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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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危機；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
[中圖分類號]F0-0；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的金融危機已經過去5年了，目前全球經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雖然世界經濟在各國政府的積極干預下，避免了更進一步的蕭條，但是經濟衰退的霧霾仍然籠罩著全球經濟，經濟復蘇的步伐仍然舉步維艱。全球性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資本主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各種矛盾和困境，這些現象證明了馬克思的種種預見。因此，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實質和特點，以及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物質基礎和信用在經濟危機中作用的論述，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仍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是我們防范金融危機的一把啟關的鑰匙。
一、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可避免的現象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伴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大工業的發展，經濟危機的產生就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經濟現象。馬克思指出，“現代工業才會經常地出現生產過剩和生產不足的現象——由于比例失調而帶來的經常的動蕩和痙攣”[1]。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資本的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因而使生產具有了無限擴大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的發展中，伴隨著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過程的加速進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這意味著資本積累增長的同時會相對減少對勞動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趕不上生產能力的增長，形成了大量的與生產力發展并進的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這些相對過剩人口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周期運行的蓄水池。可見，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生產發展的結果是一方面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得到強化。而生產的社會化要求社會各個生產部門之間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條件下，各個部門之間的這種合理比例經常受到破壞，必然導致生產普遍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作出了這樣的判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
二、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爆發的特征
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呈現出每隔若干年就爆發一次的周期循環運動的特征，而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這四個階段就是經濟周期循環運動的各個環節。在這個周期循環運動中，危機表現為經濟周期循環的終點和起點，經濟危機的這種周期爆發特征的物質基礎是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因為危機的爆發意味著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遭到破壞，而社會再生產的進一步恢復和發展則需要通過大規模固定資本的更新。固定資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生產重新活躍起來，進而使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復和調整，其作用機制是：作為社會生產的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生產部門通過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必然會引起其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需求增加，從而刺激生產資料部門的生產的擴大和發展以及工人就業的增加，由此又會帶動社會生產的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生產的相應擴充和發展，這進一步重新激活了整個社會生產，進而達到新的經濟繁榮階段。所以，大規模固定資本更新為資本主義經濟擺脫危機和蕭條，進而走向新的復蘇和繁榮創造了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又為新的經濟危機爆發準備了物質條件。這主要是由于伴隨著固定資本的大規模周期更新，必然帶來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創新，以及生產組織的改進，使得企業生產效率不斷提高，這進一步加劇了各部門和各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大魚吃小魚”現象不可避免，從而使社會正常生產所必需的結構以及各產業間正常比例遭到破壞。當這種破壞作用造成社會總供給結構與社會總需求結構嚴重失衡，并且社會總供給量遠遠超過社會總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產過剩時，新的經濟危機便再一次爆發。可見，在固定資本周期更新的物質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循環往復地周期性爆發。
三、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表明，經濟危機往往是在信用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程度的條件下產生的，信用對于經濟危機的爆發起著加速推進的作用，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一方面信用制度的發展使得社會各個再生產過程加快了，因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為投機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因而又成為投機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信用關系也不斷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信用制度的擴大進一步推動了工商業的繁榮。因此，“可以伸縮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而“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2]。在信用的相互鏈條關系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資本循環受阻，再生產過程就陷入停滯和混亂，這種混亂和停滯會削弱與生產一同發展起來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鏈條關系遭到破壞，造成信用關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3]。馬克思著重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危機乃至經濟危機大都是以金融危機為先導，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其再生產過程中一旦信用關系突然崩潰，必然會發生由信用危機導致的嚴重經濟危機的爆發。馬克思強調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揚者……都具有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4]。
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歷史實證考察，在理論上充分揭示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通過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強制地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緩和。因此，這種強制作用在使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得到發展的同時，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機，這種危機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是依靠對生產力本身的暴力破壞不斷繼續前進的，這最終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無法逃脫最后崩潰的歷史命運。
五、啟示
綜上所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闡釋，不僅對于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性，對研究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產生的客觀必然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我們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必然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同樣存在。在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市場機制越來越充分發揮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在市場經濟運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周期性波動。特別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又一次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需要特別加以重視和關注的問題。因此，在當下的經濟形勢下，我們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關經濟周期波動的理論并掌握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規律，在此基礎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政策，避免由經濟周期的劇烈波動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負效應。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物質基礎同樣是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政府為了避免經濟進一步衰退，加強了政府干預，在各種干預措施中固定資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從各國的經驗和我國發展實踐來看，在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時，要注重引導投資方向、控制投資規模、保證投資質量，使得固定資本更新在結構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國民經濟比例的進一步失調導致的經濟波動幅度的加劇。為此，我國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中，要以各種產業政策和建設規劃為依據來引導資金的合理投資方向，以保持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資本更新中的重復投資擴張而導致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甚至惡化。
3.信用發展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信用制度既是促進再生產的工具，又是助長投機和冒險的武器。投機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經濟虛假繁榮，會引發金融危機，乃至商業危機和生產危機。所以，如果銀行信用極度擴張，信用關系一旦遭到破壞，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再生產就會癱瘓，從而引起經濟危機。因此，我們要加強信用監督管理，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是信用關系遭到破壞引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要以此為鑒，在充分利用信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限制其消極作用的影響。特別是目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政府應加強對信用制度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資體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動失控而出現信用膨脹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甚至危機，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
參考文獻：
第2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凱恩斯；經濟危機；危機；資本
[中圖分類號]F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國爆發的第一次經濟危機引發了學術界對經濟危機問題的不斷探討，相應地形成了解釋這種經濟現象的不同理論，其中尤以馬克思危機理論和凱恩斯危機理論為重要的經典危機理論文獻。由于馬克思危機理論深刻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所以當世界經濟良好運轉的時候，某些人便把馬克思危機理論拋至腦后，認為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機理論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經濟危機讓人們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試圖尋找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僅停留于現象層面的論斷，于是馬克思危機理論重獲人們的青睞。一時間《資本論》在各地的暢銷榜榜上有名，據報道，2008年該書在柏林的銷售量是過去一年銷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這種在經濟運行良好時就說馬克思過時主張凱恩斯，而在經濟蕭條時又主張馬克思而批駁凱恩斯的“功利性”傾向，蓋源于對這兩種危機理論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尤其是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沒有準確的把握。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危機理論在研究方法、研究領域、階級立場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運用這兩個理論來分析經濟危機前，有必要對其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和把握。
二、馬克思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
