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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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鞅變法范文
1、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系，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
2、政治上：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
3、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為秦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4、總的意義：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改革運動，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第2篇：商鞅變法范文
一、商鞅“罰賦”的重新探討
根據古今學人比較一致的看法，商鞅變法曾制訂所謂“罰賦”，即頒布《分異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1][1]。如明人董說《七國考》卷十二《秦刑法》說：“《荀子注》云：‘秦國罰賦。’余按衛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疑即罰賦。”關于這項罰賦，目前許多學者公認，其內容就是強迫一家有兩個成年兒子必須分家，否則加倍征賦，以促進小農經濟的發展。然而對《分異令》所頒布的時間和罰賦的具體征收問題，他們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乃至對商鞅變法特別是賦稅改革也衍生出種種不同的認識。所以，要深入研究商鞅的賦稅改革，首先即必須重新探討此令究竟于何時頒布及其“倍”賦的內涵。
從《史記·商君列傳》看，商鞅的《分異令》是在第一次變法時與其他法令一起頒布的：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說明《史記》認為罰賦的征收當在商鞅第一次變法。但有些學者卻提出質疑，認為在商鞅第二次變法時，《史記·秦本紀》、《六國年表》明確記載，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為賦”，因而《分異令》不可能是在第一次變法時頒布。例如：
《史記·商君列傳》把這事記在第一次變法時，但是“初為賦”既在秦孝公十四年，那末“倍其賦”的處罰不可能在十四年以前。《商君列傳》只是為了行文方便，在談初變法時，把先后頒布的變法令放在一起敘述罷了。[2][2]
那么，究竟哪一種說法更符合事實呢？我們認為：《商君列傳》的記載應是準確可靠的，而上述質疑雖然看起來不無道理，其實卻有著明顯缺陷，不能成立。
首先，就史料鑒別而言，前引所謂“行文方便”的解釋缺乏足夠的證據。眾所周知，司馬遷是一位具有深厚修養和優秀品質的歷史學家，被史家贊嘆為“良史之才”；他寫的《史記》也由于重視歷史事件的真實性為人們所稱道，有“信史”和“實錄”之譽[3][3]。故如果沒有什么特殊原因或證據，我們很難想象，司馬遷會僅僅“為了行文方便”把前后發生的事件放在一起敘述。況且，他自述撰著《史記》時，曾“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特別是引用了《秦紀》的史料[4][4]。這就更說明了他對史料搜集、梳理與考辨的重視。盡管《秦紀》“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5][5]，某些記載不免存在疏漏或誤植，但對于商鞅變法這一曾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恐怕還不至于弄不清主要措施的順序。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在前引《商君列傳》所載法令中，有不少學者認為，除了《分異令》，其他各項法令均屬第一次變法。如果說此令的頒布確在第二次變法，那么司馬遷又何以偏偏為了“行文方便”把它放在前一次記載呢？憑心而論，我們實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行文方便”和必要。
其次，從《分異令》與“初為賦”的關系說，后者并不能作為前者于何時頒布的依據。顯而易見，有些學者之所以提出上述質疑，主要理由就是認定秦國在“初為賦”時才開始征賦。而事實上，在“初為賦”之前秦國早已有了類似軍賦或口賦的征斂。且不說《左傳》僖公十五年“秦始征晉河東”[6][6]的記載，就是僅從商鞅的第一次變法看，我們也可以找到這方面的例證。關鍵即在于：那些學者都忽略了商鞅首次變法的一項重要法令。這項法令就是通常所說的關于獎勵耕織的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它強調對“耕織致粟帛多者”將給予免除徭役的優待，從而間接表明了秦國當時已經開始征賦。當然，對此令中的“致”字一般都作“以致”或“致使”解，這也可以說是史家往往忽略它對研究賦稅制度的史料價值的主要原因。但根據有些學者研究，“致”字原本就“是卜辭中的一個貢納用詞”[7][7]。這從《說文解字·攵部》“致，送詣也”亦可以得到證明。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將“致”字解為“以致”或“致使”，這項法令也仍然能說明秦國已經開始征賦。毫無疑問，商鞅所以會獎勵生產粟帛多的農戶，其原因絕不僅僅是為了重農，而是在于那些農戶向國家交納的也將相應地增多。這不正說明粟帛乃是商鞅征斂的內容嗎？而粟帛的征斂又無疑分屬嚴格意義的“租”、“賦”范疇，因為根據《孟子·盡心下》“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以及《荀子·富國》所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許多學者也完全承認這一點。“如果說，那時的‘粟米之征’、‘田野之稅’，是屬于田租的話，那么，‘布縷之征’、‘刀布之斂’，當屬軍賦。”[8][8]既然在“初為賦”前秦國已經征賦，則上述質疑也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倍其賦”的處罰內容，當今學者的看法往往皆與對“初為賦”的理解聯系在一起。凡主張“初為賦”乃“初為田賦”者，即認為“倍其賦”是征收兩倍的田賦；凡主張“初為軍賦”或“初為口賦”者，即認為是加倍征收軍賦或口賦。我們認為：這些看法都各有一定的理由，但同時也都有偏頗。主要是未能深究“倍其賦”的罰賦性質。
一般來說，罰賦的性質當屬于經濟處罰，故必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本應得到的利益和補償，二是由此所追加的懲罰性收益。這就如同對“偷稅”必須首先足額補交稅款，然后再征收相當數量的罰款一樣。我們要考辨“倍其賦”的內涵，也應當作如是觀。具體地說，就是先要確定其家有二男以上分異后國家應得到的收益，然后才能以此為基礎再分析對不分異者的處罰。
以征收兩倍的田賦說，若按照上述分析，這種看法則顯然欠妥。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在秦人的家庭中，其子女一般皆“三男二女”。這從有關文獻也可以找到旁證，如《孟子·梁惠王上》稱：“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說明當時秦人的家庭絕非僅有二男。因此，若考慮到《分異令》在秦國是首次實施，我們即可推論：此令所規定的“二男以上”的罰賦標準至少是以三男為依據的。且不說還存在四男、五男甚或更多的可能性，姑以三男為例，問題已非常清楚。從國家應得的收益看，如果一家有三個成年男子分家，它就可以得到相當于原來三倍的田賦即田租。而按照加倍征收的田賦說，國家連應得的收益都未能補償，更何況所謂“處罰”呢？這還未包括其他應得的收益，可見此說之誤。
