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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界面是指細胞與固體材料表面接觸所形成的有生物和化學活性的界面,所進行的研究是化學、生物學、材料科學與醫學等交叉的前沿學科。有科學家指出,“與細胞相互作用的材料的表面化學工程是一個極具挑戰且迫切的世界性難題”。細胞與人造材料之間的生物界面科學的發展將密切關系著人類的健康和持續發展,將能夠顯著的降低與生物技術、組織工程及細胞基診療相關的醫學應用中的危險。
近年來中科院化學研究所王樹濤教授一直從事細胞粘附生物界面化學的研究,在生物界面的構筑原理與方法、細胞與固體表面特異性識別與可控粘附取得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成果,并在惡性腫瘤診斷上的應用研究方面獲得了重大突破。
出奇制勝――界面的構筑
循環腫瘤細胞作為重要的癌癥標志物之一,它的識別檢測近年來倍受關注,然而其在血液中極低的含量(億分之一),因此通常用于細胞分選的流式細胞分選儀的靈敏度(萬分之一)遠遠不能滿足檢測的需求。當前的領先技術是基于免疫磁珠的細胞分離技術,但是其靈敏度低,設備昂貴,費時等缺陷,仍然不能滿足惡性腫瘤血液檢查的需求,因此細胞檢測新材料與技術的出現顯得尤為迫切。
基于硅納米線陣列
通過制備識別抗體修飾的硅納米線陣列,以乳腺癌細胞作為靶向細胞,王樹濤開發了特異性識別、粘附腫瘤細胞的三維微納米界面。識別抗體使得硅納米線陣列對目標癌細胞具有特異性的識別功能,同時納米線能與細胞表面的微納米偽足相互作用,二者具有相似的尺度,從而獲得了比平面結構更強的作用力。這一工作利用微納米尺度效應對生物界面上的細胞粘附特性進行調控,結合特異性抗體和界面納米結構,大幅提高了界面對循環腫瘤細胞識別粘附的有效性,實現了腫瘤細胞的高靈敏的特異性捕獲。后來,受生物界中免疫系統的高選擇性識別粘附現象的啟發,王樹濤進一步提出了納米尺寸選擇和生物分子的識別協同效應,建立了結構選擇和分子識別的新的生物界面識別粘附模型。
王樹濤在此方面的研究是國際上第一個利用多尺度粘附可控的功能界面識別捕獲腫瘤細胞的例子,選擇性得到了3―4個數量級的提高。自2009年發表在Angew. Chem. Int. Ed.雜志以來,得到國內外同行的廣泛關注,被Science Daily及國內多家媒體進行專題新聞報道,同時被Nanomedicine做了題為“硅芯片上的納米柱增加了檢測靈敏性”專題新聞評述,指出“該技術在癌癥診斷上很有潛力,它能給醫生提供患者病情的相關信息和檢測治療的效果”。王樹濤因此獲得了2010年世界科技獎材料類提名,這在之前中國只有兩位教授獲此殊榮。
基于聚合物納米簇
自2010年回國后,與日本理研及美國加州大學的合作者合作制備了腫瘤細胞特異性抗體修飾的導電聚合物納米簇表面代替相對硬的硅納米線表面。研究結構表明,相對較矮的聚合物納米簇(1―2微米)仍然取得了與較高的硅納米線(8―10微米)相當的細胞特異性識別粘附的結果。結果發表之后,被Science Daily等以“診斷工具:負載抗體的聚合物薄膜能捕獲腫瘤細胞”為題作了亮點介紹。
重磅出擊――粘附的研究
血液中的痕量循環腫瘤細胞的捕獲問題通過我們發展的細胞粘附界面可以解決,而如何在捕獲后將痕量的腫瘤細胞無損的釋放是難題的關鍵。通常,生物實驗室用胰蛋白酶將細胞與基底間的蛋白水解,使細胞從基底上去粘附。但是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對這些痕量的腫瘤細胞造成損壞。
針對以上問題,王樹濤設計了一個用核酸外切酶來完成高效快速釋放的細胞粘附去粘附三維納米生物界面。研究中選擇了對癌變淋巴細胞特異性識別的核酸適配體作為細胞識別和捕獲分子,將之修飾到硅納米線陣列表面。與平的表面相比,這個界面提供了一個三維的細胞接觸模式(多點接觸),酶可以多點同時切斷核酸適配體,細胞去粘附的過程變得更容易、更快速,且不對細胞本身產生傷害。相關結果在Adv. Mater.上發表并選為封面文章。審稿人高度評價“這一結果是非常振奮人心的,……,將引起細胞材料的相互作用領域的研究者極大的興趣”。之后又被Wiley出版社的MaterialViews中國等新聞報道,稱該研究提供了一個“高粘附易釋放”的細胞檢測平臺。因此,王樹濤也受到Science Publishers出版社邀請為納米醫學專著《Nanomedicine in Diagnostics》上撰寫題為“Emerging Nano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Capture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的章節。
美妙福音――腫瘤的檢測
研究表明,惡性腫瘤的死亡率與各國的國民收入成反比,低收入國家的惡性腫瘤患者死亡率一直高居不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癌癥診療的費用非常高,除了藥物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檢測的費用。如何發展一個高效、便宜、簡單的腫瘤細胞檢測器件成為世界各國的關注熱點。
鑒于以上的問題,王樹濤發展了廉價、易操作的第一代基于細胞粘附界面的腫瘤細胞檢測器件――將細胞特異粘附硅納米線界面,做成尺寸規范化的檢測芯片試劑盒。操作流程非常簡單,不需要另外昂貴的設備,絕大多數的生物實驗室或醫院的檢測中心都具備檢測條件;這種簡單的檢測器件在全血中的細胞識別捕獲效率在有40%左右;重要的是其細胞識別檢測時間從4―6小時縮短到2小時左右。這些優點基本上可以滿足發展中國家普通患者做細胞基的癌癥檢測和術后監測的需求。該成果已申請國際專利。因為其特異高效的細胞粘附特點,被Science Daily等稱作“捕蠅紙”式腫瘤細胞檢測器件。
為了進一步實現惡性腫瘤早期預警的目標,在第一代器件的基礎之上,王樹濤將微流控技術與硅納米線細胞粘附界面結合,構筑了第二代腫瘤細胞檢測器件,實現了高于97%的細胞識別捕獲效率。該成果被選為當期的封面文章,同時被Nature Medicine做了題為“將癌癥從人體循環中取出的新技術”的新聞評述。目前,這種新型芯片已開始癌癥病人的臨床血液檢測嘗試,有望為癌癥早期診療提供參考。
關鍵詞:材料研究方法與測試技術;材料科學名人;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5)23-166-01
一、課程的任務及性質
《材料研究方法與測試技術》是為適應材料科學進步而開設的一門課程,是材料科學一門專業課程。其目的和任務是通過教學使學了解無機非金屬常用近代測試方法的物理原理和應用范圍;掌握相關儀器的結構,功能,基本操作和維護知識;理解如何結合專業知識選用測試方法,進行研究和檢測材料性能,為今后從事材料專業的研究和生產奠定必要的基礎。二、教學現狀與問題
《材料研究方法與測試技術》教材中包含了豐富的專業知識與概念,涵蓋有關材料成分、結構及組織形貌等的現代分析、測試技術、內容涉及衍射學、光譜學,電子能譜學、顯微學及色譜、電化學分析和熱分析等方法。為后續課程的學習及畢業論文實驗提供必要的知識面和分析技術方法,而且是提高實踐技能和全面綜合分析能力的一個重要教學環節。通過對吉林建筑大學《材料研究方法與測試技術》課程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認為這門課程涉及的微觀現象難以表述、儀器原理抽象,結構復雜。不少學生在課堂學習中產生厭倦感,認為是一門難學的課程,課堂教學秩序也會受到影響!
