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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金融;信用風險;金融租賃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證券發行人或交易對方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或無力履行合同條款而構成違約,致使銀行、投資者或交易對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基于傳統金融學理論許多金融機構和研究者對信用風險管理作出積極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計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顯缺陷。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和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來研究信用風險管理。
1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
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隨著信用風險問題的日趨突出,信用風險已經成為制約電子商務發展的重要因素。信用風險不僅對電子商務銷售方的心理和銷售購買行為存在影響,而且對購買方的心理和銷售購買行為也都存在很大的影響。一方面信用風險作用于電子商務交易中的銷售方,主要表現在銷售方對購買方按時足額付款的信任缺乏,以及售后購買方對銷售方做出不真實的公開評價而造成銷售方的銷售業績下降等;另一方面信用風險作用于電子商務交易中的購買方,不僅表現在對銷售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務質量的不信任,還有支付方式的安全性、第三方物流的可靠性等方面的不信任。
二、B2C電子商務的信用風險類型
(一)商品自身的可靠性風險
可靠性風險是由電子商務活動中的不確定因素帶來的信用風險,B2C電商商務過程中所交易的商品依然是交易活動的核心,離開商品則交易便不存在,所以電子商務過程中的可靠性風險的最核心問題就是電子商務銷售企業提供的商品的可靠性問題,即商品主體的質量、性能、與電子商務網頁提供的產品描述的相符度等。商品自身可靠性風險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源于所銷售的商品的不可觸摸性,通過網上購買到的實際商品與實體店體驗到的商品是否一致是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二)虛假宣傳的信用風險
B2C電子商務的購買方主要依靠銷售方的網頁宣傳文字和宣傳圖片、廣告語等來決定自己的購買行為,如果宣傳文字存在夸大宣傳、不實宣傳,宣傳圖片存在非實景拍攝或圖片美化過度等現象,都會造成購買方的誤判,從而產生信用風險。虛假宣傳信用風險的產生原因,往往是因為銷售網頁的操控者是電子商務中的銷售方,銷售方可以隨時更新銷售網頁內的文字和圖片內容,往往存在騙取購買后立刻對產品的描述和產品圖片進行更改的現象。
(三)支付方式帶來的信用風險
支付方式帶來的信用風險主要指B2C電子商務活動結算過程的安全性缺失及保障性不足帶來的結算信用風險,既可能給電子商務購買方帶來經濟損失,也可能危及銷售方的經濟利益。這一信用風險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電子商務的支付方式往往依托于網絡匯款、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快捷支付、銀聯在線支付、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臺來進行操作,像淘寶這樣有支付寶平臺來管理付款的電子商務服務網站對付款環節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仍然有很多電子商務形式是將貨款直接付于銷售方,這樣銷售和購買雙方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對稱的付款方式是具有信用風險的,即使是支付寶平臺,依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例如由于物流造成貨物“遲到”時,支付寶會自動默認交易成功,并將購物款打到銷售方賬戶,這個環節中依然存在一定的信用風險。同時支付過程中個人銀行信息、密碼信息等存在泄露的風險,購買方是具有這樣的不安全感的。
(四)由第三方物流帶來的信用風險
第三方物流帶來的信用風險主要是指B2C電子商務的有形產品在物流運輸過程中由于第三方物流企業原因帶來的信用風險,在當前的電子商務交易環節中,很多電子商務第三方服務平臺網站都將物流運輸作為評價電商信用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即便如此,漏寄、錯寄、郵寄丟失、運輸過程商品破損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出現這一信用風險的原因之一是網絡交易貨物量的激增,尤其是“雙十一”、節假日等電商交易高峰期,第三方物流企業難以應對激增的投遞業務,不能保證電商產品及時準確的郵遞,給人們帶來信用缺失的感受,在這樣特殊的時期,也是電子商務欺詐等問題發生的高峰期內,物流服務企業如果寄送過慢會導致大量貨物貨未到,而支付平臺已將購物款打到銷售方賬戶,一旦出現商品寄丟及商品質量問題,購買方便丟失了保障。同時,第三方物流工作人員的消極工作或工作中不負責的態度,也可能導致這一信用風險的產生。
(五)缺乏監管帶來的信用風險
缺乏監管帶來的信用風險就是指我國當前沒有切實可行的針對電子商務交易市場進行監管控制的法律法規,沒有專門的監管部門對電子商務進行監管而產生的信用風險。單純采用為有形市場制定的法律法規來監管電子商務活動,是存在不適應性的。并且,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專門從事對網絡電子商務市場進行有力監管的相關職能部門,對電商銷售企業進行整合監管。同時,通過網絡渠道進行銷售的商品不是由銷售方直接交付于購買方,而是通過自有的物流分銷渠道或第三方物流將商品送達,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涉及的環節較多,一旦商品送到購買方手中存在質量問題,監管部門也很難確定質量問題的出現,是歸咎于商品提供商還是物流環節。所以存在網購產品質檢困難的風險,同時購買方存在維權困難的風險。
三、加強B2C電子商務信用風險管理的措施
(一)加強產品檢驗,保障產品質量
為了降低B2C電子商務中因產品本身質量問題帶來的信用風險,建議發揮產品檢驗機構,如工商局、衛生局、質檢局等,主動加大對線上產品可靠性的檢驗力度,將線上產品與線下產品的監管、檢驗、懲罰措施趨同,使虛擬空間中的實際產品得到有形機構的檢驗。另外,B2C電商企業為了降低給購買方帶來的信用風險的感知,也可以加強對自有產品的監管力度,必要時可引入第三方質量認證機構通過科學的質量認證體系來對自有產品的生產過程進行規范。
(二)制定法規,保障電商真實宣傳
為了減少電商產品生產企業或銷售方在網絡營銷過程中的不實宣傳、夸大宣傳問題,在B2C電子商務服務平臺網站做好網頁監管的同時,國家權力機關要認清當前電子商務的發展形勢,適時制定針對網絡營銷的法律法規,在監督線上產品質量的同時,更要抓好對電商企業及銷售方的宣傳方式、宣傳語言合理性的監管,盡可能避免電商企業網站中信息對電商購買方的誤導,以降低電子商務過程中由于虛假宣傳帶來的信用風險。
(三)完善電子支付平臺,保證交易安全
支付平臺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是B2C電子商務交易環節的重要保障。從銀行貨幣融通機構來說,要不斷加大銀行交易平臺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將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快捷支付、銀聯在線支付等交易平臺的信用風險盡可能的降低,同時要降低支付平臺的操作難度,降低用戶在使用支付平臺時出現錯誤操作的可能性。從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提供的交易平臺來說,要不斷完善支付媒介平臺,網上銀行、支付寶、財付通、百付寶、國付寶等的建設,建立可以與買賣雙方進行溝通的支付平臺,在全面了解買賣雙方交易進度的基礎上再提供支付服務,以降低因買賣雙方信息的不對稱和時間的錯位帶來的信用風險。從電子商務中的買賣雙方來說,應嚴格遵循支付平臺及交易平臺的使用規范,正確使用電子支付平臺,避免因自身操作不當而產生的信用風險。
(四)完善第三方物流體系,保障運輸可靠性
為了降低由第三方物流帶來信用風險的可能性,物流企業首先要不斷自我運作和管理體制,建立高效、可靠的物流運維模式,全力保證貨物準時、保質保量的送達,降低貨物因運輸速度慢而帶給購買方的信用風險感知。其次,物流企業要不斷完善簽收人簽收制度,代收人代收時需要出具相關有效身份證件進行記錄,降低因簽收、代收過程中造成的貨物錯寄、丟失的信用風險。再次,物流企業在郵寄過程中盜取物流單據上個人信息的現象有所存在,很有可能帶給買賣雙方對信用風險的感知,所以物流企業必須做好個人信息保密工作,降低因個人信息和購買信息給電子商務的買賣雙方帶來的信用風險。
(五)加強監管,保證對電子商務的有效控制