雖然馬克思沒有將其經濟危機理論以專著的形式展現出來，但只要對《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及一些有關信件中的“重要論點和思想加以綜合”，危機理論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則躍然紙上。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層面，亦未孤立于某個時代，而是將其置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加以考察分析，以獲得一般性的結論。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的運動中，去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具體原因和演變趨勢的。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機的可能性與實現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直接的物物交換中，買與賣是同時完成的，即消費與生產能夠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風險。但當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換中，之前不可分離的相互聯系的買和賣便可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完成。由于商品生產并非為了滿足自身消費需求，所以為完成下一步的生產商品必須交換出去，且必須先轉換為貨幣再交換，但是貨幣卻不需要立馬轉化為商品。這種由買賣分離引發的危機可能，被馬克思稱為“危機的第一種形式”。伴隨商品的買和賣發生時空上的分離和對立的還有貨幣所起的作用，它會從簡單的交換媒介分別擴展到價值尺度和價值實現。如果在這兩個分離的時刻，商品的價值發生了變動，就可能引發支付能力問題，進而發生危機，故馬克思認為這是“危機的第二種形式”。馬克思認為危機的以上兩種形式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可能，且在沒有第二種可能性的情況下，“危機的第一種形式”也可能出現，但“危機的第二種形式”要以第一種形式的產生為前提。
上述兩種形式只是經濟危機爆發的一般可能性，要將這種潛在可能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危機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危機的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還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見，危機成為現實所需的關系是在簡單的商品流通擴展為資本流通之后，即貨幣轉換為資本之后。也就是說，經濟危機爆發所需的“一系列關系”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貨幣的介入使簡單的物物交換轉變成資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發展加速了資本周轉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大規模的生產，這些都為資本家實現追逐剩余價值的沖動和欲望提供了條件。在把握了單個企業資本流通的運行規律之后，馬克思從宏觀上對全社會資本的流通過程進行分析，將微觀的流通中的矛盾擴展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認為，社會總資本的循環與周轉不過是相互交錯的單個資本循環的總和，通過這種單一到總和的擴展過程，局部的危機也就演變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普遍的經濟危機。
（二）危機的根源
通過把經濟危機放置于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考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危機絕非一種偶然事件，而有著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對于無限擴大的生產規模之間的矛盾；二是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這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危機是一種相對的危機，是一種有限支付能力相對無限擴張生產的危機，即生產相對剩余的危機。它還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與勞動間的根本對立。一方面，作為資本人格化代表的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會不斷增加資本積累擴大生產，并通過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方式壓低工人工資。另一方面，作為消費者的工人創造了包括勞動力價值、剩余價值在內的價值，但得到的僅僅是勞動力價值這一部分。從全社會來看，工人只得到相當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資，資本家卻不斷進行擴大的生產，兩者間的不匹配毫無疑問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觀經濟狀況。所以，在資本主義中，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激化是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且這種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危機而非狹小范圍內由于個體消費受限引發的經濟危機。
（三）危機的周期性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植于資本主義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種矛盾，當這些不可調和矛盾間的沖突達到一個極值時，經濟危機就爆發了。經濟危機給緊張的矛盾一個舒緩的機會，使長期積累的矛盾壓力得以舒緩，也使資本主義經濟暫時恢復正常。但經濟危機只是對資本主義矛盾的暫時緩解，其并沒有消除或觸動危機爆發的社會制度，因而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現實條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來，危機不過是一種緩沖劑，當緩沖效果過去之后矛盾依舊會尖銳化，到那時新的危機又會出現。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消除，危機和矛盾就只能處于一個死循環當中。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亦有所體現，整個經濟發展而言會經歷為以危機為起點的蕭條、復蘇和高漲四個階段。馬克思認為危機階段是經濟周期的決定性階段，“它既是上個周期的終點，又是下個周期的起點”。
獨立資本家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參與成員，其自身的生產決策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危機的發生，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對固定資本安排。經濟危機爆發于矛盾最尖銳的時刻，這個時刻往往是經濟繁榮的時候，面對危機資本家不得不縮小生產；經濟蕭條時期固定資產價格相對較低，因此會以較低的成本進行固定資本的更新；當經濟開始復蘇時為獲取更多的利潤其又會更新固定資產；這種投資的沖動在繁榮時期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單一資本家更新固定資產除了利于恢復生產，還會提高資本構成加速資本積累，為下一次更新產生新的需求。所以，“雖然資本投入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四）危機的世界性
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資本將突破一切阻礙無限制地追求剩余價值，它一方面會沖破自身現有規模的限制，不斷地擴張膨脹；另一方面，資本會沖破所在環境的局限，尋找新的土壤。隨著資本在國內的發展，國內資本規模和市場都變得越加狹小，甚至成為其發展的障礙。于是，在剩余價值的驅動下資本開始突破國家的限制走上國際舞臺。馬克思認為，“資本一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從本質上來說，就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為自身的發展開辟國際市場，是資本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資本市場的形成，使得資本的生產和流通以及他們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經濟關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來。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本質的闡述，不難發現經濟危機只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擴展開來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種矛盾綜合作用的一種結果，是其經濟關系中所有矛盾的暫時緩和的一種強制平衡，將這些特征放置于一個更大范圍來看正是世界市場危機。由此看來，世界資本市場的形成既為資本追求剩余價值提供了舞臺，也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階段和更廣范圍。當世界經濟關系中的各種矛盾激化時，就以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集中暴露出來。
（五）危機的結果
通過對資本主義全面的分析，馬克思認為它所特有的各種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果的復雜性。隨著矛盾的逐步激化會促使“暴力”的方式來消解沖突，危機的爆發導致勞動被暫時中斷、資本被部分消滅，采用這種強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資本回復到合理水平。雇傭勞動者作為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獲取勞動力價值的經濟活動參與者，受到的沖擊是最直接的，他們將喪失收入來源或者收入銳減，只要危機不散去、其處境只會日益惡化。第二個受到沖擊的就是資本，為了保證整個社會水平上的資本繼續發揮職能，很大一部分資本會被消滅，甚至單個資本家的資本會全部消滅。當然這種以生產力的巨大浪費和破壞為代價的方式，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那就是使資本主義經濟中已經尖銳的矛盾得以緩和，已經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復。但是馬克思指出，這種解決只是暫時性的，它預示著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機的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如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存在的制度基礎不能消滅，那么它就會不斷地周期性地出現。故而，要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離不開資本主義的制度基礎，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三、凱恩斯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
面對上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經典著作中，凱恩斯對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作用機制進行了詳細論述，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謂有效需求，只是雇主們從決定提供的當前就業量上，所可預期取得的總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針對整個社會的總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總需求上之一點，這一點之所以成為有效，因為如果就業量在該水準，則供給與需求兩種情況，恰好使雇主之預期利潤成為最大量”。“需求”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之和，消費需求形成的基礎是真實所得，取決于實際就業量；投資需求的基礎是資本的未來收益，會影響資本家的生產規模即供給。所以，從就業的角度來看，由總需求的不足引發的危機就會以失業的形式展現。
凱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為邏輯起點，引入經濟行為主體的心理因素，從“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動性偏好”間的相互作用解釋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這三個心理因素中，凱恩斯認為“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即“資本之邊際效率”最為重要。原因有兩個：其一，“長期利率基于成規，相當穩定，而資本之邊際效率則變化多端，非常不穩定，故有效需求很難維持在一個高的水準，足以提供充分就業”；其二，“商業循環之所以可以稱為循環，尤其是在時間先后上及期限長短上之所以有規則性，主要是從資本之邊際效率之變動上產生的”。
他認為心理因素的作用機制大致如下。首先，經濟危機源于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塌。“預期之基礎，非常脆弱……故預期常有驟然而劇烈的變化”，“一個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漲，而是資本之邊際效率突然崩潰”。經濟繁榮的后期，人們表現出對資本未來收益過度樂觀，對資本存在過度投資，因此當資本邊際效率“驟而奇烈”的崩潰時，流動性偏好增強，利率上漲，投資下降，危機爆發。其次，資本邊際效率決定于人們的心理狀態，并作用于消費傾向。“決定資本之邊際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無法管理的市場心理”。通常在這三個心理因素中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但是“若資本之邊際效率降得很厲害，則消費傾向也受到不利影響”，以至于出現消費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會加劇經濟危機。利率與資本邊際收益率密切相關，影響著人們在資本市場的投資決策。如果利率上升發生在危機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會使人們對未來收益的預期下降，進而導致資本邊際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潰，爆發危機；如果利率上升發生在危機之后，在流動性偏好和低未來收益預期作用下，人們更不愿意投資資本市場，資本邊際效率會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經濟繁榮，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許可使繁榮延長下去”。
四、兩種經典經濟危機理論的比較分析
（一）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的共同點
1.兩種經濟危機理論都具有系統性。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從商品經濟出發，研究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根源、推動力、周期性以及危機的后果和治理。凱恩斯的危機理論也同樣論述了經濟危機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機的后果和治理。
2.兩種經濟危機理論中都非常強調投資在經濟波動中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大規模更新固定資本在為擴大生產提供條件的同時，也在為經濟危機提供物質基礎。凱恩斯則認為，投資會使企業凈儲蓄增加導致消費下降，從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兩種經濟危機理論都認為，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證券市場通過作用于實體經濟加速了危機的爆發。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為虛擬資本積累和現實資本積累的分離提供了條件。當兩者之間確實發生脫節時就會產生經濟泡沫，當泡沫破滅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也就來臨了。凱恩斯則將資本市場作為三大心理因素發揮作用的媒介，消費者是通過利率、資本市場預期收益和流動性偏好在資本市場和消費之間做出選擇和平衡的。
（二）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的不同點