調查發現,在教學中適當地引入與理論知識相關的材料科學名人典故的授課方式,學生學習興趣和效率相應提高,專業知識理解更加深入。
二、材料科學名人科研典故與課程結合
愛因斯坦說過“科學的不朽榮譽,在于它通過對人類心靈的作用,克服了人們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泵说涔实囊?,不僅能引起一部分學生的興趣、深化學生的記憶,同時也是一個對于課本知識的很好的引導,可成為啟動學生思維的鑰匙[1]! 嘗試材料科學名人科研典故與課程結合,能很好地啟發學生步入專業領域,并達到如下幾點效果:
1、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材料科學的發展歷史上,相關的科學名人在科研歷程中,遇到過很多很有意思的事件,體現出了材料專業的趣味性!而這與學生們對于專業知識普遍反應的復雜、乏味形成鮮明對比!
2、強化對知識的記憶與理解
無論什么人,都能對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表現出非凡的記憶力。為了提高記憶力,很有必要使自己對所要記憶的對象產生興趣。很多相關的名人典故都是一些值得借鑒的成長歷程,或者是值得回味的有趣事件!在這些材料科學名人典故中,很多都包涵了基本的專業知識的提出,定理的發現或者相關實驗的證明!這對于強化學生對專業知識的記憶與深入理解都是非常有效的!
3、進一步培養創新意識,提高自我修養
現在科學研究發現,創造力是可以學習的。英國劍橋大學分子生物學實驗室(MRC)出了大概14個諾貝爾獎得主,他們是通過互相學習來提高創造力。通過材料名人與課程相結合,不僅可以促使學生們更深入地掌握相關理論和創新思路,而且可以為學生培養材料領域創新思維能力提供更豐富、更直接的借鑒。
三、名人典故與課程學習聯系舉例
通過了解科學工作者的科研經歷,不僅使學生更深入、生動地掌握相關理論和創新思路,而且為學生培養材料領域創新思維能力提供更豐富、更直接的借鑒!下面列舉了一些學生閱讀《材料研究方法與測試技術》課程中對相關名人資料的總結認識:
勞厄(Laue,1879-1960)(第一章,X射線基礎礎,倒易點陣)利用晶體作為天然光柵成功觀察到了X射線衍射現象。從而證實了 X 射線的波動性,開辟了利用 X射線研究晶體結構的方法。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發現使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衍射花紋研究晶體的微觀結構,并且對生物學“化學”材料科學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勞厄的生平事跡還啟發我們,在做科研工作時要持之以恒、專心致志,注意觀察和分析事物的內在規律,才能有所發現和創造!
路易?維克多?德布羅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1892――1987) (第二章,電子光學基礎)法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 1910年獲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13年又獲理學士學位,1924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中首次提出了"物質波"概念。1929年度諾貝爾物理獎,成為第個以學位論文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德布羅意早年對歷史研究的興趣也許還有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促進了德布羅意物質波假設的提出。物質波的提出使得人們對微觀世界的認識統一起來了。
拉曼(1888-1970)(第四章,激光拉曼光譜)拉曼是印度人,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亞洲科學家。1928年,在研究光的散射過程中發現在光的散射現象中有一特殊效應,光的頻率在散射后會發生變化。頻率的變化決定于散射物質的特性,這就是拉曼效應。拉曼為第三世界的科學家作出了榜樣,他大半生處于獨立前的印度,竟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就,實在令人欽佩。特別是拉曼是印度國內培養的科學家,他一直立足于印度國內,發憤圖強,艱苦創業,建立了有特色的科學研究中心,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結束語
從與科學技術和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角度上說,教育教學改革也是永無止境[2]。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我們把名人典故與課程相結合。今后,我們要進行更多有效的探索和調研,總結其中的教改效果和經驗。相信通過不斷地實踐、不斷地認識、不斷地完善,我們定會對課程學習有長足的進步。
參考文獻:
關鍵詞:類詞綴;劃歸理由;組詞特點
現代漢語中有許多獨特的語言單位,類詞綴以它獨特的組詞功能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呂叔湘、馬慶株等語言學專家在論著中對“-式”、“-型”、“-化”等類詞綴做了詳細的論述,而對“-家”卻很少提及。本文將從“-家”之所以被劃歸為類詞綴的理由和它的組詞特點來加以論述。
一、“-家” 被劃歸為類詞綴的理由。
類詞綴是區別于詞根、詞綴的獨立的語言單位,馬慶株提出了判斷類詞綴的三大標準:意義實在或抽象;是相對不成詞語素;通常不輕聲。馬慶株從類詞綴的語義、組詞和語音上來加以辨別是很有道理的,也得到了專家學者們的認可。“-家”首先符合不輕聲的語音特點,下面從它的語義虛化和組詞類化作用兩個方面來論述其作為類詞綴的理由。
1、 意義的虛化。
意義的虛化是辨別類詞綴的重要標志之一,指類詞綴原來有實在語義,只是在參加組詞后意義變得抽象、概括了。
“-家”在 《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義項為:
本義:家庭、家庭的住所;
引申義:1)經營某種行業的人家。如:船家、漁家、農家。
2)具有某種身份的人。如:專家、行家、東家。
3)掌握某種專門知識和從事某種專門活動的人。如:藝術家、音樂家、收藏家。
在“家”的引申義詞條中,“-家”的語義已經由實在意義“家庭、住所”虛化為一種行業和身份的標志,如:“漁家”指以打漁為生的人家;“專家”指在某領域具有學術權威的人;音樂家指從事音樂活動并有所建樹的人。
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新生科學門類越來越多,“家”的第三條引申義“掌握某種專門知識和從事某種專門活動的人”在組詞時的頻率越來越高、意義也越來越抽象。例如:產業學家、激光物理學家、核農學家等詞匯中“-家”已經變得更加抽象和概括了。
2、 類化作用。
類化作用是類詞綴區別于詞根的一個重要特點。樸愛陽在《現代漢語派生詞研究》中論述過類化作用是指“具有決定整個組合的語法功能的類范疇”。例如:由類詞綴“-式”構成的字組都是區別性的,由“手”、“感”組成的字組都是名性的。
“家”本身就是名詞性的詞匯,“-家”構詞為行家、漁家、科學家等字組后,這些詞匯也都是名性的。后綴“-家”決定了它所構成的字組的詞性和語法功能,這是它的類化作用范疇。
二、“-家”的組詞搭配特點。
后綴“-家”在組詞上具有類詞綴組詞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一些個性特點。這主要表現為三點:后位高搭配性、組詞結構模糊性和搭配范圍廣延性。
1、 后位高搭配性。
類詞綴“-家”的組詞習慣一般是作為類后綴出現,如科學家、物理學家?!?家”的附著功能較強,可以和“某領域”或“某種活動”高頻率地組詞。從語料庫中隨機抽取調查顯示,含“家”字組中是“-家”類詞綴組合的比率為85﹪?,F今報刊雜志和互聯網上不斷出現新的“-家”類綴詞組,如房地產學家、環評學家、世界氣候學家等。類詞綴“-家”具有后位高搭配性,附著功能較強。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新行業的出現,更多的、新的“-家”類綴詞組將不斷涌現。
2、 組詞結構模糊性。
所謂組詞結構模糊性是指由類詞綴組成的字組,其復合結構類型已經十分模糊,常常很難劃歸為某種復合結構的基本模式,甚至有些連基本意義模式都不適用了。“-家”的組詞結構這種模糊性更加明顯,如專家、大家、文學家等類詞字組可以看成是“定中結構”,但這些類詞字組又不符合“定中結構”的鑒別模式:數量AB數量B。例如:“一名專家”并不能推演為“一名家”,“一位文學家”也不能推演為“一位家”。
3、 搭配范圍的廣延性。
類詞綴“-家”的組詞搭配較為自由,可以和單音節搭配如:大家、專家;也可與雙音節搭配如:音樂家、鋼琴家;還可以和三音節甚至多音節搭配如:地質學家、核物理學家、史前生物學家等。類后綴“-家”的這種組詞搭配范圍上的廣延性是和新行業、新門類的不斷衍生有很大關系,凡是在某種領域、某項活動中有所建樹的人都可以由“門類(活動)+家”加以衍生。
