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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關系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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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關系的特征

    第1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反壟斷法作為規制行為人在特定市場上排除或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其在性質上屬于經濟法。反壟斷法主要具有典型的國家干預性、整體利益本位性、經濟政策性、調整方法的綜合性以及實體法與程序法一體性等基本特征。反壟斷法是經濟法的核心部分之一,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反壟斷法是通過規制特定主體(或行為人)在特定市場上在經濟活動中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狀態和行為進而調整企業即經營者之間的競爭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反壟斷法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稱謂,這是與各國獨特的法律、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的。具體地說,反壟斷法在美國被稱為“反托拉斯法”,在德國被稱為“反限制競爭法”,在日本被稱為“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在英國被稱為“壟斷與限制競爭法”,在法國被稱為“價格和競爭自由法”,在歐盟被稱為“競爭法”,在我國臺灣地區被稱為“公平交易法”,而在我國正在進行的反壟斷立法中直接采用了“反壟斷法”的稱謂。

    然而,反壟斷法的性質為何?它有哪些基本法律特征?它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具有何種地位?這些問題法學界尚存一定的爭議,筆者擬就上述三個問題發表一點淺見,權作引“玉”之“磚”。

    一、反壟斷法的性質

    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形式或階段,而商品經濟離不開競爭,正是企業即經營者之間的競爭推動人類社會經濟的繁榮,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然而,競爭與壟斷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的那樣:“蒲魯東先生所講的只是由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并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反題,相反,它是一個真正的合題。”

    企業之間在市場上競爭的結果是使生產和資本集中,當集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壟斷,而壟斷反過來限制甚至扼殺競爭。同時,在競爭過程中,一個或數個企業為牟取更大的利潤和更有利的生存空間總是采取各種不正當競爭手段擾亂市場秩序或采取排除、限制競爭的手段來破壞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這些非法措施的運用既妨礙建立統一、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又損害了合法正當競爭的經營者以及廣大消費者的利益,進而損害一國的整體經濟和社會公共利益。對于上述市場經濟的缺陷,僅靠市場本身這種“無形之手”是無法解決的,只能用國家干預這種有形之手來調節和矯正失靈或者說癱瘓的市場。

    具體地說,就是要用國家的法律干預來主動地對失靈的市場進行調節和干預,打擊乃至消除市場上排除、限制競爭的不法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從而使市場由混亂、癱瘓重歸于有序、順暢,從而保護合法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進而推動一國經濟穩定、協調、有序、快速地向前發展,而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正是實現國家調節失靈市場的具體法律手段。

    對市場失靈或癱瘓的調節和矯正,傳統的以契約自由、人格平等和所有權絕對為基本原則和以個人利益為本位的民法是無能為力的,此時就需要一種新的法律來擔負起此項歷史使命,這種新的法律就是經濟法,經濟法作為重要的獨立法律部門,是公私法融合的產物,其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本質在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調整手段是以公法手段為主的綜合性手段,所有這些在國內法學界已成共識。而反壟斷法作為規制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實體法和程序法的總和,是國家干預和調節市場運行秩序的基本法律,其具備經濟法的一切屬性和特征。因此,反壟斷法在性質上屬于經濟法。具體而言,其屬于經濟法中的市場管理法或市場運行調控法。

    二、反壟斷法的基本法律特征

    反壟斷法作為一種典型的經濟法,當然會具有經濟法的基本特征,如經濟性、政策性、社會整體性、行政主導性和綜合性等,但反壟斷法在體現經濟法基本特征的具體形式等方面呈現出自己的特色,使其與經濟法的其他部分判然有別。具體而言,反壟斷法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最典型地體現了國家N-經濟的干預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后,市場上的激烈競爭最終導致生產與資本的進一步集中,最后形成了壟斷,壟斷組織濫用壟斷力進行排除、限制競爭的非法活動,并大肆吞并和盤剝中小企業和廣大民眾,引發了深刻的階級或階層矛盾,并造成市場秩序的混亂。對此,傳統的經濟生活的唯一調整者民法一籌莫展。此時,反壟斷法就成了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主動干預經濟的有力武器,正是憑借這個武器對市場上排除、限制競爭的禁止和消除,才使市場重歸于自由與公平的良好秩序,從而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繼續在競爭中向前發展。

    (二)以捍衛整體利益為本位

    法的各個部門在處理社會整體與個體的關系方向,有不同的主旨和調整方式,對國家和非公共組織、個人的保護和制約也各有側重,從而呈現出不同的法律調整模式。一般說來,行政法以權力為本位。民法以個人權利為本位,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經濟法則具有明顯的社會性,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指它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中立足于社會整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為重。①作為經濟法的典型代表,反壟斷法正是通過對壟斷狀態與壟斷行為的規制來達到維護自由、公平、有序的競爭秩序的目的,進而捍衛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即社會公共利益。可見,反壟斷法在調整競爭關系時,既不是直接出于對國家利益的維護,也不是出于對個體利益的維護,而是出于對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當然,反壟斷法在捍衛了整體利益的同時,通常也就捍衛了國家利益和大多數個體利益。正象許多學者和著述所指出的那樣,反壟斷法所保護的是代表人民大眾整體利益的競爭機制和秩序,而非競爭者個體。

    (三)具有明顯的經濟政策性

    反壟斷法的經濟政策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反壟斷法的制定和修改要充分體現國家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其次,反壟斷的執法和司法活動通常也要反映一個國家在特定時期的經濟政策,從而具有較大的靈活性,以致于同樣的法條在不同的國家以及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的執行情況可能有很大的差異。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條文大同小異的反壟斷法,在美國被執行的力度就比在諸如日、韓等國要嚴厲得多;在美國。在不同時期對反壟斷法的執行力度力度也是不一樣的。”【正是因為反壟斷法有明顯的經濟政策性。因此許多學者將其界定為競爭政策法。 (四)是以綜合性的調整方法來調整競爭關系的競爭政策法

    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法律部門,它主要由企業組織管理法、宏觀經濟調控法、市場管理法(即市場運行調控法)和社會經濟保障法所組成。而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起構成市場管理法或市場運行調控法的主體,它們共同調整市場競爭關系,擔負著維持市場處于自由、公平、正當、有序競爭的良好環境的任務。反壟斷法在實現其對市場競爭關系的調整時,采用的是經濟法所特有的綜合性調整方法,即以解割處于壟斷狀態(主要是處于獨占或準獨占,同時又有壟斷行為的大企業)的企業、禁令、批準、罰款等行政手段為主,同時附以民事調整方法(如判令壟斷企業對損害的競爭對手以三倍賠償等)和刑事調整方法(如對壟斷企業處以罰金,對壟斷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處以三年以下的監禁等)。

    同時,由于反壟斷法的制定、修改及執行都體現了國家在特定時期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競爭政策,所以反壟斷法可以說是競爭政策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競爭政策法是經濟法中的市場管理法或市場運行法的主體。競爭政策法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競爭政策法是指一切調整競爭關系的經濟法律。主要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壟斷促進法等等。而狹義的競爭政策法主要是指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不包括壟斷促進法等其他競爭政策法。而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雖有共同之處,如兩者都以維護良好競爭秩序為己任,但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反壟斷法所反對或禁止的是經營者排除或限制競爭的狀態和行為,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反對或禁止的是經營者采用假冒、混淆、竊取他人商業秘密、賄賂和虛假廣告等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此,反壟斷法是狹義的競爭政策法的兩大支柱之一,是禁止排除或限制競爭的狀態和行為的經濟法。

    (五)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統一體

    反壟斷法是由反壟斷實體法和反壟斷程序法兩部分組成。其中,反壟斷實體法為反壟斷法的主體內容,它是對排除或限制競爭的狀態和行為的規制,主要包括禁止嚴重限制競爭的壟斷協議即橫向和縱向壟斷協議、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即經營者濫用壟斷力、對大企業合并的監控以及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領域等幾部分。在我國,還應當包括禁止行政性壟斷制度。而反壟斷程序法從廣義上講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關于反壟斷主管機構執行反壟斷法的行政程序,如對大企業合并的監控程序、對企業之間橫向壟斷協議即卡特爾協議的登記或批準程序;另一部分是在適用反壟斷法實體規范過程中產生的訴訟程序,如對反壟斷主管機構的禁令不服向有關法院提起訴訟的程序、反壟斷主管機構以政府及政府部門為被告提起的訴訟程序,以及反壟斷主管機構要用準司法程序審理案件的程序等等。對于反壟斷法的法規范體系,有學者認為,“除涉及壟斷與限制競爭的實體法規范外,還包括行政法規范和反壟斷的程序法規范。后兩種規范的調整對象至為明顯:行政法規范是調整反壟斷法執行機構的組織關系和它在職權行使中產生的行政管理關系;程序法規范是調整因適用反壟斷法實體法規范而產生的訴訟關系。這兩部分法規范嚴格說是不屬于反壟斷法范疇,因為它們只能被看作是規定在反壟斷法中的行政法和訴訟法。”[61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筆者認為,經濟法包括反壟斷法本身是公、私法融合的產物,“諸法合體”為其本色,并且公法與私法規范已經交織、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體系嚴密的統一體,人為地割裂反壟斷法的規范的結果會導致否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的結果。另外,就反壟斷法的訴訟程序而言,其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乃至刑事訴訟的特點。如德國《反限制競爭法》規定,對聯邦卡特爾局作出的禁止企業合并的決定,企業或企業聯合組織可以直接向位于柏林(20010年以后為波恩)地區的上訴法院上訴等,這種訴訟程序與傳統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訴訟程序已截然不同,可以認為是專屬于反壟斷法的特殊程序規范,這種程序規范與反壟斷法實體規范已經結合成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正因如此,筆者認為,反壟斷法是反壟斷實體法與反壟斷程序法的統一體。

    三、反壟斷法的地位

    反壟斷法作為規制排除、限制競爭狀態與行為,進而調整競爭關系的經濟法,在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在美國,作為現代反壟斷法的標志性法律的《謝爾曼法》被譽為“自由經濟大”,在德國,《反限制競爭法》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法”,是“促進和維護市場經濟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屬于“市場經濟程序的總綱”范圍。tS]~E日本,《禁止壟斷法》被公認為在經濟法體系中占有基本的或核心的地位,是經濟法體系中的原則法和一般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

    第2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抑郁癥;女性;心血管系統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ymptom character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cvs)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methods:fiftysix female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were enrolled. the symptoms in cvs were recorded.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was evaluated by simptom checklist(scl)-90.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was assessed by ultrasonic echocardiogram. the male patients (n=48) were used as control. results:the incidence rate of cvs' symptoms was 100% in the female patients, of which 17 cases (30.4%) were lightgrade, 23 cases (41.1%) were midgrade, and 16 cases (28.6%) were heavygrade  respectively.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ale patients (37.5%, 18.8%,12.5%,6.3% respectively,p<0.05 all). as for the results of scl-90, the score of somatization factor was 3.8 in average, and the score of phobophobia factor was 2.6 in average, which were also higher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male patients(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lvef between the females and the males (0.58 vs. 0.61, p>0.05). conclusion:the female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have more symptoms in cv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male patients.it indic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ceive detection and medication in psychology for such patients.

        author′s address: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f chinese pla, xian,shanxi, 710038, china

        key words:depressive disorder; female; cardiovascular system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精神疾患,在普通人群中有較高的發病率。較多的研究表明,抑郁癥與心血管疾病之間存在密切聯系。抑郁癥被認為是心血管疾病尤其是缺血性心臟病的一種重要危險因素,而心血管疾病又是導致抑郁癥發生的因素之一[1~4]。由于女性與男性之間在生理特征、受教育程度、社會經濟背景、乃至家庭地位諸方面均有所不同,女性抑郁癥的臨床癥狀特征也有所不同,抑郁癥對女性心血管系統的危害可能更大。充分重視女性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早期識別、積極干預抑郁癥,對于進一步提高婦女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來源于2004年5月至2006年8月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心理門診和住院的女性抑郁癥患者56例。年齡19~63,平均(42±14)歲。文化程度分布為:初中11例,高中或中專24例,大專以上21例。職業分布為:農民21例,職員17、干部18例。對照組選取唐都醫院心理門診和住院男性抑郁癥患者48例,年齡21~64,平均(41±15)歲。文化程度分布為:初中9例,高中或中專16例,大專以上23例。職業分布為:農民6例,職員17、干部25例。診斷標準依據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抑郁性神經癥的診斷標準[5]。要求患者無癡呆等精神障礙,無嚴重的軀體疾病,能準確配合心理檢測和心理治療。

