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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少相關法律法規
在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策略通常情況是上級政府制定并頒布的,采用這種方式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利有弊。一方面,上級政府在行政權利上相對較高,其所制定的策略也比較有力度,可以將一些相鄰區域政府之間的隔閡打破,從而進行無間合作,促使經濟共同發展。另一方面,不同區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均需要依靠當地的經濟發展環境,上級政府對當地實際情況了解得不夠透徹,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缺少對當地實際情況的調查,其所制定的策略可能會出現和當地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現象。若出現這種情況,既不能促進當地經濟一體化發展,同時還可能產生阻礙。
(二)區域之間沒有科學的合作和發展經驗
我國的行政區域劃分,在不同區域存在著不同特點,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人口密度也較大,這就使得相鄰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優勢項目可以相互促進、相互聯系。但對于一些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例如我國西北地等,這里人口數量少,存在著相鄰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大的現象。此外,因為這些區域地廣人稀,促使區域之間經濟發展類型也不盡相同。因此,對于這些地區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同步、不協調等現象,加上這些區域之間缺少交流,導致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相應阻礙。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要性
我國總國土面積為960萬平方公里,不同地區均具備自身獨有的地質條件和氣候條件,自然區位優勢和自然資源優勢不盡相同,但在發展過程中,不同區域也存在著各自的局限性。因此,區域合作由此產生,其經濟一體化可以幫助不同區域之間進行優勢互補,從而促使經濟總量得以提升。同時,將經濟一體化作為基礎,促進其他方面的發展和交流。
(一)交通通訊的快速發展
交通通訊算得上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大動脈,因此,區域發展過程中,交通的建設是不可代替的,還可以促進區域經濟之間相互協調發展。直至今日,相關結果顯示,我國高鐵修筑里程已經排在世界第一位,同時也達到一半的互聯網普及率,交通技術以及通信技術的發展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政府政策的支持
去除當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區等,我國在這三十多年來,還建立了深圳、廈門和珠海以及汕頭等國家級經濟特區。這些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引起國家高度重視。
(三)人口區域性流動
在我國,人口產生跨區域性流動,屬于一種相對常見的現象。直至21世紀,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經濟也隨之不斷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開始越來越多。人口的流動逐漸變得方便快捷,尤其是農村人和城市人之間的相互來往。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同時為相對落后的地方帶來了思想上的啟發。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法律治理模式對比
公共治理理論,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而言,可以促進區域合作效益最大化,法律治理的方式,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當中屬于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采用科學有效的法律治理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法律治理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行政管理過程中的一種新的溝通和合作方式。不同社會治理模式均不能離開相對應的法律結構,可以對法律治理模式進行劃分,形成三種不同模式。
硬法治模式
對行政區域進行治理的過程中,硬法治模式主要指的是一種確定性的法律,同時又是種可預期性的法律,通過這種形式,能夠為社會秩序以及基本價值觀念帶來相對有效的保障,促使社會對其自身的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但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只依照硬法規定的內容進行治理,更不能開展相對全面的硬法進行治理。在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會環境當中,對硬法的全面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法律相互背離的。
軟法治模式
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治理的過程中,軟法治模式主要是指,借助各個區域地方成員所商討出來的內容,最終實現意見的一致。同時,各個區域共同對可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度進行制定。軟法律實施過程中,雖然缺乏一定的強制力,但是不同地方成員必須遵守這項法律,因此軟法也具備相應的約束力。但是軟法的實施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其具有極強的理想化特點。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財政
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財政問題也不斷地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擴展,傳統的國家財政理論分析框架已經無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詮釋,這需要我們從一個新的視野和分析框架———國際財政的角度去展開研究。因此,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際財政問題,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財政理論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①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總體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常化、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國際區域財政政策主要研究區域內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及其實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獨立分散決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減低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沖突,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穩定各國和區域經濟的穩定運行,獲得經濟開放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只是這種協調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國政策的自主性。區域財政協調的理論分析指出,協調政策會減小針對繁榮或蕭條的財政擴張或收縮的溢出效應;在協調計劃中,任何國家的財政擴張或收縮都應該考慮伙伴國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溢出效應,它要求伙伴國的財政政策取向相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的協調,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既包括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又包括區域內外財稅政策之間的協調;而狹義主要是指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即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機制和方式來實現財政政策的協調。從政策協調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信息交換、危機管理、政策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協調、全面協調及聯合行動等層次;從協調方式的角度,可以分為相機性協調和規則性協調兩種。還需指出的是,國際區域財政政策協調還涉及到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的協調,它們共同構成區域宏觀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
總之,國際區域財政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而國際區域財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不僅是這種區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而且還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政府經濟行為及其效應分析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①馬斯格雷夫教授從財政的國際協調和發展財政兩個方面概括和總結了國際財政的基本內容;而董勤發則是結合財政的經濟職能從國際財政合作形式的角度來構建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
②區域有不同的層次劃分,區域財政也多以行政區劃確立的社會、政治、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但本文所論之區域指的是國際區域,國際區域財政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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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 沖擊 世貿組織 應對措施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一般而言,區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國家或經濟體之間,為了共同的經濟利益和經濟發展,通過一定的條約規范及國際條例來構成統一的組織。穩定性、區域性以及排他性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發展中所呈現出的主要特點。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一般是在地理位置距離較近、經濟發展程度相似的國家之間為了更高的共同利益而成立的,所以,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區域性是最顯著的特點。
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多邊服務貿易體制的關系
第一,多邊服務貿易體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規范。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具有合法性的,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法律文件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中曾明言準許WTO的成員國在一定的區域中建立相應的經濟組織。但是,這樣的組織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多邊貿易體制的制約。首先,為了保障其他成員國的利益,在建立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區時,多邊貿易體制對其建立目的、程序,以及對所受影響的第三國的賠償等方面都做了非常嚴格的規定。其次,在經濟貿易區建立時,其目的一定是為了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不能夠出現抵制、歧視非成員國的貿易。
第二,多邊服務貿易體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審查機制。多邊貿易體制中的核心組織是WTO。其規范條約的制定也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WTO的權益。為避免部分國家或地區借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口號做出一些只符合自身利益、制造貿易壁壘的事件出現,在WTO牽頭下,形成了多方對于區域經濟集團的審查機制,而這類機制分為多種類型,目的在于有效起到監督預防作用。
第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多邊服務貿易體制的影響。區域經濟的一體化不僅有著積極的作用,對于多邊貿易體系也有著消極的影響。從實際情況來看,一些區域經濟體并沒有擔負起最開始的期望,它雖然合法且得到WTO的認可,卻不能享受到WTO成員間的優惠互利政策,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勢必會影響到互利政策的應用區域,壓縮最惠成員國政策,這些消極的影響,帶來的最壞結果是造成貿易保護主義由國家到區域,形成更大的貿易壁壘。
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多邊服務貿易體制的沖擊
