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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
1941年1月6日,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國情咨文 講中,羅斯福總統首次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論斷,將“免于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定義為人類的基本自由之一。1944年1月11日的國情咨文 講中,羅斯福進一步將“免于匱乏的自由”具體化,將“不言自明”的社會經濟權利(學界稱之為第二權利法案)――既將保障公民具有擺脫貧困、不受物質匱乏困擾,享有廣泛的社會經濟權利的自由,第一次認定為政府的基本責任。而且“免于匱乏的自由”也早在1948年就被寫進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我國在82憲法第四十五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然而,貧困幾乎遍布世界的各個角落,反貧困已成為困擾人類社會發展的世界難題。盡管許多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為扶貧解困作了許多努力,但貧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所呈現的狀況皆不同。在我國,扶貧開發已從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和溫飽問題為主要任務的階段,即不受基本物質匱乏困擾的絕對貧困階段轉入使人們享有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權利的相對扶貧階段。《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未來十年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這一目標被輿論簡稱為“兩不愁、三保障”。為此,中國政府已作出了極大努力。但新時期扶貧開發工作面臨著新挑戰,相對貧困凸顯,扶貧對象因扶貧目標改變人數不減反增,特殊貧困矛盾突出,因病、因災、失業返貧壓力大等,這使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任務更為艱巨。扶貧解困需要投入的資金更大,國家民政部門每年掌握的扶貧款主要靠行政預算劃撥, 捉襟見肘。由此,單靠政府和政府設立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提供公益利主義金融扶貧――輸血式扶貧已遠不能滿足目前扶貧工作的需要,只有拓寬融資渠道,創新金融扶貧機制,推行公益性制度主義扶貧,以商業化運作模式融通公益性扶貧資金,對弱勢人群進行造血式扶貧,合法有序地引導社會各類閑散資金參與扶貧開發,實現有效的產業扶貧,才能建立援助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具有約束和激動機制的金融法律服務體制,通過制度誘導作用,使金融資產流向貧困人群,發揮更好的資源調配功能。
一、我國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現狀
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是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模式。其與公益利主義金融扶貧相比,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相同點在于:兩者都具有公益性,都不追求以盈利為目的。但兩者也有較大差別:公益利主義金融扶貧追求直接融資給貧困者個人,其運作經費多來源于國家財政或捐贈,不追求服務者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斷炊”大有“殺雞取卵之嫌”(如國家扶貧辦、中國扶貧基金會對貧困戶的貼息貸款);而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以市場為依托,既直接服務于貧困者個人,也直接服務于有一定規模的貧困者群體,同時注重服務者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主體主要是中國扶貧基金會旗下的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和農信)和約100多個活動于中西部貧困縣的小額信貸組織、村鎮銀行。
(一)中和農信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現狀
中和農信是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于2008年底成立的社會企業,專門負責農村地區小額信貸扶貧項目的管理和實施。其前身為中國扶貧基金會小額信貸部,從1996年起一直致力于為無法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支持的農村中低收入、弱勢農戶提供無抵押的小額信貸服務,并致力于提升他們的自立與自我發展能力。盡管中和農信公司不以盈利為目的,其公司總部費用由基金會承擔,但公司收入必須足以支付銀行貸款利息和基層機構的營運成本,以保持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十幾年來,其累計向15萬多農戶發放小額貸款近6億元,共有60多萬貧困人口直接從中受益。其中2008年共發放小額貸款3.8萬多筆,放款超過1.8億元(戶均貸款不足5000元)。目前,中和農信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已經成為國內非政府組織中規模最大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
(二)小額信貸組織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現狀
上世紀6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嘗試為窮人提供信貸服務,創立了小額信貸模式。后其目的轉為消除農村貧困。1995年世界銀行發起并經多方資助者的努力,國際扶貧協商小組成立。標志著小額信貸開始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我國小額信貸模式受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小額信貸模式的影響,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在河北易縣創辦了第一個小額信貸項目,被稱為扶貧經濟合作社,后 變為北京市農發扶貧基金會。此時,在政府以及國際NGO支持下,公益性制度主義的小額信貸機構在中國迅猛發展,數量巨增,據了解,最多時曾覆蓋全國80%以上的省、市、自治區,受益人口高達3000萬。為扶持和規范小額信貸組織,2008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但由于融資受阻、經營范圍受限,身份尷尬,風險控制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小額信貸組織日趨式微。代之以村鎮銀行,但基于商業利益的考量,村鎮銀行的運作逐漸偏離了公益性的目的。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為解決資金難題,P2P(個人對個人)小額信貸平臺應運而生,2008年由兩個25歲的美國女孩兒創設的――“我開網”就是一個小額貸款機構,其號召美國人把自己的閑錢捐獻出來,專門為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中國貧困人口提供貸款。該網站曾為200多名中國窮人募集了近10萬美元資金。但由于籌資遇困,2012年5月“我開網”關閉。2009年宜信公司推出了宜農貸平臺,采用一對一地將富余資金出借給貧困地區的扶貧對象。2014年5月銀監會下發了《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擬解決制約小貸公司發展的這幾大問題。
二、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法律困境
目前,我國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仍呈現出可持續發展趨勢。但不可否認其也面臨著一些法律困境。
一是主體法律資格、法律地位界定不明確,相關立法嚴重滯后。盡管《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中有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以多種方式參與扶貧開發的表述,但其仍只強調扶貧開發以政府為主導,對其他參與者的主體資格、法律地位都沒有作出清晰、明確的規定。究竟是工商企業?還是公益性社團組織?抑或金融機構?其法律地位是否具有相對獨立性?至今中和農信公司都僅僅是公益性的社團法人,都未能得到監管部門發放的正式金融業務執照或許可證。不同的法律地位,將影響這些主體扶貧職能的發揮,政府的過份干預,會導致政府的權力尋租,滋生腐敗,進而影響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可持續發展。
二是融資方式、融資渠道受現行法律的限制和制約嚴重,資金來源受限,難以滿足我國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需要。由于法律地位缺失,各類扶貧主體融資渠道面臨舊法律機制的阻礙。如銀監發〔2008〕23號《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小額貸款公司不吸收公眾存款,小額貸款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為股東繳納的資本金、捐贈資金,以及來自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入資金,且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這就嚴重阻礙了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渠道,提高了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成本。新的基金管理條例將基金會分為公募基金會與非公募基金會兩類,實行分類管理。二者的區別在于基金的來源:公募基金會可以向公眾募集資金;非公募基金會的基金來源于特定個人或組織的捐贈,不得向公眾募集資金。同時《條例》第29條規定,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總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額的8%。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但他們必須接受社會的監督,定期向外公布信息。我國的私人公益機構政府是不與撥款的,人員工資福利等需要資金維持,如果特定個人或組織的捐贈不足,又不得向公眾募捐,那么錢從哪來?1999年出臺的捐贈法規定:公益性社會團體應厲行節約、降低管理成本,人員的工資和辦公費用從利息收入中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開支。但公益機構的利息收入,受其公益性的限制。即使法律允許向其他金融機構獲取貸款,但融資成本過高與服務于低收入人群之間無法匹配,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就難以為續。
三是缺乏有效的法律約束和激勵機制。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由于以商業化運作模式融通公益性扶貧資金,是用商業、金融的手段,創新性地解決社會問題,其追求的是自身可持續發展和扶貧的雙重目標。因此,必然進行金融創新,但無論其采取何種創新運作模式,如果沒有有效的風險控制和法律監管機制,都極易產生風險,造成管理混亂,再加之缺乏合法的可持續的制度性的融資渠道,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要么如無源之水,逐漸枯竭,要么在商業資本逐利本性的指引下,今后必然存在偏離社會公益使命的隱患,不再服務于貧困人群的自力解困,也無法滿足貧困人群的金融服務需求。
三、尋求多層次推進新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有效法律機制
基于上述法律困境,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一路走來幾經起伏。2007年1月30日中國銀監會《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引導和鼓勵主發起行批量化發起設立村鎮銀行,2009年6月9日中國銀監會印發《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的通知,雖然解決了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主體的法律地位問題,擴大了融資渠道,但由于獲得扶助資金的貧困群體難以提供有效擔保,融資難仍然成為阻礙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發展的瓶頸。盡管“格萊珉銀行模式”在1993年就引入了中國,但依然無法阻擋一般商業性金融機構、小額信貸公司、村鎮銀行等出于盈利考慮,偏離公益目的,只為一些大農戶和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不再面向農村、面向貧困人群提供信貸服務。由此,我國至今還沒有一家像格萊珉銀行那樣的真正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小額信貸機構。要使我國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可持續發展,我們只能在借鑒“格萊珉銀行模式”的基礎,探尋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層次推進的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之路。我國是大政府,小市場的發展中國家,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只有尋求政府、專門以貧困人口為服務對象的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或銀行、公益組織三方合作,形成多層次的可持續、可推廣的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創新體系,并通過有效的多層次的法律機制來推進其發展,為其保駕護航。這就要求:
(一)厘清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各法律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法律地位。
眾所周知,扶貧解困,提供物質幫助是現代政府的憲法責任。為弱勢群體和經濟組織謀求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觀。但這并不意味著單一的政府救助是唯一的扶貧手段。中國政府幾十年來的扶貧實踐已證實,單一依賴有限的政府財政扶貧資金進行這種供血式扶貧,一是資金有限;二是極易產生權力尋租、貪污腐化,使扶貧資金難以到達貧困者手中,不具有可持續性、全面性、發展性。而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正好摒棄了這些弊端,改變了政府在扶貧解困工作中絕對、壟斷的地位,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共同來調控和助推扶貧事業的向前發展,這已達成社會共識。《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年―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就明確規定,“繼續完善國家扶貧貼息貸款政策,積極推動貧困地區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鼓勵開展小額信貸貸款,努力滿足扶貧對象發展生產的資金需求。”不難看出,《綱要》肯定了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的方向,間接界定了政府、貸款人(銀行)、扶貧對象三者之間的關系,明確了政府在公益性制度主義金融扶貧中應起到的引導和補充作用。貸款人(銀行)保持相對獨立的市場經濟地位,精準扶貧,真正為貧困人群提供資金幫助。并通過制定單行法規來具體界定其他各主體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地位,規制其市場準入,引導投資方向,避免其偏離公益扶貧的方向。如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小額貸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在堅持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原則下自主選擇貸款對象。根據《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第2條規定,村鎮銀行是指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有關法律、法規批準,由境內外金融機構、境內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境內自然人出資,在農村地區設立的主要為當地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是獨立的企業法人。由于小額貸款公司是經工商注冊的商業性企業法人,依法不能經營存貸款業務,融資渠道受限,后多數改制為村鎮銀行。2014年5月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下發《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意見稿》在融資限制、業務范圍等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原《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對“從銀行業金融機構獲得融入資金的余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不得超過小額貸款公司資本凈額的5%”的限制都將取消。但仍將其作為一般性工商企業對待,未明確小貸公司的金融機構法律地位,但在實踐中小額貸款公司已在嘗試發行債券、開展資產證券化的業務。其法律地位應界定在非銀行金融機構。隨著網絡金融的興盛和發展,P2P的小額信貸模式出現,但由于貸款主體法律地位法律未明確界定,應盡快納入法律調整軌道,如同小額貸款公司,法律應作出明確規制。
(二)借鑒BOT項目融資方式,創新金融扶貧模式,以政策、制度、法律等多層次的法律規制體系,助推專為扶貧對象服務、實現機構可持續發展的、可復制、可推廣的公益性制度主義新金融扶貧體系的建立。
其法律鏈接如下;首先由參與產業扶貧開發的農民組建產業發展專業互助組,然后設立一家項目公司,充分發揮政府財政專項資金的引導作用,以政府財政產業扶貧專項資金為資本金,通過中和農信發起設立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項目公司、產業發展專業互助組出少量資本金,撬動社會資金共同扶持和參與產業扶貧,向項目公司出資,再以項目公司的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簽訂貸款協議,但基于物權變現難的風險考量,銀行一般不愿意接受貧困戶以山林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及農村房產設定抵押,因此我們不妨以項目公司的資本――政府中和農信、產業發展專業互助組出資及其社會捐贈或出資資金,加上項目公司未來的收益向銀行設立浮動擔保,簽訂擔保協議及產品預售合同,這樣銀行可以完全按商業化運作,控制風險。具體操作交給項目公司中的專業互助組去做,項目公司將貸款拆分成小額貸款,具體發放給參與產業開發的扶貧對象,由于專業互助組與扶貧對象之間相互熟知,建立起了相互間的信任關系,這就等同于為扶貧對象提供了聯保,為防范風險,項目公司還可以要求扶貧對象提供以山林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及農村房產設定抵押的反擔保。這樣就形成了有效的法律鏈接,把風險控制到了最低點。同時再建立相應的法律輔助體系,完善稅收、保險和捐贈法律制度,助推公益性制度主義新金融扶貧體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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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我國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一個重要問題——供給問題難農民貸款難。而小額信貸組織可以作為農村金融供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消除農村貧困和發展農業生產做出貢獻。
一、小額信貸及其在我國發展的現實意義
1、小額信貸的概念
小額信貸從國際流行觀點看,是指專向中低收入階層提供小額度的持續的信貸服務活動。通過適當的組織形式和有效管理,以合理的利率向窮人貸款,幫助更多窮人增加收入。在我國,農村小額信貸具體是指基于農戶信譽,在核定的額度和期限內向農戶發放的一種不需要抵押、擔保的貸款。它是在吸收和借鑒國際上小額信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我國發展農村小額信貸的現實意義
許多報告都指出,目前我國農村金融的主要問題仍是供給問題,而小額信貸組織可以作為農村金融供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發揮積極作用,并同時擔負著社會扶貧、保障的責任。
(1)發展小額信貸是我國農村金融“借貸輸血”的一劑良藥。農民貸款的低利率、不確定風險都使正規金融機構部門的諸多業務“趨利避害”,轉戰“非農”。同時,正規金融部門的高門檻,也使得廣大農民望門止步。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小額信貸依據自身額度小、限期短、分期還款、不需擔保或具有靈活性擔保形式等特點,專門向農村中低收入農民提供貸款,為農村貸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小額信貸靈活的擔保形式或不需擔保的特點降低了我國農民貸款門檻。
(2)我國農村小額信貸業務肩負著解決好“三農”問題的三大功能。經濟杠桿功能。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發展,有利于改善農村貸款難的困境,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同時,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的發展又促進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經營狀況的改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在通過辦理該業務推動縣域以下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自身也能得到長足發展。政策性支農功能。在我國,小額信貸扶持的主要是社會的弱勢產業,服務對象普遍是社會的弱勢群體,額小面廣量大,管理成本高,很大程度上承擔起黨和政府的政策性支農服務功能,帶有一定的扶貧性質,這也是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從農村撤走機構的基本原因。社會保障功能。目前在我國的農村小額扶貧貸款、國家助學貸款、下崗工人再就業貸款等社會保障性質的貸款,大多通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以小額貸款的方式進行發放。在操作上采用“政府+銀行+扶貧組織”的運作模式,小額貸款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扶貧組織的責任。
二、我國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的現狀及面臨問題分析
1、基本現狀
(1)放貸主體。在我國,小額信貸的放貸主體有三類:一類是以國際資助為資金來源,以民間或半官半民組織為運作機構的小額信貸試驗項目,包括一些國外扶貧信貸投資和接受國外捐贈,還包括民間自發的借貸融資。其中,民間借款融資一般占地區融資總量的20%-25%之間;第二類是以國家財政資金和扶貧貼息貸款為資金來源,以政府機構和金融機構為運作機構的政策性小額貸款扶貧項目,一般由農業銀行發放。貸款金額在2萬元以內,利率相對較低,期限在1-3年,此類貸款占農村地區小額貸款的8%左右;還有一類是以農村信用社存款和央行再貸款為資金來源,以農信社為運作機構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社貸款。貸款額度在萬元以下,期限在一年左右,貸款性質為商業性質。在農村小額貸款比例中占較大比重。依不同地區有不同比例,一般達到30%至40%之間。
(2)發展形勢。我國農村小額信貸總體來說有發展速度快、總體數量大、涉及面廣等特點。為推動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陸續出臺了相關小額貸款管理辦法和指導意見,早在2000年前后提出農村信用社要適時開辦農戶小額信用和農戶小額聯保貸款,簡化貸款手續,方便農民借貸。在中央銀行再貸款政策、農村信用環境建設、國家稅收優惠政策等推動下,全面試行并推廣小額信貸活動在2001年以后得到了迅猛發展。據統計,至2007年9月末,全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各項貸款31619億元,其中農業貸款14498億元,分別比2001年增19648億元、10081億元,增幅分別為164%、228%,全國2000多個縣中幾乎所有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都開辦了農村小額信貸業務,在增量貸款中有90%以上是靠小額貸款的增長。最新資料顯示,目前全國農村小額貸款覆蓋面已達32%,在部分經濟欠發達地區小額貸款受益面更高。農村小額貸款有效解決了農村中低收入群體貸款難、融資難問題,成為廣大農民脫貧致富的法寶。
2、我國農村小額信貸的發展的障礙
小額信貸在中國農村的發展雖然獲得成功,但是可持續發展率較低,而可持續發展率的高低,是國際上衡量小額信貸業務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通過歸納總結,我國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發展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法律體系、相關政策及機制建設等外部條件不完善:第一,關于小額信貸的法律地位問題始終困擾其發展;第二,功能定位不清晰導致發展矛盾重重,只有明確功能定位問題,才能確定小額信貸組織創立管理的主體、資金來源、信貸產品設計、風險監管等一系列問題;第三,保障機制、政策體系不完善加大行業風險。目前農業災害補償制度等政策性扶持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不同程度上也制約了農村小額信貸的發展。
(2)資金來源和后續資金得不到有效保障: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農村農業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當前農村信貸資金不能實現有效配置,農村資金分流仍然嚴重。正如前文所述,農民貸款難的問題始終不能得到解決,小額信貸在農村的資金支持同樣難以得到保障。
(3)自身特性的限制:小額信貸具有額度小、期限短、分期還款、不需擔保或具有靈活多樣的擔保形式等特點,這些特點,促使它能夠較好較快地適應我國農村的貸款市場,但同時,貸款利率偏低、貸款品種單一、額度小、風險大等一些問題也阻礙了小額信貸的進一步發展。