        1.2  方法   心理學量表采用精神衛生癥狀自評量表(scl-90)[6],在經培訓的心理檢測師的具體指導下,用統一的指導語進行。scl-90判斷標準為,因子分≥2為中度痛苦水平,表明存在一定的心理問題。根據臨床情況我們編制了心血管系統癥狀表,內容包括心慌、氣短、胸悶、心前區不適、心電圖改變等。采用超聲心動圖測定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詳細記錄患者的臨床癥狀及心電圖改變情況。

      2  結  果

        2.1  兩組抑郁癥患者的心臟癥狀及發生率抑郁癥患者心臟癥狀的主要表現為:心慌、氣短,呈陣發性加重,與情緒有明顯的關系。

        2.1.1  僅有輕微的臨床癥狀:表現為發作性的心慌,對生活影響不大。女性抑郁癥組17例,占30.4%,男性對照組9例,占18.8%。

        2.1.2  臨床癥狀較重:表現為經常心慌、氣短,有時感到胸悶,心電圖檢查有時能發現室上性早搏,呈偶發或頻繁發作,治療效果不佳。女性抑郁癥組23例,占41.1%,男性對照組6例,占12.5%。

        2.1.3  臨床癥狀嚴重:患者經常感到胸悶,心慌、心悸,甚至出現心前區不適或疼痛,心電圖檢查有時能看到室性或室上性早搏,偶見心肌供血不足的現象,患者經常服用改善心肌供血的藥物,但效果不佳。女性抑郁癥組16例,占28.6%,男性對照組3例,占6.3%。

        2.1.4  女性抑郁癥組心血管癥狀發生率為100%,男性對照組為37.5%。無論是從發生率或是各級別癥狀發生率比較,兩組均有顯著性差異(p<0.01)。

        2.2  兩組超聲心動圖lvef結果及比較女性抑郁癥組lvef (58±5)%,男性對照組lvef(61±7)%,均在正常范圍,兩組無顯著差異(p>0.05)。

        2.3  兩組患者scl-90結果比較   見表1。scl-90主要反映的是患者的精神衛生狀況,由9個因子組成,量表以實際因子分表示,因子分≥3具有臨床價值。   從scl-90檢測結果看,兩組患者都表現有明顯的抑郁、焦慮、強迫、人際敏感,但較之男性對照組,女性抑郁癥組軀體化表現更為嚴重(p<0.01),恐怖因子女性組比較嚴重(p<0.05)。

      3  討  論 

    抑郁癥除了相應的心理、精神癥狀外,有較多的軀體癥狀,心血管系統癥狀是抑郁癥的常見癥狀之一。抑郁癥是發生冠心病的重要危險因素,女性尤為明顯[7]。女性心肌梗塞后患抑郁癥的發病率顯著高于男性,且其癥狀更重、持續時間更長,這種性別差異在年輕女性尤為顯著。女性冠心病患者接受冠狀動脈旁路手術后抑郁癥的發病率及其癥狀嚴重程度亦顯著高于男性。表1  男、女抑郁癥患者scl-90結果比較 注:與男性對照組比較p<0.05,p<0.01。 

        本研究從抑郁癥的心血管癥狀發生率看,女性明顯高于男性,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與男性之間比較,心理學因素主要為,女性的軀體化癥狀較重,恐怖因子分也高于男性,主要是因為女性對軀體癥狀較為敏感,同時女性對疾病具有較強的懼怕心理。在不同性別的人群中抑郁癥對心血管疾病的流行病學特征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導致這種性別差異的原因尚未完全明確。性激素固然是導致上述差異的重要機制,但社會心理學因素往往是誘發抑郁癥的直接因素。兩性之間不同的社會家庭地位與文化背景使得女性患心血管疾病后所獲得的人文關懷程度遠低于男性,并因此影響到抑郁情緒或抑郁癥的發病率。女性在兒童時期以及青春期的各種痛苦經歷或不良遭遇是成年后發生焦慮癥和(或)抑郁癥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女性抑郁癥患者雖然心血管系統癥狀發生率高且重,但心臟功能沒有明顯的改變,兩組患者的lvef均在正常范圍內,表明抑郁癥患者雖然心血管系統癥狀較多且較重,但心功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發生心血管系統癥狀的機制尚不清楚,相關的臨床研究尚少。一項以短尾猴為模型的研究發現[6],處于從屬地位的成年雌性猴發生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系統或下丘腦-垂體卵巢系統的功能紊亂。進一步隨訪觀察發現,這些處于受壓制地位的雌性短尾猴較處于主導地位的雄性猴更易發生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發生抑郁癥狀、卵巢功能紊亂、腎上腺皮質功能亢進、以及代謝綜合征。這些病理機制可能有助于解釋為何女性抑郁癥患者(尤其在絕經后)更易患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雖然上述動物實驗證實心理或社會壓力可以對機體的生理與代謝過程產生顯著影響,但對人類而言其實際情況會更為復雜。人類遇到壓力時往往會試圖通過各種途徑去宣泄以尋求解脫,如與他人交談、傾訴、尋求心理安慰或社會幫助等。不良情緒對人體的實際影響既取決于所遭受壓力的強度與頻度,還取決于其緩解或宣泄壓力的能力。由于在人類社會中,女性處于從屬地位與遭遇心理社會壓力的機會遠多于男性,而其宣泄壓力的途徑少于男性,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低于男性。因此社會心理壓力對女性生理或代謝過程的影響遠大于男性,女性抑郁癥患者的心血管系統可能更易受累。同時,女性心血管病患者對所患疾病的認知程度較低,疾病相關知識掌握較少,所得到的治療及康復建議較少。    女性抑郁癥患者的首發癥狀可能就是心血管系統癥狀,患者往往去綜合醫院的心血管科就診,若經治療癥狀仍得不到明顯改善,甚至有逐漸加重的趨勢,此時患者或醫生要想到有沒有抑郁癥的可能,應盡快到相關心理、精神科就診,以盡快得到明確的診斷和治療。

    【參考文獻】

      [1]郭克鋒,郭 珊,楊文清,等.女性抑郁癥患者的心理特征[j].中國臨床康復,2004,8(6):1016-1017.

    [2]郭克鋒,關菊香,楊文清,等.女性抑郁癥性功能減退者的個性與心理衛生狀況[j].中國臨床康復,2005,9(8):8-9.

    [3]郭藝芳.女性抑郁癥與心血管疾病[j].臨床薈萃,2006,21(23):1681-1684.

    [4]朱風書,蔡先鋒,黃美蓉,等.心血管疾病患者抑郁、焦慮的研究[j].心血管康復醫學雜志,2004,13(5):498-501.

    [5]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編.ccmd-3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m].第三版.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87-91.

    [6]汪向東,王希林,馬 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31-35.

    第3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摘要:激光二極管是采用化合物材料制作成的多量子阱結構的器件,其具有成本低、功耗低、發光均勻以及穩定性高的優勢,在正向偏壓下可產生藍、紅、綠等光,是一種應用價值較高的光電子器件。對激光二極管的正向電特性進行研究,能夠掌握內部物理機制,增強激光二極管的性能。為增強激光二極管的性能,采用表征方法對發光二極管的電學特性實施精確檢測。采用正向交流小信號C-V融合直流I-V特性的方法,獲取激光二極管的電參數。結果表明,不同顏色的激光二極管在低頻率以及高電壓時產生顯著的負電容,同電壓間呈現指數關系;不同頻率下的表觀電導,在高電壓下隨著電壓的增大而呈現指數提升,在低電壓和高頻率時對表觀電導造成微弱干擾。

    關鍵詞:激光二極管;正向電;特性;檢測

    1引言

    激光二極管是采用化合物材料制作成的多量子阱結構的器件,其具有成本低、功耗低、發光均勻以及穩定性高的優勢,在正向偏壓下可產生藍、紅、綠等光,是一種應用價值較高的光電子器件。對激光二極管的正向電特性進行研究,能夠掌握內部物理機制,增強激光二極管的性能[1]。以往通常采用直流下的電流-電壓(I-V)法,分析激光二極管的正向電特性,然而從直流I-V曲線圖中獲取的信息量有限,并且需要設置大量的假設條件,導致該種方法無法對激光二極管的正向電特性進行準確檢測[2]。因此,尋求有效的方法,準確檢測激光二極管的正向電特性,變得尤為重要。

    2激光二極管正向電特性的檢測

    2.1并聯模式的正向交流小信號檢測

    通常情況下的p-n結激光二極管的等效電路是由結電容C、結電導G以及串聯電阻rs構成。(1)反向或小正向電壓下,激光二極管的結電導G值較低[4,5],存在1,r1ssrGC。(2)高電壓情況下結電導G的主要表現是微分電導,其隨電壓呈現指數增長[6]。此時式(3)中的條件將無法滿足,若該種情況下存在較高的結電導G和較低的結電容C。

    2.2激光二極管電參數估計

    通過上述描述的正向交流小信號法無法獲取激光二極管的結特性[8,9],激光二極管是一種兩端子器件,其I-V特性同p-n結器件存在相似性。因此,采用正向交流小信號C-V融合直流I-V特性的方法[10],獲取激光二極管的串聯電阻(V)sr、理論型因子n(V)以及結電容C(V)等參量隨電壓V的變化關系是:將理論型因子n以及串聯電阻rs當成受到外部電壓和電流變化而出現變化的量。

    3激光二極管正向特性的檢測實驗

    藍激光二極管的表觀電容在不同頻率狀態下隨著電壓的變化而變化的曲線。電壓值比3.0V小的情況下,各頻率狀態下的C-V曲線基本一致。因為在低電壓情況下,擴散電容以及負電容對激光二激光電容的價值度較低,激光二極管的端電容同耗盡層電容間具有較高的關聯性[15],而第正向偏壓以及反向偏壓狀態下的耗盡層電容能夠保持平穩,所以各頻率下的電容曲線間具有較低的差異性。電壓值比3.0V高的情況下,從圖1(a)中可以看到10kHz頻率狀態時,實驗檢測的藍激光二極管未出現負電容,其電容值隨著電壓值的提升而呈現指數提升的趨勢[16];但是在100Hz和1kHz的低頻率下,藍激光二極管的負電容值隨著電壓的增加而增加,能夠看出藍激光二極管產生負電容情況下的電壓同頻率間的具有較強的關聯性。藍激光二極管的總中斷電容是耗盡層電容、擴散電容以及負電容的匯總,耗盡層電容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擴散電容在電壓值提升情況下,呈現指數提升的狀態[17]。

    當電壓值呈現大幅度提升趨勢時,負電容對終端電容的影響力逐漸提升,最終高于正擴散電容對總電容的影響力,該種情況下電容將呈現大幅度降低趨勢,形成負電容。在100Hz以及1kHz的低頻率狀態時,藍激光二極管在較小電壓時形成負電容,隨著電壓的增加,負電容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趨勢。繪制藍激光二極管的正電容對數ln|Cp|-V曲線,分析藍極光二極管的電容同電壓間的關系。能夠看出,在1kHz以及100Hz狀態時,由于電壓值的不斷增加,激光二極管的負電容的絕對值也逐漸增加,各頻率下的ln|Cp|-V曲線呈現平行狀態。擬合曲線性波動范圍能夠看出隨著電壓的提升,負電容出現指數提升趨勢,負電容和電壓間的關系可用mVpCe描述。基于肖克萊p-n結原理可得電容C同exp(qV/nkT)存在正相關性[18]。其中q表示電子電量,n是理論型因子,k是波爾滋蔓常數,T和V分別表示絕對溫度和結電壓,高電壓狀態下,對對數ln|Cp|-V曲線實施擬合操作,能夠獲取其斜率m的值是10,因此得到理論型因子n為4。