1.兩者研究方法不同。馬克思立足于人類社會發展歷程，重點運用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構成的循環體，系統剖析了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如何引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相對于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凱恩斯運用的是唯心主義，他將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于人們的心理因素。認為危機源于人們心理上對資本未來的預期的崩潰，這種崩潰又來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會加速這種崩潰。
2.兩者的階級立場和研究層面不同。與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不同，凱恩斯公開宣稱自己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正因為兩者的階級立場不同，決定了他們研究的層面不同。馬克思從制度的層面去把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問題，將對經濟危機的整個分析放置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而非停留于顯現表層。他通過抽象的、辯證的分析，指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為前提的。凱恩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認為危機客觀存在，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所以凱恩斯的危機理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對一些表面層次的調整和修正，以此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3.兩者研究的領域不同。在探究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時，馬克思強調生產、交換、流通、消費中的生產領域，而凱恩斯則注重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領域。當然馬克思也有論述商品流通、貨幣流通和資本流通對經濟危機實現的作用，但是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于社會再生產，“危機的一般條件必須用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來說明”。認為，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積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領域當中嚴重的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時，危機已是勢不可免。凱恩斯也承認過剩，但他認為原因不在于社會再生產而在于人們的有效需求不足。雖然有需求，但是沒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無法使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出去，完成流通。雖然凱恩斯提出從分析經濟危機的新視角，但遺憾的是他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沒有去觸及資本主義制度，不過是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進行的表層分析。
4.兩者對待危機的處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場、研究層面、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馬克思和凱恩斯對危機的解決方式上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觀點。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與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組織性、資本追求最大剩余價值與勞動者只能獲取勞動價值、生產的不斷擴大與有限的消費能力、信用推動下的虛擬資本積累和現實資本的脫節等一系列的對抗關系只能通過危機的方式獲得暫時的緩和。矛盾對抗的結果必然只能是生產力破壞所換來的暫時的平靜，矛盾進一步運動所帶來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意味著，只有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危機。
凱恩斯依據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提出了以國家干預為核心的經濟危機治理政策。他認為，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就應該利用國家的力量來進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財政政策（包含財政支出和政府稅收）和貨幣政策（由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和再貼現率三個工具組成），并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貨幣政策為輔助。具體來說是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資和消費，利用這兩種力量來轉變需求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導致的經濟危機。必要時還可以輔以以下措施：減免稅收增加購買力、采用公開市場操作或其他貨幣政策影響利率增強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五、小結
綜上，我們認為，強調“制度是根本的”、著眼于經濟制度深刻層面的馬克思危機理論，與強調“運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經濟運行層面的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實際上從不同角度啟發我們以馬克思危機理論為基礎，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鑒凱恩斯危機理論的合理成分，嘗試構建起一個全面的、綜合的、包括經濟制度層面和經濟運行層面的經濟危機的理論分析和解釋框架，從而為我們擴展研究、充分解釋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危機現象，提供了兩種理論資源和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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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的演變 原因 啟示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其爆發也是存在一定的規律。
一、在經濟危機的原因分析方面：制度因素和有效需求不足因素占主導
西斯蒙第把經濟危機的總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即資本主義大生產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不足的矛盾。他認為消費不足是經濟危機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了生產和消費的平衡，造成了生產和消費的尖銳矛盾，這是爆發經濟危機的根源。
凱恩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也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在凱恩斯看來，資本主義之所以經常出現失業和危機，那是由于在通常的情況下，社會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不足造成了失業和經濟危機。
需要強調指出，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相對的，即社會生產的產品同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比而言是過剩了，而不是絕對過剩。但不管是相對過剩 ，還是絕對過剩 ，都是過剩。這是馬克思和凱恩斯的共識之處。
熊彼特把創新作為他研究和解釋經濟危機波動的基石，從而把各種經濟周期波動統一起來，以創新活動去加以說明，創造西方經濟學中統一研究各種經濟危機波動的理論體系，開創了研究經濟危機波動的一大流派。熊彼特熱衷探索商業周期中蕭條走向繁榮的基本動因。
二、分析經濟危機角度方面：矛盾分析法和心理分析及邊際分析的較量
馬克思運用矛盾分析法進行深刻的制度分析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與馬克思相反，凱恩斯避開了矛盾分析法，避開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采用心理分析和邊際分析解釋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根源。
在凱恩斯看來，資本主義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總需求是消費和投資之和，把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說成是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的結果。馬克思的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要優于凱恩斯的心理分析，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表現在流通領域，而根源于生產領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
此外，熊彼特對經濟危機的分析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第一，是從理論分析、歷史過程和統計資料三個方面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進行分析；第二，以創新活動為中心，對經濟周期的起因和過程進行實證分析：第三，不給出任何有關對策的建議。
三、在經濟危機的特點方面：周期性是一大亮點
西斯蒙第斷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永續不斷的、永久性的經濟危機而不是周期性的，因為今年的產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購買的，只有今年的生產與去年的收入相適應才不會發生生產過剩，但資本主義下生產年年擴大，今年的產品總是超過去年的收入，這就發生了一種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經常存在著過剩的產品，所以資本主義經濟會永遠處于生產過剩的危機中。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并非持續存在，而是每隔一定時間爆發一次，具有周期性。馬克思寫到"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十年。在周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松弛、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把經濟周期分為高漲、恐慌、蕭條、復蘇四個階段。凱恩斯認為，在經濟周期繁榮階段的后期，資本家對資本品之未來收益作樂觀的預期，故使資本品逐漸增多，其生產成本逐漸加大，俱不足阻遏投資增加。由于資本家不能對"資本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計"，使得資本邊際效率突然崩潰，投資大幅度下降，于是經濟危機就降臨了。
在經濟周期性的研究方面，熊彼特的四階段模式把經濟周期分為"繁榮"、"衰退"、"蕭條" 和"復蘇"四個階段。繁榮階段和蕭條階段分別由創新和諸如投機、恐慌、經濟政策不當之類的外生的、非實質性的現象所引起。同時熊彼特還指出，不同的創新活動，所需要的時間可能是不同的。
四、對擺脫經濟危機的設想
西斯蒙第認為這一途徑是回到小生產去，發展小生產。因為小生產是為消費而生產，生產不是無限的；其產品就近銷售或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場需求狀況，不會發生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不足的矛盾。而作為革命家和舊制度的批判者，馬克思認為克服經濟危機的途徑只能是用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讓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生產在社會的統一計劃指導下避免盲目性，從而避免經濟危機。
凱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淪為依據，得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的結論。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使總供給等于總需求， 資本主義經濟就恢復均衡了，經濟就能發展 ，資本主義則能堅持下去，就不能滅亡。熊彼特并沒有對周期現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議，但從他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冒昧地推斷出，他可能承認人為的政策干預會有助于緩解或消除來自外生振源的影響，但除非禁止創新活動，來自內生源的振動將不能被任何人為政策加以消除。
五、對次貸危機的反思
從制度的層面進行考察可以發現，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依然是馬克思當年分析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所導致的生產過剩，這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進行剖析：
首先，盡管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歷史性的變革，但資本對剩余價值貪婪的本性沒有變，其結果造成在社會財富不斷膨脹的同時，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為了實現資本的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術等技術革命成果，并運用企業并購重組等組織創新實現規模經營；另一方面，通過相對減少員工的工資和社會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積累率。這樣，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財富總量不斷增長的同時，社會財富分配的差距持續擴大。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強化了資本對剩余價值貪婪的本性，導致在私人經濟利潤率持續提高的同時，工人實際報酬持續下降。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強調自由市場的存在與擴張，削弱政府宏觀調控；強化自由競爭和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主張減少社會福利支付等等。這些政策主張在實踐中使資本對剩余價值貪婪的本性得以進一步強化。為維護私人經濟利潤率的持續提高，形成了"工資擠壓"和"工資崩潰"趨勢，工人實際工資（報酬）持續下降。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美國為了避免引發生產過剩的危機，只得通過無限度擴大消費信貸（如"次貸"）的辦法來刺激需求，結果無可避免地導致嚴重金融危機。擴大消費信貸的辦法就是為勞資雙方共同認同，并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費"。從本質上說，它只是為相對過剩的生產創造"虛擬消費"條件，因而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所以，21 世紀初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本原因看似一些人所認為的"消費過度"，實則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生產過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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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仲濤.對這次"百年一遇"全球經濟危機的思考. 科學社會主義. 2009年第3期
