依照這些理論，自由的國際貿易會實現帕累托意義上的經濟效率，滿足社會需求并增進國民福利。然而，這一觀點只是在靜態條件和未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貿易活動可能引發的環境負效應情況要復雜的多。研究和實踐表明，一定條件下一國發展某些比較優勢的貿易活動可能會給它國帶來環境損害，如跨過河流上游國家砍伐森林以推動林業相關產品出口將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從而會嚴重損害下游國家出口型農業所依賴的環境，導致以鄰為壑，破壞國際貿易發展的基礎。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認為，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集中在4個方面：同產品和服務的交換有關的產品效應；同市場和經濟活動擴張有關的規模效應；同生產和消費活動的分布及強度有關的結構效應；同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有關的法規效應。所以這些效應均會對地區生態環境產生長短期的持續作用，進而反轉影響貿易利益及國民福利。

以出口為例，由于工業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長彈性卻較大，負的規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結構和技術效果，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一國過度出口往往對環境不利，如資源性產品的跨國貿易常常以資源不合理或過度開發為背景，野生動植物資源及礦產資源產品的盲目出口更極易破壞平衡的生態環境，而當代盛行的轉基因產品貿易已日益被證實背后隱藏著不少環境風險。此外，從各國政府貿易政策來看，當今國際貿易中凸顯的綠色壁壘、環境關稅，一方面反映了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側面反映出不恰當的貿易活動將危害到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環境困境

（一）、貿易出口中的環境問題

自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增長極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較高水平。但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出口創匯的單向需求促使我國出口實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數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觸目驚心。

1、生物資源破壞

就外貿出口而言，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受到破壞，一些生物資源因盲目、無節制的捕殺和開采，數量大為減少，相關衍生品質量下降，出口貨源已經或瀕臨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動植物，破壞了地區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影響；還導致產區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貴中藥材出口對資源的破壞更為嚴重，某些地區人參、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過度已瀕臨絕跡。

2、礦產資源損耗

礦物資源的盲目出口導致盲目開采，不僅因此破壞了寶貴的礦產資源，也使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一些礦物在選煉過程中釋放出有毒物質或放射性物質，嚴重污染并威脅到環境和成品。一方面，資源密集型產品在生產過程中能耗較大，投入自然資源高于產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資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常具有不經濟性，而這一類的產品，如化工、農藥、制革、印染等出口卻占全部出口額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鄉鎮企業盲目開發高污染產品的出口，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隱患。

（二）、貿易進口中的環境問題

1、資源消耗型產品進口

國家統計顯示，近年來我國進口商品中初級產品的總量在波動中減少，而礦物燃料、油及其他有關原料的進口無論從絕對量還是從所占份額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氣工業產品的進口正快速增長。自1993年起，中國由石油凈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隨著油氣需求每年的擴充，中國對國際原油市場的依賴程度加大。據國際能源署(IEA)最新估計，到2010年我國石油進口將達到8000萬至1億噸，凈進口率達41%。這種趨勢既對國內貿易產生巨大影響，也將加劇我國環境問題。

2、易污染型產品進口

進口氟氯烴和使用氟氯烴的空調器、冰箱等產品，加重了我國環境壓力，尤其是國家淘汰此類破壞臭氧物質的難度。此外，進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別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營養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態平衡受到威脅，而最終失去農業價值的塑料薄膜則在自然界中難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廢棄物轉移進口

近年來，發達國家和地區以直接貿易形式向中國大陸轉移廢棄物的事件相當嚴重，2006年從美國、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進口總量的21.3%、7.8%和11.3%。另據報道，僅英國在2003年就向中國出口有毒廢棄物36.2噸，價值約1155萬英磅。這些有毒廢棄物種類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屬廢渣、電池、舊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廢物，其再生過程已對使用地環境造成了極大的污染。

三、我國貿易科學發展的環境策略

實現我國貿易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恰當地引入環境變量，將環境因素納入政府貿易政策規劃的視域范圍。在當代全球貿易環境經歷深刻變化，“綠色浪潮”洶涌之際，環境效應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顯得尤為緊迫。

（一）、確立環境出口導向、全面推行環境標準制度

出口的規模、速度及質量關系到一國國際收支和產業競爭力，在當前我國出口面臨持續性“剛性”順差但總體附加值不高，頻頻遭受“綠色壁壘”及傾銷訴訟的現實條件下，企業必須徹底扭轉傳統環境規避的貿易觀，確立環境出口導向，將出口產品導入更多的環境質量因子，使之成為產品核心競爭力之一。政府及相關質檢部門應積極引導各類企業將環保作為生產經營的重要價值取向，促使環境指標和其它質量指標一起構成優質產品的內涵，大力宣傳彰顯優質品牌中的環境優勢，通過樹立若干環境“標桿”型貿易產品帶動相關產業部門的轉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貿易商品結構，將環保產品提升為國家出口產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財政、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培植環境型規模經濟，[2] 對出口型綠色產業的孵化發展尤其要給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業與社會收集綠色信息、制定綠色計劃、開發綠色產品、從事綠色營銷、開辟綠色渠道、發展綠色消費的風尚。

鑒于當代國際貿易中突顯的環境標準效應，我國必須全面加強與國際環境標準管理制度相銜接的標準認證。首先，要積極推行ISO 14000國際標準認證制度，完整對出口產品從設計、生產到回收過程中綠色方案的施行步驟；其次，積極實施環境標準制，使出口產品在環境認證基礎上擴大對環境標準的適應能力；再次，大力拓展與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在標識認證領域的合作，推進環境標識的多邊認可，同時努力擴大標準制訂層面的國際發言權，減少不合理的環境壁壘。

（二）、堅定可持續型進口觀、規范貿易類投資準入

進口是一國對外貿易體系中不容忽視的重要一極。受歷史產業結構和傳統貿易政策影響，我國貿易活動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輕進口”的傾向，對進口的戰略性地位和發展層次的認識相對薄弱，進口中的環境觀念更是鮮有涉及。2007年，針對貿易持續性順差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國家商務部明確提出了“擴大進口、優化結構”的口號，同時將環境因素置于政策調整的視域范圍，這對于全面理性地開展國際貿易具有重要意義。可持續性進口要求立足國家環境安全的戰略高度，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生物健康標準積極引進環境友好型的產品、技術與設備，尤其要積極引進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環境產品如污染防治技術及設施，使之成為促進我國環境良性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進口商品結構，堅決禁止有害廢物的進口，對拆船業和廢鋼、廢紙進口要實行專營；嚴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樣性的野生動植物的進口；嚴格管制有害于生態環境的商品進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層的受控物質及其制品的進口。