    4結束語

    本文采用正向交流小信號C-V融合直流I-V特性的方法,獲取激光二極管的電參數。通過實驗對不同顏色的激光二極管正向電特性進行檢測研究,獲取的結論為:固定頻率狀態下,激光二極管的電容隨著電壓的提升出現先升后降的趨勢,最終降低到負值。負電容在電壓不斷提升下呈現出顯著的表觀特性。隨著電壓的提升表觀電阻呈現指數提升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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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管理先進性;現狀;表現

    中圖分類號:DF412

    進入20世紀40年代以來,企業管理開始突破性地變化,可以稱之為管理革命。很多經濟學管理學研究人員據此形成了新的管理理論,并把這類應用理論投入到實際運作中,對于整個行業的成長有積極意義,同時實踐工作又促進理論學科的發展,有長遠而積極的影響。

    1管理先進性的內涵

    管理先進性是由管理和先進性兩個基本概念構成。對管理的內涵國外學者都曾經給予過闡述和解釋。其中,決策學派的代表人物西蒙認為管理就是決策;《世界大百科全書》的定義為:“管理就是對工商企業、政府機關、人民團體以及其他各種組織的一切活動的指導。”基于以上著作及學者的論述,管理是指管理者為了實現組織目標,利用專門的知識、方法和技巧對組織活動進行計劃、組織、領導與控制的過程。

    2我國企業管理的現狀

    外國有強大競爭力的管理方式沖入我國市場,使得我們必須重新看待企業管理的現狀與發展的關系:競爭和挑戰并存,而原來的管理方式不但不能形成強大的競爭力,甚至面臨淘汰,表現為:

    2.1管理體制不健全,隨意性強,重人治輕法治

    很多企業通過改革開放的刺激,獲得極大的成長,但是管理方式都是對外國管理方式的借鑒,組合形成目前的情況,在應急部門方面設置略顯不足,公共關系發展不好,很多管理者缺少合作管理和公平管理的意識,主管意識太強,缺少監督平臺設置,缺少平等協商的機構。這給企業造成較大隱患,出現問題的時候應變能力差,執行力差,應對方式被動,可能和企業的發展不適應,在長遠來說,并不利于企業發展。

    2.2企業的價值導向有待改變和加強,企業的文化建設有待深入

    現在,企業常以企業或者企業與消費者雙方的導向作為價值導向,這個過程注重企業方面,對顧客沒有充分地重視。而企業管理有一個逐漸國際化的過程,對顧客的重視越來越明顯,體現在產品需要符合顧客喜好,并且未來也是朝著以顧客為中心的方向運作的。

    3企業管理先進性的表現

    因為企業管理所存在的情況,確實需要找到更合適的方法進行管理,我國管理的方式才會更科學。在充分了解國外企業在管理上的優勢和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有利點后,需要將二者融合,形成屬于我國特有的先進性管理方法。

    3.1《孫子兵法》之今用

    《孫子兵法》是一部介紹古代兵法的兵書,它揭示了一系列有關戰爭的客觀規律,對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勝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雖然它是一部兵書,但是它蘊涵的一系列管理思想對當前我國的企業管理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3.1.1.企業戰略中的“上兵伐謀”

    軍事戰略的正確與否決定著戰爭的勝負。同樣,企業戰略是決定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因素。為此,針對我國企業管理的現狀,管理者就必須運用正確的戰略來應對市場競爭,而正確的戰略又來源于“知己知彼”,即《謀攻篇》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知彼知己”是指管理者對競爭對手、本企業及顧客的了解程度。要做到“知彼知己”,首先要“知己”,管理者需要對自己的企業進行合理認識,明白企業中必然會存有的某些問題,針對具體問題選擇合適方案。同時不但需要明白自身的弱點,也要明白競爭者的情況,以考慮競爭過程中是否存在可比性,要利用自己的優勢來對抗對方的劣勢,主動競爭。

    3.1.2. 市場開發中的“以奇勝”和與市場變化相適應的“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

    《勢篇》曰:“夫戰者,以正和,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這其中的道理被國內外許多大企業得到證實,如我國的海爾開發的小型洗衣機“小小神童”。在目前的競爭環境下,某些形式的產品已經飽和,因此依靠產品功能需求度來贏得市場的想法受到挑戰,這種企業需要依靠怎樣的優勢來取得勝利,需要慎重考慮。在此提出“以奇勝”符合管理者需求,成為要考慮的競爭因素。當然,以奇勝同樣要考慮市場需求,進行考察,并要在企業生產能力和經營能力以內。

    3.1.3. 企業管理者的“智、信、仁、勇、嚴”和"知勝有五"

    《計篇》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對將帥來說,必須具備智謀、誠信、仁愛、勇敢、嚴格這五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樣這五方面的要求,也適用于企業管理者。

    國內外許多成功的企業管理實踐已經證明了,一個企業經營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與管理者的素質有關。而“智、信、仁、勇、嚴”正是對管理者素質的基本要求。首先,管理者要有“智”,即要有智慧和謀略,善于利用創新思維,提出獨到的見解和想法。其次,“信”對管理者也很重要。管理者的信譽關系到整個企業的形象,同時也可在員工中樹立良好的口碑,培養員工的忠誠感。再次,管理者要“仁”。管理者需要從員工的角度考慮問題,幫助員工解決困難,使得企業整體具有一致性,提高人員的向心力。而"勇"需要管理者具備敢作敢當的氣質,并能夠對重大問題作出及時反映的能力,當然這首先需要"智"作為支撐。最終,"嚴"需要管理者對質量進行關注,提升企業管理,配合先進技術設備。

    3.2統計管理法

    統計學是一門關于數據的收集、整理、歸納、分析的方法論的科學,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數量方面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而社會、經濟、數量方面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研究需要管理才能得到實現。因此,筆者認為管理先進性可以通過統計的方法加以完善,即運用統計管理法實現管理的先進性。

    統計的一般程序是:統計調查―統計數據整理―統計指標綜合計算―統計分析―統計服務。統計管理法主要是加強對統計程序的管理,即管理者及員工做好統計調查、統計數據整理等工作。

    調查需要科學而全面。管理為了得到相應的結果而選擇各種調查方式,并敲定最后方案,這個過程需要時間,被調查者和項目負責人等要密切配合,形成有參考依據的調查問卷、表格,并從中獲得費用和單位認可等。

    3.3管理信息系統化

    21世紀,注重知識帶來的各種效益,與之配合的現代化也就需要將計算機等手段擴大普及。這也包括管理方式的信息化,管理職能的轉變以及管理方式的改變要和這一時代需求方向一致,才能夠獲得較好效果。

    結語

    管理的先進性內涵豐富,本文總結了其中一部分及其表現形式,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在管理中還要注意靈活運用古今中外的各種管理辦法,提高企業管理的能力,從制度到具體行動都有新的表現,使管理先進名副其實,使我國的管理逐漸向著國際化的方向轉變,讓我國企業面對復雜而多變的國際市場可以穩定生存,并保持競爭活力,逐漸擴大自身的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1]劉志堅,徐北妮. 管理學——原理與案例.[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09).

    第5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資本結構是否存在行業相關性一直為國內外很多學者所爭論,從實證結果來看觀點也不一致。本文通過對中國上市公司2000—2002年的資本結構數據進行非參數檢驗和回歸分析,認為在我國,行業門類對公司的資本結構存在顯著性影響,且這種影響普遍存在:而同一行業門類的不同次類之間,資本結構差異不顯著。

    一、我國上市公司的行業分類

    對上市公司的行業特征進行研究,選擇科學的行業分類標準是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方法的科學性必然會影響實證的研究結果的正確性((Kahlet和Wakling ,1996) 并且不同級別的行業分類對公司分組的效果也是不同的,Claike(1989)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被美國標準產業分類(SIC)分為不同大行業的公司間差異較大,而同一大行業中不同小行業的公司間差異井不撤著。本文采用中國證監會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它是比較科學的行業分類}d、準,也是日前用于中國上市公司行業分類的官方標準。

    本文根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把樣本公司分為13個門類,對制造業又細分為10個次類。之所以這樣選擇而沒有選擇大類和中類,是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數量不多,且多屬制造業。若選擇分到中類則每個類別的樣本數量太少;若選擇分到大類,除制造業外其他門類下的大類中所含公司家數也較少。所以,以門類作為分類標準,將制造業下分為次類,通過研究資木結構的行業門類特征、同一行業門類內不同次類之間的資木結構特征就可以較全而的考查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特征。

    二、數據樣本與研究方法

    本部分主要涉及到三個方面,即資本結構表征指標的選擇、樣本的選擇和研究方法的選擇。

    1,資本結構表征指標的選擇

    鑒于中國股市約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不能流通的現實,我們采用賬面價伯而不是市場價值,這是與國外不同的一個地方在各種負債比率中,總負債比率由于概念簡的一和容易計量而被國外大多數國外學者所采用,本文也采用這一指標。文中所采用的則務數據均來源于上市公司的年報。

    2、樣本選擇

    本文選擇的是國內A股上市公司2000-2002年三年的資本結構數據,并對相關行業的公司樣本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以保證結果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其具體原則是:(1)為避免新股的影響,選取1999年12月31口BU上市的A股公司;(2)為避免異常伯的影響,從原始樣本中剔除在2001年、2002年曾被ST和PT的公司,以及前一年負債比率大于100%的公司;(3)為保證樣本的行業的恒定,剔除了2001年和2002年主營業務變動的公司;(4)剔除了跨行業經營的綜合類行業的公司。

    經過調整,最后剩下648個樣本,分屬于12個行業門類。鑒于深交所和上交所行業分類上的不一致,我們研究相似行業間資本結構特征時采用的是次類法,沒有進一步細分。選取制造業中的395個樣本,分屬于10個次類,這也能反映中國A股市場的實際情況,對結論影響不大。

    3、研究方法

    為了研究行業間的資本結構的差異性,我們擬采用兩個步驟。先檢驗總體樣本間的負債比率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如果有的話再進行行業間的兩兩比較,以考查是否由于個別行業的異常伯而導致了檢驗的顯著性,為了研究行業因索對公司間資本結構差異的解釋力度,我們以行業門類為慮擬變量對樣本數據進行多元線性回歸。

    三、資本結構行業特征的實證分析

    1,資本結構行業特征的描述性統計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總體特征上金融保險行業的負債比率最高三年的平均信達到78.57010:然后依次是房地產業、建筑業、信息技術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均在50%左右。這是因為金融業以負債經營為主,房地產業和建筑業也屬較高負債經營性行業,而信息技術業在中國處于高增長時期,資金需求量大,因而負債較高。這都與其所處的行業有關;同樣,傳播與文化業、社會服務業、水電煤氣生產及供應業、農林牧漁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采掘業或由于其投入少〔前兩個行業)或由于其固定資產占比高(后四個行業)而負債比率普遍偏低,這也可以用行業特征自接解釋。這與國外的研究結論也是一致的。

    我們發現的另一個特點是從縱向來看,在這三年中負債比率不斷有上升的趨勢、這是由于我國的上市公司質量不高、治理結構不完善造成的。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一個現象,即新上市或增發配股后負債比率較低,隨著募集資金的不斷投入使用,再加上公司的盈利能力差,只能靠重新借貸資金來維持經營,從而使得負債比率上升。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上市公司的負債比率總體上處于較低水平。根據1991年的數據,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上市公司的平均負債比率分別是:58% ,69%,73%和71 %。而Booth等(2001)對巴酉、印度等十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在制造業的十個次類中,我們發現造紙印刷業、機械設備儀表等幾個行業負債比率較高,達到45%左右。同樣,在三年中10個次類公司的負債比率也旱現上升趨勢