再從征收兩倍的軍賦看，這種解釋也同樣有誤。如前所述，在一家有三男分異的情況下，國家將得到三倍田租的收益。但這還僅僅是其中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根據史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秦國軍賦就是戶賦：
軍賦，就是云夢出土《秦律》所說的“戶賦”，……《秦律》規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記，分家另立戶口，并繳納戶賦。如果隱瞞戶口，逃避戶賦，就成為“匿戶”，要嚴加懲罰。[9][9]
因而國家還應當得到三倍軍賦的收益。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那些分家的農戶須交納相當于原來三倍的軍賦和田租。而按照征收兩倍的軍賦說，國家將不僅得不到應有的軍賦份額，乃至還完全放棄了田租的收益，這又怎么能體現出罰賦的作用呢？
至于說征收兩倍的口賦，那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且不說當時如何征收口賦，就是僅從國家至少應得到兩倍的田租與軍賦看，由于口賦的征收最初當不會太重，這種加倍征收的口賦也根本談不上什么補償和處罰。更何況，古今學人多認為商鞅征收口賦是“舍地而稅人”，所謂“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其后遂舍地而稅人”[10][10]。如果真像他們所說，那么分不分家也并無必要。一則由于存在明顯的漏洞，可以逃避至少兩倍的田租和軍賦，那些成年男子即使沒有分異，在經濟上也不會有多大損失。二則得大于失，一些家庭雖然人口較多，要承擔因此多達一倍的口賦，但由于“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在經濟上肯定會得到補償，甚至還可能占到便宜。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據《漢書·賈誼傳》載，當時秦人也確曾必須分家。所謂“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足見罰賦不僅苛重，而且嚴密，根本不可能出現以上所說的“漏洞”。這就充分說明，其內容絕不是加倍征收口賦。
那么，究竟應如何理解罰賦的內涵呢？我們認為：從種種跡象來看，這種罰賦原本就不是僅指某一種具體賦斂，而應當是包括當時秦人家庭所有的賦稅形式。換句話說，所謂“倍其賦”，實際也就是要對不分異的農戶，加倍征收他們的田租、芻稿、軍賦或口賦及其他雜賦。正如錢劍夫先生所推測：
商鞅變法，首即規定……有兩個兒子的必須分居，成立兩戶人家，耕種兩戶土地。不然的話，就要加倍征納田租，或且包括其他賦稅。[11][11]
第3篇：商鞅變法范文
【關鍵詞】 人力資源管理；商鞅變法；啟示
商鞅是戰國時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秦國兩次主持變法，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其人力資源管理思想和治國理論都產生了輝煌的實踐效果。但以往學者們的研究視線卻過多地集中在他的法律思想領域，而對他的用人思想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本文通過對商鞅變法中所包含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進行分析，發現商鞅把人力看作是一種可以無限開發的資源而倍加重視，他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使人盡其力。商鞅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對秦人的價值觀念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對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生產關系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時，勢必會在經濟基礎至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引起激烈的變革，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自從周平王東遷洛邑后，中國歷史進入了動蕩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階段被史家認為是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確立時期，雖然奴隸制曾經顯示了其優越性，但此時，它的存在已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向封建制的轉型已是大勢所趨，而恰逢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方面的條件皆已成熟，這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反映。在此時期，維系奴隸社會的禮制也在逐漸地遭到破壞，親親尊尊的核心理念開始受到了質疑。但是，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的中庸改良，本質上都是不主張對現存的禮制進行徹底的改造，而唯有法家，希望進行激烈的變革，用法來取代禮的作用，用霸道來取代王道作為社會的模式，自然而然，只有法家的人能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肩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進行一系列的實踐，而商鞅變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深刻地改造了秦國乃至未來的中國社會。
二、商鞅變法中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分析
1、建立“獎勵勇戰”激勵機制
人力資源是單位的戰略性資源，也是單位發展的關鍵因素，而激勵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在現代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一個士氣低落的團隊或單位是無法取得成功的。著名管理顧問尼爾森提出：“未來企業經營的重要趨勢之一，是企業經營管理者不再像過去那樣扮演權威角色，而是要設法以更有效的方法，激發員工士氣，間接引發員工潛力，創造企業最高效益。”激勵這個概念用于管理，是指激發職工的工作動機，也就是說用各種有效的方法去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職工努力去完成單位的任務，實現單位的目標。商鞅在他變法實踐當中不但采用物質激勵而且注重精神激勵。他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度，實行軍功爵制，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4］主張按軍功大小給予一定的社會地位，“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獎勵在戰場上立功殺敵的人。具體的規定是：凡在戰場上能殺得敵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級者，賜爵一級，賜田一頃，宅一畝：得敵一甲首者，若為官者可當五十石俸祿之官：得敵一甲首者，還可役使一人或一家為自己的農奴，即“除庶子一人 ”。［2］為此，制定了有名的二十等爵制。商鞅變法正是利用二十等爵的等級這樣的激勵機制激發秦國老百姓建功立業。