（三）、建立環境稅收制、培育環境貿易示范區

國際貿易活動中對環境的漠視并引發的諸多環境問題很大一部分源于環境的公共性特征、企業沒有將環境成本置于其生產經營總成本框架中，缺乏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激勵和動機，導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較低而社會成本較高的產品在高額利潤刺激下盲目發展，現代稅收制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失。經濟學理論及西方實踐表明，市場經濟下稅收具有有效的杠桿調節效應，環境稅是糾正市場失靈，消除外部性，促進環境良性發展、引導企業從事環境標的生產和經營的有益稅種。[3] 著眼于科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我國應盡早啟動環境稅收制，從重點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課征對象入手，按照產業特點分門別類征收級差性稅收，對不利于環境貿易產品的生產、經營尤其要加強環稅調控功能，以促使環境成本內部化，鼓勵企業大力發展“清潔生產”和“綠色貿易”。

（四）、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增強環境貿易主動性

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是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亦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鑒于可持續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我國應積極加入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雙邊及多邊談判，利用WTO舞臺努力促成相關貿易與環境協議的達成；在環境檢測方面，力爭使部分資質佳的專業檢驗機構通過國際認證并獲取可直接頒發國際綠色通行證的權威授權，成為有關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4]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有責任推進國際有效合作，防止任何嚴重退化或有害人類及生態環境的活動遷移轉讓至第三國，尤其嚴防發達國家通過貿易渠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密集型產業和產品，維護發展中國家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趙細康.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理論與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科學出版社，2003.

第4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05年年初，美國財長訪華，又一次使人民幣匯率問題升溫，國際社會又一次緊緊的盯住了中國這個正在飛速發展的經濟體，因為人民幣的匯率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亞洲乃至全球經濟都有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以金融為基礎的匯率開始的，最終延伸到國際經濟和貿易的各個層面。

匯率對國際貿易影響的理論推定

1994年，人民幣停止貶值，穩定在了對美元873：100的位置上，而隨著各項改革的持續發展，中國經濟出現了持續的高增長，這種高速增長的速度要高于通貨膨脹及利率的下降速度，因此導致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在根本上，中國十幾年來的貿易順差使人民幣升值潛力增加。

為了建立匯率變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我們引入兩個模型：首先引入偏差系數K，它是調整后的實際匯率與用貨幣購買力平價理論計算的匯率的比值，因此K=調整后匯率/PPP系數=PPP法計算的人均GNP/匯率法計算出的人均GNP，K與GNP的關系，然后再用乘數關系計算GNP與國際貿易的關系。首先我們用計量方法計算K=β1+β2GNP，通過計算可以得出 K=3.69-0.0002Y 2000≤Y≤14000

K=0.9 Y≥14000

外貿對GNP的依存度=外貿額/GNP

可以看到，在2003年，對外貿易額對生產總值的依存度已達60%，改革開放以來，外貿依存度從整體上來說是逐漸增大的，只有1994年不正常的突然增高，這是由于當年人民幣匯率被高估所引起的，由于這不是對外國的過度依賴，而是沒有考慮來料加工等增加附加值產品進出口，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將會保持在這個位置，由此可以計算對外貿易額對偏離系數的依存度，將60%Y=X代入上式，K=3.69-0.0002*1.67*X，因此K=3.69-0.0003*X，可以看出，對外貿易額每增長1000，K值就下降0.3，因此增加的對外貿易額會使匯率下降（間接匯率）或者說使幣值上升，匯率P=K*PPP法算出的匯率。

由此就能看出貿易總額與匯率的定量關系，并且GNP對對外貿易的凈出口額有反作用，對外貿易額的增加（指出口與進口額同時以相思比例增加）一方面使GNP提高，進而使得貨幣有升值的壓力或升值，另一方面，如果貨幣升值，將使出口產品的成本提高，導致出口與進口額相反方向的變動，使得GNP降低，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首先需要對外貿易額的增加，才能引起一系列變化，這里開始時貿易額的增加是外生的，當我們認為開始時匯率的下降是外生時，可以看到，匯率下降，將首先導致出口產品的成本提高，進而使出口與進口額相反方向變動，使GNP降低，或增速減緩；但同時向出口部門流動的資本和勞動力就會流向進口部門和生產部門，產生對內投資，通過投資乘數的作用，使GNP提高。因此匯率的下降對經濟增長以及對對外貿易額的影響并不是一概而論的。而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判斷。

人民幣匯率調整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在中國對外貿易實踐中，可以看到匯率波動對不同行業產生的不同影響，如圖所示，中國最大的凈出口產品是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匯率的下降在國內市場方面對進出口額相近的產品影響比對進出口額相差較大的產品的影響小，我們發現，大部分商品的出口都是與中國的比較優勢相一致的，即低附加值的產品，中國出口大量的農產品以及手工制品，而進口的除了工業原材料外，有很大一部分是高附加值的產品，雖然像圖中顯示的那樣，進口與出口的機器等設備價值相差不大，但產品種類與附加值高低有很大差異。很明顯匯率下降對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將會帶來較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可能會從凈出口最大的紡織產業開始。逐漸波及到所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最終對整個中國產業帶了一次沖擊。

應該意識到，這種沖擊并不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中國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且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經歷著技術進步，這種貨幣的升值，將導致流向出口部門也就是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資金就會流向資本密集型部門，資本會轉向投資國內市場，當貨幣升值后，資本就會尋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進行投資，使這些產業有更多的資金進行技術創新改革，增加其國際市場競爭力，以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這是伴隨著匯率下降產生的，在對很多產業有巨大的沖擊的同時，對整個中國經濟的總體走勢來說還是有益處的。

如今進行匯率穩步的調整，正是一個帶來最小沖擊的時候，因為由于中國加入WTO，關稅的下降已成為必然，而外國對中國產品的關稅也在同時下降，在這個時候對匯率進行下調，對企業的出口產品在國外的價格可以不造成或少造成影響，以順利的使人民幣逐步升值，而由于進口商品的降格降低（匯率下降以及關稅下調）使得進口商品的供求出現新的平衡點，使一部分出口產業投資流向進口產業，以增加資本品的購入。在匯率調整階段，由于投資的流向發生了改變，中國三大產業的比例調整也可以同時進行，由于貿易品出口受阻，非貿易品的投資與生產必然加大，第三產業也可以得到發展，使中國產業結構趨于合理，達到國際水平。

人民幣調整的相關政策使用

政府在匯率調整的時期應該有三方面政策：

1、開放國際收支賬戶的資本賬戶，匯率調整與資本賬戶的開放是密切相關的，資本賬戶開放，匯率按照市場規律波動，不會造成效率損失。不過資本賬戶開放使中國的貨幣政策不會像現在這樣有效，因為外國短期投機者會根據利率高低來對人民幣進行買賣，進而影響匯率。但是，資本賬戶的開放并不是放任發展，而是要進行資本的控制管理，以防止人民幣升值時的套利行為。

2、 政府對本國投資的引導，如果政府投資帶動私人投資進入到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那么匯率的下降對中國的沖擊將只是暫時的，而且將會帶來更高更強的新一輪經濟增長，這種投資也不是盲目的投資，順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型戰略不是單純的指一國當前的比較優勢，而是動態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變化將會促成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而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