    2,資木結構行業間差異的假設檢驗:

    (1),對于不同行業間差異的檢驗,我們采用KrnskaL-WaLlisH非參數檢驗方法,其原假設是HO:各行業間的負債比率沒有顯著差異。因為這種方法不要求滿足正態分布和方差相等的前提條件,適用范圍較廣(SCOtt, 1975)。而行業間兩兩比較我們采用最小顯著差異LSD檢驗(Bowen等,1982),因為它對兩兩差異的存在比較敏感。

    不同行業間負債比率的KrnskaL-Wa11isH檢驗結果見表2。其中表2為12個行業門類間的比較;而表3為10個制造業次類間的比較。從結果我們可以看出,不同行業門類間的資本結構具有顯著性差異,且三年中檢驗統計量差異不大,說明這種差異具有穩定性;而對10個制造業次類來說,在95%的置信水平下均不顯著,可認為不同制造業次類間資本結構沒有差異。

    (2)、行業間的兩兩比較

    我們選擇最新的2002年數據進行行業間兩兩比較的LSD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中可看出行業門類間的檢驗結果中有43個檢驗結果在9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要優于郭鵬飛、孫培源(2003)基于2001年數據所做的檢驗結果。這此顯著的結果比較均勻地分布在很多行業門類之間,說明行業間的資本結構差異并不是由個別行業的異常伯引起的。我們對10個制造業次類進行的兩兩比較的LSD檢驗,得出的結論是大部分在90%的置信水平下都不顯著,與在表3中的結論是一致的。鑒于篇幅有限,在此省略圖表。

    3,資本結構行業特征的回歸分析

    對于行業特征的回歸分析,我們是通過引入行業慮擬變量進行的單獨考慮行業因索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Debt是公司的負債比率,I為行業慮擬變錄,當公司屬于該行業時,I就取1,否則取0。

    我們之所以用11個慮擬變錄而不是12個,是由慮擬變錄的引入原則決定的,是為了避免共線性問題。其中我們舍棄的是制造業大類,目的是減小大樣本數據對結果的影響。2000-2002年樣本公司的線性回歸結果見表4,可見,行業對負債比率差異的解釋力三年中都是非常顯著的,且三年中行業因索的解釋力度均在10%以上平均為 11.53%.

    五、結論和建議

    通過非參數檢驗,我們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行業性差異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引入行業慮擬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了一此結論,并且我們試圖盡可能地給以一定的解釋。

    1.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所屬行業對資本結構具有顯著性影響,且這種差異在行業間普遍存在。這與國內外的大部分實證結果相一致。其中大約有11.53%的資本結構差異可由公司所處行業門類來解釋。

    2.行業門類間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具有高度穩定性,而行業間差異也具有穩定性。這也與國內外研究結果相同。

    3.同行業次類間的公司資本結構無顯著性差異,即不同行業門類的公司間資本結構穩定性程度遠高于同一行業門類不同次類的不同公司之間。這與Claike(1989)對美國的研究相吻合。

    由以上的實證結果可知行業確實在我國是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索。但具體來講,一個公司所處行業對其資本結構的確定如何起作用,從而限定其在哪一個區間是一個最優的水平卻是我們應該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由于行業門類間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具有高度穩定性 ,且其間的差異也具有穩定性,所以在我國現有信貸政策對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調整起重大作用的今天,國家在信貸政策上應該關注行業的資本結構的變化,從而可以有效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對產業過熱風險的控制。現在我國對房地產行業的貸款政策的調整和近期對鋼鐵、電解鋁、水泥、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的政策調整也說明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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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陸正飛,辛宇,1998:《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主要影響因索之實證研究》,《會計研究》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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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娟,楊鳳林,2002:《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影響因索的最新研究》,《國際金融研究》第8期

    第6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語義性別范疇;句法性別范疇;一致關系層級;ERP;fMRl

    分類號:B842

    1、引言

    對任何一種語言來說,無論是語言理解還是語言產生,都受語言成分間一致性關系規則(agreement relations)的制約,語言中的一致關系范疇主要包括性別范疇、數量范疇以及人稱范疇等。這幾種一致關系范疇被喬姆斯基稱之為Ф-features(chomsky,1981),一致關系表達的恰當與否直接關系到話語雙方能否順利進行溝通和交流。在整個一致性關系系統中,性別范疇關系(Gender agreement)扮演尤為重要的角色。性別范疇關系是一種最為復雜的一致性關系。語言中主要區分兩種性別范疇特征,一種是基于形態變化的句法性別范疇(Grammatical gender),主要通過名詞、形容詞、冠詞以及代詞等表現出來,其在羅曼斯語(Romance languages)中最為常見,如西班牙語中名詞與修飾語之間的性別一致關系(如:faro-alto“high maseuline lighthouse maseuline”)。句法性別范疇具有任意性且不表達任何概念含義,因此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語言中可能會通過不同的句法性別標記來表示。例如表達鑰匙這一概念,德語需要通過陽性標記實現,而西班牙語則通過陰性標記實現。另一種是基于概念的語義性別范疇或生理性別范疇(semantic gender/biologicalgender),很多非印歐語,雖然不表達句法性別范疇關系但卻區分語義性別范疇關系,如漢語中表達自然性別屬性的名詞(如:母親,王爺)以及雖然不表達自然性別屬性但可以通過共指關系而獲得語義性別范疇信息的人稱代詞f如:奶奶表揚了孫子,因為他考了滿分)和指代名詞(如:母親給病人看病非常仔細,大家都非常喜歡這位大夫)等。除此之外,生理性別還可以通過社會及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形成性別刻板印象(stereotypical genderl進行區分,如護士、服務員,這些詞語本身雖不具有明確的語義性別標記,但一定的社會文化及習俗會賦予其明確的語義性別含義。研究顯示,這兩種不同的性別范疇在語言理解及習得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它們對句法和語義信息的敏感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在整個一致關系系統中,句法性別范疇與其他的一致性范疇(如:數量范疇以及人稱范疇)間的關系和語義性別范疇與其他的一致性范疇問的關系并不相同,換言之,句法性別范疇和語義性別范疇可能屬于兩個不同的一致關系層級結構。

    基于如上考慮,下文內容主要圍繞如下兩個問題展開:第一,句法性別范疇和語義性別范疇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第二,性別范疇與其他一致性范疇特征(數范疇和人稱范疇)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2、語法性別范疇和語義性別范疇的關系問題

    2.1 語言理解

    2.1.1 行為研究與電生理研究

    行為方法主要從兩種性別范疇信息激活時間的長短來考察兩者對語言加工過程影響的異同,因此行為研究只能為兩者關系提供比較粗略的信息。研究顯示,盡管句法性別線索和語義性別線索均能促進句子理解(例如回指關系的解讀),但兩種效應起作用的時間進程并不一樣。采用移動窗口范式(moving-window methodology)的研究發現(Carreiras,Garnham,&Oakhill,1993;Garnham,Oakhill,Erhlich,&Carreiras,1995),當語境中存在兩個潛在的先行語時,如果它們分屬不同的性別范疇要比它們屬于相同的性別范疇時,被試的在線閱讀效率更高,而且無論是句法性別范疇線索還是語義性別范疇線索均能引發該效應,但在句子呈現完畢之后的句尾探測位置,只有語義性別范疇線索仍然在起作用(Barber,Salillas,&Carreiras,2004)。這說明,句法和語義性別范疇信息均能得到較快的激活,但相對于句法性別范疇信息,語義信息激活的時間更持久。

    另有行為研究顯示,句法性別范疇信息的加工可能會受到語義性別范疇信息的影響(Belacchi&Cubelli,2012),比如Andonova,D’Amico,Devescovi和Bates(2004)在一項以保加利亞語為語料的研究中發現,被試的生理性別會影響其處理句法性別信息的效率:女性被試對陰性名詞的句法判斷既快又準確,而男性被試對陽性名詞的判斷更準確,同樣的結果在意大利語中也得到了驗證(Bates,Devescovi,Pizzamiglio,D’Amico,&Hernandez,1995)。反過來,句法性別范疇信息同樣可以影響語義性別信息的加工,研究發現在要求被試對動物的生理性別進行分類的時候,動物名稱的句法性別范疇會對其作業產生影響,兩者一致條件下要比兩者不一致條件下被試的反應要快(Belaechi&Cubelli,2012)。

    電生理方法的研究顯示負責處理這兩種性別范疇的神經機制存在交叉但也有不同之處。來自印歐語的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荷蘭語(Hagoo~&Brown,1999;Lamers,Jansma,Hammer,&MOnte,2006)、西班牙語(Barber&Carreiras,2003;2005;Wicha,Moreno,&Kutas,2004)、德語(Schmitt,Lamers,&Mtinte,2002;Gunter,Friederici,&Schriefers,2000;Hammer。Jansma,Lamers,&Mtinte,2005;Lamers et al.,2006;Lamers,Jansma,Hammer,&Munte,2008),還是意大利語(Molinaro,Kim,Vespignani,&Job,2008)或者希伯來語(Deutsch&Bentin,2001),,語法性別范疇的違例均會誘發P600效應;同樣,來自英語和漢語的研究也顯示,語義性別范疇違例也會誘發P600效應(0sterhout&Mobley。1995;Osterhout,Bersick,&McLaughlin,1 997;Qiu,Swaab,Chen,&Wang,2012;Xu,Jiang,&Zhou.,2013)。除了這些共同之處外,語義性別范疇違例還會誘發N400效應((Deutsch&Bentin,2001;Hammer,Jansma,Lammers,&Miante,2008;Lamers et al.,2006;Qiu et al.,2012;Schmitt et al.,2002),而大部分語法性別范疇違例還會在大腦左側前部區域誘發出一個早期的負波(左前負波,簡稱LAN:Left anterior negativity;Barber&Carreiras,2005;De Vincenzi et al.,2003;Barber etal.,2004;Gunter et a1.,2000;Martin-Loeches,Nigbur,Casado,Hohlfeld,&Sommer,2006;Nevins,Dillon,Malhotra,&Phillips,2007;Silva-Pereyra&Carreiras,2007;Molinaro,Vespignani,Zamparelli,&Job,2011)。

    在印歐語中,句法性別范疇主要通過句子成分間的形態句法變化(Morphosyntactic)體現出來,且主要出現在短語結構內部(表現為短距離的依附關系“local dependency”),比如名詞與限定詞之間,名詞與修飾詞之間,因此只有在基于形態變化的句法性別范疇關系中,才發現了LAN效應;而語義性別范疇關系主要出現在長間隔的兩個句內成分之間或兩個不同的句子之間(即長距離的依附關系“long-distance dependency”),較少受到外顯的形態變化以及句法因素的影響而更易受語義和語用因素的制約,因此語義性別范疇違例主要誘發N400或P600效應(Hammer et a1.,2008;Schmitt et al.,2002;Qiu et al.,2012;Xu et al.,2013),一般不會出現LAN。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人稱代詞(personal pronoun)與其先行成分所構成的共指關系(co-reference),,以漢語、英語等非屈折語為典型。在這些語言中,由于缺乏形態句法變化所提供的外顯線索,代詞的使用及理解主要依靠代詞本身所提供的生理性別線索、數量多少線索以及語境和語用線索,這些一致關系信息的處理均主要基于語義而非句法結構。因此,目前為止,以漢語和英語等非屈折語為語料的一致關系研究,主要發現了P600和N400效應(Osterhout&Mobley,1995;Osterhout et al.,1997;Qiu et al.,2012;Xu et al.,2013)。

