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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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本文擬對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進行簡單的綜合介紹，重點選擇在傳媒研究歷史上有過重大突破和影響的研究機構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為國內該研究領域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第2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企業文化；戰略管理

企業文化屬于上層建筑，其發展水平也受到企業本身經濟發展水平的微觀影響。優秀的企業文化往往建立在該企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為保障，文化建設是難以實現的。但也決不能將企業經濟水平低下作為忽視企業文化建設的借口。我國部分中小企業的企業家便認為企業在起步階段的關鍵是生存和盈利，企業文化建設不是急需解決的問題，因而忽視了企業文化的建設。鑒于此，一方面，中小企業應把發展經濟作為企業的根本目標，為企業文化建設提供經濟支持。同時，也應該看到，優秀的企業文化對企業經濟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在企業建立之初就重視企業文化建設，“從小做起”。

企業文化創建中的利益相關者分析

（一）企業管理者

企業家不僅是企業文化的倡導者，更是企業精神培育者和傳播者。企業管理者自身素質將直接影響到企業文化的建設成效。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家普遍存在著經營理念落后、對文化建設缺乏正確的理解與認識等問題。因此，中小企業管理者應努力提高綜合素質，提高科學決策、依法經營、誠信待人的水平，做到身體力行，向員工言傳身教，做出企業文化理念和企業經營思想上的表率，用其先進的管理理念影響員工的價值取向，進而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共識，將企業家文化與企業文化建設相融合。

（二）企業員工

中小企業在進行文化戰略定位和選擇時，應培植“以人為本”的文化。首先，要讓員工廣泛參與到企業的文化建設中來，使每一位員工了解并學習自己的企業文化，逐步使企業文化深入人心。在提高員工認識和廣泛參與的前提下，通過文化建設地不斷推進，逐漸培育員工的團隊精神,增強企業的凝聚力，使企業文化建設走上“全民參與”與“全民互動”的良性發展軌道。其次，克服家族管理的弊端。確立員工的主體地位，任人唯才，考慮到員工更高層次的需求，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其他利益相關者

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活動中，不可避免地與消費者、競爭者、運營商、股東、金融機構、新聞媒介、公眾等利益相關者發生各種聯系，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企業的經營活動正是在與社會中各利益相關者的聯系中得以實現的。但中小企業單純追求自身利益，片面強調利潤目標，不惜損害社會大局利益的短期行為不在少數。

中小企業在進行文化定位與選擇時，應該看到企業長期穩定與發展不僅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和競爭能力，而且也有賴于社會的方方面面，企業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有賴于社會各界公眾的認可和支持。這就要求企業認真考慮自己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其中誠信就是現代企業應勇于承擔的一種社會責任，誠信不僅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靈魂，也是企業長盛不衰的生命線。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兼顧消費者、競爭者乃至整個社會的利益，樹立誠信理念，打造企業誠信新形象

中小企業文化戰略分析

（一）企業文化戰略執行不力的原因

在文化定位與選擇過程中忽視了員工的參與，在執行過程中就可能遇到抵觸或者不合作，致使再完美的企業文化也無法發揮作用。企業文化與企業經營脫節。只關心經營活動，認為文化和經營活動無關。企業文化缺乏一致性和連續性，常隨著管理者或者周圍環境及市場的變化而盲目變化，改變了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造成在具體操作時相互矛盾或管理上的脫節。過于僵化，企業文化一旦確立，就一成不變，不能順應企業在不同階段的發展總戰略，執行無力。超級秘書網

（二）企業文化戰略有效執行的對策

一是將員工納入到企業文化戰略定位與選擇的隊伍中來，為后期文化執行奠定良好的“群眾基礎”。二是虛實相生。促進企業文化與企業戰略，市場營銷和人力資源管理等經營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滲透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為企業文化戰略執行尋找有力的經營載體。三是建立健全的制度以保障企業文化的一致性與連續性。使企業文化的執行在因管理者或周圍環境變化時不改變核心價值理念。確保企業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四是拓展“學習型”文化，創立學習型組織。培育學習能力，不斷提高對外界環境的快速響應能力。在學習中不斷實現企業文化的變革，推動企業變革與發展。最后，由于戰略行動與戰略定位具有交互作用性質。企業以還應及時總結文化戰略執行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適時進行文化調整與創新，使企業文化在積累與沉淀中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參考文獻：

1.尚鳳佳，趙生吉.對中小企業文化建設的思考[J].發展，2008（2）

第3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景觀設計藝術文化影響

自1858年奧姆斯特德設計的紐約中央公園建成，景觀建筑學走向普通人和獨立的學科道路以來，文化和藝術早已走出了精神貴族們的世襲領地，來到塵世中摸爬滾打，不斷影響甚至引領著世界景觀設計的發展。

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歐洲和日本一些國家的景觀設計領域已開始持續而活躍地交流和融合，并反映出其受到20世紀藝術流派——從概念藝術到地景藝術和建筑——從包豪斯到紐約第五大道的影響。傳統風格不再是當代設計師為我們這個技術社會設計創作庭院的典范。設計師們可以從繪畫、雕塑、電影等一切領域中獲取靈感。二戰前后的現代藝術及現代建筑理論促進了現代主義建筑逐步得以形成。現代主義對景觀建筑學最積極的貢獻并不在于新材料的運用，而是認為功能應當是設計的起點這一理念。使得景觀設計從而擺脫了某種美麗的圖案或風景畫式的先驗主義，得以與場地和時代的現實狀況相適應。60年代以來年景觀設計則受到了環境藝術的影響及后現代主義的推動。此時的藝術懷著更為寬容的態度，賦予了景觀建筑適用的量性和更大的創作自由。藝術不再是先驗的形式主宰，而成為了設計的激勵力量。

在這一階段生態意識在景觀設計中也有所體現。設計師們從對形式美及優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對自然和自然與人的關系的關注，開始了解并懂得植物比人工大壩更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微生物比化學品更能持久地維持水體干凈；泥質護岸比水泥護岸更經濟持久；自然風比人工空調更有利于健康。設計師們找回和重視城市中的邊緣生態系統，通過種植天然草坪和耐旱植物來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和節約能源。

20世紀末的高、新、尖科學技術的不斷涌現也為這一時期的景觀設計提供了技術支持和新的靈感。科學思想本身作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客觀上促成了未來派、風格派、解構主義、超現實主義等流派的形成。塑料制品、合成金屬、玻璃纖維、光線照明設備在設計公共景觀時被大量使用，極大地豐富和擴展了景觀設計的表達語言。

在當代文化思潮的影響下，景觀設計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現代藝術和后現代藝術對景觀設計的影響

現代藝術和后現代藝術雖然以激烈的對立態度先后出現，但這并不影響景觀設計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對這兩者的吸收和容納。現代藝術把景觀設計從圖案和所謂的風景秩序中解放出來，引入到功能和社會尺度的角度，但也因其過分地追求純粹、自我中心和整體藝術語言的單調而迅速促成了后現代藝術的誕生。后現代藝術真正包容了不同文化傳統、不同藝術形式、不同標準和不同的表達語言，使得當代景觀設計在一個盡可能立體的舞臺上粉墨登場。其中一些全新的藝術活動開辟了當代景觀設計的新局面，他們主要是：大地藝術。

大地藝術可以看成是室內裝飾作品向戶外發展的結果，最早的樣式可追溯到古埃及的金字塔和英國的斯通享治圓形石柱。大地藝術的作品都十分關作品的“場所感”，即作品與環境有機結合，通過設計來加強或削弱基地本身的如地形、地質、季節變化等特性，從而引導人們更為深入地感受自然。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是史密森的《螺旋防波堤》。這個巨大的，由6500噸黑色玄武古石、石灰巖和泥士建造的螺旋形防波堤匐臥在美國尤他洲大鹽湖東北角的岸邊，盤旋伸入粉紅色的湖水中，被作者稱為是通往海底史前文明遺跡的通道。其它著名的作品有：德。瑪利亞的《閃電原野》，通過壯觀的不銹鋼陳列，通過閃電雷鳴等自然力量接近了天與地，把人類引導到對自然災難的體驗中；松非斯特的《時間風景》，則通過種植大片的松樹和毒胡蘿卜林，來營造一個都市中的先哥倫布時代的森林。這些大地藝術的作品大都介于雕塑和建筑之間，并逐漸在現代公共空間的設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將風景融入到現代城市生活中，并接近了自然與人類的感受和距離。受到大地藝術的影響，奧地利藝術家拜耶和瑞士景觀設計師克拉墨設計了一系列從自然生態的角度出發，又具有神秘的藝術性的環境景觀藝術設計作品。如著名的西亞圖的米溪爾土地工作和亞斯本草原旅館的“土丘園”。

概念藝術

概念藝術來源于20年代早期的達達藝術，認為藝術沒有什么神圣和持久的價值，它的本質是思想或者概念，物理形態的具體作品并不重要，所以也叫思想藝術、后物體藝術或無物體藝術。用來記錄思想的照相實錄或者對一個事件的文字材料，是概念藝術的常見形態。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馬塞爾。杜尚。概念藝術家探詢藝術與思想或藝術與知識的關系，這種作品實際上并不是用來觀賞的，所以在美術館以及其他場合展出的往往是一些臨時性的裝置。海澤的《雙重否定》和克里斯托的一系列包裹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概念藝術與地景藝術的奇妙結合。這些作品透露出某種哲學意味并且隨著作品本身的消失加強了人們對這些觀念的記憶。代表的藝術家還有依夫斯。克萊恩，皮埃爾。曼佐尼和美籍猶太藝術家施瓦次。施瓦次的景觀設計作品融合了多元的藝術風格，除了受到概念藝術的影響，直接把實物復制應用到公共環境中，她還以極簡藝術和波譜藝術的手法來表達其對景觀環境中藝術氣氛和文脈的理解。

