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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體系國際貿易。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二、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國與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企業之間的競爭。作為全球化的核心,跨國公司總體上畢竟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反映了當今世界資本和技術流動快而勞動力相對不流動趨勢下資源優化配置和市場競爭的需要。筆者認為,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和安全的影響,與其說取決于跨國公司,還不如說取決于本國的政策。對跨國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須予以限制。而且跨國公司是當今世界經濟中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商業行銷、科研開發等眾多功能于一體的巨大復合體,是一種時代潮流。發展中國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參與全球經濟,才能在國際國內市場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利益。
關鍵詞: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現狀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5-0297-02
引言
世界經濟專業屬于理論經濟學的分支,最早由中國人民大學設立,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為更好的了解世界經濟形勢,國內很多院校都開設了世界經濟專業,近年來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大量在世界經濟領域有所專長的人才。但對國內七所重點大學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方案的調研結果顯示,世界經濟碩士培養中還存在專學不分、實踐不足、課程設置趨同等方面的問題。因此,如何更加合理地對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進行培養,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規律,就成為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
一、中國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現狀
1.研究方向。基于對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國內七所重點大學的研究生培養方案的調研,我們看到,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按照世界經濟學科的知識結構大致分為:世界經濟理論、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與投資、國際政治與經濟關系、世界經濟運行與國別經濟研究等;個別高校如南京大學基本按照地理區域將研究方向分為美國與歐盟經濟研究、東亞經濟研究、區域一體化研究。整體來看,研究方向的相似度較高,以宏觀經濟研究為主。另外,中國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采用導師負責制,授課模式以集體授課為主,學制一般為二至三年。
2.培養目標。七所高校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目標雖然表述不一,但十分清晰明確,概括起來就是要培育了解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和現狀的、能夠洞察國際經濟發展變化規律、具有較強的分析和研究中外現代經濟問題能力的專業人才。這些專業人才具體又包括兩類:一是對中國經濟運行、國家經濟政策和世界發展狀況十分熟悉,能夠運用各種經濟學原理解決各種現實問題的應用型人才;二是熟練把握國際貿易理論、國際金融理論等各種世界經濟理論基礎,能夠運用相關知識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術型人才。
3.培養模式。培養模式是根據人才成長的規律和社會需要,為受教育者構建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素質結構以及實現其結構的總體運行方式,反映的是培養過程中各個環節的最優化設計以及諸因素的最佳組合。目前大多數高校普遍采取“學位課程+學位論文”的方式,學位課程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達到所要求的學分并經中期分流考核合格后,即可在導師指導下進入學位論文的撰寫階段。
二、當前中國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1.研究方向不夠細化。從目前的世界經濟運行情況來看,沒有所謂“最優模式”,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和發展階段,由于所面臨的全球經濟形勢不同,采取的發展戰略和方針也不同,因此我們在研究世界經濟領域問題時,應該既研究具有普遍規律的宏觀問題,又探討特定時期和特定國家的具體問題,中國現有世界經濟專業的培養方向大多比較寬泛且偏于宏觀,明顯不夠細化,因而針對性不強。
2.培養模式較為單一。雖然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方案中的培養目標較為明確,分為“理論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兩類,但是在實際培養中,普遍存在著“重理論、輕應用”這樣一種傾向,因此這種單一的“學位課程+學位論文”的培養模式對多方面提高研究生的培養質量形成了一定的制約。當然,很多高校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培養過程中也比較注重校外實踐這個環節,包括聘請校外導師、開展學術研討會等形式,但是大部分由于各種資源的制約,在實際運用中并不理想,與預期目標尚存在一定差距。
3.課程設置理論聯系實際不足。課程設置是根據研究方向來制定的,由于中國高校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的研究方向相對宏觀,所以從課程設置來看,都是比較傳統的西方經濟學體系。但是近年來世界經濟形勢瞬息萬變,世界經濟格局進入調整期,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所有的經濟體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西方經濟學課程體系在實踐面前顯得有些“滯后”,一些新的社會、政治、經濟現象需要通過更具有時效性的課程設置和更靈活的教學方式來進行研究。
三、完善中國世界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幾點建議
1.增設研究子方向。在培養方案中,高校可以根據自己的師資優勢及地緣特點增設研究的子方向。雖然研究的是世界經濟,但我們的最終立足點是通過學習世界經濟,為中國更好的融入世界、推進開放型經濟發展服務。因此,各個高校可以根據教師的研究方向、研究專長及學校所處的地區情況將研究方向細化,形成各自的特點和優勢,這樣培養出的人才既可以避免趨同性,同時又可以更好地為經濟研究和實務工作服務。
研究領域。注重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問題,堅持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并注重從理論和政策的角度解決現實矛盾。其研究重點為下述三個方面:一是企業管理。代表作有專著《現代經理革命》,論文《企業預算約束的軟化及其對策》、《資本營運的理論分析》、《產權理論的演變》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業管理基本理論研究的同時,龔益鳴還作了大量的國企改革實證分析,2001年在《求是》上發表《管理創新的成功實踐》和《湖北國企改革的現狀分析》。二是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其代表作有專著《第三種貧困》、《非劉易斯模型》、《泛生產力論》等。他的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新古典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發展理論應用于中國,在與現實相結合的分析中,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論,從而多有重要的創新。如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短缺”的論述(1993年),關于“從傳統農業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動農業工業化”的論述(1992年),關于“城市吸收農村的特殊機制及其矯正方式”的論述等,均是如此。三是經濟改革理論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專著《政府經濟學》、《民工潮的起落》,論文《農村二次改革論》、《混合型滿意體制論》、《現代企業制度的生成障礙及其消除途徑》等。龔益鳴研究員的改革論文均涉及體制中最重大、最深層的矛盾問題,理論底蘊深厚,極富分析力和邏輯雄辯力,獲得廣泛的好評。
近幾年,致力于經濟所學術梯隊的培育和建設,同時把研究方向轉向經濟形勢的分析與預測。到目前,經濟所已大致形成了價、稅、財、金、企業、宏觀經濟等六個方面的分析預測專家隊伍,先后組織了四場經濟分析會,發表了十篇分析文章,為新華社、湖北日報多家媒體采用。
主要學術成果。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和宏觀經濟管理研究,就湖北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撰寫了大量理論文章及政策建議,先后發表學術專著多部,論文180余篇。
1、學術專著
(1)《民工潮的起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現代經理革命》,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
(3)《中國國情與中國農村》,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4)《橫向經濟聯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
(5)《政府經濟學》(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經濟計算辭典》(主編),經濟管理出版,1988年。
2、學術論文
(1)《時間上順序遞進與空間上跳躍發展──論技術發展規律》,《科育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987年第6期。
(2)《商品經濟社會主義論》,《學習與探索》,1988年第2期。
(3)《改革的邊際效果遞減與中國社會的進步方向》,《福建論壇》,1989年第3期。
(4)《城市抽吸農村:成因透視與改革出路》,國務院《農村問題論壇》,1989年第7期。
(5)《第三種貧困》,《上海社會科學季刊》,1991年第4期。
(6)《新型生產力泛論》,《科技進步與對策》,1991年第4期。
(7)《現代農場制度:農村后續改革的新思路》,《學習與探索》,1991年第6期。
(8)《農村后續改革論》,《江漢論壇》,1991年第9期。
(9)《世紀末回首:中國革命與中國農業》,《學習與探索》,1992年第6期。
(10)《中國式現代農場制改革方案》,《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11)《經濟學倫理論綱》,《中洲學刊》,1996年第9期。
(12)《假若滯脹來臨》,《南方論壇》,1996年第12期。
(13)《資本營運:作為經濟革命的理論分析》,《學習與探索》,1998年第2期。
(14)《論特色經濟》,《江漢論壇》,1999年第1期;《光明日報》,1999年第12、24期。
(15)《經理革命論》,《江漢論壇》,2000年第12期。
(16)《現代企業制度的實現障礙及其消除》,《經濟學家》,2000年第3期。
(17)《西部大開發的理論模型及其政策選擇》,《人文雜志》,
2001年第4期。
(18)《管理創新的成功實踐》,《求是》(與人合作),2000年第21期。
(19)《品牌制度論》,《計劃與市場》,2001年第8期。
(20)《新型工業化:湖北路在何方?》,《湖北日報》理論版,2003年1月9日。
(21)《政府職能轉換中的利益沾滯與路徑依賴》,《江漢論壇》,2003第10期。
(22)《以農業、農村為主線的大國發展問題》,《中國地質學報》,2003年第3期。
(23)《建立和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學習月刊》,2003年第12期。
論文關鍵詞:2010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報告—“方錐體”經濟格局下的人民幣匯率與財政政策“傘形調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經濟在復蘇的軌道上加速運行。美國經濟的各項總量、結構指標和先行指標都出現明顯好轉,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升,失業率也開始緩慢下降;歐元區經濟則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擾動下奮力前行,宏觀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逐步提升,通貨膨脹保持在低位運行;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強勁,自2008年第2季度以來首現正增長,勞動生產率和就業狀態都出現明顯改善,通貨緊縮的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國宏觀經濟進入高速恢復期,相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經濟增長出現了補償性反彈,增速高達11.9%,但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凸顯,經濟穩定增長、發展模式轉變和通貨膨脹預期控制的復合性困難增加。世界經濟初步形成了以美國為頂端,以中、歐、日為支柱的“方錐體”格局,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調整的糾結點。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財政政策需要從總量擴張、快速拉動的方向上回調,強調中長期調控,重視政策效益畢業論文怎么寫,借助市場力量的戰略性調控框架應得到重視和實踐。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形成與人民幣匯率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的加速復蘇,后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國作為全球經濟、技術和國際機制協調的第一大國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導國,中國、歐盟、日本成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經濟由傳統的美、歐、日“大三角”轉化為4個相互聯接、相互影響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國際經濟政策的角力由單純的國與國互動轉變為集團間利益的調整,由單純的實力對決轉化為國際機制與國家利益的協調,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為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各方利益的糾結點。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基本形態和內在機制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帶來了重大打擊,但從經濟規模、技術能力和國際經濟規則和機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驅動力量(見表1所示)。中國經濟率先渡過危機的“拐點”,為國際經濟形勢的穩定和國際貿易秩序的有效恢復提供了重要支撐,并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成為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重要一環。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規模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美國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國