    2.1.2 神經成像研究

    來自腦神經成像的研究顯示,負責處理句法性別范疇信息和語義性別范疇信息的腦區既存在著重疊和也有不同之處。句法性別范疇信息的提取及處理主要激活左側額下回的布羅卡區(BA44),該激活模式并不受語言類型以及所選任務模態(聽覺呈現和視覺呈現)的影響(Miceli et al。,2002;Helm,Opitz,&Friederici,2002,2003;Heim,2008;Heim,Eickhoff,Opitz,&Friederici,2006;Heim,van Ermingen,Huber,&Amunts,2010;Hernandez et al.,2004);而語義性別范疇除了激活布羅卡及周圍區域外(BA 44/45),,還會激活與詞匯語義加工相關的頂葉的緣上回(Supramarginal gyms:BA40)和角回(Angular gyrus:BA39;Hammer,Goebel,Schwarzbach,Mfinte,&Jansma,2007;Stoeckel,Gough,Watkins,&Devlin,2009)。說明相對于句法性別范疇信息,處理語義性別范疇信息,不僅需要大腦語義網絡的參與,還需要與句法加工相關的大腦區域的參與。在另一項直接對比語義性別范疇和句法性別范疇的fMRI研究中,Huber,Grande,Hendrich,Kastrau和Longoni(2004)發現,處理詞匯的語義性別信息(如判斷某一生命體是否有“”)主要由布羅卡區的前部(BA 45)以及額葉島蓋(BA 47)負責;而處理詞匯的句法性別信息(如是否為“陰性詞”)主要由布羅卡區后部(BA 44)負責。這說明在處理句法和語義性別范疇信息時,布羅卡前、后區域存在功能上的分離,這一發現和來自非性別范疇領域的研究結果相吻合。比如,Friederici,Opitz和yon Cramon(2000)發現單純的語義分類任務(抽象詞/具體詞)會激活布羅卡前部區域,而來自句法方面的詞類分類任務(封閉詞類/開放詞類)會激活布羅卡的后部。總之,來自神經成像的研究表明,負責處理語義性別范疇和句法性別范疇的腦機制并不相同,句法性別范疇信息主要由句法加工相關的布羅卡后部區域負責(如:BA 44),而語義性別范疇信息需要更廣泛大腦網絡的參與,這不僅包括語義信息網絡也包括句法信息網絡。

    2.2 語言習得

    2.2.1 語義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及激活

    對語義性別范疇特征(或生理性別范疇特征)的區分是伴隨生物進化而出現的一種基礎性的區分特征,具有凸顯的認知意義。對生理性別這一凸顯特征的區分可能是人類的一項基本歸類能力,這一區分能力又可能是人類更為一般的認知能力(如對有生性“animacy”和無生性“inanimacy”的區分能力)的組成部分(chan,Sze,&Cheung,2004)。比如,剛出不久的嬰兒就已經習得了區分生理性別范疇的能力,其對母親或其他女性會表現出一定的偏好。來自發展心理學的研究顯示,2歲左右的幼兒甚至出生后十幾個月的嬰兒已經能夠使用語義性別線索對人進行分類(Fagot,Leinbach,&Hagan,1986;Zosuls et al.,2009)。Zosuls等人(2009)通過記錄并分析嬰兒玩玩具時的視頻錄像數據,發現出生后平均19個月大的嬰兒已經能夠對不同性別標簽的玩具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譬如:男嬰玩耍或接觸男性風格的玩具(如:卡車)的時間要長于其他類型的玩具,而女嬰玩耍或接觸女性風格的玩具(如:布娃娃)的時間要長于其他類型的玩具。說明2歲以內的嬰兒已經具有了區分生理性別范疇的意識。對年齡稍大兒童的研究顯示,兒童對生理性別差異表現出的敏感度要高于對其他的語義概念的敏感度(比如數量概念:Audring,2008;Fagot&Leinbach,1993;Martin,1993)。

    除此之外,語義性別范疇的認知凸顯性還體現在其在語言加工中所表現出的自動激活特征上。大量采用語言素材(Arnold,Eisenband,Brown—Schmi&,&Trueswell,2000;Arnold,Brown-Schmidt,&Trueswell,2007;Rigalleau,Caplan,&Baudiffier,2004)或非語言素材(如圖片:Quadflieg et al.,2011)作為刺激的研究顯示,語義性別范疇特征能夠得到快速激活(在表達性別范疇信息的刺激出現之后200 ms即得到激活),甚至能夠在無意識條件下自動激活。而且無論是采用行為研究手段還是電生理方法,這一特征并不會受影響。ERP的研究顯示(Weckerly&Kutas,1999),在有生命性名詞和無生命性名詞出現后250 ms左右,大腦已經能夠對其作出區分。而且對語義性別特征的優先習得及自動激活特征很少受到語言類型及文化差異的影響,該效應在很多語言中均得到了驗證。這意味著,對生理性別以及生命性這些凸顯特征的區分可能是人類一項最基本認知能力,因而具有重要的進化及生存價值。

    2.2.2 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

    在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方面,問題要復雜的多。相比較語義性別范疇的優先習得和自動激活特征,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時間要晚一些,而且在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習得之后是否具有自動激活特征的問題上,目前研究結果并不一致,只有極個別采用高靈敏度實驗手段(如ERP)的研究,才發現句法性別范疇信息可以自動激活(Boutonnet,Athanasopoulos,&Thierry,2012)。另外,由于句法性別范疇具有語言類型學上的差異,并非所有的語言都表達句法性別范疇信息,因此句法性別范疇的習得,既和母語習得有關,也和二語習得相關,而且研究者對二語習得中的關注度要遠遠高于母語。

    在母語研究領域,來自句法性別范疇的研究發現,3-5歲的兒童才能夠使用句法性別范疇線索對動物圖片進行分類(Martinez&Shartz,1996;Belacchi&Cubelli,2012)。Flarty(2001)要求不同年齡段的西班牙語兒童對含有生命性物體和非生命性物體的圖片進行命名,然后根據物體的生理性別對圖片進行歸類。結果顯示,8-10歲兒童組以及成人組的分類成績均受到圖中物體名稱句法性別范疇的影響,而5~7歲兒童組的分類成績并不受此影響。采用類似于Flarty(2001)所使用的語義性別分類任務,Belacchi和Cubelli(2012)研究發現,4~5歲左右的意大利學前兒童已經能夠借助于句法性別范疇信息來完成動物圖片歸類作業,而作為控制組的英語被試身上則沒有出現該效應(其分類成績和動物名稱的句法性別范疇類別沒有關聯)。這是因為意大利語區分句法性別范疇而英語不區分。Sera及同事(1994;2002)采用法語語料的研究發現,到了小學階段的兒童才能夠根據句法性別范疇知識來完成分類任務。綜合這些結果表明,相對于語義性別范疇知識,兒童對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時間要晚一些,最早也要3歲以后。這可能是因為句法性別范疇,作為一種抽象的任意性范疇特征,需要等到兒童具備相當程度的語言能力(包括理解及使用能力)以及一定的抽象思維能力后才能習得和使用。

    相比較母語領域較為一致的研究發現,在二語習得領域,有關句法性別范疇知識是否能夠習得,以及怎樣習得的問題上,存在諸多爭議。其中爭論的焦點是:母語是否區分句法性別范疇信息是否影響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和使用。這方面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認為二語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不受母語是否標記句法性別范疇的影響,即完全通達模型假設(Full access-Full transfermodel,Schwartz&Sprouse,1996)。該假設認為句法性別范疇的習得并不受語言關鍵期的影響,即便是晚期二語學習者,如能達到一定熟練程度的話,完全能夠象母語者那樣掌握和使用句法性別范疇知識。與此相對,另一種觀點認為,二語者的母語是否區分性別范疇特征會影響句法性別范疇的習得和使用。按照該種觀點,即便晚期二語者達到很高的熟練程度,其也很難采用類似于母語者的方式來處理句法性別范疇信息。兩者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相對于母語者,晚期二語學習者的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無法內化為其語言系統的一部分,對句法性別范疇信息的使用也無法達到類似母語者的自動化水平,因此容易受到各種外在因素(如說話的語速,在線認知資源的多少)的干擾(Foucart&Frenck-Mestre,2012)。

    兩種觀點均得到一些實驗研究的支持,例如:Sagarra和Herschensohn(2010)采用自定步速閱讀(self-paced reading)和語法判斷任務的研究顯示,晚期西班牙學習者,如果其母語不具有區分句法性別范疇的特征(如英語),在學習初期二語者對句法性別范疇信息并不敏感,但是一旦達到一定的熟練程度之后,二語學習者即可達到與西班牙母語者類似的反應模式。而Hawkins和Chan(1997)的研究則顯示,如果母語不表達句法性別范疇知識,則二語者很難習得外語中的句法性別范疇知識。

    但近期一些采用更為靈敏的在線研究方法(如ERP)的研究結果并非完全支持兩者中的任何一種,而是傾向于支持非完全通達假設——母語是否區分句法性別范疇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二語句法性別范疇信息的習得和使用(即母語句法遷移假設)。Gillon-Dowens,Vergara,Barber和Carreiras(2010)對比了母語為英語的晚期西班牙熟練者加工句法性別范疇和數量范疇的異同。她們發現,雖然西班牙母語者在看到性別范疇違例和數量范疇違例時誘發了相同大小的P600效應,但對英.西二語者來說,結果并不相同,雖然相對于正確句兩種違例句也誘發了P600效應,但數量違例條件誘發P600的波幅值明顯大于性別違例條件。該結果支持母語遷移假設,因為英語不表達句法性別范疇信息,但卻可以通過形態變化表達數一致關系(如:主一謂數一致)。因此當違例信息出現在母語所不具有的句法特征上時(句法性別范疇)比出現在母語具有的句法特征(數量范疇)上時會誘發更不明顯的P600效應。這一結論,在以漢.西雙語者為被試的后續研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Gillon-Dowens,Guo,Guo,Barber,&Garreiras,2011)。作者發現,對漢一西雙語者來說,性別范疇違例和數量范疇違例誘發了同等大小的P600效應。這是因為漢語既不區分句法性別范疇也不區分數量一致范疇,因此在上述英一西雙語者身上所表現出的差異效應,在漢.西雙語者身上并不存在。漢.西雙語者實驗中所得到的結果十分類似于西班牙母語者身上得到的結果。

    由于不是所有的語言都表達句法性別范疇知識,即便是表達句法性別范疇的語言,它們具體的表達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具有不同母語背景的二語者在習得新的句法性別范疇知識時,除了受到習得年齡這一因素影響之外,還會受到諸如母語的語言類型,外語的句型結構、熟練程度、開始學習時間,以及外語與母語表達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重疊程度等因素的影響(Morgan-short,Sanz,Steinhauer,&Ullman,2010)。因此二語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過程要比母語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過程復雜得多。

    綜合上述來自語義性別范疇領域和句法性別范疇領域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語義性別范疇的習得時間要早于句法性別范疇的習得時間:在語言加工過程中,語義性別信息自動激活的強度及穩定性也要高于句法性別范疇。然而,這種比較方法也存在一些問題,因為這兩種一致關系范疇并非發生在同一個平面:語義性別范疇研究主要在母語習得領域展開,而句法性別范疇研究雖然母語領域也有涉及,但主要還是在二語領域展開。這是否意味著,二語學習者本身認知能力及語言水平的劣勢(如:較小的年齡、較低的語言熟練程度和認知能力以及較高的認知負荷等因素)而非兩種性別范疇問的差異造成了上述結果。雖然目前的研究尚無法完全排除這一可能,但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較低,原因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其一,很多研究發現即便二語者長期居于外語環境且外語水平業已達到相當熟練的程度(接近母語者),其同樣很難準確的使用句法性別范疇知識;其二,即便是標記句法性別范疇的母語,其句法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仍然會晚于語義性別范疇知識的習得。這是因為理解句法性別范疇知識以一定的語言能力和抽象思維能力為前提,這需要智力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學齡兒童(比如5歲左右)才具備;而語義性別范疇作為人類一項最基本的歸類依據,在進化及生存方面具有顯著意義,因此嬰幼兒期的個體(十幾個月大)就已經習得并能夠使用這一信息去感知和認識世界。因此認知能力的差異并不能夠解釋個體在習得兩種性別范疇系統時所表現出的差異。