(4)管理困境:第一,外在金融監管力不從心。有關部門對具體監管方式未做出統一規定,協調小組并非專門的監管組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另外,商業性小額信貸組織的投資人又多為非金融專業人才;農行和政府部門兩者的責任和權利關系不清楚或信息不對稱,也造成了金融監管的困難。第二,商業性小額信貸公司內部治理經驗不足。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是農村小額信貸組織成功并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關鍵,商業性小額信貸組織的組織架構、制度框架在央行指導下已初步建立,但在內部管理授權、職責劃分、激勵約束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
三、農村小額信貸組織發展的建議
針對上文所提出的發展中存在的相關問題,要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普遍推廣小額信貸,實現小額信貸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可采取以下措施。
1、確保資金來源,保證充足的后續資金,是實現我國農村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
(1)建立全面的小額信貸發放體系,依據不同目標實行不同政策。首先,國家應整合對農村的資金投入,用少量的財政補貼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農業和農村;其次,中國農業銀行要以全面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綜合性銀行為目標,主要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再次,運用科學合理的方法妥善解決信用社的累積虧損和呆壞賬,進一步增強支農能力。
(2)建立多元化融資渠道。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是商業性小額信貸組織開展經營的基礎。在市場條件成熟或小額信貸組織自身實力足夠強時,可以將其發展成為地區性或社區型商業性金融組織。另外,可以嘗試改變小額信貸組織只貸不存的風險控制模式,在完善金融機構法制環境基礎上放寬農村小額信貸機構吸納存款的限制,確保資金的來源充足。
2、良好的宏觀環境,健全的法律體制、政策保障是實現我國農村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
(1)加強立法,明晰借、貸主體,建立弱勢群體便利融資的法律支撐。國家應該在條件成熟時制定關于小額信貸的法律、法規,運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國家關于小額信貸的立法首先要依法明確小額信用貸款的發放對象;其次要依法明確承辦小額信貸業務的存款及非存款金融機構,并且在條件成熟的地區組建城、鄉風險投資公司。同時,要依法加大社會信用治理力度,對一切不守信用的行為和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明確功能定位,因地制宜發展政策型或商業型或政策+商業型小額信貸。依據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現實條件,按照所在地信用社改革模式、金融機構的性質,因地制宜的開展“政策型”小額信貸、“政策、商業結合型”和“商業型”小額信貸,實現政府扶貧和小額信貸經營的分工與協調。依據不同功能定位來確定小額信貸組織創立管理的主體、資金來源、信貸產品設計、風險監管等一系列問題。
(3)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體系和風險保障系統。借鑒國際小額信貸的通用做法,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應當設立小額信貸風險補償基金,并建立起完善的小額貸款政策保障制度、新型農業保險和農業貸款擔保制度,以增強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同時減少信用社在小額信貸上的風險。
(4)創造良好的信用環境。一是加快農村征信體系建設,建立信息共享機制;二是進一步加強以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創建為主體的“信用工程”建設,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三是法院、銀行、政府密切配合,堅決打擊一切形式的逃廢債行為;四是建立有效的監管方式,防范和控制風險的發生。
3、完善、創新組織機制,提高部門管理效率,增強我國農村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內生活力。
(1)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進程的加快,國家對農村小額貸款對象、額度、利率、用途、期限、程序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放寬小額貸款對象、提高小額貸款額度、科學確定小額貸款利率、拓展小額貸款用途、靈活確定小額貸款期限、簡化小額貸款手續,進一步提高貸款便利程度。
(2)提高部門管理效率,重視對組織成員及農民群眾的培訓。加強內部管理:農村小額信貸組織要按照國際慣例,參照業內經驗并結合自身實際,完善內控機制建設,強化整章建制;其次,有關部門應為農村小額信貸組織建立信息監測系統,幫助其對業務潛在的風險做細致的研究,不斷提高風險的識別、評估、控制水平;培訓組織成員,不斷提高組織內金融人才處理業務的能力;最后,農村小額信貸組織要完善激勵機制,科學制定小額貸款發放、管理和收回責任目標及考核獎懲措施,充分調動信貸人員的積極性。通過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避免操作風險,確保健康發展。
四、結束語
關于農村小額信貸建設的內容十分豐富,本文只是在大量閱讀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著重從其發展意義、發展中的問題及發展建議三個方面構建了分析框架,對如何促進我國農村小額信貸業務可持續發展做了初步的總結和探討。農村小額信貸對發展我國農村金融有積極的意義,擔負著政策支農和發揮經濟效益兩大基本功能。本文基于這一指導思想,希望通過對我國農村小額信貸業務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為使其成為解決農村金融困境、促進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支點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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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商業銀行中的農業銀行,政策性銀行中的農業發展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中的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以及郵政儲蓄機構組成了我國農村銀行類機構。新農村金融機構需要一個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產權明晰、監管有力的農村金融體系。各類商業銀行需要滿足新農村建設在資金上和金融服務上的需要。
金融資源的匱乏影響貧困地區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影響農業先進技術的引進以及農村發展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增產增收的難度將加大,提升各類商業銀行在金融機構服務新農村建設的能力迫在眉睫。
一、農村金融機構的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銀行類機構主要有四類六種,分別是商業銀行中的農業銀行,政策性銀行中的農業發展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中的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以及郵政儲蓄機構。農村銀行類機構的基本情況是:從機構網點布局看,這幾類機構共有124255個網點,其中104671分布在縣市以下地區,占網點總數的84.2%。從資產負債看,2007年末,農村銀行類機構的資產總額占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28.8%;負債總額占金融機構負債總額的29.4%。從信貸支農情況看。對“三農”發放貸款的機構主要是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2007年末,這三類機構涉農貸款(包括農村信用社各類貸款、農業發展銀行收購貸款和農業銀行用于農村龍頭企業、扶貧、鄉鎮企業、電網改造、基礎設施貸款等)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19%,但大大低于全國的總體增長水平。這一方面說明我國城鄉金融市場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發展的巨大潛力。在上述支農貸款中,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二、農村金融機構改革與當前問題
1中國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
中國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在農村形成了由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構成的比較完備的農村金融體系。但是,這一體系從建立之初就存在著很大的問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是我國農村唯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但由于機構不完備,建立初期承擔的農業開發及扶貧貸款也于1998年3月劃歸農業銀行管理,目前的職責僅限于對糧棉油收購提供政策性貸款,與為農業發展提供政策性融資的要求相差甚遠。近幾年,農村金融領域主要由農村信用社一家機構維持,農村信用社成了農村金融的主力軍,但它在2003年改革前由于存在產權不清、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體制不明確、服務方式和服務手段落后等重大問題,以及歷史上積累了大量的不良信貸資產,因而出現了大面積的虧損,有的年份全行業資不抵債,削弱了其支農能力。
2農村資金的流出
農村資金通過郵政儲蓄和國有商業銀行資金的上存大量流向城市,使資金本來就短缺的農村經濟發展遇上阻礙。農村郵政儲蓄存款余額在過去10年中增加了10倍,其中大部分來自農村。農村郵政儲蓄只存不貸,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入中國人民銀行。從整體上看,在新農村建設中經濟存在“財政投入不足、金融支持不夠、民間投資不繼”等三大金融資源流失問題。
3農村保險問題
農村保險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辦法,也沒有建立一個保險體系。現在的基本模式是:政府組織引導,農民自愿參加;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基金以縣為單位獨立核算、自主管理,主要通過儲蓄、國債等渠道,實現保值增值。這一模式在運行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制度設計上不具備“社會保險”的性質和特點;管理體制上存在缺陷;存在潛在兌付危機;農村養老保險給付水平偏低。
盡管如此,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在近幾年中步伐還是有所加快。如資本充足率大幅提高,抗風險能力有了質的變化。根據2002年末的監管數據,資本充足率為-8.45%,截至2005年6月末,全國農信社資本充足率達5.89%。不良貸款率下降,資產質量明顯改善。2005年6月末,不良貸款率17.5%,比2002年末的37%下降19.5個百分點。結束連續10年虧損,經營效益顯著好轉。2005年上半年,實現軋差盈余93.36億元,同比增盈80.7億元。資產規模不斷壯大,支農服務功能增強。2005年6月末,全國農信社各項存款達30694億元,比2002年末增加10769億元,增幅為54%;各項貸款21968億元,比2002年末增加8028億元,增幅為57.6%。總之,農村信用社改革已在全國大部分省份開展起來,并且在試點地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各類商業銀行在金融機構中的作用
1發揮中國農業銀行在新農村改革的作用
中國農業銀行是我國傳統的從事農村金融業務的商業銀行,但商業化的過程中,迅速進入城市并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開始撤銷了大量的農村基層營業網點,其支農能力大大下降。今后,農業銀行在農村的業務重點應放在支持農村產業化過程中的龍頭企業上,通過支持龍頭企業發展,帶動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實現農業銀行在農村金融中的作用。為適應農村各經濟主體對商業性金融的需求,應加快組建新的農村商業銀行可由個人和企業等出資組建。但我國銀行業不對個人開放,雖然農村信用社改組成農村商業銀行時允許個人入股,但不允許個人出資組建商業銀行,這必將阻礙農村商業銀行的發展。事實上,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可使產權關系達到最大明晰化,優化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在已允許外資銀行設立的情況下,國內銀行業應適當對個人開放,而農村則是較好的實驗點。