49093
德國
33576
法國
26798
英國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羅斯
12282
澳大利亞
9200
墨西哥
8663
韓國
8003
荷蘭
7942
土耳其
5935
印尼
5419
在上述環境下,美國利率政策的效果需要進一步確定。在美聯儲加息的情況下,國內資本市場的投資受到抑制,但歐洲美元市場受到高利率的激勵而進一步加大美元資本回流美國的規模,國內資本供給總體上不會出現大的變動,加息也不會導致美國國內的資本短缺或對投資形成明顯抑制。當美聯儲選擇降息的時候畢業論文怎么寫,國內資本市場被激活,資本供給量上升,但歐洲美元市場的資本受到負激勵,大量的外部資本退出美國,所以總體上美國國內的資本存量和投資形成規模并不會有大的變化。但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已經執行了年利率不到1%的超低利率政策,在后危機時期,美聯儲進一步降息的空間極為有限。根據這一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表3所示的美國貨幣政策結構:
表3 美國貨幣政策結構分析表
政策結構
政策效果
對宏觀經濟指標的影響
采用的可能性
加息+升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阻礙出口;對消費影響不大
對就業、經濟增長無明顯抑制;有利于控制通脹
中等
加息+貶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刺激出口;對消費產生一定抑制
對經濟增長、就業有激勵作用;不利于控制通脹
高
降息+升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阻礙出口;對消費產生激勵
對經濟增長、就業有促進作用;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
較高
降息+貶值
對總投資影響不大;阻礙出口;對消費影響不大
對經濟增長、就業有促進作用;易導致急速上升的通脹
較低
3.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與作用應進行全面而客觀的評價
在“方錐體”國際經濟新格局的壓力下,盡管我國始終堅持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獨立性,堅持應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善為前提畢業論文怎么寫,應符合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要求而不是行政控制或者屈從于外來壓力等基本立場。但面對空前的國際壓力,對假定人民幣匯率升值后產生的經濟影響進行必要的全面而客觀的評價,提供有效的預警和調整安排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直接影響和最大的風險是出口受阻和國際儲備縮水核心期刊。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恢復期,出口對于保持中國經濟整體復蘇環境的穩定和推動新興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商品價格的抑制作用、出口商品成本的抬升作用和我國的加工貿易占一半以上的貿易方式,預計10%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出口產業形成的總體價格上升效果約為4%,在國內供給剛性和國際需求彈性較大的市場格局下,價格上升效果將基本上由中國的出口企業承擔,企業外部經濟環境的穩定和自身利潤空間受到了明顯擠壓。如果考慮到我國出口商品和企業的結構特點,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企業受到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影響更大,以人民幣匯率升值10%進行測定,傳遞到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企業的價格上升壓力超過8%,這一壓力遠遠超過紡織品、服裝、箱包等產業4—5%的凈利潤水平。因為出口受阻,我國良好的經濟復蘇環境將遭到損害,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的減產、停工也將明顯加劇我國的就業壓力。我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外匯儲備,2010年3月末,這一規模達到24471億美元,其中美國國債約8700億美元,僅以美國國債作為分析基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0%,外匯儲備約縮水5350億人民幣,約相當于2009年我國GDP的1.6%和財政收入的7.8%,是央行自有資本金的20倍。
但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在加強通貨膨脹控制,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方面提供一定的推動力量。主要國際大宗商品的進口近年來快速增加,國內產業對進口的依賴性也顯著提升,石油、鐵礦石、銅等重要的資源能源的進口占總消費的比重都達到或超過了50%,輸入性通貨膨脹已經是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穩定的重要因素。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勢頭明顯,據統計,進入3月份后,世界能源價格同比上漲53.1%,金屬及礦產品價格上漲60.6%,農產品上漲18%,銅上漲99%,鋁上漲65.1%,北海布倫特原油上漲69.2%,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再次增大,而人民幣升值將直接限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國內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預期的沖擊畢業論文怎么寫,維護經濟復蘇環境的穩定,防范“工資物價螺旋上升”風險的形成。此外,人民幣匯率升值還將在克服國內深層次經濟問題、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優化等方面提供幫助,人民幣匯率的適當、適時、適度的升值將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關系的失衡問題,進而調整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結構性失衡,優化產業結構;有助于解決要素收入分配失當,勞動要素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有助于解決金融業發展緩慢,并形成嚴重資產泡沫的問題;有助于解決國際價格體系的失序,特別是在資源價格改革調整中的滯步不前的問題等等。
總之,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不在于匯率水平的高與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運轉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鍵所在。在危機恢復期,人民幣匯率問題更需要在保持宏觀經濟形勢穩定的前提下,以加強機制和市場建設為中心,適時、適度、適當的推動調整,并以中日歐“大三角”為主要平臺,綜合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為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解決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
二、快速復蘇與穩定向好的中國經濟
2010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穩定向好,經濟復蘇進程加速,主要經濟總量指標和結構指標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良好局面初步形成。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預期仍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隱憂,也是宏觀調控的重點和難點,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中應加以重視和調整。
(一)總體經濟形勢持續向好,通貨膨脹預期控制難度加大
一季度,我國共實現國內生產總值8057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1.9%,連續第4個季度保持了經濟增速上升(見圖8),經濟復蘇的形勢進一步穩定,經濟呈現出較快增長的良好局面。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國民經濟結構總體保持穩定,但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的推動下,第二產業的增速明顯高于第一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513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8%,占GDP的比重下降為6.4%;第二產業增加值為39072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4.5%,占GDP的比重上升為48.5%;第三產業增加值為3636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0.2%,占GDP的比重為45.1%(見圖9)。在工業的區域結構中畢業論文怎么寫,中部地區成為增速最快的地區,達到23.1%,而東部和西部地區則分別達到18.3%和20.2%,地區結構適當優化。在輕重工業的結構上,重工業的增速為22.1%,明顯快于輕工業14.1%的水平,連續第10個月保持這一態勢,反應了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在微觀指標上,工業企業的產銷銜接狀況良好,產銷率達到97.5%,比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工業企業利潤達到6908億元,增速達到102.6%,企業利潤水平迅速提升,主要集中在重工業領域,包括:鋼鐵行業利潤同比增長33.8倍,電力行業利潤增長15.4倍,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利潤增長9.7倍,化纖行業利潤增長8.9倍,石油開采業利潤增長2.9倍,電子行業利潤增長2.3倍,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利潤增長2.1倍,化工行業利潤增長1.1倍。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應收賬款、存貨和管理費用的變化:2010年1-2月,工業企業的應收賬款達到49409億元,同比增長24.8%;存貨達到52984億元,同比增長21.5%;管理費用達到3223億元,同比增長21.5%核心期刊。上述三個指標均較2009年同期有明顯的增長,初步判斷為企業研發活動增加,主動市場開拓行動增長和中間產品產出上升相關,不會影響經濟復蘇的微觀基礎。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物價水平上漲較快,通貨膨脹預期的控制難度加大。一季度,CPI同比上升2.2%,PPI同比上漲5.2%,物價水平上漲較快。其中,城市上漲2.1%,農村上漲2.4%。在商品構成上,食品上漲5.1%,煙酒及用品上漲1.6%,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上漲2.4%畢業論文怎么寫,居住上漲2.9%;衣著下降0.9%,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下降0.9%,交通和通信下降0.1%,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下降0.1%。CPI的總體形勢不容樂觀。在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9.9%的壓力下,PPI表現為快速提升,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考慮到我國工業企業利潤主要向資源、能源等基礎產業集中的情況,一般制造業無力消化過多的成本上升壓力,通貨膨脹預期將向消費品領域傳遞。輸入性通脹和糧油等必需品價格的結構性快速上漲是推動物價水平提升的主因,通貨膨脹預期的控制難度顯著增加。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二)市場銷售規模平穩擴大,消費結構快速改善
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374億元,同比增長17.9%,比上年同期加快2.9個百分點。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城鎮消費品零售額累計30571億元,同比增長18.4%;鄉村消費品零售額累計5803億元,增長15.4%。在國家政策的刺激和支持下,消費結構取得明顯改善,汽車類增長39.8%,家具類增長37.6%,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增長29.6%。在消費結構提升的支持下,上述產業的投資也得以擴張,并成為支撐中國經濟順利實現復蘇的重要動力。
(三)投資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房地產投資持續快速增長
