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業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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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為了確保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的可行性與科學性，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需要遵循一定原則，這些原則的遵守對于高職院校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隊伍構建工作的創新具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是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需要遵循科研工作與教學工作相結合的原則。在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開展過程中，國際金融專業教學科研工作需要與教學團隊建設工作結合起來，并通過使用有效的激勵策略來鼓勵具有較高教學水平與專業素養的教師進入國際金融教學團隊，在對其科研優勢做出充分利用的基礎上，推動國際金融專業教學的發展，并通過發揮這些教師的傳幫帶作用來推動國際金融教師隊伍科研水平與教學水平的提升。這一原則的遵循對于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體系的構建以及教學隊伍的建設都能夠發揮出重要的推動作用;二是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需要實現與課程建設、專業建設以及學科建設的結合，并在推動課程、專業、學科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的創新過程中構建具有特色的國際金融專業以及國際金融精品課程，并在優化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活動的基礎上提升教學隊伍教學能力;三是遵循強調教學隊伍創新能力的原則。在此方面，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應當以學生需求、專業發展需求以及社會人才需求為依據來對教學作出創新與改革，從而推動教學隊伍科研水平、教學水平以及教學質量的提高。同時，教學團隊有必要在開展國際金融核心課程教學過程中樹立學習意識以及與時俱進的教學質量思想，強調學生國際金融知識的增長、能力的提升以及素質的發展，重視學生團隊意識、交流能力、實踐能力、創新精神、自學能力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等;四是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中的教師需要遵循平等原則。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一般都是由具有較高科研能力與教學能力的高學歷教師構成，但是這些教師在資歷以及支撐方面存在的差異可能會對教師的溝通與交流產生一定的影響，資歷與職稱較低的教師針對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優化以及團隊建設所發表的建議和意見往往容易忽略，從而制約教師團隊的學習與溝通，并制約教師團隊專業素養以及教學能力的提升，所以在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中，有必要遵循平等原則，消除資歷、職稱等因素對教師交流與溝通的影響，通過創造良好的平等氛圍來使教師能夠對自身觀點做出勇敢表達，從而使教師隊伍成員在相互學習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推動教學團隊凝聚力以及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質量的提升。

二、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的對策

(一)完善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制度

在高職院校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的建設實踐工作中，團隊建設工作的開展需要高職院校能夠從制度方面給予全面的支持，從而為高職院校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能夠獲得需要的各類資源，并獲得長期穩定的發展。在此過程中，高職院校有必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高職院校需要將構建優秀的教學團隊當作國際金融專業教學改革規劃中重要的構成部分，并在構建合理科學的短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基礎上來將教學團隊建設工作當做高職院校建設與發展規劃中重要的內容。另外，高職院校有必要針對國際金融專業教師隊伍制定長期且規范的培訓計劃，不僅要重視給予教師更多在校內開展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同時有必要針對教師的專業發展問題制定激勵政策，通過在物質待遇或者職稱評聘方面給予教師更多的鼓勵和支持，來讓國際金融專業教師團隊具有更加積極地自我提升心態與需求;二是高職院校在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的建設中要重視條例教學團隊專業化發展與教育環境所具有的關系。在此方面，需要承認的是，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往往都是由優秀的教師隊伍組成的，無論是國際金融核心課程的教學還是科研方面，這些教師都具有著一定特長與優勢。而通過促進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與其他專業教學團隊之間的溝通以及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與高職院校職能部門之間的交流，有利于讓教學團隊的發展與教學環境實現結合，并在此過程中可以通過取長補短來推動自身發展，從而有效構建可以推動國際金融學科與教育發展的師資力量。

(二)加大對國際金融專業教學團隊建設資源投入

第2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迅速爆發，席卷全球，世界各國普遍遭殃。美國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以及自身的管理和制度等存在的問題，使美國銀行業在本次危機中深陷泥潭。2008年全年共有25家商業銀行和吸儲機構被關閉，其中包括美國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截至2008年第四季度末，共有252家被列入“問題銀行”名單，而2009年年初以來，又有14家商業銀行和吸儲機構被關閉，并且這個數字還將繼續擴大。美國商業銀行的凈利潤在2008年為24341億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73289億美元，盈利狀況明顯惡化。在2007-2008年由于受次貸危機的影響，美國銀行業貸款損失和資產負債表中計提的貸款準備金不斷增加，貸款損失準備金在2008年全年達到151235億美元，占了整個凈營業收入的50.2%，美國銀行業的信用風險不斷加大。金融危機給了美國銀行業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對美國大銀行的沖擊較大，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美國銀行業的發展。我國商業銀行也未能幸免，中國銀行等四大行持有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歐美地區國家戰略投資者紛紛減持中資銀行股份，給我國商業銀行造成了較大數額直接損失，也阻礙了我國銀行業的發展。

一、美國金融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

房價下跌和利率上升是導致美國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但次級抵押貸款泡沫迅速膨脹和泡沫破滅之后的全球風險共振提示我們，這場危機背后有著深刻的宏觀經濟金融背景和微觀經營基礎。同時也與美國商業銀行風險監管體系的缺陷緊密相關。

（一）低利率政策刺激銀行次級貸款業務盲目擴張

2001年，美國9·11事件之后，為刺激經濟發展，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下調至1%。面對如此低的利率金融論文，商業銀行都想把充裕的資金貸出去以獲取高額利潤。次級抵押貸款的高收益率博得了商業銀行的青睞，大量商業銀行瞄準了這塊市場，并展開激烈的競爭，紛紛提出各種優惠政策，爭相降低貸款條件，發放大量貸款給那些信用等級在BB級以下的購房者。商業銀行為了追逐高額利潤，刻意低估違約風險。同時商業銀行又將發放貸款所獲得的大量資金投放到房地產市場，致使房價持續高漲，催生了房地產泡沫。商業銀行次級抵押貸款業務的盲目擴張為次貸危機的全面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桿性導致風險擴散

次級抵押貸款的高利潤、高回報早已讓商業銀行忘卻了其本身具有的高風險性。銀行家們一再降低貸款標準，將眼光鎖定那些原本不符合貸款條件的次級貸款人，促使次級抵押貸款數量激增。次級抵押貸款最終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然而金融衍生產品卻將泡沫破滅的影響迅速放大，擴散到全球范圍。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NCDs）、抵押擔保證券（MBS）、債務抵押證券（CDO）等金融創新產品的出現，使銀行可以不用將抵押貸款記錄在自己的賬面上，而是將其賣給證券公司，證券公司再將其包裝，加上信用評級機構的“幫助”，將其以優質證券形式出售給全球范圍內的對沖基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投資者，轉移風險。由于這些衍生產品具有高杠桿效應，對沖基金只需要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就能從事交易，基金公司虧損后，銀行也受到牽連，而且損失成倍擴大，因此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美國整個金融市場的崩潰，擴散到全球范圍內各個經濟體。

二、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的大火熊熊燃燒，波及世界經濟，我國經濟也未能幸免。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我國銀行業的外匯資產業務和我國銀行業股權結構的影響，進而影響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程度；以及美國金融危機引起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使我國的對外貿易、宏觀經濟發展發生變化，從而影響了我國銀行業的潛在風險程度。具體來說，主要的影響如下：

（一）債券價格下跌導致資產減值損失

美國次貸危機的暴發與蔓延使與次貸相關的證券價格劇烈波動，市值大幅縮水，有些證券甚至面臨信用危機，而有些證券則因為發行機構的倒閉而一文不值。盡管我國銀行對于海外投資的風險非常謹慎，但在此次危機中還是受到不小的損失。據統計，截至2008年上半年，上市中資銀行持有約240億美元與“兩房”相關的債券，在亞洲金融機構中居于首位。其中，中國銀行持有172.86億美元，工商銀行持有27.16億美元，建設銀行持有32億美元，招商銀行持有2.55億美元，民生銀行持有2.27億美元。根據《證券市場周刊》測算，我國六家商業銀行中中行虧損額最大，約為38.5億元。建行、工行、交行、招行及中信銀行依次虧損5.76億元、1.20億元、2.52億元、1.03億元、0.19億元。

（二）戰略投資者拋售中資銀行股份

次貸危機的暴發與蔓延使中資銀行原有的戰略投資者資金缺口加大，不得不以收縮其國外投資以解燃眉之急，這使引入歐美戰略投資者的中資上市銀行的股權在市場上遭受拋售風潮。美國金融危機暴發以來，中資銀行已經遭受了兩波拋售風潮。最先是瑞銀在2008年底將其所持有的中國銀行33.78億H股拋售，隨后是2009年1月7日，美國銀行以股份配售方式售出56.2億股建行H股；緊隨其后，李嘉誠基金會通過美林證券配售中行20億股。2009年1月13日，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拋售所持的全部中國銀行108億股，徹底結束了3年的戰略投資。