綜上所述,“-家”組詞后意義趨向于虛化,而且在字組中具有明顯的類化作用,是具有研究價值的類詞綴。類后綴“-家”在組詞結構中具有后位高搭配性和組詞結構模糊性,在組詞搭配的范圍上具有廣延性。研究類詞綴“-家”對于完善類詞綴的研究體系、加快類詞綴的研究進程都是很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馬慶株:《現代漢語詞綴的性質、范圍和分類》,《中國語言學報》(第6期),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內容摘要:在企業營銷實踐中,品牌具有特殊的生物屬性和生態屬性,也會經歷從出生到衰退的進化過程。文章指出,研究品牌進化生境是從動態角度認識品牌發展,尋找品牌進化途徑的關鍵。
關鍵詞:品牌 進化 生境 生態因子
隨著對企業生命周期研究的深入,與企業相關的品牌進化命題也日漸被理論界所重視。品牌進化是將品牌從靜態研究轉向動態研究的切入點,深入研究品牌進化的動態過程將對企業品牌構建、品牌發展、品牌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品牌進化的研究離不開品牌生存的大環境,只有在品牌生態的大環境中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品牌發展演進的動態,這是本文研究的立足點。
品牌進化的生態環境分析
自從1955年美國學者伯利•加德納和西德尼•利維發表的文章隱含著把品牌作為生命體的認識,從而開創了“品牌個性理論”的啟示后,凱文•萊恩•凱勒、大衛•艾克等學者的研究中都透視出對品牌生態的認識。1998年,大衛•艾克明確提出了基于單個企業品牌系統的“品牌群”概念,首次將生態學的種群概念引入品牌理論的研究中,開啟了品牌生態理論的研究歷程。把品牌明確視為一個生命體,始于歐洲經濟學院德籍教授曼弗雷•布魯恩,他首先提出了品牌生命周期理論,指出品牌生命周期由6個階段組成,即品牌的創立階段、穩固階段、差異化階段、模仿階段、分化階段以及兩極分化階段。此后,美國著名品牌專家邁克爾•穆恩等在《火炬品牌:網絡時代的品牌鑄造》中論述了品牌具有的生命性質。菲利普•科特勒(1997)認為,應該用產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加以分析,即品牌也會像產品一樣,經歷一個從出生、成長、成熟到最后衰退并消失的過程。從眾多營銷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品牌具有特殊的生物屬性和生態屬性,也會經歷從出生到衰退的進化過程。
在生物學中,環境是由各種環境因素組成的綜合體,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體或生物群體以外的空間及直接、間接影響該生物體或生物群體生存的一切事物的總和,通常又稱生境(habitat),特指生物個體或群體所處具體地段各種生態因子的綜合。對不同的生物體來說,生態因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生存因子,也有主導因子,其中,主導因子是決定生物進化的關鍵因素。具有類生物體特征的品牌顯然要生存在一定的環境中才能夠得到進化發展。由此,溫克勒(1999)提出了品牌生態環境的新概念,并指出品牌生態環境是一個復雜、充滿活力并不斷變化的有機組織的論斷。品牌與生態的結合成為品牌理論發展的趨向之一,生態學將成為解決品牌復雜性問題的橋梁,成為品牌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新視角。與一般生物成長環境相比,品牌進化生境與品牌的關系是復雜多樣的,品牌進化生境就是各生態因子綜合作用的結果,品牌生態因子的作用是綜合的,每一種因子的作用有主次、輕重之別,也有直接、間接之分。同時,各種品牌生態因子的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互補性,在品牌進化的各個階段,各種品牌生態因子發揮的作用強度不同,對品牌的作用也具有階段性。
品牌進化過程由多方面的利益相關者組成,包括政府、股東、雇員、分銷渠道、顧客以及營銷合作者、競爭者、聯盟伙伴、發展伙伴、廣告商等。因此,品牌進化環境的生態因子總括起來可以作如圖1所示的歸類。在圖1的歸類中,涉及的經濟、社會、地緣等環境因子,屬于品牌進化的外部環境因子,一般稱之為非生物環境。而企業內部環境因子較為直接地影響品牌進化的過程,是品牌發展的要素,是品牌進化的生物環境。
品牌進化的生態因子關聯度分析
品牌進化生態因子分析面臨的是一個由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的眾多因素構成的復雜而往往缺少定量數據的系統。為此,本文利用層次分析法(AHP)對品牌進化生態因子進行關聯度分析以解決上述問題。分析中需要選取品牌進化的一段時間,時間的長短要視具體的情況而定,具體步驟如下:
(一)建立遞階層次結構模型
為使問題條理化、層次化,文章構造出一個有層次的結構模型(見圖2)。這些層次可以分為三類:目標層―品牌競爭力;準則層―品牌評價指標;方案層―品牌影響因子。圖2中的影響因子P是各具體生態因子的綜合影響,可以通過確定權重來確定。
(二)構造判斷矩陣
在遞階層次結構中,設上一層元素C為準則,其所支配的下一層元素P1, P2, P3, P4對于C的相對重要性即權重。由于P1, P2, P3, P4對于C的重要性無法直接定量,只能定性,那么確定權重用兩兩比較方法,本文用ui和uj來表示。對于準則C,元素ui和uj哪一個更重要,重要的程度如何,通常按1-9比例標度對重要性程度賦值。對于準則C,通過n個元素之間相對重要性的比較得到一個兩兩比較判斷矩陣:
A=(aij)nxn
其中aij就是元素ui和uj相對于C的重要性的比例標度。判斷矩陣A具有下列性質:aij>0,aji=1/aij,aii=1
(三)單一準則下元素相對權重的計算
上文得到的是一組元素對其上一層中某元素的權重向量。然而,最終要得到的是各元素即品牌進化生態因子P 對于目標層C的排序權重,從而進行重要性排序。
(四)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檢驗
在計算單準則下權重向量時,還必須進行一致性檢驗。在判斷矩陣的構造中,并不要求判斷具有傳遞性和一致性,即不要求aij•ajk=aik嚴格成立,這由客觀事物的復雜性與人的認識的多樣性所決定。但要求判斷矩陣滿足大體上的一致性是應該的。如果出現“甲比乙極端重要,乙比丙極端重要,而丙又比甲極端重要”的判斷,則顯然是違反常識的,一個混亂的經不起推敲的判斷矩陣有可能導致決策上的失誤。而且上述各種計算排序權重向量(即相對權重向量)的方法,在判斷矩陣過于偏離一致性時,其可靠程度也就值得懷疑了,因此要對判斷矩陣的一致性進行檢驗。
通過AHP法,最終要確定品牌進化生態主導因子、生存因子與一般因子,以確認品牌進化過程中各種環境因素對品牌的影響程度和關聯程度。
基于生態因子影響的品牌進化途徑分析
在生物學中,生物首先受到生態因子最低量的影響。當某一生態因子缺乏或不足時,可以成為影響生物生長發育的不利因素,但若該因子過量,同樣可以成為限制因子,這就是利比希法則和限制因子法則。基于最低量法則和限制因子法則,美國生態學家Shelford于1913年指出,一種生物能夠生長與繁殖,要依賴綜合環境中全部因子,其中一種因子在數量或質量上的不足或過多,超過了生物的耐受限度,該種生物就會衰退或不能生存,這就是耐受性法則。每種生物對每一生態因子都有一定的耐受限度,但任何一種生物對生態因子的耐受限度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在進化過程中,生物的耐受限度和適宜生存范圍都可能發生變化,可能擴大,也可能受到其他生物的競爭而被取代或移動位置。具有類生物特征的品牌在進化過程中同樣受到各種生態因子的影響,不同地域市場的差異,消費者的差異,經濟、文化、法律制度的差異,致使品牌對生態因子有一定的耐受限度,從而形成了對生態因子的適應。
在生態系統中,物種由于所處的生態位不同,為適應生態因子,所采取的適應方式是不同的,這就形成了進化的三種途徑:競爭、協同進化與共存。對品牌生態系統來說,為適應不同的生態因子,品牌進化的途徑包括品牌競爭、品牌協同進化和品牌共生。
(一)品牌競爭
品牌生態系統中最通常的表現形式就是競爭。為爭奪有限的市場資源和生存空間,品牌持有者與價值鏈上下游企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競爭關系。顯然依賴于同一有限資源的不同品牌群之間的競爭往往很激烈,這樣必然導致兩個結果:一是競爭中的強者取代弱者,后者被排擠(在生態系統中消失)。品牌擴張是企業通過品牌的滲透、空間擴張戰略等以擴大品牌的分布區域,這是品牌成長期的主要行為特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據生存空間,得到消費者認知,提高品牌知名度。品牌延伸即品牌繁殖,是指品牌利用現有優勢,生產與原品牌不同類別的產品,或發展關聯的亞品牌等,豐富品牌種類,延長品牌壽命。各類品牌延伸行為的復雜程度差異很大,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是品牌繁殖期的主要行為特征。二是競爭的各方或某一方發生進化改變,即在資源利用方式上更特化,適應的范圍更窄但更有效,降低競爭強度,實現不同品牌在同一生態系統中的共存。