第一,貿易轉移抵消了多邊體制的積極效應。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自由貿易,大大地提高了市場的自由度,但貿易轉移從某種程度上縮小了多邊體制的積極效應。貿易轉移,指形成關稅同盟之后,由于取消了同盟成員國之間的關稅但保留了對非同盟成員的關稅,從而發生了同盟成員的低效率(高成本)生產取代非同盟成員的高效率(低成本)生產,即在差別待遇的影響下,某一同盟成員把原來向非成員國的低成本進口轉向同盟成員國的高成本進口,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進口成本增加的損失。
第二,優勢地位的利用造成多邊體制內新的不平衡。區域經濟一體化把原本分散的國家組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區域,即把幾個甚至十幾個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了新的經濟貿易集團,將多個分散的市場以及貿易區域組合在了一起,擴大了內部成員的貿易和市場,促進了區域內經濟的發展和進步。對外來說,該類貿易集團就會在多邊的貿易體制內形成巨大的優勢,特別是區域經濟的特征性極易把許多發達國家組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它們的優勢地位就在多邊貿易體制中體現出來,打破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平衡。而這種優勢地位以及所帶來的利益,也變成了成員國制定對集團外部政策的動力。當成員國狀態并不良好,經濟發展出現問題時,成員國便采取政策,維護其利益關系及優勢地位,影響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優勢。
第三,集團內的立法排斥多邊貿易規則的適用。區域經濟集團的立法一般分兩種方式,一種是頒布符合集團中大部分成員利益的基礎性法規以及各種進出口關稅政策等,第二種則是根據所處集團的位置以及所在集團的法則授權進行二次立法行為,雖然目前這種行為較少,但從數據來看,這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而且更多的是一種集團內部的有利于集團成員之間的法規條約。雖然這些法規看似合理,但在集團的利益與多邊貿易規則有沖突時,自然這些法規將會偏向集團自身所需要的層面。要想規避這些不好的影響,不僅在單個國家層面需要去分析解決,而且需要在國際的層面去解決立法問題,制定合理的國際法規,保護各方面利益,正確參與到一體化中去。
中國未來應當采取的對策
第一,順應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積極參與。從目前的世界形勢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唯有順應大勢,參與到其中去,才能化被動為主動。我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仍舊比較緩慢,仍是處于起步階段。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初期,必然會付出一些我們現有的經濟,但加入到其中所帶來的一體化效果以及利益形成的紐帶關系等,更符合我國長久以來在外交、政治等領域的政策,能夠形成一個和諧優良的外貿關系、創造更好的經濟環境和國際環境。
第二,積極推動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在部分人看來,雙邊貿易協議對多邊體制造成不可忽略的影響,增加經濟成本,分化出惡性競爭的不同經濟集團。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的確會在初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美國以及歐盟所實施的一些貿易轉移政策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一系列貿易保護政策,都極大影響到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和貨物投資總量。如何避免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呢?積極參與和進行多邊貿易就是解決方法之一。加固WTO成員國之間關系,打破貿易壁壘及貿易圈子都能不同程度地解決這類問題。
第三,以亞洲為重點,積極推進和參與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首先,我國應在遵循“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對兩岸四地經濟完成一體化,推動區域經濟合作過程。充分發揮好兩岸四地的區域優勢,拓展各地經濟潛力,建立符合各地情況的區域經濟合作,完成經濟上的共同進步。其次,臨近我國的東盟國家,已經和我們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聯盟,意味著我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又邁出了一大步,但我國和東盟國家的發展程度和社會制度等仍有較大差異。最后,十個東盟國家加上中日韓三國之間,仍可形成區域經濟合作。
第四,積極推動和參與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亞太經合組織(APEC)是我國目前加入的唯一一個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組織,對于我國推進區域經濟發展有著很重要的意義。目前,APEC仍是亞太地區最具有影響力的區域經濟組織,對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一體化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情況來看,亞太地區成員國的生產總值占到世界一半有余,而且自其成立以來,成員國的關稅降低了許多,我國的對外貿易更是有四分之三是針對這些地區。因此,為了更好地爭取和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我國更應該在該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爭取更大的發言權。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繼續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經貿合作活動。
第五,積極推進國內的改革和開放,提升競爭力和綜合國力。我國首先應加強對市場的調控力以及對經濟水平的駕馭能力,因為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必然會對我國國內的經濟造成沖擊。其次,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市場自由度等變化,往往要快于WTO,我國一旦進入其中,就不得不對這些情況都好準備,這就極大地考驗著我國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以及對市場的監管力度。未來我國應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改革,主動出擊,降低貿易壁壘,完善和占領市場。我國的改革力度,也要隨著經濟模式的變化不斷變化,促進中國的跨國企業成長,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
(作者單位:西安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關鍵詞:京津冀;區域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0439-8114(2011)15-3236-05
Analysis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PENG Yong-fang1,GU Li-xia1,ZHU Hong-wei2
(1.Business Colleg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2.Economic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China)
Abstrac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pla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and optimize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it is a strategic choice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re was not a stro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ere was not also a unifi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o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was too large which prevente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integration. The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exiting 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were studied.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some meaningful counterplots and suggestions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cooperation; regional economy; integration
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使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日漸明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熱點”向環渤海地區轉移,京(北京)津(天津)冀(河北)區域經濟一體化問題備受關注,但是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相比,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合作與一體化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在經濟聯合組織的數量和規模上尚顯不足,在一體化的體制、機制上還有較大差距,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迫在眉睫。
1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涵義、發展機制和條件
1.1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涵義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地緣毗鄰的城市或地區通過建立溝通協調機制和渠道,制定統一的區域政策制度、統一的區域規劃布局、統一的區域對接措施,在統一的區域發展戰略指導下,協調彼此的發展目標、發展定位和行動;按照區域經濟發展總體目標,充分發揮各自區位優勢,進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利用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方向的同一性、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地域的相鄰性等特點,實現全區域內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借助于合理的利益調節機制,促進地區間的產業整合與重組,實行地區經濟聯合與協作,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并以有效的約束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內部耗損,以提高區域經濟總體效益的一個動態過程[1]。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要能保證區域內各方面運轉有序、分工科學、揚長避短和合作共贏,從而使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活動空間格局最優化、經濟利益最大化、對外競爭最強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包括生產要素市場一體化、產業發展一體化、產品市場一體化、區域城市發展一體化和經濟政策一體化等多個方面,其實質與核心是區域市場的一體化和區域貿易自由化。
1.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機制
1.2.1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力機制
1)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利于消除區域之間的各種歧視性政策障礙,促進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要素向具有區位優勢和比較優勢的區域集聚。這樣就可能促進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形成新的增長極。增長極又具有明顯的擴散效應,可以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在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的作用下,可以提高區域的資源配置效率,使區域經濟關系更為緊密,這不僅有利于內部效益的擴大,而且有利于強化區域競爭優勢。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從以行政區劃為特征的區域格局向以產業互動為基礎的經濟區域整合的轉變,通過統一區域政策,消除區域市場壁壘,加快要素自由流通,使資源在更大區域空間內實現有效配置。區域一體化帶動了市場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使企業能在更大范圍內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個地方經濟真正融入區域經濟,克服以鄰為壑、過度競爭的現狀,進行全方位、多領域的合作,對區域內各種資源和基礎設施實現共享。范圍經濟的合力就是從這種合作和共享中產生的。
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低成本機制。在一體化之前,區域之間由于缺乏統一的政策和制度,往往對貿易、投資等活動實行管理而發生一定的行政性或制度性成本,而履行這些行政管理手續也要耗費一定的時間和費用。在一體化之后,因建立了統一的市場制度和相應的政策協調機制,各種商品和要素流動壁壘會不同程度地消除,必將大大降低其交易成本。而且,區域內各地區之間在地理距離、經濟距離和文化距離的可接近性,也使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了低成本優勢。