1.企業自身對營運資金管理不當。企業的發展與良好的營運資金管理是密切相關的。營運資金周轉時間的長短反映了企業資金管理的效率與經營水平的高低。一般我們用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來衡量。我國企業的存貨周轉期限一般較長,即存貨占用的資金較大,這對企業的資金鏈帶來較大的壓力,加大了企業商業信用的流動性風險。而我國企業的應付賬款周轉期一般較短。期限過短會加大企業到期還款壓力,使企業對于現金的需求量增大,再結合存貨周轉期長的影響,商業信用銷售和融資的風險會更大。
2.客戶選擇存在問題。企業在增加銷售、擴大市場份額的時候,沒有對客戶以往的交易信用情況進行考察,將一些信用狀況差的企業也納入銷售范圍,這會導致未來時點應收賬款無法順利回收的困境。盲目的賒銷雖然在報表上體現為收入利潤的大量增加,但更深層次的影響了其盈利質量,并最終危害企業自身。
3.交易合同簽訂有缺陷。企業與客戶在簽訂交易合同時存在信息的極大不對稱,這會影響企業的決策,也會對日后壞賬產生造成隱患。而且企業在賒銷合同的訂立上往往缺少對于還款日期、結算方式、擔保等相關條款的約定,降低了合同的約束力,增加了信用風險產生的可能性。
二、信用風險的管理與防范
(一)建立完善的企業信用管理制度
1.設定合理的信用標準。信用標準是客戶獲得信用銷售所需具備的最低條件。企業應該依照風險和收益相對應的原則確定客戶是否符合信用銷售的資格,并根據其對其評估的信用風險程度確定賒銷額度。
2.制定合理的信用條件。信用條件就是企業對客戶進行信用銷售所提出的付款要求。企業提出的付款要求越嚴格,例如給予的信用期限越短,那么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越快,信用風險越低。但同時也降低了企業信用銷售的吸引力,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客戶會選擇信用期限更長的企業。相反,企業的付款要求越寬松,雖然能爭取到更多的客戶,但同時也加大了回收的風險。因此企業應綜合考慮信用的成本與收益,做出最適合自身的決策。
3.完善內部分工,落實各部門人員責任制。明確財務部門職責,由其統籌各部門有效控制壞賬呆賬的形成,并將應收賬款的回收與責任人的利益掛鉤,以此提高收款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二)建立標準透明的企業信用信息披露機制
1.建立企業信用管理系統,對全社會各企業的信用情況進行評估與記錄。授信企業通過查閱信用系統可以比較準確地判斷該交易企業的信譽狀況,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以規避信用風險。
2.加強全國聯網的企業信用的基礎建設。交易雙方之所以信息不對稱就是因為單個企業的能力有限,無法全面準確的了解交易對象的相關情況,而信用管理系統的建立正是利用全社會的力量,達到資源共享,對每個企業進行全面的評價。從而改善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信息對稱度,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的信用風險。
(三)建立失信懲罰機制,嚴厲打擊企業失信行為企業失信懲罰機制是以提高失信成本為基本出發點,將信用交易授信企業對失信企業二者之間的矛盾激化成失信者對全社會的矛盾。這種方案的前提是建立標準透明的企業信用信息披露制度。這一點又進一步同建立全社會的信用管理共享系統相補充。另外,還要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導向作用,建立媒體監督機制,對企業的失信行為進行披露報道,擴大其違約行為的后果。同時建立嚴格的法律制度,依法設立的懲罰措施能夠防止大多數商業欺詐和不良投機行為,對違約行為實行嚴厲處罰,進一步加大其失信成本。在失信成本逐漸增大的情況下,企業會考慮失信成本與所得收益之間的關系,若失信的成本大于所獲得的收益,企業將會自發的選擇守信。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在根本上解決了信用風險的產生。
三、總結
本節對融資約束和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作用機理進行理論分析。
1.1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平滑作用柔性是Hart等在研究企業受經營周期影響時提出的概念。20世紀6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環境向復雜化、動態化趨勢發展,柔性生產、柔性管理等問題才開始被重視,直到20世紀末財務柔性作為集成柔性中的子系統才開始被研究。從葛家澎和占美松、DeAngelo、Byoun等對財務柔性的定義可以看出,財務柔性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Singh和Hodder通過對跨國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財務柔性能夠增加公司價值[。Chang、Jackson和Grover在研究亞洲金融危機時發現,在動態環境中承擔風險的諸多企業中,只有具備財務柔性的部分企業具有更高的經營業績。Dreyer和Grnhaug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即財務柔性水平高的企業具有更高的業績水平。Arslan、Florackis和Ozkan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研究背景,發現在危機前保持高負債融資柔性和高現金柔性的企業在危機期間創造了更好的經營業績。企業價值既包括業績,也包括風險。財務柔性的特殊作用是預防或利用不確定性因素,而不確定性恰恰是風險的來源,因此財務柔性具有預防或降低風險的功能。Antonio等認為企業財務風險的規避策略與柔性程度直接相關;Bates、Kahle和Stulz發現,隨著經濟環境不確定性的加劇,企業保持高水平的負債融資柔性和現金柔性能降低其信用風險、避免發生違約事件。中國學者對財務柔性研究較少,主要對財務柔性的作用及構建財務柔性的理念進行了探討。例如:鄧明然對企業面臨不確定因素的原因進行了理論分析,認為財務柔性可降低不確定性、規避財務風險、提高經濟績效;趙湘蓮和韓玉啟在分析應對財務管理活動中的風險因素時,指出財務柔性不僅能降低風險因素,而且能利用發展機會為企業創造價值,并進一步提出了財務柔性水平的監控措施;王楷華從人本思想的角度提出了財務柔性管理的構建。中國學者主要從理論層面對財務柔性進行了探討,鮮有文獻對理論分析進行實證檢驗。綜合國內外學者對財務柔性作用的理論及實證分析可知:財務柔性為企業創造價值,不僅表現為對企業帶來更高的績效,而且表現為在不確定性的經濟環境中使企業保持一定的現金持有水平和債務融資能力,并能降低企業的信用風險、避免企業破產倒閉。在金融危機期間,財務柔性憑借其降低風險、提升業績的作用而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金融危機過后,金融環境整體比較平穩,資本市場波動趨于平緩。然而,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強,企業仍面臨經營環境復雜化、動態化的發展趨勢,財務柔性在預防不確定性事件、緩沖信用風險方面仍起重要作用。
1.2融資約束對財務柔性緩沖作用的影響在資本市場完美的假設下,Keynes認為企業無須持有現金資產,因此企業對現金柔性不產生要求。現實中,Greenwald、Stiglitz和Weiss以及My-ers和Majluf卻認為,信息不對稱和問題的存在導致外部融資成本過高,由于企業自有資金有限,因此當企業沒有足夠多的財務資源來應付不確定性因素時就會產生融資約束問題。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完善,企業的融資約束尤其嚴重。雖然中國政府開展了金融市場改革———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建設以及國有銀行商業化管理等,但是由于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需要經過政府部門的層層嚴格審批,而銀行偏好向國有企業貸款,因此中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改善。Almeida、CamPello和Weisbach以及Denis和Sibilkov通過理論分析認為,企業進行流動性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融資約束,而且融資約束越強則現金持有的邊際價值越高,企業對流動性資產的需求也越高。對于融資約束程度更強的企業而言,現金在企業投資中的作用更大,對企業價值的正向影響也更為顯著。顧乃康和孫進軍就現金持有對企業價值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其實證結果顯示,企業所持現金的邊際效用隨著其融資約束程度的提升而增大。對比中外學者關于現金持有對企業價值影響的研究,不難發現:在融資約束情境下,現金持有的價值隨著融資約束的加劇而增大。而Acharya、Almeida和Campello從投機需求的角度以及García-Teruel、Martínez-Solano和Sánchez-Ballesta等從會計信息質量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均表明,融資約束會增加企業的流動性需求。流動性主要來源于公司內部的現金、等價物以及保有的負債融資額度,即現金柔性和債務融資柔性。融資約束越嚴重,企業對財務柔性水平的要求就越高,企業保有財務柔性的價值就越大。Hubbard最早提出“流動性緩沖”,即面臨融資約束的企業出于預防性動機會保留較多的流動性資產。Almeida、CamPello和Weisbach進一步對該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面臨融資約束的企業會留存較多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而非融資約束的企業不存在這一現象。可見,受融資約束的企業面對信用風險的增大會有越來越高的財務柔性需求。本文基于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預防作用,提出了“財務柔性緩沖”。“財務柔性緩沖”的基本原理如下:在財務融資約束情境下,企業為了預防不確定性因素的沖擊而保有一定的現金并維持一定的負債融資柔性水平,以繼續維持企業現有投資和日常經營活動的需要、預防債權人提前解約或“惜貸”,從而降低企業信用風險;當發生可利用的投資機會時,企業根據優序融資原則,可以優先使用內部資金并憑借保有的負債融資水平,進一步擴大投資以最大化企業價值。