二、生態論理對景觀設計的影響

70年代始，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景觀建筑教授麥克哈格提出了將景觀作為一個包括地質、地形、水文、土地利用、植物、野生動物和氣候等決定性要素相互取得聯系的整體來看待的觀點。西蒙。凡。得。瑞恩曾提出其定義：“任何與生態過程相協調，盡量使其對環境的破壞影響達到最小的設計形式都稱為生態設計。”這種協調意味著設計尊重物種多樣性，減少對資源的剝奪，保持營養和水循環，維持植物環境和動物棲息地的質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環境及生態系統的健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景觀設計是人類生態系統的設計，一種基于自然系統自我有機更新能力的再生設計。在這一期間，麥克哈格提出了“千層餅模式”，完善了以因子分層和地圖疊加技術為核心的生態主義規劃方法。這些理論和方法賦予了景觀學以某種程度上的科學院性質。景觀建筑學也不再僅僅是藝術化地布置植物和地形，而是可以經歷種種客觀分析和歸納的，有著清晰界定的學科。

三、科學技術對于景觀設計的影響

藝術設計和創作是一個有規律可循的造物過程，特別是60年代以來西方藝術擺脫了架上繪畫和雕塑，利用機器批量生產藝術品后，景觀設計領域也突破了沙、石、水、樹木等天然材料的限制，開始大量地使用塑料制品、光導纖維、合成金屬等新型材料來制作景觀作品。其中廣泛應用的新興材料和技術主要是：

人造霧

人造霧是采用設備處理后的凈化水，以直徑極小的微粒在空氣中漂浮，形成白色自然物的奇特景觀，頗似自然霧氣的濃縮，給人一種回歸自然的體驗。人造霧可按設計想要的效果及實際應用的要求隨意控制。因而廣泛地應用于現代園林建筑及特色造景當中。

塑料制品及聚合物

塑料制品聚合物給景觀設計師提供了方便、經濟、適用范圍極廣的造景材料。塑料制品現在已經普遍地應用于公共雕塑，景觀設施甚至建筑設計等領域中，而各種聚合物則使輕質的、大跨度的室外遮蔽設計更加易于實現。

玻璃纖維和光纖

玻璃纖維摻入水泥和一些輕型膜網中大大提高了材料的抗拉性能。另外玻璃纖維和光纖技術的結合使得室外景觀照明更加靈活多樣。目前已有一些設計甚至單獨使用光纖和霓紅燈來表達其景觀作品的文化內涵。

第4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這是一個小小的例子。但是，這個例子喻示了一個重要事實的浮現：電子技術成為一系列新型大眾傳播媒介的催生婆，這些傳播媒介形成的沖擊波正在打開生活的種種傳統界限，重新書寫一批著名范疇的涵義，諸如自然與文化，虛構與現實，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科學與神話，生與死，遠與近，進步與落后，權力與民主，財富與貧窮，如此等等。一批傳統界限的消失產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對于親眼目睹電子傳播媒介歷史演變的人說來，技術與自然之間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辯；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電話機或者電視機如同窗外樹木一樣"自然"，與生俱來，那么，二者不都是他們所置身的"現實"嗎？

迄今為止，電子傳播媒介已經積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長的問題：電影給人們的視覺開啟了什么？電影工業昭示了文化生產方式的哪些根本改變？城市人口每日耗費幾個小時的觀看電視節目？電視與教育、書籍以及兒童成長之間如何產生聯系？中等發達國家的電話普及率是多少？移動電話改變了哪些生活觀念？計算機聯網為金融活動帶來了什么？網絡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聯網從事政治競選和商業信息？詳盡地搜集種種統計數據之后，人們驚訝地發現，電子傳播媒介已經進駐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并且形成一個巨大的網絡。這個網絡正在對社會的經濟、文化和行政組織產生深刻的改造。種種傳統儀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會，師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躍在一個個村落的社戲--正在被電波、電纜、芯片和集成電路所摧毀。技術的力量正在清除這些文化儀式擁有的象征符號。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類身體的延伸；如果人類的身體因為媒介的配置而發生變異，如果人與機器的結合體正在形成某種新型的單元，那么，這種身體與機器組織的社會必將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種種變異。新技術的內化與文化的轉型同時發生。一些理論家甚至主張按照生物學的原則理解機械，某些機械正在跨越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界限。馬克·波斯特認為："人類對于身體的機器復制過程已經到達這一時刻：人類正在以電腦和一般意義上的電子媒介交流系統對人腦進行一點一點的復制。一種智能性的機械身體如今已成為工業、科技和大學圈內許多人士夢寐以求之物。"這時，機械、電子技術與主體建構之間復雜的聯系必須得到正視。（1）電子傳播媒介對于主體的形成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這個意義上，正面提出和闡述"電子文化"這個概念已經時機成熟。相對于印刷文化和紙張的社會，電子傳播媒介是否誕生了另一種文明？如果說，種種歷史湮久的遺址和古老的典籍還如此引人注目，那么，無論如何，人們沒有理由對于即將進入的另一種文明視若無睹。

在大多數人那里，電子傳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視為一種進步的標志。這不僅因為電影、廣播、電視或者互聯網相繼為大眾的日常現實制造了巨大的快樂；更為重要的是，新型傳播媒介的問世往往是與進一步的民主和開放聯系在一起的。歷史證明，媒介的壟斷時常導致符號的壟斷；反之，符號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對于報紙，電視顯然提供了一個遠為廣泛的公共空間。不同的性別、年齡、文化階層都可能圍繞電視形成種種共同體。電視分別被視為稱職的安慰者、孤獨者的伴侶、新聞中心或者良師益友。盡管如此，許多人仍然抱怨電視是一種單向的發射。電視仍然壟斷了信息的收集、組織、編輯、詮釋和。因此，計算機互聯網的出現再度激動了人們。許多人看到，計算機互聯網正在將這些權力歸還大眾。互聯網是無中心、無權威的。互聯網不僅最大限度地敞開了門戶，而且，互聯網的特征是大眾與傳播媒介的互動。

所以，人們對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隱蔽枷鎖不易察覺。人們往往忽略了，電子傳播媒介的強大功能之中存在強大的控制。的確，電視是一扇觀察世界的窗口，這扇窗口正在向人們展示無邊無際的經驗，人們仿佛從這個窗口躍入一個不同尋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們察覺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對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們就會意識到這個窗口隱藏的另一種威力。無論是呼吁、召喚、勸誡還是發號施令，電視的符號體系和傳播范圍都是無可匹敵的。如果說電視發射臺的部分權威來自機械的力量，那么，互聯網的無中心網絡結構--互聯網的進出路徑是分散的--同樣得到了強大的技術支持，網絡似乎是一個自由出入的空間。海關、邊防線、國界、遼闊的海域和崇山峻嶺--這些傳統的空間柵欄對于互聯網已經失效。民族國家賴以劃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經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術知識和語種突然顯示了比地理位置遠為重要的意義。沒有一定軟件知識和技術的人無法在網絡之中自如地馳騁，計算機程序的編寫者已經事先指定了人們所能馳騁的范圍；另一方面，英語是網絡空間的通行語種--不諳英語的人進入網絡之后常常空手而歸。換言之，只有受過良好教育和通曉英語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網絡所提供的種種優惠。人們無法想象，一個文盲可以利用網絡制造不凡的機遇。這個意義上，網絡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會條件為前提。這即是另一種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來，必須在雙重視域之中考察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電子傳播媒介的誕生既帶來了一種解放，又制造了一種控制；既預示了一種潛在的民主，又剝奪了某些自由；既展開了一個新的地平線，又限定了新的活動區域--雙重視域的意義在于，人們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當伯明翰學派的子弟，又扮演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也許，人們沒有必要急于確定一個結論，一個肯定或者否定電子傳播媒介的評價。人們需要的是分析和展開，從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現為一種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現為一種控制。許多時候，電子傳播媒介考察的雙重視域幾乎同時開啟。如同人們意識到的那樣，多數電子傳播媒介不是逐漸從民主轉向保守，從開放轉向封閉，或者將局部的微型解放納入總體性的權威體系；在我看來，二者之間基本不存在某種辯證的轉換。電子傳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解放和控制均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技術特征聯系在一起。電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如果電視臺沒有如此強大的發射功率，電視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觀眾的擁戴？另一方面，如果電視臺運行的費用不是如此之高，廣告商又怎么能如此規模地包攬文化權力，裁定電視節目的趣味，甚至充當唯一的裁決？

這提示人們充分地關注電子傳播媒介的性質。這時，人們迅速地想到了麥克盧漢的著名論點：媒介即信息。媒介傳播什么內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質所傳送的信息。機械的意義不在于機械本身，而在于機械如何為人類所使用。麥克盧漢在這個意義上反復地闡述了印刷術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例如，"電力時代生活中的新結構和新形貌，越來越多地與機械時代陳舊、線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沖突。"電子傳播媒介甚至改變了傳統的擴張式社會組織模式而產生了彼此糾纏和相互擁擠的內向性"爆炸"。（2）所以，技術程序的意義是決定性的，不同的傳播媒介將會改變既有的信息。鮑德里拉形象地闡釋了麥克盧漢的觀點："鐵路帶來的’信息’，并非它運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新的結合狀態，等等。電視帶來的’信息’，并非它傳送的畫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關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3）