1.2.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組織機制有效的經濟組織是區域經濟成長的關鍵。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各區域經濟主體產生了相互之間通過主動合作推動自覺經濟融合的需要,以求實現各地區之間的優勢互補,促進資源在本區域內的有效配置,從而促進各地區共同發展。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更需要有經濟主體的主觀動力,形成有效的組織機制。
1.2.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區域合作協調機制在目前地方政府主導發展的格局中,建立一個有效的區域合作協調機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調發展至關重要。比如,在保持地方經濟活力和地方政府的動力的條件下,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區域間、城市間如何分工協作,各地方政府之間如何就經濟政策、基礎設施、產業合作與重組及利益分配進行協調,并且朝向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的經濟新格局發展,都是現實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1.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條件
從發展經驗和發展的內在要求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條件在于:第一,資源配置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基礎。豐富的資源優勢,只有通過市場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才會進一步轉化為資源開發優勢和資源配置優勢,為區域經濟騰飛增添力量。第二,近鄰的區位條件是一體化的天然稟賦。共同的地域空間具有地域相連、人緣相親、文化相融、經濟相通等特點,對各類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觀區域管理,設立區域合作協調組織等都比較方便,是實施區域一體化最基本的載體和依托。第三,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架構了一體化的溝通橋梁。區域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為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創造了條件,為整合區域內資源、促進區域內各方開展合作提供有力支撐。第四,共同的利益訴求是區域一體化的動力源泉。區域經濟合作是建立在利益趨同性基礎上的,各個地區都在自己所擁有的生產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獲得經濟和社會利益的雙贏是區域一體化的基本內驅力。第五,相似或互補的發展模式是一體化的選擇基礎。由于區域內各個城市或地區的發展模式存在差異性,才使得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了選擇的基礎,相似和互補的經濟發展模式更有利于區域經濟融合。
2京津冀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的現狀分析
京津冀在經濟發展上各有所長,互補性很強。北京擁有知識經濟、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優勢,天津擁有加工制造業和海運等優勢,河北則擁有重化工業、鋼鐵產業和資源等優勢。強化京津冀更深層次的合作,將更有利于三方合理分工、優勢互補,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力。
2.1京津冀政府間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加強
從2004年共同簽署《廊坊共識》到2008年簽署《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深化經濟社會發展合作的會談紀要》和《天津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經濟與社會發展合作備忘錄》,標志著京津冀合作的思路和目標更加明晰。2006年3月,京津冀區域發展合作研究第一次聯席會議在廊坊召開,會議分析了京津冀區域發展與合作面臨的形勢和問題,對建立長期合作研究制度達成若干共識。隨著京津冀三地政府協作組織和協作機制的相繼建立,政府間的合作日趨頻繁,有效推動了京津冀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2]。
2.2京津冀跨行政區的產業轉移發展迅速
受市場力量的驅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京津冀都市圈跨區域的產業轉移頻繁。一些不符合北京功能定位、資源稟賦和環境要求的產業因此搬遷到河北具有較強產業基礎的地區,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首鋼落戶唐山曹妃甸。同時,河北在正定投資58億元打造北方最大的紡織工業園區,吸引京津等地紡織企業入駐。并且,近兩年由京津向河北單向轉移的局面已有所逆轉,華龍、神威、恒利這些急需擴張的河北民企也紛紛進京。這種布局有利于京津冀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配套體系和合理的產業梯度。
2.3京津冀區域交通一體化取得實質性進展
近幾年來,北京、天津與河北一直在緊密協作,聯手推進區域內海港、空港、公路、鐵路多種運輸能力建設,以構建一體化交通體系為“突破口”,合力啟動區域經濟高速增長引擎。比如,京津城市軌道、京津第二條高速公路已陸續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已于2009年9月全線通車;京昆高速京石段、京臺高速京冀段已于2009年開工建設。到2011年底,京石鐵路客運專線將提前通車。隨著京廣客專、京滬高鐵、津秦客專、保津城鐵等工程的建設和逐步投入運營,快速軌道將織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交通一體化將為京津冀實現區域經濟融合提供重要保障。
2.4京津冀區域市場的開放程度不斷提升
隨著京津冀地區經濟交往活動的增多,三地逐漸在市場開放方面加大溝通與合作力度。而且,京津冀都市圈快速交通體系的初步建成以及無障礙通信的實現,為三地在投資、貿易、旅游、企業合作等方面逐步開放市場提供了基礎。多年來,國家發改委和京津冀發改委一直為促進區域交流與合作、排除市場和政策障礙進行協調,研究當前和近期區域合作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制定出相應的政策、規劃和意見,為打破區域界限、推動區域內市場一體化運作提供良好環境。
2.5首都經濟圈將成為京津冀區域合作新平臺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打造首都經濟圈”的提出,讓該區域合作有了一個新平臺。據了解,北京市已確定在“十二五”時期深入開展與津冀及環渤海地區的合作,充分發揮首都優勢,顯著增強服務區域、服務全國的功能,共同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和首都經濟圈形成。包括加快京石、京張、京唐等城際高速鐵路建設,實現與津冀等省區市的快速交通聯絡;深化與天津港、唐山港的合作,促進貿易便利化;積極引導產業沿京津塘、京保石、京唐秦等發展軸向外輻射發展等。
3京津冀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困難和障礙
3.1各自對區域經濟合作的態度存在偏差
北京的發展總是以自己為中心,要求津冀為自己提供方便和服務,在產業轉移、水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方面也是如此。天津也憑借北方經濟中心、濱海新區特殊政策和龍頭大港地位,比較熱衷于自身發展,對京津冀都市圈建設失去熱情。而河北總期望通過與京津合作帶動自己發展,所以對區域一體化是最熱心的[1]。原本處于一個共同的地理環境單元,但河北與京津并不能獲得同等的發展機遇,不公平競爭導致區域經濟畸形發展,影響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區域經濟宏觀效益整體水平的發揮。
3.2市場意識淡薄,缺乏區域合作與一體化的觀念
受傳統計劃體制和行政區劃的影響,各地長期實行行政壟斷、貿易保護、市場分割、自成體系的封閉政策,各省市在發展戰略和思路上各自為政,缺少協調和溝通,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隔閡。他們缺乏利用市場機制推進區域合作的意識,過多習慣于政府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由于市場意識淡薄,區域合作意識不強,導致各地區生產建設重復布局和產業結構趨同。
3.3尚未建立高層次的區域合作、磋商與協調機制
近年來,雖然京津冀高層領導進行了雙邊互訪和多邊協商,但這種區域合作仍處于初級階段,是一種倡導式的磋商機制。目前,區域內合作組織形式松散,協調機制和決策機制的制度化程度較低,一直未能建立起正式的高層協調機制,限制了地方政府間的深度合作。當前京津冀區域政府協調機制的形式僅限于首長聯席會、協調會和合作論壇,仍未能就區域內的產業分工與重組、基礎設施建設及生態環境治理等戰略性合作問題進行深入磋商并達成共識[2]。
3.4政府缺乏有效的參與和導向,沒有協調統一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
區域經濟本應是協同發展的,但由于京津冀區際分工體系不合理和運行機制不完善,導致市場分割、貿易摩擦和惡性競爭時有發生。目前,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仍然限制在行政區范圍內,政府之間缺乏區域層面的審視,區際協調溝通組織和機制缺失,使區域經濟組織與區際經濟活動始終處于無序、混亂和松散的狀態。特別是區域經濟在不受中央或區域協調組織宏觀規劃與統籌布局的控制下,區域內勞動地域分工規律、整體效益規律和協調發展規律很難對區域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3.5市場發育滯后,尚未形成區域統一市場
從根本上講,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市場的一體化,是各種資源和要素在區域市場內部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的結果。目前,雖然京津冀在市場開放等方面開展了初步合作,但開放程度卻不夠深入。由于市場發育不足,并且京津冀在生產要素市場建設、供求信息溝通、政策支持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3],所以京津冀之間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與共享還不夠充分,阻礙了京津冀區域經濟融合和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
3.6產業結構趨同,產業互補性差,沒有形成合理的產業鏈
多年來,京津冀各自為戰,城市發展目標相似,在產業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導致重復建設和產業同構趨勢加劇,相互之間爭資源、爭項目、爭投資等過度競爭和封閉競爭現象嚴重。由于經濟同構、互補性差,加劇了資源的過度集聚,使北京的首都優勢、天津的港口優勢和河北的資源優勢與區位優勢沒能協同發揮,未能形成區域整體的競爭優勢。而且,產業結構的趨同使京津冀經濟圈內無法形成合理充分的產業鏈條。京津作為中心城市,對地域經濟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不強,三地產業聯系不夠緊密,缺乏區域內強大的產業鏈,沒有形成緊密的分工協作關系[4]。
3.7“空吸現象”拉大了區域發展差距
一面是京津強烈的集聚效應,另一面是京津較差的輻射效應,導致河北的優勢資源不斷向京津聚集,從而形成“空吸現象”,使周邊地區發展相對遲緩,產生了今天的“環京津貧困帶”[3]。這樣可能使京津失去經濟腹地,形成“孤島型”中心城市。若沒有經濟腹地的物質和資源支持,京津的輻射帶動能力就非常有限,使河北無法分享京津的發展成果,也就很難承接京津兩地的產業轉移。這是不利于區域協同發展的。
另外,“誰來做地區老大”的意識形態一直在作祟,尤其是京、津兩個直轄市在區域內的定位和協調問題,使三地缺少實質性聯合。如果誰都想當“老大”,以牟取更多的資源,而不愿承擔更多的責任,也不愿與他人共享,那么經濟一體化進程就不會得到深入發展和強化。
4京津冀加強區域合作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對策
4.1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系統目標
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首先要對各地區的發展目標進行整合,使京津冀在發展目標上達成共識。目標整合的目的是實現京津冀對資源利用和要素配置的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追求社會公平,縮小區際差距。為此,應發揮產業擴散、經濟扶持與財政優惠政策的積極效應,建立財政轉移、產業轉移、人才轉移和科技轉移四個機制,發揮京津和河北省中心城市的優勢,對周邊落后地區給予財政補助和產業帶動,以平衡不同區域經濟主體的能力差距,實現協調發展。
4.2加強各層次主體之間的密切配合,建立政府間協作機制
市場主導、政府推動,是當前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模式,從長遠看,京津冀地區的經濟融合應當由市場力量來推進,但由于目前我國仍處在轉型時期,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所以政府的推動和協調作用是必不可少的[5]。各地政府要齊心協力,相互依托,優勢互補,共謀合作發展大計。各層次主體之間要彼此協作,密切配合,共同構筑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的總體框架。
4.3建立區域間利益協調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
區域經濟發展具有不平衡性和主體功能定位上的差異性。相對而言,京津處于產業鏈的高端和上游,是資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是資源的輸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態、人才以及小城鎮建設等方面將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在產業轉移過程中,河北可能承接來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面臨環境上的巨大犧牲。因此,京津冀在要素配置、產業分工、環境治理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為此,京津冀應盡快建立利益協調機制和補償機制,如實行優惠政策、進行區域援助、完善轉移支付以及制定水資源補償機制和生態建設補償機制等,以協調各方發展利益,實現三方合作的共贏,提高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穩定性和長效性。
4.4建立一體化的市場體系,清除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