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5320億元,同比增長25.6%,比上年同期回落3.2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29793億元,增長26.4%,回落2.2個百分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5528億元,增長21.0%,回落8.4個百分點。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一產業投資增長9.7%,第二產業投資增長22.4%,第三產業投資增長30.0%,產業投資結構與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基本一致。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投資增長24.4%,中部地區增長26.2%畢業論文怎么寫,西部地區增長30.0%,區域投資結構進一步改善。此外,存貨投資也出現了相應的擴大,增速高達21.5%,與固定資產投資一起成為推動經濟復蘇的首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價位于歷史高位,且持續快速上漲的情況下,房地產開發投資達到6594億元,增長35.1%,比上年同期加快31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過快增長一方面抑制了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另一方面累積了大量的流動性,增大了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的難度,提升了資本市場運行和金融體系穩定的風險。在房地產泡沫完全形成并破裂前,借助有利時機,通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其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安排尤為必要核心期刊。
(四)對外貿易出現逆差,外商直接投資平穩增長,國際儲備管理難度加大
一季度,進出口總額6178.5億美元,同比增長44.1%。其中,出口3161.7億美元,增長28.7%;進口3016.8億美元,增長64.6%,順差144.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479億美元;其中,3月份貿易逆差72.4億美元。根據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和我國今年“拓市場、調結構、促平衡”的貿易發展戰略,我們在宏觀政策層面上要做好面對年度國際收支逆差的準備。表4是課題組根據商品價格指數的變化與進口數量需求的增長而預測的2010年3—12月的進口情況。
表4 2010年3月至年末主要進口商品規模的預測值 單位:億美元
商品名稱
大豆
原油
成品油
初級形狀塑料
鋼材
未鍛造銅及銅材
進口額
202.3
251.4
245.2
473.2
180.1
430.1
商品名稱
自動數據設備
自動數據設備零件
電視收音機無線電
集成電路
汽車
合計
進口額
294.8
242.2
75.3
1641
274.9
6573.2
我國國際儲備的增速減緩,但規模仍然龐大畢業論文怎么寫,仍居全球第一位。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總規模為24471億美元,同比增長不到1%。由于美元貶值預期強烈和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的原因,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難度明顯加大,目前應盡力做好三項工作,第一,適度調整幣種結構;第二,調整持有的美國債券期限結構;第三,適度加大對中投等主權財富投資基金的注資,以調整股權資產在整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五)居民收入穩步增長,但勞動要素收入的比重偏低,就業形勢仍然嚴峻
一季度,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5787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08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5%。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同比增長9.7%,轉移性收入增長13.3%,經營凈收入增長7.5%,財產性收入增長17.0%。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1814元,增長11.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2%。其中,工資性收入增長16.3%,家庭經營收入增長7.6%,財產性收入增長15.6%,轉移性收入增長13.8%。從勞動要素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來看,仍然處于低位,直接影響了消費擴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下一步應著力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以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口數量仍保持在900萬人以上,登記失業率約為4.3%,但就今年大學生的畢業人數和新增勞動力的規模來看,整體就業形式仍然嚴峻,調查失業率遠遠高于登記失業率的水平。我國仍應繼續堅持就業促進政策,保障就業培訓和就業指導投入,采取適當措施畢業論文怎么寫,切實完成新增900萬人就業的目標。
(六)貨幣供應量增速回落,新增信貸規模減少,結構性調控逐步增強
3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65.0萬億元,同比增長22.5%,比上年末回落5.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22.9萬億元,增長29.9%,回落2.4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余額3.9萬億元,增長15.8%,加快4.0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42.6萬億元,比年初增加2.6萬億元,同比少增2.0萬億元;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63.8萬億元,比年初增加4.0萬億元,同比少增1.6萬億元。為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貨幣當局開始啟動結構性政策調控市場,包括對第二套以上住房的差別利率政策和不同比率的首付款要求等措施,目前,調控效果初步顯現核心期刊。
三、支出波動與超收壓力并存的財政環境
2010年第一季度,國家財政收入保持快速增長,除增值稅外,其他主要稅種的增速均明顯超過同期的GDP增速,預計在全年經濟形勢穩定的情況下,我國將形成規模較大的超收壓力。在財政支出執行上,科學技術、教育、國土資源氣象等事務和商業服務業支出增長較快,支出結構與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協調度明顯提高。但在社會保障和就業、農林水事務和糧油儲備等管理事務上的支出還未有效展開,加之西南地區旱災、玉樹地震、世博會和亞運會保障等因素的存在,預計今年的財政支出的波動性大大提高。
(一)快速增長的財政收入
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達19627.0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85.02億元,增長34%。其中,中央本級收入9928.24億元,同比增長37.6%;地方本級收入9698.83億元,同比增長30.6%。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17702.55億元,同比增長35.9%;非稅收入1924.52億元,同比增長18.9%。稅收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達90.2%。
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稅收來源包括:國內增值稅5084.15億元,同比增長11.3%;國內消費稅1711.02億元,同比增長69.4%;營業稅2953.73億元畢業論文怎么寫,同比增長41.2%;企業所得稅2490.59億元,同比增長16.1%;個人所得稅1488.12億元,同比增長21.3%;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2476億元,同比增長56.3%;關稅482.53億元,同比增長48.9%;車輛購置稅381.6億元,同比增長60.2%。除增值稅外,其他主要稅種的收入增幅均明顯超過同期GDP的增速,預計全年稅收收入將出現較大規模的超收。
考慮到去年同期經濟下滑,財政收入大幅度減收的情況,為更好的判斷財政收入形勢,采用環比和與2008年同期情況進行比較。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與去年第三、四季度收入平均值相比,環比增長13.8%;與2008年一季度收入相比,增長22.9%(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增長13.3%),折算到兩年中年均增長10.9%(其中中央財政收入增長6.5%),是一種恢復性增長。從完成預算進度看,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完成全年預算的26.5%,略高于25%的序時進度。
在財政收入的變化趨勢上,考慮到去年財政收入“前低后高”的形勢和通貨膨脹、煙草消費稅改革等因素的影響,在宏觀經濟形勢基本穩定的情況下,今年5月份后財政收入增幅將相應回落,全年收入增幅將呈“前高后低”走勢。
(二)波動與調整中的財政支出
一季度,全國財政支出14329.9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19.04億元,增長11.9%。其中,中央本級支出2818.34億元,同比增長15.1%;地方本級支出11511.62億元,同比增長11.1%。
增長較快的項目主要是: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支出同比增加64.41億元,增長67.2%;科學技術支出同比增加143.91億元,增長66.6%;交通運輸支出同比增加263.8億元,增長52%(主要是用車輛購置稅收入安排的用于公路建設等支出增加較多);國土資源氣象等事務支出同比增加42.8億元,增長38.9%;商業服務業等事務支出同比增加39.83億元,增長38.1%;城鄉社區事務支出同比增加146.75億元,增長18.8%;教育支出同比增加316.02億元,增長17.1%。
在執行中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環境保護支出、農林水事務、糧油物資儲備等管理事務、金融監管等支出進度仍然偏慢,預期第二季度上述支出將快速增長。此外,西南地區旱災和玉樹地震的救援與災后重建,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的保障仍將是擾動支出的重要因素畢業論文怎么寫,我國財政支出的波動性大大增強。
四、“內需發展”與“低碳經濟”取向下的財政政策“傘形調控”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恢復期,我國既面臨著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也面臨著復雜的國內經濟形勢和復合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在這一階段,我們應綜合分析國內外經濟因素的內在關系,大膽創新,突破關鍵,把握重點,在后危機時期的國際經濟競爭中搶占先機。
(一)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的經濟發展目標與宏觀調控的“傘形”框架
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的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是一個復合體,既要實現經濟的穩定較快增長,還要適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要應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干擾,還要防止資產價格大起大落給經濟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和損害。面對這種環境,現行的政策研究絕大部分強調要全范圍、大規模的調動政府的所有政策資源予以一一有針對性的克服和調整,但實際上,這種政策調整背后的是政府將耗費巨額的政策成本、運用繁雜而彼此干擾的政策措施、深層次的扭曲市場機制和規律才能逐步達到目標,政策的理論意義和操作效果并不突出核心期刊。為更好的解決這一問題,課題組深入分析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系,利用目標間的互相促進、互相抑制、互相扭結、彼此抵銷的特點,將其進行必要的簡化,即以“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為突破口,借助市場機制、凝聚政策力量,推動國民經濟的穩定有序發展。這種宏觀調控的政策框架我們稱之“傘形調控”(見圖12)。
在圖12中,首先將現行的4個政策目標簡化為兩個政策重心,即將通貨膨脹預期控制、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資產價格與市場管理四個目標簡化為內需發展與低碳經濟兩項關鍵“突破口”。其中內需發展強調消費升級、城市化、經濟結構調整、要素收入分配、良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等因素,是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模式和載體;低碳經濟強調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強調技術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市場機制創新和思想體系創新,是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實現自我揚棄和趕超的關鍵動力和支撐點。但需要強調的是,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并不完全包括現行經濟發展4個目標的所有指標,與“突破口”不兼容或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指標變量將在這一時期被擱置、被轉化或被調整。主要的指標調整情況如表5所示:
表5 傘形框架下的發展目標與“突破口”間的指標處置
發展目標
構成指標
指標性質
處置結果
經濟增長
投資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政策調控的核心指標
消費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政策調控的核心指標
出口
部分有利于低碳經濟
非核心指標,須轉化
經濟發展方式
城市化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經濟結構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要素收入分配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公共服務均等化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通貨膨脹預期
輸入性通脹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結構性通脹
部分符合內需發展
非核心指標,可擱置
貨幣性通脹
符合內需發展畢業論文怎么寫,不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須調整
資產價格與市場
去泡沫化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風險可控
符合內需發展,有利于低碳經濟
核心操作指標