2充分發揮政策性銀行的作用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是我國農村唯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其業務范圍主要是辦理農副產品國家專項儲備和收購貸款,辦理扶貧貸款和農業綜合開發貸款。為支持新農村建設,農業發展銀行應拓展資產運用領域,提高政策性貸款質量,完善整體服務功能。由于糧食企業不景氣,農業發展銀行貸款質量低下,若以虧損的方式長期經營必定難以為繼。應對糧食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增加其自有資本,并提高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力。對于政策性虧損,要由財政部門予以補貼,補貼資金直接全額劃轉給農業發展銀行。扶貧貸款和農業綜合開發貸款屬于政策性貸款,在農業發展銀行機構基本健全的情況下,農業銀行應將這一業務返還農業發展銀行。這樣做可以完善農業發展銀行的服務功能,同時又不浪費金融資源。目前,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只有中國人民銀行的再貸款。要積極探索新的資金來源渠道,如將一部分郵政儲蓄、社會保障資金等轉存入農業發展銀行。同時,應鼓勵國家開發性金融參與新農村建設使開發性金融更多地參與農村道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產業化、農業資源開發項目的投資。
3完善郵政儲蓄,建立農村資金回流制度
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已降低了支付給郵政儲蓄的利率,現在的關鍵是建立對農村的“輸血”機制,使郵政儲蓄資金回流農業和農村,實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性循環。郵政儲蓄轉存人民銀行的資金可按一定比例留給當地人民銀行調度使用,通過再貸款形式由農村信用社放貸給農業企業和農戶;或者允許郵政儲蓄與農信社簽訂協議存款,將資金交由農村信用社投入農業和農村地區。也可通過購買投入農業農村的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或其他農村金融債券,使資金回流農村。
4穩妥推進商業性可持續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小額信貸對農村金融改革具有關鍵意義。除了繼續辦好農村信用社現有的小額貸款業務之外,應當鼓勵和培育農村小額信貸組織,大力發展非政府專業小額貸款機構。小額貸款組織應遵循商業可持續原則,按照市場化方式,明確戰略目標,完善業務體系,強化人力資源建設。
5大力發展農業保險
農業作為風險相對較高的行業,在缺乏必要的風險管理下,將加大農村金融風險,阻礙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進一步弱化農產品獲得金融支持的能力,加劇其不平等收入。農業保險具有極強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可以提高農業經營主體的信用地位,引導農業金融資本流入,分散目前由農村信用社獨立承擔的農業系統風險和社會成本。維護農村金融體系的穩定。隨著農業產業化水平的提高,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對保險需求的不斷增加,政府應加大政策性保險的投入,并鼓勵和扶持商業保險進入農業產業化、種養業等領域,大力開發與天氣指數、期貨指數等相關的農業保險新產品,促進農業產業化進程。
6建立農村信用擔保制度
農民和農村中、小企業作為特殊的信貸群體,難以提供可用于抵押或為他人擔保的財產,且收入不穩定,缺乏顯示自己信用的衡量標準。農村信用擔保制度的缺位阻礙信貸資金流向“三農”。政府在繼續鼓勵農戶自愿互助擔保的同時。應通過制度安排,財力扶持,催生一批專業性的農村信用擔保機構,多渠道籌集擔保基金,解決農民和農村中小企業大額貸款擔保難的問題。
[論文摘要]小額信貸在上世紀70年端于孟加拉國,它是滿足貧困人口信貸需求的一種信貸方式,貸款對象僅限于貧困人口,額度很小,無需抵押通過提供小額信貸,幫助貸款人經營小本生意,受到了貧困人口的熱烈歡迎,并迅速推廣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扶貧方式。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生產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要想使中國經濟有質的飛躍,就必須要首先發展農業。但由于農民作為一個階層來講整體上還是不富裕的,缺少發展農業生產的基本資金,因此,要發展農業生產,首先必須解決的資金問題。故而對農民的小額貸款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如何從法律的角度完善農村小額信貸制度,用法律的手段解決這一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問題,是保障這一制度在中國能否繼續發展的關鍵,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動力。
一、完善農村小額信貸法律制度的重要意義
小額信貸是指專門向低收入階層提供小額度的持續性的信貸服務活動,它是小額信貸機構基于農戶的信譽,在核定的額度和期限內向農戶發放的不需抵押、擔保的貸款。…主要解決的是農戶貸款缺乏抵押擔保的問題,從而解決農戶貸款難的問題。國際上目前公認取得成效的小額信貸項目多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到8O年代,實施小額信貸的組織機構主要是各類金融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金融機構主要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專門成立的小額信貸扶貧銀行和非政府的小額信貸項目演變成的股份制銀行。
我國的小額信貸服務開展較晚,始于20世紀90年代,首先由非政府組織試驗其次是政府推廣發展到今天的正規金融機構介入。現在服務機制正在逐步完善階段,服務范圍正在向城市擴展,但主要還是以服務“三農”為主。目前我國小額信貸主要有七種存在方式:
第一類,農村信用社發放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它是為解決農戶貸款融資困難問題,政府要求農村信用社對農戶發放的小額信用貸款,屬于正規金融機構的一種金融工具這也是目前農村小額貸款業務最普遍、農民較容易貸到款的形式,這種形式采取“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使用”的管理辦法。并且要求農貸農用,否則信用社有權取消其貸款資格。
第二類,國家開發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管理并發放的扶貧貼息小額信用貸款,它是政府實施的小額貸款扶貧項目。
第三類,郵政儲蓄銀行的小額信貸。這類小額信貸一般基于借款人的存單為抵押,因此風險相對較小,但是由于郵政儲蓄銀行本身的網點分布特征,這種小額信貸有可能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小額信貸形式之一。
第四類,非政府組織(包括國際機構或者外國機構援助、半政府機構資助類)項目小額信貸。這類項目小額信貸,有項目期限,是中國人民銀行監管領域之外的金融活動。
第五類是央行試點的商業性的小額貸款公司。這些公司一般在工商部門注冊,不吸收公眾存款,只進行貸款業務,所針對的業務對象也不是一般的農戶,而是中小型的鄉村企業。
第六類,私人建立的在區域內進行一定程度吸收公眾存款的小額信貸機構。
第七類,農村民間的資金互助組織和村鎮銀行所進行小額信貸。這類小額貸機構現在只存在于銀監會的試點框架中,為數極為有限。黨的“十五”大以來,國家更加重視“三農”問題。“三農”問題是關系我國改革、發展和穩定大局的重大課題,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極有可能導致我國改革開放大好局面毀于一旦。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村信用社社會職能和經營理念的轉變,農村信用社逐步的加大了農村小額貸款的投放力度,使貸款投量逐年加大,貸款覆蓋面逐年擴大,貸款種類逐年拓寬,為農村經濟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好的發展必須有理論的支撐,然而,大多數學者都是從社會、經濟、金融方面來研究農村小額信貸的問題,如早在l939年著名的人類學家先生就在他所著的《江村經濟》中提到過農村信貸問題并加以研究,“物品、勞務和少量的錢可以不付利息,短期地向親戚朋友借用”。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何廣文先生,在其所著《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制度變遷》中也對農村小額信貸制度績效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從金融的角度對農村小額信貸發展模式提出見解。隨著2O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京演講,公眾的目光又投向了孟加拉國這個成功實施小額信貸的國家,并將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小額信貸與中國的小額農貸進行對比,在中國掀起了研究小額農貸的熱潮。
從多方面對小額農貸進行研究,對小額農貸的發展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從法律的角度來解決農村小額信貸出現的問題,對小額農貸的發展還是不利的。目前我國缺少對農村小額信貸制度法律上的研究,農村小額信貸行為缺少立法規范和法律的監督,加之已頒布的法律之間還有不少沖突,這些沖突制約著小額農貸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加強、完善農村小額信貸的法制建設,以法律的手段規范農村小額信貸行為,不僅有利于對農村小額信貸市場的保護,從長遠來看,更能優化農村金融環境,有效地保護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和小額信貸利益相關人的利益。
二、農村小額信貸法律制度的現狀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農村小額信貸法律制度的現狀
農村小額信貸制度,在我國的發展不過二十幾年歷史,由于時間很短,全國范圍內只制定了《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貸款暫行管理辦法》、《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貸款指導意見》兩個專門規定,除此以外,并沒有形成自身的法律體系,大部分是由實施農村小額信貸制度所在地的小額信貸機構根據政策頒布自己的規則。如:《哈爾濱市中小企業及農戶小額信貸管理辦法試行》、《昆明市小額信貸扶貧實施細則》、《云南省小額信貸扶貧管理辦法》、《廣西壯族自治區小額信貸扶貧實施管理辦法(試行)》等。但隨著農村金融的發展,農村金融流通速度加快,各地方雖然是根據國家政策制定小額信貸的規則,但由于地區差異,乃面會有規則上的沖突,因此急需制定關于小額農貸的專門的規則,形成有關小額農貸法律制度的專門的體系,這樣才能為農村金融創造良好的條件,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
(二)農村小額信貸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1、農村小額信貸機構處境尷尬
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與國際水平相比,還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在我國廣泛存在的大量小額信貸機構中,除了那些以信用社和銀行類金融機構為名義進行的小額信貸之外,大部分小額信貸機構的處境都十分尷尬。其中最為關鍵的一個問題是,現有的小額信貸機構沒有獲得明確的合法地位。
小額信貸需要商業化運作才能持續,即,使小額信貸的運作與商業銀行的存貸業務相同但現有的商業銀行法除農信社和國家規定的金融機構外,并不適用大部分類型的小額信貸組織。小額信貸組織究竟是商業性的還是公益性的并不明確。去年年底,在央行推行七家“只貸不存”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改革之后不到一年,銀監會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農村金融市場開放的試點方案,并于前不久批準內蒙古、吉林、湖北、四川、青海和甘肅等六個試點省(區)的村鎮銀行。但在北京大學農村金融研究所所長王曙光看來,央行和銀監會都在其試點方案中回避了現有信貸機構尤其是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的合法性問題和監管問題。缺乏合法地位使得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健康發展受到極大約束。
2、不良小額農貸增多引發的法律問題
目前,社會信用環境還沒有根本好轉,農村更是社會信用環境建設的薄弱環節,全面推行小額農貸后,幾年內,各地發生的不良小額農貸的程度在增大,而且很不平衡由于小額農貸主要用于農業生產,而農業受自然氣候因素,市場因素等影響,加上分散、小本的農戶資金積累不多,一般都為投保,抗風險能力較弱,存在較大的經營風險隱患。特別是養殖等行業,受自然災難或市場風險影響后,多是血本無歸,因此,信用社的債權就越來越存在追索難,起訴難,執行難的問題。
首先,農村信用社訴訟費用逐年猛增。由于不良小額農貸的不斷增多,農村信用社盡管沒有足夠得人力、物力去一一跟進,但還是要盡最大的努力將貸款回收,為此到最后不得不將不良小額農貸的貸款人送上法庭,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是隨著不良小額農貸的增多,農村信用社為此付出的訴訟費用也是逐漸增多的,不利于農村信用社的管理活動的發展。其次,執行物實際變現金額逐漸降低。農,FJ4,額信貸本來就是針對窮人的一項制度,無須抵押擔保,一旦出現不良農貸,即使法院判決農村信用社勝訴,對農民財產強制執行,但是農民財產的變現能力還是值得質疑的。再次,案件積壓嚴重。雖然這種現象不僅是出現在在處理不A4,額農貸的問題上,但由于我們的法律資源是有限的,本著公正、公平、正義的法律理念,對處理一個案件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不良農貸的案件逐漸增多,使法律資源的分配出現了缺口,從而使大量的案件積壓。案件的積累,不僅影響法院的工作,它的直接受損者還是債權人的利益,因為很明顯處理案件的時間越久,債權人的損失就越大。
3、私下轉讓貸款證引發的法律問題