（三）實體經濟受損導致資產質量下降

美國金融危機向歐美國家實體經濟的滲透引發歐美國家實體經濟衰退，從而影響我國出口貿易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進而影響到我國銀行的信貸質量。數據顯示2008年11月至2009年1季度，我國對美出口已連續5個月出現負增長。海關統計數據還顯示我國對歐盟和日本等地的出口也呈下降趨勢。從2008年初到現在，我國的外貿企業越來越舉步維艱，根據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公布的，2008年廣東省1-9月企業關閉總數為7148家。而不良貸款的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中損失類貸款數額逐季增加金融論文，占總貸款比率也逐季增長。

三、加強我國商業風險管理的對策建議

我國商業銀行還處于起步階段，相對于外國發達的商業銀行經營體系，我國的商業銀行還遠遠不足。鑒于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其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可以看到加強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具有重要意義。

1，加強信用風險管理，嚴格控制貸款質量。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活動才剛剛起步，由于缺乏信用風險預警和評估的有力工具，商業銀行不能從源頭識別、防范和控制風險，信用風險居高不下，嚴重困擾整個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信用風險是我國商業銀行目前面臨的最大風險，主要包括道德風險和企業風險。由于我國風險評級機制的嚴重缺乏，導致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對象信用調查成本高、難度大，造成銀行與借款人之間信息不對稱，使我國商業銀行面臨較高的道德風險；同時，又由于我國商業銀行主要貸款對象集中在大型企業，且數額巨大，如果大型企業一旦倒閉，銀行貸款收不回來，就會受到巨大的打擊，使我國商業銀行面較高的企業風險。特別是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房價飆升，住房貸款占了銀行貸款的很大比例，隨著房地產市場價格的波動，這部分貸款的風險也會隨之加大，很不穩定。銀監會相關調查顯示，國內部分省市的房貸不良率連續3年呈現上升趨勢。與此同時，“假房貸”、“假按揭”案件層出不窮。單一的收緊信貸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注意提高個人房貸資產質量，加強個人住房信貸監管，尤其注重評估市場的專業性和客觀性，才是防止風險貸款產生、維護信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從而避免由此引發樓市和金融市場危機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所以，商業銀行必須建立行之有效的客戶信用審查機制，積極開展對借款人借貸歷史、還款記錄、違約記錄等信用情況的調查，客觀評價其信用等級，嚴格控制貸款質量，審慎發放貸款。

2，加大金融創新產品管理力度，完善金融創新監管體制。盡管金融創新大大提高了效率，為銀行創造了新的利潤來源，也為銀行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極端的金融證券化和過度的金融創新導致各種結構復雜的金融衍生品無節制地泛濫，最終成為引發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金融創新具有高杠桿性、高風險性和轉移風險的作用，客觀上導致市場整體風險的擴大，最終產生系統性風險。并且金融創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監管的難度，影響了監管效果。雖然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才剛剛起步，金融衍生產品種類很少，且我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金融衍生品準入機制，但是金融衍生產品近年來發展迅速且擁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吸取教訓，將風險管理覆蓋金融創新的全過程。尤其是要重視新產品、新業務的開發、銷售和運行等各個環節的風險評估、預警和控制，把金融創新風險置于可控范圍。在新產品，新業務推出之前，要確保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管控措施先行到位。此外，在兼顧風險全面管理的基礎上應突出重點，對高風險領域與環節進行重點評估并采取更為嚴格的控制措施。在對金融創新產品進行監管時不僅要考慮產品本身和對于金融體系的風險，還要考慮其對于實體經濟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這就要求監管部門根據金融創新的發展不斷調整金融監管結構和完善市場規則，加強創新產品的市場監測與預警金融論文，增加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充分揭示衍生品的結構和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市場正常運行。

3，高度關注外幣風險，審慎開展海外業務。新型金融危機傳導的渠道之一就是持有高風險的外幣債券。本次危機中，我國主要商業銀行持有為數不少的美國次級按揭債券和相關資產，蒙受了不小損失。因此，今后國內商業銀行在投資外幣債券時，要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和穩健的投資策略。在當前的形勢下，不僅要擇機從高風險債券中減退，防范和化解存量債券投資風險，還要嚴把投向關，優先選擇信用等級高、發行主體信用評級高于投資級別的債券，嚴格控制新增外幣債券投資風險。更為重要的是，要完善外幣債券投資的風險管理制度，建立外幣債券投資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同時根據國際會計準則要求，充分計提外幣債券投資減值準備。另外，此次金融危機中，我國因企業的海外并購活動而遭受的損失為數不少。比如，受危機影響，中司對黑石、摩根士丹利與JC弗勞爾斯等的投資損失慘重。雖然目前的危機環境有利于國內企業進行海外并購和擴張，但盲目并購歐美金融機構資產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必須對并購的潛在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對銀行而言，一方面要謹慎開展自身的海外并購活動，在推進海外并購時，要對被并購方的資產質量、現金流、商業模式、企業文化等進行全面評估，還要充分考慮東道國政府的反應，另一方面要謹慎評估客戶進行海外并購帶來的風險，防止海外并購活動增大企業的信用風險，影響銀行信貸資產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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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兵，周義琨．淺談我國商業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J]．南京市：現代金融，2008（11），15-16

[3]．陳賀．反思美國次貸危機帶給我國商業銀行的啟示．[J]．北京市：農村金融研究，2008（1），40-42

[4]．沈紅，孫建華．次貸危機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啟示．[J]．南京市：現代金融，2009（2），41-42

第3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一、金融業稅收制度

按照稅收的性質和作用，我國目前的稅收制度共設28種稅，劃分為七大類，即：流轉稅、所得稅、資源稅、特定目的稅、財產稅、行為稅、農牧業稅。

并不是所有的企業、單位和個人都要繳納上述各種稅收，就企業而言，盈利的企業應當繳納企業所得稅，不同的行業需分別繳納不同的稅。工商企業應繳納增值稅，交通運輸、建筑安裝、金融保險、服務等類企業應繳納營業稅等等。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已初步建立了金融業稅制。它主要包括：第一，對金融保險企業的勞務收入課征營業稅；第二，對金融保險企業的經營利潤課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對金融保險企業征收房產稅等。因此，根據我國稅法，國有商業銀行應繳納的稅種主要有：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及附加（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其他稅（包括土地使用稅、印花稅、車船使用稅、房產稅、預提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證券交易稅等），其中主要納稅負擔為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

現行的金融稅制在保障國家財政收入，實現宏觀調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稅制在稅種結構、稅率水平、稅收負擔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

二、國有銀行流轉稅制的歷史沿革

我國對銀行業征收營業稅這一流轉稅種，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84年以前的銀行營業稅

1950年公布的《工商業稅暫行條例》規定對銀行征收營業稅，稅基為營業總收益額，稅率為4%.

1958年公布的《工商統一稅條例（草案）》規定，對國家銀行免征工商統一稅。

1982年，國務院批準財政部擴大對銀行業務收入征稅，稅基為銀行從事經營取得的各項營業收入。

第二階段：實行“第二步”利改稅后的銀行營業稅（1984—1994）1984年第二步“利改稅”實施的《營業稅條例（草案）》，將金融保險合列為一個稅目征收營業稅，分設金融和保險兩個子目，這是我國現行銀行營業稅政策的前身。稅基為銀行經營金融業務取得的營業收入，稅率為5%.

第三階段：1994年稅制改革后的銀行營業稅1994年稅制改革后，根據《營業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金融保險業合列為一個稅目，分設金融和保險兩個子目。征稅范圍包括貸款、融資租賃、金融商品轉讓、金融經紀和其他金融業務。稅基為經營金融業務的計稅營業額，稅率為5%.按照銀行經營的不同金融業務，其計稅營業額可分為三種：一是以利息收入全額為計稅營業額；二是以利息收入差額為計稅營業額；三是金融服務性收入。

1995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關于金融業征收營業稅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一次單獨就金融企業營業稅問題作出規定，主要內容是對金融機構往來業務暫不征收營業稅；對一般貸款業務，一律以利息收入全額為營業額計算征收營業稅，稅率為5%.

1997年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調整金融保險業稅收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自1997年1月1日起，對以前執行55%所得稅稅率的金融保險企業，其所得稅稅率統一降為33%，同時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將金融企業營業稅稅率由現行的5%提高到8%.