雖然麥克盧漢的論點曾經遭受異議，但是，媒介的性質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人們至少必須意識到電子傳播媒介與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之間的關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麥克盧漢論點之上進一步說："媒體的變化將改變信息。換個方式說，’媒體就是意識形態’。"J·希利斯·米勒認為，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了出版、無線電和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新的電傳技術現在生產出用以取代所有這些的新形式。這些新媒體--電影、電視、因特網--并不僅僅是以未被改變的形式傳播意識形態或真實內容的被改動的母體。它們構成它們所’輸送’的內容，并任意把那個’內容’改造成該媒體本身所強加的信息的表達。"（4）J·希利斯·米勒察覺到，電子傳播媒介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規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區生活和社會生活。"對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抵制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霸權的各種手段、意識形態、大學、性別、種族和階級等所有那些問題都由于我的這樣一個信念而曲折地表達出來，即新傳媒技術是所有這些領域的決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釋說，衡量電子技術的巨大突破決非僅僅局限于科學范疇。盡管發明者并沒有蓄意地制造某種社會變革，或者預見這些發明的后果，但是，這些發明還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斷裂。J·希利斯·米勒贊同地引述了德里達的觀點：電子傳播媒介終結了傳統的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愛情信件。他們認為，上述學科均是與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國家觀念、言論自由的權利結合在一起的。電子傳播媒介正在刷新這一切。德里達甚至斷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國家的地位沒落了。電子傳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種種內與外的界限。個體、自我、隱私、家庭、工作地點、大學等等無不隨之改觀。更為嚴重的是，"它們也威脅到我們的這樣一個假定，即政治行動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確邊界、種族和文化統一性的一個特定民族國家。"J·希利斯·米勒總結說，"民族國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電子社區在電腦空間中的發展，具有新的人類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產生--這是新的電傳制度產生的三個結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許多思想家那樣對于電子技術的未來憂心忡忡；他期望電子傳播媒介的開放性可能產生新的革命性聯合--因為"新電傳技術可能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但這種技術超越了創造者而具備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對于印刷文明，某些權威可能因為電子傳播媒介的啟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擴大；但是，這不等于說接受主體的能動性完全消失。人們無寧說，這是一個未確定的因而也充滿了創造可能的新型空間--只有意識到這一點，人們才會充分意識到隱藏于大眾之間的潛力。

傳播媒介與文化類型之間的歷史呼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麥克盧漢認為，石頭是穿越縱向時間、粘合許多時代的媒介，紙張卻傾向于聯結橫向的空間，建立政治帝國或者娛樂帝國。（5）的確，新舊石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的文化風格不得不追溯至傳播媒介的性質與構造。結繩紀事不可能產生微積分，長篇小說不會銘寫于甲骨或者竹簡之上，機械復制技術的成熟徹底滌除了藝術周圍神秘的崇拜氣氛，互聯網絡對于傳統的作者與版權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戰。谷騰堡發明的印刷術如何徹底地撼動了宗教、政治、科學和文學，印刷文明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聯系，法律、規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識形態如何利用印刷機器得到不斷強化，這是許多人倍感興趣的題目。巍峨的皇宮、朝廷奏議、烽火傳訊、旌旗獵獵--這些歷史景象與電視機里的競選政治、電子信息組織的立體戰爭分別屬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說，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個傳統的社會空間，那么，這個社會空間正在遭受電子傳播媒介--從電話、電視到計算機網絡--的徹底改造。從信息的攫取、購物形式到身體的快樂，一系列變異或顯或隱地陸續發生。一切都在證實，傳播媒介不僅是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的工具，同時，傳播媒介還決定了文化的類型、風格以及作用于社會現實的方式和范圍。

如同歷史揭示的那樣，早期的統治階級控制傳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壟斷文化和知識，生產維護主導權威的意識形態，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的文化衛士--巫師、史官、僧侶以及一大批騷人墨客無不程度不同地從屬于這一支龐大的隊伍。近現代社會，尤其是大眾傳播媒介崛起之后，商業與市場經濟愈來愈多地介入傳播媒介的爭奪戰。從報紙、平裝書到電視、計算機互聯網，文化的生產能力、生產規模和傳播范圍日益強大，文化的成分與功能也日益復雜。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之間形成的地形圖之中，文化是被決定的；文化如同經濟活動以及政治活動的副現象。但是，電子傳播媒介的運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對于社會的組織和控制--功能急劇地增強。全球化時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視為電子傳播媒介的杰作。許多時候，電子技術的勝利怎么估價都不過分。當然，這并非主張文化決定論或者技術至上，但是，人們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經濟""政治"等一系列傳統范疇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組。電子傳播媒介時代，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邊界開始消失，文化生產本身正在成為最為強盛的經濟產業之一。電視的影像生產產生了巨額的利潤，眾多網站競相涌向股市，這一切無不暗示了電子傳播媒介、文化生產與經濟的共謀關系。電子傳播媒介所傳播的內容是一種"文化"，電子傳播媒介的運作方式是一種相當典型的經濟活動。許多時候，電子傳播媒介充分證實了阿多諾對于文化工業的闡述："文化工業的全部實踐就在于把裸的贏利動機投放到各種文化形式上。甚至自從這些文化形式一開始作為商品為它們的作者在市場上謀生存的時候起，它們就或多或少已經擁有了這種性質。但是，在那時，它們對利潤的追求只是間接的，仍不失它們的自治本質。文化工業帶來的新東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產品中直截了當地、毋庸喬裝地把對于效用的精確的和徹底的算計放在首位。"（6）雖然文化、商品、經濟利潤、意識形態各個環節的并非一脈相承，但是，人們不得不承認，文化與經濟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織為一體，共存共榮；文化對于物欲的抗拒意義正在縮減乃至喪失。電子傳播媒介的符號體系、機械性能、運行費用、傳播效果無一不在為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合作推波助瀾。對于電子傳播媒介說來，需要一門政治經濟文化學。所以，電子傳播媒介對于現實的影響、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維度的。從個體的身份歸屬、種族文化的面貌、意識形態的建構到國民經濟總產值，電子傳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種核心。這個意義上，出現鮑德里拉式的斷言并不奇怪--現實正在變成符號的模仿。無論是反抗還是順從，這一切乃是人們深陷其中的歷史環境。

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區域。盡管"文化研究"的內涵仍然眾說紛紜，但是，文化研究已經時髦地成為顯學。或許，"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離于傳統學科的程度--人們無法援引傳統學科的范疇予以界定。理查德·約翰生認為，文化研究"必須是跨學科的（有時是反學科的）。"相近的意義上，詹姆遜將文化研究稱之為"后學科"。（6）許多時候可以說，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學科的疆界為活動半徑。這時，人們必須意識到問題的兩個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為顯學，至少證明了文化研究的興盛恰逢其時。無論如何命名這個時代，人們都可以發現，現今所遇到的問題是綜合性的。例如，電子傳播媒介的考察必須聯合文學、符號學、社會學、經濟學、傳播學，如此等等。換言之，傳統的學科地圖已經無法分配和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文化研究是一種以問題為中心的描述與分析。盡管跨學科的分析也將產生另一些后繼的疑問，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顯示了突破學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從考察的對象到考察問題的方式，許多文化研究因為拋開了陳陳相因的程式而富于開創性。其次，文化研究成為顯學之后的一個危險是被重新體制化。人們可能重新設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規章和模式，予以定型，從而為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再度增添一個新的學科。表面上，學科提供了某種理論框架與學術規范；然而，這一切是知識生產、分類、占有與分配所形成的后果。所以，學科時常有意地呈現了什么，聚焦了什么，或者隱藏了什么，掩蓋了什么--學科的所聲稱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來，跨學科的意義不在于設立一個超級大型學科，跨學科的意義在于解除既有學科的遮蔽，開啟傳統學科框架背后的盲區。對于文化研究說來，拒絕體制化--拒絕重新演變為一個固定學科--的動力源于日常現實的啟示。日常現實的壓力時常使學科的框架搖搖欲墜。文化研究拋開了精英主義、經院主義的習氣，文化研究不再依據某個學科的傳統版圖--例如，文學，歷史或者經濟學--指定一個超凡的獨立舞臺，這包含了回歸日常現實的企圖。考察電子傳播媒介的時候，我所搜集的許多材料來自《參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讀物。它們的確不是經典，但是，它們是一個有力的說明--說明電子傳播媒介已經多大程度地演變為日常現實的組成部分。當然，回歸日常現實決不是撤消理論分析的另一種說法。犀利的理論分析往往是學科給予的不可放棄的遺產。文化研究必須保持日常現實與理論分析之間的強大張力。從歷史性演變的描述到有線電視頻道某一個黃金時段的娛樂節目，從符號學的闡述到計算機網絡虛擬生存的經驗，大理論與日常現實的結合無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勝的風格之一。

注釋：

（1）參見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頁

（2）《麥克盧漢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頁

（3）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32頁

（4）J·希利斯·米勒《現代性、后現代性與新技術制度》，《文藝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

（5）同（2）

第5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誰都不能熟視無睹：電視，在20世紀人類文化舞臺上的醒目到場和隆重出演。所以長期以來，輿論界和學術界對電視這一客觀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給予了種種感性或理性的界定：“電視文化是通俗文化”，“電視文化是消遣文化”，“電視文化是娛樂文化”，“電視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開始憂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責、質問和呼吁：“弱智的中國電視”、“電視你還要糟蹋什么”？“文學千萬別嫁給電視”等等。所有這些議論，必然會導致我們對電視文化身份及其本質特征、學理層面的深入探討。

在文化學視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構為一種社會構成現象，它標識著相關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話語的成立方式與作用力度。對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斷，意味著在其所屬領域文化本體論推導的結束和對其社會歷史成因多元化的認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給予文化觀察者的實驗條件，主要在于多維度的視角和對其所在系統生命性聯系的提示。因此，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執一端的說法，并非區分理論是非的簡單依據，表象的混亂狀態往往更能見出電視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維度的合理性及其關聯的復雜性。

本文試圖從俯視、后視、外視、側視、內視、前視幾個角度，對電視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觀照和審視，進而嘗試讓觀照的過程本身成為一種推導的方法，以期電視文化身份的本質在紛呈的現實表象中漸漸浮出。