貨幣政策的政策資源包括利率、貨幣供應量和信貸指導等措施,總體調控原則是提高結構性調整的技術和效果。首先,在貨幣供應量上,考慮我國正處于危機恢復期,前期刺激政策進行的大規模投資仍需要后續的資金投入和實體經濟復蘇帶來的越來越多的資金需求,因此貨幣供應量的投放仍應保持適度寬松的態勢,年初規劃的相關貨幣供應計劃總體上是適當的。其次,在信貸指導上要防范兩方面的傾向并做好資金使用的有序引導,即既要防范信貸過分依賴房地產、能源、資源等少數產業,或在接受地方政府投資引導時,缺少必要的審慎和獨立性;又要防止銀行面對經濟復蘇中的局部風險而突然轉向“惜貸”。在投資的使用方向上主要應鼓勵投向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物聯網等低碳經濟產業,以推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或者加大對城市化、現代服務業、消費信貸等內需發展領域投入。再次,利率政策則應以支持經濟復蘇和防范資產泡沫作為調控的雙重目標。從我國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變動情況看,當前應通過加息的方式以遏制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宏觀財政、金融和產業發展風險,這個要求在當前是迫切和強烈的;而在支撐經濟復蘇的重要動力——投資方向畢業論文怎么寫,則希望利率政策保持穩定,暫緩加息進程,形成了調控中的“兩難”。在操作上,利率政策應逐步加大結構性調控的力度,對投資性住房實施較高的利率水平,而對于保障性住房則堅持市場利率的平穩;對國家引導和支持的新興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產業等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支撐產業等實行優惠或較低的市場利率,而對于已經存在嚴重產能過剩、重復投資和有害于環境保護的產業則應適用高利率,以限制其無序擴張。此外,面對調控中的“兩難”,利率政策還應積極借助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調控的支持,通過政策間的松緊搭配消除“兩難”的阻礙和影響。
匯率政策應以構建完善的匯率形成機制為基礎,適時、適度的適應市場變化并且獨立、中性、規范的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形成人民幣完整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根據表5,我們把出口指標作為須調整指標從當前經濟復蘇的核心指標中去除了,那么影響匯率政策轉向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幅度,使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的軌道(目前來看,這個軌道的方向是人民幣升值,下文簡稱“升值軌道”)的主要障礙是外匯儲備的風險問題。在調控中,應注重完善外匯市場,加強外匯儲備管理,包括:繼續擴大允許非金融機構入市的范圍,豐富以遠期、掉期等衍生產品為基礎的避險手段,加快銀行間外匯市場發展;逐步釋放市場需求,實行以市場供求定價;大力推動金融市場建設和金融工具創新,不斷改進外匯管理,引導企業居民提高匯率風險管理能力;繼續擴大實施“藏匯于民”的政策,適度引導和擴大資本流出,同時加大反洗錢工作的力度,特別是對國際熱錢流入我國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進行必要的限制;通過界定適度儲備規模,創新富余儲備管理機制,建立外匯儲備的安全預警機制來加強對外匯儲備的管理核心期刊。此外,還應重視“升值軌道”對當前利率政策調控“兩難”的支持,即在浮動匯率制下,調整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調整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更進一步的說,我國可在加息的利率政策外搭配以適度的匯率升值手段,從而在加強輸入性通貨膨脹控制的同時畢業論文怎么寫,有序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投資適度擴張。而在具體調控方案的安排上,可考慮實施“先升值,再加息”的方案。
在圖14中,匯率政策率先進入“升值軌道”,從而導致外匯市場上人民幣的供給不足,貨幣發行量獲得了外匯市場的支撐而穩步擴張,經濟的均衡點自A點調整為B點。在過程中,經濟增長得到了有效支撐,投資獲得了額外的貨幣供給的支持,而實際利率的下行趨勢,為我國實施加息政策預留了必要的空間和緩沖帶,從而在支持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的同時,有效維護了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有序。
(三)“傘形調控”下的財政政策調整方案
當前,財政政策調控的總體方案是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特別是優化結構、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并根據經濟運行情況的發展變化,及時完善相關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增強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圖15框架性的描述了我國財政政策目前的政策運行環境和搭配方案。
根據圖15,在財政政策擴張的同時,隨著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應調整,我國經濟均衡自C點過渡到D點,國內產出明顯擴張,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變動并不顯著,輸入性通脹得到了有效控制,投資需求獲得了財政投入的有效支撐,經濟結構調整和消費升級獲得了外緊內松的良好環境,回旋的余地大大增加,內需發展和低碳經濟的總體環境得到了優化和改善。因此,“傘形調控”下的財政政策是符合當前宏觀經濟發展、產業振興和創新要求的政策模式,其具體構成措施應包括:
1.支持“內需發展”財政政策措施
以城鎮化為方向,加大鼓勵城鎮化發展的財政投入和優惠措施安排。城鎮化對于我國內需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測算,若城鎮化率提升10%,在不考慮收入水平變動和資本品價格上漲的情況下,將新增消費需求4860億元和投資需求10萬億元,若以動態的方式考查畢業論文怎么寫,上述的效果將更加明顯。財政政策應加大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力度,促進小城鎮協調發展,為人口、商品和產業聚集提供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并提供可行的稅費等優惠措施安排。
以消費升級為重點,帶動消費需求和國內投資的擴張。消費升級是指引導消費者從一般性必需品的消費轉向耐用消費品和高質量的生活必需品,在消費升級的激勵下,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上升,并帶動耐用消費品和高品質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上升,產生了對投資的穩定性激勵,從而帶動國內投資的有序擴張。我們應堅持完善覆蓋全國城鄉的流通體系建設,堅持實施家電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等優惠政策,堅持家電以舊換新等耐用消費品品質提升政策,此外,還將加大對消費信貸的扶持力度,結合民族文化傳統和資金風險控制要求,鼓勵傳統金融機構進入消費信貸領域,或支持新型消費信貸型金融機構的發展。
以現代服務業為重點,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全面實施。我國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要顯著低于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對服務經濟的要求也將不斷提高。在內需發展上,現代服務業既是國內投資的新興熱點,也是擴大國內消費的重點。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統計,服務業每新增100單位的產出,將有70單位以上用于消費,而工業、農業用于消費的產出則只有40—50左右的水平。此外,金融服務、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服務產業一直是社會資本未能有效進入的領域,下一步應逐步加大開放力度,既提供新興的投資空間,又提升產業競爭和效率。財政應借助市場手段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力度,積極推進增值稅擴圍等稅制調整,避免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形成重復征稅或其他稅收歧視。
以要素收入分配為重點,不斷增加勞動者勞動報酬核心期刊。近年來,隨著房地產等資本品的價格快速上升,勞動者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出現了持續下降的情形。這種情況,既與我國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要素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要求相背離,也導致了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消費增長不快、資產泡沫增加和勞動者素質提升緩慢。當前畢業論文怎么寫,應采用積極的財稅政策手段,提高勞動報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對收入差距的調整力度,壯大社會中產階層的規模和力量,為提升消費水平和擴大新興產品的投資提供良好的環境。
加大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力,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當前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把更多財政資源用于加強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用于改善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特別是要支持解決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切實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以控制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為重點,防范資產泡沫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當前,我國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上升過快,既影響了房地產行業的正常發展,也導致了國內投資取向的畸形化,新興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能源產業難以得到有效的社會投資,而不斷高企的房價在消耗過多的社會資源的同時,還吹生了具有全局性風險的資產泡沫。我們應加大對房地產領域的財稅調控力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滿足社會公眾的基本居住性需求;另一方面,積極研究推出以房地產保有環節為征稅對象的財產稅制度,限制交易環節的土地出讓收入,使地方財政與土地收益的關系長期化、規范化。
2.支持“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
加大對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興低碳產業的支持力度。包括鼓勵市場主體進行能效投資、節能技術研發、新能源投資的財政補貼,預算撥款,稅收減免,以及貸款貼息等鼓勵措施。
積極引導低碳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抑制高碳產業發展或促使其加大技術研發力度,減低碳排放的增速和規模。如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勵節能降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稅、碳稅等政策措施。
作者單位:閆坤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張鵬 財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
2.海關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
3.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
4.中經網數據庫(cei.gov.cn/)
5.國家統計局數據庫(stats.gov.cn/tjsj/)
6.財政部,2010年3月財政收支情況[EB/OL],2010-4-22;
論文摘要:在當前動蕩不定的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下,我們既要看到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好的一面,也要看到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文章分析了我國目前的經濟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結合經濟發展趨勢提出了經濟對策。
2009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繼續在高位運行,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特別是投資和出口增長速度仍然很快,消費品價格上漲顯著,資產價格高位持續攀升,資源、環境的壓力加大等表現,說明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趨于過熱。在當前動蕩不定的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下,既要看到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好的一面,也要看到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
一、目前我國經濟的主要問題
(一)通貨膨脹壓力明顯偏大
目前,中國cpi漲幅雖有所回落但仍在上漲,而工業品出廠價格(ppi)處于歷史高位,價格上漲的壓力尚未根本緩解。同時,一些地區和行業增長速度出現回落,保持經濟繼續平穩較快發展的壓力凸顯。物價上升的性質比較復雜,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相交織,短周期和長周期相交織,國內國外因素相交織,總量膨脹和結構轉型相交織。
(二)投資過熱,消費相對不足
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都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而最終消費支出的比重則從2001年的59.8%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50.0%。這幾年,我國政府對投資實行有保有壓,并強調擴大內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投資增長一再反彈,內需擴大相對乏力,2007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9%。投資持續過快增長,將來又會變成生產能力,有可能使得1997年開始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重復出現。近幾年,我國不僅投資增長過快,而且經常在一段時間集中在少數幾個產業。2003年、2004年、2005年投資集中在房地產、汽車和建材等產業,2006年投資集中在化工產業,出現了一波波的投資“潮涌現象”。