(二)品牌協同進化
在品牌生態系統中,品牌外部環境生態因子與內部環境生態因子相互作用是品牌進化的重要制約因素。在品牌生態系統中,孤立的品牌進化不存在,需要在多種生態因子共同作用下協同進化,其結果是一定的品牌組合共同占有和利用同一生境中物質資源、空間和品牌生態系統相對穩定的結構與狀態。品牌協同進化最通常的例子是品牌聯盟。協同進化是一種群落進化的類型,企業集群通過協同進化、專業化生產和營銷發展出多個品牌群,促進整個產業的發展。
(三)品牌共生
在現代生物學中,共生一般被定義為一種相互性的活體營養性聯系。在生態系統中,各個物種在生態因子的影響下,最終總會找到生存和發展的平衡點,這就是品牌共生的平衡點。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來自經濟的、社會的、地域和企業內部的各種生態因子造就了復雜、動態的生態環境,各種大大小小的品牌共同生存,形成了動態的品牌共生系統。在生物界中,共生新能量轉化為共生植物或動物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的提高;在品牌生態系統中,共生能量表現為資金、技術、知識等在各品牌之間的分配。一般說來,品牌間的共生關系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以下原因會導致品牌共生狀態的解體:品牌均衡態勢被打破;品牌成員采取敵對的營銷目標,使關系不相容;某品牌成員原有的競爭優勢消失等。一般來說,在競爭水平相對較低的區域,品牌共生狀態保持比較久,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品牌競爭較為激烈,品牌共生狀態較為短暫。品牌共生狀態是產業內各品牌為爭奪市場份額而斗爭,在一定階段達到相對均衡狀態。在這一均衡狀態下,各品牌或采取差異化策略,針對不同需求提供差異化產品以獲取高端市場;或采取成本領先策略占領低端大眾市場;或采取利基策略針對特定需求市場提品。均衡狀態下任何品牌想要打破這一均衡獲取更多市場份額,都需要付出慘重代價,在投入產出上陷入陷阱。于是在各方利益權衡下,各品牌在這一均衡狀態下理性競爭。
現代生物學給出了三個衡量適應的標準:生存、繁殖或基因延續、生物對環境利用的效率。品牌進化過程中,為了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下來,必須加大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提高品牌的繁殖力和市場影響力。同時,積極利用政府產業政策、經濟政策和各種地域文化資源,這樣才能提高品牌的適應能力,促進品牌進化。
參考文獻:
1.林育真主編.生態學[M].科學出版社,2005
1.1國家統籌計劃
法國醫學教育具有很強的計劃性,這個計劃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衛生部根據當年全國對醫生的需要,決定全國醫學院的招生數量,即能夠通過PAES學年的考試進入P2的醫學生數量。這一計劃保證了通過數年艱苦學習的醫學生成為醫生以后,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收入;同時也決定了醫學教育是一個淘汰率很高、競爭很激烈的學科。第二,根據DCEM4的醫學生人數和全國各地區對不同??漆t生的需求情況,制定當年進入TCEM的不同專科人數。這一計劃使得各地區各專科的執業醫生人數相對平衡;且醫學生想要選到心儀的??凭捅仨氁嫉胶玫拿?,保證了醫學教育的高競爭力。
1.2重視臨床實踐
通過本文對法國醫學教育的介紹,不難看出在法國醫學教育中,臨床實踐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從P2學年前的4周護理實習開始,P2、D1學年有1周1~2次的床邊教學及暑期的2個月實習,D2、D3、D4學年的每天早上都在醫院實習,直至最后TCEM階段的全日制醫院工作。所以法國的醫學生接觸臨床時間非常早,且直接接觸臨床的時間隨著年級增加不斷增長。這種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緊密結合的方式,使得學生能夠將理論知識直接運用到臨床實踐中,提高了醫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效率,有利于培養醫學思維模式,增進臨床技能的掌握。
1.3理論課程綜合性強
在法國的3階段醫學教育設置中,第一階段以理論授課為主,第二階段中理論課程與臨床實踐相結合。觀察這兩個階段的理論課程表不難發現,所有的核心課程都是綜合性的課程,以第一階段的課程單元(UE)、第二階段的跨學科單元和系統課程的方式表現出來。在P2和D1這兩個學年中,課程單元作為核心課程在4個學期中教授了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生理學和診斷學,并根據人體解剖結構將這4個學科的內容整合在一起,分別以胸部、腹部、頭頸部和四肢的形式進行講授。在D2至D4的3個學年中,核心課程包括跨學科單元和系統課程這兩種。這種綜合課程的呈現方式更形象易懂,方便學生集中理解記憶,并提高學習效率。但是這種課程方式對授課教師要求比較高,需要4個學科的教師密切配合,進行集體備課,并且將相關內容融會貫通。
1.4醫學生的學習自主性高
法國的高等教育都是由國家制定教學大綱,但是沒有專門教材,醫學教育也不例外。醫學生上課的時候必須認真聽講,詳細記錄筆記,以供課后復習。授課教師一般會根據自己的授課內容,給出自編講義或大綱,附上參考書目,由學生課后自行查閱。由于理論授課時間有限,很多內容只進行提綱挈領的介紹,學生在課后自己鉆研參考書是十分必要的。教師通常會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完成相關課程論文的撰寫,在寫論文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參考大量醫學書籍。此外拓展課程中的醫學論文分析、還有醫院定期舉行的病例討論,都可以培養醫學生的自學能力,要求他們能夠獨立理解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作為醫生,即使從學校畢業后也必須要不斷學習更新知識,因此法國的醫學教育過程中,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學習自主性,為執業后的終生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5重視全科醫生的培養
為了最大限度地提供方便、經濟、有效、全面的醫療服務,并避免過度醫療,法國非常注重全科醫生的培養,并立法規定全科醫學教育是醫學教育的基本任務之一。每年通過國家執業醫師考試的醫學生中,有一半以上進入第三階段的全科醫學教育中。以2011年國家提供的7692個執業醫師職位為例,其中的3930個職位是留給全科醫生的,其他的10個??瓢▋瓤啤⑼饪啤D科、兒科等共3762個職位。在全科醫學的第三階段教育中,醫學生被要求在教學醫院的各??七M行輪轉以掌握各系統疾病包括疑難雜癥的診斷和治療,此外還必須到家庭醫生診所進行6個月的學習。選擇了全科醫學的學生在完成第三階段的學習后會成為全科醫生即家庭醫生,可以自己開辦診所或與他人合辦診所。家庭醫生是醫療服務中相對基礎的一部分,直接面對普通患者并提供衛生保健服務,并將需要??浦委煹牟∪朔衷\到不同專科進行后續醫療服務。
1.6不斷改革中的法國醫學教育
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生命科學的研究發展和醫療手段的不斷進步,法國的醫學教育也在與時俱進,教育體制包括考核方式都在不斷進行改革。近期的重要改革分別出現在2004年和2011年。在2004年以前,選擇全科醫學的醫學生在第二階段即DCEM4學年后,不用參加考試,直接成為住院醫生,經過2年半的TCEM階段培訓后進行醫學博士論文答辯,答辯通過即可成為全科醫生。自2004年起,所有醫學生都必須參加全國執業醫師考試,考試后再根據自己的意愿和考試排名決定是否選擇全科專業;且全科專業的TCEM階段延長到了3年;此舉是為了促進全科醫學的發展,提高家庭醫生的職業素養。2010年的醫學教育改革設置了“健康教育第一年(PAES)”,這個改革合并了臨床醫學、藥學、口腔醫學和助產科學的第一年基礎教育,使得醫學生的基礎課程又增加了藥學等相關專業的知識。通過以上的兩個實例不難看出,法國的醫學教育改革從來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劇烈變更,而是比較頻繁的小的改版,相對靈活且易于適應不斷變化的醫療環境。
2對我國醫學教育制度的思考和啟示