俯視：在人類文化學的整一系統中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類留下的痕跡，是人類特定條件下的生存方式。從區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隱含著三種意義：“一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二是指意識形態，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會組織以及思想、信仰、風習、藝術等；三是指與政治、經濟并列的一種形態，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種更狹小的含義，即指認字與學習。”（注：參見張崇琛著《簡明中國古代文化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狀態是一種雙向的動態過程，即“人化”與“化人”，其驅動力源自人類的創造精神。

從文化的本體概念出發，則不難認同，討論“電視有沒有文化”、“電視是高級文化還是低級文化”等問題只能降低我們理論研究的水準。任何一種文化的價值，首先在于其形態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貴賤。在整個文化系統中我們需要相對確定“電視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而非對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氣用事地貶損抑或盲目膜拜。

電視，作為20世紀科學技術的結晶，是人類文化發展進程中的現代文化形態之一，它可以成為文化學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這個視域里，所容易發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將各類文化形態作為既有的方法以推論電視文化，從而通過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種成分與含量是否全面和飽滿，來確定電視本體文化的性質，使研究的出發點與歸結點發生倒錯。在整個文化系統中，電視文化作為一種技術的出現與存在，其技術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與眾不同。它呈現出一種全能文化形態：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邊界較為清晰地歸屬某一文化區域，但它自身大于人類自然力量的技術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個區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統所包含的三個區域的內容，都可能與之輕易結合，從而成為其文化構成。政治文化、經濟文化、藝術文化等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有機會在電視文化的身份證上簽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由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思維方式來支撐。人類的思維方式是多樣的：時間性思維和空間性思維；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經驗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等等。但語言出現以后，各種思維方式大體為語言思維方式所整合，紛紛融化于語言思維的海洋，亦即語言已成為人類基本的思維媒介。語言思維是人類基本的文化思維方式。電視文化的出現，將人類帶進了一個全新的思維王國。基本拿到理論“護照”的界定：電視思維是“可聞可見的四維思維方式（立體的空間＋時間＝視聽的運動）”。（注：周傳基著《電影•電視•廣播中的聲音》第44頁，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年版）這個界定，有其技術分析的可確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維中模糊思維可能存在的余地。電視文化，宣告了一種全能思維方式的出現：如果說，視聽是其思維的主要構成部分，那么數字式（點式）思維、以“語言”方式積淀在人腦中的“原型思維”，就是電視文化創造與接受過程中無法離析但又與視聽思維同在的模糊思維構成。我們應該避免襲用“單一思維方式”支持下的電視思維界說，才能允許電視對各種思維方式創造性地開掘、互動和使用的事實進入我們的理論視野。

第三，電視文化不能像相異文化形態那樣具備相對穩定的某一種屬性。斷定電視文化是大眾文化，顯然過于籠統。大眾文化屬于現代文化的范疇，是隨一系列大眾傳媒的崛起而登場的。大眾文化以“文化大眾”為旨歸，宣告了文化消費時代的垂臨。“大眾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范疇，它主要是指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因此往往必然地與當代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并且以工業方式大批量生產、復制消費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錦華著《隱性書寫》第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階級性、階層性和壟斷性，是一切現代文化形態均有的屬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計地搭乘大眾文化快車，才有可能傳播到位。大眾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對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態的氣象，所謂文化的終極必然趨向大眾。因此，在大眾文化的疆界內，電視文化一方面更多地體現著大眾文化精神，同時也以大眾文化的豁達，熔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高雅文化與娛樂文化于一爐，從而呈現出一種全能文化的姿態。

后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上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這個東方偉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見證，又是我們現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為本；諸家兼容，以儒為主；多神并敬，無神為常；德能統觀，以德為重；述作共倡，述為號召”（注：參見張崇琛著《簡明中國古代文化史》第11-2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體特征，既標識著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社會歷史時期所到達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廣度，同時又作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積淀，以“神來之手”，不可遏止地參與到了我們對現代文化靈魂的塑捏中。

從這個視角把握電視文化身份，其理論眼光必然充盈著殷殷的懷古憂思，所展開的文化研究則更多地羅織著批評的維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體地位的心理訴求，促使其素樸地以自身的特點來限定電視文化身份，如，從文化集權觀念出發設定電視文化機構嚴格的行政等級制度、為電視文化增設劃一的評判標準，對電視作為大眾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級、展開文化自由競爭的沖動予以約束；另一方面，則以自身為比照基準，止于對電視文化中傳統文化特質的缺失或變異的指指點點，從而推斷出電視文化身份缺席的結論。這種批評，徘徊于對電視文化功能的客觀解析與主觀期望兩相矛盾的游離地帶，表現在對電視文化的內部研究上，就有將“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傳統文化鴻溝置換為電視屏幕上“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高雅文化”與“娛樂文化”的爭執不休；表現在對電視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則出現了“電視文化應成為弘揚傳統文化工具”的呼聲，從而強調對電視文化身份的“介質”性理解與使用，而忽視了其文化本體的存在與特質。

在這個視角觀照電視文化身份，難能可貴之處應在于對傳統文化中既有的歷史發展眼光的擇取。傳統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過去時段，其存在本身蘊含著過去、現在、未來縱向發展的脈絡，是一種動態的存在過程。就傳統文化而言，不同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著其在不同社會環境中不同的主體形態，就像巖畫——戲劇——詩——小說出現的秩序那樣，明擺著石器——青銅器——甲骨、竹簡、羊皮紙——造紙術——印刷術的文化生產鏈條；機械時代只能創造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而信息時代必然釀造大眾文化的甘醇。如果從這種發展的路線上延展開去，也許走不了很遠，就會有人將電視文化視為傳統文化來審度。“人類文化總是處于創造與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質總是受到挑戰”（注：參見1999年3月11日《文藝報〈文化本真性的幻覺與建設〉》），因此，傳統文化視角下的電視文化身份必將是傳統文化發展鏈條上現在時段主體形態的顯現者，它在完成“傳承文明、溝通未來”（注：CCTV-1頻道形象廣告詞）的使命中凸現自我，更多的體現出對文化發展縱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時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使文化時間的不同維度得以自由流淌，極大地體現出了文化時間來龍去脈的連貫與不可分割，亦即電視文化對文化時間的自由把握與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傳統文化已有的多種形態與特征，亦即電視文化的出現不是空中樓閣的出現，它必然在其技術構成的基座上，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予以現代性的重構與詮釋，在電視文化的每一種構成上總是閃爍著傳統文化的光澤，同時也衍射著未來文化的輝光。所以在這個視角，電視文化身份表現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態。

外視：從社會化生存系統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社會生活，意指人類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與存在是以“群”的內部關系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會化生存系統，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無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圍的“群”中，人們會在調適文化觀念、價值取向的過程中結成形態相對穩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黨派、社團）群落、經濟（企業、財團）群落、“文化”群落（狹義的文化藝術性組織、機構）、宗教群落，個人自組織群落（個體的人對屬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說社會是人類生存的“公共空間”，那么，任何一個“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搶占“公共空間”份額的過程中建立自身的話語權力和話語方式的。

在這個視角，可以看到“電視”是各個“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間”、搶占“公共空間”份額的現代化武庫，電視的文化身份無疑被塑造成了一個“千面人”，具有很強的可易性和復雜的多面性。亦即電視文化身份不是一個單純的現象性存在所能影響和決定的，而是由整個社會系統的內部活動和外部活動以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所決定的。這使得電視文化身份由“實物決定論”走向“關系決定論”。存在于社會生活巨系統中的電視文化，各個“同文化群落”的力量會讓它發展的方向發生變動或轉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釋政策、傳播政見的“喉舌”；經濟群落則希望它姓“商”、成為塑造企業形象、營銷商品的“自由市場”；文化群落則希望它屬于純文化，成為人類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勵者；而作為個人的個體自組織群落則可能希望它有一個“百家姓”，是千里眼、順風耳，又是表達個人意志與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娛樂的場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導和侍者。因此，電視文化身份在社會系統中由整合力最強的要素（群落）來決定，但同時，會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預下，以合力運動的方式合規律性的變化與發展。亦即，在一定的時間區域內，其身份具有很強的易變性和不穩定性，而從長遠看，則與社會的進步力量同向度、共屬性。

用系統解構的方法，可以將各“同文化群落”對電視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為三種：1)投入者；2)媒介自組織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權力投入（政府行為的支持、含政策與財政投入）、純財力投入（企業、財團的經濟行為）以及純文化投入（文化界學術界的智性投入）組合而成。這部分作用力，對電視文化身份的影響最直接、最具干預性，它支配著另外兩種作用力。媒介自組織者，包括媒介經營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從業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員）的利益及價值觀念，以及創作者（編、導、攝、主持人等）的價值觀念。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體形式存在的，是對投入者與接受者兩種力量的貫通與遇合；同時又具有濃郁的機構文化色彩，會以隱在的方式，借投入者與接受者的力量闡發機構意志。接受者，則層面多而人數眾，其力量的體現是通過投入者與媒介自組織力量的實現與否來表達的。從表象看，它具有被動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實質上它是前兩種力產生的原動力，既是其出發點又是其歸結點。前兩種力的發生以到達它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饋的方式成為衡量前兩種作用力實現程度的標準，從而成為三種力中無形的最大作用力。這三種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各種力的向度與強弱會發生相應的游移、遇合與分解。如在意識形態壟斷社會一切文化形態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會變得強而有力，會以政府干預的方式使電視文化成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前提下，純財資投入則會對電視文化發揮強勢干預，會使其屬性傾向于商業文化色彩，傾向于經濟利益的取舍；同樣，在講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會條件下，純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組織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則會得到最大限度的張揚，會影響權力投入者、財資投入者以及媒介經營者的價值觀念，接受者也不會被當作商品信息與精神產品的簡單“貨倉”，而會煥發出參與媒介活動的自覺力量，從而形成三種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運動，使電視文化的身份在各種關系的運動中突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視角，電視文化更為明顯地體現出了對多元文化的綜合與兼容，其身份呈現出多元文化的形態。