小額農貸信用貸款證是農戶據以借貸的一種書面的法律憑證。農村信用社先對農戶進t-Y,f~用等級評價,評到信用等級的農戶發放貸款證,一戶一證,憑證發放貸款,并且不同信用等級可借貸資金的數額不盡相同。根據《貸款證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貸款證不得出借、出租、轉讓、涂改、偽造。”得規定,貸款證是不能被出借、出租、轉讓、涂改、偽造的。但是目前,一些農戶本來并沒有實際借款的需求,但為了滿足一些難獲得貸款農戶的私下借貸的需要,出于人際關系或別的原的考慮,存在著貸款證持有人去貸款,然后將貸款轉借他人的情況。又如有的農戶未評到信用等級,就向有證戶借貸款證獲取貸款,或者是有的農戶雖已評上信用等級,但仍不能滿足需求,也像其他有證戶轉借貸款以證獲得更多的信用貸款。結果是,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找貸款證持有人歸還貸款或收取利息時,才發現實際用貸款的人不是貸款證持有人,而且,他們不完全協助信用社回收貸款成本。 這實際卜也是債權、債務的問題。農信社是債權人,貸款證持有人是債務人,但存實際操作中,持有貸款證的農戶并沒有實際使用資金,不是實際的債務人,于是,在農信社要求行使債權人權利的時候,貸款證持有人就以自己沒有實際使用資金為由,拒絕還款,這就增加了信用社回收貸款的困難。
4、冒領或套取小額農貸進行賭博或其他非正常行為
發放農村小額貸款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資金短缺的農戶發展生產經營,從事勞動生產,農戶所得到的小額信貸只能用于其申請的目的(發展農業生產、經營)。但在現實生活中發現,少數信用觀念差的農戶會鉆小額農貸優惠政策的空子。在農業世界,由于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難跟上,少數農民喜歡賭博,其賭博的資金來源,往往因為其有小額農貸的貸款證,從信用社貸款而獲得。因為他們知道,小額農貸干丁優惠的利率,借款手續簡便,無需擔保和抵押。根據農戶信用的等級的不同,可獲得不同數額的貸款支持,年內可以周轉使用。如果農戶能還部分利息,還能通過更新借款手續,拖延借款的歸還日期。信用社很難把握農戶是否是冒領或套取小額農貸,進行賭博或從事其他非正常行為。如果這些農民賭博輸了,也會找些由于生產經營不善或農產產品銷售不佳,造成貸款難以按期歸還的理由,是信用社的貸款質量受到影響。如在江西省安福縣的洲湖鎮,就有農戶貸款2000元用于賭博并輸了,還有農戶借款8000元,久拖不還,現在已產生利息8000余元,雖然該鄉信用社已向司法部門提出訴訟,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司法效果。
5、信貸機構工作人員不按法定程序操作
隨著經濟金融立法的不斷完善,金融機構運用法律武器,有力地維護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是個別金融機構為嚴格遵照信貸操作規程辦理信貸業務,為自己的工作留下了隱患。有案例為證:某村民甲某委托好友乙某用乙某得貸款證到信用社幫助借款2000兀,當時甲某本人未到信用社,由乙某帶甲某的私章和身份證來辦理貸款,借款憑證上由乙某簽字。借款到期后,信用社多次找甲某履行還款義務,但甲某聲稱自己并未借款,不承擔償還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原告信用社在發放這筆貸款是,經辦人員沒有堅持信貸原則,沒有按照規定的程序辦理、審查相關手續就發放了貸款,原告要求被告償還借款的理由不充分,故對原告要求被告償還本息的主張不予支持。通過這個案件,不難發現,金融職工隊伍的素質不夠高,缺乏貸款證只能使“一戶一證”不能“外借、出租”的常識。其次,內控制度不健全,事后監督不力。即使存辦理手續時未能及時發現問題,在事后的業務審查中為什么同樣沒有發現問題呢?再次,職工缺乏廉潔奉公,不徇私情,堅持原則,按規章辦事的敬業精神。農村地區,由于地方狹小,農戶與借款單位的工作人員難免會有人情上的交集,但不能就因為是“人情”的原因而損害單位的利益,這是不允許的。
三、解決農村小額信貸法律制度中存在問題的對策
(一)適當放寬對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
如文章前面曾提到過,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還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除以信用社和銀行類金融機構為名義進行的小額信貸外,大部分小額信貸機構的處境是十分尷尬的,問題的關鍵是明確現有的小額信貸機構的合法地位。缺乏合法地位使得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健康發展受到極大約束。因此,盡快制定關于小額信貸機構的法規或部門規章,確立現有小額信貸機構的法律地位,是我國小額信貸事業長遠發展的基本制度前提。
現有的商業銀行法并不適用于人部分類型的小額信貸組織。因此,在未來將要制定的法規或部門規章中,應該針對不同的小額信貸機構采取不同的監管模式。對于農村信用社和銀行類金融機構,因該嚴格按照銀行法的規定辦事,對于國家扶貧項目的小額農貸,嚴格按照扶貧政策。目前,同家的政策是,小額信貸機構“只貸不存”,但,隨著經濟發展,經濟學界也存斷討論,是否小額信貸市場化、商業化會更有力于小額信貸的發展,如果小額信貸機構在貸款規模、資產質量、風險控制體系、吸收公眾存款規模、內部治理結構等方面達到…定的條件之后對于非金融機構和政府扶貧項目的小額信貸機構而言,應適當放寬對小額信貸的準入制度,即小額信貸組織進行自愿性注冊(適用于不吸收公眾存款的小額信貸機構)或強制性注冊(適用于吸收公眾存款的小額信貸機構),要求注冊的小額信貸機構進行定期的信息披露,并指導和鼓勵小額信貸機構建專基于風險的內部監管體系。
(二)加強對小額信貸貸相關立法及對小額農貸的業務與法律宣傳
隨著小額信貸在¨}]國的發展,我們明顯的感覺到小額信貸立法的缺失已經阻礙了它的發展,應該加快對小額信貸的立法速度,使之制度化、體系化。此外,為推廣小額信貸,小額信貸機構工作人員應該明確向農戶宣傳小額信貸的性質、貸款程序和法律責任,講解小額農貸機構的經營特點,使農戶明白“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的道理。通過大力宣傳相關法律知識,擺事實,講道理,增強農戶的法律意識,形成“講信用”的自我約束力。
(三)健全農戶信檔案,動態管理信用等級
小額信貸機構應根據借款人的素質、經濟實力、資金結構、履約情況、經營效益和發展前景等因素,評定借款人的信用等級。評級可由小額信貸機構獨市進行,內部掌握。評級后,小額信貸機構評定小組應定期深入村組,調套分析農戶的資信狀況變化,實行信用等級動態管理,健全農戶信用檔案,對農戶信用己發生明顯變化的,要重新核定信用等級,及時變更相應的貸款授信額度,獎優限劣。
(四)規范操作程序,加強貸后管理,切實防范和控制貸款風險
小額信用貸款涉及面廣,工作量人,在操作過程巾,小額信貸機構應一絲不茍,認真對待。發放小額信貸是,要嚴格檢查農戶的身份證件、貸款證、股金證和個人私章,依照《合同法》的規定,完善簽訂借款合同的必要手續,強化對借款人按貸款合同履行義務的約束,采取有效突進,防止農戶間隨意出租、出借或轉讓貸款證。
推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是項新的工作,有的信貸員片面認為,小額信用貸款是上級要求推行的,帶有“政策性”色彩,并免予貸款管理賠償責任,故而放松對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管理。其實,這種想法是十分錯誤的,推行小額農戶信用貸款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增加農戶貸款有效投入,幫助農民增收致富,因此必須切實加強農戶信用貸款的管理,著力提高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質景。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由于以《信用貸款證》發放貸款,簡化了貸款手續,因而在貸款的實際對象、金額、用途的審杏上比較寬松,容易出現出借貸款證、貸款用途轉移、貸額偏高或偏緊等情況。因此,信用社的信貸員在貸款發放后,要深入借款農戶,了解農戶的生產經營狀況和貸款的真實使用情況,確保貸款按規定用途和要求使用。凡發現信用貸款轉借他人、移用等不正常情況的,要及時采取相應的制裁措施,包括取消信用戶資格、強制收回貸款等,以有效地控制信用貸款風險。
(五)加強社會綜合治理,促進小額農貸良性循環
六盤水師范學院院長鐘郁銘教授致開幕詞,他指出,烏蒙山區是“十二五”國家扶貧攻堅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處于烏蒙山腹地的六盤水師范學院在推進烏蒙山區區域發展和扶貧攻堅過程中,應找準位置,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六盤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付昭祥介紹了六盤水市的資源、工業基礎、行政管理、發展布局等基本情況,認為烏蒙山區發展研究會議將會為推動烏蒙山連片特困產業扶貧開發獻計獻策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對建設創新型六盤水具有重要的意義。
會議安排四位專家圍繞著烏蒙山區的發展作大會主題發言。云南大學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肖迎教授在題為“西部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現代化經營的思考”的發言中,結合其多年來在云南農村的實地調研的經驗,指出目前西部地區農業發展的困難主要體現在農產業結構調整力度不夠、農業水利化程度低、農業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不強、農業合作社發展質量不高、公路道路運輸能力偏低、農村能源開發利用低、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作用不足、農村信息化程度較低、帶動“三農”的外部力量不足九個方面。西部貧困地區要實現農業現代化經營,必須轉變經營理念和經營模式。具體而言,應強化農業“固本強基”的認識,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延伸地方性的農業產業鏈。同時,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規模化,尤其是在可耕地較為細碎的烏蒙山地區,適度規模經營是山區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培養和壯大農業龍頭企業,強力推動農民合作組織建設,培育新型農民,推動農業經營主體的職業化將是未來農業現代化的一個發展方向。地方政府應積極建立多渠道投入增長機制,落實稅收優惠政策、金融政策扶持、價格政策扶持、生態補償政策扶持等相應的配套措施。西南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發展中心主任楊正文教授從區域研究、產業扶貧、資源開發等方面闡釋了“烏蒙山地區研究”的學理意義與現實意義。楊正文教授指出,對烏蒙山區的研究是人類學“區域研究”的學科需要,也是學術研究服務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參與倡導該區域研究的幾所高校既基于學校的區位優勢,也體現了高校服務社會,服務于國家發展重大戰略決策的需要。他進一步指出,烏蒙山區既是一個涵括了漢、彝、苗、仡佬、回、布依族的多族群文化區域,同時也具有三線建設重點區、十四個連片特困區、綜合治理試驗區、生態脆弱區等政治區域的意義。目前圍繞著烏蒙山區的發展,可以開展對該區域改革、試驗與創新的經驗研究、產業扶貧開發路徑探討、資源開發與貧困問題、災害與生態治理風險等課題的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有價值的智力支持。楊正文還針對烏蒙山區產業扶貧提出了“結合特殊氣候自然條件,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化劣勢為優勢”思路。貴州民族大學吳秋林教授在題為“烏蒙山連片貧困地區的文化政治”的發言中,首先對“政治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政治”的內涵進行了對比分析,指出“政治是有文化的,最終極的政治就是實現文化的轉型和文化的復興”。他說,以前學者們容易將“文化中的政治”等同于“意識形態”,而今天的中國在文化中強調政治卻不是“意識形態”的,這個“文化中的政治”是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許多文化行為的政治意味。烏蒙山區特殊連片扶貧開發地區的設置,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是國家扶貧政策的深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彝族、苗族、布依族文化在此區域內共生共榮,這是此區域扶貧開發的重要人文因素,因而對于連片貧困地區的設置是政治對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因此,“烏蒙山連片貧困地區”的扶貧政策體現了“文化中的政治”。付昭祥副市長在發言中分析了六盤水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對于當地的扶貧開發工作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指出其劣勢主要表現在喀斯特地貌造成土地貧瘠,可耕地零星、細碎,增加了推廣集約化農業的難度。同時,也造成了當地的可進入性差,交通建設成本高,通訊服務覆蓋效率低等困難。但如果因勢利導,同樣也可發展一些特色產業。比如高原喀斯特小氣候,適宜于獼猴桃、茶葉等特色農產品的種植。因而,他認為六盤水市的發展方向應是合理控制規模,發展特色優勢農產業,最終達到產業鏈條上各方的共贏。