第5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是為保護國內產業服務的，因而是以保護主義為特點的。1934年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發生改變的關鍵性一年。這一年，美國《互惠貿易協定法》建立，它標志著自由貿易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也是美國走向多邊貿易體制的起點。該法案宣布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減讓關稅，并提出了“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條款，規定美國政府與任一國簽訂的關稅減讓協定，均自動地適用于其他與美國訂有互惠貿易協定的國家。而降低關稅壁壘和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日后成為了關貿總協定的基石。 戰后初期，美國為了稱霸世界，積極策劃在世界經濟、政治領域中建立霸權地位，從國際金融、投資和貿易各方面進行對外擴張。為此，美國提出“貿易自由化”口號，首先倡議建立國際貿易組織(簡稱ITO)，把它作為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并重的，專門協調對外貿易政策和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的國際性組織。

1946年2月，經美國提議召開的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開始籌建該組織，并于1947年4月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二次籌備會議上通過了《國際貿易組織》草案。在《國際貿易組織》起草的同時，同樣是在美國的提議下，1947年4月至10月舉行了由23個國家參加的關稅減讓談判，達成了關稅減讓協議及制訂了減讓表，共涉及45000項商品。為了盡快獲得關稅減讓的好處，參加國把這些協議與國際貿易草案中有關貿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 從GATT的建立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2.GATT的八輪多邊貿易談判 GATT建立以來，從1947年到1979年先后進行了7次多邊貿易談判，通過談判促使締約方的進口稅率不斷下降，也集中體現了美國當時在全球積極推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思想。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產業結構從資源密集型轉向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服務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在GATT的前七輪談判的影響下，不斷擴大的貨物貿易自由化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美國迫切地需要將自由貿易的一般原則從貨物貿易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1986年9月總協定締約方在烏拉圭埃斯特角城召開了部長級會議，決定發起第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稱為“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開始極力推行服務貿易自由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應運而生。GATS首次確定了有關服務貿易規則和原則的多邊法律框架，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服務貿易更進一步的發展。1999年，美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均為世界第一。其中進口額為1823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額的13.7%;出口額為2517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18.8%，服務貿易順差達649億美元。

3.失敗的“千年回合” WTO從成立的那天起，就醞釀著新一輪談判的準備工作。在1998年于日內瓦舉行的WTO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中，各成員方開始就如何發動未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展開討論。當時，美國由總統克林頓親自督陣，向會議派出了 包括10位部長級官員的近70人的大型代表團。克林頓發表了長篇演講，為新一輪談判提出框架，并為21世紀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方向定下基調。美國希望借助西雅圖會議在美國舉行的天時地利，主導WTO的會議進程，增加對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有利的新議題，如貿易與勞工標準、貿易與環境、貿易與競爭政策、貿易與商業腐敗等等。1999年11月，西雅圖會議召開，啟動關于貿易自由化的新一輪談判，稱為“千年回合”。

美國力圖把新議題的重點放在美國最具有優勢的領域，希望將談判重點放在農業和服務業上，特別是對其具有較大優勢的基礎電訊和金融服務領域更為關注。此外，美國還對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環境、電子商務和WTO的體制等問題表示極大興趣，而對投資和競爭政策反應冷淡，甚至反對談判競爭政策問題，只是希望WTO繼續研究。雖然，西雅圖會議最終在抗議的聲浪中黯然結束，計劃中的新一輪談判也以流產而告終。但“千年回合”反映了未來世界貿易的某些發展趨勢，美國的建議更是表達了它要領導新一輪貿易談判的意圖。 二、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寫WTO規則的背離 美國貿易思想和政策在對以GATT/WTO原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規則產生影響的同時，也固守其獨有的特色，這些特色與WTO的貿易規則并不完全吻合。 戰后初期的一段時間里，美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其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當時它所需要的是用貿易自由化來打開他國市場的大門。可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和迅速發展，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崛起，美國所建立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世界逐漸向美、歐、日三足鼎立的多極世界演變，美國在國內外市場上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

1971年，美國終于在維持了80多年的貿易順差之后出現逆差，受到進口打擊的有關行業強烈要求美國政府采取保護措施，代表相應地區和產業利益的國會議員也不斷向國會和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雖然在政策指導思想上仍然強調戰后一直奉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實際行動上則采取了對國內部分產業給予保護的措施。這期間通過的兩個貿易法案，即1974年《貿易改革法》和1979年《貿易協定法》，為美國實行貿易保護奠定了法律基礎。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1981年至1987年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第一個迅速增長時期。在此期間，美國貿易逆差增長了582%。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美國頒布了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

美國1974年《貿易改革法》、1979年《貿易協定法》以及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中的一些內容可以被看作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和局部的勝利。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從全球多邊主義轉向了雙邊互惠主義，加強有針對性的雙邊貿易談判，以解決貿易爭端與沖突;同時尋求建立區域性貿易集團，來獲取更大的貿易與經濟利益。從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到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正在醞釀之中的美洲自由貿易區，都證實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這一轉變。其次是從倡導“自由貿易”轉向所謂的“公平貿易”，強調對等的互惠待遇，強化其貿易法的自我保護性和主動性。事實上，美國判斷國際貿易是否公平的標準是看自身的競爭優勢是否能夠充分體現。在競爭優勢能夠充分體現的領域，“公平貿易”就等于“自由貿易”，在實力不對稱的領域“公平貿易”則被作為保護主義的借口。 美國的這種與WTO規則不符的貿易政策集中體現在其國內立法中。

l.不公平貿易法 包括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下面僅以反傾銷法進行說明： GATT的第六條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反傾銷條款。其對傾銷的定義是：將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辦法擠入另一國市場，并因此 對該國領土內已經確立的某項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構成嚴重損害的威脅，或者對該國某一產業的興建產生嚴重的阻礙，即構成傾銷。進口國可以對傾銷的商品征收數量不超過該產品傾銷差額的反傾銷稅。然而，美國的反傾銷法的定義與其并不一致，根據美國商業部的定義，當商品以低于公平價值(Less-than-fair-value)銷售時，傾銷就發生了。這里對公正價值的確定與GATT/WTO中的正常價值的確定有很大的出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進口產品在美國國內的任何一個單一價格被認定是小于公正價值，就可以被判定為傾銷，而作為參考的出口國的市場價格必須是平均價格。例如，出口國國內平均價格是95美元，產品在美國的價格為從9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平均價格為95美元)。依照美國法律，仍有一半(價格在95美元以下的)產品可以被認定為以低價在美國傾銷。