2001年，經國務院批準，自2001年1月1日起，我國金融保險業的營業稅稅率分3年從8%降低到5%，每年下調一個百分點。即從2001年月1月1日至12月31日，稅率為7%；20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稅率為6%；2003年1月1日起，稅率為5%.同時，更改繳納營業稅計稅時間，貸款利息自結息日起，逾期末滿180天的應收未收利息，應以取得利息收入權利的當天為其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原有的應收未收貸款利息逾期180天以上的，該筆貸款新發生的應收未收利息，無論該貸款本金是否逾期，其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均為實際收到利息的當天。這一規定意味著金融業繳納營業稅執行的會計核算原則由權責發生制改為在一定條件下的收付實現制，并允許5年內將2000年底前按權責發生制已繳納營業稅的應收未收利息抵減以后年度實現的應稅營業額。

三、金融稅收與經濟發展金融稅收顧名思義就是來自于金融業的稅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特別是1994年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后，金融體系及其運行機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形成了以銀行、證券、保險為主體，其他各種金融機構并存的現代金融體系。金融業已成為我國GDP中第三產業增加值的主要增長點。同時由于金融機構具有網點多，結構合理，功能完備，服務方式靈活，對外開放程度高等特點，金融業的快速發展也為中央財政收入的增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金融業已成為保證中央政府收入的稅源大戶。

1.90年代以來，金融保險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保持穩定增長。

1991年GDP為21617.8億元，2000年為89403.6億元，增長4.1倍，年均增長15.2%.而同期金融保險業增加值分別為1288.1億元和5217億元，增長也為4.1倍，年均增長15%.金融保險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穩定地保持在5.95%左右。

第4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

一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并逐漸向全球漫延,其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沖擊強度之大,為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所罕見。這場危機引發了我們對國際金融市場的重新認識,也迫使我們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重新予以思考。本文通過對我國商業銀行和國際商業銀行盈利模式的對比分析,結合我國轉軌階段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在轉軌經濟條件下,既能有效避免國內金融危機的產生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又能快速提升我國金融業的戰略競爭力的政策建議。

一、全球金融危機及對我國銀行業的戰略思考

(一)此次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美國金融業的主要弊端

1.金融過度創新并脫離實體經濟。大量的次級貸款通過證券化過程,派生出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MBS)。在MBS.的基礎上,經過進一步的證券化,又衍生出大量資產支持證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其中,包括大量個性化的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DebtOb~gation,CDO)、信貸違約掉期(CreditDefaultSwap,CDS)等。金融機構在CDO和CDS等衍生品交易中,還往往運用高杠桿比率進行融資。于是基于1萬多億美元的次級貸款,創造出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次級債(MBS),并進一步衍生和創造出超萬億美元的CDO和數十萬億美元的CDS,金融創新的規模呈幾何級數膨脹,而這一切均建立在質量根本無法保證的次級貸款上,從而將整個金融市場暴露在一個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

2、金融監管失控。出于對自由經濟的推崇,長期以來,國際金融監管對一些金融創新總是聽之任之,對部門龐大而迅速擴張的“非正式機構”(包括許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有時被稱為“隱形的銀行業”、如CDS和CDO等金融衍生工具完全通過場外交易市場(0TC)在各機構間進行交易,沒有任何政府監管,沒有集中交易的報價和清算系統,金融市場和監管當局根本無法做出全面監督和風險預警。同時對一些商業銀行參與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未做出及時必要的限制,致使風險在整個金融業內得到積聚和迅速放大。

(二)對我國銀行業的戰略思考

1、我國銀行業要不要繼續推進金融創新?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使得人們一提到金融創新就談虎色變。對此我們必須看到,在金融創新上我國與美國的問題正好相反,美國是金融創新過剩而金融資源不足,而我國問題的癥結在于金融市場發育滯后,金融創新嚴重不足,從而造成了金融資源的大量閑置及配置不當。這種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嚴重不適配的狀況,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質量改進的瓶頸制約。顯然,積極推動金融創新,依然是我們推動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中之重。

2、要不要推進商業銀行的綜合化經營?有人認為,綜合化經營在本次金融危機中起到了明顯的放大效應。我們認為,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綜觀在此次危機的金融業,損失最慘重的是獨立的投資銀行如五大投行以及固守基礎銀行業務、規模較小的銀行,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規模和多樣化的業務,來消化抵押貸款和公司債券違約不斷增加所帶來的損失,而真正實行綜合化經營的大銀行相對穩健得多。綜觀匯豐、瑞銀、渣打、三菱日聯、摩根大通、蘇格蘭皇家銀行、德意志銀行等等,這些國際大型銀行大多具有上百年的悠久歷史,其間經歷了無數次經濟周期和數次金融危機,但他們一直屹立不倒,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這與他們的綜合化經營從而有效地規避風險不無關系(美國花旗銀行最近股價暴跌,瀕臨破產的邊緣,是其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投機所致)。無可諱言,從經營管理、風險控制、產品創新、國際化水平等方面比較,我們仍與國際一流銀行存在較大差距,國際競爭能力總體有待提高。尤其是在最近十多年的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大潮中,國際大銀行主要是通過強強聯合、大規模的兼并收購加快“跑馬圈地”的步伐,迅速成為業務網絡遍及全球并覆蓋所有金融領域的綜合化金融巨擘。高速成長中的中國自然成為其全球化布局中的一個重要戰略陣地。如何與這些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同臺共舞是國內每一家銀行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們不能由于金融業的分業經營而僥幸地躲避了本次金融風暴就沾沾自喜,如何摒棄驕傲心態、樹立危機意識、在成功模仿的背后進行原生態的創新、尋找新的盈利模式不能不說是擺在中國金融業面前的重要課題。

二、中國銀行業盈利模式的現狀與差距

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是指商業銀行在一定經濟與市場環境下,以一定資產和負債結構為基礎的主導財務結構。從利潤結構的角度劃分,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可分為利差主導型和非利差主導型兩種。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與西方國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一)經營范圍和業務品種較少,盈利模式比較單一

西方國家商業銀行經營范圍和業務種類比較繁多,尤其是實行混業經營以來,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如素有“金融百貨公司”之稱的美國銀行業,其中間業務的范圍涵蓋傳統的銀行業務、信托業務、投資銀行業務、共同基金業務和保險業務。以美洲銀行為例,其非利差收入構成主要有以下11項內容:存款賬戶服務費、銀行卡服務費、信托服務費、其他服務費、交易收入、私有權益投資服務費、貸款銷售服務費、證券銷售服務費、其他收入、分支機構及業務銷售收入、投資銀行費等。目前,世界銀行業開發出來的中間業務有3000多種,而我國中間業務品種僅有260多種。這些中間業務產品中實際經常運用的還不多,且主要經營的業務大都還停留在籌資功能強、操作簡單的勞務型、低收益業務上,服務質量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

(二)業務規模和收入水平較低,盈利模式再造任重道遠

根據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中間業務收入一般會占到商業銀行全部業務收入的40%以上,歐美等國家更是高達50%左右。如美國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平均在50%以上,其中花旗集團中間業務收入平均占比為61.85%,屬于同行業最高,中間業務收入占據了它們總收入的半壁江山。而我國中間業務開展得比較早、業務較大的中國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平均水平也才13.99,與國外水平相差近三四倍。從表1、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與不同地區的商業銀行相比,還是與不同國家的商業銀行相比,無論與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還是與發展中的國家和地區金融業相比,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息收入均是最高的。中國商業銀行要想擺脫單一的利差主導型的盈利模式,成功實現盈利模式的再造可以說還任重道遠。

(三)技術含量不高,盈利模式的創新性不夠

從整體上看,西方國家中間業務的品種及技術含量明顯優于我國,尤其20世紀80年代后,西方國家創新出大量的期權、期貨等金融衍生產品,而我國目前的金融衍生產品仍比較缺乏,只有少數的幾種衍生產品,以智力投入為主,技術含量高、盈利潛力大的中間業務如信息咨詢、資產評估、租賃、各類擔保貸款、投標承諾、個人理財業務等還不足,高收益且具有避險功能的金融衍生工具業務剛剛起步,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從表3中可以很直觀地看出,大多數商業銀行咨詢顧問類、擔保承諾類等業務收入明顯偏少。