    3、性別范疇與其他一致性范疇間的關系問題

    3.1 形態句法層面的一致關系研究

    雖然性別范疇與數范疇及人稱范疇同屬于一致關系范疇(Acuna-Farina,2009;Molinaro,Vespignani,Zamparelli,&Job,2011),但它們具有不同的認知顯著度(cognitive salience)因此可能處在不同的層級結構中。語言類型學家Greenberg(1963)通過對眾多語言語料的統計分析,發現了很多語言中存在的“普遍規則”,其中較有影響的一條是:如果一種語言擁有性別范疇,那么它肯定擁有數量范疇和人稱范疇;如果擁有數量范疇,那么它肯定擁有人稱范疇但不一定具有性別范疇。這似乎表明,性別范疇的普遍意義要低于數量范疇和人稱范疇。后續研究(Harley&Ritter,2002)進一步顯示,數量、性別以及人稱三種一致性范疇特征會構成一種特征層級結構(Feature Hierarchy Hypothesis)。即:人稱>數量>性別。層級結構是根據這些不同特征的認知顯著度組織起來的,等級越高表示該特征具有越高的加工優先度,會得到較快的激活(xu et a1.,2013)。該假設得到了一些行為研究的支持。例如,采用法語為語料的詞匯判斷任務發現,識別名詞與限定成分間句法性別范疇的不一致要比識別兩者間數量范疇的不一致需要更多的時間(Faussart,Jacubowicz,&Costes,1999);以西班牙語為語料的語法判斷任務顯示,判斷名詞與形容詞間性別范疇的不一致比判斷兩者間數量范疇的不一致會產生更多的錯誤(Sagarra&Herschensohn,2010)。究其原因,一種解釋認為句法性別范疇特征是詞法層面的屬性(1exical level),是詞干本身的內在特征,而數量范疇特征屬于形態句法層面的屬性。按照詞匯通達的三階段理論(Bradley&Foster,1987),對這兩種信息的處理會發生在不同的加工階段:對數范疇信息的評估只發生在最后的第三階段,因而較為簡單:而對性別范疇信息的評估需要跨越后兩個階段而返回到第一個階段,因此后者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占用更多的資源(Acuna-Farina,2009;Faussart et al.,1999)。

    在神經機制研究方面,現有的幾項研究結果之間并不一致,有的支持上述層級關系的假設,而有的則不支持。來自形態句法變化較為豐富的印地語(Hindi)的研究顯示(Nevins et al.,2007),在性、數、人稱三種一致關系范疇中,人稱范疇的確具有最高的認知顯著性,因此人稱一致性關系的違反比包括句法性別在內的其他幾種一致關系違反誘發出更大的P600效應。有關數量范疇和人稱范疇的研究結果似乎也支持層級關系的假設,Mancini等人(2011)比較了主謂間的數量一致關系和人稱一致關系,他們發現與控制條件相比,人稱違例條件比數量違例條件誘發了更大的P600效應。Carreiras,Carr,Barber和Hernandez(2010)采用fMRI方法研究了名詞和修飾成分之間的性別一致和數量一致關系,他們發現句法性別違例主要激活左側前運動區域(left premotor)以及左側額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而數一致違例除了激活這些區域外,還會額外激活右側頂內溝(right intra-parietal sulcus),表明處理數量一致關系比處理性別一致關系需要調用更多的認知資源。綜合這幾項研究表明,對句法性別信息違例的再分析和整合加工要比對數量信息違例的再分析和整合加工要容易,而對數量信息違例的再分析和整合加工要比對人稱信息違例的再分析和整合加工要容易。這一結果和上述層級結構假設相吻合。

    然而,來自句法性別范疇和數量范疇關系的ERP研究結果并不支持層級關系假設。Barber和Carreiras(2003;2005)考察了名詞.形容詞以及冠詞一名詞間的句法性別范疇以及數量范疇關系,他們發現性別范疇違例比數量范疇違例誘發了更大的晚期P600效應。如果按照上述句法再分析或句法整合的邏輯來解釋P600效應的功能意義,本結果似乎表明句法性別范疇要比數量范疇具有更顯著的認知功能意義。這顯然不符合一致關系的層級假設。

    3.2 概念語義層面的一致關系研究

    相對于大量的基于形態句法的一致關系研究,在語義層面,有關語義性別范疇與數量范疇以及人稱范疇存在怎樣的關系,目前還知之甚少。研究語義層面的一致關系,較為理想的實驗素材應該是那些較少有形態句法變化的語言,比如英語和漢語。因為只有在盡量控制形態句法變化所提供的外顯線索的條件下,才能更純粹的考察語義層面的一致特征間的關系。目前,僅有少數研究考察了語義性別范疇與數量范疇間的關系。在英語方面,Osterhout和Mobley(1995)考察了代詞與其先行語間的語義性別范疇關系和數量范疇關系,研究者發現兩種違例條件均誘發出了P600效應。雖然該研究中同時包括了對語義性別范疇信息和數量范疇信息的操控,但由于受到實驗設計本身的局限(項目間而非項目內的設計),研究者并沒有對兩者的關系做出直接比較。在漢語語料中,Xu等人(2013)考察了漢語人稱代詞與其先行語間的性別范疇關系和數量范疇關系。為了能夠直接比較兩者間的關系,除了性別范疇違例條件和數量范疇違例條件外,研究者還增設了性、數雙違例條件,并采用了項目內的設計。結果顯示,相對于非違例條件,所有的違例條件均誘發了顯著的P600效應,但并沒有出現句法一致關系研究中常報告的LAN效應,也沒有N400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在P600效應上,性別范疇違例條件誘發的P600效應明顯大于數量范疇違例條件所誘發的P600效應而和雙違例條件十分接近。該結果說明,漢語中語義性別范疇的認知顯著度要高于概念數量范疇。這一結論明顯與上述形態句法層面所揭示的層級關系存在矛盾。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這兩個來自不同層面的一致性關系系統,其對所選語言的形態句法變化(是富有形態變化的語言還是缺乏形態變化的語言)以及所選語料的結構類型(是短距離的依附關系,如短語內部,還是長距離的依附關系,如從句之間)等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造成的。具體背后的深層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4、總結及展望

    總的來說,有關兩種性別范疇系統的研究,對句法性別范疇的研究要比語義性別范疇的研究多很多,尤其是在區分兩種性別標記系統的羅曼斯語系中,大部分都是關于句法性別范疇關系的研究。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句法性別范疇系統是后天形成的具有任意性的符號系統,因此不同的語言可能使用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句法性別標記方式;相對來說,語義性別范疇具有進化意義上的普遍性,不同的語系對生理性別信息的表達和區分方式并沒有本質的差異。因此句法性別范疇系統比語義性別范疇系統要復雜的多,習得前者的過程也比習得后者的過程更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處理這兩種性別范疇信息的神經生理過程也存在明顯不同:違反了句法性別范疇一致一般誘發LAN-P600,而違反語義性別范疇一致,常常誘發N400或P600;與此一致,腦成像研究揭示,負責處理語義性別信息的腦區除了涉及詞匯語義加工相關腦區外,也會激活負責句法加工的區域。

    綜上所述,近些年有關性別范疇關系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極大推進了我們對這兩種性別范疇系統的認識。但現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或不足,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或改進:

    第一,未來有關一致關系的研究,要注意區分是在語義層面還是形態句法層面開展的研究,這是因為不僅性別范疇可以區分為句法性別范疇和語義性別范疇,其他的一致關系范疇,如數量范疇,同樣可以區分為句法數范疇(grammatical number)和語義數范疇(notional number)。除此之外,距離因素在性別一致關系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視,一般來說,短距離的性別一致關系(如:名詞與形容詞、名詞與冠詞等)主要受形態句法規則的約束,而長距離的性別一致關系(如:代詞與先行語)則更易受語義和語用因素的制約,但長短距離并不一定意味著語義和句法功能的分離。因此,將來有關性別范疇及其一致關系的研究需要通過精心設計實驗來考察句法、語義、語用以及距離長短等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

    第7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教學風格類型

    中圖分類號:G804.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 號:1007-3612(2009)06-0073-04

    A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ity of Public P. E. Teache rs in Colleges and Their Teaching Styles

    LIN Liping1, CHEN Zuosong2

    (1.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Putian College, Putian 35110 0, Fujian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Fu 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Fujian China)

    Abstract: As the issuing of the New Program and reformation of College P. E. Cur riculum System,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whether public P. E. teachers' perso nal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teaching styles in their individualized te aching by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s and physical statist ic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ersonality features of public P. E. teachers ar e correlated to their teaching styles and have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theirteaching styles.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of personality features of the te achers predict legal teaching style, while the squeamishness of the personalityfeatures predicts legal and global teaching styles.

    Key words: public P. E. teachers in colleges; personality; teaching styl es

    新《綱要》強調高校體育教師要改變教學理念,樹立以學生發展為本的教育觀, 充分重視啟發和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發展學生的個 性,重視學生人格形成的發展規律[1]。這將要求高校體育教學由教學模式化向教 學個性化 轉變,形成個性教學,高校體育教師要實現個性教學,必將要對體育教學思想、教學內容、 教學觀點、教學作風、教學方法方式、教學技巧等方面進行選擇,而這些方面正是教學風格 的具體體現。因此,教學風格是體育教學理論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它對體育教學效果有著 重要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影響學生的學習風格、學習態度的形成,個性特征的培養,人格素 質的發展,而且對學生的興趣、情感、合作精神的養成、學習氛圍的創建以及學習效率和進 度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影響[2]。所以,進行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的研究, 對貫徹落實新《綱要》具有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不同流派的教育理論在研究教師教學風格形成的影響因素中,都認為人格影響著教師教學風 格的形成[3]。然而,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在教學實踐中對其教學風格 的形成產 生怎樣的影響;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不同,其教學風格是否存在差異;人格特征 怎樣影響和影響哪種類型的教學風格,影響程度有多大,這些都缺乏實證研究,因此,研究 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與教學風格的關系,為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根據自己的人格特 征尋找適合自己的教學風格提供理論依據,為更好地實現個性化教學,提高教學效果。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第一輪調查被試來自福建省福州大學、福建醫科大學、福建農林大學、閩江大學、泉州學院 、莆田學院、龍巖學院擔任公共體育課的教師,共發放問卷150份,回收145份,回收率96.7 %,有效問卷142份,有效率97.9%。第二輪調查被試是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華僑大學、 福州大學、福建醫科大學、福建農林大學、閩江大學、寧德師專、泉州學院、莆田學院、龍 巖學院、三明學院擔任公共體育課的教師,共發放問卷350份,回收315份,回收率90.0%, 有效問卷300份,有效率94.9%。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資料法根據研究的目的和內容,圍繞個性特征與教學風格的關系問題,查閱并分析了國內外與本課 題相關的論著、書籍、文件和文獻資料等。