(三)人民幣連續升值
人民幣連續升值將在一定時期內降低企業的盈利空間,使競爭力和在國際市場的份額下降,導致出口減少加劇某些國內領域的競爭。一些出口產品的生產廠家會加入國內市場競爭的行列,使本已競爭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更加慘烈。在優勝劣汰的原則下,某些企業就可能倒閉。人民幣升值還可能造成某些領域的生產相對過剩。如果食品、服裝、文化用品、日用百貨等出口商品有40%~60%轉移到國內市場,必然造成某些商品一定時期內的供過于求;將加劇就業壓力,特別是會導致許多農民工失去工作。
(四)流動性過剩
當前,流動性過剩已成為中國經濟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所謂“流動性過剩”,通常指經濟層面資金充裕,銀行信貸投放沖動較強。流動性過剩使經濟從過快向過熱轉化。流通中的貨幣超過了實際需求,其結果必然導致物價的上漲,過剩的流動性沖擊的不僅僅是消費品價格,生產資料價格、商品價格和資產價格等同樣也會受到沖擊,結構性通脹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可能轉化為全面通脹,商業銀行信貸、財務風險逐步集聚,隱含較大金融風險。流動性過剩引起的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十分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樓價的上漲,嚴重損害了國民的福利;股市產生的財富再分配,加劇財富占有的不公;隨著緊縮政策的實施,會對居民就業和收入產生消極影響。
二、經濟問題對策的思考
(一)政府對付消費物價指數持續上升的長期對策
首先,應該是建立價格基金,對低收入階層發放物價補貼。其次,要大力促進短缺農產品供給的增長,抑制農產品價格過快增長;要增加對中低收入群體的補貼。在當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對通脹率的感覺也明顯不同,承受能力則更不同。三是嚴格市場監管,規范市場秩序,引導公眾全面客觀看待和分析物價上漲的形勢,以穩定通脹預期。四是抑制公共服務品(如教育、醫療)和壟斷型產品或服務的“搭車”漲價。
(二)對于投資過熱要嚴格控制信貸投放
在信貸調控上,要根據國家產業和區域政策,有保有壓,要堅決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信貸投入,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同時,要加強對國際游資流入的管理。財政政策則可適度擴張,重在優化結構,特別是對災區重建以及低收入群體補貼等方面可加大支出力度。對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等方面的投資給予更大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針對內需增長面臨的壓力,重點保持消費需求的穩定增長。要采取適當措施穩定住房和汽車消費,避免這兩大消費熱點出現過度下滑。努力擴大居民的服務性消費,引導社會投資加大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力度,大幅度降低服務性消費成本,尤其是旅游消費成本,如降低旅游景點門票費,降低公路特別是高速公路收費水平。
對于消費相對不足問題。如果經由中小企業的發展,多創造就業機會,改善收入分配,應當能夠提高消費傾向,使投資的比例降低到比較合理的水平。另外,也應修改外資優惠政策,不再以資金的量作為實行優惠政策的依據,改為根據技術和管理水平以及區域發展的需要來制定鼓勵投資的政策。
(三)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的市場機制,培育相對均衡匯率
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是協調國際收支的根本措施,是緩解“雙順差”的市場解決途徑,也是解決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問題的基礎。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有序開放培育資本市場。現有外匯管理體制主要基于外匯緊缺時期,結售匯外匯管理體制對于外匯儲備增加有積極作用,確保國家有效掌握外匯資源。
同時匯率制度改革要與其他政策配合協調。首先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為人民幣遠期交易、期貨交易及企業回避匯率風險創造良好的金融市場基礎,使人民幣匯率與利率形成機制逐步融為一體。同時,調整貿易政策和引進外資政策。國際收支“雙順差”與對出口和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密切聯系,在當前出口貿易激增和外商投資數量擴大的背景下,內外資一視同仁“兩稅合一”成為大勢所趨。
(四)全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實現儲蓄與消費、消費與投資結構的均衡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全面實施對國民收入結構的調整,努力實現儲蓄與消費、消費與投資的結構均衡是治理流動性過剩的根本性、戰略性舉措。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按價值規律辦事,合理確定勞動力價格,通過政策、法律等措施保障勞動者利益;在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環節,發揮公共財政職能,加大對中低收入階層扶持力度,建立起覆蓋城鄉的養老、失業、醫療等保障體系,加大對教育、衛生、文化、交通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率;增加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對流動性吸納和消化能力。加快股權分置改革步伐,實現上市公司的股票全流通目標;完善股市的基礎性制度和基礎性設施建設,降低風險,方便流通;加強政策協調,形成政策合力。減少甚至取消對經濟的直接投入,從投資財政轉向公共財政;金融監管部門要加大檢查、指導力度,督促商業銀行提高流動性管理水平,指導商業銀行均衡投放信貸,營造良好的外部生存和發展環境。加大對外資企業和非法流入的境外資金的監管,督促商業銀行提高對流動性的管理水平,監督商業銀行控制信貸風險,降低資金短缺地區的金融市場準入門檻,創新中小企業融資形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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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 就業形勢 擇業觀
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全面回暖,2011年國內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較前兩年大有好轉,就業質量大大提高,但是就業形勢依然嚴峻。2011年國內高校畢業生數量將超過650萬人,再加上往屆沒有實現就業的需要就業的畢業生,預計2011年需要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總計將超過900萬人,宏觀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根據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2010中國人才報告》預計,到2011年我國專業技術人才供應總量為4500萬,而需求總量為6800萬。此項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力總體有富余,但專業技術人才仍將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勞動社會保障部提供的相關資料表明,2011年總勞動力富余,專業技術人才缺口不小,農業缺218萬,工業缺1220萬,第三產業缺口325萬(含工程、服務、財經等領域)。我國專業技術人才總量還處于供不應求的局面,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僅僅為一種表象。之所以看到困難和大學生個體表現差異有關。同時,學生的自身素質和就業觀念對學生就業產生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專業技能和實踐經驗不足,人文素質不高、高校人才培養和就業指導服務工作的實效性也必將對學生就業產生巨大的影響。
2011年就業形勢有喜有憂,就業形勢趨好,但不容樂觀,面對日益激烈的就業市場,畢業生應該轉變就業觀念,抓住機會全面提升自身綜合素質,提高就業競爭力。
一、轉變觀念,樹立正確的擇業觀
根據目前的就業形勢,我們畢業生要審時度勢、合理定位,剔除掉以往那些不正確的觀念,比如:待遇差的單位不去、不在大城市的單位不去、非名企不去、基層單位不去、工作環境艱苦的單位不去等等。一些畢業生自視過高、待價而沽;一些則急功近利、心態浮躁,或眼高手低或定位過高等等,所有這些心態和觀念都是很不利于畢業生就業,有人說:當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并不是“就業難”的問題,而是“擇業難”的問題。
雖然目前全國畢業生人數逐年上升,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國家大學畢業生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偏低,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和廣大的農村地區,大學生仍然還是稀缺資源。大學生過剩只是一種相對過剩、結構性過剩。因此說,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其實質是“擇業難”。
所謂擇業難,也就是說大學畢業生就業,其實缺的并不是職位,而是由于大家的期望值很高、條件多、定位不準確等原因導致的高不成、低不就。所以,能消除這些影響就業的不正確的觀念,能夠敢于到基層去、到西部去;敢于從最艱苦的環境、待遇也不甚理想的工作做起的話,那么“就業難”的問題就會變成“就業易”。而且在基層、中西部大學生相對比較少、人才缺,大家去了更能脫穎而出,更容易獲得成功。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缺少的永遠都不是職業和工作,而是適合從事這項職業和適合做這項工作的人。因此,畢業生要積極地轉變就業觀念、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合理定位是尋找到理想工作的第一步。
二、充分準備求職材料,熟練掌握面試技巧
機遇永遠青睞有準備的人。平時不留意,開始求職時才手忙腳亂的做準備,就會很難找到令自己滿意的工作。古人云:功夫在詩外。要找到一份自己滿意又適合自己的工作,需要在求職前做足準備。
求職過程是一個考驗學生綜合能力的過程。一個成功的求職者,必須在所有的應聘環節上都獲得成功。而成功的準備書面材料和熟練掌握面試技巧是最后成功的起點和出發點。
三、借助各種渠道,把握就業機會
“皇帝的女兒不愁嫁”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皇帝的女兒嫁不出”,面對當前的形勢,畢業生再不能“等、靠、要”就業崗位。應該積極地借助各種渠道,把握就業機會,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去參加全國各地的招聘會、網上求職、極大的利用各種社會關系,緊緊抓住每一次到公司實習機會,通過實習達到相互了解,實習已經成為畢業生進入大公司的一個重要途徑,據資料顯示,每年約有13.5%的畢業生通過實習成功的找到了工作。
四、先就業后擇業
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不得已時,應轉變就業觀――先就業后擇業,求職擇業不可能像過去那樣追求一步到位,如果斤斤計較眼前的職業崗位是否理想,那就會失去許多起步的機會,可以在先就業過程中積累工作經驗,使自我價值得到較大的提升,為以后找到理想的工作奠定基礎。
五、抓好國家項目,到基層、到中西部建功立業
努力抓住考研之路,減緩就業壓力;積極申報國家實施的“大學生到村任職”、“大學生志愿者服務西部”計劃、“農村教育碩士”、“三支一扶”、應征入伍等項目,增取更多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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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動性;變現能力;金融化
所謂的流動性即資產變現的容易程度,如果一種資產(如股票)比另一種資產(如房子)更容易變現,我們就稱股票代表的這種資產具有更強的流動性。流動性的概念源于經濟學大師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隨著各領域金融的不斷深化,流動性充斥著經濟的各個方面。具體到企業方面,則是資金的流轉變現程度,如果企業的資金流轉變現很容易,那么會對企業的發展產生長期積極的影響,但是如果企業的流動性不足,會導致資金供應緊缺,發生違約信用風險,企業的借貸成本直線上升,對企業的正常經營與運轉帶來風險,甚至會使得企業破產與倒閉,從而引發金融危機。由此可知流動性的研究對經濟社會,特別是在金融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具有重要意義。
一、經濟社會的流動性
從2001年至2013年,經濟社會的流動性逐年上升,我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經濟蓬勃發展,金融不斷深化,流動性不斷增加。在2013年時,學者們形成了共識,我國的流動性已經過剩,究其原因,有人歸結于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為了應對這種危局,中國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為了實施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這種貨幣供給的突然非正常的增加在當時確實為經濟的穩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在之后幾年的時間使市場的流動性大幅增加,通貨膨脹現象嚴重,導致的結果就是流動性過剩,這類似于揮霍消費的時候,突然發現口袋的錢不夠花了。且長期反復附加在流動性上面的杠桿這時候一起反向加倍打擊,之前的四兩撥千斤直接變成了千斤壓四兩,市場的壓力越來越大,四處都是還貸的壓力,信用在這個時候也沒有一點用了,市場上一片蕭條,只能變賣資產,苦苦還債。
從2013年一直到現在,大家的感覺也很明顯,就是流動性緊缺,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錢不好掙了,工作難找了,不舍得花錢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利空大于利多,國際市場上美國市場萎靡,歐洲市場分裂,亞洲市場低迷,投資者信心不足,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低,石油價格不振,全球經濟難有新的突破。雖然中國央行不斷降息降準,但是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不足所導致的流動性陷阱依然表現出流動性不足的特征。
2015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中討論到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將趨緊,歐央行、日央行繼續購債應該是最后的秋天,全球經濟將進入漫長的冬季,這個冬季可能是二、三十年。姚余棟分析了過去100年以來全球流動性的周期變化:從1900年以來到1945年二戰,國際流動性趨于高峰;從1945年到1971年下降,周期是約70年。預計到2017年達到頂峰,這是歐央行、日央行、英格蘭銀行結束購債,頂峰之后就是下降。姚余棟猜想:下降的時間至少有20年到30年,或許要等到2035年進入中國超老齡社會的時候結束這個周期。從1971年以來到2035年,這期間將處于流動性緊縮。