(四)重規模,輕效益,規模擴張式的盈利模式十分明顯

我國商業銀行非利差業務發展長期處于從屬地位,各商業銀行開展非利差業務的主要目的很大程度上為了推進存貸款等傳統業務的發展,只是把非利差業務當成了吸收存款、穩定客戶的一種獲取間接收益的手段。此外,伴隨著經濟金融的快速發展,非利差業務競爭日益激烈,部分商業銀行為爭奪客戶、搶占市場,不惜血本參與市場競爭,形成整個市場收費過低或干脆不收費,最終造成片面追求擴大規模,搶占市場份額,出現了業務量增長與收入增長不同步的怪現象。在資本高度密集的上海,2006年上半年中間業務量達54.74萬億元,而收入卻僅為29.97億元,業務量與收入之比高達18265:1,即平均18265元的業務量才能有1元錢的中間收入。在別的地區,單位業務量的創收能力更是低下。

三、影響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的因素分析

(一)轉軌經濟與內部治理結構

我國的轉軌經濟特征十分明顯。經過多年的改革,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治理結構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經營機制和增長方式、分析管控和業務創新能力與國際先進銀行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一是所有者實際缺位,委托機制效率低。二是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如銀行經理人員的任免、升遷等問題。正是由于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難以成為法律上的內部人控制,即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嚴重不匹配,很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甚至“合謀”現象。三是缺乏有效的制衡與激勵機制。

(二)規模效應與內部管理

銀行規模效應是指隨著銀行業務規模、人員數量、機構網點的擴大而發生單位運營成本的下降以及收益上升的現象,它反映了銀行經營規模與成本、收益的變動關系。但規模效應與銀行的內部管理高度相關,科學合理的管理水平有利于規模效應的發揮,否則就會出現規模不經濟現象。由于體制和自身經營管理的原因,我國商業銀行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經營之路。主要表現在盲目擴張,只講業務數量,不注重業務質量,從而出現高投入低產出,高速度低效益。如圖1所示,我國銀行總資產收益率(ROA)水平普遍低于美國主要銀行。

(三)成長經濟與創新機制

商業銀行的成長經濟是指商業銀行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開展研究和開展活動,有能力、有條件以較低的成本為客戶提供創新性的系列化金融產品,從而獲得競爭優勢的一種經濟。成長經濟的核心是業務創新。近年來,現代商業銀行在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上面臨著很多問題,像“千行一面”的產品同質化問題、“現金+酒精”的惡性營銷問題、“復雜理財產品賣給非專業投資者”的誤導銷售問題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對多元化、多偏好的市場需求理解得不細、不深、不積極,金融創新在某些方面甚至偏離了實際需求,沒有取得明顯的競爭優勢。

(四)范圍經濟與監管模式

范圍經濟要求商業銀行必須進行綜合化經營,分業經營勢必影響范圍效應的發揮。我國目前仍執行著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路子,這種目前相對較嚴的分業監管體系使許多金融產品面市比較困難。例如利率衍生品,由于涉及多個市場,不同的監管部門需要進行事先協調,在相關政策未出臺之前,商業銀行便無法嘗試。再如QDII,由于政策規定只能投資風險較低品種,在人民幣已經進入長期升值通道的背景下,其收益率較低,投資者缺乏認同,商業銀行積極性不高。相反,市場最需要的一些人民幣衍生產品還要繼續等待有關政策的出爐。

(五)政策效應與制度偏差

政策效應是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引導效應。良好的政策可以發揮有效的政策效應,反之則會起到抑制和阻礙作用。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一直較低,這與我們的制度設計偏差不無關系。以利率政策為例,一方面1993年以來,通過多次的存貸款利率調整,我國的存貸款利差逐步拉大(見圖2);另一方面我國放開金融機構信貸利率上浮空間,但同時限制存款利率上浮,結果使存貸利差持續保持在高位,使得商業銀行能夠坐享豐厚利潤。持續實行較大的存貸利差,不僅不利于推動商業銀行的業務轉型,同時也將保護銀行壟斷,不利于銀行改革和效率提高,也不利于從根本上提高中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六)短缺效應與信貸擴張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的效應將長期存在。由于資金的稀缺性,經濟高增長必然形成了對商業銀行信貸的高需求,我國的市場融資結構一直延續著銀行主導型的融資模式。如表4所示,2007年9月底,我國銀行信貸資產仍占全部金融資產的63%,遠高于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這種間接融資模式為主的融資方式,使得個人和企業的資金需求主要通過銀行信貸的方式來解決,這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銀行謀取存貸利差的積極件。

(七)協同效應與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作為一個系統,對商業銀行的業務互補和產品交叉及風險規避非常重要,一個健全的金融市場可以對商業銀行產生明顯的協同效應。總體上來說,與西方主要金融市場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一是非銀行中介發展水平較低。如國外的保險公司、互助儲蓄銀行、儲蓄貸款協會、信用合作社、養老基金會、財務公司、投資基金、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租賃公司、消費信貸機構和郵政儲金局等等,非銀行中介種繁多,功能齊全,它們的產生,既推動了金融創新,也帶動了融資機構、渠道及形式和品種日益多樣化,給金融業發展注入了活力。二是貨幣市場起步晚、發展慢。主要表現在:規模較小,市場參與主體較少。票據市場建立較早,但一直未形成規模,仍以同業拆借和債券回購市場為主;各個子市場之間、同一子市場在區域間嚴重分割,二級市場缺位,相應減少了其為非金融部門提供貸款的能力,同時也降低了銀行自身的贏利。三是我國在資本市場發展上也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發育不良問題。這都使得商業銀行難以開發有效的市場避險金融創新產品,制約了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

四、推進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的政策建議

(一)必須繼續推進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

要充分考慮我國的文化傳統、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等各種因素,形成獨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結構。當前要特別注重建立完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營管理層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改變經營管理層權力過分集中的現狀;要落實董事會成員的培訓制度和議事規則,充分發揮董事會在商業銀行治理中的關鍵作用;要優化對職業經理群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防止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錯位等等。

(二)必須注重我國商業銀行的內控機制建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商業銀行要建立科學的決策體系、內部控制機制和風險管理體制,加快推進機構扁平化和業務垂直化管理,建立市場化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實施審慎的財務和會計政策,嚴格信息披露制度。

(三)必須構建和完善有利于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的政策法律體系

當前,要逐步取消嚴格分業的法律限制;其次要加快我國利率化市場建設,迫使商業銀行在經營指導思想、資金管理、利率風險管理等方面做相應的轉變和創新,使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自我控制約束能力、防范風險能力能與利率市場化進程相適應,通過金融服務產品創新,增加盈利能力。

(四)必須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模式

在目前情況下,應考慮建立在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三足鼎立格局上的牽頭監管人制度。牽頭監管人的作用是:1、從整體上對全能銀行集團的風險進行監管;2、在不同的監管部門之間收集和監管信息;3、組織跨機制的監管活動,通過組織現場監管、聯合檢查、聽證會等形式,發揮必要的溝通和協調作用,避免對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的監管疏漏和重疊。

(五)必須大力發展金融市場

在發展思路上,要積極引進新的債券發行主體、新的債券品種,如資產抵押或擔保的債券。應擴大金融債券的發行范圍,允許商業銀行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要適時推出債券衍生產品工具,應對利率市場化進程,在為投資者提供規避風險的投資品種的同時為全能銀行奠定基礎條件。

(六)必須營造有利于金融創新的環境

要加強對現有法規制度的檢討和更新。監管部門充分聽取市場的呼聲,及時進行梳理和調整,消除制度對創新的不合理束縛,加速培育制度健全,運行透明,健康而富有活力的金融市場基礎環境。同時,增強市場中的金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制度建設,增強自主創新的制度保障,形成鼓勵創新、保護創新、持續創新的良好氛圍。要增進公眾對現代金融的理解,培育金融消費者成熟的風險意識、合規意識和商品意識。

第5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海口綜合保稅區；離岸金融

一、引言

離岸金融市場的出現改變了金融市場的格局，其資金來源和運用大大超過了傳統國際金融市場。離岸金融市場是反金融管制、追求金融自由化的產物，離岸金融市場用現代化的通訊工具，將遍及全球的境外貨幣、資金供求者聯系起來，其貨幣流量之大和對國際經濟影響之深是任何一國的國內金融市場和其他類型的金融市場無法比擬的。離岸金融市場是各國銀行業突破國民屬性，適應新技術革命時代世界經濟發展對金融手段的需要而進行的重要的金融創新。

離岸金融市場產生于特定經濟區域對離岸金融服務的需求。2011年1月4日國務院在《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積極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加快發展金融保險業，探索開展離岸金融業務試點。在建設海南國際旅游島，推進以金融業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形勢下，我們認為應該立足海口綜合保稅區，探索發展離岸銀行業務、離岸保險業務、離岸基金業務，推進金融業務創新，并以此促進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國際化進程。