2實證設計
2.1研究假設綜合上述討論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財務柔性水平與企業信用風險顯著負相關。假設2: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緩沖作用隨著企業所受融資約束程度的提升而增強。
2.2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9—2012年中國A股非金融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并剔除如下上市公司:被特別處理的ST公司;2009年及以后上市的公司;關鍵指標值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2364家上市公司的7986個樣本觀測值。本文所用數據來自銳思數據庫,使用Stata1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3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2.3.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企業信用風險(EDF)。國外企業信用風險計量模型有多種,萬晏伶和楊俊的研究表明KMV模型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國上市公司的信用風險。本文結合中國上市公司信用統計資料不健全的實情,借鑒穆迪公司開發的KMV模型來衡量上市公司樣本的信用風險。該模型假設企業價值服從布朗運動。其中:E為企業的股權價值;VA為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DP為負債的賬面價值;T為債務的到期時間;σE為企業股權價值波動率;σV為企業資產價值波動率。運用MATLAB編程逐一迭代可計算出各企業信用風險EDF值。
2.3.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財務柔性。根據DeAngelo等、曾愛民和魏志華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現金柔性(Xjrx)和負債融資柔性(Fzrx)來衡量公司的財務柔性水平。現金柔性為企業持有現金比率,負債融資柔性=max(0,行業平均負債比率-企業負債比率)。
2.3.3調節變量調節變量為融資約束。本文借鑒Hadlock和Pierce的Size-Age指數(簡稱為SA指數)法來衡量融資約束。SA指數=-0.737×Size+0.043×Size2-0.04×Age。其中:Size為企業規模;Age為企業年齡。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根據連玉君、彭方平和蘇治的研究[27],本文用企業規模(Size)、是否支付股利(Guli)和產權性質(Nature)度量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企業規模越小,則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程度越大;企業不支付股利,則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程度較大;企業是民營企業,則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程度較大。此外,本文設置了如下控制變量:盈利能力(總資產凈利率———ROA)、成長性(總資產增長率———Totassgrrt)、固定資產規模(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例———Fixassrt)和公司治理(董事會規模———Board和獨立董事比例———Dudong)。同時,設置啞變量以控制行業和年度因素的影響。
2.3.4計量模型為了驗證假設1,本文設定如下模型:式(2)中:SA×Xjrx、SA×Fzrx為用SA指數衡量的融資約束程度與財務柔性的交叉項。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將模型(2)中用SA指數衡量的融資約束程度替代為企業規模(Size)、是否支付股利(Guli)以及產權性質(Nature)。其中:Size×Xjrx、Size×Fzrx為用企業規模表示的融資約束程度與財務柔性的交叉項;Guli×Xjrx、Guli×Fzrx為用“是否支付股利”表示的融資約束程度與財務柔性的交叉項;Nature×Xjrx、Nature×Fzrx為用產權性質表示的融資約束程度與財務柔性的交叉項。如果融資約束程度與財務柔性的交叉項的系數為負值且其絕對值越大,表明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強,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緩沖作用越大。
3實證結果分析
3.1描述性統計表2列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和差異性檢驗結果。從全體樣本看:企業信用風險均值為0.25、標準差為0.07,說明樣本企業間的信用風險水平差異較大;負債融資柔性均值為0.08、最低值為0,現金柔性均值為0.21、最高值為1,表明樣本企業間的財務柔性差異較大。從融資約束程度來看:融資約束程度強的企業的信用風險均值相對較高且差異顯著———這可能與企業的財務柔性水平不一致有關;融資約束程度弱的企業的負債融資柔性水平和現金柔性水平相對較高且差異顯著。
3.2相關性分析表2列示了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由表2可知:企業信用風險與負債融資柔性、現金柔性顯著負相關,表明提高財務柔性水平可以顯著減小企業信用風險。同時,不論是Pearson相關系數還是Spearman相關系數,企業信用風險與負債融資柔性、現金柔性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
3.3回歸分析
3.3.1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緩沖作用表3列示了模型(1)的估計結果,分別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無論是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負債融資柔性、現金柔性與企業信用風險的回歸系數基本一致。表3中,兩種模型中負債融資柔性和現金柔性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財務柔性的變動方向與企業信用風險的變動方向相反。財務柔性與企業信用風險的波動方向相反能否說明財務柔性對信用風險起到緩沖作用呢?本文進一步控制影響信用風險的其他因素,如盈利能力、成長性、固定資產狀況、公司治理、行業和年度。加入控制變量后,財務柔性與企業信用風險的顯著負相關并未改變。可見,財務柔性水平的提高對企業信用風險的減小起到了明顯作用,即假設1得證。
3.3.2融資約束的調節效應借鑒Hadlock和Pierce用SA指數衡量融資約束的做法,SA指數值越大說明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強。以SA指數均值為標準,融資約束程度小于該均值的企業為融資約束程度強的企業,融資約束程度大于該均值的企業為融資約束程度弱的企業。用虛擬變量表示融資約束程度:融資約束程度強,該虛擬變量取值為1;融資約束程度弱,該虛擬變量取值為0。SA×Fzrx為融資約束程度與負債融資柔性的交叉項;SA×Xjrx為融資約束程度與現金柔性的交叉項。表4列示了融資約束的調節效應的檢驗結果,分別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由表4可知:利用兩種模型所得的檢驗結果基本一致,從而加強了研究結論的說服力。檢驗結果顯示:負債融資柔性、現金柔性與公司的信用風險顯著負相關———這與前面的假設1一致;融資約束程度與負債融資柔性、現金柔性的交叉項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強,財務柔性對信用風險的緩沖作用越大,故假設2成立。