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本質要求。因為統一的市場體系不僅可以促進區域經貿合作,促進貨物、服務和資金自由流通;而且可以加強區域的商業競爭力,增強投資者對整個區域經濟的信心;還有利于要素的流動和集聚,推動微觀企業的規模化和專業化,使產業鏈條不斷延伸[6]。為此,京津冀首先要聯手完善商品市場,發展物流與貿易合作,建設區域農副產品統一市場。其次,相互開放和發展要素市場,突破體制障礙,合作發展勞務、金融、產權、房地產、技術等要素市場,最終促進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
4.5明確區域產業分工與合作,優化區域空間產業布局
隨著天津濱海新區和曹妃甸工業區的開發建設,京津“雙核”如何實現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京津冀重點產業發展區如何分工布局,成為影響區域發展的重要問題。總體上看,北京應充分發揮其人才、技術、信息齊備的首都優勢,重點發展具有更高層次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信息產業、金融產業和“總部經濟”;而天津要進一步發揮港口和濱海新區的作用,增強物流業、現代制造業、海洋產業和研發成果轉化基地功能;河北則應從資源和基礎條件出發,除繼續加強發展傳統的重化工業、生態和特色農業以及有比較優勢的醫藥、紡織等行業外,還應充分利用產業梯度轉移的大好時機,接收京津轉移出的部分產業,以提升自身的產業結構[4]。
4.6建立分工合理的城市體系
一個合理的城市體系,應當是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分工合理,其功能外溢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城市間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經濟發展具有良好的組合性和互補性。京津冀都市圈應構建以北京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莊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協作的城市體系[6]。將北京定位于政治、文教、科技、國際交往、國際金融和信息產業中心;將天津定位為重化工、外貿口岸、商業、電子產業和區域性金融中心;將石家莊打造成中國藥都、華北重要商埠、現代物流基地和區域性高新技術產業中心。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產業轉移,充當大企業的加工基地。
4.7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
基礎設施是區域經濟發展的載體和平臺,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整體效益的發揮[5]。因此,加強統籌規劃,建立起京津冀銜接配套與功能共享的基礎設施,實現三地交通運輸設施、電信網絡、能源設施、旅游設施等基礎設施的對接,是當前促進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放眼國內,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代表的經濟區域內,各級政府和市場主體通過實質性合作所表現出來的區域一體化的經濟績效和社會效應,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和動力去努力建構一個行之有效的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由各類企業組織參與的區域合作機制,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而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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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科學技術的創新,特別是運輸通訊技術的創新導致了聯系交流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信息技術等的交流越來越重要,出現了全球范圍上的信息、技術、產品、貨幣資本和人員的頻繁交流,地球空間縮小,時間效應加強。與此同時,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企業以及地區為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所帶來機會與挑戰紛紛調整各自的全球化發展戰略。這一世界趨勢與跨國公司以及區域的對應行動相互作用、相互推動形成了雙螺旋式的演進過程。全球經濟一體化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區域發展模式,為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全球經濟一體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改變了區域經濟空間結構
1、用“流空間”取代“地點空間”。物質流、資金流、勞力流、技術流和信息流的互補流動是國際分工和經濟頻繁聯系的客觀反映,這5種“流”的互補流動,構成了全球經濟相互依賴的循環系統。全球經濟一體化使這五種“流”加速,這5種流猶如千萬條無形的紐帶,把整個世界經濟交織在一起。從經濟聯系的角度看,隨著運輸和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一方面距離和空間的阻隔作用日益消弱;另一方面,全球資本流動和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經濟活動跨國界的功能整合和區域經濟活動的相互依賴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組成內容,世界經濟趨向于一種網絡化的結構。這種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持續優化配置過程而形成的各種經常的從不間斷的互補流,使地點的差異性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不明顯;技術和競爭的變化也進一步削弱了區位對資源、資金、技術和其他投入要素的地區限制。因此,經濟的發展對特定區位的要求已不十分必要。
2、跨國公司的活動影響當地區域空間結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成與跨國公司的發展及壯大密不可分,跨國公司以全球作為市場范圍來規劃生產經營,以達到在地理上可以更經濟、更有效地組織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跨國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資注入一個地區后,一方面,通過為投資地帶來資本、技術、就業機會,促進貿易和產業結構變化,加強了投資地的競爭優勢與對外的經濟聯系,并改變區域的社會經濟空間結構;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憑借雄厚的實力,不僅在區域內爭奪產品市場,更重要的是爭奪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這樣一來,降低了本地區的創新能力,并且隨著對跨國公司信賴程度的加深,有可能演化為外來跨國公司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造成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對外部的依附性。
(二)影響區域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1、為實現區域內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有利條件。經濟全球化使物流和信息流大大加快,新的科技成果通過其自身的傳導機制擴散到全球范圍,由于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新技術產業發展及應用的速度大大提高。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必然使各國或地區把產業結構調整推廣到全球,從而在世界范圍內引起產業轉移的浪潮。經濟全球化有助于區域利用先進技術和豐富的管理經驗,促進區域傳統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快產業開放,加速區域傳統產業與外來產業的融合,提高區域產業的對外開放程度和融合度、用外來產業優勢,如技術優勢、管理優勢、人才優勢彌補本區域傳統產業的不足,加快產業的現代化進程,并且通過內外產業的融合,創造出新的組織優勢,形成新的企業管理和經營文化、新的產業形態和企業組織,甚至新的技術與制度創新模式,這有利于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
2、并購和重組成為區域產業結構協調的主要手段。全球經濟―體化使“并購”與“重組”成為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手段,通過“并購”與“重組”來追求經濟民族化與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相互融合,是各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目標。當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正在“跨國”和“國內”兩個方面同步展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率先開始的經濟結構大調整,顯然已波及世界各國,結構調整呈現出發達國家的“強強聯合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趨向“優勢互補,平等互利”的局面。其中,歐美各國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中仍占主導地位,同時發展中國家愈益重視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積極發展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達國家將繼續把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騰出資金和物力開發高新技術產品。
(三)改變了區域經濟發展內容
1、擴大了區域與外部的交流與合作。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快了國際范圍內的資金、知識、技術等流動資源的高效配置,受其影響,區域也不斷拓展與區外特別是與國外的交流與合作,增加進出口量。對外的知識交流和國內外組織結構之間合作,使得本地的知識存量有所增加。國際貿易的擴大,將會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交流,從而在信息知識交換中獲得新的知識、觀點和啟示。這樣,可提高區域經濟的績效。
2、高新技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隨著高新技術與信息產業的發展,經濟的世界化使得有形的商品和資本向無形的信息全球化轉變。信息的高速傳送穿越了時空、空間的障礙,使原本屬于國家或區域范圍內的問題變成全球的問題。21世紀的網絡技術和生物技術的廣泛運用為區域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更光明的前景,任何國家都可以以知識為本,大力發展新經濟,擺脫或減弱資源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同時由于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蓬勃發展,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已讓位于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經濟的發展更加依賴與人才、知識、信息技術等要素,技術創新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不竭的動力。隨著跨國公司研究與開發活動的擴展,特別是部分當地人員參與跨國公司當地研究與開發活動的管理,或者通過示范效應,必然有助于提高區域內研究機構和企業的創新能力。
二、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主要內容
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布局和指導方略,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任何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調整都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首先,根據區域發展的現實基礎,內外部聯系和在地域分工中的作用與地位,進一步發展地位的轉變等因素,對區域發展在大區發展、國家發展甚至國際發展中所占據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所承擔的功能做出準確判斷和勾畫,這是制定區域發展戰略的關鍵所在和難點所在。
其次,對區域發展的資源優勢、區位優勢、經濟基礎優勢、科教優勢、交通優勢、市場優勢、人才優勢等進行重新審視,分析哪些優勢已變成平勢或劣勢,那些優勢尚未充分發揮出來,那些是發展潛力巨大的優勢,用動態變化的觀點分析優勢,用相對的觀點看待優勢。根據變化的因素進行發展戰略的相應調整,揚長避短,突出優勢。
最后,尋求區域發展的戰略機遇與挑戰。從區域發展角度分析,加快區域的發展一靠機制,二靠機遇,機制是根本,機遇是關鍵,挑戰是動力。在進行區域發展戰略調整時應理順區域經營機制,營造良好的科技創新體制,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通過調整區域發展的支柱產業和戰略重點抓住初遇,迎接挑戰。
三、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主要對策
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內在涵義,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調整的方法是多種多樣和多變的。全球經濟―體化引起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的變化,決定了區域經濟要發展,就有必要根據這一變化的條件進行發展戰略調整。
(一)采取雙向互動的金方往開放戰略