2、建立獎勵“耕織”績效指標體系
戰國時代是一個弱肉強食，以力服人的時代。秦國要“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就必須要有絕對實力在對外作戰中獲取勝利。商鞅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認識到國家的實質是一種“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對內使用刑罰，對外用軍隊征伐）”的暴力。 那么，戰勝敵國的絕對實力從何而來？在當時處于那樣農業社會時代，國家的富強只能依靠農業的發展。而且，在冷兵器時代要想打勝仗必須要有充足的糧草儲備。同樣，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財富遲早也會被他人搶走，所以對外作戰系統是對內農耕系統的保障。與之相應，農耕系統的主要任務是富國，對應的關鍵績效指標為秦國的糧食生產能力；作戰系統的主要任務是強兵，對應的關鍵績效指標是秦國的對外作戰能力。所以，商鞅變法在經濟上，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獎勵耕織；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3］同時以法律形式確認了新的土地所有制，即“為田開阡陌封疆 ”。商鞅變法通過確定秦國的糧食生產能力作為關鍵績效指標體系來實現他的組織目標即使秦國強盛。
3、趨利避害的人性假設思想
人性假設是管理的基礎，對人性的認識不同，采用的管理方法也會有所差異。西方管理學者麥格雷戈首先提出“X”和“Y”理論。麥格雷戈把傳統的管理理論及其人性假設稱之為X理論。“X”理論認為，一般說來，人天生是厭惡工作的，因此，必須對大多數人實行強制的監督指揮和用懲罰作為威脅，迫使他們為實現組織目標做出適當的努力。麥格雷戈對傳統人性假設持否定態度，并針對X理論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新理論，稱之為Y理論。“Y”理論認為，人天生并非就厭惡工作，因為在工作中消耗體力和智力就像游戲或休息一樣自然。人們在自己對目標負有責任的工作中能夠實現自我指揮和自我控制，而外部控制和懲罰只是迫使人們努力實現組織目標的各種手段之一。在一定條件下，人不僅能夠學會接受責任，而且能夠學會主動承擔責任，而逃避責任、缺乏進取心、強調安全感一般只是經驗的結果。商鞅認為人性好利惡害，社會就是一個為財利而運轉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必然具有“好利惡害，喜利畏罪”的自我之心，那么，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到處都會充斥著互為利用，求一己私利的現實。因此，商鞅變法實行“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4］的制度，即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余四家就要連坐，受到株連。具體辦法是，五家相互監視，發現有“奸人”，應向官府告發。告發者可以得到同在戰場斬得敵人首級相同的獎勵，否則，就要受到同奸人一樣的處罰，如果出現藏匿奸人的情況，則要受到和投降敵人一樣的處罰。商鞅變法正是以人性好利惡害假設為前提采取各種嚴酷法令治理社會，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對于社會管理取得一些良好效果。
三、商鞅變法對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
眾所周知，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純粹的現代外來詞，但它更是一個歷史的產物。當我們在努力學習研究西方有關知識的時候，往往會有某些東西讓我們感覺到中國幾千年博大精深的用人思想和至臻至善的用人制度中包含著豐富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商鞅變法中包含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帶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示：第一，商鞅變法通過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雙重手段激勵秦國老百姓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一個富裕強盛的國家。這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國家在進行經濟建設時一定要采取激勵機制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因素共同建設好我們的祖國。第二，商鞅變法通過把秦國的糧食生產能力作為關鍵績效指標體系來實現他的組織目標即使秦國強盛。這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實現組織目標時要建立關鍵績效指標體系。第三，商鞅變法中人性好利惡害假設為人力資源管理者認識人性，采取正確的管理方法提供了有益啟示。這帶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管理應順應人性特點，制定合理的規章制度，約束人的惰性，激發人的潛能。
由此可見，挖掘整理、深入研究中國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思想不僅可以彌補現有人力資源管理理論體系的缺失，而且有助于確立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在這一領域的地位，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誠然在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個民族要發展都不能不學習借鑒其他民族、國家的先進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但這種學習與借鑒必須與本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為本國傳統文化形成的管理對象所認同和接受，才能發揮其作用，并帶來好的管理績效。否則，脫離本身的文化背景，一味照搬別人的管理經驗是肯定行不通的。
【參考文獻】
［1］ 康芒斯著，于樹生譯.制度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97.
［2］ 德魯克.管理的實踐［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1221.
［3］ 黃瓊麗.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分析［J］.視點，2007(7).