3.3.3穩健性檢驗為了確保結論的有效性,本了多項穩健性檢驗,分別使用企業規模、是否支付股利和產權性質來衡量融資約束程度。其中,企業規模小于均值的企業為融資約束程度強的企業,企業規模大于均值的企業為融資約束程度弱的企業;未支付股利的企業為融資約束程度強的企業,支付股利的企業為融資約束程度弱的企業;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強,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弱。融資約束程度強,變量值為1;融資約束程度弱,變量值為0。很顯然,財務柔性與企業信用風險顯著負相關的結論未改變,表明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具有明顯的緩沖作用。用不同變量衡量的融資約束程度與財務柔性的交叉項的系數仍顯著為負,表明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越強,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緩沖作用越大;當企業沒有融資約束時,財務柔性對企業信用風險的緩沖作用不明顯。
4結語
下面筆者結合美國鄧白氏公司中國代表對我國外貿企業大量逾期應收賬款問題的調查報告數據,對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特征進行結構分析,從更深層次上理解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現狀。
從來源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的來源以海外華人公司為主。從我國國際貿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質看,我國的外貿信用風險主要是由海外華人客戶帶來的。筆者認為這些為數不多的海外華人,包括港、澳、臺地區的華人以及少數原籍中國大陸后來移居海外的華人具有與中國同族同種和語言相通的優勢,他們對中國的國內經濟環境比較熟悉,了解到我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著各種法律、管理漏洞,外貿企業內部的信用風險防范意識和信用風險管理能力薄弱。同時他們又抓住我國部分外貿企業領導存在著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的心態,使得部分海外華人進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國外貿企業貨款,或詐騙屢屢得手,詐騙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國進口商。
從起因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的直接起因以惡意欺詐為主。具體結構為:有意欺詐的拖欠款占60%;產品質量、數量或交貨期有爭議的占25%;屬于我方外貿企業交易嚴重失當及管理失誤的占15%;交易人員私下默契臺底交易占2.5%;其他性質占2.5%。我國對外貿易的過半貨款拖欠是由客戶的惡意欺詐引起,而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諸如產品質量或貨期等貿易糾紛引起。
從外貿企業性質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導致的國際拖欠所涉及的企業以國內的全資中資企業為主體。具體結構為:80%來自國內的企業,其中的50%為國有外貿企業,30%為私營外貿企業;另外20%來自三資企業。從企業結構中,我們可以明顯了解到我國外資外貿企業的信用風險管理意識和水平相對要優于中資的外貿企業。
從客戶新舊特征看,過半數的國際貨款拖欠由老客戶造成。根據鄧白氏國際(上海)信息咨詢公司1997年度受理的我國398件國際應收賬款追討案件的統計顯示,其中的200個案件是由老客戶產生的,而非人們通常理解的國際貨款拖欠主要由資信不良的新客戶造成。
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成因分析
透過以上表面數據,我們可以看出造成我國外貿企業風險損失的原因除了企業主體信用管理觀念的嚴重缺乏外,來自企業產權制度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具體來說,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成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相關部門缺乏信用風險管理意識
由于從政府到企業信用風險管理意識都比較淡漠,對信用管理工作重視不夠,導致政府對企業缺乏政策引導和有效支持;有的企業雖然感到信用風險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無從下手,且成本較高,在本來利潤率不高的情況下不愿為此支付費用,進而產生畏難情緒,甚至干脆漠視不管。目前中國出口企業的壞賬率超過5%,而發達國家企業卻只有0.25%至0.5%的水平,國際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國企業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一開始并不是對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國企業自己出現制度和管理失誤。
企業內部職責不明確
在我國外貿企業現有的管理職能中,應收賬款的管理職能基本上是由銷售部和財務部這兩個部門承擔的。然而在實踐中這兩個部門卻常常職責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協調與制約機制,容易造成外貿企業在客戶開發、信用評估、合約簽訂、資金安排、組織貨源、品質監督、租船訂艙、制單結匯等諸多貿易環節出現決策失誤并導致信用損失。外貿企業內部職責不明確已成為企業賬款拖欠趨勢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外貿企業產權不明晰
產權不明晰使得很多國有外貿企業管理者為了應付上級主管部門業績考核,不顧企業長遠利益,盲目賒銷;有的企業迫于市場競爭壓力,單純追求銷售額增長,盲目打價格戰。這些行為導致了企業應收賬款上升,銷售費用上升、負債增加,呆賬壞賬增加,效益下降,偏離了最終利潤這一企業最主要的目標。強化企業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銷售收入增長和風險控制這兩個目標之間尋求協調一致,保證最終利潤這一根本目標的實現。
信用管理方法落后
目前我國外貿企業業務人員信用風險防范意識薄弱,信用風險防范手段單一,沒能掌握或運用現代先進的信用管理技術和方法。對客戶的信用風險缺少評估和預測,交易中往往是憑主觀判斷作決策,缺少科學的決策依據。在銷售業務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額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銷售人員違規經營、違章操作,甚至與客戶勾結留下可乘之機。在賬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專業化的方法。
加強外貿客戶信用風險管理的對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清晰地看出現今我國外貿企業已不是單純的信用管理技術、手段的缺失,還包括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協調,和相應企業文化落后等諸多因素制約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管理的建立和實施。
我國外貿企業可依據自身條件選擇實施以下的對策:大型外貿企業可成立客戶信用風險管理專職機構來建立健全并貫徹實施科學的客戶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中小型外貿企業可考慮實施信用管理委托制。中小型外貿企業,尤其是我國外貿經營權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貿領域的為數眾多的私營企業,可考慮直接將客戶信用風險管理工作“外包”給信用管理咨詢公司。與企業自己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相比,實行信用管理委托制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企業的管理成本,具有快速性、專門性和靈活性等優點;借鑒國際通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手段降低外貿信用風險。我國外貿企業在建立起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在對外貿易的實踐中應該學會借鑒國際通行的信用風險管理的先進做法和手段,諸如國際保理、福費廷和出口信用保險等。這些在西方國家中相當成熟并行之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做法雖然在我國正逐漸得到應用,但還遠遠沒有普及,因此我國商務部應大力推廣。
參考文獻:
1.鄒根寶.外貿信用風險管理及案例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當代國際貿易發展的幾大趨勢.