在對于醫學生的選擇上,法國與我國類似,高中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醫學院校。因此相比美國等國家的僅僅允許大學畢業生(具有學士學位)進入醫學院學習的制度來講,更適合作為參考對象。了解法國醫學教育制度后,結合我國醫學教育的現狀,會產生一些思考和啟示。我國的醫學教育制度一直延續建國以來制定的模式,沒有經歷過大型的變革,雖然比較貼近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的特點,但是在某些層面確實與現代的醫療環境不相適應。如果能從法國的醫學教育制度中吸取一些經驗、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作用應該會比較可觀。
2.1醫學課程改革
法國的高等教育一貫很注重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終生學習的能力,醫學教育也不例外。其中的核心課程以課程單元和跨學科課程的形態為主,具有很強的學科綜合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沒有科書,所以一門核心課程的學習需要查閱不同的理論書籍,并綜合閱讀才能全面掌握。此外,在拓展課程當中的醫學文獻分析等科目的設置,一方面培養了醫學生閱讀和寫作醫學論文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在我國,為了更好地適應目前的社會經濟形式和臨床醫療的現狀,目前許多醫學院校正在進行不同規模的課程改革,其中以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學為主流思想。PBL教學的形式是將一個復雜、有意義的問題交給學生,以小組討論的形式讓學生通過自主探討和合作來解決問題,從而學習和掌握隱含于問題背后的醫學知識。這種形式以學生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讓學生早期接觸臨床,主動進行知識整合并鼓勵批判性思維。以江漢大學醫學院為例,經過這樣的課程改革后,PBL內容占到學生總課時數的20%左右。雖然這樣的課程設置方式還在試驗探索階段,但是從短期效果來看,已經很好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了學習效率。
2.2醫學教育模式改革
法國醫學教育中注重臨床實踐的理念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以我國目前比較主流的5年制醫學教育為例,前兩年半學生在基礎醫學院進行理論學習,除了某些條件比較理想的學校設有臨床模擬實驗室可以進行模擬實踐以外,大多數的時間學生沒有任何機會接觸到醫療實踐。在后兩年半中,醫學生有1年的時間學習臨床理論課程,1年的時間進行臨床實習。所以在5年的學習過程中,中國醫學生僅有1年時間來真正接觸臨床。反觀法國醫學的教育模式,在第五年(DCEM3)結束時的醫學生已經經歷了一次護理實習、一次兩個月的暑期實習和連續兩年的半日制實習(包括值班),對于臨床醫療環境有了一定的了解;且他們作為醫學生的臨床培訓還遠沒有結束。而且這種理論教學與臨床實踐相結合的方式更加直觀、容易引發學生的興趣,也更有效率。如果能夠借鑒這樣的教學模式,應該可以增強我國的臨床醫學教育效率,提高畢業生的專業素養。
2.3住院醫生培訓制度改革
綜上所述,作為我國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民族企業的發展壯大既是一個關系到企業興衰成敗的緊迫實際問題,又是一個關系到國家經濟良性運行和發展,需要學術界認真分析和嚴肅回答的重大理論課題。在研究這一課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對民族企業和跨國公司之間競爭的研究做一下回顧。
一、 國內外研究現狀評述
1. 從跨國公司的角度研究市場進入和競爭策略。西方學者一般用跨國投資理論來分析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動機。其中比較著名的主要有:1960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論文《民族廠商的國際化經營:一項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提出跨國公司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他以市場的不完全性作為理論前提,將產業組織理論中的壟斷原理用于對跨國公司行為的分析,形成了壟斷優勢理論。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弗農則在1968年他的論文《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中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在綜合以往的理論基礎上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解決了以往理論的片面性,更系統地闡述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在西方國際投資理論界影響很大,被稱為“通論”。但折衷理論只適宜于解釋規模大的跨國企業,而不適宜于解釋中小跨國投資企業。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iyoshi Kojima)根據日本對外投資的特點,創立了“小島清模式”,是一種從企業比較優勢的動態變遷角度來解釋日本企業國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闡述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
2. 國內文獻回顧。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對于中國市場環境、中國企業以及在華跨國公司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到更多關注,包括各種實證研究,例如對管制條件下的環境及其對戰略形成的影響,轉型經濟國家的市場環境特點,文化比較以及跨文化管理以及許多特殊的環境因素都有探討。
上述文獻主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沒能就特定市場環境對產業中企業之間競爭的影響進行詳細闡述。脫離中國的特定背景和環境來談企業競爭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本文在分析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之前先引入了一個前提的分析——即中國民族企業跨國公司競爭的不對稱性。本文接下來的內容都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的。在分析民族企業跨國公司競爭之前我們首先對這種不對稱競爭進行定義和描述。
二、 中國市場競爭的不對稱性
中國民族企業在本土面臨著與世界級企業的競爭,中國民族企業也采取種種措施提升競爭能力,求得生存與發展,展開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也就是說,中國企業要在同世界級企業博弈中培育能力、持續成長。這一過程自然離不開中國這一大的背景,民族企業在與跨國公司進行競爭時所面對的內外部條件是不一致的,也就引出了不對稱競爭的概念。不對稱競爭是源于生物學的概念,是指在兩個物種之間競爭時,如果一方的繁衍速度和能力遠遠超過另一方,這樣,這一個物種就會很快占領另一物種的生存空間,直至將其淘汰。這種競爭過程就叫不對稱競爭。將這一概念引入到企業競爭領域,我們就可以將不對稱競爭定義為:當企業在競爭過程中,參與競爭的企業在競爭的某一方面或幾方面實力相差懸殊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將這種競爭成為不對稱競爭。然后我們將這一概念引入到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來,我們會發現民族企業和跨國公司面對著大量的不對稱競爭狀態,具體說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生產成本的不對稱。
第一方面是勞動力成本(包括自然資源)的不對稱。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勞動力數量也是世界第一位,隨著人口總量不斷增長,勞動參與率提高、勞動力總量呈逐步上升趨勢。比較優勢理論指出,盡管一國在所有產品上勞動生產率都比較低,但仍可以通過生產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而獲利。資源稟賦理論進一步認為,由于各國所擁有的資源是不同的,各國生產相對密集地使用其較充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時具有比較優勢,可以獲得比較利益。按照上述理論,雖然在許多行業,國內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不高,但仍應該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或勞動密集環節上積極地利用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這是任何國家的企業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優勢。