第4篇：商鞅變法范文
網購食品出問題如何維權？農藥殘留還會嚴重嗎？孩子吃奶粉會更安全嗎？我們為此虛擬了北京市民小新一家5口，他們一直以來對食品吃得小心而謹慎，也曾遭遇過不少食品問題。讓我們來看看，待新的《食品安全法》施行，小新一家對食品安全的擔憂和顧慮將有怎樣的解決和改變。
變化1
網購食品出問題該找誰？
商家不賠就找平臺先賠
經歷：小新對網上買食品心里有過陰影。她前年從網上買了一罐土蜂蜜，感覺不錯，趕上商家“買三送一”促銷，就和朋友又團了3瓶，結果卻發現蜂蜜很稀，分量不足，與第一次買到的完全不同。她找網店理論，結果對方稱有問題去檢測，拿到檢測報告再說事。無奈之下，她只好放棄維權。
小新的遭遇不是個案。2014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受理網絡購物投訴7.78萬件，同比增長356.6%，其中網售食品因投訴主體不明，問題責任難鑒定，成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一大難題。
改變：等10月新法實施后，小新網購食品再遭遇無良商家，可以不必再忍氣吞聲了。因為，新《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網絡第三方平臺應對食品經營者進行實名登記，還要審查賣家的許可證，這樣一來也就明確了賣家的主體責任。更重要的是，如果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可向入網食品經營者或食品生產者要求賠償。如果網購平臺不能提供入網食品經營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小新還可以向網購平臺索賠。
變化2
果蔬農殘會有更大改觀嗎？
高毒農藥使用會嚴格受限
經歷：小新吃蘋果喜歡削皮，可婆婆不喜歡削皮，每次喂寶寶吃蘋果時，只要兩人同時在場，準保為削不削皮爭執一番。小新的理由是果皮上有農殘，可婆婆覺得果皮有營養。
前不久，世衛組織專門建議中國人吃水果要削皮，理由是中國近十幾年來食品生產化學制劑和殺蟲劑使用量不斷增加，農藥殘留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不久前山東的“毒西瓜”事件后，婆婆吃蘋果也開始削皮了。小新還專門買了一臺果蔬凈化器，“連世衛組織都建議中國注意農殘了，我覺得光削皮可能無法解決問題”。
改變：未來，小新一家對農殘的擔憂或許可以得到一定緩解。此前三審稿就對劇毒高毒農藥使用做了嚴格限制，提出加快淘汰劇毒、高毒農藥，推進低毒、低殘留農藥的研發，同時規定劇毒高毒農藥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葉和中草藥材。最終的新修訂版本又擴大了劇毒、高毒農藥的禁用范圍，將“劇毒、高毒農藥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葉和中草藥材”修改為“禁止將劇毒、高毒農藥用于蔬菜、瓜果、茶葉和中草藥材等國家規定的農作物”。這意味著，高毒農藥使用會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如果監管執法到位，未來吃果蔬可稍稍放心些了。
變化3
嬰幼兒奶粉配方看不懂怎么辦？
“注冊制”為奶粉配方把關
經歷：小新一直只給孩子買德國配方奶粉喝，在她看來，歐盟奶粉的有機認證體系及安全更值得信任。她朋友圈里的媽媽們也覺得，國外奶粉配方相對固定，而國產奶粉配方種類太多，動不動配方升級后還漲價，“無法判斷配方成分及含量是否合理，索性就不去判斷，直接買進口奶粉省事”。
乳業專家宋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前國內嬰幼兒奶粉企業的配方存在過濫現象，全國有近1900個配方，平均每個企業有20多個，而國外企業一般只有2-3個配方。“部分企業搞出多個配方，不過是營銷手段。”
改變：曾讓小新眼花繚亂的奶粉配方即將戴上“緊箍咒”。新法特別指出，嬰幼兒配方乳粉的產品配方應經國務院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注冊。注冊時，應當提方研發報告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學性、安全性的材料；不得以分裝方式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同一企業不得用同一配方生產不同品牌的嬰幼兒配方乳粉。
此外還明確，嬰幼兒配方食品生產企業應當建立實施從原料進廠到成品出廠的全過程質量控制，對出廠的嬰幼兒配方食品實施逐批檢驗，保證食品安全。
變化4
保健食品還能讓人相信嗎？
得聲明“不能替代藥物”
經歷：小新的公公患上了腦梗，雖基本痊愈，但腿腳還有些不利索，婆婆為此沒少求醫問藥，對各種保健食品更是特別留心。此前，婆婆聽廣播里宣傳一種叫做“洗血肽”的保健食品，稱服用后可清除血液里的垃圾和毒素，治療“三高”癥狀。這很讓婆婆動心，但卻遭到了家人勸阻。
其實，老年人已成為保健食品濫用的重災區。2014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受理老年人保健品投訴2.01萬件，36.2%的被投訴保健品屬于提高免疫能力類保健品，虛假廣告宣傳和質量問題占到3成多。
改變：小新婆婆通過保健食品提升身體健康的想法其實也沒錯，新法或可幫助她買到更放心的保健食品。因為新法明確規定，保健食品聲稱保健功能，應具有科學依據，不得對人體產生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保健食品的標簽、說明書不得涉及疾病預防、治療功能，內容應當真實，與注冊或者備案的內容相一致，應載明適宜人群、不適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標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聲明“本品不能代替藥物”。
變化5
轉基因食品傻傻分不清楚？
標注“轉基因”會成新常態
經歷：看到超市搞糧油促銷，小新婆婆索性買了2桶玉米油，買回家后卻被告知是轉基因油。小新還是習慣看看糧油上面的標簽，不過她發現一個問題，許多玉米油、大豆油上的轉基因標志字體很小，不仔細看很容易忽略掉。
此外，小新還發現許多以玉米、大豆為原料的零食很少注明“轉基因”，標示“非轉基因”配料的食品倒有一些。“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姑且不談，我想知道吃到肚里的東西是什么。”
第5篇：商鞅變法范文
[關鍵詞]商鞅變法；司馬遷；司馬光；比較；史學取舍
一、從商鞅早年經歷淺析變法動機
對商鞅求見秦孝公之前的人生經歷描述，《史記?商君列傳》和《資治通鑒?卷二》（1）基本一致。商鞅在年輕時就“好刑名之學”，輔佐魏相公叔座擔任中庶子的職位。商鞅擁有才能，公叔座在病重時囑托過魏惠王要利用此人才，“愿王舉國而聽之”，如果不用“當殺之”，但是魏惠王卻根本沒把公叔座的話當成一回事，認為“公叔病甚，悲乎”，甚至認為聽了他的建議，“豈不悖哉”。由此看出，商鞅并未受到重用，這可看作是他日后西入幫助孝公的巨大動因。