第4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論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發展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企業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Kaminsky&Reinhart,1998)，從實證方面研究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歷史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發展東部地區經濟，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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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學彬，當代金融危機的形成、擴散與防范機制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
第5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屆全國政治經濟學研討會”在江西財經大學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河北經貿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經濟學家》、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經濟出版社等新聞出版機構共61家單位的92位專家學者就“經濟危機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討論。
一、經濟危機的成因研究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解釋
西南財經大學蔣少龍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生產的危機,雖然表現形式新,但其本質未變:生產過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費下降,消費下降源于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
東北財經大學鄧春玲通過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的解讀,認為馬克思強調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基因決定的。危機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爆發,而整個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破壞和停滯只不過是其具體表現而已。
江西財經大學羅雄飛基于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解釋世界經濟危機。他認為經濟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義上是傳統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復歸,從根本上看這次經濟危機是全球化經濟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國際資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經濟的無序競爭和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缺失是其深層根源。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劉曉華認為,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外,資本主義的貧富分化也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最后,資本主義制度會加劇虛擬經濟的發展,使之與實體經濟相脫節。
臺州大學張明龍從對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的依存條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結論:經濟危機不是競爭作用的結果,而是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結果。在兩者與經濟危機關系上他認為競爭加劇經濟危機,而生產無政府狀態引起經濟危機。
(二)西方經濟學的解釋
與前者不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樊明認為,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主要解釋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因此這一理論對2008年經濟危機成因的針對性較弱,除此之外,他還提出幾點猜想:(1)經濟危機直接成因在于生產與消費互為前提從而均衡脆弱;(2)經濟危機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有嚴重的理論缺陷及與經驗脫離;(4)金融市場的波動是導致經濟危機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認為政府面對經濟危機應同時采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場時注意防范風險。
清華大學趙準從危機后“效率市場假說”之爭入手,引出對該假說及其相關模型的理論內涵、政策寓意、經驗驗證和預測功能,揭示了它們給宏觀經濟調控及金融業帶來的危害。通過剖析該假說所期望的金融市場穩定過程,指出它所假設的市場穩定因素其實并不存在,所謂“精明的投資者”實際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場出現危機是難免的。
二、經濟危機的影響研究
(一)經濟危機與經濟增長
西南財經大學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機對于我國經濟增長路徑的影響即先境外后境內、先沿海后內地、先外資企業后內資企業、先競爭性企業后壟斷企業,指出政府應當著眼于“后危機時代”的發展,著力發展新興產業、抑制落后產能過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技術進步和創新;面對金融危機政府應當從五個方面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即繼續深化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二)經濟危機與產業結構調整
河北經貿大學母愛英等結合京津冀現實情況和今后一段時期世界經濟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現狀,在經濟危機背景下提出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的新思路。
陜西師范大學許軍等指出,中國加工貿易對外依存度高、勞動密集型產業高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低附加值產品多于高附加值產品;外部環境不利于我國加工業持續增長。受經濟周期規律等因素的影響,金融危機期間我國加工貿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轉,這一方面證明了我國加工業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產業調整形成了倒逼機制,我國加工業應該利用這次調整完成轉型升級。
江西財經大學萬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產業、周期性敏感產業以及耐用消費類產業的不良影響,以及金融危機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指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應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需要得到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優化外資利用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產業結構調整應伴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孫宇暉認為,在金融危機期間,由于我國市場化、開放度的加深,尤其對美國貿易依存度的增強,必然深受其害。面對金融危機,政府應當遵循“應對目前危機與圖謀長遠發展兼顧;促進內部增長與擴大外部市場并舉;社會財富生產與居民消費水平同增;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雙贏”的原則,實施宏觀調控,以達到既將危機造成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又實現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調整好內部積累與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及進出口市場結構,為經濟起飛打下基礎。
(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
中央民族大學張春敏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是資本形態發展到國際金融資本時代,以虛擬資本為存在方式的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國際金融資本通過在貨幣領域和生產領域的制度設計構建了世界經濟秩序的基礎。金融自由化成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流動的紐帶,使得全世界的經濟循環流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為主導的循環圈,國際金融危機不過是這一體系出現問題的必然結果。
上海財經大學包亞鈞從分析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進而指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保證,從而在理論上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關系進行探究。
西南財經大學朱博從關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論述入手,指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之母,虛擬經濟發源于實體經濟,兩者既有聯系又相互獨立。他通過進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機根源在于虛擬經濟發展超過實體經濟承受限度,因此我國應當科學把握兩者關系,在充分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促進作用的同時,將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可能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經濟危機與金融監管
清華大學陸銘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解讀“次貸危機”。與馬克思關注消費與經濟危機、凱恩斯關注投資與經濟蕭條不同,海曼?明斯基則基于三種融資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穩定假說,其核心思想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是內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經濟周期中,金融市場的脆弱性與投機性融資泡沫內生于金融市場自身。金融不穩定性觀點非常重視資本資產所有權或者控制權的融資方式,如果投機―龐氏融資所占比重越大,經濟將無法維持均衡的系統,很有可能成為畸形放大的體系。對此,我們應該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保持適度審慎,正確把握創新金融工具的特點,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采取必要的風險防范措施,防治創新金融工具被誤用、濫用,重蹈覆轍。
(五)經濟危機與就業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夢龍通過對深圳市工商登記數據的經驗研究,解釋投入要素組合與金融危機的就業沖擊效應關系。他認為企業對投入要素組合方式的選擇會通過信貸條件的變動放大金融危機對就業的沖擊,通過研究深圳市工商數據和宏觀數據,從而得出結論:金融危機通過影響企業的信貸條件而引發就業沖擊效應,即由于企業偏好選擇高資本密集度的生產要素組合,一旦信貸條件惡化,企業正常經營將難以為繼,隨之會帶來顯著的就業沖擊效應。
三、經濟危機與宏觀調控
河北經貿大學武建奇就我國目前為解決經濟危機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三點反思:(1)投資的工具化:投資作為增加社會需求、調控宏觀經濟的工具,在規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過去計劃經濟講三大平衡,現在市場經濟講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會需求這一宏觀調控的稀缺資源時就應當小心珍惜:在不同發展階段(較高和較低)宏觀調控對社會資源(社會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費工具化:消費是經濟目的還是經濟手段?(3)GDP為什么要高增長?收入是流量,財富是存量,從長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財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單純的增加,破壞舊財富,創造新財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為增長而增長,無益于人民福利的實際增加。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樹青從七種市場經濟國家面對危機作出共同的選擇――政府救市入手,認為政府救市對穩定金融市場、恢復經濟增長發揮重要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常態現象。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政府本身作為市場的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政府掌握、調配資源,要求其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發揮不可或缺的統領作用,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
江蘇省委黨校李炳炎指出,從表面看美國消費不足是暫時的,而我國現狀是消費不足,經濟增長靠投資拉動,長久看來解決金融危機還是要以消費為主,宏觀政策應避免南轅北轍。
浙江師范大學曹榮慶在研究了危機視角下的房市調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職能定位的混亂(職能越位――干預銀行)切斷甚至打擊房地產開發商為社會做貢獻的途徑,所以要職能歸位:以計劃經濟方式來實現對低收入群體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場體系解決之,在兩者之間建立一種法定的資金轉移供給體制,從而實現兩者良性循環。
四、經濟危機的治理思路
清華大學張珂從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關于消費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所在。而我國內需以投資為主,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增長缺乏持久動力,對此一方面應該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應該實現合理稅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優化財政支出,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首都師范大學韓學麗認為,消費需求作為社會總需求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提供了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是目前擺脫金融危機困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而我國消費需求長期低迷,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不強,對此,應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稅制改革步伐,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推進新農村建設,以擴大內需改善民生、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江西財經大學康靜萍從集體談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經濟危機的思路: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社會財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機途徑則是變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認為集體談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國勞動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舊機制的交替,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從認識到實踐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集體談判主體資格不到位,集體談判機制欠完善,集體談判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國集體談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證勞動者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額,使社會財富分配趨于合理,防止經濟危機爆發。