另一方面是規模經濟導致的生產成本(包括運營成本)不對稱。借助全球化鏈條,跨國公司能進一步營造類似于他們本土的商業環境,他們在商業價值鏈上互為客戶,并通過重新整合供應商與銷售渠道的縱向聯系直接獲取低成本優勢。而國內的民族企業由于相對規模較小,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較弱,因此在這方面會造成生產成本較高。此外,跨國公司可以獲得有保證的質量高而且成本低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投入以及低成本融資。在生產過程中,采用先進的高效率的生產工藝技術與機器設備,從而大大降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
轉貼于
2. 技術水平的不對稱。這不僅體現在外資企業擁有先進的并在法律上享有壟斷特權的技術,當地民族企業無法與之相比;而且,還體現在這兩類企業的動態技術來源上,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在縮小與外資企業之間巨大的技術差距方面也存在著極大的劣勢,因為外資企業不但具備較強的研究與開發功能,而且還可以從其所屬總公司的研究開發基地獲取先進技術,而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大都不具備研究與開發能力,并且在技術引進中還可能受到差別性對待。
3. 中國市場結構的不對稱。波特認為:不管任何公司,其為服務于某一細分市場設計的價值鏈對另一細分市場來說,不可能是最優的,如果再同時為兩個細分市場服務則會損害其服務于其中任一市場的能力,從而產生折衷成本??鐕静豢赡芨采w整體市場的方方面面,即使全面涉及,也不可能絕對占優。
一般情況下,企業的投資、生產、營銷主要是根據對目標市場需求情況的理解和分析作出的。這種以目標市場需求為基本出發點而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組織形式、營銷經驗是否有利于建立起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企業的目標市場需求狀況的分析。中國由于幅員遼闊、文化差異大、收入水平不均等情況形成了獨特的市場結構。因為不同區域的消費者的規模、購買力不盡相同,消費者偏好也不相同,企業應該設計適合不同區域的營銷策略。
4. 品牌優勢的不對稱。大量成功企業的經驗表明,企業的核心能力往往要通過品牌優勢來形成核心競爭力。綜觀全球500強的發展歷程和現狀,人們不難看出,品牌效應為500強企業的迅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500強企業規模和效益的提高有進一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了企業的無形資產,增強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優勢。品牌產品和服務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資本,是比金融資本、產業資本、技術資本更為重要的核心資本。
中國企業由于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時間不長,起步較晚,對品牌的培育重視不夠,品牌效應不明顯,品牌知名度不高,與西方企業相比差距很大,與全球500強的品牌影響力相比相差很遠,中國企業實施品牌戰略已成為當務之急。
5. 地緣優勢的不對稱。國內民族企業與國外跨國公司企業相比在了解國內市場上占有許多天然的優勢,如地理位置上的毗鄰、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傳統和習慣??鐕炯词乖谥袊O有分支機構或工廠,甚至雇傭了很多國內的管理人員,但由于最高管理層和決策層都來自國外,很難完全、深入地了解國內市場。
與跨國公司相比,民族企業盡占地利、人和之優勢,民族企業的親和力與人脈關系是跨國公司所遠遠不能企及的。中國市場的渠道結構十分復雜,雖然這幾年跨國公司發展很快,但在中國很多地方,傳統的市場、區域強勢的經銷力量還是廣泛存在,從而與跨國公司形成不對稱的格局。
6. 政府作用的不對稱。民族企業的成長離不開政府政策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不能將國內企業間競爭等同于國際競爭,不能忽略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的特殊性;第二,不能忽視我國民族企業與跨國公司在競爭力方面存大巨大差距的事實,在不同條件下按照相同的游戲規則競爭,這種競爭是一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競爭;其三,“以市場換技術”,并非意味著要讓出巨大的市場份額,技術是稀缺的,然而,市場更稀缺,所以,只有當我國出讓市場份額的邊際成本小于技術邊際收益時,才是有意義的。同時,國際經驗已將掌握外國先進技術只有對外資大量出讓市場這一命題證偽:日本、韓國等在沒有出讓大量國內市場份額的情況下就擁有并超過了外國先進技術,而許多發展中國如墨西哥、巴西等在不斷失去國內市場份額的情況下并沒有掌握外國先進技術。
我們認為保護民族工業與利用外資并不存在矛盾,而是要找到兩者的均衡點。顯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是一個動態、模糊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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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人;企業人;軟要素;嵌入性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項目:山東省軟科學計劃項目“服務業集群生命周期與公共政策選擇:以山東為例”(2010RKGB1104)
作者簡介:商海巖(1971-),男,山東平邑人,山東財政學院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現代企業理論;孫國棟(1977-),男,山東濟南人,山東財政學院經濟學院教師,山東財政學院MPA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 序言
自從科斯的企業理論開創以來,企業內部各種非物質因素,如“社會資本”、“學習能力”、“制度”“觀念”等被開發出來,比如,企業能力理論更加重視企業的學習能力,并且逐步將這種學習能力作為一種不可模仿的企業特質,成為企業長期競爭力的重要表現。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認為企業從其創業到衰退的整個過程中,有著一個完整的生命周期,一個企業的內部制度、企業文化與外部環境的和諧是企業生存的關鍵。這些都顯示了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企業中的一些“軟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這些“軟要素”與資本、土地等不同,它與企業內部的人緊密結合在一起,顯示出一種網絡化、嵌入性、綜合性的特征,研究這些“軟要素”必須搭建一個合適的平臺。為此,我們提出“企業人”這一假設,將它作為研究企業“軟要素”的重要平臺,并梳理這一模型的思路。
二、 經濟學微觀基礎假設的演進思路
1.“經濟人”假設
孟德維爾很早就在《蜜蜂的預言》中提出了關于“經濟人”概念,他認為經濟人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終可以造成社會的繁榮。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將這種思想通過優美的經濟學理論做出了說明,那就是社會的福利由每個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創造,社會是一個完美的有機體。
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在希克斯等一大批經濟學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論擺脫了傳統的基數效用論,相對完善的偏好理論為揭示“經濟人”的行為進一步打開了理論之門。通過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經濟人”追求最優化的理可以通過數學方式描述出來,為微觀經濟學上個世紀后期在各方面的開花結果創造了條件。可以說,“經濟人”假設為經濟學從政治學科的附屬品到相對完善的經濟學科發展直至“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產生功不可沒。