其次，對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美國認為該類國家的國內價格是不具可比性的，應找第三國作為參考。例如在對中國實行反傾銷時，美國通常選用印度作為參考國。印度的產品在特性上、質量上和成本上均不同于中國產品。這種替代國的做法無疑有利于美國任意使用它的反傾銷技術。 2.201條款 201條款，即“保障條款”或“進口救濟法案”。按照美國的201條款，如果國內行業受到由于進口增多而造成的實質性損害或威脅，可以要求國際貿易委員會實施補救性措施。國際貿易委員會負責確認進口增多是否造成了損害。如果委員會得出了肯定性的結論，就會向總統推薦實施緊急性的補救措施。美國總統決定是否實施補救性措施。201條款比美國通常使用的反傾銷法、反補貼法在運用上更具有隨意性，因為它不必顧及出口國方面，不用調查出口國的貿易活動是否公平正當。例如，在運用反傾銷法時，美國需要證明出口國的產品其國內價格高于對美的出口價格，而如果使用201條款，就沒必要進行類似的調查，只要美國國內聲明受到了損害，國際貿易委員會能夠確認損害是由于進口增多造成的就可以了。這更加體現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中的單邊主義色彩。 2002年3月20日，美國限制鋼鐵進口的“201條款”正式啟動。按其規定，美國將對鋼材、長板等進口的主要鋼鐵品種實施為期3年的關稅配額限制或加征高達8%至30%不等的關稅。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對進口鋼鐵施加的最嚴重的一次貿易限制，也是對WTO貿易政策一次新的背離。

3.301條款 301條款正式成文于1974年《貿易改革法》。此后，該條款又歷經1979年《貿易協定法》、1984年《貿易和關稅法》、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以及1994年WTO協定正式生效前國會修正案所作的多次修改。因此，目前所談及的“301條款”，作為一個整體，實際上指的是經修改后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第1301-1310節的全部內容。301條款包括一般301條款、特別301條款以及超級301條款，后兩個部分是一般301條款的變種。301條款的核心內容是：如果美國貿易代表確信，美國依據任何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遭到否定，或者外國的某項立法、政策或做法違反貿易協定并給美國商業造成了負擔和限制，則美國代表必須采取行動，以實現美國依照貿易協定所應享有的權利，或消除上述立法、政策或做法的影響。就其核心而言，301條款下的措施完全是基于美國對外國有關貿易立法和做法的單方面評價，所采取的行動完全不考慮業已達成的雙邊或多邊協定，嚴重地違反了WTO規則。雖然WTO規則的完善有利于遏制301條款的實施，如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第23條“加強多邊體制”明確禁止包括美國在內的成員方，就他方是否違反WTO下的各協定義務或者減損本方應享有的權益，尋求爭端解決機制以外的確認或救濟。

然而，從目前的實踐來看，美國無意放棄這一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武器，更不會因為WTO的規定而將此條款予以廢棄。 三、小結 總之，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在同WTO貿易規則保持一致的同時，又保留了自己的特點，產生了同WTO規則的背離。美國不僅在同WTO規則保持一致時獲得經濟利益，也在與WTO規則發生背離時獲得了它期得的經濟利益。例如，2002年5月13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農產品補貼法案，決定未來的6年內將農產品補貼增加67%，對農產品的津貼增加金額多達190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WTO規定的最高限額。美國原本就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再增加補貼，美國農產品的價格將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其他各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

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雖然美國最近連續出臺了幾項帶有濃厚保護主義的國際貿易政策，如鋼鐵限制措施和新農產品補貼法，固執地對WTO規則采取了背離的態度，但它們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總的趨勢。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主導思想仍然是自由貿易，這是與WTO規則相一致的。從美國稱霸全球的戰略來看，單邊主義和保護貿易不可能成為控制政府決策的主導思想。而且，單邊主義的主張與國際經濟合作日益擴大的客觀趨勢相炸，其極端利己性已引起其他國家的嚴重不滿。在世界經濟和市場日益全球化、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時代，美國經濟已經完全與世界經濟聯結在一起，美國的貿易政策不可能完全“向后轉”，回到孤立的軌道上去。所以，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對WTO規則的背離是暫時的，從長遠來看，兩者必將保持一致。 四、思考與啟示 1.正確認識WTO 半個世紀前，當GATT剛剛生效時，在23個締約方中只有8個發展中國家，約占締約方總數的1/3.隨著多邊貿易體制的不斷加強，到1995年WTO成立時，已有52個發展中國家成為WTO首批成員，到WTO首屆部長級會議召開時，發展中國家已達96家，占所有成員總數的4/5.因此，我們不應簡單地把WTO看作是發達國家的工具和“富人俱樂部”。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WTO是中性的。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中國家如何運用WTO規則為自己說話。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GATh就開始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及其與發達國家之間客觀存在的經濟發展差距。目前WTO已有135個成員國(地區)，其中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這是一股正在形成和壯大的力量。1999年底WTO西雅圖會議受挫，“千年回合”夭折再次證明，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會議的失敗也為富國敲響了警鐘，在新一輪貿易談判中必須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2.積極參與WTO 任何一個國家都在努力謀求本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最大利益，這一點上，美國恰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沒有人相信，在美國揮舞301大棒，要求對方單方面開放市場的時候，美國是出于利他的理由。歷次多邊談判的歷史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出于擔心自己處于更加不利的境況而被動參與談判進程的。“被多邊貿易體制裹挾著前行”應當是對發展中國家狀態的一個較為準確的描述。因此，被動的政策選擇顯然不能等同于主動的政策導向，而且二者是否已經發生轉化或者發生轉化的條件更是需要深入考察的問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要學會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在WTO體系中積極地參與并且表達自己的貿易主張。

第6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關鍵詞：出口退稅；對外貿易；促進；發展

出口退（免）稅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出口貨物在報關時免征國內或區內間接稅和退還出口貨物在國內或區內生產、流通或出口環節已繳納的間接稅的一項稅收制度。出口退（免）稅是為了平衡稅負，使本國出口貨物與其他國家或地區貨物具有相對平等競爭的稅收條件，在客觀上有利于發展外向型經濟，增加出口，擴大出口創匯。目前，對出口產品實行退稅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慣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加入WTO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自由空間相對縮小，在一定范圍內出口退稅可以成為一種相機抉擇的政策手段，通過對外需的調節而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這樣出口退稅政策就可以被看做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部分，在鼓勵外貿出口、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中國出口退稅制度的發展歷程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的發展總共經歷了五個時期：早期發展時期（1949—1957）；停滯時期（1957—1978）；初步恢復時期（1978—1983）；形成時期（1983—1994）；建立與調整時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國稅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隨之出口退稅政策進入建立與調整時期，由于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貿易形勢的不斷變化，中國也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了適時的調整。當年依據國際慣例，中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對出口貨物稅收實行零稅率的政策，對從一般納稅人購進的出口貨物實行退稅率為17%和13%的政策；對從小規模的納稅人購進的特準退稅的出口貨物實行退稅率為6%的政策。出口退稅和零稅率政策執行不久，由于在進出口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騙稅和中央財政出口退稅財力不足等問題，1995年和1996年國務院先后兩次調低了出口退稅率，即由原來的17%和13%下調到9%、6%、3%，綜合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個百分點。1997年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外貿進出口遇到困難，其增長速度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為了抵消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1999年7月1日，國務院決定提高一些大類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個百分點。2007年，為了進一步抑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緩解中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同時，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減少貿易摩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降低了2 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為支持外貿出口，提振經濟，保證就業，國家連續六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以緩解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產業的沖擊。