最近幾天的美元走強,人民幣走弱更是使得老百姓不知所措,在金融的相關研究中,對于流動性的研究不在少數,但是對于流動性對國民的研究資料還是有限。由上述分析可知,流動性的過剩和短缺對于經濟來說都不是好事,因而對于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應該適時地利用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對發展不完善的經濟進行調控,使得經濟能夠處于健康發展狀況。
二、煤炭企業的流動性
流動性對于企業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這里我們以煤炭企業為例來說明。2003年至2012年被稱為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期間,隨著對煤炭的需求不斷增加,煤炭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煤價的上升。2004年,我國出臺煤炭出口配額制的相關政策,管控煤炭的出口。但是煤炭供需仍然緊張。財政部于2008年8月20日將我國焦炭、煉焦煤及其他煙煤等出口稅率大幅增加。自從2004年相關政策出臺之后,我國煤炭出口量就迅速逐年下降。據海關總署數據,截至2012年,我國煤炭出口量已降至928萬噸,不及2003年出口量的十分之一。同時,煤炭進口關稅基本上都降低為零。鼓勵進口限制出口的政策效果顯著,過去十年內,中國煤炭進口量迅速增長,2003年中國煤炭進口量僅為1100萬噸,而至2013年,當年中國的煤炭進口量為3.3億噸,十年翻了33倍。
我國的煤炭進出口政策在過去十年內為中國的能源安全作出了積極貢獻,給中國經濟的提供了大量的流動性,使得能源企業迅速發展。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公布的2014年中國煤炭企業百強,2014煤企百強2013全年共完成營業收入41568億元,而2004年評出的百強企業2003年營業收入僅為2760億元,十年內中國煤炭企業的營收規模至少增長了15倍。在2013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我國共有11家煤炭企業入圍和2012年相比多了5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03年至2013年是中國煤炭業的黃金十年,煤炭產業賺得盆滿缽滿。
在流動性充足的情況下,對于企業來講,特別是對于煤炭等貸款型企業來講,他們的資金鏈可以有足夠的保證,就連銀行的大部分貸款爭相貸給煤企,這種企業的流動性就是企業的命脈,一旦流動性不足,就會出現違約現象,影響到融資能力,可能使得企業不能正常周轉和運行。
2015年1月6日,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國務院參事姚景源在成都舉行的中國西部經濟發展論壇上對目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征進行了總結。姚景源認為,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后面臨的經濟形勢是就是“三期疊加”。什么是“三期疊加”?就是中國經濟現在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刺激經濟政策負作用的消化期。具體到煤炭行業就是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國際能源價格新常態。在這種新常態下,煤炭價格突然下降,企業流動性陡然下降,導致煤炭行業資金鏈斷裂。煤炭價格的下跌與產能嚴重過剩是密切相關的,而產能過剩總結來說就是流動性不夠,變現能力差。
據了解,由于煤價下跌使得煤炭生產重地“三西”地區遭受重創,煤礦大面積停產,很多煤炭大企業連續幾年虧損。以煤炭作為工業支柱的山西連續兩年經濟排名全國倒數。山西煤氣不得不進行大量裁員,導致多人失業。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流動性本來就不足的時候,各地煤電互保政策使得流動性更顯不足。
由此看出流動性對于企業的生存特別是貸款型的企業來說更為重要。對于企業的流動性也要把握一個度,不能過高,高的話會使得庫存過多,壓制流動性;而流動性過低使得資金鏈無法周轉,不能維持日常需求,因此使得流動性維持在一個范圍之內才能使得企業和經濟社會發展保持良好態勢。
三、建議和策略
針對以上分析,政府對經濟的把控當然是比個人和企業要強得多,對于上述規律,我們可以總結一些建議:
1.加強基礎知識的宣講
政府要對企業和個人做一些知識的宣傳講解工作,以便在經濟高漲時期能夠及時剎車,不至于過度膨脹,致使流動性突然下降;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鼓勵個人和企業,堅定信心,并適時釋放流動性,理論和實際結合,使得流動性能夠在一個平穩的區間內,對經濟的發展產生長遠的推動作用。
2.推動企業的轉型跨越發展。
畢竟對于資源型城市和資源型企業來講,資源不是永久的,且資源會造成污染,在現有技術水平下,會造成效率的極大損失。如此下去,必然在某個時期導致流動性的不平穩,我們要防患于未然,以長遠眼光和角度來理性對待問題,不能為了一時利益而使得子孫后代沒有資源。
3.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體系
有效的風險防范體系可以預測風險、控制風險和風險發現,實現各部門資源共享,不僅能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還能提高預防風險的能力,推動企業和經濟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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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制度變遷經濟增長人工神經網絡全要素生產率
1引言
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增長的源泉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和技術。而制度-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的增長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一部分,而不是引起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有效率的制度和經濟組織才是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增長以及總體經濟產出增長的關鍵。因為有效率的組織和制度可以確立和界定人們的權利,以形成合理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使經濟主體的利益目標與與社會目標接近,從而使各種資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使人們努力地進行創新、資本積累、教育投入以促進規模經濟的形成,最后表現為經濟的增長。在轉軌過程中,制度變遷和制度建設對經濟增長顯得尤為重要。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已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這種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核心因素就是改革開放導致的中國制度變革。然而,中國的制度變革如何及在何種程度上引起經濟的增長?中國經濟的這種增長能否持續下去?經濟增長的潛力何在?這些都成為近年來經濟學研究的熱門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是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
目前關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方法可歸結為幾類:一是用一定的指標體系對制度變遷進行量化,建立多變量線性回歸相關模型進行研究;二是將制度變量作為虛擬變量加入到生產函數模型中;三是利用生產函數估計出索洛殘差,進而探討制度變量與索洛殘差的關系。這些方法都有其不足之處:回歸分析可以反映制度變量與經濟增長的共同變化趨勢,并不能揭示出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趨勢可能是非線性的;制度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往往是漸進的,因而將制度變量作為虛擬變量是不合適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部分地反映在資本和勞動的增長中,索洛殘差中僅包含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部分影響。
本文將按照第一類和第三類方法的思路對中國的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論文第二部分嘗試運用人工神經網絡的方法研究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并與回歸分析結果進行比較;論文第三部分運用索洛殘差法估計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1979-2004),并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波動和經濟增長的波動進行比較研究與分析,探索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論文第四部分是分析的結論和建議。
2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析
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革表現在多個方面,主要有:配置資源的方式由過去的計劃體制改為市場體制;進行經濟主體產權制度變革,發展壯大非公有制經濟;實施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等等。本文選用以下幾個指標反映制度變遷:(1)市場化程度(SCH),用投資的市場化指數表示,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2)非國有化水平(FGY),用非國有經濟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由于資料限制,這里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表示。(3)開放程度(KFC),用對外貿易依存度表示,即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4)工業化水平(GYH),用工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5)非農化水平(FNH),用第二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表示。經濟增長用GDP可比價格定比增長指數表示(以1978年為100)。具體數據見表1,數據來源于文獻[1]和《中國統計年鑒》(2004)。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指標也只能是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革的一定程度的量化。
考慮到利用時間序列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殘差序列的自相關性,這里建立以GDP為因變量,以制度變遷指標為自變量的帶有自相關誤差校正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參數進行最大似然估計,得到如下結果(括號中為參數的t檢驗值,下同):
GDP=792.30-5.54SCH+1.84KFC–3.07GYH–21.29FNH+18.18FGY+(1)
(3.75)(-3.51)(1.86)(-1.07)(-4.94)(11.68)
(2)
(1.93)(1.46)
由于存在多重共線性,有的參數的符號和我們的預期相反。這里我們著重于這些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從可以看出這些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
為了考察制度變量對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影響,下面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研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量的關系。人工神經網絡是一種大規模并行分布處理的非線性系統,具有很強的非線性映射能力。誤差反向傳播神經網絡(BP網絡)是一種使用最廣泛的神經網絡,BP網絡由輸入層、若干隱含層和輸出層組成,層與層之間采用全互連方式,同層單元之間無相互連接。目前已經證明3層BP網絡可以以任意精度逼近函數。其原理主要是根據所提供的數據,通過學習和訓練,找出輸入和輸出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得到問題的解答。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可以把制度變量當作系統的輸入因素,把經濟的增長當作系統的輸出結果。輸入因素通過一系列較復雜的交互過程影響輸出,這種影響往往并非簡單的線性形式,因此可以嘗試用BP網絡研究輸入與輸出的關系。
考慮包含5個輸入(SCH,KFC,GYH,FNH,FGY)一個輸出(GDP)一個隱含層(包括10個單元)的BP網絡,以20組樣本數據(1981-2000)作為訓練樣本對網絡進行訓練,并用訓練好的網絡進行仿真,利用Matlab5.5人工神經網絡工具箱可以得到該網絡的仿真結果,如表1所示。與各年實際的GDP相比,網絡仿真結果的最大相對誤差3.33%,平均僅為1.13%。帶有自相關誤差校正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擬合結果的最大相對誤差17.29%,平均為5.59%。顯然,BP網絡比回歸模型能更好地描述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量的關系。
通過以上兩種方法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影響,這種影響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一種交互復雜的非線性關系。
3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波動分析
研究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另一類方法是通過估計總量生產函數運用索洛殘差法估算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該方法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反映了制度變遷對資源配置效率作用的大小,制度變遷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促進經濟增長。
設總量生產函數為C-D生產函數:
(3)
其中為產出,為勞動投入,為資本存量,、分別為平均資本產出份額和平均勞動力產出份額。在規模收益不變和中性技術假設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為:
(4)
為估計出平均資本產出份額和平均勞動力產出份額,對(3)兩邊同時取自然對數有:
(5)
在規模收益不變的約束條件下有:
(6)