一國或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其國際開放程度有著緊密的聯系。所謂雙向互動的開發戰略就是要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原則,真正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國際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發揮本區域優勢,克服本區域劣勢,從而促使區域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引進來”包括既要積極引進國外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又要加強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在引進方面,政府應采取一系列積極的政策措施,比方說,進一步擴大外商投資領域,拓寬利用外資渠道,放寬利用外資有利條件,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等。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下的區域國際開放不能僅僅停留在“引進來”這個層面,更要注重“走出去”。“引進來”是為了彌補劣勢,而“走出去”卻是為了發揮優勢。“走出去”則要調整區域的出口產品結構,從而提高國際競爭力,此外還要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直接利用國際資源和更廣闊的市場發展地區的優勢產業。對于區域經濟發展來說,實施“走出去”戰略,就要考慮資本、技術、產品、服務等如何參與國際競爭,搶占國際市場;要使企業集團化、規模化、國際化,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要實施名牌戰略;抓住機遇,優化出口結構,提高參與生產國際化、貿易國際化和金融國際化的能力,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區域一方面要把經濟全球化放在自己特有的區域經濟條件下考慮,努力建立在國際游戲規則基礎上的外資、內資公平競爭和共同發展環境;把國際資本融入本土經濟,本土經濟按全球化軌道來運作;另一方面要認真研究本土經濟的特點,充分挖掘本土經濟資源,創造本土經濟進入國際經濟的條件,發展本土優勢,提高本土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積極鼓勵國際跨國公司的本士化戰略,同時鼓勵本地區優秀企業走出國門,形成雙向互動的全方位開放格局。
(二)加強國際合作,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應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本地區或國家經濟發展挑戰的一種手段,它可以促進生產的國際分工和企業國際化,對增強地區和國家競爭力大有幫助。亞洲金融風暴說明,經濟全球化引起的風險是全球性的,極具破壞性,單靠一國之力是無法抵御的,各有關國家和地區要通力合作,協調有關的貿易、財政、貨幣、匯率政策,互通信息,把風險控制在最低限度內。歐盟經濟―體化取得的成就就是很好的例證。
關鍵詞:京津冀區域 經濟發展 首都經濟圈
京津冀區域靠近首都經濟圈,擁有深厚的工業基礎,具有十分明顯的發展優勢。基于實現首都經濟圈發展的目的,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的發展理念被提出。結合當前京津冀區域的特點,只有在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找出關鍵點,才能夠推動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獲得實質性進展,以滿足經濟發展需求。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一)京津冀區域經濟規模
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來看,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區已經成為三大重要的經濟板塊。從表1可以看出,2013年京津冀地區與三大經濟板塊的經濟規模比較情況。三大經濟板塊的生產總值達到了212990億元,占據了2013年全國生產總值的37.44%。其中,京津冀地區2013年生產總值為62172億元,占據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10.93%,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7345.35元。
相對于其他兩個經濟板塊來看,京津冀地區水平最低。在京津冀內部,三個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2013年河北省的生產總值最高,對京津冀地區的經濟貢獻率達到45%以上。但是河北省人均生產總值僅僅為38596元,相對于京津兩地存在明顯差距。
(二)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
2013年京津冀地區的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的發展狀態。其中第三產業占據京津冀地區生產總值的51.7%,相對于全國46.1%的比重要高,第三產業已經成為京津冀地區的主導產業,同時也是日后的發展趨勢與優勢[1]。而京津冀地區的第一與第二產業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已經形成了成熟的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格局,2013年北京第三產業比重為76.9%[2]。天津與河北的產業均為“二三一”,其中天津已經邁入后工業化時代,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相當,并且已經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產業格局。而河北省的第一產業比重相對更大,由于接收了京津兩地的一些制造行業,因此河北省開始走上資源與加工融合的產業格局。
(三)京津冀區域基礎設施建設
2008年京津地區高鐵運營極大的拉近了兩地的距離,形成了兩地半小時經濟圈[3]。同時,京津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的建設已經大致完成了京津冀地區三小時經濟圈。2009年,京津冀地區三個省市簽訂了城鄉規劃框架協議,京津冀地區交通發展已經全面進入道路現代化時代。從目前京津冀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來看,京津冀地區已經形成了大型綜合運輸大通道,完善的綜合交通體系給京津冀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十分關鍵的支持。
二、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點
(一)把握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京津冀地區規劃是國家發展的重點區域之一,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本地區經濟水平的提升,并且有利于實現戰略發展的優化。長時間以來,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十分不平靜,其主要原因就是三地各自發展,開展非理性競爭,沒有貢獻資源。因此,當京津冀一體化經濟能夠得到落實,京津冀區域的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將會實現共贏[4];二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提升社會各界的信心。目前,國內經濟增速相對緩慢,未來經濟發展趨勢不容樂觀。雖然城鎮化進程的腳步讓人們對未來的發展所有信心,但是由于其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因此很難提升社會各界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然而一旦實施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可借鑒“長三角”等經濟增長模式,使此區域的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從而提升社會各界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三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有利于緩解北京在各個方面的壓力。當前北京地區的資源過于集中,經濟、文化、人才等都聚集在北京,房屋價格居高不下,基礎醫療設施難以滿足群眾需求。而當京津冀經濟一體化順利實施,北京的經濟、醫療、居住等方面將有趨勢往周邊地區輻射,將會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北京的生存壓力。
(二)發揮各地產業優勢
當前市場經濟環境競爭更加激烈,京津冀地區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板塊,只有在認清各地優勢,明確各地分工,集中資源優先發展各自的優勢產業,優化資源配置,才能夠最為高效地利用資源,避免資源浪費與重復建設,最大程度發揮京津冀經濟圈的實力,加快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5]。北京地區擁有大量的人才與充足的資金,因此應該優先發展高技術的信息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等,將餐飲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加以輔助發展高質量服務業。例如,北京通州新城擁有十分完善的服務硬件設備以及文化產業設施,因此可以重點推動現代化服務業發展,建設文化創意園,打造北京文化商務中心區。又如,北京順義新城擁有首都機場連接國際航空的優勢,其可以大力發展物流、商務、國際會展等產業;天津的工商業、制造業基礎十分雄厚,其擁有領先的科技成果轉化的優勢,能夠在航空領域、節能環保領域、生物醫藥領域等新興產業中獲得優勢。同時,天津臨海,擁有地理交通優勢,可以發揮港口的便利深化口岸物流合作,重點發展海洋經濟;河北省應繼續發展基礎產業,尤其是第一產業中的農業與牧業,充分利用冀東地區充足的自然資源,積極發展鋼鐵、紡織、服裝等資本與勞動密集型產業。例如,秦唐滄地區處于環渤海的核心地區,交通位置便利,因此應該積極拓展物流、化工等產業,利用本地優勢發展水稻、葡萄等農產品。又如,保定地區可以憑借著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加快發展旅游業、制造業、新能源產業等。
(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與產于集聚有著密切的聯系,而產業聚集與流動的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是重要的支撐之一。因此,要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要進一步強化基礎設施建設。首先,要加快各個城市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途徑的建設。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區高速鐵路建設,重視京津冀機場建設,加快建立北京、天津、河北的交通干線。同時,還要重視基礎設施軟件的互聯。京津冀地區可以參考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板塊,使用“一卡通”制度。雖然目前,京津兩地已經發行并且使用了“京津一卡通”,但是發行數量較少,使用并不十分普及。因此,政府應加快京津冀地區基礎設施軟件建設,實現各個地區城市高鐵、地鐵、公交一卡通行制度,讓各個城市的群眾流動更加便捷,實現京津冀區域的信息化連接。
(四)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強化各地政府之間的合作是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點之一。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需要憑借市場經濟規律的支配以及市場主導的各項合作,而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角色應該注重對市場體系進行優化完善。但是就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現狀來看,市場調節體制依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要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就離不開政府的主導。政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充分發揮主導作用:一是打破觀念限制。當前京津冀三地之間存在著行政區域的劃分,這是阻礙三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是導致基層設施建設缺失,產業同構的本質問題。鑒于此,京津冀三地政府應該發揮引導作用,淡化行政規劃關系,堅持開放的原則,以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共同發展。京津冀應該各自明確自身區域的經濟發展目標,認清各自地區的功能定位,以實現產業、交通與城市一體化。政府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區域協定、多方協議等方式來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建立區域一體化市場;二是為了推動京津冀三地經濟一體化進程,政府要構建統一的法律體系,強化三地的經濟發展政策,實現政府管理的統一化;三是構建和諧的區域發展環境,消除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阻礙,以保障各項經濟政策能夠落實到位。例如,政府可以制定出臺有利于京津冀地區產業優化的政策,推動非國有經濟的進步,正確引導三地人才、資本、技術流通,設立相關部門負責各地之間產業關系協調發展,以全面建設京津冀產業優化的服務支持體系。
三、結束語
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是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京津冀地區想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發展就應該從把握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發揮各地產業優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等幾個關鍵點入手,以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區域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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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茂華.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構想與前景展望[J].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5 (3):15-20.
[3] 涂英柯,司林波,孟衛東.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綜述[J].商業時代,2013 (26):136-138.