至于商鞅為什么到了秦國，秦孝公通過什么任用了商鞅，兩書的描述有了明顯的詳略之分。《資治通鑒》中詳細描寫了秦孝公的一段招賢令，寫到秦孝公回憶秦穆公的光輝，“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2），他希望“強秦”，這也是秦孝公日后迫切希望采取措施鞏固統治的原因。除了統治者的強國目的，商鞅本人也有自己的私人目的，孝公的法令中說“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3）。前面已經提到過，商鞅在魏國不受魏惠王的重視，有了這么好的成名逐利機會，商鞅自然不會放棄，大張旗鼓的進行改革便是迅速成名獲取地位的有效方法。
商鞅說服孝公的過程，《資治通鑒》的描述十分簡略，“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而《史記》中卻有段精彩的敘述。面對秦孝公，商鞅首先提出了“王道”，秦孝公不感興趣，商鞅又提出“帝道”然而“未中要旨”，經過兩次挫敗，商鞅理解了秦孝公的想法，提出了“霸道”之說，孝公聽得津津有味，“語數日不厭”。《史記》對這一段的描述恰好呼應了秦孝公詔令中說希望東伐，恢復秦穆公政令的美好愿望。同時也顯現出商鞅渴望的到重用的強烈愿望，商鞅身為法家，也兼用了儒家的思想對秦孝公進行試探，他“挾持浮說”，正說明了他用了很大的努力迎合國君的想法以得到與其才能匹配的政治地位和經濟財富。
總之，無論是秦孝公的強國目的，還是商鞅的個人目的，這兩者都成為了開展商鞅變法的有力動機。
二、從商鞅變法措施談變法的功過
商鞅在與甘龍、杜掣進行了一系列是否要變革舊制度的激烈爭論后，秦孝公最終還是同意變法，“以衛鞅為左戍長，卒定變法之令”（4）。商鞅變法的措施在《史記》和《資治通鑒》有詳細的描述。
商鞅變法措施頗有成效。經濟方面，商鞅實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政策。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商鞅推行耕戰的政策，不僅保證了戰爭的兵源，也促使了秦國經濟的發展。
社會方面方面，商鞅實行獎勵軍功的政策，嚴禁私斗。這樣不僅改善了民風，減少了爭斗，也從實際上廢除了士卿士祿制，使得軍隊的戰斗力加強，提高了士兵的積極性，以立功為榮。而且據林劍鳴的《秦史稿》所說，當時的私斗其實所指的邑斗，也就是奴隸主貴族爭奪土地的爭斗，所以商鞅法令的出臺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奴隸主勢力的擴張。行令幾年后，“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什伍制度，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對秦獻公時期制定戶籍的延續，法令出臺使得秦國的人民不敢以身試法，有助于社會安定。
在《史記?商君列傳》中還提到一點“民有二男以上不分邑者，倍其賦”，這一點在《資治通鑒》中被省略了。但這一點也是十分重要的，這一點也可稱為小家庭制度。對于一戶有兩個兒子不分居的，就用強迫的方法，給以這類人加倍賦稅的懲罰。這樣移風易俗的做法，不僅有利于增加人口數量，還有利于保證國家對稅收的征收，也改變了秦國以前的落后習俗，配合了當時社會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體制。
關于法令的實施，商鞅也并不是十分順利的，司馬光和司馬遷二人都記錄了兩個小故事，一個是“徙木立信”，一個是懲罰太子犯法。司馬光對“徙木立信”的整個做法是認同的，的確，“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這樣的做法有利于推動了法令的實施。太子犯法后，商鞅嚴厲處罰了太子的老師和太傅，這種魄力使得“明日，秦人皆趨令”。商鞅這一行為是對壹刑也就是“刑無等級”、“無貴賤”很好的實施，同時這也是商鞅重刑主義原則的體現。
這些措施都是在顯王十年之前發生的事，也是商鞅的第一次變法，經過了這次變法，秦國達到了“家給人足”的目的，對于商鞅本人來說《史記》中記載“于是以鞅為大良造”，他所想要的地位名聲也已得到。
商鞅的改革措施是符合當時的歷史趨勢的，但他的重刑原則卻使得他激化了與貴族奴隸主之間激烈的矛盾，“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5）最后得到車裂而死的下場。但這畢竟只是商鞅的個人悲劇，并不是歷史的悲劇，商鞅死后，其變法仍然在秦國推行，可悲，可嘆。
三、從變法評論談社會意識與階級局限性對史學家的影響
文末，兩位作者都對商鞅變法發表了自己的感慨與評論。在商鞅的為人方面，司馬遷和司馬光不約而同地用了“刻薄”二字。司馬光發表感慨時寫到“而商君尤稱刻薄”，而司馬遷的描述更為直截了當“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一開始就將商鞅定性了。之后便是介紹一系列他所做的刻薄少恩之事，說他“刑公子虔”、“欺魏將”等等。其實“欺魏建”只是一種戰爭謀略，“刑公子虔”只是對商鞅法令的正常實施而已，只通過這些事情完全將他定為人品刻薄，這未免太偏激了。
這些評論也從側面反映出社會意識對史學家的重要影響，曾振宇曾經說過，“中國歷史有一個頗具規律性的現象，后一個朝代總是極力詆毀前一個朝代，以此來為當今朝代的存在尋找合理的依據”，司馬光作為一個史學家，即使秉持客觀的原則，貫承“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還是不能做到完全擯棄政治功利和個人的感情因素。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周記顯王十年發表了自己看法，此時只是商鞅的第一次變法。他主要是從誠信的角度發表看法，贊賞“秦孝公不費徙木之賞”的行為，來勉勵“四海治平之政者”要注重誠信。司馬光都沒有對他使秦國富強的功勞進行贊美，而只是針對“誠信”發表了“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等看法，順帶還不忘罵上商鞅一句刻薄，這樣的評論一方面是因為司馬光堅守“鑒于往事，有資于政道”的原則，想要通過歷史事件來勸勉現在的帝王，從歷史興衰成敗中提取治國的經驗。一方面也是因為司馬光所處的社會環境，司馬光生活在宋真宗、宋神宗時代，正是王安石變法開展之際，雖然與王安石私交還不錯但是在政治上的意見摩擦還是很大的，在政見不同、難于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請求擔任閑職開始著史，從階級角度看，司馬光依然是地主階級保守派，站在保守的立場上，司馬光對自上而下的改革創新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偏見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意識對史學家的影響依然是巨大的，史學家還不能完全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問題。雖然《史記》和《資治通鑒》在著述時都秉持了尊重史實的基本原則，但其中的取舍之處也啟示我們作為史學研究者要有謹慎對待史料的研究態度。
參考論文：
[1]馮雨晴，從變法者角度看商鞅變法成敗.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
[2]曾振宇，歷史的商鞅與符號化的商鞅.齊魯學刊，2003，（6）.