從小額貸款公司的實際業務范圍來看,對于規避信用風險也較為不利。“只貸不存”是小額貸款公司的特點,由于規模所限,以及經營的業務品種單一,大大限制了小額貸款公司的風險對沖能力。另外,小額貸款公司因為身份的模糊,大部分小貸公司難以享受稅收等政策優惠,較高的融資成本也限制了利潤增長的空間。很多小額貸款公司的地域性很強,加上在一定區域中農戶種植品種結構單一,導致小貸公司投貸方向比較集中。一旦農戶因為經營能力差、對市場把握不準、自然災害等因素導致農業生產經營狀況下滑,甚至賠本等情況,就會導致整個區域農業受到嚴重影響。在農業保險政策不完善、農村金融不理想的情況下,小貸公司放出的貸款風險就比較大,貸款很可能收不回。理論上,小貸公司在放貸以前本應該考慮到農業政策、農業生產結構、農戶經營能力等因素,但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很多小貸公司不執行嚴格的風險控制,也沒有自我補償的能力,因此一旦放貸風險暴露就會危及小額貸款公司的經營甚至生存。
二、影響小額貸款公司客戶信用風險的客觀性因素
首先,從客戶因素來看,信用貸款的主體信用意識比較單薄,加上農業生產經營水平比較低,嚴重影響了小額貸款公司的信用風險。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是以單個家庭為主要單位,農業經營的收入比較低,難以明確地劃分資金的使用性質,農戶的文化程度低,缺乏金融知識,還款能力比較弱。作為一種弱質產業,農業生產的周期長、利潤低,盈利能力較弱,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很多農村地區的農業基礎設施也不完善。這些因素為小額貸款公司的客戶信用帶來不小風險。加之很多農戶信用和風險意識薄弱,獲得資金的渠道并不是很正規,在還款中經常出現拖欠和拒付等現象,這進一步加劇了信用環境的惡化。如果農產品市場出現了較大范圍的價格變動情況,或者區域內出現自然災害,很可能農業生產者會血本無歸,拖欠貸款或者拒還貸款也就成為破產農業生產者的無奈選擇。其次,從大環境上看,目前我國的征信系統,尤其是農村信用體系的建設非常滯后,農戶、農村企業、很多中小企業的信用信息沒有納入到征信系統之中,借貸方和貸款方兩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貸款公司在信息上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區域、規模等因素限制了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使他們缺少專門的信用評估人員,也缺少相應的風險評估技術,對于客戶的資信評定以及授信額度都沒有統一的標準,這就使得貸款前的逆向選擇和貸款后的道德風險因素難以降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客戶信用風險。通常情況下,小額貸款公司是通過提高利率的方法達到規避風險的目的,但這實際上絲毫不能夠降低信用風險,反而使自身有效貸款的規模大大減縮。而且,在信用體系沒有健全、農村擔保物權制度比較滯后、科學有效的財產抵押擔保機制尚未完善的情況下,農戶比較缺乏有效的資產抵押。這使小額貸款公司信用貸款面臨很大信用風險。最后,從監管因素來看,監管體系不完善也使小貸公司客戶信用風險增加。按照規定,小額貸款公司不接受銀監會的監管,監管機構不明確,責任不清晰,經營風險的控制完全依賴自我約束,對小貸公司出現的違背“小額、分散”指導原則的現象,難以進行有效監管,出現了貸款大額化、貸款客戶非常集中的現象,這無疑增加了客戶信用風險。如果出現呆賬壞賬,加之小額貸款公司的后續資金相對不充足,就會導致破產的危險。
三、小額貸款公司對客戶信用風險因素的控制
1.銀行信用風險銀行信用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通過銀行而產生的借貸關系。與商業信用相比,銀行信用的活動范圍比較廣,經營規模比較大,借貸期限也相對比較長(銀行是可以長期信貸的)。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和轉賬結算等業務,當然,銀行只有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經營發放貸款的業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銀行是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在各種借與貸之間獲取差價從而盈利,即獲得銀行利潤,它相當于平均利潤。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直接說明“:銀行的利潤一般的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⑥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銀行信用在經濟交流和溝通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而銀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使得銀行信用成為全球現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銀行信用使得銀行業務規模得以擴大,業務種類得以拓展,銀行利潤得以增加,但與此同時,銀行信用風險也如影隨形。所謂銀行信用風險,是指各銀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時,承擔著在日常資金借貸的運動過程中有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即借款人因各種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時、足額償還銀行債務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行經營風險。這種風險不僅發生在貸款中,也可能發生在擔保、承兌和證券投資等相關業務中,而其中主要的風險形式是貸款業務的風險又稱貸款的收回風險,即銀行貸出去的資金由于各種原因貸款人不能按期歸還貸款的風險。相對于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等,信用風險是銀行最具威脅的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包括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有錢故意不還)和非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想還,但無力償還)。但無論道德性信用風險,還是非道德性信用風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出現大量的死賬呆賬,增大銀行不良資產數目,從而導致銀行資產受損、信貸能力下降,對銀行的出資人、所有者和廣大金融消費者造成傷害,最為嚴重時可能導致銀行破產倒閉。
2.貨幣信用風險貨幣信用是伴隨著以金銀為固定等價物進行交換而產生的一種信用關系。后來,由于金銀具有不易攜帶、磨損成本高等缺陷,紙幣代替了金銀來執行貨幣職能。當然,紙幣只是一種由國家發行的,并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但是這種貨幣符號卻在商品交換和發展中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電子貨幣得以產生,電子貨幣進一步提高了人們支付的便利性。不過,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風險也同樣在不斷增大,這一不斷增大的風險亦即貨幣信用風險。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到:“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說,自從貨幣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埋下了貨幣信用風險的種子。所謂貨幣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在經濟社會大環境中貨幣流通和信用領域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和信用膨脹的危機。馬克思認為,貨幣信用風險“只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只有在人們對信用貨幣失去信心時,“才會發生”⑧。今天貨幣市場非常廣闊和活躍,潛在的貨幣信用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質上,作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無疑是大眾的信用和日常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貨幣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債務或者款項都被要求以實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為載體的觀念上的、虛擬的、電子的貨幣將不復存在。這種貨幣危機如果蔓延到商業領域和其他領域,那么,一場因貨幣信用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開始了。
二、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
“傳統文化中并沒有風險概念,因為他們并不需要這個概念。”⑨然而“,現在,發達文明中存在一種風險命運。”⑩猶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輯訛輥而隨著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稱為“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的“嶄新的力量”不斷發展變化,信用風險及其社會危害也在與日俱增。