會議分為“人文社科組”與“自然科學組”分別進行。“人文社科組”的學者們圍繞著烏蒙山區的地理特征、資源開發與能源利用、經濟發展、民俗傳承、民族文化保護等問題展開了討論。貴州師范大學的李旭東教授根據烏蒙山區基礎地理數據和相關統計數據的分析結果,指出烏蒙山區人口和耕地垂直分布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影響山區人口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耕地,海拔高度通過影響耕地面積來影響人口分布,隨著海拔升高,人均耕地減少呈遞減狀態。六盤水師范學院的呂學琴教授對妥樂古村寨“人樹相依”的獨特景觀進行了分析,對其以銀杏樹為載體的歷史遷徙文化、宗教文化、農耕文化等“古樹文化”進行了文化的闡釋。西南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郎麗娜從地理環境、彝族族源關系和歷史、儀式、英雄史詩、日常生活等六個方面探討至今仍影響著烏蒙山區的文化性質和基本表現要素。六盤水師范學院的張緒清副教授對烏蒙山國家能礦基地“財富悖論”問題與深度脫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思考,指出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技術、保障等制度的存在,矛盾疊加與問題累積抑制了礦區轉型跨越與深度脫貧。貴州六盤水行政學院的封毅教授發言指出,六盤水作為烏蒙山區一個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城市,面對資源挑戰,迫切需要創新驅動,跨越發展,開創出一條發展的新路子。張宇以梭嘎生態博物館為例分析了“六枝原則”作為一個建設生態博物館的國際共識在建設過程中的指導作用。
自然科學組的討論上半場由貴州師范大學的羅充教授主持,貴州六盤水師范學院的譚萍教授、楊友聯副教授、杜琨教授、周慶萍老師分別就自己的研究進行了學術報告。譚萍教授采用DPPH法探究了苦蕎麥多糖提取物對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實驗數據表明苦蕎麥多糖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是一種天然的抗氧化劑。楊友聯副教授采用單胞分離法對引起云貴川三省炭疽病的常春藤病原進行了分離,通過顯微形態特征和ITS分子系統學研究表明,常春藤炭疽病病原為常春藤炭疽菌(Colletotrichum trichellum(fr.) Duke)。周慶萍老師以液體培養基取代固體培養基,對提高太子參組培苗質量進行了實驗,結果表明此方法經自然光照培養能得到高質量的試管苗。下半場討論由六盤水師范學院的譚萍教授主持,六盤水師范學院的石開儀教授,畢節學院的駱強教授、貴州師范大學的羅充教授分別就白腐真菌對低價煤模型化合物喹啉降解機理、韭菜坪及其鄰近地區蕨類植物物種多樣性、叢枝菌根真菌對西南巖溶地區退化生態系統的修復作用進行了報告。
摘要:從2000~2020年是中國經濟體制的后改革期。后改革期的任務是建成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適應的民主政治制度,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構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金融支持體系;深化改革現存金融體制和運行機制,改變畸形的投融資結構,正確處理新型工業化經濟發展中的五大關系;銀監分立體制改革,要著力培養和構建分立的條件,既要強化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更要轉變監管理念,綜合推進配套改革從2000~2020年中國的改革發展將邁入后改革期,后改革期的歷史任務是建成市場經濟體制和相適應的民主政治體制,后改革期是20年前期改革的延續和深化,更是改革的關鍵性突破,經濟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技術支持都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研究金融支持經濟發展,需要著重考慮幾個戰略性問題。
一、后改革期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歷史定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所謂歷史定位,就是指在這20年體制改革的任務、經濟發展目標和道路及其所處的環境問題。從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看,后改革期是要完成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推進民主政治體制的發展,確立法制社會基礎。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充分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要求———以人為本、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華文化。它可以用多種指標去描述,用東方傳統語言講,在基本點上就是邁入“風調雨順(生態環保優化,可持續發展),五谷豐登(一、二、三產業旺)、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安定:人有業、居有屋、各得其所)、國泰民安(國強、政治穩定)”。在經濟發展道路上就是要開創“新型工業化”經濟的發展道路,既要完成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又要避免傳統工業化發展的各種代價,諸如工業剝削農業、城市剝削農村、社會兩極分化、生態環境惡化、財富增長與貧困擴大等等社會弊端積累。中國后改革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在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金融國際化、區域集團化,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的國際環境中建設的。因此,后改革期是全方位、深層次開放的格局。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中國不能脫離世界,世界也不能沒有中國。
二、后改革期中國金融改革的戰略定位:構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金融支持體系
建立全面小康社會的金融支持體系,是后改革時期金融改革目標的戰略定位。在構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金融支持體系過程中,始終面對三大課題,一是國家壟斷金融的政府主導型金融體系轉向國家調控金融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基本金融制度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金融制度。從政府主導型金融轉向市場主導型金融,核心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改革要取得突破,構造現代公司制金融企業;金融組織結構多元化,構建大、中、小分層次網絡型的融資機構;城鄉協調,國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多種產權結構并存,合作競爭的市場金融制度。二是社會融資模式的選擇和發展。也就是說,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關系的協調,構建多渠道的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暢通機制,有效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效率,加速資本形成,改善宏觀調控環境,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這是后改革時期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金融支持體系,始終需要解決好的課題。堅持中介與市場共生的互補互動,防止替代的片面觀點,加快銀行體制改革,完善銀行產業組織結構;規范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效率,發展風險基金、創業基金、農村合作金融,構建為中小企業、高科技企業和“三農”高效率融資的金融支持體系;加快養老金、保險市場的規范發展,為全面小康構建社會穩定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三是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強化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支持措施,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穩定。我們始終要清醒認識金融的內在脆弱性和風險性,正確處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的關系,金融市場化、金融開放與國力承受能力的關系,警惕國際金融霸權,維護國家和金融穩定。在這里金融政策和策略制定的科學性、正確性,決定金融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三、后改革期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定位
后改革時期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是支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型工業化經濟。從戰略全局觀點看,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的經濟模式要求金融支持的重點在于:(1)處理好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不能因循守舊,按照傳統思維安排金融資源配置。(2)處理好支持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重視資源節約和代替,保護生態環境,控制人口增長,優化城鄉人口結構。(3)處理好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增加勞動就業的關系,高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系。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事關發展和穩定大局,必須高度重視,增加勞動就業,擴大再就業。(4)支持經濟發展要貫徹城鄉一體化的原則,維護農民、農村、農業的利益,增加農民收入。全面建設小康的難點和關鍵都在農民,金融支持經濟發展,必須徹底解決好“三農”的金融支持體系。(5)處理好發展制造業和發展服務業的關系,要以制造業為基礎,帶動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促進流通業、交通運輸業、金融保險業、信息服務業的發展,以增加就業,擴大內需。在后改革時期金融支持經濟發展正處在戰略調整的機遇期,面對三重二元結構的經濟現實矛盾,傳統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沿海經濟與內陸經濟、城鄉二元結構的重疊矛盾,形成決策的主導力正在發生著從計劃主導轉向市場主導,內陸經濟主導轉向沿海經濟主導,全國一盤棋主導轉向城市化主導的格局。在經濟發展決策中強勢群體的決策主導地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富人利益支配政策導向,弱勢群體沒有真正的組織力量。以農村為例,現在中央補貼100元的扶貧津貼,能夠真正用到農民身上的只有2元錢,因此,堅持發展第一要務,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于把握住金融支持經濟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至關重要。在現實生活中有三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地理效應論”。什么“東部發展是國際貿易的地理效應形成的,不是什么政策效應”;“向西部轉移支持只能達到扶貧濟困,對東部的發展是最大的傷害”;“內需不是內地”,“東部只要民工而不要移民”;“東西部問題是梯度分工問題,不同地區有不同分工”,認為“西部開發是要放棄的,只是時間問題”。這種潛意識的經濟地理決定論,對金融支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策,客觀上具有嚴重的負面影響。二是“制度性財富漏斗效應”。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制度安排。在現存組織制度框架內,投入再多資金有些不合理的效果亦不明顯,只能導致財富兩極分化。前改革期實踐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三是“銀行產權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制度缺失”。特別是透過諸如“藍田股份”、“農凱集團”這些案例,不難看出我國金融業支持經濟運作機制的制度性缺陷是極端嚴峻的。商業銀行的審貸委員會往往是個人決定的“合法程序”,實際上淪為一塊“遮羞布”;所謂內控制度,多為控下不控上,控外不控內,一出問題就是大案;爭奪大客戶,違規競爭比比皆是,信貸規則形同虛設;盲目追“星”跟風,爭相貸款,多頭貸款,重復貸款,把雞蛋都往一個籃子里裝;滋生蛀蟲,內外勾結,吞食國有資產,只要發生巨額“問題貸款”,必有高層內外勾結者;信貸文化缺失,沒有應急措施,急功近利,一出問題爭相“落井下石”。盲目追“星”和爭相“殺馬”,既制造風險,又擴大風險。所以,轉變觀念,創新制度是提高金融支持經濟發展效率,支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所在。
四、銀監分立體制改革與支持經濟發展
(一)歷史經驗:值得注意五年前央行體制改革(撤省分行成立跨區分行)的實踐,恰恰為當時流行的順口溜“一年換位置、二年換房子、三年調妻子、四年出漏子、五年散攤子”所言中。運行狀態出現“大分行忙得團團轉,監管辦無事可干,中心支行上下看,縣支行不知道怎么干,總行成了官僚辦。”導致監管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監管真空處處皆是,空化了一線,嚴重削弱了貨幣政策傳導功能。原本是學習美聯儲經驗,以擺脫地方行政干預,加強央行的獨立性。后來要加強維權和信用制度建設,又反過來要求地方政策提供支持。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加強省會城市中心支行的職能,這樣一來,大分行又被架空了。銀監會成立,監管體制“專業化”改革,決不要成為央行體制改革第二!