    1.2.2 問卷調查法

    1.2.2.1 艾森克人格問卷(EPQ)該問卷是在艾森克人格問卷量表(EPQ)的基礎上由北京大學心理學系修訂的中國版本量 表,該量表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操作簡便,包括4個分量表(各12個項目)48個項目。1)內 外向維度(E):內外向維度高表示人格外向,可能是好交際,喜聚會,隨和樂觀,喜歡變化,渴 望刺激和冒險,情感易于沖動;分數低表示人格內向,可能是好靜,富于內省,除了親密的朋友 以外,對一般人緘默冷淡,不喜歡刺激,喜歡有秩序的生活方式,情緒比較穩定;2) 神經質 維度(N):反映受試者正常行為表現出的情緒是否傾向于穩定,它反映正常行為,并非病態 。分數高表示可能是焦慮的、擔憂的,常常郁郁不樂,憂心忡忡,對刺激反應過于強烈,以至于 出現不理智的行為;3) 精神質維度 (P):精神質又稱作倔強,講求實際,并非暗指精神 病。分數高可能是孤獨的,不關心他人的,缺乏情感投入,不近人情,感覺遲鈍,好挑釁, 喜歡干奇特的事但不顧危險,難以適應外部的環境,同時也表現獨立性、競爭性、創造性能 力強;4) 社會掩飾性(L):反映受試者的掩飾或社會性樸實的傾向。通過第二輪調查結果 ,問卷的內部一致性檢驗表明,內外向(E)分量表的12個項目折半信度系數=0.651、神經 質(N)分量表的12個項目折半信度系數=0.706、精神質(P) 分量表的12個項目折半信度系數= 0.648。

    1.2.2.2 教師教學風格問卷(TSTI)由Grigeorenko & Stern berg 編制的教學風格評價量表(TSTI),該量表是一個教師的自陳 量表,共7個分量表,49個項目,分別評價立法型(4、6、8、15、18、34、49)、執行型 (14、19、28、33、36、42、48)、評判型(10、17、25、32、37、41、43)、整體型(1 、11、24、26、29、30、46)、局部型(2、9、12、13、23、31、45)、激進型(3、7、16 、20、38、39、44)和保守型(5、21、22、27、35、40、47)7種類型教學風格。每個分 量表包括7個項目混合排列,每一項目采用7級評定(從完全適合到不完全適合)記分分別為 1、2、3、4、5、6、7。

    通過對預調查數據的分析、處理,經過專家評議,對整理出來的條目加以評價修改,重新修 訂一套適合體育教師的教學風格問卷,使之在評價結構和語言陳述上更符合體育教師教學的 特點,量表共47個項目,刪除原量表的第29條目和37條目,每一項目采用5級評定(從完全 適合到不完全適合)記分分別為1、2、3、4、5。分別評價立法型(4、6、8、15、18、33、 47)、執行型(14、19、28、32、35、40、46)、評判型(10、17、25、31、39、41)、整 體型(1、11、24、26、29、44)、局部型(2、9、12、13、23、30、43)、激進型(3、7 、16、20、36、37、42)和保守型(5、21、22、27、34、38、45)七種類型教學風格。

    利用修訂后的量表進行第二輪調查,調查結果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克隆巴赫系數分別為:立 法型(Legislative)克隆巴赫系數a=0.655;執行型(Executive)克隆巴赫系數a=0 .828;評判型(Judicial)克隆巴赫系數a=0.701;整體型(Global)克隆巴赫系數a=0 .636;局部型(Local)克隆巴赫系數a=0.660;激進型(Liberal)克隆巴赫系數a=0.7 33;保守型(Conservative)克隆巴赫系數a=0.731。

    1.2.3 數理統計法 運用 SPSS11.5作為統計工具對所有調查數據 進行統計分析。

    2 結 果

    2.1 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一般情況(表1)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研究,有助我們了解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突出的人格特征, 預測其興趣愛好、教學風格、未來在教學情境中的表現以及可能存在的弱點,提高高校公共 體育教學的效果以及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在學生心目中的威望。表2顯示:不同性別高校公 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沒有顯著的差異;不同學歷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之間不存 在顯著差異;不同職稱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在精神質和內外傾方面沒有存在顯著 的差異,但在神經質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不同教齡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沒有顯 著的差異。但在進一步進行組間比較時發現,教齡在15 a以上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與高職 稱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在精神質維度上得分最高;教齡在5~15 a的教師更外向 ;教齡在5 a以下的教師神經質維度上得分最高。

    2.2 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的一般情況(表2)為了分析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從表1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性別 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類型在執行型、評判型兩種類型上存在顯著的差異(P< 0.05),男教師更傾向于執行型教學風格和評判型教學風格。

    表2還顯示:不同學歷、不同職稱、不同教齡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類型都不存在 顯著的差異,但初級職稱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在立法型、評判型、局部型和激進 型四種風格上的得分高于中級和高級職稱的教師;中級職稱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 類型在執行型、整體型和保守型三種風格上的得分高于初級和高級職稱的教師;高級職稱 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學風格類型在執行型、評判型和局部型三種類型上得分最低。然而 ,相對于教齡較短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教齡在15 a以上的老教師教學風格類型更傾向于 立法型和保守型兩種;教齡在5~15 a的教師教學風格類型在激進型的得分最低。

    2.3 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與教學風格類型的關系(表3)為了檢驗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對教學風格的關系,本研究應用多元線性回歸分 別對人格特征的3個維度與教學風格的7個維度進行相關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討論。

    2.3.1 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與教學風格類型的相關分析本研究探索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對教學風格是否存在關系,結果發現:高校公共 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兩個維度精神質和神經質與教學風格的立法型、執行型和整體型存在 顯著的相關關系;精神質與立法型教學風格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執行型教學風格存在 負相關;神經質與立法型教學風格存在負相關,與整體型教學風格存在正相關,內外 傾與任 何一種教學風格類型的相關都不顯著。然而進一步對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3個維 度和教學風格的7個維度之間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內外傾 與神經質之間存在正相關;立法型教學風格除了與執行型教學風格相關不顯著外,與其他5 種類型都存在顯著相關;執行型教學風格與評判型、整體型、局部型和保守型教學風格存在 相關;評判型、整體型、局部型、保守型與其他6種教學風格類型都存在顯著相關;激進型 與執行型教學風格相關不顯著之外,與其他5種類型都存在顯著相關。

    2.3.2 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與教學風格類型的回歸分析本研究采用逐步回歸分析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對教學風格的類型是否有顯著的預 測效應。以人格特征的3個維度為自變量,以教學風格類型的7個維度為因變量,通過逐步回 歸法來分析人格特征對教學風格類型是否有預測性貢獻。

    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精神質分別進入立法型教學風格、執行型教學風格的回歸方 程,而且具有預測效應,但精神質對立法型教學風格的預測方向是正向外,對執行型教學風 格的預測方向是負向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內外傾沒有進入回歸方程,對教學 風格類型沒有預測效應。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神經質分別進入立法型教學風格、 整體型教學風格的回歸方程,且有的預測效應,然而卻是負向的(表4)。

    3 討 論

    從影響體育教師教學風格形成的因素分析,有關學者的研究只是宏觀地進行論述,缺乏考慮 體育教師工作的特殊性和體育教師人格特征等問題進行實質性研究。體育教師的教學風格與 其個性是分不開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個性特征是其教學風格形成的基礎,體育教師的 個性特征作為一種潛在的教育資源在教學風格中具有重要的意義[4]。關于這點, 從教學風 格理論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總結出:體育教師的個性特征與教學風格是緊密聯系的。本研究旨 在探索高校公共課體育課教師在新《綱要》的頒布及高校體育課程目標體系改革的情況下, 要實現個性化教學,其個性與教學風格是否存在緊密聯系。結果發現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 人格特征與教學風格的類型存在相關關系,人格特征的兩個維度精神質和神經質與教學風格 的立法型(對教材的使用不特別要求,教學內容培養學生自我解決發現、自我分析和自我解 決問題的能力,教學步驟一般由學生自己設計合理的身體練習,教學的方法能激勵學生發揮 自己的創造力,課堂氣氛活躍)、執行型(對教材的使用一般由學校或上級教育行政部門選 定的課本,教學內容與步驟嚴格遵照教學手冊的說明,采用指定的教學方法,課堂嚴謹有序 )和整體型(對教材的使用不特別要求,教學內容既要傳授動作技能及其細節,也要講授知 識、原理,重點是講授可以用于分析不同問題的方法,教學步驟盡可能地將所學的知識和技 能加以聯系,教學的方法能提供給學生系統的思維方法,課堂有序)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精神質與立法型教學風格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執行型教學風格存在負相關;神經質與 立法型教學風格存在負相關,與整體型教學風格存在正相關;內外傾與任何一種教學風格類 型的相關都不顯著。然而進一步對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3個維度和教學風格的7個 維度之間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內外傾與神經質之間存在正 相關,立法型教學風格除了與執行型教學風格相關不顯著外,與其他5種類型都存在顯著相 關,執行型教學風格與評判型(對教材的使用一般根據學生的學習反饋選取課本,教學步驟 和內容根據學生學習進展狀況調整,在教師互相聽課和評估彼此的教學狀況中不斷改進教學 的方法)、整體型、局部型(對教材的使用不特別要求,教學內容重點在解釋具體問題的細 節操作上,盡可能地將所學的知識和技能加以聯系,布置一些對學生具有挑戰性的動作技能 ,課堂有序)和保守型(對教材的使用一般由學校或上級教育行政部門選定的課本,教學步 驟和內容幾乎相同,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課堂嚴謹有序)教學風格存在相關;評判型、整 體型、局部型、保守型與其他6種教學風格類型都存在顯著相關;激進型(使用最新教學成 果的課本,教學步驟和內容新穎、獨創,提出問題,并給學生提供解決問題的機會,課堂氣 氛活躍,教師起引導作用)與執行型教學風格相關不顯著外,與其他5種類型都存在顯著相 關。這進一步證明了影響教學風格形成的因素是很復雜的,除了個性特征對教學風格類型的 形成有決定作用外,還有其他主客觀因素。一個人有怎樣的人格特征,在教學實踐中有可能 形成相應的教學風格,但教學風格沒有好壞之分,盡管教師的個性不同,教學風格也不一樣 ,高校公共體育教師在不同時期的教學目標、教學任務,面對不同的教學對象,其教學風格 有利也有弊,我們很難說哪一種類型的教學風格好,只要學生歡迎,能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這種教學風格就值得肯定。

    進一步的多元回歸分析發現,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在其教學風格類型的形成過程 中有一定的作用。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精神質分別進入立法型教學風格、執行型 教學風格的回歸方程,而且具有預測效應,但精神質對立法型教學風格的預測方向是正向外 ,對執行型教學風格的預測方向是負向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神經質分別進入 立法型教學風格、整體型教學風格的回歸方程,且有預測效應,然而卻是負向的。而高校 公共體育課教師人格特征的內外傾沒有進入任何一個回歸方程,對教學風格類型沒有預測效 應。這也進一步表明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人格特征與教學風格的關系可能較為復雜。所以 從預測的結果分析,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的精神質人格特征對立法型教學風格具有預測作用 ,可以解釋立法型教學風格的2.8%變異,其預測力相對較弱;低精神質人格特征的體育教師 更容易形成執行型教學風格,低神經質人格特征的高校公共體育課教師更易形成立法型和整 體型教學風格。

    參考文獻:

    [1] 教育部文件.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C],2002,8.

    [2] 李如密.教學藝術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397-426.

    [3] 劉民.教師的個性特征在體育素質教育中的價值[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 版)2003,27(5):538-540.