關鍵詞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拉美地區共同市場 經濟績效
東亞與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起點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經濟一體化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地區之一;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則非常滯后,1967年成立的東盟真正開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時間是1976年。然而,經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實踐,兩個地區經濟整合的績效卻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
區域一體化的貿易績效比較
1、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
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最顯著和直接的效應是由貿易創造效應帶來的區域內貿易量的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是世界上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1980-2009年的30年間,東亞地區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這一數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歐盟則從41.4%下降到36.6%。雖然在1980年,東亞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還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遠遠低于歐盟,可是到2009年,卻已經超過了NAFTA,目前東亞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約為28%。另一方面,東亞地區也是區域內貿易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統計,1980-2009年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額從773億美元上升到3,48萬億美元,累計增長約45倍,而東亞與區域外的貿易額僅增長了10多倍,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從22.4%穩步上升到44.67%,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額占比則由77.6%降至55.3%。克魯格曼認為,當地區內部貿易占該地區貿易總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時,這個貿易區才是有效率的。顯然,按照此標準,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有效率的。
貿易結合/密集度指數是衡量區域內各經濟體貿易關系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根據我們的計算,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指數絕大多數都超過1,一些經濟體之間的指標甚至超過3。而且,從總的趨勢來看,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在從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基本上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這說明東亞地區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依存關系變得愈來愈緊密。東盟內部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也是顯著上升,到2006年兩者都超過了4。在東亞,這四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結合度普遍上升,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簽署FTA以及跨國公司加強了域內分工網絡等有密切關系。
2、拉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創造效應
拉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對區域貿易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著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各國之間逐步相互降低關稅、限制非關稅壁壘,以實現區域集團商品的進口自由化,同時成員國還采取提供優惠待遇、將稅收列入貿易自由化計劃、對區域外商品實施共同對外關稅制度等措施鼓勵貿易自由化,促進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以拉美自由貿易同盟(LAFTA)為例,該組織11國在1962-1973年12年內,消除了大部分關稅和其他限制,互惠貿易協定使得拉美各國在LAFTA區域內的出口和總出口都有明顯的增加。LAFTA總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億美元,在20年的時間里增加9倍多,各國區域內部的出口總量則從1962-1964年的平均6.24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億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區域內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從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階段,區域內的出口和區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說明此階段的貿易額主要是因為一體化協定的簽訂而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排斥區域外國家的貿易導致區域內的貿易轉移。安第斯集團內部關稅減免率達75%,相互間的貿易額從1969年的0.78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億美元,約增長17倍多;1960-1980年期間,中美洲共同市場(五國)地區內出口總額從0.30億美元增至9.94億,增長31倍,中美洲共同市場地區內部貿易額已占該地區出口總額的20%;加勒比共同體地區內出口總額從2130萬美元增至3.5億美元,增長15倍。整個拉美地區內出口總額從7.49億美元增至138.82億美元,增長逾18倍。
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事件和政治動蕩導致了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使得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解體或名存實亡。在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拉美區域內貿易下降了36%,恢復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在開放地區主義指導下得到恢復和強化。從1990年開始到2000年,拉美區域內部大部分團體的內部貿易每年的增長率都接近和超過10%。這期間整個拉美區域內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的比重達到19.5%。進入21世紀以來,整個拉美地區的一體化進入良性快速發展的階段。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的幅度超過了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達到34.3%,高于同期區外出口增長17.5%的增速;2006年區內出口增長為25%,也超過了21%的區外出口增長幅度。然而,開放的地區主義在弱化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封閉性”的同時,也稀釋了區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統計,1997年南方共同市場的區域內貿易額相當于各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而2006年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個拉美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間的貿易額大約為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5%左右。而東盟2000年區內貿易比重為24.7%,2005年上升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個百分點。
3、對兩地區域內貿易擴大的比較和解釋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比拉美的區域內貿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區域一體化組織東盟內部,其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卻與拉美一體化組織的水平相近,這說明區域貿易協議并非是推動區域內貿易發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國公司的分散化生產也是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跨國公司將一種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其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體化過程的貿易創造效應需要用更加精確的模型進行測算,但從邏輯上看,由于相互之間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措施,兩個地理上相鄰且貿易密切的國家達成貿易協議更有可能產生貿易創造效應,而不是貿易轉移效應。
在實證研究上,鄭昭陽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紀末期,東亞區域內貿易水平比普通標準水平高出115%,而與區外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則分別比標準水平低約11%和30%。他們認為這種較明顯的區域內貿易
傾向對日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具有導向性,區域內貿易和一體化構成了互為因果的聯系。對拉美一體化貿易績效的實證研究則有所差異,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測算了南美洲地區貿易協議對貿易的影響,研究發現安第斯共同體和南錐體共同市場等一體化組織對貿易都產生了顯著和正向影響,地區集團內的實際貿易結合度比經濟規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稟賦所能解釋的貿易結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區一體化協議未能增進貿易,區域內貿易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國家總體貿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認為,南美的區域貿易協議在1980-1996年內,并沒有在總體貿易自由化效應之外增加區域內貿易的廣度。
拉美地區都是以資源為基礎的經濟,生產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產品,這限制了相互間產品貿易的增長潛力。只有制成品貿易與工業合作才能為拉美地區內部貿易的長期增長提供源泉。從表1可以看出,拉美區域產業關聯度比較低,區域內產業分工程度遠低于東亞地區,表現在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集團內部零部件貿易比重不僅遠低于東亞地區,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只與南亞國家聯盟相當。這是拉美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比東亞地區遠為遜色的根本原因。
區域一體化的投資績效比較
經濟一體化理論認為,區域一體化組織成立后,由于投資壁壘的平均保護水平上升,或FDI的數量受到一國國內市場最初規模限制的放松,從區域外流向區域內的FDI會增加,更大的市場使區域成為更有吸引力的投資地。也有學者從成本角度考慮,認為一旦若干個國家結成穩定和繁榮的貿易區或簽訂其他經濟協定,由于邊界更加開放、運輸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價的勞動力,外國投資者會增加對這些區域的直接投資。在東亞和拉美的一體化過程中,外國直接投資都保持逐漸增長的趨勢,可以認為這是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積極影響。
1、區域一體化導致FDI增加
東亞的投資政策總趨向是逐漸放寬對投資的限制,從限制性向更為自由化和激勵措施中性化的方向變化,各國和地區繼續向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開放自己的經濟,因而,東亞的FDI增長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總額的10%-20%。
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例,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區內保護水平降低,促使現有進口企業尋找更有競爭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時,隨著中國一東盟之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撤銷,各成員間的貿易更加便利,整個地區成為一個更大的大市場。這些都對外國投資者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從中國一東盟吸收FDI的情況來看,2000年以后雙方吸收的投資額都有了大幅的增長。從2000-2008年,中國一東盟吸收的FDI從642.56億美元增加到1529.96億美元,增長了2.38倍。中國一東盟雙向投資效應也逐漸顯現。根據統計數據,東盟對中國的投資從1999的32.7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51.06億美元,年增長率達到20%,2008年底,東盟對我國的投資達520億美元,占我國吸引外資的6.08%。中國對東盟投資從1999年的0.63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24.8億美元,從2006年起年增長率超過100%。從1999年至2008年底,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總額為52億美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把東盟國家作為主要投資目的地。
拉美國家吸引FDI的歷程則經歷了三個階段。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為規避進口稅的途徑之一,投資在一個產業較為集中,FDI的目標市場是拉美的國內市場;拉美經濟一體化是進口替代政策的產物,所以,在對待外資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條約組織成立后立即通過被稱為“第24號決議”的協議,確立了對待外資的共同規則。決議規定所有外資企業必須在15年過渡到合資企業,即國內企業股本必須占51%以上。這一決議提高了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談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國外投資者和商會的反感。因此,這一時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資間接投資即外債的比重卻上升很快。結果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及長達10年的資本外流時期。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走向市場自由化的進程中,各國都逐漸放松了對外國資本的控制。這一時期的FDI主要投資于拉美的自然資源領域,制造業部門的外資企業進行的生產不再僅瞄準內部市場,而且也以出口為目的。服務業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也出現了大量的FDI。另一個特點是南南之間(區域內和超區域)的投資也在增加。總之,90年代以來是跨國公司在拉美急劇擴張的時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都在拉美國家設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場占有率空前高漲:它們在拉美地區的銷售額從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業的分額高達58%,在服務業的份額占38%,在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初級產品部門,跨國公司的份額也達到17%。在拉美地區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國公司的份額從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從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資從778億美元增加到1196億美元,年均增長4.88%。這一時期是拉美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外資的重新進入對拉美經濟的恢復增長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2、區域內投資一體化趨勢