側視：在各種文化形態的橫向隊列中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在報紙、雜志、電視這三大媒體中，電視群體的文化素質最低。這其實很好理解。首先，報紙雜志有其漫長的歷史承傳、有規矩、有氛圍、有熏陶；電視不然，它是在走進尋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幾年中一下子暴發起來的”（注：參見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學者與電視〉》）。長期以來，電視文化就是這樣被相鄰的姊妹文化側目而視。這種視角下發生的理論成見不言自明。其實，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的成熟與發達抑或所表現的文化素質的高低，都不能簡單地以其形成時間的長短來測定。在文化形態的生成速度上，時代愈演進，其生成與發展速度則越快。從前文字時代到文字時代，人類走過了千萬年，而從報刊文化出現到影視文化的出現不過百年而已，報刊文化的真正成熟與發達幾乎是與影視文化同步的；其次，“因為報刊有文化，從而電視無文化”之間并無必然的因果邏輯關系，且類比失當，就像指責玫瑰為什么不具備洋蔥的辛辣那樣；再次；報刊文化傳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脈，而電視文化是電子時代視聽文化的創新。電視人掌握的是另一種全新的知識體系，否定者只能明證其對電視文化的視覺盲點：報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眾傳播方式，而電視文化在大眾傳播方式之外還創造出了新的語言體系，比方小說、詩歌，被報刊登載依舊是小說、依舊是詩歌本身；而進入電視則小說非小說、詩歌非詩歌，是具有詩性或小說性的電視藝術。

因此，這個視角的占踞者應該是擁有獨特語言方式、堪與電視相并列的文化形態，如文學、戲劇、音樂、繪畫、雕塑、電影等。這幾種文化形態的語言方式是藝術的語言方式，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視角來審度電視作為藝術文化形態的特征。藝術，文化區域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集中體現了人類的文化精神。如果說，大量的文物、遺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類文化成果，那么藝術則以鮮活的生命方式滾動著人類文化的成果，使人類的文化之樹果實常新。占踞這個視角的各類藝術，在審視電視時目光多少有些不安。這種不安，長期以來一方面被歸結為電視作為藝術，其語言、表達方式、傳播方式的與眾不同；另一方面，則被歸結為電視藝術對其他藝術的技術性掠奪。但這兩種歸結前者止于冷靜的技術分析，后者則止于激情的籠統印象。任何一種藝術，都因擁有獨特的語言方式、表達方式、傳播方式才得以確立而且被認同。就像文字不對繪畫的線條造成威脅，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詩歌的表現，音樂的時間聯想并不會沖擊戲劇的空間再現那樣，電視聲光色的語言成分及其語法規則，并不能動搖任何藝術形態固有的“樹形結構”。而電視對各類藝術的技術性掠奪，毋寧說是各類藝術對電視技術的使用。電視彌合了其他藝術傳播方式中時間傳播與空間傳播的塹濠，改變了間接傳播與直接傳播之間的兩相分立，成為“間接傳播中的直接傳播”。這種來自技術的魅力，終成各類藝術突破既有風范的谷口。這似不應給各類藝術帶來不安，而應該額手稱慶。

不安，實則來自電視對既有藝術理念根本的搖動。首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人類對世界的四種掌握方式：科學的、實踐－精神的、宗教的、藝術的。這是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電視出乎意料地橫空出世，使這幾種把握方式面臨重寫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種掌握方式的邊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維度把握。其次，黑格爾美學思想中關于藝術發展規律也有以下的結論：藝術的發展過程是精神不斷壓倒物質、內容不斷沖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顯露的過程，并把藝術歸納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種，其中物質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詩歌。但電視卻使這一被普遍認同的線路出現了波折。電視藝術中，物質的成分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對物質的依賴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內容不僅無法沖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內容，理念不是愈益顯露而是愈益隱蔽。再次，電視以外的各種藝術，其生命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是作品的獨一無二和審美意識對作品產生環境的先天依賴。亦即它追求藝術作品個體的“惟一”價值和作品價值得以實現的特殊語境。如宮廷藝術審美的前提是宮廷的“語境”；宗教藝術審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語境”；所謂“紅樓十二釵”也只有在大觀園的語境下才得以生氣灌注，具有獨到的審美價值。藝術的個體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電視不然，它技術性地使藝術作品的復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與膺品的差異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藝術美感賴以產生的語境獲得了重構。它將其他藝術所依賴的純粹審美空間推至紛擾迭起的世界：開放的意義即為家庭日常生活空間；封閉的意義則指電視機“機體”空間，即相互間并無多少關聯的各類節目所連綴的假定性空間。對此，德國美學家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發出了“阿烏拉”(AURA)（注：本雅明把傳統藝術稱為有韻味的藝術，認為有韻味的藝術具有鮮明的獨一無二性。對它無法進行復制，即使勉強復制，復制品也不能與原作相媲美，因為即使最完美的藝術復制品中也會缺少一種成分：藝術品的現時現地性，即它在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并且認為復制藝術的出現讓有韻味的藝術崩潰了。）不復存在的嘆息。

因此，這個視角審視下的電視文化，是又一種把握世界的方式；對世界的多維度把握；同時，它在逃逸出傳統美學范式的前提下，以復制的合法性，將傳統美學加以現代美學意義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現出重構文化的姿態。

內視：從電視文化本體來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從內部解析開來，電視文化有三大組成部分：機構文化、成員文化、節目文化。機構文化，在經歷了微波傳輸時代行政式逐級到達觀眾的階段以后，目前正進入衛星時代，通過制、播分離，由“生產文化型”向“消費文化型”轉軌的階段。電視機構由政府和納稅人供養的生存機制也正在向機構產業化的自造血機制轉換。這個轉換，必然帶動電視文化向“產經”文化和“商經”文化發展，電視文化身份本位也開始發生易位，從單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經營式生存，成員文化，往往因為電視從業人員的職業身份過多的依賴其他文化藝術從業人員的名稱：如：編輯、編劇、導演、剪輯、錄音、作曲等，在身份稱謂上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包括專業技術職稱也是如此；加之電視從業人員對自身以及電視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為上的自覺，要么把自己裝扮為“政府發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傳道授業解惑”的先知先覺者；要么從高處彎下腰來俯視蕓蕓眾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視姿態（骨子里在說我是貴族）；要么就是為不知其內里的商品做了營銷員；并且由于規約電視文化行為的法規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違背電視文化建設的個體操作和群體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隱藏的是機構或個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潛藏著對文化大眾作為市場的利用，從而引發了社會對電視成員各種不滿與指責，導致了電視與文化無關的言論。在這個層面上，公眾心目中的電視人和電視機構因為是一種技術的掌握者與壟斷者，所以變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這也助長了電視人對扭曲電視文化身份的現象視而不見。但是，電視成員在這種駁雜的表象背后，還是在走一條有序而必由的發展之路：從編導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劃人中心制，大致勾畫出了其由創作型向生產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體意志型演繹的總向度。

關于節目文化，理論的熱情較多地止于電視文化的語言學分析，對其語言的構成元素、構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語法規則和技巧以及解讀方法作出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嘗試將之與其他文化語言區分開來，特別是電影文化語言。這方面的努力，對于電視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現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頗為斐然。但是，這個層面的局限也是明顯的，它使電視節目文化傾向于技術性的構成，而忽略了對其文化特質的整體性把握。誠然，電視本體首先是一種技術的存在。在這個層面，技術大于人，是技術賦予人相對的思維自由和行為自由，同時又限定了其思維與行為的絕對不自由：在電視文化中不存在離開技術的思維與行為。首先，技術讓電視文化擁有了時空上的相對自由、電視文化突破了通約幾千年的文化創造與傳播規則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時空；但電視文化因技術的限定，又都是“拍出來”、“編出來”、“做出來”的，在技術的客觀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態及內容都是假定性或虛擬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們可以生活于其中而電視文化只給我們以氛圍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電視文化的氛圍中。前不久，CCTV-1在晚間新聞中播報：世界第一位由網絡制造推出的電視虛擬主持人已經誕生。這意味著“人類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上帝”的時代真正到來了。技術使電視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實感的肌體。其實，技術給予電視重構文化的可能，但同時限定了其文化屬性的非獨立品格。人，“是從事構造化活動的動物”（注：參見劉xīn＠①著《電視重構論》第3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人類文化的進步在于其不斷地向理想的構造漸近。任何文化終究都是對人自身及社會生活的“同質異構”。電視的技術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態固有的邊界，啟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文化整合運動，但任何文化形態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無衰減無變異地通過電視而抵達受眾，即電視不是一個無機通道，而是一個有機通道。在電視的“場”中，所有的文化形態獲得重構成為電視文化的本體組織。

因此，從這個視角解析，電視文化體現出來的本質是各種文化藝術的綜合特征與邊緣特征：一方面，電視因技術而獲得的文化重構“場”，具有極大的寬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將文化藝術的時間流和空間場綜合起來，也可以將各種文化藝術綜合為一體，從而體現出時空的綜合和各種文化藝術的綜合特征；另一方面，綜合意味著取舍而非雜湊，如果從文化藝術的時間特征來審視，電視則是以空間來表現時間，體現的是時間與空間的邊緣特征；如果從文化藝術的空間角度來審視，電視又不單純是空間文化，而是通過時間的流動實現空間的擴展與建構，從而體現的是空間與時間交錯的邊緣特征。用藝術做譬：電視可以表達戲劇，但從戲劇的角度來審視，它只體現了戲劇的邊緣特征而非本質特征；電視對文學、音樂、繪畫等藝術的使用與表達都是如此，它不可能體現各種藝術的本體特征而只能體現其邊緣特征。到此為止，所有言說電視在糟蹋各種文化藝術的誤會應該結束了，其怨言來自用其他藝術的本質特征取代電視文化本質特征而必然發生的失落感。試想，如果文學電視表現出的是“文學”的本質特征，讓“文學”滿足的話，那么電視的身份就徹底不復存在了。因此，在這個視角的審度下，電視文化身份所體現的是綜合文化和邊緣文化的形態。