從前幾次調整的經驗看，出口退稅率與出口增長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負相關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國的出口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相應地，當年出口增長率從上半年的44.2%急劇降為下半年的8.8%，下調出口退稅率的出口彈性系數高達9.39.1999年7月1日，中國將出口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相應地，當年出口增長率從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長15.8%，增幅提高20.5%，上調出口退稅率的出口彈性系數為6.95.由此可見，出口退稅率調整對出口增長的影響非常明顯，出口退稅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這一手段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服務是目前經濟刺激計劃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

二、應對金融危機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受到了很大沖擊，中國的對外貿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響，這對于對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國經濟發展來說無異于是一次地震。為盡量緩解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經濟刺激計劃，上調出口退稅率就是其中的一項政策。

（一）應對金融危機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為支持外貿出口，提振經濟，保證就業，國家從2008年下半年起，已經連續六次提高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分別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關統計顯示，出口退稅率提高后，中國實際辦理的出口退稅明顯增加，不僅緩解了出口企業的資金周轉壓力，部分調高出口退稅率的產品還表現出跌勢趨緩的積極現象。

（二）出口退稅率上調的積極作用

1.減輕出口企業經營壓力，提高企業出口競爭力。據了解，紡織服裝出口退稅率每上調1個百分點，即可為紡織服裝出口企業獲得76億元人民幣的退稅額。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8月和11月，國家先后將紡織品、服裝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了2個和1個百分點，很快紡織工業產品出口形勢就得到好轉，2009年1月在工業出口下降了17.6%的情況下，紡織工業出口卻能基本與2008年持平，僅下降0.2%。此次將紡織品、服裝的退稅率提高到16％，對于相關企業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將帶來實質性利好影響。

2.配合產業調整規劃，提振企業信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影響，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實現小幅加快增長。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紡織紗線、纖維和相關產品，12月出口同比增長0.4%，服裝及衣著附件和鞋類出口12月份分別同比增長10.9%和23.6%，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揚。2009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有關人士表示，上調出口退稅率，是為了配合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的實施，在之前出臺的調整振興規劃里就已經提出了通過增加出口退稅率、降低出口關稅的辦法來減輕負擔。因此，上調出口退稅率是中國主動應對當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緩解出口企業困難，恢復出口企業信心。

（三）出口退稅上調的局限

1.出口退稅率上調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進出口形勢。退稅率上調對出口來說只是一個短期利好，并不能徹底改變外貿形勢，因為中國進出口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決定的。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后，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的需求大幅縮減，企業出口訂單銳減。雖然企業可以通過迅速調整產品出口方向，將出口方向從歐美日轉向南美等國家，有的企業也確實已經重新拿到訂單、開工生產，似乎最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稅上調后，很快就會收到外商提出降低產品報價的要求，導致企業并沒有真正獲得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政府補貼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稅率實際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稅率再上調的空間已非常小。目前中國的增值稅稅率為17%，按照國際貿易組織有關公平貿易政策出口產品零關稅的內容，企業出口退稅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業人士和專家都表示，希望將出口退稅率一次調整到位，甚至有些行業可望與國際接軌，實現零稅率。但是在經歷了近一年連續六次產品出口退稅率的調高，大部分行業的出口退稅率繼續上調空間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稅率上調可能使貿易出口摩擦抬頭。國際貿易對一國進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稅率的上調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得以加強，影響了一些國家國產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可能造成貿易摩擦抬頭。從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財政部保障措施局，對從中國進口的鋁平滑輥和鋁箔產品，發起特別保障措施調查，要求利害關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該局表明立場。2月份又傳出消息，加拿大對從中國進口的鋁擠壓材反傾銷反補貼案做出終裁，認為中國鋁擠壓材行業不屬市場導向行業，并裁定高額反傾銷稅與反補貼稅。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國已經開始向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實施貿易保護政策。

三、完善出口退稅政策的建議

為使中國盡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困境，在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上應該加強出口退稅機制的法制化建設，確定最優出口退稅率。

（一）加強出口退稅機制的法制化建設

中國現行的出口退稅機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出口退稅機制不利于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出口退稅結構不能適應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出口退稅的負擔機制不盡合理，出口退稅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等。

中國加入WTO后，將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到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們在享受世貿成員權力的同時，也將不可推卸地要承擔相應的義務。盡快建立和完善與WTO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已成為我們刻不容緩的任務。稅收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法定主義原則已成為現代世界各國稅法中的一條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目前，中國出口退稅立法級次普遍較低，嚴重影響了稅法的權威性和執法效率，也使稅法缺乏透明度和穩定性，

有悖于稅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則。在中國經濟已駛上高速發展道路并已融入國際大循環的今天，這樣的稅收法律級次著實讓人感到有點落伍。不僅退稅資金長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稅管理各個地區也自成體系，出現了大量的外部不規行為，使出口退稅管理失去了統一性和規范性，也使中國出口退稅難以形成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進而導致出口退稅的政策效果扭曲，產生負效應。另外，也正是由于這種管理缺乏統一性，導致了出口騙稅的屢屢發生。出口退稅是促進對外貿易的財政手段，而外貿出口又是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國際間的貿易往來將成為國際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稅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國稅收基本法的進程中，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出口退稅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創造良好的退稅外部環境，使之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可操作性，將是目前中國出口退稅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國加入WTO后認真、嚴格貫徹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的迫切需要。

（二）確定最優出口退稅率

進口征稅、出口退稅的消費地課稅原則已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世界貿易組織也鼓勵各國通過進口征稅、出口退稅的辦法實現自由貿易，并且強調各成員方不得將出口退稅視為出口補貼。當然，世界貿易組織允許各國對出口商品退還已征的國內商品稅，但是并沒有規定一定要全部退還。這就給各國處理出口商品已征的國內商品稅留下了較大自由決定的空間，即各國可以自行確定退稅的程度，如全部退還或部分退還，甚至還可以不退還。稅收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國家福利的最大化，最優出口退稅理論就是研究在不違背經過國際協調的國內商品稅課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多大程度的出口退稅能夠實現國家福利的最大化。

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是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的倒數，其經濟學含義在于：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越低，意味著外國消費者對出口征稅引起的國際市場價格的上升反應越差，那么其需求數量變化就小，越利于出口國將出口征稅轉嫁給國外，這樣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就越高（最優出口退稅率越低）。反之，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越大，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就越低（最優出口退稅率越高）。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無限大，本國對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稅無法使外國消費者接受更高的價格，出口征稅只能使本國的福利減少，此時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應為零（最優出口退稅率為國內商品稅征稅率）。