1.美國次貸危機在美國,很少有人買房時全額付款,購房抵押貸款(簡稱房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是,對于那些收入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來說,買房時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就無法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標準抵押貸款。這些因信用記錄不好或償還能力較差而被銀行拒絕貸款的人,往往會申請次級抵押貸款購買住房。所謂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是指一些貸款機構為追求比一般抵押貸款高得多的貸款利率,而向償還能力較差、信用程度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由此可見,次級抵押貸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產生的借貸關系,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新經濟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國開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連續多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從而為房地產市場活躍與發展創造了一個利好的政策與經濟環境,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有調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國有差不多500萬個家庭牽涉次貸,而且規模金額巨大。然而,2007年初,隨著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還款利率開始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與此同時,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降溫也使房屋出售變得更為困難,進而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就難上加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者不能按期還貸。由于貸款人到期欠款無法償還,銀行和貸款機構也就無法收回貸款,因而只能收回作為抵押的貸款人的房子。然而,經濟蕭條,購賣力下降,房產不斷貶值,收回房產的銀行和貸款機構沒辦法完成手頭房產的買賣,從而就導致資金周轉緊張,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顯然,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無限放大,卻缺少保障信用的監督機制和評估機制。危機發生之初表現在次貸購房人無法還貸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和投資基金被迫關閉,隨后危機波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了實體經濟。危機不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發的危機持續惡化,最終釀成了一場對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和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沖擊波的全球金融風暴,它使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為了刺激經濟復蘇,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國已推行了4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盟、日本、俄羅斯等也相繼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的這股“貨幣海嘯”,無疑又會進一步引發全球貨幣信用風險。正因如此,與其說次貸危機是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倒不如把它歸結為一場信用缺失危機。
2.歐洲債務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幫助,恢復了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迅速崛起的歐洲各國為了進一步增強競爭力,而結成聯盟。實踐表明,歐洲聯盟符合歐洲各國和整個歐洲利益,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提升了歐洲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1999年1月1日,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貨幣的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正式發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歐元區國家內正式流通。毫無疑問,歐元的發行與流通不僅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推進了歐洲社會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歐元區一些國家,比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國政府為了提升本國競爭力,縮小同其他歐盟國之間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隱瞞政府的財政赤字,過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臨著巨額的債務(這些債務來自政府為應付財政支出而大量發行的、無法按期兌現的債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上述各國在發債時根據預測是能按時還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機的沖擊,各國經濟疲軟,失業率激增,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從而導致政府無力償還債務,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實際上,在加入歐盟前希臘等各國就已經開始隱瞞其財務狀況,比如希臘就借助高盛公司掩蓋了其真實債務狀況。加入歐盟之后,變本加厲透支政府信用,大量舉借外債購買金融衍生產品,這與希臘本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償還能力是不相符的,從而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邊是日益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一邊是不斷透支政府信用來刺激消費,最終釀成了一場席卷整個歐洲大陸的債務危機。不難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盟對某些成員國一味的經濟縱容和貨幣保護,使得政府對國家信用無限度透支,讓原本就已存在的問題愈發嚴重,直到無法掩蓋和隱藏,最終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場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發的債務危機,簡單說來,就是一場貨幣借貸到期無法償還的信用危機。從危機源頭上來看,歐債危機是由希臘債務危機而引起的、波及整個歐盟的債務危機。希臘一國的大量無法償還的外債使得歐盟其他成員國因為無法回收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的鏈條。而歐盟早期沒有陷入危機的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德國等,為了維護整個歐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歐元的穩定,就必須不斷向危機爆發國注資。這一拯救歐債危機的舉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國國內的流動性貨幣減少,自身經濟發展也受到牽連,最終導致了整個歐洲經濟的衰退。
3.中國溫州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國沿海沿江地區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溫州就因其繁榮的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溫州所產的眼鏡、打火機、皮鞋等小商品也遠銷海外,享譽盛名。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一個江浙沿海的小漁村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現代化大都市。由此,溫州一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轉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營經濟取得成功的同時,溫州的民間借貸也逐漸興盛。這種古老的借貸方式在寬松的經濟環境和高額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慢慢地變質,這就為溫州危機埋下了隱患。溫州在經濟發展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債務跑路、甚至跳樓事件開始,溫州就被推至風口浪尖處,溫州爆發的這場嚴重的民間借貸危機引發了社會和政府高度關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對溫州的現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么讓原本以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的溫州面臨如此困境?很明顯,溫州經濟發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業主偏離原本經營良好的實體經濟,將資本轉移到房地產等巨額利潤的投機行業,以致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同時,溫州人熱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貸(即我們常說的民間高利貸),它是一種靠信用關系維持的私人放貸,而且放貸的資金并不全是個人自有資金,還包括各種來自親友的資金、信用卡和銀行貸款而來的資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這種沒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關系借貸”沒辦法按期歸還,一旦資金鏈在某處斷裂,所產生的后果就變得非常嚴重。一方面,企業家們不僅要填補實業的資金短缺,還面臨高額利息率的巨大債務,企業因為嚴重的資金短缺,沒辦法正常生產運作;另一方面,這復雜而廣泛的借貸關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無法避免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表面上看,全球經濟環境惡化加上中央收緊信貸,導致了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實際上,溫州現象主導因素是貨幣的借貸泛濫超出了這個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疇,高利息率的借貸打破了貨幣流通的平衡。中國房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讓大部分溫州人嘗到了借錢生錢的甜頭,紛紛將投資目標放到房市等金融領域,使發家的實業經濟開始衰退并日益空虛。當國家加大對樓市的打擊力度,限制樓盤的炒價,這給借錢炒樓的溫州人以沉重一擊,最終誘發了一場嚴重的債務償還危機。在這個被高額利潤誘使的、以信用為基礎的私人借貸鏈條中,銀行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所以,當個人信用透支,資金鏈在某一處斷裂,銀行借貸中的貨幣沒辦法按時收回,一場因個人信用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就在溫州爆發,并向鄂爾多斯等多個城市蔓延。