[3]洪家義，論商鞅變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1）.
[4]彭秀禮，孟子改良思想與商鞅變法主張的比較分析.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5）.
注釋：
1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史記》與《資治通鑒》。
2《資治通鑒》卷二，周紀二，顯王八年
3同上。
第6篇：商鞅變法范文
一、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后，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
二、商鞅自魏國入秦，并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為左庶長，開始變法；
三、此次變法是中國戰國時期各國改革中最徹底的改革，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斗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
第7篇：商鞅變法范文
一、中外經濟政策及影響對比
例1 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茍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
――摘自《商君書》
材料二 在梭倫改革后的80年間，雅典社會就逐漸采取了一個它在以后數百年中都遵循著的發展方向。在梭倫以前的時代盛行的農村高利貸，以及地產的無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節制。商業以及靠奴隸勞動日益大規模發展起來的手工業和工藝，都成了流行的職業……由貨幣、奴隸以及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但是，這些財富已經不是僅僅用來購置地產，它已經變成了人們所追求的目的本身了。
――摘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1）據材料一、二，分別指出商鞅與梭倫所采取經濟政策的主要指導思想。
（2）結合材料和所學知識，簡述商鞅變法和梭倫改革對東西方文明的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的形成發展產生的不同影響。
解析 本題的考點是梭倫改革和商鞅變法，考查同學們閱讀材料并提取材料有效信息的能力。第（1）題通過閱讀分析材料一、材料二，找到“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農村高利貸受到了節制”“手工業和工藝，都成了流行的職業……由貨幣、奴隸以及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這些關鍵信息，可以歸納出商鞅重農抑商的政策以及梭倫農商并重的政策。第（2）題兩次改革基于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國情特點，對社會發展所形成的影響也大相徑庭。應當從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領域三方面分析。如思想文化方面，梭倫改革賦予公民一定程度的自由，促進了人文主義思想和科學文化的繁榮;而商鞅變法采納法家專制集權思想，嚴刑峻法之下鉗制了自由思想，不利于科技文化的發展。
答案 （1）商鞅：重農抑商;梭倫：農商并重。
（2）影響：商鞅變法促進了農耕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梭倫改革有利于工商業的發展，使雅典走上民主政治的軌道。
點撥 在解答比較型材料題時，大家要著重通過對比不同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來歸納出其異同點或突出特征。首先，要弄清楚對比的歷史事件、歷史材料或歷史人物的基本內容，例如本題就要求對古代中國和西方對待商業的政策有基本了解。其次，要確定好比較項，這是解答此類題目的關鍵，題目中明確的要求是對商鞅及梭倫經濟政策指導思想的歸納和經濟政策影響的理解，大家要圍繞這些要點來進行作答。
二、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土地制度對比
例2 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漢書?食貨志》
材料二 男子授露田40畝、桑田20畝;婦女授露田20畝，不授桑田。死亡者或年滿70歲后免課者，露田歸還國家。桑田為世業，身死不還官，桑田須種一定數量的桑、榆、棗樹等。不適合桑蠶的地方，改授麻田，男子10畝、女子5畝。露田、麻田均不得買賣，桑田也限制買賣。
――據《魏書》卷一百一十譯編
（1）根據材料，分別概括兩次土地制度改革的特征以及對社會發展產生的共同影響。
（2）較之于商鞅變法時期的土地制度，北魏的均田制有何積極意義？談談你對“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認識。
解析 本題的考點是商鞅變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要求掌握這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土地制度是什么，以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第（1）題結合材料和所學知識，可以歸納兩次改革在土地制度上的特征：前者強調私有化，后者是土地國有化基礎上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他們的共同作用都是實現了向封建社會的轉型。第（2）題需要回答相對于商鞅變法的土地制度而言，北魏均田制的積極意義是什么。商鞅變法的廢井田，開阡陌，造成了土地兼并;北魏初年正是面臨豪強兼并土地的困境，因此孝文帝的就是解決該問題。后一問是對土地兼并這一歷史現象的認識，需要從其產生的歷史根源和統治者的應對措施兩方面分析。
答案 （1）特征：商鞅變法：變土地國有制為土地私有制，土地可自由買賣。
北魏均田制：用來均田的土地屬國有，授田后，露田、麻田均不得買賣，桑田限制買賣。影響：都促進了社會的封建化進程。