前視：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未來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在20世紀最后的幾年中，“網絡”，以毋庸商量的霸氣從未來世界幻影迷離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與此同時，“傳統電視”這樣的詞匯出現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許電視自己也未曾料想：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距離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論的慌亂，從對“網絡時代電視的身份將會如何”等等的預測中略見一斑。這也是文化理論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理論不再意味著“過去時”，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進行時”和“將來時”。

1999年歲末，在地球的西方發生于一件關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國在線以1840億美元的天價收購了華納兄弟影視集團。這似乎是一則預言：人類的“全媒體”時代即將蒞臨。

有理論將20世紀出現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廣播文化、電視文化、網絡文化。但網絡是否可以被稱作“第四媒體”目前還爭執不下，難見端倪。爭論的表面似乎是其作為文化是否已經成熟，實則是雙方對文化發展規律的簡單排列。問題并不在于媒體的序號性存在，而在于媒體文化本體性狀的存在：任何一種文化形態，較之其他文化形態都有空間上的組合關系，較之本文化脈系則都存在著時間上的聚合關系。就像電視文化曾對（我們對電視開始使用過去時態）橫向的其他文化進行組合，創造出雜志性電視欄目、報紙性電視新聞等等；在縱向度上，今天的電視已非20世紀30年代貝爾德實驗室里的電視，但它卻縱向聚合了電視文化演進過程中的每一個優秀環節：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顯示的狀況也是如此，并非各種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隊出行、輪番坐莊，而是紛紛搶灘網絡。網絡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從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這猶似當年的電視。今年4月，在中國電視文化轉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東方時空”欄目，在7周年慶典之際，舉行了中國電視的首次網上直播。如果說美國在線與華納兄弟公司正在以“機構”方式走向“全媒體”時代，那么中國電視則正在以“節目”方式輕輕地點擊“全媒體”的門環。

在“全媒體”化的過程中，究竟誰能占上風，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從文化發展的規律來看，勝者將是整合力最強的一方。站在“全媒體”時代的角度分析電視肌體整合力的強弱，則很可能推導出它在未來文化中的身份與地位。亨廷頓在其“文明沖突論”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寬泛層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戰世界的同一性、解體及沖突的范式”，他所指認的范式即在冷戰結束后，世界范圍內經濟與政治的沖突將被文化的沖突所取代。撇開其文化沖突所隱含的經濟與政治沖突的“禍心”不論，就文化沖突本身而言，文化沖突的趨勢終究會走向技術的整合與化解。這意味著文化空間與文化內涵的全球性共享。從網絡的角度審視，網絡所追求的是個人化的文化言說與個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對電視文化播遷向度的增設和對電視文化人格“趨同”、個性喪失的補救。但是，從人類既有的發展軌跡預見：文化趨同是必然的，文化個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許下的特殊生存。不論是語言還是文字，不論是機械還是電子，任何一種媒介的誕生都是為了人類能夠更好地溝通。溝通，則為了趨同；趨同，則為了合力運動的可行。《圣經》中有人類在語言同一的情況下建造“巴貝爾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達上帝的傳說。其實，人類自誕生以來，共同建造巴貝爾塔的理想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也正是技術的一次次飛越，使得人類共同的巴貝爾塔漸漸增高。支撐著文化學理論的“單線進化論”、“普遍進化論”和“特殊進化論”雖然存在探討文化進化過程的視角差異，但無不首肯技術是文化進化的動因。所有文化沖突的解決最后都取決于技術的調和，技術讓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溝通、易于互解，從而化干戈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講，電視文化所具備的群體參與方式、時空共享方式都是人類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過程中必需的方式與手段。就目前網絡運行的特征看，網絡顯然難以承擔電視所能承載的人類對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會責任，并難以取代電視所能帶給人們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電視直播對場效應的全方位公開、對各種場元素間生命聯系的集約式發送。也許，我們對電視擁有過多的“懷舊”情感，所以網絡的出現并不讓我們理解為電視技術的停滯不前。技術的多元并進，可能會導致“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彼電視”定然不是今天的“此電視”，但電視的文化身份不會退場，在這個視角下，它必定要顯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態。

以上，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分別審視了電視文化在特定語境下所呈現出來的身份特征。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機拍攝”的效果。事實也是如此，我們所倚重的并非哪一個“機位”，而是各“機位”間存在的關系及其共同“攝制”完成的主旨。對不同視角的逐一觀照。鏈接成了對電視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觀照的一個有機過程，其中包含了我們對電視文化理論研究的動態眼光和理論推導的有機趨向：從我們審視電視文化身份的動態眼光則不難發現，以往諸多關于電視文化身份的界說都具有一定的“相對真理”性，是相對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層面而具有一定正確意義的靜態界定。各種界說，之所以長期以來呈現出一種難以相互諒解、紛爭不休的場面，即因為各種界說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確的而在相異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錯誤的。這種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論紛爭，根本上反映出對電視文化身份長期缺乏理論認識的清醒與辯證，并緣此而走向創作實踐與文化接受兩個環節上的靜態化片面化扭曲，諸如“是快餐”則必定粗制濫造；“是通俗”則必定媚俗無度；“是娛樂”則必定游戲人生；反之，“是引導”則必定充斥宣教；“是藝術”則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則必定遠離大眾等等，進而導致了對觀眾接受心理的迎合與文化素質的提高之間不該有的分歧與沖突。另外，我們將論述的方式作為理論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們理論的推導最終走向“全視”，即不是用某一個視角來涵蓋或取代對電視文化身份的本質認識，而是以發展的變化的有機的系統論觀點，讓我們的視角愈益開闊、愈益全面，進而趨近對電視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雖然在整個觀照過程中，我們的理論視角多次發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貫之的解析態度與方法，已使我們對電視文化身份較全面的認識漸漸浮現：在人類社會文化生活中，電視是以全能文化形態、在實現對傳統文化縱向聚合和對現代其他文化橫向綜合的過程中，多維度地體現出其所具有的邊緣性文化本質和全球性文化趨向的一種文化類型。但是，我們的研究方法與態度所要表達的并不止于此，我們所希望表述的是對其本質認識的漸漸逼近而遠遠不是終結。

第6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論述溫州園林中鄉土文化元素的應用，如城市傳承歷史的園林框架，內涵豐富的園林場所要素，以及底蘊深厚的建筑符號方面等，試圖挖掘其內在的文化底蘊，以求在溫州園林得到更好的應用和體現。

浙江溫州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以“永昌堡”為代表的人文遺存敦實沉穩，歷經數百年風雨而彌堅，建造精美，體現了溫州悠久的傳統建筑文明。溫州山川秀美，溪水習習，歷來就是鐘靈毓秀之地。以“楠溪江”為代表的自然景觀吸收了江南山水的清新秀美的地域特色，同時也蘊涵著濃厚的江浙文明，講究小橋流水、山回路轉的文化意境。

一、得天獨厚、傳承歷史的園林山水背景

溫州具有良好的自然山水環境條件，以甌江為主要的水空間軸，南、西、北為綿綿群山，環抱城市平原。東邊為東海出海口又是百島之鄉的洞頭列島，甌海江之中又有靈昆、七都、江心嶼。城市中及郊區則是河網密布，又有一些小山頭鑲嵌其中。景觀框架：

兩圈：由山體圍合形成內外兩圈。

外圈：以城市周邊遠山包括甌北羅浮群山、景山、吹臺山、大羅山等，元寶型平原形態，形成城市的園林山水背景。

內圈：圍繞老城區的郭公山、松臺山、積谷山、中山公園、華蓋山、海壇山等形成內圈，圍合溫州古城，是城市的歷史文化極核，也是整個城區的園林公園框架。

兩軸：由水體構成縱橫雙軸。

橫軸為甌江。它是溫州的母親河，是構成溫州城市大山水的主軸線和景觀通廊。軸中包含了（江心嶼、七都島、靈昆島）三顆明珠。江心嶼風光秀靚，古跡眾多。這里是溫州自然地理和歷史文化的凝聚點，是溫州的象征。縱軸是溫瑞塘河。它是城市南北走向的生態軸。連貫溫瑞平原，其支流密布延伸至城市內部各處，是構成城市內部山水園林的最主要場所。

一片：三水網，是溫州水鄉風貌的突出反映，是城市山水園林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點：楊府山是城區中部最高最大的山，是主城區中部的地標和景觀控制點。

二、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園林場所要素

所謂的城市文脈就像人的性格一樣,是內在的,相對穩定的元素。它取決于一個地方所特有的環境特征、文化基因及價值取向。文化是一個城市園林發展和形成特色的基礎。城市園林的建設不僅要利用自然的山水環境條件，還要把山水詩和山水畫這些詩情畫意的文化內涵融于城市空間環境中。

（一）溫州典型的山水園林空間的場所要素。古榕、小橋、河流、涼亭、遠山，是溫州典型的山水園林空間的場所要素，是“溫州山水畫面中的景物。”在園林建設過程中既要保護傳統的歷史文脈和山水城市空間特征，又要力求把蘊涵其中的鄉土文化元素應用其中，使溫州園林更具地方特色，更具生命力。