三、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有效規避
通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與馬克思論及的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和貨幣信用風險相比,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社會信用風險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從失信主體來看,信用風險由微觀個體向政府主體蔓延。與早期的個人和企業違約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從歐洲債務危機到美國債務違約風險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風險在不斷加劇。二是從金融工具來看,信用借貸由傳統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產品轉化。作為在傳統金融工具(包括貨幣、債券、股票等)基礎上衍化和派生出來的新型金融產品,衍生金融產品(包括期貨合約、期權合約、遠期合同、互換合同等)由于能夠轉嫁風險而得到“青睞”,但這種新型金融產品高度的財務杠桿作用加劇了信用風險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發領域來看,信用危機由生產制造業向房產地產業轉移。1929~1933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直接原因在于制造業生產與銷售之間供求矛盾的尖銳化,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則是房地產的泡沫化。基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新變化和新特征,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以有效規避現代經濟社會的信用風險。
1.強化國家債務管理,規避政府違約風險2013年初,盡管美國兩黨達成了“財政懸崖”階段性協議,但其政府未能擺脫“關門危機”。實際上,自1960年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了79次(平均計算每8個月就上調一次),如果以現有利息增速判斷,十年后美國債務僅僅利息的支出就將增加到1.1萬億(占其GDP總量的4.7%),也就是說,美國未來十年必須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國家債務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時,歐洲五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分別高達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有關報告顯示,2007年中旬全球債務規模為70萬億美元,到2013年已經增至100萬億美元,而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債務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見,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是防范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首要任務。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的最好辦法是避免政府的過度負債。這就要求政府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將國家債務盡可能控制在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對現有國家債務應該強化管理,構建反映債務危機和債務風險的管理系統,建立政府債務預警、化解和救助機制。比如,調整國家債務期限結構安排,避免債務過度集中償付;加強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等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多渠道監管各國政府債務風險;聯合設立跨國債務危機救助的專門機構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20世紀70年代,以期貨、期權等證券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創新滿足了人們日益復雜的投資融資、資金保值和避險需要。作為一種高級的資源配置工具,包括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等在內的衍生金融產品經過衍生再衍生,推進了金融市場高度的發展。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FE)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期貨交易量達到37.8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權交易量達到2.24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杠桿效應,有利于籌資、保值和避險,但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危害。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正是被譽為“金融大鱷”的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運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結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成為規避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必然要求。為保證衍生金融體系穩定運行,防止市場系統性風險發生必須加強衍生金融法制建設,提高衍生金融市場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場的內控機制,構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的預警系統和風險控制體系,注重開發各種管理衍生金融風險的新技術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為了適應衍生金融市場國際化,各國政府還應該加強衍生金融監管領域的國際合作。比如,建立相關信息共享機制,注重監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國證券欺詐和市場操縱;統一監管標準和監管規則,促成各國監管行為的協調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場風險的外部負效用;對衍生金融行業自律進行統一規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等。
(一)長沙市城投債信用風險評價修正模型的構建(1)KMV模型主要思想KMV模型主要是用來計量上市公司的違約概率、違約距離及預期的違約損失,它的主要思想是將以期權定價理論為基礎,將所研究的上市公司或上市銀行的股東權益收益狀況看成一種看漲期權,該期權的標的物為公司的股票,執行價格是公司的債務總額,期限是公司債務期限,在到期時,如果公司的股票價值計算的公司資產總價值大于公司的債務總額,則公司在償清所有債務后還能獲得收益,公司不存在違約的可能性;如果到期時公司的股票總價值不足以償還公司的債務,則公司便會發生違約,投資者也將面對公司的違約風險。(2)KMV模型的不足KMV模型運用于長沙市城投債信用風險的風險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對于城投債而言,作為擔保的是地方一般財政收入而不是城司的資產價值;二是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及其波動率是可以直接觀測到的;三是忽略了市場上不確定因子的干擾,不能更好地接近現實情況。(3)KMV模型的修正由于KMV模型適用于上市公司信用風險的評價,本研究對其進行了修正以用于對長沙市城投債信用風險的評價,修正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①用地方一般財政收入替換原模型中的公司資產價值;②用地方一般財政收入的波動率替換原模型中的公司資產波動率;③引入Knight不確定因子λ。由于長沙市擔保財政收入的對數服從正態分布,引入Knight不確定性因子λ后,違約距離DD為:其中DD表示長沙市城投債預期違約距離,A0表示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Bt表示t時刻長沙市城投債發債規模,σ為長沙市一般財政收入的波動率,μ為長沙市一般財政收入的增長率,T表示違約區間的長度,λ表示不確定因子。其中f服從正態分布N(μ,σ2),p表示長沙市城投債預期違約率。
(二)長沙市城投債信用風險評價分析(1)灰色預測模型預測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運用表1的數據進行灰色預測,對預測數據進行殘差檢驗,發現預測等級好,2014年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648.04億元。長沙市2014年財政預算中預算數據為655億元,說明運用灰色預測模型預測效果較好。(2)長沙市城投債信用風險和發行規模的度量假設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服從對數正態分布。根據修正的KMV計算步驟如下:①長沙市城投債預測違約率期間的長度本文中選取的預測違約率的期間長度為1年,即T=1。②違約點F的確定我們選取不同的城投債發債規模來計量期望違約率,根據KMV的評級安全標準及期望違約率的大小取值來確定長沙市合理的城投債發行規模。③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波動率的計算根據灰色預測模型對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預測,可以得到2014年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預測值為648.04,以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數據為基礎,根據μ和σ的計算公式可以求出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波動率。