2.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
哈耶克曾經說過:“盡管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與生物學相類似,但它卻與絕大多數其他的自然科學學科不同,因為社會科學必須處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質上極為復雜的結構?!保?]也就是說,“經濟人”假設所遇到的問題恰恰在于以它為基礎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學主義,這樣就忽視了經濟學微觀主體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會性質,人是能動的,人能夠在實踐中不斷學習,人的學習能力是不容被忽視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農學派的時候,將價值的創造源泉定位于勞動、資本等這些“硬要素”,由于這些要素之間關聯性不強等特征,“經濟人”假設一直強調個人本位主義,忽視了微觀經濟主體在社會領域的“嵌入性”,同時也抹殺了“軟要素”進入生產函數的可能性。這種強調個人本位主義的處理也給斯密本人也帶了“斯密問題”,難以自圓其說。
正如格蘭諾維所指出的[2],“經濟活動是嵌入到社會活動之中的”,“經濟人”在追求社會活動中恰恰忽視了社會因素的制約,不可能達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實上很多經濟學家都曾對此作出批評,如萊本斯坦從非理性傾向方面對經濟人做出了批評,凡勃倫則從人的社會性炫耀這一消費特點方面,批判了“經濟人”過度重視個人本位主義所導致的解釋力問題。
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一些社會發展所導致的如“企業網絡”、“組織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經逐漸為經濟學家所重視,然而“經濟人”假設只要沒有摒棄古典經濟學重視“硬要素”等傳統,繼續沉迷于個人本位主義的解釋方法,很難對“企業網絡”、“組織能力”等一列的“軟要素”進行合理的解釋,從而阻礙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
第4期商海巖,孫國棟:基于“企業人”假設的 “軟要素”研究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觀基礎假設的探討
首先是“契約人”假設。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資產專用性” [3]三大假設之下,“契約人”假設堪稱為新古典范式的“企業人”的標準模式。企業是一系列合約的集合,契約人是這個合約的主體,無論是合約規定的索取權還是合約沒有規定的剩余索取權之間,契約人通過不斷的試錯、談判、交互作用,維持著有序的社會有機體。人作為追求目的的動物,嚴格遵守者人類有社會以來形成的各種契約,因為各種維護秩序的契約約束,“契約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斷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為。
但是哈特等的“企業就是由它所擁有或控制的資產(比如機器,存貨)所組成”[4]之說,最終驗證“契約人”依然遵循當初科斯的古板,企業理論的研究嚴格地被規定在新古典研究領域之內,資本、勞動、土地依然是統治權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測量的,依然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
其次如“單位人”假設。長期合約一直是企業理論所關注的重要方面,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可以看做是一種默認的長期合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單位無疑成為一種人們生存主要的空間,單位空間與長期合約的非流動性以及官僚體制,形成了關于“單位人”這樣的假設。
由于計劃經濟的特點是國家通過單位向個人分配資源,因此造成了“單位人”對單位的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關系,盡管標準的“單位人”假設在經濟學領域一直沒有形成,但是“單位人”的特征卻被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的一些學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閉性、個人缺乏動力機制等等。
“單位人”已經關注到長期合約所形成的一些弊端,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場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標準的經濟學分析,“單位人”對于制度、文化等“軟要素”約束的機制缺乏深入地分析,僅僅片面地強調這些“軟要素”帶來的不利方面,而對于這些“軟要素”對人的激勵方面卻認識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單位人”只是我國制度建設相對不太完善的產物,是一個短期的現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義。
此外,還有如“人本人”[5]假說、“社會人”假設[6]、“知識人”假設[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比如批判“經濟人”的理想化,忽視社會性等方面。
4.“企業人”假設
當我們打破新古典的同質性假設,將要素回歸到古典經濟學里將創造人類福利作為經濟學的本性這一主題,來審視企業內的各種要素時,我們發現,不斷的發掘勞動的潛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源泉。為了發掘這種潛力,一開始人們重視“硬要素”帶給人們的迂回生產的好處,當經濟發展到對物質資本的依賴越來越不重要的時候,“軟要素”將是發掘人類勞動潛力的重要方面。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對于“社會資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結構”方面的因素研究越來越多,基于能力的企業理論更是突出了“默會知識”、“學習能力”的作用,并認為是在企業不可復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隨著對這些“軟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建立一個更適合經濟學發展的平臺,解釋新的經濟現象。
企業里的勞動實際上是被長期合約嚴格限制在企業范疇之內的異質性的勞動,這種勞動一方面不能離開“硬要素”,如資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動,人與人之間更多是一種社會關系,現實中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并不都是價格機制,還有各種隱性與顯性制度、道德規范以及文化,這些多數是價格機制所沒有辦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時間、空間影響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東西。人與人之間如同網絡的存在使得這些軟要素在發掘人類潛力、配置人類的精力資源方面一樣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業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論并不統一。一是范疇不同,二是理論側重點不同。
從范疇上看,一般的理論都將“企業人”作為企業內部的人的總稱,并且與企業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如趙旭亮、孫建中[8]認為:企業交易契約理論和企業能力知識理論都因其內在的局限性而難以進一步深入下去,走出這一理論困境的前提是必須找到能夠整合各種企業理論的理論樞紐。企業人范疇及企業人理論假說,可以成為深化企業理論研究的理論樞紐。從而提出:“企業人是一切契約聯合體的每一位當事人,也是企業生產性合作組織的每一位成員,它包括企業家、管理者與每一位員工”。 康麗琴[9]從人的個性偏好出發指出所謂企業人,是指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聯合體中的每一位當事人,企業人既包括投資者、企業家和經營管理者,又包括企業一般員工。