從中國出口產品的性質上看，很多出口產品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需求彈性比較大，只有部分產品在國際市場占有較大份額甚至占有壟斷地位，需求彈性很小。根據最優出口退稅理論，考慮行政管理和實踐的可行性，確定中國出口退稅程度的基本思路應是：大多數產品實行完全退稅政策；對少數國外需求彈性很小的產品，如工藝品、土特產品和稀有礦產品等實行不完全退稅或不退稅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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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長海。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其對策[EB/OL].新華網，2009-01-20。

第7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現狀；政策；發展

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而言，對外經濟貿易的作用不容忽視，只有積極融入到國際貿易當中，才有利于國內經濟的發展，獲取稀缺的資源、設備以及技術等。

一、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現狀

（一）發展的機遇

隨著我國加入了WTO，對外經濟貿易自由化一直都是國內倡導的重點，這樣有利于雙邊以及多變貿易體系的完善。在對外服務經濟貿易上，大幅度地促進了國內商品的出口，為經濟貿易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空間。

（二）面對的挑戰

改革開放的深入，也使得貿易摩擦與國際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究其原因，第一，各個國家一直以來都需要貿易保護主義；第二，在文化、經濟、政治等政策與體制方面，國內無法保持其達到完善的地步，從而出現了一些貿易摩擦。在全球經濟化的推動下，想要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就需要對國外諸多因素加以考慮，同時，再針對自身問題作出調整。另外，國內當前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還采取的粗放型增長，這樣對于環境、能源方面的運用都會產生矛盾，容易影響其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建議

（一）做好多邊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與完善

對于周邊的國家與地區，我們都應該深入做好其市場的開發，建立自由貿易區，擴大與發展中國家質檢的經濟貿易來往，做好對其市場經濟的研究，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步伐，拓展在拉美、非洲以及中東等區域國家的進出口市場份額。另外，從國內的發展出發，為了確保自身的建設作用能夠在談判中發揮作用，就需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融入多邊經濟貿易的談判

中去。

（二）做好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

出口產品結構的建立完善，不斷地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才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對于產品出口當中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也需要積極推動其發展，并且將無污染的綠色產品致力于開發的關鍵點，利用世界貿易組織所允許的方式，推動國內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

（三）推動資源可持續發展，降低環境成本

為了推動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開發綠色產品，降低環境成本也是不可缺少的。良好的生態環境與資源方面的可持續利用，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根本動力。在對外貿易經濟領域當中，為了適應國內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朝著效益質量型的方向發展，避免粗放型的貿易增長方式才是可持續發展之路。

三、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競爭力提升的對策

（一）在對外經濟貿易發展中，需要以競爭優勢導向為主

在戰略方面，出口導向是現行的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目標，但是，如此的粗放型經濟貿易增長方式卻無法帶來利益與對外貿易數量的同比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對對外經濟貿易的競爭力也會產生

局限。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國，其經濟結構還無法達到經濟貿易強國的水平。這也就要求了國內的對外經濟貿易發展需要朝著平衡型的方向發展，充分利用國外的優秀資源，才能夠就解決國內資本、資源與技術方面的缺失；同時，隨著全球化趨勢以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與強化，我國也逐漸地增強了對世界各國的競爭性與依賴性。因此，想要將競爭優勢體現出來，就需要將自己的競爭優勢作為主要的導向，能夠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增加。

（二）優化升級產品結構，加快產業集聚

對于國內的對外經濟貿易競爭力的增長，產業集聚與規模經濟是主要的因素。產業集聚與規模經濟不僅會影響到企業的集聚、溝通與信息的傳遞，同時，對企業轉變經營方式，強化競爭，提升企業的經營效率都有著直接的作用。目前，由于國內產業化集聚還無法達到較高的要求，還未形成一定的規模經濟，使得企業的應變能力、競爭能力都無法滿足發展需求。所以，在機遇與發展并存的時期，對各類產業采取聯合、改組與租賃等方式加快其集聚與整合，才能夠將產業與產業、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相互分割打破，從而形成整體化的區域優勢，如此才有利于保持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生產經營當中所耗費的成本。另外，集聚優勢的利用，還能夠對調整與升級自身的產品結構，深化自主創新與技術改革，從而滿足國際市場競爭需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下，占據一席之地。

四、結語

只有在了解國內對外經濟貿易的現狀之后，才能從政策與對策方面找到對外經濟貿易競爭力提升的有效措施，才能夠推動國內對外經濟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第8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關鍵詞：版權貿易；文化產業；韓國；競爭力；對策研究

一、研究背景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迫使我國處于發展初期的文化產業與發達國家的成熟強勢文化產業同臺競技。加入WT0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總的說來是機遇大于挑戰，但是對于第三產業而言卻未必如此，對于文化產業來說更是難以下此結論。近些年來，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已經發展成為最大的出口支柱產業，開始主導國際市場，并影響國際間服務貿易條款的修訂。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迅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富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增長點。2001年北京榮獲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同時，重大體育賽事帶動會展業和相關傳媒業，成為拓寬我國新興文化產業領域的最大亮點。而且根據有關專家預計，體育產業的上升趨勢將一直延續到2008年“奧運會”以后。

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作為經濟體系中的支柱產業和重要的組成部分己經積累了一定的發展經驗，其產業構成、產業政策及產業的優勢定位都有自己一套成熟的體系，并且在世界市場上占據了有利的競爭地位，在全球消費者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國作為一個文化資源大國，擁有數量可觀的各種文化資源，在文化產業經濟功能日益提升的今天，如何有針對性的制定出相應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來推動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從而達到既發展經濟，又發展、傳播文化的雙重效果，利用文化資源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課題。

二、中國版權貿易的現狀和分析

出版貿易分為圖書進出口貿易和版權貿易兩大類，圖書進出口貿易屬于一般的商品貿易；版權貿易則超越了商品流通的意義，是更高層次的服務貿易方式。

(一)現狀——我國版權貿易的單向性問題嚴重

1、權貿易持續增長，但貿易逆差大得驚人

國家版權局公布的全國版權貿易數據顯示，我國引進版權的年平均增長率遠遠高于輸出版權的年平均增長率，貿易逆差驚人，反映出我國版權出口的能力十分薄弱。引進和輸出版權的關系呈現引大于出的單向性。

2、進版權和輸出版權的地域呈現出單向性

從引進版權的來源地看，西方國家占據重要地位。在版權輸出方面，我國的版權輸出主要還是集中在臺港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大中華文化圈國家與地區，這也說明中國出版物尚未進入國際主流市場。引進版權和輸出版權的地域同樣呈現出單向性。

3、貿易作品引進的多樣性與輸出的單一性

從引進作品內容看，圖書品種不斷增多，學術類、財經類、科技類與電了類圖書開始在版權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仙是，版權輸出仍然主要以老三樣：中醫中藥保健類、旅游飲食類、傳統文化類為基本格局。