（2）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土地兼并。認識：商鞅變法后，土地兼并嚴重。土地兼并是封建社會一種固有的現象，其根源是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會加劇社會矛盾，影響封建政權的鞏固，封建統治者往往對土地兼并采取打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種現象，但無法根除。
點撥 在解答比較型材料題時，找準比較項是解題的關鍵。不同歷史事件在進行比較時有多個比較點：有的涉及到背景，比如時期、原因、條件、目的等;有的涉及過程，比如措施、特點、綱領、方式手段等;有的涉及結果，比如影響、作用、評價、認識等。在作答時，對相同點的表述要先寫出比較點的提示語，然后以“都……”的行文格式展開。其間要注意從宏觀上把握所有要比較的歷史事物。組織不同點的答案時， 也要先寫出比較點的提示語， 然后對所有要比較的內容逐一展開。
練習
材料一 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尤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
――《漢書?食貨志》
材料二 九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詔均天下民田：諸男夫五以上，授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休耕輪作）所授之田，率倍之（男夫80畝，婦人40畝，亦稱倍田），三易之田，再倍之（三易之田：耕種一年，休耕兩年的貧瘠土地。再倍之：男夫120畝，婦人60畝），以供耕作……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于是海內安之。
――《魏書?食貨志》
請回答：
（1）材料一及材料二反映了商鞅和孝文帝在土地制度上分別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
（2）結合材料一、材料二和所學知識，概括指出孝文帝改革、商鞅變法內容的相似之處。
參考答案
第8篇：商鞅變法范文
魏文侯建國與其霸業
戰國時代，諸侯數量銳減，而大國數量增加為七個。過去晉楚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各大國再次開始鏖戰，從而將中國歷史推向世界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現代”國家的建立。在這個過程中，數大國也都經歷了崛起和衰落。這段歷史再次雄辯地證明古希臘歷史學家的論斷：好景從來不長久。
戰國初期的第一強國是三家分晉之后形成的魏國，史學家稱魏文侯“英敏而有才略”。魏霸中原時期，起于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止于周顯王15年（前354年），前后共歷50年，其中魏文侯主政38年，志在繼承晉國先世之霸業，勵精圖治、富國強兵：東制齊楚，西抑強秦，以控制中原為圖；內修政治、外和韓趙。魏文侯在內政方面的最大優勢在于用人，當世之人才吳起、卜子夏、田子方、李俚等皆傾心投奔。本文的重點在于分析魏的外交方略。三家分晉后，中原大亂，秦、齊、楚必然蠢蠢欲動。魏國繼承了晉在戰略上最重要的部分，即三河之地。司馬遷在史記中論到：“昔唐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因此，戰國初期，魏國霸業首先在于其戰略地位的重要。這與春秋初期，鄭莊公亦因其地利而成為春秋時期一個“小霸”有相似之處。
魏文侯的對外政策也頗有價值，如果想要抵抗三大強國，僅靠魏一家是無法做到的。因此必須團結三晉，才有可能穩定住局面。在當時韓趙兩國曾經有不睦之事，韓謀借師于魏以伐趙，文侯拒之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及趙借師于魏以伐韓，文侯亦同樣加以拒絕。韓趙兩國初以借師不遂，皆怒魏，后雙方皆感于魏之親己，遂皆朝于文侯。因此在戰國初期趙魏韓三家形成同盟，而齊秦楚各自為戰，孰強孰弱就很明顯了。
但是文侯終有一死，與春秋時期的多數霸主一樣，霸業止于霸主的壽命。其子武侯乃至其孫惠王，不僅良言不用，因讒言而棄用吳起這樣的絕世之才，更開始圖謀韓趙，以至三晉同盟破裂。魏由盛轉衰。
田齊之興起與齊霸中原
齊在東方始終是泱泱大國，盡管屢遭變亂，但在戰國時期仍然舉足輕重于中原。梁啟超先生曾評價道：“齊自春秋以來，即為大國，席山海之利，厲工商之業……入戰國后，以遠在海東，不懼兵革之苦，故齊之繁榮，莫與京焉。”田氏五世相齊，至田和終于篡齊，此事發生在三家分晉13年之后。田和篡齊之后，很快便向四面擴張，西伐魏、南侵魯、再伐宋、北伐燕。公元前379年，齊威王立，這位與楚莊王同樣一鳴驚人的諸侯也書寫了一段傳奇。而齊國霸業則自公元前341年齊魏馬陵之戰后直到前285年燕樂毅破齊之戰止，前后共歷57年。
齊威王初即位，與楚莊王一樣不理政事，隨后齊民動亂、三晉及魯衛益相侵凌，內憂外患頻至。直到繼位十年之后，他才開始整飭吏治，肅立紀綱，明定賞罰，民心為之一振。對外則起兵伐趙衛奪回齊長城；擊敗魏國，后者割地以求和。齊威王時期，兼有鄒忌、田忌、孫臏等賢能之臣輔佐，故齊復強盛，中原呈現齊魏雙足鼎立之勢。
魏惠王放棄文侯聯趙和韓之策，遂使得三晉自亂。公元前355年，惠王以為通過春秋時期那樣的簡單會盟便可以穩住其他諸侯，展開自己的擴張策略，先后會韓昭侯、齊威王和秦孝公，公元前354年，魏大將軍龐涓伐趙，圍攻趙都邯鄲。趙只得求援于齊，威王發兵，遂有圍魏救趙的典故。最終雙方決戰于桂陵，齊大勝魏慘敗。此后魏由于其戰略的重要以及自身改變現狀政策的實施而四處樹敵，秦脅其西、齊威其東、趙踞于北、韓強于南，形勢頗為危殆。魏惠王只得先安撫秦趙，集中精力對付相對弱小的韓。
桂陵之戰13年后，魏惠王伐韓，韓求救于齊。孫臏獻策道：“夫趙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訴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顯然，孫臏之策就是坐觀韓魏血腥廝殺，然后韓必以日后聽命于齊的代價換取自己免遭亡國，而且屆時齊國也可坐收魏軍疲勞之利。在具體作戰過程中，孫臏以減灶之法迷惑龐涓，最終在馬陵一戰而勝。隨后，秦、齊、趙各趁機迫使魏國割地，后者從此一蹶不振。齊國地理位置與秦類似，經此兩戰后始終為戰國強國，但終為秦所破。
秦孝公之圖強與商鞅變法
秦國在春秋時期屢遭晉國所阻，即便強如秦穆公時期，也始終無法逾越晉國的中原霸政。秦孝公21歲即位，此時韓趙魏三國自相攻伐，但是魏國霸業仍未完全衰退；齊則是威王主政，日臻強盛；楚國自吳起離魏適楚，也終于擺脫了春秋末期吳越爭霸之苦，開始嘗試進取中原。當此時，各國均開始改革弊政，李俚卜子夏田子方為魏國變法，吳起為楚變法，申不害為韓變法，武靈王為趙變法，商鞅為秦變法。其中，以商鞅之變法最為徹底，組織最為嚴密，故秦兵最強，最后終于統一中國。