(二)銀監體制的國際趨勢和分拆:理論觀點距今為止,國際上設有中央銀行的國家,貨幣政策與監管合一者占70%以上,只有30%不到的國家實行監管分離。監管從央行分立出來的主要理論是:(1)“角色沖突說”,一身二任,職能不同導致角色沖突。(2)妨礙監管專業化,不利于防范風險,認為貨幣政策主宏觀,監管主微觀,一身二任不利于監管專業化。(3)金融創新發展、混業經營的發展,監管體系要適應變化。但是,國際銀監體制的發展趨勢是走向集中,而不是分立。例如:德國的銀監分離,源于央行權力過大,獨立的央行體系決策權和全能制銀行制度,銀監合一,使央行成為壟斷者,成為一個強大而獨立的中央銀行,因而需要分立,以構建貨幣政策與監管的制衡機制。但是,1999年歐洲中央銀行體制建立以后,德國央行沒有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功能,轉由歐洲跨國央行行使職能之后,現在德國聯邦政府又開始考慮銀監合并,減少分行,集中總行決策的趨勢。美國聯儲體系是獨立的央行體制和銀監分立的分權體制,銀行監管是多頭監管,分別由五家聯邦級機構和一家州級機構承擔,處于聯邦和州的兩級雙重監管。但《1999年金融現代化法案》(即新銀行法)實行之后,隨著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銀行業實際上又是經營銀、證、保的混業銀行,銀行法開始賦予聯儲監管金融控股公司的權力,美國的現實發展正在朝向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集中于聯儲的趨勢,而不是分立機構。
(三)監管和貨幣政策:內在關系的協調銀行是信用中介,銀行信貸活動是創造貨幣的閘門,也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因此,監管和貨幣政策具有必然的內在聯系,必須協調動作,相互結合。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表現在:(1)監管是維護貨幣政策實施環境,發揮貨幣政策效率的手段之一。(2)監管是規范中央銀行防范履行最后貸款人職能風險的一道防線。(3)監管是降低金融交易信息成本、交易成本、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提高透明度,保證公平、公正、公開交易的手段。(4)監管對于保證貨幣政策執行的有效性,正確履行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職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無論監管是分立體制還是合一體制,都必須處理好客觀存在的內在關系,不能因為體制變化而人為分隔這種內在關系,如果在制度安排上不能有效協調這種關系,那么,所謂“角色沖突”就會從央行內部的“角色沖突”轉化為外在的監管與貨幣政策的外在沖突,監管專業化水平變異為監管機構專業化。這樣,銀監分立體制就會導致市場職能轉向政府職能,背離整個體制改革的初衷。
關鍵詞:贛州農村;居民消費;不確定性預期;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1
一、流動性約束與贛州農村居民消費的實證分析
流動性約束產生的原因有三種:第一是消費者本身沒有財富,也無法將財富變現或者做為抵押獲得貸款;第二是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信貸市場存在著一定的道德風險;第三是信貸市場還不發達,無論是信貸規模還是信貸的種類都不能適應當前農村居民的需求。一個理性預期:將贛州農村居民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受到流動性約束的消費者,收入預期性低,不敢借貸消費或者無法向金融機構借款消費,那么,只能是花費當期的收入來進行消費;另一種類型是不受到流動性約束的消費者,可以花費持久收入來進行消費。假設受到流動性約束的消費者,他們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用λ來表示,那么總消費的公式是:
Ct=X+λYt+(1-λ)Wt結果表明:贛州農村居民消費行為受到流動性約束影響的特征表現為:有大概79.13%的收入集中在受流動性約束限制的農村居民手中,他們的消費只能是花費其當期收入;還有20.87%的收入掌握在不受到流動性約束限制的農村居民手中。贛州農村居民受流動性約束的程度比較強,呈現出短視性。
二、針對不確定預期給贛州農村居民消費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對策建議:
(一)轉變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
更新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和習慣,要和建立農村市場、發展農村市場經濟結合起來,要與引導農民提高生活質量結合起來。使廣大農村居民懂得,發展經濟的目的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通過加強農村地區的消費教育,轉變落后的消費觀念,引導農村居民走出消費誤區,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其根本的途徑還是要加快農村經濟體制的轉換,才會樹立起新的消費觀念。
(二)建立農村居民持續增收的長效機制
推進農村的產業升級,提高農民的就業機會。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將在農村居民增收機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現階段要優化產業結構就要提高農業產業和農產品層次,這樣既可以增加附加值,又能擴大市場需求。一是優先壯大龍頭企業,健全市場體系,結合縣域資源優勢和規模優勢,將其轉化為產業優勢。二是建設好支柱產業,尤其是無公害和綠色產品的生產,要打造出具有當地農業特點的產業品牌。三是要積極進行農業科技示范和推廣,引導農村居民在進行農業生產時都采用先進技術,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農村居民增收的關鍵是要將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轉換為非農業生產勞動力;民營企業已成為農村居民進行非農業生產的務工首選,這為農村居民的持續增收創造了一定條件。其次是要積極推動農村城市化進程,大力支持小城鎮的發展,放寬對農村居民入戶城鎮的限制性政策。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一方面可以有利于改變目前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另一方面可以促使農村人口的聚集并形成一定的勞動力規模,為發展非農業產業經濟創造先決條件,與此同時,還能加大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保障農村居民的長效增收渠道。
(三)改革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以解決流動性約束
改革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發展農村小額信貸。要加快對農信社的改革和創新,確定農信社發展方向;對農信社進行改革,首先就要明確農信社的發展方向,加快農村合作金融的立法工作,減少農信社的多元目標,在相對落后的地區信用社應加強合作機制,發達地區可以探討建立商業化經營模式。政府要給予偏遠、落后的地區那些無法形成規模經濟的農信社的小額信貸一定的財政補貼。央行也應該繼續從資金注入方面給予支持。農信社不僅可以發展小額信貸,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
(四)加快農村人口社會保障與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
完善農村人口社會保障與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居民才敢放心的進行消費。首先,要建立一個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村居民的消費安全感。逐步完善對貧困人口的國家救濟政策,首先保障貧困農民的基本生活,其次是要加快推進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擴大試點范圍,讓更多的農村居民能夠享受到醫療保障的社會福利。再次是嚴格落實對農村“五保”老人、殘疾人的社會福利制度,對其生活起居等各方面要給予必要的物質幫助。還有就是要認真解決好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并將失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和就業服務體系。最后是逐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問題。采取整村推進、異地搬遷、勞務輸出、社會救助等多種方式,著力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生存性消費問題。一是加快推進智力扶貧和技術扶貧,提高貧困地區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幫助其從根本上脫離貧困。二是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貧資金的投入,同時健全扶貧資金的監管制度,以保證政策資金的落實到位。
(五)加大投入完善農村地區基礎建設
農村基礎設施對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和消費水平、提高居民素質、增加居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起著重要作用。贛州農村地區的居民大多生活在山區,自然環境和農業生產條件惡劣,人多地少且生產方式落后,增收途徑很少,因而應向收入低的農村居民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首先,國家和當地政府要成為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主力軍。農村基礎設施的集體供給制度已隨集體經濟的基本退出而逐漸喪失。其次,要繼續增加對水、電、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最后,加大對贛州農村地區的投入,打造高效信息化新農村。
(六)加強農村現代消費品流通體系建設
積極響應中央政策好戰,加快實施“萬村千鄉”工程和“雙百”工程,全面提升贛州農村地區的綜合流通能力。首先,將現代流通方式引入到農村地區。一是實行連鎖經營的模式,經營農業生產資料和生活消費用品的連鎖企業必須有統一的工商注冊登記信息。二是加大對進入市場的農產品的檢測制度,監督入市的農產品質量合格化、產業標準化。三是引導農產品批發市場、現代流通企業與農產品生產基地三者之間建立長期產銷關系。四是建立一個可以集中采購又能統一配送的雙向的農資流通體系。其次,積極培育農村流通市場的主體。最后,加強農村市場流通服務體系的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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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鄉村旅游;發展現狀;存在問題;對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1-0273-03
緒論