    第8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藝術觀念;人性本體;性相特征;語言選擇

    由于不同的“性相特征”須選擇不同的“語言結構”方式,其藝術表現因形式、風格而各有不同。繪畫與設計,作為兩種不同形式的藝術表象,在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互相浸透與整合下,其界限趨于融匯而顯得模糊不清。因此,傳統意義上的繪畫與設計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常常表現為被現代藝術所取代。這種現象的產生,理應歸功于時代演進的人性本體精神。如果藝術都要表達個性化了的審美特性,那么不管何種門類的藝術同都屬于形式各異且“個性化”了的精神產品,并同時作為客觀實在的精神實體而存在。這是人性本體的審美價值取向所決定的。毫無疑問,繪畫與設計均屬于藝術品范疇。其作品內涵的“立意與觀念”,實質即是個體精神價值取向所決定了藝術作品的靈魂。選擇這些與靈魂相匹配的語言、方法與邏輯形式(包括獨創),就成了呈現畫面審美價值的關鍵所在,無怪乎在哲學中,有其“觀念形態”的名詞界定之說。 

    一、觀念與性相特征的關系

    “現代藝術”除偶發性藝術、實驗藝術、兒童藝術外,只要預先有實現自我精神價值取向定位的藝術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如下問題:一、創造某種客觀表象的價值意義何在?二、主觀上能否創建某種具有獨特性精神價值的表象?三、實踐過程中是否能夠實現超越自我,即以此來升華自我精神?正是因為被這種純真的“內在”精神所駕御,那么,意向性的某種特定“觀念”則應運而生,如若“觀念”有這樣一種思考前題,性相問題的特征一經創立,就成了被精神化了的藝術作品。過去,許多理論家有“形象特征”一說,把“形象”特征稱之為客觀實在的外在表象,我在這里估且以“性相”取代“形象”二字,其實質是因潛藏在“人性本體”的內在精神與“感官知覺”之別。具體地說,“性相特征”則是已被內化了的精神形態(它同時也包含著抽象與具象兩種類別)。從“性相特征”出發,我們能夠極大地注入客觀形象的精神內涵,從而強化“人文本性”的標志性特征。

    “內化”了的外在形象,從心理學與生理學、物種學與形態學的角度看來,“性”有別,則“形”各異,猶如倔犟與懦弱、男人與女人、物種之類別、方圓之形態等等差異,大干世界,萬物之美,大凡可說均同屬于內化之“性質”不同,因而其形態各異。由此,社會現象才顯得如此千姿百態、豐富多彩。新、奇、無非在于“觀念內涵”的變異。

    但是,假若“性相特征”是“人文”所造的價值取向,那么,抽象與具象、寫實與變形、理性與感性,就只是一個心理定向問題,可以理解為不同觀念下的不同語言表象,出于個人特定的“性相”所造。因此作為“人文”的表現,我們從過去的“自然景觀”過渡到目前的“人文景觀”,其實質就是一個“質”的變化,說明人性化了的多元文化與自然文化在表象上有著“人文”特征的差異。因此,確立“性相特征”的標準,實際是在一種多元文化交織中被提取且重新整合的“新人性化”表相,即個人智能與價值取向的內在精神特性。

    在實踐超越自我的過程中,體驗著藝術的真諦,浸透在美化了的精神實體之中,看起來仿佛是“藝術品”而純屬于唯心主義的產品,但實際是由社會滋潤著藝術家個體精神的成長,因而它仍是客觀的(客觀精神及其產品)。因此內化了的“性相”特征,仍屬于社會精神的外延。

    二、性相特征與藝術語言的關系

    繪畫與設計同作為精神“性相”的客觀實體,作為與藝術相“匹配”①的繪畫與設計“語言”組構方式來構建,其首要問題,即是對繪畫與設計語言中(點、線、面、色彩、明、暗、形態、方法、質材、技法等諸要素)的選擇與界定,從而構建其形式上新產生的“性相特征”。出于不同的人文特點(或不同性別),對其周圍事物的認知方式、價值取向,則大不相同,其表現在對同一客觀現象的描述上,各自則存在有表達方式上的認知差異,一如演譯與歸納、摸似與表現、比喻與象征。這些現象,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界定某一現象之前的觀念界入。由于各自所注入的文化內涵不同,認識方式各異,因而在所表現的精神價值取向上、定性上各不相同。因此,在選擇與界定語匯形式上,譬如:對點、線、面某一形式的界定(定形、定色、定調)上,乃至方法與構圖等,則各不相同。

    目前,就繪畫與設計界的傳統語言的形式(單指點、線、面)而言,則有幾何學的界定、心理學的界定、過程主義(即無果)的界定、錯視學的界定等等。總之,同一藝術對象的客觀實體可作多元的界定;認識與應用在藝術表現中各有各的定向。色彩也同樣如此,中國水墨畫為了求得去欲呈慧、清心雅致的審美標準,從而簡略了光效應中的所有色彩,而在水墨中尋求干、濕、濃、淡、焦,即所謂的“五色”。對色彩而言,“水墨”(黑白二分,陰陽互現)就是中國水墨畫的色彩語言,這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觀念所界定的,從而導致了中國“水墨”畫派。在中國道家文化中,“太極”則是“知黑守白”,表陰、陽兩極,并認為此兩極的和諧運行,有如宇宙本體的守恒定律一樣,這不能不說“水墨畫”的呈現,意味著文人墨客再現了“宇宙本體”的審美特性與真實的道家文化觀。而西洋畫的形、光、色、質等。由于以相對客觀呈現的認知方式為基準,對自然表象作客觀解析與表現,從而獲得有如照片似的審美效應。可見,如若繪畫與設計乃致各種藝術門類,其本質是從人性特征的某點出發。

    第9篇:行政關系的特征范文

    【摘要】 【目的】探索乳腺癌血流動力學特點與乳腺癌患者中醫辨證分型之間的關系,從腫瘤血管微觀特征方面為中醫辨證提供科學的、客觀的定量分析指標。【方法】通過超聲造影技術聯合常規彩色多普勒超聲技術,對58例不同中醫證型(分為3型)且臨床確診為乳腺癌的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特點進行比較分析。【結果】乳腺癌肝郁痰凝與正虛毒熾證型間的血流峰速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

    【關鍵詞】 乳腺癌;超聲造影;血流動力學;中醫分型

    長期的臨床實踐與實驗研究結果表明,中醫藥有改善乳腺癌患者生活質量與抗腫瘤、預防腫瘤復發和轉移的作用,在乳腺癌治療中有重要價值[1]。辨證論治是中醫治療乳腺癌的優勢所在,中醫辨證側重于宏觀的望、聞、問、切,并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隨著學科的發展,這種傳統方法已顯示其不夠完善性,很難揭示證候的本質以及提供證候的微觀辨證標準。超聲技術能準確、無創 、實時、動態顯示乳腺癌的二維圖像及血流情況,可以收集疾病的更多信息。超聲造影技術的發展和利用,更使乳腺腫瘤血管的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本研究利用超聲造影技術,探索乳腺癌血流動力學特點與乳腺癌患者中醫辨證分型之間的關系。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病例選擇58例均為2006年6月至2008年3月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乳腺外科住院及門診臨床確診為乳腺癌的女性患者,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2]的辨證標準分為肝郁痰凝、沖任失調和正虛毒熾3型。

    12超聲造影檢查采用美國GE公司Logiq 9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具有實時造影成像功能),淺表器官超聲造影專用9 L探頭(頻率60~80 MHz)。采用意大利Bracco公司生產的超聲造影劑SonoVue。在常規多普勒超聲檢查之后,啟動雙模式諧波成像技術,調節好儀器參數后,經肘部淺靜脈團注造影劑24 mL并同時按壓超聲儀內置計時按鈕,實時觀察病變的造影增強狀態。整個檢查過程用彩超儀硬盤動態存圖,并將原始數據刻錄光盤存儲。造影結束后,可重復調用原始數據,逐幀回放每例的造影過程并準確記錄各病變的增強時相及程度,并使用儀器內置程序描繪時間—增強曲線(TIC曲線)。

    13建立信息采集表內容包括:患者一般情況,病史特點,中醫證候,腫瘤動脈血流峰值血流速度(PSV),阻力指數(RI)、TIC曲線類型,開始增強時間、峰值增強時間、峰值強度、到達峰值斜率等。

    14統計學方法數據的分析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證型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并采用秩相關檢驗進行相關性分析。

    2結果

    第4期楊樂平,等.乳腺癌中醫分型與血流動力學特征的關系21乳腺癌不同證型血流動力學指標變化的比較乳腺癌肝郁痰凝與正虛毒熾證型間的血流峰速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

    22乳腺癌不同證型超聲造影增強類型比較表2結果顯示,正虛毒熾證以快進快出型為主,沖任失調證以快進慢出為主。

    23乳腺癌中醫證型分級與各血流動力學指標的相關性分析秩相關檢驗的分析結果顯示,乳腺癌證型分級與血流峰速、阻力指數、起始增強時間、增強強度、峰值強度、曲線斜率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245、-0024、0044、0090、-0004、0178,證型分級與血流峰速呈正相關,與其他指標無明顯相關性。表1乳腺癌不同證型血流動力學指標變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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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討論

    中醫學的證是機體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反映疾病的病因、病機、病位、病性以及疾病的發展趨勢,也反映了機體自身的調節能力及其與外界環境的聯系,能較全面和正確地揭示疾病的本質。中醫學認為,乳腺癌是因臟腑、經絡、氣血、津液、陰陽失調而引起乳房的生理功能異常而致。如正氣不足、七情內傷、肝脾郁結、沖任失調可導致乳腺的生理功能紊亂,形成經絡阻塞,氣血瘀滯,痰瘀互結于乳房而成巖癥。

    乳腺惡性腫瘤血管的特征在診斷、判斷預后、了解術前化療效果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多數研究結果認為[3],超聲造影后通過顯示腫瘤血管的特征,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都大大提高。Albrecht T等[4]利用靜脈注射Echogen,分析不同腫塊的時間—強度曲線特征,發現乳腺癌的造影增強持續時間長;良、惡性腫物的時間—強度曲線形態不同,惡性者造影劑清除曲線為多相,而良性者多為單相,并推測這種時相的變化與腫瘤血管的血流動力學分布差異有關。許宇飛等[5]將75例乳腺癌分為肝郁氣滯型、沖任失調型、正虛毒結型,并對其X線征像與中醫證型關系進行分析,認為異常鈣化灶、異常血管像、漏斗征等3種X線征象在沖任失調型比肝郁氣滯型出現比例高;單純癌以沖任失調型所占比例偏高,2例典型髓樣癌及1例小葉浸潤癌均見于肝郁氣滯型。

    本研究結果顯示,肝郁痰凝與正虛毒熾證型間血流峰速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正虛毒熾證明顯高于肝郁痰凝證。在肝郁痰凝證向沖任失調證的轉變過程中,人體的正氣不斷耗損,逐漸向虛證轉化,也加重了病情,說明體內邪正抗爭明顯,故血流速度無明顯差異,此時處于一個關鍵時刻,而當沖任失調證向正虛毒熾證轉變后,說明邪氣已明顯處于優勢,此時腫瘤發展迅速,血流速度加快。沖任失調與肝郁痰凝證型間比較,無論是起始增強時間還是達峰時間,差異均有顯著性意義;而沖任失調與正虛毒熾證型間比較,差異亦有顯著性意義。在上述兩個指標中,沖任失調證均明顯遲于其他兩型,說明早期的肝郁痰凝未消除,影響了體內沖任失調。在肝郁痰凝向沖任失調的轉變過程中,瘀滯的加劇和虛證的加重是病情惡化的體現,沖任失調乃體內環境改變,此時為病情發展的關鍵,由于正邪雙方的抗爭,故增強時間相對遲緩。各證型間曲線斜率比較,正虛毒熾證明顯高于肝郁痰凝證,斜率愈大,則上升支愈陡直,速度愈快,這與血流速度隨證型的轉變而加速是一致的。

    通過對58例乳腺癌患者中醫證型與血流動力學指標的相關性分析,其中證型分級與血流峰速呈正相關,即隨著證型的發展,血流峰速呈越來越高的趨勢。由于肝郁氣滯型多為發病早期,氣不行則血不暢,且疾病初起,正氣尚存,對疾病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邪氣不盛,故血流速度較慢,隨著病情的進一步發展,正氣減弱,邪氣熾盛,病情進展迅速,血流速度也隨之加快,血流灌注量增多,這可能是正氣減弱無以抵抗邪氣而阻力減弱所致。

    本研究發現,乳腺癌血流動力學多個指標在中醫分型分布上有一定規律可循,與中醫分型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這些規律有助于指導臨床,可作為乳腺癌分型診斷的參考依據之一。將超聲造影應用于乳腺癌術前診斷以輔助臨床分型,可為中醫臨床醫生帶來更好的診斷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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