東亞地區的FDI在逐漸增加的同時,區域內投資一體化,即區內成員的相互直接投資也呈發展態勢。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東亞10個經濟體間的相互投資年均為271.37億美元,占其引進FDI總額的27.0%,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相應的數字進一步增加為351.36億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對其他9個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同期由104.5億美元增長為135.83億美元,增長了39.98%,亞洲“四小龍”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也由142.33億美元增長為177.12億美元,增長了24.4%。這里主要以東亞最大的區域經濟組織――東盟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例進行分析。
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大投資區計劃出臺后,隨著區內保護水平的降低和一體化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的逐步顯現,東盟區域內的資本流動也在加劇。1995-2006年東盟接受區內投資總額達到305.13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以前,區內總的相互投資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國有增有減,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增幅較大;危機之后,投資先減后增,2001年扭轉了下滑勢頭,區內的相互投資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達到62.42億美元,比1997年增長了57.5%。東盟區域內的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來自新加坡,其次是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這是因為在東盟各國中,新、馬、泰等國屬于經濟領先的國家,它們國內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所以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的新成員
國,從而成為新成員國的主要區內投資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新老成員國增進了解提供了一個平臺,東盟投資區將使成員國問的相互投資政策更加開放。
東亞區域內,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相互投資也呈現上升趨勢,從表2和表3中可以發現,東亞區內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東盟和中國的投資基本呈增加趨勢。但是,兩者的FDI主要來源又有所區別,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大于對中國的投資,中國香港和臺灣則是中國大陸的最大外資來源地,其對中國的投資遠遠大于對東盟的投資。同時,東盟對中國的投資要多于中國對東盟的投資。
拉美的區域內相互投資在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也逐漸增多。根據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國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區域化和企業全球化的輔助政策,一方面,一體化的目標之一就是推動區域內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國家采取了增進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競爭能力的戰略。數據顯示,1990-1994年間,來自拉美國家的FDI總額在拉美大國中均有明顯增加。在FDI的數額中拉美國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長2-3倍,在秘魯和委內瑞拉增長5倍,阿根廷則增長10倍。從所占比重來看,拉美國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和委內瑞拉的直接投資均有所增長,其中,多數國家增長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從2003年的70億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資發生在拉美區域內。目前,拉美國家的區域內FDI投資比重已經從總投資的5%增加至10%,主要歸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國在拉美地區設立了一大批跨國公司。根據拉美經委會的投資報告數據,巴西是拉美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投資國,2008年其28%的投資流向美國,25%的投資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智利對南美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72%,主要投資流向國為巴西和秘魯;哥倫比亞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有40%流入拉美地區之內,主要流向國為巴西、巴拿馬和墨西哥。
3、兩地區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比較
在比較東亞與拉美區域一體化投資效應時,需要回憶一下東亞最早的區域合作組織東盟與拉美的安第斯條約組織早期的工業合作計劃。1976年3月東盟經濟部長制定了第一個工業合作計劃(AIP),包括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尿素項目、新加坡的柴油機項目、菲律賓的富磷肥項目和泰國的純堿項目。每個項目投資2,5億至3億美元,由東道國負擔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員國分攤。1977年第二批AIP項目被提交給吉隆坡東盟首腦會議進行審議,包括印尼的高強度橡膠輪胎、馬來西亞的金屬切割工具、菲律賓的新聞紙和電鍍鋅版、新加坡的彩色顯像管,以及泰國的鉀堿礦和魚類養殖。由于這些計劃實施困難,1980年10月東盟簽署了《東盟工業互補基本協定》(AIC)。1981年6月東盟提出一個簡化形式的AIC,即東盟工業合資經營計劃(AIJV),它是一種生產一個產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簡單垂直分工計劃,但主要通過私人投資活動來實現。由于引入市場機制并放寬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勵區域外來投資,這個AIJV計劃比AIP計劃簡便易行,因此,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工業合作計劃。但其實施進展仍然異常緩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區投資計劃。拉美一開始就試圖通過協議性區域分工解決一體化收益分配和規模經濟效益問題,因為工業發展部門規劃被認為是制訂工業計劃和實現一體化成員國之間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業合作計劃以安第斯條約組織最為龐大,它們將可貿易品的1/3納入地區投資計劃。第一個工業發展部門規劃于1972年獲準通過,它包括了冶金、機械部門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計1980年約占總需求的1/3),主要涉及機械工具、采礦設備、電器設備和儀器。爭議最多的是石油化工與汽車制造部門的合作計劃。經過多年談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別就石油化工與汽車工業發展規劃達成協議,并在1978年進行了修改。第二個工業部門發展規劃需要巨額資本投入,具有極高的資金產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業機會,主要是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但這個規劃因缺乏技術支持和利益協調困難而無法付諸實施。拉美的經驗表明:要按照協商一致的專業化計劃來進行生產,規定什么國家生產什么產品,形成區域內產業分工是有問題的,東盟的地區性行業方案也遭到了失敗。小島清的協議性國際分工理論的有效性似乎難以在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中找到佐證。
20世紀90年代東亞和拉美的區域投資計劃更多地轉向能源和基礎設施,為區域內投資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將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投資則留給了市場力量。但兩者相比仍然可以發現三點差別。(1)拉美國家主要投資于鄰近國家。國際化理論認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將比在國內投資承擔更大的風險,為降低風險,企業將投資于地理和文化條件相近的市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國家都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并且在一體化貿易協議的作用下,這種投資關系得到了加強。(2)從行業投資來看,目前拉美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自然資源的生產部門,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業。因此,主要的拉美對外投資在于尋求市場擴大,還有一些拉美地區內投資仍然以保障原材料產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資源的安全等為目的。這一點與東亞區域之間的投資有較大的區別,東亞的區域內投資有很大部分是出于產業轉移和尋求更加低廉的勞動力的目的。(3)拉美區域內投資以產業間投資為主,而東亞區域內投資則經歷了80年代以前以產業間投資為主向90年代后以產業內投資為主的轉變。這反映了兩大地區產業分工與資本積累的差異。東亞地區產業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區發達和深化,形成了發達的區域生產網絡;同時東亞地區的資本形成和積累率也比拉美國家高,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對外擴張能力比拉美企業強。
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深層動力來自資本的擴張性,而經濟一體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當前,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的重要載體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推動力量,其推動力量來自資本擴張的本性。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不足,沒有形成足以跨國生產和行銷為目的的巨額資本,國內生產多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為主,產業、產品和工藝技術同構性強,生產分工水平低,無法形成緊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關系。這樣,彼此間對對方的產品必然不會產生強大的需求,貿易創造效應很小,難以分享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同時也無法形成旨在提高規模經濟效益的協議性分工。同時,發展中國家都是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國家,對外部投資的需求很大,而成員國彼此間的投資效應必然很小,即使有協議性分工,也難以執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場和東盟有關產業分工規劃和共同投資的計劃最終歸于失敗也就不難理解。
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進績效比較
1、東亞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自1955年以來,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始終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區,保持了長達35年的群體性持續高增長,從而被稱為“東亞奇跡”。其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東亞地區持續進行的產業轉移,依托投資和貿易的高速循環,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又把東亞各經濟體緊緊結合在一起。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東亞經濟的增長率一直維持在5%-6%的平均水平,遠遠高于當時世界經濟增長2%-3%的平均水平。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經濟率先起飛,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長奠定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基礎;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四小龍”抓住美日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70年代起,東盟四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開始吸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和投資,發展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大約用了20多年時間改變了落后狀況,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從1978年開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吸收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及海外華人的投資和產業轉移,也步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軌道,在隨后的30年時間里保持了平均9.8%的經濟增長率,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國、越南和中國為例:泰國的貧困率從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的貧困率有所回升,但與收入增長一起穩步地趨于下降,目前處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趨于改善,泰國貧困率會進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貧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經濟的急速增長不僅使國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貧困率。貧困率從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國在減少貧困方面成效顯著,貧困人口從1990年至2002年減少了2億人,貧困率從31.5%降低至12.5%。但中國與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狀況明顯惡化。中國的吉尼系數從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數則從1993年的0.35擴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學者江崎光男根據CGE世界模型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削減影響的分析表明,東亞FTA一般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具有正向增長效應,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貧困削減效果也是正的。但對中國而言增長效果卻不明顯,甚至還有負的可能性,遠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長效果大。
2、拉美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也是促進拉美工業化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世紀50-70年代是拉美一體化蓬勃發展的階段,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合作,有力地推動了拉美經濟的增長。在1950年到1974年期間,拉美主要國家的GDP的平均增長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間,是一個快速增長的過程。特別是在1965-1974年期間整個拉美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其區域國家的GDP平均增長率達到了6.7%。巴西的發展速度更是達到了10%,哥倫比亞、墨西哥的也達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長率,被稱為經濟奇跡。1974年到1980年期間的債務危機爆發前,拉美的GDP的增長率也處于相對快速的發展過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間,這個時期拉美一體化還在繼續發展,但是相對前一階段速度有所減緩。中美洲共同市場在20世紀60-70年代也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1960―1969年中美洲6國的實際GNP平均增長率達到5.7%,1970-1979年為5.3%。尼加拉瓜60年代實際GDP增長率高達7.4%,多米尼加共和國70年代也達到了8.2%。
20世紀80年代是拉美經濟一體化和增長的停滯階段。據統計,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長率僅為1.1%,中美洲約為1.2%。這與拉美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是密切相關的。90年代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進入復蘇階段,據統計1991-2000年拉美地區的平均GDP的增長率達到3.3%,與整個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長率提高了2.3%。