隨著重慶市“旅游扶貧”口號的打響,鄉村旅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前景廣闊。2011年,重慶市將“旅游扶貧”作為巫溪旅游發展的突破口,在巫溪縣銀峰村正式啟動,規范發展了38戶具有一定規模的“農家樂”、“休閑農莊”。一年多來,接待了短期游客4 000人次,具有日接待能力388人。農家樂經營戶平均收入達3萬元,許多農民趕上了旅游致富路的“列車”。隨著銀峰村鄉村旅游的迅速發展,本文對其資源特色、如何從發展中總結經驗等進行綜合分析,制定了相關的營銷對策,對今后銀峰村鄉村旅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希望給其他鄉村旅游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銀峰村鄉村旅游發展現狀
(一)基本情況
1.鄉村地域廣闊,村民人口較多。銀峰村地處巫溪縣西北方,距離文峰鎮9公里,距巫溪縣城40公里。南與文峰鎮三寶村舒家坪接壤,西接紅池壩國家森林公園,距其30公里。幅員面積達28.3平方公里,海拔910米~1 400米,立體氣候明顯。該村轄五個社、380戶、1 500人,村民生活積極向上、民風淳樸,老人小孩歡聚一堂,成立了“樂和協會”,是巫溪縣社會管理創新及“樂和家園”建設的樣板。廣闊的鄉村天地和眾多的村民為鄉村旅游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空間和潛在消費市場。
2.旅游資源豐富,特色較為顯明。銀峰村擁有豐富的鄉村旅游資源,主要表現在原生態景觀、民俗文化、種植業及畜牧業四個方面。綠色原生態資源優越:由于銀峰村特殊的地理、氣候條件,樂和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為發展畜牧業、開發綠色食品及開辟休閑納涼等可持續發展產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具有“綠色寶山”之稱。全村林地面積高達19 750畝,森林覆蓋率為68%,擁有上百種植被(如銀杏樹、百年桂花樹、朝天松、銀杉樹、槐樹、香樟樹等)、三十多種珍奇異獸(如野豬、松鼠、狼、野雞野山羊等)、二十多種昆蟲(如瓢蟲、螢火蟲、知了等)。在擁有的這些動植物之中百年桂花樹被評為“國家一級保護植物”、野豬被評為“國家三級保護動物”。轄區內天然景觀也多不勝數,最出名的有“二郎山”、“蛤蟆洞”、“尖峰寨”、“穿山洞”、“野鹿山”、“仙女寨”以及 “南天門”的山王廟等。村內處處綠樹成蔭、鳥語花香、空氣清新、村民房舍綠樹掩映,是城市居民遠離喧囂、休閑避暑的絕佳去處。獨特的民俗文化:銀峰村民有著自己獨有的“除草鑼鼓”文化,它是指農閑時,大家聚在一起用說、唱及鑼鼓的方式演繹農耕的場景,體現出了銀峰村樂和團結的勝景。此外,銀峰村還擁有1 000頭黃牛及4 000多頭山羊的養殖示范基地、500畝的烤煙基地,為眾多城市居民觀賞田園風光、體驗鄉村生活、開展農村文化等活動提供了良好的資源條件。
3.多種方式開發,旅游產品愈來愈多。一年來,銀峰村緊緊抓住重慶市扶貧開發中心將“旅游扶貧”作為巫溪旅游發展突破口的這一契機,認真貫徹落實把旅游業作為巫溪經濟支柱和現代服務業來培育。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充分發揮銀峰村原生態景觀、民俗文化、種植業和畜牧業等豐富的鄉村旅游資源優勢,搞好鄉村旅游規劃。在這些基礎上,通過項目的推動,不斷地去改善鄉村旅游基礎設施,傾力塑造出鄉村旅游特色,擴大規模,促進鄉村旅游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二)存在的問題
1.重視“總體規劃”,輕視“詳細規劃”。雖然重慶市扶貧開發中心先后籌措專項資金委托有關部門編制完成《銀峰村鄉村旅游業發展規劃》等主要旅游發展規劃,但銀峰村缺乏各個景點開發建設的詳細規劃,大多數項目是以村領導個人主觀意見作為決策,導致出現景點的主題不突出、缺乏特色、配套設施不齊全、旅游產品的質量不高等現象。
2.重視“旅游產品”,輕視“旅游精品”。由于部分“農家樂”經營者和管理人員缺乏從事鄉村旅游的經驗和團結協作能力,加上村民文化素質偏低、經濟實力匱乏、沒有接受專業的旅游知識培訓等因素的影響,致使打造的旅游產品質量、服務水平和檔次不高。旅游產品缺乏銀峰村特色,存在“旅游產品多但精品少”的現象,很難吸引異地游客多次消費,影響了鄉村旅游整體效益的提升。
3.重視“開發建設”,輕視“營銷策略”。銀峰村某些旅游景點只重視旅游產品的開發和建設,在將形成的旅游產品向社會公開經營的階段前后,輕視了旅游產品的宣傳營銷。只是在巫溪論壇等小型的新聞媒體進行了推介宣傳,并沒有在市、縣以外的區域或重要交通道路設定惹人注目的戶外宣傳廣告,更缺乏參與市、縣旅游整體宣傳活動的意識或區域旅游企業宣傳互助活動,產品營銷觀念薄弱,缺乏主動將旅游產品推出去的意識。由于營銷推動力度不夠,巫溪縣的多個鄉村旅游扶貧村(如羊橋村、木耳村、雙陽村、大包村、觀峰村等等),給銀峰村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
4.重視“自然景觀”,輕視“文化內涵”。銀峰村部分鄉村旅游經營業主只重視景點和游覽項目的開發建設,但這只滿足了異地游客的“視覺”需求,未對景點的傳奇由來、文化內涵做挖掘,滿足不了游客希望通過游覽各景點了解到當地的故事及相關知識的需求。
5.重視“游覽項目”,輕視“體驗樂趣”。銀峰村大多數旅游景點盲目進行開發建設,未對游覽項目的籌劃和布局問題進行調查,忽視了能讓游客參與其中,并能體驗其趣味項目的設置和建設,使游客游覽的“刺激性”和 “振奮點”不高,容易造成游客產生“旅游瞌睡”現象,降低了游客再次游覽的積極性。
6.重視“打造景點”,輕視“衛生安全”。個別鄉村旅游景點著力打造景點的旅游項目及基礎設施,忽略了衛生安全等問題。前一批游客游覽以后,會留下許多垃圾,由于無專門的清潔人員,導致景點內時常會散發出異味。另外,亭臺、欄桿偶爾會出現安全隱患,未及時處理,給顧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甚至散失部分潛在游客。
二、鄉村旅游發展的營銷對策
縱觀銀峰村鄉村旅游發展現狀,深刻分析快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后,對接下來將如何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促進貧困村民脫貧致富以致進一步發展銀峰村的鄉村旅游業,具體策略如下:
1.由政府主導發展鄉村旅游。黨、政委和相關職能部門要大力推行巫溪紅池壩產業帶動旅游扶貧模式,尋求經驗,切實重視銀峰村鄉村旅游業工作,充分認識到發展鄉村旅游是扶貧的重要內容,有利于增加農民人均收入,打造鄉村新貌,提高銀峰村整體文明素質,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因此,政府要起主導作用,統一制定規劃、統一進行指導,加強對銀峰村鄉村旅游業發展的政策制定,并做好協調統籌工作,及時解決鄉村旅游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督導檢查有關方針和政策的實施。
2.完善整體規劃,編制開發建設詳細規劃。首先,政府要委托相關機構對先前編制的《銀峰村鄉村旅游業發展規劃》 進行合理的完善,明確銀峰村鄉村旅游發展思路和發展重點,做到有計劃和有重點來進行。其次,從事鄉村旅游開發的主體要召開村民大會廣泛征求意見,請專業機構精心編制具有科學性、可實施性的景點開發建設詳細規劃,然后根據規劃分步實施、開發建設,避免僅靠個人主觀決策,導致打造的景點出現主題不突出、定位不明確和旅游產品檔次低等問題,甚至存在投資浪費等缺憾。最后,政府要結合銀峰村的實際情況,突出當地特色,體現出獨特的個性,保護好轄區原有風貌和鄉村生態文化環境。
3.嚴把旅游產品質量關,將“產品”打造成“精品”。旅游產品的靈魂是質量。檔次低、質量差的旅游產品是無法吸引游客來消費的,鄉村旅游業的發展也難以壯大,因此銀峰村鄉村旅游經營主體要嚴格從景點的總體環境、基礎設施、住宿和餐飲設施、服務水平、經營管理模式、多彩的民俗節慶活動、旅游衛生安全狀況、社會貢獻等幾個方面“做文章”,進行自我檢查和自我糾正,努力提高旅游產品的質量。各級旅游主管單位要及時跟進督促、并及時對其進行檢查指導,使銀峰村鄉村旅游的整體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4.灌注產品文化,挖掘產品內涵。隨著我市鄉村旅游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只有不斷挖掘產品的特色,憑借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才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對外具有競爭力。鄉村具有古老、天然、真實的特點,是傳統農業文化的珍藏地,能有效地滿足旅游者遠離城市的喧囂、回歸大自然的需求和愿望。而且在當今城市飛速發展的浪潮中,鄉村傳統文化越能顯示出地方文化的特色。因此,需要結合鄉村旅游特點去挖掘鄉村文化內涵,將傳統農耕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匯到鄉村旅游產品的開發和建設中去,形成鄉村特色旅游項目。
5.增加體驗項目,讓游客感受農事樂趣。鄉村旅游將城市居民作為主要的目標消費群體,以美麗的田園風景、獨特的文化吸引著消費者的注意力,以農業、畜牧業等資源為根基開發建設旅游產品,吸引各地游客前來納涼避暑、休閑養生、參與體驗的一種旅游活動。能讓游客參與各種農事活動并充分體驗到其樂趣是鄉村旅游的本質和核心,也是吸引游客二次消費和重復消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規劃時就要根據各個景點的實際情況,圍繞旅游產品的主題和文化內涵,策劃出能讓游客參與性強的活動項目,讓異地游客真正地感受到銀峰村民俗文化、生活和勞作方式。比如說,開發建立水果與蔬菜采摘、農場 “認養”、包餃子、腌制農家咸菜、自制馬鈴薯片等農事活動,這些都是城市居民樂于看見和參與的鄉村旅游體驗項目,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6.多渠道開展旅游扶貧宣傳,加大促銷。與市、區或多個旅游部門一起,運用多種方式、途徑,擴大范圍進行旅游扶貧廣告宣傳活動,提高銀峰村旅游扶貧的名氣和影響。以民俗文化活動、節慶和傳統節日等為平臺,舉辦農事娛樂活動,開展主題體驗游,力求每一季度都有主題,全年都是旺季。利用扶貧公眾信息網等媒體開展網絡營銷,提供旅游在線服務,將旅游扶貧的信息化水平提高。除了開展網絡營銷外,還要通過新聞媒體、戶外廣告、宣傳手冊來增加銀峰村鄉村旅游的宣傳促銷力度,搞好公共關系活動,用好社會扶貧資源,共同開拓鄉村旅游市場。
7.培養優秀的管理人才。由于銀峰村鄉村旅游業主大多數是本村的村民,知識文化水平、綜合素質相對較低,經驗理念狹窄,旅游服務水平相對較弱,導致了該村旅游服務質量整體水準不高。針對此類問題,必須要增強人才培養,邀請相關專家對銀峰村鄉村旅游服務人員進行專題講座講授相關知識,或是將經營人員派往高等院校的旅游專業進行集中培訓或分散培訓,使他們盡量在短的時間內學習、掌握旅游管理基本知識和技能。鄉村旅游服務人員的職業操守和社會公德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也要對其進行培訓。另外,派出本村旅游服務人員到其他鄉村旅游示范村進行交流,取長補短。倡導誠信經營、文明服務,提升旅游服務人員的整體修養。懂得廣泛吸納經營、管理的旅游人才,為銀峰村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人才保障。
結論
總之,在當今社會鄉村旅游發展已成為中國旅游業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是重慶扶貧辦公室以鄉村旅游扶貧的著力點,是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載體。從目前銀峰村鄉村旅游的發展來看,前景較樂觀,但還是存在相應的問題。因此需要加大投入,改變發展的模式,合理運用營銷對策,唱響“相約銀峰,心情放松”的口號,最終達到讓旅游業為當地農民脫貧致富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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