由表2中我國1978-2004年的實際產出、就業人數和資本存量數據對方程(6)進行最小二乘估計,結果如下:
(-3.876)(1.431)(3.062)
AdjR-square=0.990
由此得到,,再分別計算出實際產出、就業人數和資本存量的逐年增長率,一并代入(4)式,可以得到我國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結果見表2。實際產出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如圖1所示。
圖1實際產出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波動
注:實際GDP和資本存量數據來自文獻[2],就業人數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4)。
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1979-2004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波動與實際產出增長率的波動驚人的相似,1993年以前波動頻繁且波幅較大,隨后逐年下降,直到1999年開始緩慢攀升。這種波動特征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的過程是吻合的。1978年到1993年是我國經濟制度和市場條件發生巨變的時期,與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等制度變遷,使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從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一些制度上的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從而制約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1993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逐步降溫并于1998年出現通貨緊縮,我國經濟出現生產能力全面過剩情形,國有企業減員和資本過度深化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低水平利用,長期低水平的公共教育支出與科學研究支出以及一些社會矛盾的進一步加劇,這些都不可避免的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下降。1999年以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教育支出經濟效應的逐步顯現,宏觀經濟形勢逐漸好轉,全要素生產率隨之出現逐年攀升的勢頭。由此可見,制度變遷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波動變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波動的主要因素。
由表2數據可算得1978-2004年我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9.39%,資本和勞動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3.17%和2.45%,由上面估計出的平均資本產出份額和平均勞動力產出份額可進一步算得由勞動和資本增長引起的經濟增長分別為1.16%和6.91%,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引起的經濟增長為1.32%,勞動和資本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12.35%和73.59,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4.06%。這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要素投入的增長。雖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但這并不完全代表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除了通過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以外,還表現在對勞動和資本(尤其是資本)增長的影響上,因此,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隱含在以上各項貢獻之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恰恰說明制度變遷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潛力和空間是很大的。
4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運用人工神經網絡和回歸的方法對我國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一種交互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其次,運用總量C-D生產函數估算了1979-2004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并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波動與實際產出增長率的波動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兩個波動非常相似,并且這種波動特征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的過程是吻合的。這說明制度變遷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波動變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波動的主要因素。最后,計算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恰恰說明制度變遷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潛力和空間是很大的。
制度變遷會導致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進而促使經濟的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要素投入的增長,從長期來看,這種情形很難維持下去。另外,勞動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非常有限。因此,制度變遷通過資本、勞動增長促進濟的增長的空間和潛力是有限的。而分析表明,制度變遷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潛力和空間是巨大的,因此今后我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應致力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樣,才可以使我國經濟增長具有持續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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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余年持續觀察思考并完成收錄進本書的幾十篇論文報告,原因只有一點:新時期中國經濟追趕提速在開放宏觀經濟與政策領域提出許多具有認知挑戰性的新現象與新問題,使任何愿意尋求理解的經濟學人都難以無動于衷,一旦有機會思考與研究便欲罷不能。 一
晚近十余年中國開放宏觀經濟表現非同尋常。宏觀經濟在走出世紀之交通貨緊縮后,2003年-2007年持續五年以超過兩位數增速擴張,年均增速達到11.7%高位。更為獨特之處在于,我國宏觀經濟一反早先時期高增長通常面臨本幣持續貶值壓力的擴張形態,穩定呈現出經濟高增長伴隨實際匯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次出現以美元衡量增速大大快于本幣增速、名義追趕增速超過實際追趕增速的形勢。
數據顯示,1979年-2002年人民幣衡量GDP實際年均增速約為9.6%,考慮GDP平減指數名義年均增速約為15.7%,然而由于同期人民幣匯率從1美元兌1.58元人民幣貶值到8.28元人民幣,美元衡量經濟總量年均增速約為7.97%。2003年-2013年發生實質性轉變:本幣GDP實際年均增速10.5%,名義GDP年均增速為15.4%,但是同期美元衡量GDP年均增速達到18.89%,是早先時期同一增速指標的2.36倍。現價美元衡量GDP總量從1978年0.23萬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1.45萬億美元 ,24年增量為1.22萬億美元。2003年-2013年現價美元GDP從1.64萬億美元增加到9.25萬億美元,10年增量為7.61萬億美元。 《大國追趕的經濟學觀察》
——理解中國開放宏觀經濟
(2003-2013)上冊
盧鋒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本書將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中國經濟追趕提速成為新時期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的最重要因素。美國金融危機前后,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同時在工業增加值、國民儲蓄、資本形成、外匯儲備規模等宏觀經濟指標上躍居第一。與2005年前后2020年人均美元收入將達到3000美元推測觀點不同,2013年用匯率衡量我國人均美元收入已超過6000美元,2020年可能會達到早先預測量的4倍。據IMF全球數據庫信息估算,2000年-2005年間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為8%,2005年-2010年提升到21%,據估計這一貢獻率在2010年-2015年可能會達到25%-30%。2003年-2012年用美元衡量中國GDP年均增速比美國高出13.8%,如不出特別意外中國經濟總量將在未來十年內超過美國,比2003年發表的著名“金磚四國”報告預測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時點提前約20年。
中國經濟追趕加速不僅是21世紀初年世界經濟史最重要事件,也是理解當今中國經濟政治、國際關系以至社會生活演變的最重要經驗背景。無論是中美新型大國對話廣度深度加大與頻次提升,還是周邊經濟政治關系發展與矛盾發酵;無論是中國消費者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和紐約第五大道掃貨成“招牌現象”,還是中國企業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投資飆升引發全球熱議;無論是國內PM2.5和排放污染壓力困擾加劇,還是電視軍事節目和網絡軍迷人數大幅增長;又無論是2009年鐵礦石談判陷入僵局與力拓公司案件東窗事發,還是近年NBA前明星馬布里成為北京金隅隊“政委”并擁有無數北京球迷粉絲,這些似乎不相干的現象其實跟中國經濟追趕這一基本事實有直接和間接聯系。
中國經濟追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派生新的矛盾與張力,在開放宏觀經濟運行和政策方面帶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全新問題與挑戰。回望過去十多年宏觀經濟史,當經濟追趕與“胡溫景氣”依照其自身邏輯在2003年逐步展開時,上述矛盾張力開始通過短期宏觀經濟失衡現象表現出來:瓶頸部門緊張,通脹壓力漸起,投資與出口雙雙高增長使總需求增速偏快,貨幣信貸與房地產等行業超常擴張提示經濟過熱風險。世紀之交多年景氣低迷背景,使2003年快速展開的開放宏觀景氣與通脹壓力平添幾分突兀,“非典”沖擊與圍繞央行121文件房地產調控政策爭論使得如何判斷當時經濟形勢更顯撲朔迷離。
當宏觀經濟偏快偏熱判斷到2003年底逐步形成共識,信貸、貨幣、供地、投資等緊縮宏調政策漸次推出,其中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部門投資管制政策在新一輪宏調政策中作用尤為引人注目。雖然宏觀經濟運行某些關鍵指標在2004年初提示上年緊縮政策已初見成效,2004年一季度鋼鐵投資以及總投資同比增長率仍在增長,推動政府出臺以暫時凍結建設用地供應、查處鐵本事件為標志的更為強勢宏調風暴。宏觀經濟后續運行經歷2007年前后新一輪通脹、2008年-2010年大幅V型波動以及2011年以來增速減緩調整,宏調政策取向經歷緊縮、刺激、緊縮、穩增長多輪轉換調整,不過2003年-2004年宏調實踐意義深遠,尤其是2004年宏調風暴呈現的宏調工具多樣化與產業政策宏調化特點,在隨后一段時期相對穩定地延續下來。 二
新時期開放宏觀經濟與政策領域的諸多新現象、新問題和新矛盾,引發學界和媒體空前關注和討論。如怎樣理解消費率下降與投資率上升現象及其與收入分配關系?如何解釋前所未有的外部順差現象以及如何看待匯率及各種結構因素作用?我國獨特土地制度對于宏觀經濟運行有何影響?外匯儲備規模空前增長原因何在?什么是社會融資結構快速變化和影子銀行擴張的驅動原因?新時期通貨膨脹的貨幣擴張機制與物價表現有何特點?如何看待擴大就業政策與“民工荒”之間關系?如何理解和評估4萬億一攬子刺激政策?如何有序推進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由于中國開放經濟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以及國內外學術與信息交流擴大加強,有關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爭論引發越來越多國外學界和業內人士關注,越來越成為全球范圍議題。
可以把有關新時期開放宏觀經濟錯綜復雜的探討爭論歸結為三方面相互聯系的問題:一是在外部關系方面如何看待匯率與外需;二是在內部增長機制方面如何看待投資和內需;三是在政策方面如何看待產能過剩與產業政策宏調化。考察流行觀點對上述三位一體問題的認知特點及內在聯系,有助于梳理揭示主流宏觀經濟分析模式以及宏調政策的邏輯結構,為在反思厘清主流認識結構基礎上加深理解我國新時期開放宏觀經濟規律提供啟示。
首先是匯率升值問題引發最為熱烈爭議。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速及相對發達國家持續追趕,逐步對人民幣匯率引入升值壓力。雖然90年代末東亞金融危機引發貶值預期暫時抑制人民幣升值趨勢,新世紀初年危機化解后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累積效應加大本幣升值壓力,表現為2003年開放景氣增長展開同時貿易和資本賬戶雙順差快速擴大。由于種種原因,在是否重回1994年匯改確立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問題上產生爭議,匯率政策在2005年7月匯改前盯住美元,此后央行意在釋放匯率升值壓力舉措仍困難重重。國內經濟學界和媒體就匯率政策展開討論,同時吸引國際廣泛關注評論,成為中國單個經濟政策在全球曝光最為廣泛深入的議題。
雖然我國早在1994年已確立有管理浮動匯率制,新時期容納升值趨勢仍面臨多方質疑。美歐呼吁人民幣升值訴求引入政治敏感因素,貨幣戰爭觀點和陰謀論在社會上一度流行對必要政策調整產生制約作用。研究人員闡述人民幣升值不能解決美國問題,強調增加外匯儲備好處多多,或認為貨幣升值不能調節貿易失衡,這些觀點本身有學術探討意義,然而在特定語境下也會增添匯率政策調整復雜性和困難。從國內宏觀經濟角度看,質疑升值論能相當程度影響政策,分析邏輯其實仍建立在假設匯率升值對順差具有調節作用基礎上,使決策層擔心升值抑制經濟增速并對就業帶來不利影響,“穩定匯率是為了保就業”成為質疑匯率的潛在最有力理由。就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選擇而言,匯率問題爭議實質在于如何看待內需增長能力。換言之,嚴肅的升值懷疑論在邏輯上應以某種形式總需求不足特別是內需不足隱含判斷為基礎。