（二）人與自然山水和諧的生活空間。溫州平原是水網地帶，傳統的村落基本上沿河布局，而且分布較散，許多村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并創造了一些人與自然山水和諧的生活空間，我們的園林建設應吸收其精華，使城市的園林山水空間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多樣的形式。

（三）手法獨特、別具一格的傳統人文水景。“水”的意象來自于溫州當地發達的山水文化。作為江南水鄉，“小橋流水”、“近水人家”、“九曲十八彎”……，傳統的水系構成不僅僅體現在自然山水當中，還體現在人文景觀當中。村落、城市當中的水道不僅是生活用水的來源、交通運輸重要的通道，還是文人墨客反復詠唱的題材，這種親水的居住生活方式經積淀到當地居民的文化基因當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昌堡”的護城河系統就是人文水景的典型代表。永嘉芙蓉村的水系處理手法尤為獨特，其按“七星八斗”的思想進行規劃設計。“星”指道路交匯處方形平臺，“斗”指水渠交匯處方形水池。道路、水系都是結合散布的“星’、“斗”而形成的，其規劃布局隱喻村寨可納天上之星宿望子孫后代人才輩出如繁星。另一方面突出“利為戰”的目的，其星可作戰時指揮臺，其斗貯水以利戰時防火攻以水克火。主街中部南側鑿一內湖水色清冽。村內引溪水沿寨墻、道路溝通各“斗”形成流動水系清流涓涓，遷回于宅邊、道旁既可供村民洗滌、防火，又可調整小氣候。

三、古意濃郁、底蘊深厚的建筑文化符號

（一）楠溪江的耕讀文化和民居建筑。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及其鄉土建筑是中國鄉土建筑文化中最為突出、最為綜合的代表。鄉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村落。每個楠溪江村落大體可說是一個完整的生活圈，村民的杜會生活自成一個獨立的系統。楠溪江村落建村古老，有建于晚唐的，如茗番村、下圈村，建于五代的有楓林、蒼坡等，大量的是兩宋時期所建。楠溪江建筑類型相當豐富，幾乎包括了商品經濟發展前農村里可能有的全部建筑類型。尤其是以文化建筑，如書院、讀書樓、文昌閣、文廟和一些起教化作用的牌坊和亭閣為典型。自隋到宋，特別是至南宋末年，宋室偏安江左，大量衣冠南渡，使楠溪江文化達到高崎。楠溪江以村落建筑為代表的文化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楠溪江的村落建筑雖然經歷了近千年的滄桑風雨，卻舊顏未改，仍然保留有宋代建筑的寨墻、路道、住宅、亭榭、祠廟、水池以及古柏等，處處顯示出濃郁的古意及深厚的文化內涵。

（二）泰順廊橋的古蘊遺風和精巧結構。泰順被譽為“千橋之鄉”、“浙南橋梁博物館”，橋梁數量達958座，石碇步248條，結構類型也多種多樣，有堤梁式橋（即碇步）、木拱橋、木平橋、石拱橋、石平橋等。據《泰順交通志》記載，到1987年底，全縣現存橋累共計958座，總長16829延長米，其中解放前修建476座，7923延長米。包括木拱廊橋、木平廊橋和石拱廊橋在內的明清廊橋30多座。其中在世界橋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木拱廊橋6座。即泗溪姐妹橋、三魁薛宅橋、仙居橋、筱村文興橋、三條橋。木拱橋以較短的木材，通過縱橫相貫，猶如彩虹飛架寬闊水面，其巧妙的結構，令人驚嘆！

四、結束語

21世紀的園林設計思潮不應該只是符合使用機能的需求，要力避大量制造普同性東西，更應在針對設計對象使用者的特殊性及個別性上多加著墨。今天的園林更加注重對作品本質和歷史文化內涵的探求，以特定的形式體現出對歷史文脈和環境的關注。歷史對我們來說是一筆財富，但對歷史的狹隘的理解卻常常成為創作的羈絆。對歷史的尊重不是沉湎于對昔日形式的懷念，而是創建一種符合當今時代的形式。園林人必須清楚，從設計對象所處的文脈中進行設計解析和創作，透過文化歷史符號系統來進行創造性的設計，同時還要盡量擺脫已往的符號形式與結構，用新的技術、材料以全新的形式結構進行再詮釋，發展那些有承接價值的傳統文化。這樣溫州園林將更有鄉土氣息，有文化之根的作品更具生命力。

參考文獻：

[1]鄭曉東.溫州山水城市空間初探.現代城市研究，2001.1.

[2]彭慧鋒.古典與現代的交融,傳統與時尚的結合.華中建筑,2000.

[3]何光華.貝聿銘的建筑思想及創作手法[J].中外建筑,1998,(6):44.

[4]楊裕富.設計的文化基礎[M].臺北:亞太書局,1998.

[5]戈悟覺.《甌越文化叢書》.作家出版社，1998.

第7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當前，在國內建筑市場"僧多粥少"的狀況下，各建筑施工企業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他們該如何建立自己特有的企業文化，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一、立足企業精神，增強企業快速發展的內聚力

企業精神是企業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在企業運作中發揮著"無形"的作用，這種作用可以滲透到企業行為的各個方面。一個企業要想獲得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不僅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作支撐，而且還要靠企業文化精神來維系。利用企業精神，把企業上下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共同體，增強企業的內聚力，才能最快最好地實現企業的各項經營指標。

江蘇弘盛集團在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以"以人為本、誠實守信、科技興企、精益求精"的企業精神，公司員工將這一精神深深植根于每一個員工的腦海中，并將之充分運用于工程建設中。該公司的這一企業精神作為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一直激勵著公司員工朝著共同的目標團結奮進。在相互合作中，員工與企業風雨同舟，形成了堅不可摧的共同體，對公司的發展壯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6年，該公司實現企業總產值34.6億元，施工總產值33.3億元，施工面積446萬平方米，竣工面積333萬平方米，施工人數24906人，并先后獲得"全國優秀施工企業"、"江蘇省最佳企業"、"江蘇省建筑業綜合實力20強"、"江蘇省先進建筑業企業"、"中國承包商60強企業"等榮譽稱號。2007年初，該公司還順利拿到了國家房屋建筑施工總承包特級資質。輝煌業績，是公司全體員工立足企業精神，團結一致，奮力拼搏的結果。

二、培育工地文化，提高一線員工的自我約束力

工程項目部是建筑施工企業的基層，也是建筑施工企業的"窗口"，依托項目，建設工地文化是體現建筑施工企業特色、構筑行業精神、樹立企業形象的重要載體。基于此，建筑施工企業建立工地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江蘇弘盛集團多年來一直努力培育工地文化，加強"窗口"建設，樹立良好的對外形象。該公司近年來不斷開展安全文明工地創建活動，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樹立企業信譽，提高安全管理人員素質，對申報文明工地的項目采取定點跟蹤管理，并實施獎懲制度，做到施工現場標準化、施工過程安全化，同時將企業精神、宣傳口號等具有公司特色的標語、圖牌進行懸掛張貼。此外，該公司還在工程項目部為每位員工提供齊全的生活設施，創造舒適的生活工作環境，從而調動了每位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人性化"管理，使員工以更高的工作熱情回報項目部，從而創造出了更高的經濟效益。

三、塑造企業形象，提高企業文化建設的外在表現力

企業形象是社會大眾和企業員工對企業整體形象的感受及評價，是企業文化構成的綜合反映，是企業通過各種實踐活動在社會上塑造起來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俗話說，人靠衣裝，佛靠金裝。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已不再是"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時代了。即使是好的企業，也需要進行"包裝"、"打扮"，利用媒體的宣傳來推介自己，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擴大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江蘇弘盛集團作為高郵建筑業的龍頭企業，歷來注重對自己的"包裝"和宣傳。該公司經常利用建筑市場推介會等宣傳形式"打扮"自己，提高聲譽。近年來，該公司先后在南京、天津、重慶、揚州、太原等地組織召開了多場建筑市場推介會，積極樹立弘盛集團的對外形象。2007年，南京分公司舉辦了"超十億"慶典，并隆重舉行了藍天大廈開工儀式，為市場開拓贏得了先機。重慶分公司借助揚州建筑業協會西部調研會的東風，積極宣傳弘盛品牌，主動出擊，用熱忱感動對方，用實力贏得信任，逐步與重慶市建委、勞動、環保等部門建立了業務往來，用實力塑造了弘盛集團的企業形象，贏得了廣泛的聲譽。2008年，該公司又充分利用江蘇舉辦建筑業優勢企業天津推介會的有利時機，以企業布展、會刊及報紙宣傳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了該公司的企業風采，給與會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弘盛集團還很注重品牌工程的建設，多年來，該公司一直致力于品牌工程、形象工程的創建工作。通過多年實踐，弘盛人充分認識到：良好的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和重要資源，是企業走向市場的"通行證"，也是全市建筑業贏得信譽、拓展市場的有力支撐和重要保障。2007年，該公司新承接的億元以上的工程就有10個，其中，上海、北京、南京、天津、重慶各有2個。南京分公司2007年獲得江蘇省"揚子杯"4項，南京市"金陵杯"7項，揚州市"瓊花杯"8項，承接的南京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中心工程自開工起就定下了申報"魯班獎"的目標，爭取讓該公司第一個國家最高工程質量獎在南京分公司誕生。北京分公司以總承包項目為重點，著重打好三張"牌"：一是"奧運牌"，以2008年奧運會為契機，承接了5.7萬平方米的奧運項目-五棵松文化體育中心北京商業樓；二是"重點牌"，承接了5.42萬平方米的國家重點工程-國家圖書館二期工程；三是"形象牌"，先后承建了4.1萬平方米的星河灣二期N4住宅樓、7.6萬平方米的星河灣二期N3住宅樓、2.1萬平方米的草橋欣園西區19#住宅樓等工程項目。天津、重慶、蘇州、錫常、太原等分公司承接的工程無論在質上還是在量上也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大大提升了公司的對外形象，為弘盛集團企業文化的建設增強了外在表現力。