進入21世紀,拉美一體化和拉美經濟增長進入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長為-0.5%外,2003年以來整個拉美連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2003年GDP平均增長2.1%,2004-2007年期間,GDP增長率接近或超過5%,其中2004年高達6.2%。有些國家(如委內瑞拉等國因能源價格高漲)有些年份的增長率達到兩位數,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少有的高速增長時期。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2003年以來人均GDP的累計增長幅度已經達到20.6%(平均年增長率達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達4.8%)。拉美經濟的穩定增長為拉美一體化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而拉美一體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拉美經濟的增長。
與東亞地區相比,拉美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改進與經濟增長效應差距較大。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與一體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相聯系,即東亞地區各成員通過投資和貿易聯系,促進東亞區域內產業持續轉移和國際生產網絡的形成,同時因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始終具有開放性,從而能夠利用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尋求發展。拉美區域一體化戰略是一種進口替代政策,是一種擴大的內向型發展戰略,具有區域保護主義的封閉性。這使它們在實施經濟一體化政策時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包括以區域內貿易擴散來代替外部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場為了保護2300萬貧窮人口的市場,其有效率的出口工業被進口替代工業所取代。社會的精華部分(制造業和公共服務業中的職工)以犧牲農村地區和城市貧民窟中居民的貧困化為代價大量攫取財富。這是導致區域性戰爭及共同市場解體的重要原因。
結論
[論文摘要] 以歐盟為主體的歐洲經濟一體化以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的組織機構和運行機制,為世界提供一個獨具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歐洲模式”,本文試從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對這一發展模式進行分析。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其5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世界展示了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在區域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歐洲模式中尋找經濟合作的經驗和靈感,通過分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來分析歐洲模式,以期對現實有所 指導 意義。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歐洲經濟一體化以“舒曼計劃”為起點,啟動了從煤、鋼、原子能領域到共同 農業 政策領域,乃至貨幣聯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經理了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乃至歐洲聯盟的一個過程。站在 歷史 的角度,這一發展進程明顯的分為四個階段。
1.共同體建立到1968年關稅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1958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國在意大利的羅馬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將他們之間的合作擴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經濟領域,決定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樣歐洲經濟一體化就由一個領域擴展到多個領域,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出現三個共同體共存的現象。特別是《羅馬條約》規定了下一步一體化的新目標:建立關稅同盟和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而經濟一體化進程有約可依,按照條約規定的日程進行。到1968年,關稅同盟提前一年半實現,共同農業政策也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2.自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階段。進入7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共同農業政策執行難以為繼。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石油國石油禁運帶來的能源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 資本主義 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歐共體國家紛紛采取自保的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洲 市場 分割嚴重。在七十年代,歐共體國家提出的穩定貨幣匯率的經濟貨幣聯盟計劃也最終流產。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相對緩和時,歐共體才建立起穩定貨幣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發動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個階段。進入八十年代后,歐共體國家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 環境 ,加上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推動,歐洲在次走在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前列。1987年簽署生效的《單一歐洲法令》規劃了歐共體到1993年實現成員國之間在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特征的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市場的正常運作做準備,在歐共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主導下,開始了實現歐洲單一貨幣的準備工作。可以說,在這個階段歐共體變成了一個具有經濟聯盟性質的共同市場。
4.以90年代初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的啟動為標志,歐洲 經濟 一體化走進其發展的第四階段。冷戰的驟然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歐洲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劇變后的中東歐開始了一個 申請 加入歐盟的“回歸歐洲”的過程和統一后德國在歐洲地位的變化。最終歐共體國家選擇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1991年12月的《馬約》是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它確立了歐洲一體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經濟與貨幣聯盟作為其發展的重心。此后經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年的《尼斯條約》和2004年的《歐盟 憲法 條約》,歐洲經濟合作向一個完全經濟體化的經濟聯盟更加接近。
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盡管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體化或者迅速發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碩果累累、或者成就難覓,但是最終歐洲一體化還是得以順利的進行,體現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獨特的進程特點。
1.一體化過程的漸進性。無論是合作的范圍、領域,還是組織協調機構的建立、運行機制的完善以及一體化程度的發展本身,都體現了一個漸進性的發展歷程。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6國煤鋼領域的一體化發展到現在27國開始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每前進一步都是歐盟成員國反復協商、謹慎考慮后的結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對給成員國一定的準備和過渡時間。
2.一體化過程的協調性和妥協性。歐盟是各國聯合起來組成一體化集團,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爭執乃至對抗,但歐盟各國最終都能認識到一體化集團是他們獲得發展的最快、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成員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通過互相協商和互相配合,通過實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則來消除矛盾。這些原則包括: 民主 平等原則、共同受益原則、核心歐洲原則以及靈活性原則。
3.組織運作機制的超國家性和均衡性。為保證一體化順利進行,歐盟設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協調機制。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權力的分配上不但強調每個成員國參與,而且強調各機構在其管轄范圍內超越各成員國政府的權力,以及各機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凸現出歐盟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
4.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外部敏感性。這主要是指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深受世界外部 環境 的影響。一定時期的國際形勢對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步伐影響較大,歐洲經濟一體化體現出明顯的對外部環境的敏感性依賴。如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和世界性經濟危機不僅使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緩慢,也導致一體化步伐受到嚴重影響,更為嚴重的是使歐共體在20 世紀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內分階段實現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計劃也因此受阻。
從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這一發展模式的出現,既有二戰后獨特的 歷史 條件——冷戰的大環境,更有歐洲各國在應對來自外部環境時所進行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參考文獻:
一、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
作為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無論是從全球還是從地區戰略的角度,中國都需要建立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香港、澳門、臺灣是中國的三個單獨關稅區,又互為重要的貿易與投資伙伴。兩岸四地建立自由貿易區有利于兩岸四地經濟繁榮與發展,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兩岸四地同為中國人,彼此間的互補遠大于競爭。作為腹地的祖國大陸經貿發展潛力巨大,龐大的消費人口和市場,多層次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為兩岸四地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演進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機會。因而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應成為新世紀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首要選擇。
二、以周邊睦鄰成員國為重點,積極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
亞太地區是21世紀最具經濟活力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實體。中國作為亞太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必要謀求與周邊國家形成區域或次區域經濟合作,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具體來看,要進一步加強與東盟的經濟合作,按既定目標建立“10+1”自由貿易區,以此為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提供重要的依托和堅實的基礎;積極推進中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并探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方式方法。為此,應進一步參與APEC的活動,爭取在制定有關規定中有更多的發言,更加主動地倡議和提出各種富有戰略型、前瞻性的議題,增大在重要合作議題上的聲音和分量,以充分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積極倡導建立維護地區穩定、發展睦鄰友好合作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并側重加強次區域化經濟合作,如環黃渤海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環日本海經濟圈、華南經濟圈等。
三、構筑多元重心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
多元重心的區域合作模式正在成為區域經濟融合的趨勢。中國應謀求在亞太地區實現由單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轉變。根據經濟依存度和經濟互補性的強弱,可將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格局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與中國互補性最強,地緣、人文優勢條件最佳。范圍包括臺港澳在內的中華經濟圈、歐洲經濟圈、北美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第二層次:與中國的互補性較強,地緣、人文條件良好。范圍大體包括東南亞經濟圈、南亞經濟圈、中亞經濟圈、西亞經濟圈。第三層次:與我國的互補性弱,地緣、人文條件一般。范圍大致包括中東、非洲、拉美和某些獨聯體國家、東歐諸國,這一層次與中國的合作關系較弱。顯然第一層次是中國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重點地區。而第二層次的東南亞經濟圈處于亞太地區,也是中國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重點。從總體看,中國應以兩岸四地為核心,推動東亞經濟圈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進程,加強與亞太經合成員間的經濟合作,同時在各個戰略方向上推進不同的合作方式。向北推動與俄羅斯及東北亞的區域合作進程,由優惠貿易和項目開發向更高層次合作方式過渡,積極籌劃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向南推動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建設,構建東南亞次區域合作區域圈;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組織發展與中亞五國的多邊合作;向西南謀求與南亞各國發展密切的經貿關系,為今后深化雙邊合作奠定基礎。
四、正確處理大國之間的關系,積極推進亞太區域經濟合作
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進展與大國的推動是密切相關的。歐盟的發展離不開法德兩個大國的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是在美國的積極推動下促成的。兩者都經歷了由大國牽頭,逐步擴大升級的道路。中國作為地區和世界大國,應積極參與推動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在亞洲地區大國關系十分復雜,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以及日本與東盟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戒備心理和緊張關系,而且都想在區域一體化中掌握主導權,這種基于本國利益而產生的相互猜忌和戒備心理會阻礙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因此,中國作為錯綜復雜關系中的重要角色,應首先妥善處理與大國的關系,積極倡導互信機制。
五、不斷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和綜合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