其次是如何看待國內投資的爭論。內需由消費和投資組成,我國消費增長其實相當快,然而伴隨儲蓄率提升投資增長更快,評估內需關鍵在于如何看待投資。從經濟學說史上不同學派經濟發展理論看,或從近現代不同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高速推進階段投資率峰值動態提升角度看,一國經濟高增長時期伴隨高投資總體上屬于合規律現象。然而在我國特定體制轉型背景下,高投資伴隨宏觀經濟偏熱,尤其是較多領域政府主導投資存在各種弊端,另外大國投資發力加劇環保壓力,如何看待高投資成為宏觀分析爭論焦點。
高投資現象受到各種質疑。流行觀點有時將投資驅動看作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癥結所在,甚至認為高投資是“自掘墳墓”。這類批評在具體場合可能是針對政府過多干預投資現象,或強調利率、環境、土地等方面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效率低下,這類批評觀點具有合理性。不過質疑觀點有時也會發展為簡單否定高投資,主張依賴消費的增長模式。國外一些專家機構評論中國經濟特別偏好消費增長模式。如有外國著名投行專家多年孜孜不倦地呼吁“中國應把經濟增長的側重點轉向消費”,宣揚“消費型中國方能持續發展”,最近更倡導“現在是美中兩國互換身份的時候了:美國應該將重點從消費轉向制造,中國則相反”。這類觀點其實有待商榷。
質疑投資與質疑升值似乎互不關聯,其實二者隱含聯系。質疑匯率升值論觀點潛在假設我國內需不足,這與我國投資和消費雙雙快速增長事實并不一致。然而如果我國投資不僅存在體制扭曲等可以通過深化改革加以矯正的問題,而是高投資自身注定不合理,那么內需不足與出口優先就得到邏輯支持,升值懷疑論順理成章獲得依據。因而,簡單否定高投資客觀上會與升值懷疑論聯手結盟,又通過極具特色的產能過剩分析范式為中國式宏調解決方案做潛在邏輯鋪墊。
最后是如何看待產能過剩與中國式宏調。經濟分析的產能過剩概念,原意主要指工業部門產能利用率偏低或閑置率偏高。市場經濟下不同部門在進入壁壘、競爭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使得合理產能利用率標準不同,宏觀經濟周期運行不同階段產能利用率會順周期變動,另外開放經濟成長過程定行業由于比較優勢變化發生退出轉移也會伴隨產能過剩,因而產能過剩是競爭性市場環境下常態性現象。除了重要行業一次性退出調整伴隨產能過剩或需產業政策適當救助,產能過剩作為一種市場競爭現象主要應通過市場機制加以調節化解。不同于在總量指標基礎上定義的“GDP缺口”屬于常規宏觀分析概念,局部范圍或特定行業產能過剩對宏觀分析僅有輔意義。
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盛行體制性短缺而罕見產能過剩。世紀之交通貨緊縮與國企改革伴隨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壓力加大,從產能過剩角度解釋當時通貨緊縮成為一種重要觀點,此后產能過剩成為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個常用概念,并對政府有關部門實施干預投資政策提供較多分析支持。觀察新時期宏調情況,宏調部門可以借助產能過剩分析邏輯,從不同方向干預社會投資。在宏觀經濟不景氣與產能利用率偏低時,宏調部門在加大政府直接投資力度同時,仍可能會基于“過去高速投資帶來產能過剩”的分析邏輯抑制特定行業的社會投資。在經濟偏熱通脹階段,又可能基于高投資將導致未來產能過剩判斷打壓某些部門投資。在宏觀經濟周期運行不同階段,產能過剩命題可能左右逢源為產業政策宏調化干預與宏調工具多樣化選擇提供分析支持。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產能過剩概念在宏觀經濟分析中作用,如何認識市場機制與產業政策調節產能過剩功能,宏調部門以產能過剩為名干預企業投資是否合理,成為宏觀經濟和政策分析的爭議問題。
對于上述三方面問題,人們在相關討論中可能認同不同觀點與采取不同立場,然而有關這些問題的流行或主流觀點客觀存在隱性聯系從而形成三位一體命題。部分源自對世紀之交通貨緊縮短期特例的深刻印象,我們對總需求特別是內需增長信心不足,過于強調匯率穩定保外需,結果在生產率追趕背景下引入匯率動態低估。新時期宏觀經濟實際總體特點是投資高增長和總需求較快擴張,總需求不足觀點與基本經驗事實其實不符,然而質疑高投資客觀具有質疑內需可靠性含義,從而間接迂回地為匯率浮動懷疑論提供支持。我國高投資現象背后確有扭曲因素,亟須通過深化改革搞對價格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加以矯正,然而簡單否定高投資,或側重從產能過剩角度批評高投資,則為利用過多產業政策管制投資提供了依據。
可見流行觀點包含幾個相互聯系命題:高投資導致產能過剩不可持續,需用產業-宏調政策管制投資加以糾正管制;由于內需不可靠與總需求不足,因而外需作用極為關鍵;穩定匯率避免升值是爭取外需保增長必要條件。這個三位一體命題構成的閉合性推論鏈條,成為一段時期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調政策設計的隱含邏輯結構。反思探討這個邏輯結構合理因素與偏頗局限,有助于全面認識新時期我國開放宏觀經濟運行的真實機制與內在規律。 三
本書內容是在觀察新時期我國開放宏觀經濟基本事實特征,以及參與宏觀經濟和政策討論過程中探討形成的。為便于讀者了解和批評,可將主要內容歸結為十點看法。
第一,長期不缺總需求。現代宏觀經濟學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句話:長期經濟增長由潛在供給能力決定,短期經濟波動由總需求變動決定,宏觀政策調節總需求使之接近潛在總供給。分析短期宏觀形勢無疑需高度重視總需求變動,然而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由供給面因素決定,總需求不再是基本約束條件。潛在供給擴張由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制度調整在內的社會生產函數結構因素所決定,中國經濟發展以其特有轉型內涵凸顯制度創新的關鍵意義。農村改革一舉解決困擾計劃經濟幾十年的溫飽問題,特區開放利用全球化產品內分工時代條件搞活經濟很快收效,世紀之交改革開放重大突破奠定新世紀初年開放景氣基礎。經濟長期增長根本源泉在于通過深化改革并助推社會生產函數結構變化提升潛在供給能力,而不能只靠密集出手與頻繁變更政府宏觀調控。
第二,匯率升值趨勢是生產率追趕內在要求,我國轉型環境下人民幣先貶后升具有規律性。我國對外開放最初十幾年,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相對追趕不明顯,加上要消化計劃時期匯率高估和價格管制扭曲,人民幣呈現間歇性貶值趨勢。近20年來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逐步發力,通過巴拉薩效應派生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全面考察生產率追趕階段性變化、開放早期匯率高估初始條件、不同階段經濟內外環境變化特定因素,人民幣匯率先貶后升趨勢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巴拉薩效應故事。新時期我國經濟實踐經驗表明,中國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通過深化改革搞對匯率這個開放經濟最基本價格對宏觀經濟具有全局性意義。忽視這個規律要求,過于強調匯率穩定會導致匯率動態低估,客觀上不利于開放市場經濟結構調整即宏觀經濟穩定。 《大國追趕的經濟學觀察》
——理解中國開放宏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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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鋒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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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重視發揮城市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城市化規律首先表現為城市以其特有集聚與規模效應持續提升經濟供給面效率,同時城市化所集聚的非農產業以其更高收入需求彈性創造源源不斷的需求增長點。城市化轉型期無疑應高度重視農業增長、農村繁榮、農民福利等“三農”問題,發揮農業對大國經濟發展的特有支持作用,然而應立足于通過推進城市化、工業化為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創造條件,而不宜預期農民長期滯留農村與農民工年老返鄉來回避和延緩城市化進程。因而要加快推進戶籍制度與農地制度改革,突破計劃經濟城鄉分割體制這兩個最后堡壘,在財產、居住和擇業方面賦予農民充分公民權。要全面理解農業部門的經濟屬性,防范落入農業補貼保護體制陷阱并妨礙實現完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
第四,我國高投資現象具有合規律性,但亟須深化改革,消除影響投資的體制扭曲因素。投資放棄部分收入現期消費,然而能創造更多收入支持未來更高水平消費,因而投資與消費并非對立。不同國家合理投資率取決經濟發展階段、人口結構等條件,不存在絕對標準。如同發育長個的年輕人飯量較大,快速增長階段經濟體投資率較高合乎規律。我國現階段有能力利用自身高儲蓄推動高投資,是經濟能夠較快追趕并逐步收斂的關鍵條件。但是同時要看到,由于體制轉型尚未完成,我國高投資存在多方面問題。如土地、匯率等要素價格扭曲刺激投資過度沖動,政府過多直接干預,另外大國高投資加劇排放壓力提出增長與環保目標之間取舍難題。評估投資根本指標是效率而非速度。投資如受機制與價格扭曲支配即便低速增長也不可取,如能消除扭曲并保證真實回報高于真實成本則較高投資也無妨。關鍵是要深化改革、搞對價格、擴大準入、減少管制,并在此基礎上讓市場決定均衡水平投資。
第五,開放發展破解大國就業轉型難題。中國經濟發展承載將幾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崗位就業的艱巨使命。上世紀末國企改革突破使得計劃體制隱性失業明顯化,出現下崗失業壓力急劇增加的嚴峻形勢。世紀之交改革開放突破與宏觀通縮孕育新世紀初年經濟強勁增長,推動就業轉型取得多方面進展。2003年-2012年我國非農就業增加1.43億,農民工總數增加約9460萬,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從49.1%下降到33.6%,涵蓋下崗人員的調整城鎮失業率從上世紀末超過8%逐步下降到近年4%上下水平。正式職工工資持續上升同時,農民工工資在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作用下快速增長,并持續出現“民工荒”現象。勞動力市場多年 “量價齊增”,意味著世紀之交嚴重失業壓力形勢已逐步發生實質性緩解和改觀,就業政策從側重數量擴張朝“數量與質量、速度與結構”并重方向調整。
第六,外部順差失衡提供新鮮經驗教訓。如何應對各類沖擊維持開放宏觀經濟大致均衡是政策管理面臨的難題之一。過去十余年我國開放宏觀經濟經歷沖擊類型與早先時期比較發生重要變化。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宏觀失衡較多表現為短期貨幣和總需求擴張過快引發通脹,實際匯率被動升值銷蝕外部競爭力并引入國際收支逆差壓力,最后不得不實施對外貶值和對內緊縮組合措施加以調整。新時期出現順差失衡:在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提速背景下,盯住匯率制伴隨匯率動態低估和外部競爭力“徒長”,“雙順差”擴大通過外匯儲備資產過量積累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被動過度擴張,并為國內經濟增速過快與偏熱失衡提供貨幣條件。需要加快推進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改革,更好發揮價格杠桿對宏觀經濟調節作用,才能更好防范與治理經濟快速追趕時期開放宏觀經濟失衡。
第七,大國生產率追趕階段更需防范資產泡沫風險。在生產率追趕背景下,新時期通貨膨脹的物價表現有一個新特點,就是在常規流量物價指數(如CPI或GDP平減指數等)上漲同時資產價格(如房地產價格等)更是間歇性飆升。月度CPI同比增長率2008年一季度曾超過8%,約一半年份GDP平減指數增幅在6.7%-7.8%較高位波動。然而通脹壓力更大程度表現為資產價格飆升。如上證指數曾經從2006年初1300點飆升到2007年10月6250點,商品房平均價格則在近十年增長好幾倍。物價上漲結構特點與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有關:由于生產率追趕比較集中在工業制造部門,這部分物品供給較高彈性會抑制流量產出價格上漲,但這使得某些供給彈性較小部門(如農產品)以及某些資產承受更大價格上漲壓力。在通脹環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價格上漲幅度與各自供給彈性大小成反比,現階段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較快追趕使流量物品價格上漲受到限制,貨幣過度擴張更容易引發資產價格泡沫與相應金融風險。
第八,我國貿易條件變化特點顯示增長太快不劃算。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貿易條件在波動中呈現顯著下降趨勢。除2009年外,2001年-2010年中國貿易條件持續下降,累計降幅23%,年均下降約2個百分點。同時經驗證據顯示,我國貿易條件短期變動與國內宏觀經濟漲落存在顯著關聯,即貨幣和總需求擴張偏快會加劇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也然。
具體聯系機制表現為,貨幣與總需求擴張導致進口數量上升,又通過“增量超級大國效應”推動進口價格相對上漲與貿易條件惡化。經濟增長本來受到“過猶不及”均衡規律制約,貿易條件與宏觀漲落之間聯系進一步提示經濟增長太快不劃算。我國在經濟最為快速追趕階段難以完全避免貿易條件不利變化,然而宏調政策應力求防范擴張過快通過貿易條件加劇惡化。
第九,金融部門內部改革與外部開放需統籌兼顧有序推進。用匯率折算美元衡量的我國儲蓄規模已相當美國兩倍多,如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升金融系統配置國民儲蓄效率,無疑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全局的關鍵問題。我國現階段金融系統改革與開放,大體可分為匯率與利率市場化價格改革、銀行與金融機構放松準入并加強監管改革、資本賬戶擴大開放、人民幣逐步承擔國際貨幣職能等方面內容。新時期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金融改革開放面臨幾方面新挑戰:一是匯率升值趨勢使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在認識與利益上面臨新困難;二是過多采用數量性調控工具導致金融抑制有增無減并給金融改革造成新矛盾;三是危機后美歐零利率政策與我國比較正常利率水平發生“常態性差異”對資本項開放構成新約束。直面現實新挑戰,我國應將國內金融改革置于優先位置,同時穩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并順其自然地積極呼應人民幣國際化需求。
第十,需深化改革以建構與開放型市場經濟機制兼容一致的科學宏調體制。新時期政府重視加強與改善宏觀調控并取得成效,然而總體看仍不同程度存在宏觀調控對象過寬、工具過泛、部門過多、隨意性過大等方面問題。宏調政策與體制不完善相互影響與支持,不利于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實踐經驗表明,針對特定宏觀經濟形勢選擇具體宏調舉措屬于短期技術性問題,然而宏調規則與對象范圍的界定和宏調干預手段的選擇,則在經濟運行層面界定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的真實邊界關系,因而具有體制性和長期性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