商鞅的政治思想源于法家，也深受管仲等人的影響。其核心內容首先是重農，商鞅認為，農者寡而游食者者眾，則其國貧危。凡治國者，患民散而不可摶也；其次是重戰，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于戰者王；最后是重刑，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則無刑矣。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元年，商鞅變法開始付諸實施。當時所有秦民及諸大臣皆以為不便而加以反對，商鞅駁斥之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智者做法，愚者制焉……。”商鞅這種革命性的言論雖遭眾議反對，但終為英明君主孝公所采用。商鞅變法獎勵生產以富財源，成為秦國經濟強大的基礎；制定了新的兵役制度，使得秦國兵勇在當時諸國中以最高效率進行征召，從而能夠支持孝公及其后世的南征北戰；劃分整治區域建立縣治，任人惟才，這也成為日后兩千年里中央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改革土地，廢井田，開阡陌，并制定賦稅之法。于是，曾經導致周分裂為春秋的那種經濟制度終于被秦首先廢除。秦國土地經濟力量均集中在國家君主手中，而非各級封建主所有。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土地私有制與賦稅集中制之創始；統一秦國度量衡，以利施政與商業，使秦之政治經濟制度趨于統一。
商鞅變法之后，秦利用周邊各國相互征伐之機休養生息，富國強兵。盡管商鞅在孝公歿后因秦貴族的憤怒而死于車裂，但是他所開創的這個時代的車輪已經無法停頓。不久之后，秦便開始了統一之路。
第9篇：商鞅變法范文
暑假期間，我閱讀了北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歷史課堂的有效教學》一書，感觸很多。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觸是要想在歷史課堂上實施有效教學就必須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是知識的入門，學生一旦對學習產生興趣，必將成為他學習的內在動力。學生對學習有無興趣，既是反映學生學習效率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教師教學成敗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強課堂教學的趣味性，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使學生的學習變被動為主動，從而實施有效教學，就成為眾多教師不懈追求、不斷探索的重要課題。
一、講究開頭，激發興趣
俗話說：“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每節課能否都有個好的開頭，直接關系到這節課的成敗。如果教師一上課就照本宣科，平鋪直敘，就會使學生產生厭倦情緒，甚至成為催眠曲，因此必須講究開頭藝術。要盡可能一開始就引人入勝，把學生吸引住。要達到這樣的效果，教師必須依據教材內容和學生實際，精心設計好每一節課的開講導語，用別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導語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積極主動地投入學習。
二、講好插圖，引發興趣
新編歷史教科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插圖多，直觀性強，形象生動。講好課文中的有關插圖，對引發學生興趣，增進學生的求知欲，增強學生記憶，提高教學質量有重要作用。但在教學中，由于插圖很多，限于課時，教師不可能每圖都講，只能根據教材要求和講課需要選擇講解。有些與課文內容密切相關的插圖如果沒有向學生講解，就會使學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經過教師講解，既引發了學生的興趣，又使學生進一步掌握了知識。如七上第8課《戰國七雄》中的《商鞅舌戰圖》。因為“商鞅變法”是這一課的重點。戰國時期封建社會的形成，是通過以商鞅變法為代表的各國的變法或改革來實現的。講好《商鞅舌戰圖》，既可以使學生了解商鞅作為改革家的氣魄和才華，又可讓學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從而提高學生對商鞅變法帶來的歷史作用，即“秦國的封建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斗力加強，逐步成為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 ”的認識，也為以后理解秦滅六國，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打下基礎。為起到這個作用，我在講課時，讓學生看《商鞅舌戰圖》的同時向學生講解：“圖中就是當時商鞅舌戰大臣的情景。中間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這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變法的大臣辨論。你看他手拿竹簡，引經據典，振振有詞。他說：只要對國家有利，對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響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變法口號。坐在他對面的是兩個保守派大臣甘龍和杜贄，被商鞅駁得張口結舌，坐不安席。這一場歷史性大辯論，最后由秦孝公作決定：他說：“商鞅說得對，就按商鞅說的去辦”。在講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學生全被吸引往了，達到了引發學生興趣的效果。
三、巧設疑問，以疑激趣
學習新知識，實際上就是設疑、解疑的過程。教師在教學中要有意識地設置一些疑問，把它擺在學生的面前，使他們先感到“山重水復疑無路”，后激勵他們去尋求“柳暗花明又一村”。當學生找到“又一村”后，就會產生一種。這種又能激發學生進一步學習的興趣。通過一環扣一環的設疑解難，把學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這樣既激發了興趣 ，又掌握了知識。
四、創設情境，以情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