(二)版權貿易及市場單向性的分析

l、技術層面的分析

(1)出版社文化創新能力差我們的版權貿易觀念還是以生產為中心觀念指導下的版權貿易觀，簡單地說就是“以產定銷”。國際上通行的是營銷觀念指導下的版權貿易觀，是“以銷定產”型，即生產在國際版權市場上可以銷售的版權，銷售實現是版權經營者的出發點和終點。版權貿易觀念的差異，帶來的是出版社在版權貿易市場活動能力的差異。

(2)版權貿易人才嚴重缺乏

在整個出版界，專門從事版權貿易的人才極度匱乏給貿易工作造成極大困難。現在，一些國外大公司為了打開并深人中國市場，實行本地化人才策略。國內出版社有經驗的版權貿易人才、有市場經營能力的優秀編輯都是他們招聘的對象，使得人才戰更加激烈。

2、政策層面的分析——版權貿易國有專營，版權生產是壟斷性產業體制

在我國，主管部門監管是版權公司設立的必備條件，而這一條件只有國有資本才能具備，另外，從事版權貿易的出版社也是國有單位。所以在版權貿易領域實際上實行的是版權貿易專營的政策。版權貿易專營意味著壟斷，壟斷就不能有效交易、有效競爭、就不可能遵循市場經濟體制的規則。我們應該從市場的角度考慮版權貿易的政策調整和創新問題，盡快完善版權制度，加強版權機構的建設。這是發展版權貿易的迫切需要，也是使版權貿易與國際管理接軌的迫切需要。此外，出版業的市場壁壘依然存在。“事業化單位、企業化管理”是這種行政性壟斷體制的典型表現。這必然將資源導向效率低下的企業，造成經濟資源的低效利用。以此看來，轉變出版體制成為出版貿易政策創新的關鍵所在。

綜上，我國的版權貿易的現狀和所暴露出的問題正是我國在當代國際文化貿易中的嚴重逆差現狀和我國文化產業體制與機制不健全、核心競爭力缺失這兩衣重要原因的集中體現。版權貿易正是中國文化產業在國際文化市場競爭力的一個縮影。

如何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迅速扭轉我國文化貿易的巨額逆差成為中國這個文化大國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為與中國有著深厚歷史和文化淵源的鄰國韓國，近幾年其文化產業的迅速崛起。探究韓國文化產業發展背后的文產業政策和產業運作模式，將對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會有一定的啟示。

三、韓國文化產業迅速崛起分析和啟示

面對文化產業迅猛發展的現實，世界各國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戰略及措施。韓國在此方向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調整經濟結構，把文化產業作為2l世紀發展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國”的方針。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了《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業前景21》和《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從2001年開始，韓國決心用5年時間把韓國文化產業產值在世界市場的份額由目前的l％增加到5％，成為世界五大文化產業強國之一，最終目標是把韓國建設成為21世紀文化大國、知識經濟強國。最近幾年，“韓流”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常用語。韓流既代表包括娛樂產業、時尚、生活方式在內的韓式潮流，也是人們對韓國文化在海外不斷升溫的一種描述。可以說，在韓圍邁向文化大國的過程中，政府的前瞻性戰略措施和文化企業成功的產業運作在其中功不可沒。

(一)韓國政府的管理措施。

1、加強立法立規，建立健全文化產業發展的管理機制。韓國政府先后制定或修訂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影像振興基本法》、《著作權法》、《電影振興法》、《演出法》、《廣播法》、《唱片錄像帶暨游戲制品法》等，還建立了文化產業局、文化產業振興委員會、韓國工藝文化產業振興院、文化產業振興中心等機構全面負責文化產業的各項事務。同時，還成立了各種行業協會，具體負責協調每個行業的發展，如韓國卡通形象產業協會等。

2、確保文化產業發展資金的供給。韓國政府通過加大國家財政投入、設立專項基金、動員社會資金、完善相關文化經濟政策等措施，保證了文化產業的健康迅速發展。

3、建立集約化生產機制，大力開拓國際市場。韓國政府規劃在全國建立多個文化產業園區，形成全國文化產業鏈，旨在優化資源配置、實現集約化經營、提升整體實力。同時，韓國充分認識到國內市場狹小，為此瞄準國際大市場，以中國、日本為重點，大力促進出口，通過海外市場創造贏利。

4、建立健全人才培養機制。韓國政府的主要措施是完善人才管理系統，利用高等院校培養專門人才，利用網絡及其他教育機構加強專業培訓，以及加強與國外的人才交流與培訓等。

5、建立獎勵機制。韓國在文化產業相關領域基本都有一套獎勵措施。近兩年尤其加大了對影像、游戲、動畫、音樂等重點文化產業的獎勵力度。2002年，游戲、動畫業分別評出15個、12個獲獎產品和單位，其中“國務總理獎”(大獎)為最高獎項，獎金1000萬韓元；“文化觀光部長官獎”(優秀獎)獎金500萬韓元；“特別獎”獎金300萬韓元。

(二)成功的文化產品市場運作

在政府的產業政策支持下，韓國的文化企業在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推介方面是很成功的。其文化產品的生產，不僅深挖文化內涵，并以現代意識為包裝，樹立起諸如“韓劇”，等文化品牌，并對品牌元素進行整合營銷。即品牌在營銷過程中，銷售的不僅是產品本身，還有附加在品牌內涵之上的其他相關信息。如韓劇在營銷過程中，除了利用電視劇本身的銷售外，還同時采用其他傳播方式來整合營銷韓劇品牌內涵中蘊涵的韓國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服飾、化妝品、旅游、飲食等。文化產不僅帶來了可觀的經效益，更在傳播的過程中樹立了韓國的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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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對外貿易政策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金融危機；影響；政策

處于世界金融危機陰霾中，對外貿易企業稍有不慎將會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甚至破產。然而，危機的“危”雖然表現出危險的信號，但是危機也蘊含著很多機遇，這將是經濟復蘇、企業起死回生的重大轉機。在金融危機中如何趨利避害，主要在于如何聰明、冷靜應對。本文就金融危機對我國貿易企業的不利影響，結合對外貿易企業現狀，提出個人看法及應對措施。

一、世界金融危機對對外貿易企業的不利影響

世界金融危機對對外貿易企業的沖擊尤為巨大，雖然形勢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很艱巨。目前經濟形勢下，通貨膨脹引起企業的原材料成本上漲，效益降低，造成運營困難。在2008年隨著鋼材，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帶動了一系列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對外貿易企業的生產成本驟然上升，使對外貿易企業以前的盈利模式受到嚴峻挑戰。然而由于對外貿易企業的市場議價能力不足，在成本日益上漲的形勢下難以增加產品價格導致利潤被大幅度縮小。在世界金融危機中，江浙、廣東等地區影響尤為嚴重。根據廣東統計局對280家對外貿易企業的抽樣調查數據得知：“在很多引起企業資金緊張的因素中，原材料大幅度增長所占比例最大，達到了74%。”另外，新《勞動合同法》后，企業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和稅收政策的改革政策，使得對外貿易企業經營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的經濟形勢；國外經濟嚴重受創，美國等歐美國家經濟形勢不穩定，造成對外貿易企業不敢貿然接收訂單；國內消費者迫于通貨膨脹的經濟形勢，消費萎靡，消費額度較小；銀行等金融機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敢輕易地支援對外貿易企業。這些企業面對原材料成本上漲，出口訂單額的下降或國內市場需求較小的形勢下，又需要面對資金不足，這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很多對外貿易企業迫于形勢只能關停或破產。