五、應對危機的經驗研究
江西財經大學熊俊以收入分配為切入點,分析美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及其對經濟危機的作用機理,認為從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資本)到規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這一格局變化引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導致金融危機,投資銀行、貸款公司、兩房次貸危機反復相互作用導致危機越來越大,危機到來時消費和投資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發全球經濟危機,所以資本主義制度和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和惡化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對中國的啟示是政府應加強對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預、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這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學楊文進基于經濟長波、貨幣供給與國際競爭的視角探析美國經濟危機原因及其影響:他認為美國經濟危機是其新長波運行到頂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現的一次調整,為滿足長波擴張對巨額貨幣供給的需要,美國進行了金融創新,但隨著長波的演進,實體經濟對新增貨幣的吸納能力減弱,由此金融創新深化所創造的巨大貨幣供給就只能轉向“次貸”和高杠桿的金融衍生產品。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背離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又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
華南師范大學范方志對美國次貸危機不斷惡化的原因進行了反思,認為注資會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而降息因為貨幣政策存在時滯而效果不佳,因此,應該讓那些資不抵債、問題極其嚴重的銀行盡快破產,同時,剝離不良資產,進行資產重組,更換管理層。
上海市委黨校鞠立新通過對拉美國家近60多年經濟增長過程中貧富懸殊問題的研究,得出若干啟示:發展經濟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經濟快速增長的成就之中;應該大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避免貧富懸殊和社會群體的嚴重分化;在大力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社會建設;積極有序地推進城鎮化,高度重視農村發展。
六、可持續發展
天津商業大學王樹春等基于全球化視野思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制度約束。當前國際社會主流制度約束條件造成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過分強調行為決策過程中的利己原則,而忽視利他原則,導致利他原則稀缺,使眾多世界性問題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難以解決,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約束條件,使利他行為得到普遍培養,才能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首都師范大學程世勇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從“資本制約型”轉變為“土地制約型”。土地價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的基礎性因素。由于地價的傳導效應比資本利率和工資率更強,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對土地差異化的壟斷低價和壟斷高價實現實體資本投資和虛擬資本投資的雙重擴張。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完善土地制度及價格機制實現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
江西財經大學肖文海指出,隨著工業化推進,資源和環境質量成為日益稀缺的自然資本,打破資源環境無價的傳統觀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價格制度,是循環經濟長效發展的關鍵。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論,在資源開采、產品制造、資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環節分析資源環境價格的實現,構建“政府調控(創設)市場,價格促進循環”的可持續發展機制,結合我國國情,以前端減量化優先為原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1)以建立生態修復和補償為核心,推進開采環節的環境定價;(2)以能源稅制改革為核心,促進節能減排;(3)多管齊下,建立清潔生產的價格激勵。
信陽師范學院蔣國平、徐永新認為,構建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構建農民務農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二是加快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構建農民務工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三是深化農村改革,完善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體制保障機制;四是加大強農惠農力度,構建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政策保障機制;五是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完善有利于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社會保障機制。
七、其他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錢津指出,經濟危機源于經濟學的危機:后危機時代到來,要求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認識上從以下幾方面實現創新:(1)市場價格:維護剛性原則是經濟運行穩定的需要;(2)金融監管:重點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規模;(3)政府干預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規范化和常態化;(4)宏觀調控必須實現虛實一體化的轉折與創新。
清華大學蔡繼明等認為,2009年中國的GDP雖然保持了8.7%的增長,但是由于貨幣流動性過剩,社會公眾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通貨膨脹的全面形成,國際市場上一些主要商品價格上漲也會促使國內發生通貨膨脹,房地產泡沫有可能破裂,從而導致經濟衰退。政府應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重點發展國內消費。為此,建議國家釋放1萬億美元甚至更多的外匯儲備,將之轉化為國內消費資金。同時,要高度重視金融不良資產問題,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資產并采取有效措施實現房地產市場去泡沫化。
江西財經大學伍世安從探討市場經濟和綠色經濟關系入手,指出綠色經濟能否與市場經濟接軌且統一起來,取決于綠色經濟的產業鏈與其價值鏈的匹配和耦合,而綠色經濟價值鏈的形成,取決于通過廣義價格形式及其機制將外部性內在化。所謂廣義價格即物品產權的貨幣表現和交易過程所需支付的代價條件,而不是狹義的“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在綠色經濟背景下,通過對初始投入環節、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和消費回收環節等四個環節的價格安排的分析,細化出十幾種具體的價格形式,并提出運用“試錯”方法和市場方法來形成這些價格。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朱巧玲通過對資本主義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產品創新理論以及產業生命循環理論的分析,探究影響和制約資本主義長期波動的原因,分析主導其發展演化的根本矛盾,從而找出資本主義長期波動的規律:周期性發揮作用的產品創新導致以蜂聚形式出現的新興產業部門的生命循環,從而進入長波的上升期;隨著這些部門生命循環由成長進入成熟,宏觀經濟增長就會放慢,從而進入長波的下降期。目前,國際范圍內初始產品的創新往往集中于發達國家,而擴散到我國的技術大多來源于生命循環后期的部門,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不利。對此,我們應當發揮我國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改變現有的發展模式,提高基礎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能力,逐漸改變世界范圍內基礎技術的創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第6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 經驗與教訓 現實思考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 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從實證方面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東部地區，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李建軍、田光寧，1998）。
4.1998－1999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
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波及，俄羅斯金融市場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到1998年5月，終于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震蕩，股市陷入危機，盧布遭受嚴重的貶值壓力。俄羅斯金融危機是俄羅斯、經濟、危機的綜合反映 ，被稱為“俄羅斯綜合癥”。從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導致其國際收支惡化，財政稅收減少。但究其根本，國內政局動蕩，經濟長期不景氣，金融體系不健全，外債結構不合理則是深層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機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宣布該州因財源枯竭，90天內無力償還欠聯邦政府的 154億美元的債務。這導致當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債券價格也暴跌4 4%，雷亞爾持續走弱，央行行長在三周內兩度易人。雷亞爾對美元的匯價接連下挫，股市接連下跌。“桑巴旋風”迅即向亞洲、歐洲及北美吹開，直接沖擊了拉美國家，歐洲、亞洲等國家的資本市場。巴西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影響導致國際貿易環境惡化，而其內部原因則是公共債務和公共赤字日益擴大，國際貿易長期逆差，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失誤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其實就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各國頭上，只不過是在不同時候降落在不同國家頭上而已。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幾乎年年都有。事實上，2001年再度爆發阿根廷金融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的頻繁性。
20世紀以來典型的金融危機有以下幾個特點：(1).傳染性；(2).突然性；(3).破壞性；(4).頻繁性。總的來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一個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發展的趨向來看，金融體系內部越來越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觀經濟結構失調，僵硬的匯率制度，脆弱的金融體系，不合理的外債結構往往成為醞釀金融危機的土壤，也是導致這幾次金融危機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
金融危機爆發頻率的增加為我國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大致有以下幾點：
1.實施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對于一國經濟而言，大致可以選擇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和由央行干預的固定匯率。比較而言，固定匯率在微觀經濟效率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央行明確承諾維持匯率穩定的義務卻使得央行必須犧牲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而浮動匯率則可使貨幣政策能夠對各種沖擊做出反應，從而引致較優的宏觀經濟績效。然而實施固定匯率制卻并非意味著絕對地固定名義匯率，而應當動態調整以反映經濟發展的趨勢。事實證明，匯率變動的壓力如果不能以主動的方式加以化解，則必然就以危機的方式釋放。以墨西哥與泰國為例，僵硬的匯率制度越來越不能反映真實匯率變動的趨勢，從而固定匯率的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投機者的沖擊下，外匯儲備就會下降并引發市場信心危機。
2.對于國際救援寧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貸款援助往往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反危機措施之一。來自IMF等外部貸款救援有利于穩定幣值，恢復危機發生國的經濟增長，但是其組織結構決定了其職能的發揮需要以極少數國家的利益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的差異就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其實又是兩次危機緩解時間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貸款條件往往比較苛刻，甚至會以犧牲部分國家利益為代價，并且附帶著漫長的討價還價時間，這對處于危機中的國家是極為不利的。而這其實也就是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寧愿過貧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對于在金融危機以后的國際救援不應給予太多指望。
3.適當的外債規模和結構