二、海口綜合保稅區的建設背景和發展情況

海口綜合保稅區于2008年12月22日經國務院批準設立，是繼國務院批準設立洋浦保稅港區后，海南又一個由海關監管的開放層次最高、優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齊全、手續最便捷的特殊經濟區域。海口綜合保稅區是海口保稅區轉型發展、區位調整升格獲國務院批準設立的開放層次更高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1992年10月，海口保稅區獲國務院批準設立，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區域已形成了以生物制藥、汽車制造、電子信息和機電加工為支柱的四大產業群，對帶動海口市的產業結構調整，促進海南省、海口市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為解決園區功能定位與城市發展規劃的矛盾、區港分離和發展空間不足的三大問題，經海口市、海南省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海口保稅區區位調整至海南老城經濟開發區并轉型升格為海口綜合保稅區。

綜合保稅區作為海關保稅監管體系的最高形態，連接國內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在發展口岸物流、保稅物流、保稅加工業務的基礎上，積極引導貿易、金融、信息、研發、設計、展示等輻射集聚效應強的現代服務業入區，是對國際自由貿易區功能的進一步探索，存在離岸性質資金流的進出和停留以及相應的結算、融資、保值避險等全方位金融服務需求。從國際慣例來看，世界上大多數自由貿易港區除了采取通行的經濟自由化、便利化的監管，適宜的行政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優惠的稅收和外匯政策之外，還通常采取與之相適應的離岸金融業務，使港區的發展與發達的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緊密相關。因此，開展離岸金融業務，是海口綜合保稅區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此外，發展海口保稅區的離岸金融服務和離岸金融市場，有利于提升海南省金融業層次，提高海南省金融業的國際化程度，促進海南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促進海南省國際旅游島的國際化進程。

三、海口綜合保稅區先行試驗離岸金融的可行性

1.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和開放高速的經濟發展是基礎條件

我國政局穩定，社會安定，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及國際地位的提高，為國際資金的流入和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在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趨勢下，流入我國的資金越來越多，對外貿易額也在逐年擴大，這就使得經濟在服務于國內業務的同時，也服務于國際業務。隨著經濟領域的改革向縱深發展，為我國離岸市場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具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便利的交通條件

海口綜合保稅區選址在海南老城經濟開發區，位處泛珠三角經濟帶、環北部灣經濟圈、東盟自由貿易區前沿，背靠大西南，易于生產因素的聚集；處于太平洋與印度洋間海上經濟走廊交通線上，南北連接臺灣、香港及東南亞，利于發展加工貿易，區位優勢明顯。這就為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交通便利的地理條件。更為重要的是，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地理位置、時差條件對開展國際金融業務十分有利。東部沿海地區正處于歐洲、美國和香港、新加坡之間，與倫敦、紐約等國際金融市場的開市與收市在時間的繼起上相銜接，可以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交易活動循環周轉的重要過渡點，這對建立離岸市場來說是十分關鍵的。另世界上傳統的離岸金融區多設在海島上，例如馬來西亞選擇與馬來西亞半島大部分領土保持一定距離的納閩作為發展離岸金融中心的地點，是否意味著地理上孤立的島嶼較之大陸上劃出某一區域更為合適，從這個角度出發，在海口先行試驗離岸金融更加具有積極意義。

3.海口金融業已經形成門類相對完整，功能較為齊全，運行順暢，效益良好的發展格局

2011年7月末，全市擁有存款性金融機構17家，包括政策性銀行分行2家，國有商業銀行4家，股份制商業銀行3家，外資金融機構1家等。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4491.52億元，比年初增加274.35億元，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2930.63億元，比年初增加416.55億元，存貸款增量均較高。海口健全的金融體系，良好的金融服務環境和金融設施，構成建立離岸金融市場的基本條件。

4.綜合保稅區具有發展離岸金融業務的優勢

綜合保稅區憑借其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吸引著大批中外優秀的物流、加工、商貿服務等類型的企業入駐，必然擴張區域內的金融需求，為其先行試驗離岸金融業務帶來巨大的內生市場。綜合保稅區作為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行“境內關外”的管理模式，在海關、稅收、外匯等方面均享有特殊的政策優惠。綜合保稅區空間封閉、監管便利，完善的海關、銀行監管和外匯管理體系，可以有效保證離岸金融業務的健康、有序發展。

5.國家推進海南省國際旅游島建設帶來的機遇

《國務院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的，標志著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建設國際旅游島必將成為海南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制高點和突破口。國際旅游業飛速發展及外向型經濟的日益壯大給外匯服務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商機，創造了離岸金融業務的潛在需求。以旅游為例，據統計海南全省2011上半年共接待境外過夜游客達5.23萬人次，同比增長9.41%，旅游外匯收入18879萬美元。國際旅游島的戰略定位，不僅將促進海南在交通、通訊等硬件設施方面加大投入、加快建設，為建設離岸金融中心奠定硬件基礎，而且還將極大地促進海南在制度方面的建設和完善，為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創造良好的軟環境。

四、海口綜合保稅區先行試驗離岸金融的政策探討

1.模式選擇

綜合考慮國內、國際金融市場環境，以及我國金融發展現狀，我國離岸金融市場的形成必須是政府推動型的，即政府采取特殊的優惠政策，同時從立法方面加強對離岸金融市場的監管，建立和推動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我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金融基礎建設較為滯后，因此在海口綜合保稅區建立離岸金融市場初期適宜采用嚴格的內外分離型離岸金融業務模式，離岸業務與在岸業務分設，有利于防止國際資本借助離岸賬戶自由進出，減少離岸金融業務對國內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的沖擊，便于金融監管部門對跨境資金進行有效監管。

2.政策建議

海口綜合保稅區應積極爭取有關部門的認同和支持，加大推進力度，共同向國家提出申請，力爭使綜合保稅區成為離岸金融業務的試點區域，研究制訂加快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扶持政策，培育市場主體，形成中、外資兩類銀行共同發展的競爭格局，壯大離岸金融服務主體，完善相關配套，加強制度保障和監管機制。

（1）構建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截止目前我國專門針對離岸金融業務的法規只有中國人民銀行1997年10月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及由此制定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該法規是針對國內中資銀行及其分支行從事離岸金融業務制定的規范性條文，但較為滯后，無法適應當前離岸金融中心建設的需要。表現在現行離岸銀行業務法規適用主體僅限于中資銀行，中外資銀行待遇不統一， 離岸金融市場上經營離岸金融業務的機構實際上既可以是本國銀行也可以是外國銀行；離岸業務部門的法律地位不明確，現行法律規定銀行的離岸業務部門獨立經營，但無營業執照，無獨立法人地位。借鑒國外離岸金融中心的經驗，制定出包括離岸金融機構準入、業務操作和市場退出等一系列規范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配套法規體系。

（2）制定海口綜合保稅區離岸市場的優惠政策。以稅收優惠促進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是世界各國所采取的通行政策，要積極爭取相關稅務部門明確海口綜合保稅區內離岸金融業務的稅收政策，制定離岸金融業務稅收的相關法規。對于從事離岸金融業務的金融企業，可實行稅收減免，以吸引國外銀行在綜合保稅區設立分支機構，支持區內離岸金融業務的開展。對于綜合保稅區的物流、貿易、金融等企業給予適當的引導性資金支持，也可通過離岸賬戶經營的盈余優惠征稅。其次，在先行先試的基礎上，爭取外匯管理部門取消對綜合保稅區的外匯管制，對非居民外匯交易不設限制，允許離岸資金自由進出和匯兌，對外匯的股息、利息不作任何限制。放開利率限制，允許其隨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在較大的范圍內上下波動。

第6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監管創新風險防范自由主義金融理論

論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機的事實證明歐美各國的完全放任金融業發展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并不能使中國獲得長遠發展，危機只是暫時的，世界要發展、中國同樣要進步，因此，盡快推行金融監管體制“一統化”改革，成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把不同監管部門的外部協調變為單一部門內部的協調。是改善監管者協調性的重要措施。

一、開篇立論

美國金融創新與監管的關系與中國不同，它是完全放開，由市場機會和利益指引人們的創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場失靈，卻因為監管滯后不得不讓政府與百姓付出巨額代價。而中國的金融創新必須由政府批準，穩定秩序唯此唯大。導致創新步伐太慢，內需總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機對中國即是挑戰同時又是難得的機遇，金融危機帶來了一次世界經濟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機的突破口就能獲得領先一步的發展。在改革方面中國一直保持著嚴謹的態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這也是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影響較小的原因，然而這樣的態度并不長遠，危機只是暫時的，危機之后必會產生更加完善的金融體制，中國目前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模式已經不適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創新和快速增長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監管體制已經是我國目前金融監管創新的當務之急。