④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可用于擔保的系數值的確定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存在一定比例的固定支出,不能全部用于城投債發行擔保,所以,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扣除這些必保性支出后的剩余才能為城投債發行提供擔保。由于這些固定支出項的統計口徑不同,可用于擔保的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比例系數也不同。為了更貼近近年來長沙市政府固定性財政支出額,本文以2009年-2013年五年間長沙市必保性財政支出項所占的比例的平均值α作為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固定性支出比例,1-α即長沙市政府可用于擔保的財政收入的系數值。其中必保性支出項包括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教育支出、城鄉社區事務支出及農林水事務支出等,經過計算可知1-α=0.38。所以2014年長沙市政府可用于擔保的財政收入為246.26億元。⑤長沙市城投債違約距離和期望違約率的計算由于本文引入了Knight不確定因子λ,為了能更清晰地看出λ對長沙市城投債違約距離和期望違約率的影響,當λ=0時,經過實證分析,發現當長沙市城投債發行規模占長沙市可用于擔保的財政收入的80%以內時,其風險是可控的,此時長沙市城投債可發行的最大規模為197.008億元。在允許長沙市城投債可發行最大規模的前提下,考慮λ值變化,計算城投債的模糊違約距離和期望違約率取值的上下限。假設λ≥0,則長沙市城投債違約距離和預期違約率區間如表3。當λ=0時,投資者處于理性投資狀態,即認為投資者能夠準確把握城投債發行主體的還本付息能力,此時城投債的違約距離是個確定值。隨著不確定因子λ值的逐漸增大,市場上投資者對城司未來還本付息能力的不確定情緒越來越明顯,導致城投債的違約距離區間越來越大。當λ=0時,長沙市城投債的預期違約率為0.0000022,而隨著不確定因子λ值的增大,長沙市城投債的預期違約率上限迅速上升,當λ=0.8時,長沙市城投債的預期違約率上限達到0.0000708129,當λ=1時,長沙市城投債的預期違約率已經達到0.0001558894,說明不確定因子λ對長沙市城投債的預期違約率變化的影響較大。
二、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近幾年長沙市的城投債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對應的風險也不斷顯現,本文運用灰色預測模型對長沙市2014年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進行了預測,然后運用修正的KMV模型對長沙市城投債的信用風險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且分析過程中引入了Knight不確定因子,提高分析的準確性和科學性。通過全文的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運用灰色預測模型預測到2014年長沙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648.04億元,而且灰色預測模型是常用的預測小樣本的模型,2014年長沙市財政預算值為653億元,表明預測值是合理的。(2)引入Knight變量的修正后的KMV模型在預測2014年長沙市的城投債信用風險較為合理,引入Knight不確定性因素避免了之前研究中忽略其他因素(比如投資者的投資偏好等因素)的影響,將會提高本文對長沙市城投債信用風險分析的準確性和科學性。通過修正后的KMV模型可知,當城投債規模達到長沙市可擔保的財政收入的80%時,長沙市政府開始面臨償還風險,并且測量出2014年長沙市城投債可發行的最大規模為246.26億元,當超過此規模時,長沙市政府將面臨更大的信用風險,除此之外,隨著客觀因素的變化也將影響長沙市城投債信用風險的波動。(3)運用修正后的KMV模型對近幾年長沙市城投債發債規模進行分析可知,在2012年和2013年長沙市城投債均超過了可承受范圍內的最大規模,表明長沙市城投債的信用風險較大。
討論至今已舉辦了5次,該研究團隊的秘書處——日本央行金融機構局的高級金融技術中心總結了5次討論的要點、形成報告,在日本金融界公布,使金融機構能在信用風險管理方面有所借鑒。本報告只涉及信用風險管理,所發表觀點僅代表專家個人,不代表專家所在機構。
本刊得到日本銀行金融機構局的同意,翻譯節選了該報告的主要內容,本期刊載后半部分。
關鍵詞:內部評級法違約率違約損失率
中圖分類號:F860.49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006-1770(2006)11-016-04
六、如何將前瞻性因素(forward—lookingcomponents)融入風險因素評估
1存在問題
對風險因素的評估往往會非常依賴歷史數據以保證客觀性。同時,前瞻性因素在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和業務戰略方面也起著重要作用。
如果只遵循歷史模式,假設風險將在未來某一點落實,那么分別基于歷史數據和前瞻性因素所做的評估之間將不會存在很大差異。但是,這種風險假設并沒有考慮經濟在承受長期結構性壓力的情況,此時金融機構會激進調整其業務模式如貸款追溯政策和評級核定(ratingapproval)標準,或者創建一個新的資產組合。在這些情況下,僅僅基于歷史數據的評估就會阻礙金融創新并降低改善評級核定過程的動力。
如果用于風險管理的數據(主要是基于歷史數據的評估)和用于計劃中長期業務戰略(主要是基于前瞻性因素的評估)的數據之間存在很大差異,金融機構必需能夠合理解釋這些差異。
2參與者觀點
金融機構在評估風險因素時可以選擇涵蓋前瞻性因素(如業務模式的激進調整)的模式,這種模式區別于上文提到的歷史模式。
但是只有在風險管理部門能夠令人信服地、客觀地向管理層和外部第三方給出解釋基于歷史數據與基于前瞻性因素在風險因素方面存在差異的理由時,這種模式才能被接受。客觀理由包括,用于調整某個特定因素(該因素引起歷史模式變化)的歷史數據、市場信息和市場調查的結果、領先指標(leadingindicatiors)的發展和宏觀經濟模型的結果。
如果風險管理和業務戰略的風險因素對前瞻性因素使用了不同的權重,那么也需要給出具有說服力的理由。
七、外部數據和模型
1.存在問題
在建立內評模型、評估違約率和其他風險因素時,使用外部數據和模型可能在以下情況很有效,例如:(1)內部數據的樣本數量有限,(2)必需購買外部公司的技術和方法;(3)需要降低內部模型的建立成本,(4)將金融集團內關鍵機構所發展的數據和模型應用于集團內其他機構。
如果使用外部數據時沒有保證和內部數據的一致性,就會導致對風險組合的不準確理解。同樣,如果所使用的外部模型還未在市場中樹立聲譽,由于合同原因或者因為在公司內部缺少熟悉這種模型的專家而使該模型變成“黑箱”,那么也會阻礙金融機構實行有效的風險管理和檢驗工作。同樣,基于外部數據的外部模型可能并不適用于使用它們的金融機構所處的商業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公司的風險管理框架取決于外部公司情況以及銷售合同細節,外部數據和模型的使用可能會導致該框架發生意料之外的變化。
2.參與者觀點
使用外部數據的目的各不相同,包括評估風險要素、收集建模的樣本數據和檢驗內部評級。金融機構必須認清自己的目的。通常,外部數據對風險因素的評估越重要,對數據充分性的驗證就要越準確。
在確認外部和內部數據的一致性時,必須了解兩者在各個特質(attributions)上的差異。例如,如果對違約概念和借款人特點(如規模、行業和地區)存在很大差異,必須檢驗外部數據與內部數據匹配過程的充分性,而且在匹配過程中,應該突出強調保持內外部數據一致性的重要特質。即使基于某個特質所提取的內外部數據能夠顯示一致性,最好使用內部模型以外的模型來驗證一致性,因為驗證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模型結果和內部模型的結構。如果內外部數據對違約的定義不同,對定義進行嚴格的調整可能是很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這種不完美的調整,對外部數據的調整應該有所保留。
使用外部數據所建立的內評法可以通過以下方法得到檢驗。首先,選擇同時包含在內部和外部數據內的借款人。然后比較其在內部模型和其他模型的評級結果。如果兩個結果之間存在很大差異,那么就要分析其背后的因素。比較外部數據和內部數據輸入內部模型后得到的不同的違約分布(distribution)也是有效的方法。
如果市場約束得以廣泛運用,外部數據的質量,比如評級機構做出的評級,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證。但是,外部評級所使用的標準可能和每個金融機構評價業務模型的標準不一樣。比如,評級機構可能從長期角度評價一個公司,而金融機構業務模型的評價周期可能相對較短。在使用外部數據時,應盡量考慮這樣的差異。對這個差異性問題應該采取多大程度上的關注取決于使用外部數據的目的(是為了評估風險因素還是檢驗內部評級)。
金融機構應該建立一個系統,使上述評估在組織內部的實施無論涉及哪個部門、經歷多長時間都保持一貫性。對差異性的解決要求再次取決于外部數據的使用目的。舉例來說,當外部數據用于評估違約率這樣的風險要素時,必須嚴格分析內部和外部數據的一致性,因為這樣的評估將直接影響必需資本的數量。
談到外部數據,外部模型應該有清晰的使用目的。比如,外部模型究竟是用作內部評級的主要模型還是用于檢驗主模型。
建模的數據或者關于模型邏輯的信息對風險管理來說都非常重要,但是對有些模型來說,這些信息并不為模型的使用者所知,換言之,就成了“黑箱”。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模型尚未在市場上樹立聲譽時,原則上,金融機構應該盡量向銷售公司或者建立模型的外部機構提出信息披露要求。有些模型的“黑箱”是有道理的,因為賣方想要保護其知識產權以及保持進一步發展模型的商業優勢。但同時,外部模型的使用者也應注意到賣方不披露信息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為了隱藏該模型的缺點。
如果在金融機構提出信息披露的要求后,有些信息仍然保持“黑箱”,金融機構就應該弄清哪些信息是未知的、明確這些信息是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將導致模型驗證產生問題,以及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下面給出“黑箱”、引起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可能措施。
如果“黑箱”引起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那么所采取的方法取決于外部模型的使用目的。如果外部模型是作為主模型使用,問題就會嚴重得多,應該采取相應措施。
八、違約損失率(LGD)的評估
1存在問題
違約率是說明損失事件發生可能性的指標,違約損失率是對每一個損失事件而言,表明本金損失嚴重程度的指標。因此.違約損失率以及違約率是在評級和總和(pooling)基礎上的風險管理和風險量化的重要指標。但是,對違約損失率的定義和評估方法并沒有形成共識,這部分是由于缺少數據和存在技術上的問題。如果由于數據匱乏和概念不清晰造成違約損失率的準確度很低,又沒有對此進行保守調整或者對風險因素進行保守評估,那么每家機構所計算出的必需資本就會大相徑庭。
之所以在收集違約率和評估違約損失率面臨困難的原因總結如下。(見下表)
違約損失率的評估
2.參與者觀點
在收集違約損失率數據時,金融機構需要明確下列要點。
金融機構應該盡可能地明確以上這些要點,并且持續收集違約損失率的數據。更好的方法是建立一個能夠在數據收集過程中自動發現異常價值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