雙缺口模型證明了發展家即使在較高儲蓄率時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資和外債。事實上，外資流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債的規模與結構應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尤其是對于巨額短期資金進出應當適度從嚴，以減少金融市場的動蕩。在上述的幾次金融危機中，短期資金幾乎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債于投資用途，而不應用于償還舊債，更不應當為特權階層所揮霍。
4.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提條件。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東亞奇跡”正為世人所矚目之際，因此，其中緣由更值得沉思。事實上，在高增長光環的掩蓋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帶動的亞洲經濟中早已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問題。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調整加劇了經濟失衡，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基本條件。 三、防范危機的現實思考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主要可歸功于穩定的宏觀環境、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謹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資本帳戶下的不可自由兌換。然而，雖然沒有遭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卻并不意味著我國的金融系統有多么安全。事實上，我國在漸進改革中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已經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這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有的改革；2．證券市場違規操作，過度投機現象；3．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IMF曾對金融危機的防范措施作了歸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1.鼓勵各國政府實行健康的宏觀經濟政策；2.由國際結算銀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標準，鼓勵新興市場遵守這些標準；3.在IMF建立自動生效的援助機制，當符合標準的國家在遇到金融危機時，自動給予援助；4.IMF積極鼓勵新興市場使用價格手段來限制那些不適當的、過多的短期資本流入；5.注意力從限制短期貸款的發放轉移到確實讓放貸者承擔更大的風險。而對于我們國家而言，除了IMF所歸納的這五點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我國經濟中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并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1.加強審慎的監管體系。審慎監管體系的脆弱性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監管，一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就會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效的審慎監管體系，則由于明確或潛在的存款保險的存在以及不對稱信息的原因，銀行體系里將存在大量的道德風險。這樣，在發生危機時存款保險或政府會提供擔保的預期會誘使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據我國目前實施監管的現狀，應當重點從制度上完善監管體系，杜絕監管的漏洞，促使銀監會 、證監會、保監會分工協作高效運轉；培育金融監管體系運轉的微觀金融基礎；將金融系統內部控制與外部監管有效結合起來；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監管監管者，平衡和制約監管者的權力和義務。
2. 完善和穩定金融體系。傳統的經濟認為市場導向型的金融系統優于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然而更新的表明兩種金融系統各具優勢和劣勢 。對一國而言，選擇那一種模式更多地應當從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慮。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一個“好的”金融系統應當具備有效的體系，良好的標準，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規范的公司治理。實踐證明，健全的金融體系將對抵御金融危機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國有銀行體系。目前，國有銀行體系的低效運作已成為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歷史壞帳和低效率的銀行治理結構則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銀行業所出現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閉風潮，最應當擔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體系一樣，因為遲遲不推出徹底的金融改革，不僅使得銀行體系一蹶不振，而且還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潛力的發揮。此外，我國應當引入民營銀行，形成適度競爭的銀行體系。各國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才是提高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根本途徑。
4.謹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論指導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績效卻相差甚遠。許多國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當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于我國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為現實的選擇，重要的是要為金融自由化創造有利的初始條件，謹慎地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5．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控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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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貝內特T麥克勒姆，國際貨幣經濟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軍、田光寧，九十年代三大國際金融危機比較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
[4] 陳學彬，當代金融危機的形成、擴散與防范機制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
[5] 王德祥，論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J]，《經濟評論》，2000年3期
第7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貨幣(紙幣)輸出
自去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針對這場危機的研究不可勝數，各種觀點充斥其間。一場危機引發如此眾多的關注和解讀，固然在于這場危機規模之大、影響范圍之廣，實屬上個世紀大蕭條以來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這場危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帶有某種標志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可能預示著某種歷史時代的開端。正因為如此。對這一重大事件進行的解讀，有著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西方經濟學在解釋這場危機發生的原因時，多把它歸咎為金融的過度創新、政府的監管不力、投資信心過渡膨脹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解釋固然有其道理，至少它從現象層面揭示了危機產生的技術的或操作上的原因。但問題在于，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在西方經濟學看來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的那一系列事態呢?西方經濟學恐怕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這從西方國家《資本論》空前熱銷，人們紛紛從馬克思哪里尋求答案的現象中可以得到佐證。
實際上，如果循著導致金融危機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層次追問和探究，可以發現，從根源上說，危機仍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產物，只不過這種矛盾隨著資本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取得了新的表現形式，并且以更為復雜的形式集中爆發。早在十九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注意到了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所包含的這種危機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股份公司的出現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大變化，在這種形式下，社會財產為少數人所占有，而信用則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為財產在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固然，股份制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但“這種向股份制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在這種情況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極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態表現出來，即“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由于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產力在物質上的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
馬克思揭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相對貧困化。英國學者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間和之后，資本相對于勞動力從產出之中所得的份額有了普遍提高。這意味著剝削率的增加，同時也表明工人的購買力的相對下降。相關研究顯示，在美國。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資產。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凈值外總資產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凈值外總資產的80％。而處于金字塔底層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窮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對收入進行比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總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總收入的45％。最貧困的80％的人占到總收入的41.4％，而最貧困的40％的人僅占到總收入的10.1％。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使全部產品都能夠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資。但這樣卻又必然導致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即更多的產品需要解決能夠售出的問題。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一悖論是無解的，因為社會財富掌握在私人手中。這一矛盾的解決對資本主義本身是決無可能的。與此同時，制造業的利潤率也呈現出長期走低趨勢。經濟學家羅伯特·布倫納(RobertBrenner)使用美國官方統計數字形成的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5年制造業的利潤率水平既低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紀90年代(盡管高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20世紀80年代)。他針對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計算顯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潤率水平比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種合乎資本的邏輯的結果，對利潤進行生產性的投資減少了，“相反，通過金融體系，利潤從一個流向另一個投機性的冒險活動。每一次冒險似乎都在一段時間里提供了超過平均值的利潤”，這種冒險自新世紀以來就表現在次貸領域。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導致了購買力相對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機活動卻使房地產這種大宗商品的產出與購買力之間的矛盾，通過金融機構大量貸款以促進房地產銷售而得以掩蓋，并由此衍生出規模驚人的次級貸款，但這種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其他行業也不同程度存在類似情況，美國家庭的負債已達到驚人的水平)，只是建立在一種金融炒作和欺詐基礎之上的虛假繁榮，只消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就將使得這一虛假繁榮在短期內崩潰。于是就產生了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金融資本日益擴大。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譬如次級貸款——這樣的現代形式的金融欺詐和剝削手段。資本的剝削進一步加深了。大資本不僅從當前的工人勞動獲取剩余價值。而且預期地占有了未來工人的勞動。隨著資本的不斷流入，這種新形式的剝削和信用欺詐，使得這種金融活動像一個巨大的泡沫被越吹越大，當某個臨界點來臨時。泡沫破裂了。由于資本主義的這種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的存在，危機的來臨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第8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虛擬資本 次貸危機 金融危機
馬克思虛擬資本理論的主要內容
（一）虛擬資本的產生
馬克思認為， 虛擬資本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起源于貨幣的支付手段，是生息資本在借貸形式上的自然發展和必然延伸，信用制度是其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保證。具體來講，虛擬資本是指能夠定期帶來收入的、以有價證券形式表現的資本，即被人們虛擬化的資本。這些虛擬資本被看作一種資本的存在形式，持有者可以憑證書定期獲得收入，也可以出售證書以換取現實的貨幣資本，并帶來高于票面金額的價值增殖；但是這些證書本身并沒有價值，只是一紙用于證明現實資本所有權的憑證，是“現實資本的紙制復本”。
（二）虛擬資本的特性