二、金融監管創新的必要性

（一）分業、混業經營界限模糊，分業監管受到挑戰。

隨著金融開放和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國內金融業由原來的分業經營模式逐漸朝綜合化經營模式發展我國以金融機構作為監管對象的分業監管體制,1999年，我國頒布了《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管理規定》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同年10月，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又一致同意保險基金進入股票市場。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出臺這一切舉動表明。我國分業經營體制的松動，必然要求我國傳統的分業監管體制做出相應的調整，我過金融監管體制已受到極大的挑戰。

（二）中資、外資銀行競爭越顯不公平，期待統一競爭平臺。

（1）從分業轉向混業經營外資銀行具有先天優越性。我國對外資金融機構已開放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大量跨國金融集團進入我國市場,各子公司也必須受到中國的法律的限制實行名義上的分業經營,隨著金融全球化，金融創新國際化中國的分業經營模式逐步向混業經營進行探索，而此時在中國的內的外資銀行的母公司已經具備較為完善的混業經營模式,根據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綜合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這對于那些只能從事銀行、證券、保險中的某一領域的國內金融機構來說,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將使我國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進一惡化。

（2）目前我國在服務收費、存款準備金利率、業務范圍以及稅收政策方面對外資銀行還存在“超國民待遇”，而且外資銀行承擔的國家政策性任務遠低于中資銀行。這對中資銀行來說無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層次的不平等競爭使得中資銀行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無論在空間、時間、市場上都受到極大的落后性，因此給中資銀行帶來極大的發展壓力。

（三）中國需要發展，金融業需要創新

從國際上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金融監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術手段與國際先進水平還存在諸多差距，我們必須努力縮小國內監管標準與國際監管標準的差距加快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才能使我國金融業發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國際化，從國內角度講，我國是人口眾多，勞動力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就業及生存壓力重大，在此危機關頭，穩健、高效的金融體系才能快速的帶動經濟增長，保持中國的正常運行，然而對于金融業發展而言，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關鍵，隨著我國加，WTO，國外金觸機構向國內金市場迅速滲透，目前我國金融業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金融競爭國際化要求，金融創新的全面推進，是改變目前我國金融業競爭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監管阻礙金融創新的觀點，人為地把金觸監管與金融新對立起來，嚴重制約著金融創新的全面推進。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打破金融創新瓶頸，為金融業的快速發現拓展空間，提供優勢資源。

三、對我國金融監管創新的幾點建議

（一）增強國際間金融監管合作

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緊密地聯結，而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存在區域性受到國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傳染效應”帶來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監管體系的強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環節所決定的，無疑發展中國家是這其中的軟肋。而且投機性攻擊的不對稱性削弱了金融監管的效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投機性攻擊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東亞國家金融體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機性攻擊后金融機構出現普遍恐慌的“羊群效應”有密切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打破國界界限，增強國際間的金融監管合作，使得金融監管緊跟金融創新步伐，在金融創新快速發展的同時共同防御金融風險，建立健全的國際金融監管體制，使的金融監管同樣走向國際化。

（二）對我國金融行業應該進行全方位統一監管

目前我過實行我“一行三會”監管體制存在眾多矛盾和不足，（1）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金融主業分別由一個監管部門監管，容易出現死角，可能會影響審慎監管的效率（2）隨著金融機構和業務邊界的模糊，提供類似金融產品的金融機構由完全不同的主體來監管，而不同的監管機構在監管方式和目標方面則出現差異。（3）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的監管體制中同樣存在眾多的不合理，此時我們亟需一個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內、外資、境外等業務統一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監管制度，做到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發展。實行統一監管不僅能迅速適應新的業務，針對金融業務日新月異的情況，根據金融產品確定相應的監營規則，有效地處理混業經營下不斷出現的創新金融產品的監管問題；而且對整個金融業來設計監管機構和監管規則，更具有前瞻性和預見性，能更好地處理金融業不斷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避免監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創新形成的新的系統性風險，避免多重監管，降低不適宜的制度安排對創新形成的阻礙（三）從根本上降低金融監管成本

（1）我國金融監管成本存在急劇擴大的趨勢。由于中央的預算約束比較寬松,職能長期不確定,以及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使監管成本存在膨脹趨勢。主要表現在:一是監管機構龐大,人數眾多,人力成本較高。二是監管制度設計重復,成本增加。三是現場檢查的實施效果差,監督成本高.(2)目前，中國銀行在所設海外分支行的25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已有18家當地監管機構(包括所有發達金融市場國家)明確提出了實施新資本協議要求，占中行全球網絡的72％，而在國內，銀行業還停留在執行舊資本協議的階段。面對這種監管差距，海外分支機構要付出很大的轉換成本，僅各種財務報表就要有兩個版本。面對花費較大且無實際效益的成本必須從監管體制上進行完善創新，減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監管需要一個過渡期

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離不開高素質、高文化水平的專業工作人員。我過目前亟待尋求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統一的監管模式必是中國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的必經之路但是由中國目前的發展現狀和綜合實力還不具備統一監管的條件，在現狀和統一監管模式之間存在一個過度期，即“分業—過渡期—統一監管”路線。然而過渡期內金融業應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業務，提高服務質量，培養專業人才，優化和充實核心資本。同時利用這一時期，我國貨幣金融當局可以進行充分論證，考察各種情況，吸納世界各國先進的經驗和立法，對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及法規體系進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進、具體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為我國金融業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培養專業化的監管人才。

四、總結

金融監管的國際化是擴大金融開放的制度保證和前提條件之一，其實現程度最終取決于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參與程度和國際競爭力狀況，這將是一個長期過程，本文仔細討論了我國目前發展狀況的缺陷和當前國際形式，從而建立起更優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監管模式。進行這項課題研究的現實意義在于將傳統的監管引入不確定性的領域，并對其進行發展和創新，以適應世界金融格局的變遷和空間、對象、環境的日益復雜與模糊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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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啟清．競爭還是合作：國際金融監管的博弈論分析．金融研究，2008(10)：187—197

第7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對我國建設金融中心研究的基本趨勢進行了梳理，并通過上海和重慶兩個城市建設金融中心研究現狀的比對分析，明確我國在建設金融中心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關鍵詞：金融中心 研究綜述 政府主導型 評估指標體系

自我國提出要建設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后，國內的學者從金融中心的界定開始，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經驗，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國內城市進行比對分析，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思考我國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布局，以期為不同城市建設金融中心提出對策和建議。筆者嘗試梳理國內學者研究的整體發展，以上海和重慶為比對分析樣本，重點探討研究方向與政府需求之間的密切程度，從研究的實用性和適用性層面予以總結歸納，以期發現政府職能部門關注的焦點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建設金融中心研究的基本趨勢

關于何為金融中心，目前為止無絕對權威的定義，國內一些學者在研究國外學者對其闡釋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普遍認為美國金融學家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74）最早給出了金融中心的定義，“金融中心不僅可以平衡私人、企業儲蓄和投資以及將金融資本從存款人轉向投資者，而且也可以影響地區之間的存款轉移。銀行與金融服務中心充當了交易功能和層際空間的價值儲藏功能的媒介”。金德爾伯格從功能角度來詮釋了金融中心，而基于金融中心形成過程給出定義的里德（Reed，1981）認為，金融中心發展過程可以歸納為五個階段，“每一階段的中心相應地服務于：它的直接腹地，腹地外更大區域，整個國家范圍，鄰近國家和政治屬地，成為世界范圍的金融中心”，這五個階段構成了一個腹地范圍的等級體系。

國內學者沿用里德的觀點，將金融中心的發展大概歸納為五個發展層次，每一個層次對應不同的效應輻射范圍：第一層次輻射范圍僅為直接腹地，這類城市只能稱為經濟中心；第二層次輻射范圍包括腹地以外國內的一定區域，可以稱為區域級國內金融中心；第三層次輻射范圍為整個國家時，稱為國家級金融中心；當輻射范圍涵蓋鄰近國家和政治屬地時為第四層次，稱為區域級國際金融中心；輻射至全球時為第五層次，稱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隨著我國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熱潮的興起，學者們先后對國內30多個城市建設金融中心的可行性、目標定位、現狀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并給出了對策建議。此類研究多基于單個城市發展的視角，支持其建設成為區域金融中心，其中部分專家學者所論述的是自己所在的城市，帶有明顯的主觀性，并以規范性研究為主，缺乏可操作性。