四、堅持"以人為本"，凝聚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

企業文化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積聚而成的，它需要根植于企業，并且通過人的活動體現出來，所以不能離開人的因素去建立企業文化。建筑施工企業的特殊性就在于人員流動性大、員工素質較低、勞動條件較差，而人作為企業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因素，就需要加強對員工的素質教育，構建"人企合一"的企業文化氛圍，用企業文化來協調企業員工的行為，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增強企業的內聚力。

對于公司員工素質的教育培訓，江蘇弘盛集團近年來一直都沒有放松。該公司邀請高郵市建工學校教務人員先后奔赴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地舉辦繼續教育培訓班，僅2007年就舉辦了10期駐外基地培訓班，共有3500人接受了培訓，受到一線職工的普遍歡迎。

公司也很注重全方位的引進和培養各類人才，從人才市場共引進專業對口的大學生50多名，并根據各自的專業特長對其進行崗前培訓，合格后將他們分配到相應的工作崗位上，讓他們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公司的發展壯大注入了新鮮血液。

該公司還充分利用與南京工業大學、揚州大學、江蘇廣播電視大學聯合辦學的優勢，多渠道、全方位地辦好現有的本科班、大專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質、高水準、高技能的專業人才隊伍，為該公司企業文化的建設提供優秀的"文化力"資源。如今，全公司擁有高級工程師56名，工程師240名，一級項目經理53名，二級項目經理180名，一級建造師35名，二級建造師158名。

第8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一年級學生識字，存在的問題是：學得快，忘得也快。如何解決這個難題，通過實踐，我發現鞏固識字的最佳辦法便是讓學生進入“游戲樂園”，在輕松、有趣的玩耍氛圍中記住漢字。

我把每天早晨語文課前5分鐘樂稱為“文化早餐”時間。早餐內容分別為識字“游戲點心”、拼音“水果拼盤”、故事“多味醬”……學生興趣十足。

其中，識字“游戲點心”的宗旨就是通過各種游戲活動，使學生在自主實踐中興趣盎然地將所學漢字加以鞏固，加以運用。具體包括以下內容。

開火車（分小組進行）：其他孩子學發火車開動的“嗚——咔嚓、咔嚓”的聲音，教師出示生字，讓一組學生按順序讀字音、組詞或分析字形。誰說錯了，火車停下，選其他組的修理員修理（重讀字音），修理好了繼續開（讀錯的學生在車上表演讀兒歌）。

手拉手、交朋友：教師準備一些聲母或韻母相同的生字，學生戴生字頭飾，讀出后，選擇字音中相同部分的字手拉手，交朋友。還可以教師準備字型結構相同的或能組成詞語的兩個生字，讓學生讀后手拉手交朋友。

摘蘋果：出示一幅畫著大樹的畫，樹上掛著寫有生字的蘋果，學生制作果籃（用卡片拼出生字的正確讀音，正確拼讀）摘下對應的蘋果（生字）。可小組競賽，看哪組摘的蘋果多。

釣魚：出示一幅畫著池塘的畫，池塘里有許多魚（拼音）。學生說出對應的生字，組成詞，上臺釣魚。也可分男女、小組競賽。

穿衣戴帽：寫出一個不完整的字，讓學生把筆畫補充完整。例如：“田、里、水”。補完之后，學生也記住了“田、里”一豎的不同。（穿戴整齊后）再分別組詞，說一句話。還可以用于由兩個熟字組成的生字。請學生練習合字，如：“日”和“木”合成“果”。

猜謎語、說兒歌：根據字的特點，引導學生猜謎幫助記憶。如能做出動作的字，可以做動作、說兒歌加以記憶。

第9篇：管理文化論文范文

面對五彩十色、琳瑯滿目的手機柜臺，躍入眼簾的首先是手機的色彩和款式。有的手機色彩就十分吸引消費者的眼球，讓人一見鐘情，愛不釋手，有時消費者甚至由于偏愛手機的色彩而放棄對性能或其它方面的苛求；有的手機色彩平庸媚俗，粗糙乏味，結果無人問津，即使功能齊全、價格便宜也沒有人愿意埋單。好色乃人之天性，有時消費者會對某種色彩表現出共同的感知，這就是——流行色；有時又會因人而異表現出千差萬別的感知，這就是現在常說的個性化。消費者對手機外觀色彩需求，口味越來越高，眼光越來越挑剔，各有所好，各有所宜，眾口難調，莫衷一是。既要滿足手機消費者追求時尚的要求，又要滿足他們近乎反復無常的各種需求，的確給手機外觀色彩設計出了一道難題。只有努力創新不斷突破，才是手機造型設計的出路。富有創意的手機色彩設計，使手機有靈魂，有生命力，能強烈地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更多時候會讓消費者趨之若騖，購買的就是可心、傾心、醉心的顏色。

手機外觀色彩設計要有更強的針對性。手機早已不是少數有錢人有權者手中的高檔奢侈品，已經大步地跨進尋常百姓家，成為眾多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的伴侶。手機的消費群體和階層大大地擴大，數億中國消費者，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必然對手機外觀色彩表現出不同的喜好。身份高的比較喜歡手機色彩高雅、莊重、大氣；上班族比較喜歡明快、清新、大方、典雅的色彩；年輕女性比較喜歡纖麗、生動、活潑、富有裝飾美和曲線美的色彩；兒童比較喜歡對比強烈、近乎隨意涂鴉的色彩，他們不講用色的規律、技法，那種中規中矩的色彩設計顯然無法贏得兒童的青睞，等等，不一而足。手機色彩設計分成大致的幾大類別，顯然難以滿足消費者對色彩千差萬別的需求。探討研究不同手機消費者的心理特點、審美情趣，把握他們對色彩感知的規律和特點以及消費取向，對消費群體進行細化，特別對文化和情感因素不同的群體進行細化。進行針對性的色彩設計，把他們最喜歡的色彩適時地呈現在他們面前。有了細致入微的針對性，就擁有了手機的市場。

手機外觀色彩設計要增加中國語言。手機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移動通訊工具，已經具有了彩屏、攝像、MP3、MP4、PDA、GPS、游戲和手機電視、手機文學等多種功能。而未來的手機將發展成為一個移動終端——集銀行卡、電腦、通訊、視頻等與一體。人們玩手機就是在過一種生活，手機可以滿足消費者多種物質和精神需求。手機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現代的，但它又是由中國幾前年傳統文化傳承和延續而來的。多學一些中國傳統的文化藝術，能使手機外觀設計多一些中國獨有的書卷氣，少一些浮躁和火氣。中國傳統藝術具有中華民族的獨特性，創造出的藝術瑰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讓世界津津樂道，嘆為觀止。中國傳統藝術在色彩的運用上就有很多獨到之處。譬如比較喜歡用明快單純的顏色，著力表現物象固有的本色，不太追求物體的光感，注意的是生動的韻味。喜歡用對比強烈的原色，象黑白、紅白就經常可見。中國的傳統顏色都是植物質和礦物質的，制作精良。用這些原色畫出的壁畫富麗堂皇，金壁輝映，鮮艷奪目，而且色彩經歷千年而不變色。中國傳統藝術善于運用多種筆法，或是重彩，或是淡彩，或是重淡兼用，創造出千姿百態、千變萬化的多彩世界。傳統文化藝術是源頭，是活水，是根本。在手機外觀色彩設計上要吸取傳統藝術運用色彩的營養，借鑒它的理念和優秀技法，不僅能為創新設計提供靈感，而且還能為手機外觀設計增添奇彩。透過手機富有中國語言特色的色彩，不僅能看到手機的功能用途，而且還能體味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厚重感和豐富底蘊。

手機外觀的色彩要延伸內涵和外延。色彩設計在設計理念上要堅持現代的創新思維，同時要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繼承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追求“物人合一”的境界，使手機色彩在整體上表現出和諧、平穩、大氣、完美。手機要以小見大，表現出中國的民族的獨特風格。深深地植根于中華民族文化的沃土，提高文化素質和涵養，對色彩設計會起到決定的作用。遠離單純模仿西方的路子，使手機造形設計站在一個更高的起點。手機外觀色彩的設計和運用，強調色彩本身的表現力、色彩的象征性、色彩的感情和配色規律。要放入一個更大的人文環境和時代背景，不能僅從手機本身來考慮手機外觀色彩的設計，手機色彩也要與時俱進。現在一些時裝會，手機已成為時裝不可或缺的飾件，手機為時裝增添亮色，時裝為手機平添異彩。現代人特別是年輕的消費者攜帶手機還要搭配飾件，講究手機色彩與服裝相協調，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手機色彩設計就要先行一步，根據身份特征、使用場合、生活環境的不同，將時裝、皮具、首飾等的色彩風格融入手機設計，為這種時尚提供一個廣闊的天地。

手機外觀色彩要增加快樂和享受的符號。現在玩手機，就是玩快樂、玩享受，玩的是一種新生活。探究人的心理特征、思維特點、行動規律和美的時尚需求，使手機的色彩語言與人的心理語言能有機融合，體現出終極的人文關懷。手機色彩要滿足現代人求新、求奇、求變的心理，要具有自身的特色和魅力。使色彩體現出親和力、誘惑力，讓人感到友好、親密，體驗到美好、和諧。鼓勵和引導消費者放心大膽地進行人機交流，滿足相當一部分消費者希望遠離浮躁的社會，在手機里尋求純潔寧靜的愿望。在視覺得到賞心悅目的同時，又得到舒適、安全、方便、省力的使用享受，從而獲取前所未有的快樂，得到精神生活的最大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