二、當前對外貿易企業經營現狀

1.技術創新“不給力”，產品附加值是“短板”。對外貿易企業中民營企業數占絕大部分.企業運營的根本目的在于取得最大化利潤，經營模式不健全，資金短缺，導致對外貿易企業對產品更新、升級等研究投入不足，也缺少有效地激勵機制。所以，出口產品不具有個性及特色，就好比川菜缺少給人刺激的辣椒一樣，失去了特色，必然會在餐飲行業漸漸失去市場，長期以往就會慢慢地被擠出市場。川菜的“辣椒”就是個性，就是致勝法寶，若沒有了它，即便是憑借價格優勢搶占市場，嚴重壓縮利潤，也會被市場所淘汰。科學迅速發展的今天，隨著工業化、信息化的不斷發展，各大企業之間產品同質化越來越嚴重，消費者對產品的視覺美感以及功能多樣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這就要求企業必須不斷創新。創新是企業生存發展之本，是企業穩定發展的支撐，特別是對于資源匱乏的小型對外貿易企業來說，有了創新才有了競爭的實力，也才擁有了市場。

2.工資造成成本上升。根據有關權威調查機構統計數據分析得知，目前對外貿易企業運營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困難，根據企業經營人員選擇比重高低排在最前面的是“人工成本上漲”和“原材料成本上漲”。

對于對外貿易企業成本影響最大的三大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力工資。尤其是在新的《勞動合同法》以及實施嚴格的最低工資標準后，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已成定數。

有關研究分析得知，工資的增長對于勞動人員來說，是對勞動者收入偏低的一種補充，是對外貿易企業穩定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需要看到，我國產業升級緩慢。制造業附加值較低的形勢下，工資增長直接加重了企業的成本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企業的利潤。所以，工資上漲要求對外貿易企業擯棄以前依賴勞動力低成本的發展模式，積極轉型升級，實行發展模式，才能將壓力轉化為動力。

3.外貿發展模式受到挑戰。世界金融危機出現以來，對外貿易企業長期實行“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性發展模式逐漸被淘汰。由于訂單數量的驟然下降，我國對外貿易企業紛紛陷入停產甚至破產的困局。根據我國統計局統計分析，2008年江浙一帶破產的企業高達4萬家，全國大約有10多萬對外貿易企業相繼破產，危機造成我國對外貿易企業進入了艱難發展時期。嚴峻的經濟形勢不僅影響了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造成企業破產，引起失業率大幅上升，使得我國社會不安全性、不穩定性因素增加。這導致我國對外貿易企業長期實行的“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受到挑戰。

三、融危機形勢下，中國發展對外貿易的政策決策

1.加快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世界金融危機社會背景下，我國重要出口市場需求減少，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越演越烈，我國對外貿易企業發展步步艱辛。在這樣的形勢下，促進自由貿易區構建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當前，我國分別在2005年、2008年與智利和新西蘭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加入了《曼谷協議》，與巴基斯坦簽訂了《中國與巴基斯坦優惠貿易安排》。我國還積極拓展了自由貿易區建設發展空間，進一步實施只有貿易區戰略，其構建核心是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貿合作，在能源、技術、勞務、金融、投資、交通物流等方面達成共識，共同開拓自由貿易區，從而有力地促進我國及其他國家經濟復蘇，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另外，我國積極促進中國―臺灣自由貿易區的構建，推動兩岸經濟合作。

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我國依然堅定不移地走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在實行出口市場多元化發展模式的同時，還需要堅持“走出去”發展策略。我國具有豐富的外匯儲備，最好拓展對外投資，激勵實力較強的對外貿易企業加大對外投資，降低貿易壁壘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發展我國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同時，我國應加大對能源領域的投資，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因此我國使用各種手段拓展進口渠道，增加能源進口，確保我國經濟穩定持續發展。

3.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于勞動力和信貸成本、稅收方面，我國政府積極頒布了更加有利的政策。首先對于貨幣方面，進一步擴大對出口企業的信貸資金，尤其特別進一步強調要重視對中小企業和小型企業的貸款，為對外貿易企業創造了較好的外部環境。對于出口退稅，國家通過鼓勵高新產品而調高了退稅率，反之，為了淘汰耗能產品而降低甚至取消這些產品的退稅率。這樣既鼓勵企業創新高附加值產品同時又淘汰了耗能產品，這也是國家財政政策對外貿企業的支持。另外，除了充分運用貨幣政策外，我國還加大對財政政策的力度，刺激內需，拉動消費，確保國內經濟穩定持續發展，這也是對外貿企業營造好出口環境。

四、我國對外貿易經濟呈現出回暖發展趨勢

2008年我國一般貿易出口持續增長，制造業貿易則驟然下降。根據有關權威統計數據得知，我國一般貿易的出口額為6732.45億美元，相比2007年增長23%，相比2007年，增速下降了6.5個百分點；制造業貿易出口6541.32，增長8.2%，相比于2007年大幅下降10.3個百分點。一般貿易占總出口貿易的比例相比以前增長了2.1個百分點，制造業貿易總出口比例比去年下降了3.5個百分點。到了2009年，我國一般貿易和制造業貿易出口均大幅下降，并且一般貿易降低速度超過了制造業貿易下降幅度。1月我國一般貿易出口3894億美元，同比下降25.6個百分點；制造業貿易出口4121億美元，同比下降19.5個百分點。一般貿易出口降幅逐漸增大，制造業貿易幅度縮小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產品以機電為主，產業鏈較短，在金融危機出現初期受到的影響較大。到了2009年6月份，外部需求情境逐漸改善，訂單越來越多，制造業貿易出口明顯回升。

總之，最近幾年，國內國外貿易環境比金融危機之初有所改善，我國的對外貿易形勢逐漸好轉，但依然需要確保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堅定不移地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國外主要經濟市場需求仍不旺盛，我國經濟自主增長強度也仍不夠，一些對外貿易企業經營還很艱難，產品過剩的現象尤為突出，經濟結構調整還需進一步深入，一些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效益還未發揮作用，而關于長遠的政策還有待時間的考驗。所以宏遠經濟政策的導向性不能轉變。必須確保經濟穩定發展與經濟結構調整相結合，與此同時，作為外貿企業自身一定要努力挖掘潛力，創新產品，同時要盡力開源節流，努力降低產品出口成本，提高產品出口競爭力。只有這樣才使得我國對外貿易企業在世界金融危機陰霾中奮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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