針對這種情況，有些學者開始側重實證分析，構建金融中心的評價體系，并基于全國統籌的角度驗證不同城市的發展定位，以避免因重復和過度建設而引發的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倪鵬飛、孫承平（2005）利用模糊曲線模型對金融中心定位的假設進行經驗驗證，并將影響金融功能的因素根據重要程度進行排序，進而利用相關方法計量出中國43個主要城市的金融功能競爭力指數，根據指數大小大致判斷：上海、北京為全國性金融中心，廣州、青島、廈門、武漢、大連、重慶、西安可定位為區域性金融中心。王力（2008）采用范圍法、目標法和頻度統計法相結合的方法，構建指標體系對區域金融中心城市金融競爭力進行綜合評價，根據評價排序建議把北京和上海歸為“國家級金融中心”，把深圳和廣州歸為“發展型區域金融中心”，把天津和南京歸為“成長型區域金融中心”，把大連、武漢、成都、重慶、沈陽、廈門、濟南、青島和西安歸為“潛力型區域金融中心”。天大研究院課題組（2010）提出了中國布局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原則，指出中國應以國際金融多中心為戰略選擇，以上海、香港和北京作為中國國際金融中心體系的目標城市。張普玉（2012）以金融中心發展的基本理論為指導，結合了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狀，對中國各個準備建設成為區域金融中心的城市進行量化考核評分和排序，根據GFCI評分結果和排名進行劃分歸類進而進行整體規劃布局安排，并根據量化指標對中國金融中心的整體布局和建設步驟提出合理化建議。

從以上的研究來看，對上海和北京的發展定位基本明確，而國內其他城市的發展缺乏統一定論。其中一些鄰近城市競爭異常激烈，資源爭奪、浪費很難避免。為加快我國成為金融強國的速度，中央政府應及早將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納入國家視野，站在全國的高度，結合各城市現有基礎制定國家戰略與規劃，而這也是國內學者目前研究的趨勢和關注的焦點。

基于單個城市建設金融中心的研究

本文以上海和重慶為例，說明我國學者基于單個城市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變化。

（一）上海

從文獻資料來看，楊國平（1992）最先以會議綜述的方式記錄了當時政府部門、專家學者對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思考，主要涉及了上海金融中心的目標、模式及定位選擇。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上海首先應該考慮成為全國的金融中心而不是遠東或世界的金融中心，但是從長遠看，上海金融中心的目標應是全球范圍的。文中給出了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強化金融創新、盡快與國際金融業接軌的對策建議。此時，上海市政府剛提出建設金融中心的目標，研究僅處于起步階段。

直到2002年，上海市建設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才被進一步明確為“三步走”戰略：“5年打基礎、10年建框架、20年基本建成”。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左右，基本建成與我國國際地位、人民幣國際影響相匹配的亞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使上海成為國際資本集散地和全球資金交易場所，并開始向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邁進。戰略目標明確后，學者們緊緊圍繞如何建設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前行。胡堅、楊素蘭（2003）構建了國際金融中心的評估指標體系，利用1998-2000年紐約、東京、倫敦、新加坡、中國香港、首爾、上海和泰國這八個地區與國家的數據，通過回歸和參數檢驗的方法，從實證和統計的角度檢驗所設計的國際金融中心評估指標體系中的指標對國際金融中心評估的顯著性，利用得到的回歸模型對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可能性進行預測和分析，指出上海能否在短期內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在于上海的金融業能否迅速發展，提高金融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和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

在研究發現差距后，學者們的研究則集中體現在借鑒香港、倫敦、新加坡、東京等城市經驗，以總結現狀提出對策。典型代表如：劉剛（2007）通過對影響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經濟因素、金融因素、政治因素和綜合因素4個變量與主要國際金融中心進行比較，檢驗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發展程度，認為上海國內金融中心地位基本穩固，但仍處于區域性金融中心和非國際金融中心之間。主要表現在金融部門產值較低、金融市場結構急需優化、金融衍生商品交易規模有待提高、金融人才資源密度和金融市場化程度不高以及缺乏寬松而又嚴格的法規體系等方面，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了實現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分階段目標體系和相應舉措。王洪波、羅芳（2009）通過對國際金融中心與大城市群協同性的國際借鑒，提出了它們之間協同共進的觀點，認為在現階段，大力促進長三角區域的金融一體化來加快長三角城市群的完善和成熟，對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進程意義重大。劉丹（2010）從區域選擇的視角，在對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形成路徑進行了分析歸納，并借鑒全球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給出了上海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的兩種方案建議。

（二）重慶

與上海不同，上海建設金融中心得到了中央政府批準，而重慶建設金融中心的規劃由地方政府提出。2007年，重慶市明確提出到2015年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地區金融中心，即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乃至中西部地區金融功能最完善、金融創新能力最活躍、金融品種最多、金融實力最強大、金融服務覆蓋面最廣泛的金融中心。

同階段，學者們對重慶發展金融中心的研究相比上海較少。顏蕾（2006）從金融中心模式的選擇、金融機構組織體系的建立、資本市場制度的創新、區域信貸市場的發展及建立區域性民營銀行等方面，提出了構建和發展重慶市區域金融中心的政策思路。杜江、張宸銘、陳鵬（2009）在分析重慶建立長江上游區域金融中心優勢的基礎上，給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陳敏（2009）從產業集聚的角度給出重慶建設區域金融中心的對策建議。周雪梅（2011）從經濟環境、金融集聚、金融輻射和金融制度四個方面來分析評價重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構建。

（三）對比分析

基于對上海和重慶金融中心建設的相關文獻資料整理，可以看出：對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研究方向與政府需求基本一致，其中既有規范性研究又有實證研究。為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評估其金融業發展現狀、借鑒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經驗不可或缺，而現有的研究基本沿著這個方向進行；重慶著力建設金融中心的時間較短，且金融業發展與上海差異較大。對重慶的研究均基本上為理論研究，除少量的碩士論文借鑒已有指標體系進行評測外，多為基礎數據的簡單整理，對策建議缺乏明顯針對性；重慶提出建設目標已經多年，提出建設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也有一段時間了。截止到目前，對重慶區域金融中心建設現狀無系統評價，現有研究與政府需求缺口較大。我國各金融中心建設為政府主導型，從上海和重慶兩個研究對象來看，學者研究基本沿著政府規劃方向進行，對其他城市的研究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

結論

首先，我國多個區域金融中心建設定位不明確，缺少對自身經濟結構的總體評價和對金融業發展的準確評估，金融中心的建設多為政府主導型，金融業發展基礎較為薄弱，部分城市缺失政府規劃，發展目標不明確。其次，區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各地政府為爭取更多金融機構進駐，加速金融產業集聚，往往采取一些優惠政策和措施以降低金融機構的成本，臨近城市之間的競爭尤為激烈，如重慶和成都、大連和沈陽、武漢和鄭州、深圳和廣州等等，資源爭奪現象嚴重，同時由于缺少國家整體規劃，國家和地區政府的博弈問題明顯。因此，站在國家宏觀角度對各地金融中心建設進行統籌和協調尤為重要，遵循區域金融中心發展的規律，促進我國功能互補、層次不同的金融中心有序建設。再次，指標體系的構建在借鑒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需充分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和政策法規，應體現出對不同層次金融中心考核之間的區別。各城市科學規劃金融中心建設的同時，構建明確、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尤為重要，有助于定期對中心建設水平進行評價，明確各項工作推進進度，采取更具針對性和有效的措施，確保政府規劃落實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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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洪波，羅芳.國際金融中心與大城市群的協同性-兼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J]. 國際經貿探索，2009.7

第8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建立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文章首先簡述國際金融中心指標評估方法，然后通過比較上海與北京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的現狀，探討上海競爭成為國內金融中心的優劣勢。最后，文章總結了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約束條件。

一、前言

國際競爭的根本，在于對國際金融主導權的競爭，在于對全球資本的控制權、支配權的爭奪。擁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一個大國的長遠發展和金融安全至關重要。上海作為我國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首選目標，經過十多年的建設，其框架雛形已經基本形成。上海通過在過去的十多年中的建設和發展，現在已經到了可以進入跨越性發展的時期，即中國金融中心、亞太區國際金融中心和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建設同步進行。但是，上海同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我們可以用評估國際金融中心的指標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現狀進行考量。一個城市成為國內金融中心是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提，通過國內城市在建設金融中心方面的優勢和劣勢的比較，可以找出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方面的不足之處。另外，研究世界成熟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及其成因，比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世界成熟金融中心在各個方面的差距，將有助于找到影響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制約，從而制定出應對措施，以更好地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二、金融中心的評估指標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金融中心是這個國家金融交易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對于交易的種類、交易的范圍大小、金融機構的特點，人們并沒有統一的看法。但總的來說，判斷一個城市是否能稱為金融中心，主要需要考察以下三個方面。