另一個方面則是認為主要是指的企業內部員工,并側重于企業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認為日本企業人的再生產深受其歷史傳統文化的影響,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勞資關系、內部培訓、分層參與、企業內部福利、內部競爭制度等不同方面,都體現出日本企業人以企業為家的特點。
本文認為“企業人”假設是對企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是基于“軟要素“與”硬要素“結合方面對企業內部勞動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長期合約下的要素非流動性。
三、 “企業人”的模型構建
員工的行為價值可以區分為可測度部分和不可測度部分,可以測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勵問題解決,而不可以測度部分則沒有辦法通過制度問題解決,必須從文化方面去激發員工潛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設計了一個動態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員工激勵與團隊合作文化建設之間的關系,指出了企業文化對長期利潤起著正相關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認為企業文化具有資本性,Holmstrom[13]則設計了企業團隊產出的剩余模型,闡述了企業文化對團隊成員效用函數的影響,從而影響到團隊成員的努力程度。這些模型的共同點是注意到了文化作為重要的“軟要素”,它對于員工效用的影響,并提出了文化作為一個共同要素對于個人努力的影響。由于“軟要素”是一個新的提法,所以以上這些關于企業文化的模型對我們構建“企業人”模型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關于企業文化的模型,我們構建“企業人”的效用函數,規定“企業人”的收益來源于“硬要素”和“軟要素”的租金,成本為付出的“軟要素”的維護成本C。
作為“企業人”,一方面潛力受到硬要素的影響,傳統的如資本、土地等,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假定硬要素為K。另一方面,企業人還受到“軟要素”的影響,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假定“軟要素”數量為Z。
構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據經濟學的原理,“硬要素”對于勞動的使用帶來更多的利益(比如機器的使用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決于與勞動的配置,由于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所以根據理性最大化原理,我們假定K已經達到了最優的k*。這樣,企業人的效用取決于“軟要素”帶來的收益。
θ為企業人之間溝通的系數,介于0與1之間。C是維護“軟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對于員工來說,“硬要素”是由股東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軟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個“企業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軟要素”帶來的收益扣除維護“軟要素”的成本構成,下面對這個模型進行分析。
命題一:當人們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時候,“軟要素”的需求隨著N的擴大而減少。
我們命θ=1,求最優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這說明當θ等于1的時候,“軟要素”成為一種完全的公共品,人們不會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會關系”這種“軟要素”資源共用的時候,一個人并不需要太多的關系資源,共用別人的就可以了,當然,這不可避免導致搭便車的現象。
命題二:企業內的“軟要素”為同質性時,設個人擁有的“軟要素”相同,都為Zi,當N增大時,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個人都會平均地持有“軟要素”,持有“軟要素”的數量只和維護“軟要素”的成本有關,有效的建立“企業人”的交流平臺將會增加“軟要素”。
命題三:團隊是否有效率取決于θ與“軟要素”邊際成本的大小。
團隊收益為NU,為了分析方便,假定個人持有的軟要素依然相等,個人效用函數加總為團隊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業團隊的效用主要取決于θ和“軟要素”邊際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團隊邊際成本,就可以實現整個團隊的正效用,否則,企業團隊將只有負效用,個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證整個團隊有激勵去維護“軟要素”。
所以,“軟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體學習要素”的收益比較高,大家將會有激勵去維護這種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夠的大,或者說只要小于1,企業團隊就會有剩余的損失。
命題四、考慮到額外收益,“軟要素”具有一定的資本性。
如果前期的“軟要素”沉淀,形成一種資本,這種資本會通過激勵、規范以及形成某種“傳統”給后面的人帶來額外的收益,從而使得后來者更有激勵去維護“軟要素”。
假設一個兩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軟要素”在T+1期會帶來收益RZi,
則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這樣,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來者會受到激勵,盡力去維護“軟要素”,這樣,企業團隊合作的剩余也將會更大,這顯示了“軟要素”的資本性。
四、 模型的進一步思考
1.懲罰機制
在企業人的模型假設中,可以看出,懲罰是網絡化的,這反應出“軟要素”與“硬要素”的區別:
“硬要素”是可以細分的,因此耗損的過程充分顯示出時間性。而“軟要素”的耗損呈現出系統性,也就是與時間無關,而與系統本身的特性有關。系統本身有一定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過某個“閾”,這就是系統的“承受閾”。當“軟要素”超過這個“承受閾”時,舊的系統平衡將崩潰,帶來新的平衡,反映現實中就是人們對網絡中的某個事情,某個人的重新評價,引發“道德體系”“制度”等方面的調整,反映在個人上就是要重新樹立網絡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則是局限于某個閾之內,超過會趨向于0,使得“企業人”重新構建或者一無所有。
2.市場勢力的構建
由于模型中已經推導出,“軟要素”具有一定的資本性,而且難以復制,“企業人”一旦獲得“軟要素”就等于獲得了某種壟斷資源,這使得擁有“軟要素”的人比擁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場勢力,在網絡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軟要素”擁有者需要更大的網絡化成本。
五、 結論
本文探討了構建一種“軟要素”平臺的可能性,在反思“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人”這種假設,并構建模型說明以“企業人”為平臺的“軟要素”的特征。關于“軟要素”的研究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區域,進一步探討如何構建“軟要素”平臺,以及如何在更加復雜的環境下構建經濟模型,將來一定是經濟學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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