虛擬資本是一種資本商品，具有資本和商品的雙重屬性。持券者可以獲取定期收入，它被當做資本；虛擬資本可以在證券市場上進行買賣，它被視為商品。但是，虛擬資本與一般的資本商品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證券作為紙制復本，它們的價值額的漲落，和它們有權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完全無關，但它們可以作為商品來買賣，因而可以作為資本價值來流通。
很強的虛擬性。虛擬資本價值的虛擬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脫離實體經濟過程而相對獨立的。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相比，不論從質還是從量的方面都表現為虛擬性。從質的方面看，實體資本本身有價值，并且在生產過程中發揮著資本的職能，它處于實物形式或處于貨幣形式。虛擬資本只不過是紙制復本，是資本的“所有權證書”。從量的方面看，由于資本摻水，股票價值大于實際投資的量，同時，股票價值通常又比它的票面價值高，所以虛擬資本的數量總是大于實際資本。另外，虛擬資本數量的變化取決于各種有價證券的發行量和它們的價格水平，它的變化不一定反映實際資本的數量。
虛擬資本的風險性。虛擬資本只是權益憑證，它的價格雖然也像一般商品那樣受供求關系的影響，但由于虛擬資本價值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大起大落是虛擬資本價格運行的常態。另外，信用交易中的保證金交易和拋空機制又加劇了虛擬資本價格的波動，強大的投機力量的存在加重了金融市場賭博游戲的氣氛，這進一步加大了虛擬資本的主觀風險。
虛擬資本的擴張性。馬克思指出：“誘人的高額利潤，使人們遠遠超出擁有的流動資金所許可的范圍來進行過度的擴充活動”。用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獲取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即不斷地增殖自身，是資本的靈魂和本能。
（三）信用制度發展和虛擬資本擴張孕育著危機
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銀行在愈益增大的規模上“制造虛擬資本”。在發達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會再生產過程強化到了極限，因而它“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
馬克思還深入地論述了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導致信用擴張和信用緊縮的轉換，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劇烈震蕩。在繁榮時期，信用制度驚人發展，對借貸資本的需求得到巨大增加，同時這種需求容易得到滿足，造成了停滯時期的信用緊迫。而在信用緊迫時期，有價證券無法轉手，匯票也不能貼現，而要求現金支付，這就使經濟運行遇到阻滯。與此同時，在信用緊迫和危機時期，每個當事人就會更加只顧自己，資本家之間的利益爭奪就會以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正如馬克思所說，在一切順利的時候，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實際上表現為按照各自的投資比例，分配共同的贓物，“但是，一旦問題不再是分配利潤，而是分配損失，每一個人就力圖盡量縮小自己的損失量，而把它推給別人……每個資本家要分擔多少，要分擔到什么程度，這就取決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美國金融危機的實質和根源
在分析當前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時，比較普遍的一種觀點認為，爆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活動，特別是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不力，任其發展，最終導致金融市場的混亂，爆發危機。這一觀點比較客觀地描述了金融危機爆發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也對如何解決金融危機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措施。但是，這只是停留于現象的分析，并沒有揭示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對金融危機的分析，是從客觀規律和經濟制度層面來揭示其爆發的原因，是理論層面的分析，與操作和監管層面的分析不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一）金融市場次貸產品發展導致信用過度擴張
在分析此次次貸危機時， 很多學者談到了相關次貸衍生金融產品的過度擴張。這些相關的次貸產品作為虛擬資本，通過復雜的交易機制，從表面上看，實現了整個次級房貸的風險共擔，而這種風險共擔機制反過來刺激了相關產品的進一步過度發展，使得整個金融體系承擔的總風險在不斷增大。隨著危機的逐漸爆發，借貸資本本身的持有者，由于相關虛擬資本的價格暴跌而損失慘重，進而導致持有者的支付能力萎縮。在美國，金融體制已經相當完備、信用關系已涉及到經濟生活各個角落，必將會波及到其他商品的生產領域，即使在那些領域中并沒有出現大量生產過剩的情況，經濟危機也將在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全面爆發。
馬克思的虛擬資本理論十分清晰的展現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實質和根源。其實質就是以次貸及其衍生物為代表的虛擬資本的價值泡沫破滅，根源在于經濟自由主義或說金融創新的無政府主義。金融危機是放任市場的自由主義經濟的結果。2001年至2006年美國房價大漲63.41%，房價的一路向上，刺激了銀行等抵押貸款機構紛紛降低貸款標準，使得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加入了貸款購房者的行列，成為所謂“次貸購房者”。同時通過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特別是資產證券化，與次貸伴隨的衍生物向整個證券市場蔓延，金融機構再通過高杠桿運作取得高額收益。在房價上漲過程中，按揭者可以通過再按揭來緩解還款壓力，而銀行則因為抵押物不斷升值而不懼還貸風險，購房者、放貸機構、負責打包資產支持證券的銀行和購買這部分證券的投資者，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但為防止市場消費過熱，2005年到2006年，美聯儲先后加息17次，利率從1%提高到5.25%，越來越多的次貸購房者無力償還貸款，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次貸危機由此拉開帷幕。
（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銀行資本服務加速危機爆發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信用和銀行危機的出現不是監管不力，而是它們為銀行大資本的利益服務，直接促成危機加劇。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中，許多人認為美國政府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不力，而實際根本不是監管不力，而是美國政府為金融資本的利益服務。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及西歐各國政府出資救市，對一些大銀行實行國有化措施，實際上是為保護引發金融災難的少數金融大資本的利益，用納稅人的錢為其造成的損失埋單。所以，無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還是國家干預的政策，實際上都是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
（三）金融資本的貪婪性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最深刻根源
資本主義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其內部結構和外在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追求無限增殖的本性沒有改變，且隨著當代金融資本的發展和全球性擴張，資本的貪欲更加膨脹，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市場的交易和投機活動，愈益成為資本盈利的重要來源。據資料顯示，保爾森對沖基金公司總裁約翰?保爾森，通過次級抵押貸款的投資，在此次金融危機發生前個人盈利超過30億美元。2007年，美林和花旗兩家銀行的CEO分別獲益4800萬和2560萬美元。2002-2007年，華爾街最大的5家金融企業的CEO共賺到30億美元。而華爾街一貫奉行的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給予高管高回報的激勵機制，形成了金融資本擴張的強大驅動力。
（四）生產過剩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
從現象上看，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其實質是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對于那些沒有購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窮人是買不起住房的，要使窮人也能夠買得起住房，就必須給他們貸款，有了貸款就能買房，就會對住房產生巨大的需求，從而刺激經濟的發展，形成經濟繁榮的假象。同時金融機構又把這種住房抵押貸款權證券化，即“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在金融市場上交易。這樣，一旦在第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引起連鎖反應，造成整個金融鏈條的斷裂而引發金融危機。
結論及啟示
一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危機。關于此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有的人認為是美國負債消費模式的危機，有的認為是自由市場模式的危機，這些看法都只看到了危機表面現象，而沒有真正觸及到本質。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發生的機理：從根本原因上看，無論是生產過剩的商業危機，還是金融危機，都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尖銳化的結果。
二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虛擬經濟是指與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虛擬資本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它主要通過金融資產及其運動體現。虛擬經濟是為適應實體經濟的發展要求而發展起來的。虛擬經濟嚴重背離實體經濟而過度膨脹是導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到20世紀末，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業、保險業和房地產業所占比重達到20%。經濟增長愈益依賴金融業的繁榮和虛擬經濟擴張的“財富效應”，金融動蕩所帶來的巨大風險就難以規避。我國經濟發展堅持了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正確方向，并保持了長期的持續較快增長。不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同時注意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 保持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適當比例，決不能為了追求短期的增長業績而一味放任金融資產泡沫的生長，制造虛擬的財富效應。
三是要注意實體經濟中的潛在“生產過剩”。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另一個啟示是，現代金融體系的高度發達，使得發生在某一領域的“生產過剩”有可能出現全面的傳導，不僅是在它的上下游行業，甚至在一些和它并不直接相關的生產領域之中。美國次貸危機雖然僅僅起源于房地產市場，但破壞程度不僅波及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而且對全世界經濟都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由于房地產市場的特殊性，其本身具有投資品的性質，隨著房價的上升，人們的財富隨之增值，從而間接帶來了整個經濟的投資熱情高漲，為實體經濟中更多領域的“生產過剩”埋下了伏筆。
四是金融創新要適度。金融創新是雙刃劍，是高盈利與高風險并存的。遠離實體經濟而又超脫監管的金融創新，使得金融鏈條變得脆弱，蘊藏著極大的系統性風險。我國在推進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要以美為鑒，金融創新要立足于實體經濟的需要，防止盲目過度創新。
五是對金融資本的貪婪行為要進行節制和限制。正是金融資本在無節制的貪欲驅動下的瘋狂和冒險行為，導致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隨著實體經濟的壯大，金融業必將有一個大的發展，資本經營和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也將會進一步擴展和提升。但是，對金融資本圖謀暴利以實現貪欲的行為加以必要的節制和限制，也不容忽視。對于國內一些金融高管以華爾街高管的高薪為參照系，負贏不負虧，坐享離譜的高薪，早已有不少異議和質疑。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現代金融體系的進程中，應對金融從業人員的薪酬加以規范，對高管的薪酬要有一個合理的限制。與此同時，也要積極引導廣大投資者克服盲目追求過高的回報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態，使他們的投資行為趨于理性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第9篇：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范文
關鍵詞：生態；科學發展觀；比較研究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態”（EcologicalMarxism）一詞來源于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教授本•阿格爾。他在1979年《西方概論》中第一次運用了“生態”這個概念，從而在真正意義上建立了與生態學之間的關聯。生態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當今最有影響的十大流派中較為活躍的一派。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圍繞人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社會內部的“和解”兩大主題，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人的解放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嬗變等問題，揭示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并通過重建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進行技術批判與消費主義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實現社會制度和道德價值觀的雙重變革，從而最終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化的，其中心問題是“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在于，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表面上看，生態與科學發展觀并不基于相同的現實基礎，產生的理論背景、發展脈絡和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等方面也不盡相同，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兩個理論體系之間，觀點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觀點有明顯的差異，卻可以相互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礎的比較