1．流動性。流動性是金融中心信譽的保證，高流動性可以使金融中介以低成本迅速地完成大量的大額定單，并且使價格的波動風險最小化。所以，資本是否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也決定了該國家是否能吸引大量的投資者。一個城市經濟的自由度和該城市中金融中介的成熟程度決定了在城市中參與投資交易的資本的流動性。流動性對于投資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對資本流動的約束越少，資本流動的渠道越多，代表資本的金融工具就越能被人接受，資本的變現能力就越強。決定資本流動性的因素包括個人的選擇、意愿交換、競爭自由度、對個人和財產的保護、信貸市場的管制和對外貿易的自由度等。

2．收益性。資本的收益性可以從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收益率兩方面來進行考量。所以，資本的規模和交易成本可以用來衡量資本的收益性。金融業是一個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不同的金融產品可以具有共同的成本。另外，如果有大量的賣者在同一地點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那么買者的搜尋成本將會大大地降低。具體來說，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規模的指標可以包括：金融中心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國內上市公司數量。對于金融機構以及企業來說，在他們的總成本中，決策成本是主要成本，因此，公司總部往往會設立在決策經營成本最小的某個經濟或金融中心。那么，包括外國銀行的數量、外國金融機構的數量和跨國公司總部的數量就可以成為衡量一座城市投資交易成本的指標。

3．安全性。資本的安全性同樣為金融機構所高度關注。資本的安全性主要體現在政府政策的穩定程度和連續程度上。如果政府或監管當局指定的規則變化無常，金融機構將難以制定和實施其長遠發展規劃。所以，一個國家的法律結構與財務的安全、健全的貨幣制度、國際競爭力和國家政治風險也常常為投資者所關注。

三、上海能否成為國內金融中心——上海與北京的比較

上海必須先成為中國的國內金融中心，然后才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只有上海金融市場成為全國的金融市場，全國重要中心城市的資金匯聚上海金融市場，并輻射全國重要中心城市，上海金融市場才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中心。因此，努力把上海建設成為國內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上海和北京一直是建立國內金融中心的討論焦點，上文已經提到了國內金融中心的評價指標。如果再進一步分析我國的情況，一個城市的金融競爭力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該城市要能成為區域的信貸轉貸中心；該城市的金融市場應當是國內主要的籌資渠道，其證券交易規模在全國要有一定的地位；城市中有一定數量的外資金融機構；能率先適應金融改革及創新；擁有健全金融法規體系。

如今，上海已經形成了包括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和上海黃金交易所在內的多層次市場體系，并且是我國金融機構的最大集聚地。而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則是中央機關的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的總部都在北京。金融業是一個講究高度規范性的行業，因此,首都北京具有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優勢。

總的來說，上海與北京相比，其優勢在于具有一個比較完備的金融市場。此外，由于較高的市場自由度和寬松的環境，上海在吸引境內外金融機構以及對外開放方面也具有獨特的優勢。然而，必須看到，上海在成為國內金融中心的漫長道路上還存在許多困難，例如，全國各大金融機構的總部大都設在北京。再例如，全國許多城市都非常重視金融市場的建設，要處理好與這些城市在金融活動方面的關系也并非易事。四、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約束條件

基于上文的討論與分析，可以總結出以下四條制約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因素。

1．金融機構集聚度不夠。雖然上海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外資金融機構聚集地，但是與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如美國、英國、日本），上海的外國金融機構數和金融中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數量與質量存在明顯的不足。據統計，英國、美國、日本在1996年時單離岸金融中心商業銀行數就分別達：493.472.219家，其中外國銀行分別為347.328.92家，遠遠高于在上海的外資金融機構的數量。另外，質量上差距也較明顯。在上海本地的金融咨詢機構中，目前還沒有一家像麥肯錫、普華永道一樣有國際影響的咨詢服務機構，這種狀況不利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

2．交易規模和金融產品種類不足。上海目前雖然初步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市場體系,但是與成熟的金融市場相比較，交易的層次以及金融產品的種類仍顯得單調，各金融市場間資金缺少流動。同時，金融產品的類型不多，國際化程度不夠，缺乏避險交易工具。不過，近年來，我國已經在著力于金融創新，開發新的交易品種。比如，QDII、QFII以及股指期貨。

3．金融監管環境的建設與金融監管機構間關系的協調。傳統意義上，主要應從三個角度來考察金融監管環境，即監管廣度、監管深度以及監管頻度。然而，我們發現倫敦、紐約在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時，并不是一味地管制，而是采取了更先進的理念和價值取向。比如，“服務優于管制”和“有所為，有所不為”。上海作為非監管總部所在地，既面臨總部的監管，又面臨跨業的監管。所以，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協調好各種監管機構間的關系，使得監管變得更合理、更有效率。

4．缺乏國際化人才。目前上海人才國際化總體水平仍然較低，特別是缺少國際通用型人才。一個城市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一定需要大量的既懂得國際慣例又熟悉國內法律的高級經營管理和金融人才。然而，上海金融行業中，高級人才與勞動人口的比例遠遠低于紐約、倫敦、東京等發達國家的城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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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福生.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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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國際金融業論文范文

一經濟發展呼喚金融人才和金融學教育的加強

現代金融已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現代經濟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金融經濟。

論文百事通無論是政府的宏觀調控，還是企業的生產和經營，老百姓個人的投資理財和創業，都與金融息息相關。金融業發展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推動作用日益彰顯。事實證明，凡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同時也是金融業發展較快和金融人才相對集中的地區。美國、英國、日本等莫不如此，我國的上海、深、江浙等地也是這樣。經濟發展與金融業發展之間形成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經濟越發達，金融業就越發展；金融業越發展，經濟發展越快。與此同時，金融業越發展，對金融人才的需求就越迫切也越大。“金融業逐漸成為一個覆蓋范圍最廣與日常生活結合最緊密的服務型行業，同時也是一個最具有創新動力的知識、智力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建立和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實現金融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加強金融法規建設，規范金融行為，完善金融市場以及加強金融監管，健全監管體系，維護金融競爭秩序；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大力加強金融人才的培養，以滿足各層次、多樣化的金融人才需求。而這一切又有賴于全社會金融學教育的加強。

總體上來說，現代金融學教育的內涵應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面向社會大眾的金融學知識的普及型教育(在這方面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有關專家學者在東北農村手把手地教農民如何運用農產品期貨交易來規避市場價格風險，增加農民收入，也能夠看到遍及全國各地的形式多樣的面向社會公眾的金融知識講座或短訓班，內容包括股票投資、藝術品投資、國債買賣、黃金買賣、外匯交易、房地產交易、保險業務等)；第二個層面是面向在校大中專學生包括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學知識的系統的學院式教育。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創新日新月異，國際金融運行風險增加，通過系統扎實的學院式教育，培養既具有國際視野懂得全球一致的業務規范和取向統一的管理法規，又能夠把國情特點與國際慣例結合起來的高素質金融人才是當務之急。

二現代金融學教育應體現人才需求特點，不斷完善學科體系和內容

我國經濟發展對金融人才的需求呈現出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是金融人才的復合型特點，二是金融人才的國際化特點。復合型是指金融人才既要懂得金融又要懂得現代科技尤其是網絡技術和高等數學等；既要懂得營銷又要懂得管理；既要懂得法律又要有較高的政策解讀能力。國際化是指金融人才首先要有較高的外語水平，特別是要具備較強的外語交流和溝通能力，其次要熟知不同的金融文化背景，還要有較高的理論研究水平和較強的實際工作能力。為此，學院式教育在專業學科體系構建方面應突出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英語、高等數學、計算機技術等；第二部分是營銷心理和營銷行為學、不同金融文化比較研究等；第三部分是專業課程。

當然在現實中，由于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已很難截然分開，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也日益混合。以央行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制定、操作和協調、金融監管及立法和制度安排為核心的宏觀金融，直接作用和影響于以金融機構業務經營與管理為核心的微觀金融。所以，各高校在自己的經濟學或管理學方向的學生培養目標中，可以結合實際有所取合，有所偏重。比如要么以宏觀金融為主，要么以微觀金融為主；甚至還可以在宏觀、微觀金融中突出某一部分的內容，比如在國際貿易專業中可突出國際金融及外匯交易、國際信貸與國際結算的內容等。而在金融學專業中則可以給學生更大的自主選擇的空間。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創新既是必然又是常態。它涉及金融制度創新、金融市場創新、金融機構創新等。而就金融機構而言，又涉及金融業務創新、金融工具創新和金融服務創新等。因此，在現代金融學教育中應及時補充進去這方面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