生態，也稱生態學的，其理論基礎在于和生態學的有機融合。如生態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認為的那樣，歷史唯物主義內在地包含了生態學和生態思維方式。應該說，在馬克思那里，生態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去談論與生態問題息息相關的生產問題，卻很少在純粹意義上談論生態問題。盡管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馬克思有意還是無意的，他都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生態思想。如“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爾關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觀點，提出了‘社會是人與自然的完整統一體’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類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與自然的關系、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態危機的必然聯系以及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等問題上，‘生態學’與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1。另外，生態繼承了以作為理論基石的西方，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批判傳統，像萊斯和阿格爾就受到馬爾庫塞相當大的影響。只不過與他們的前輩相比，生態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相對溫和，也更富有建設性。
科學發展觀則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及作為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的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處處滲透著立場、觀點和方法。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的創立和發展，主要是基于中國化的，面對的現實是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與科學發展觀對于關注的點不同，偏好的理論也不一樣，面對的現實情況也有明顯的差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二者都是以作為理論的來源和基礎，都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的科學性、革命性和開放性，掌握了活的靈魂。
二、第一要義的比較
生態代表人物之間的理論并沒有太多聯系，應該說，不能形成一個系統，但在第一要義上卻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爾斷言，“歷史的變化已使原本馬克思關于只屬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經轉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因此，當務之急是“從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本質的見解出發，努力揭示生產、消費、人的需求和環境之間的關系”2。阿格爾轉變了人們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認為傳統的經濟危機已經轉向了生態危機，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原罪，即利用環境代價換取財富，已經導致了經濟增長的瓶頸，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無限性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如果沒有有效的措施緩解矛盾，那么經濟增長就會停滯，甚至會倒退。可見，阿格爾關注的決不僅僅是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和分析，問題在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實現可持續性的發展。這說明，他始終是以發展作為第一要義的，這是他邏輯分析的前提。高茲認為：“‘對我們的經濟從產品設計到消費和物質的再循環進行生態學的重建，……對能源、化工、運輸和農業進行生態學的重建，……技術上的發明不僅必須有助于生態學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還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縮短勞動時間成為可能，把我們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使生產和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標準服從于社會——生態標準’，走向基于自我約束、更節儉、生態上可持續消費模式的生態社會主義，達到真正的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統一，實現生活得更好、勞動與消費更少的社會。”3高茲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歸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確了要在發展的基礎上構建生態社會主義，發展是第一要義。從阿格爾和高茲的觀點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生態學者無論給生態危機開出什么樣的處方，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發展這個第一要義。
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認為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此可見二者之間觀點的相似性。應該說，生態與科學發展觀所提的“發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意義上使用，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的增長，當然這種增長不能以生態為代價；二是，正如高茲談到的那樣，發展不僅是經濟理性的，還應該是價值理性的。總的說來，生態關注的比較多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礎上的人與社會的關系調整，而較少涉及純粹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科學發展觀所使用的“發展”，強調的是一種和諧，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三個層面基礎之上的。與生態相比，概念的內涵擴大了；作為一個分析系統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論核心的比較
“生態考察了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所造成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提出了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的論斷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關系協調的問題，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類的健康發展趨勢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圖從制度層面探索生態問題解決的根本途徑，具有前瞻性和開創性，它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建立和發展，力圖通過制度轉變解決人與自然的對抗。”4由此可見，生態在談及異化概念時，是以人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異化；在談及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時，將社會系統放在首位，因為只有以社會系統中的主體——人，作為分析的核心和邏輯的出發點，其他的分析才有意義，換句話說，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尋是具有現實意義的，而彼岸世界是遙不可及的；在趨勢和目的方面，無論是通過制度還是其他手段，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都是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發展。
相比之下，科學發展觀始終明確地將“以人為本”作為理論核心。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從以上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二者之間的觀點趨同是主要的。當然，生態強調的“以人為本”，是從純理性的角度說的，在他們的邏輯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點，是徒勞的，也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帶有功利性質；另外，他們過多地強調人的解放與個性張揚，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維度，所以，很多時候不過是空批判而少建設，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細節所迷惑，墜入就事論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學發展觀強調的“以人為本”不僅源于對社會和自然規律的把握，還具有倫理層面的考慮。無論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發展的應然。所以，生態與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在總體上是一致的，它們的差異只在于對人的倫理態度和側重點上，而這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四、基本要求的比較
很明顯，生態認為，僅僅局限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是不夠的。在高茲那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物質豐富程度明顯提高，社會地位有所改善，然而，這種改善不過是資本主義緩和階級矛盾的一種手段。并且，無論資本主義采用什么方式給予無產階級多少施舍，實質上，并不見得會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今日付出了一百萬美元，是為了明日的一百億美元。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是不會泯滅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資本主義的成本，資本主義就越是要加緊攫取，換取更多的財富。于是，自然成了犧牲品，這種犧牲到了一定程度，資本主義就會達到發展的極限，而出現衰退。所以，利潤動機同生態環境相沖突是必然的，利潤最大化驅使人們破壞生態環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護生態環境更加重要，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按照奧康納的總結，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一切社會的發展，都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的結構及態勢的“不平衡的和聯合性的”發展過程。6奧康納還指出,資本主義積累導致一定程度的生態危機，由生態危機可能會引發經濟危機，同時生態危機所導致的環境運動有可能會加重經濟危機的程度。總的來說，在生態者看來，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人、社會和自然失衡的危機，就是片面發展的結果，就是資本運行的現實性危機。根據反向調節的原則，可以明顯地推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樣是會被生態所認同的。
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5］15-16應該說，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樣，生態和科學發展觀在基本觀點上能夠達成一致。然而前者強調的不過是“平衡”二字，即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系統的關系，就社會的復雜性而言，這種關系只是眾多關系中的一種，所以分析的結果難免流于片面，或者不過是空洞的說教；后者則強調四位一體，即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同時，由于科學發展觀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和諧”思想的部分，在中國社會中能夠尋找到現實基礎，并為現實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進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所以，科學發展觀的實際影響要遠遠大于生態的“烏托邦”，也更具有現實意義。
五、根本方法的比較
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5］16科學發展觀充分體現了辯證法的思想，強調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統的、動態的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生態學者全方位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然資源壟斷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對自然界所進行的掠奪行為；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批判了資本主義等級森嚴的管理體制及其破碎的勞動分工；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批判納入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視野之內，與資本主義制度緊密聯系起來考察。”7由此可見，在方法論意義上，統籌兼顧是二者認可的。生態盡管沒有明確提出統籌兼顧的思想，但是從其關注的對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級批判、異化批判和工業文明批判等維度考察，它并沒有刻意突出資本主義的某一個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幾者之間的聯系。再如，生態的代表人物克沃爾認為，要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在所有制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經濟制度方面，要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在實現條件上，要像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全人類一起實現。從這里，生態的統籌兼顧思想也可見一斑。
雖然同樣在方法論意義上堅持了統籌兼顧，所關注的視域卻截然不同。科學發展觀以中國的現實國情為基礎，站在整體的高度審視各個部分的協調與平衡，是一種治國的理論。生態主要是從學理上進行探討，因為其所秉承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所以，在思想上側重于批判，而建設性的東西受到限制。同時，由于生態的相關理論并沒有理論聯系實際的機制，這樣一來，無論其有多么豐富的思想，也不過是一種值得參考而不具有指導性的理論而已，當然也就不會像科學發展觀一樣，不斷地在實踐中發展。這個發展過程基于實踐，服務于實踐，又為實踐所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發展觀的真理性價值也要大于生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態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學派，其主流學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視野廣闊，科研環境優越，尤其是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理解和批判、對生態危機的本質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開放性的體系，與生態有較多的契合，這決定了科學發展觀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鑒生態的思想。在觀點契合的方面，應該說生態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為細致，這與其血緣關系和研究傳統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觀點分離的方面，對于科學發展觀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鑒，不合理的可以作為警示，兩者之間并不是一種對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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