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法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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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論文內容摘要摘要：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對爭端方進行司法審查，其對象主要是以各成員的抽象辦法為主，如行政行為、貿易管理行為或辦法，涉及的是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的新問題。本文以此為基礎，探索了國際貿易糾紛司法審查對象在適用中存在的新問題，以期促進國際貿易糾紛的解決。

在WTO調整各國貿易關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審查各國政府行為的情況，包括審查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管理政策的制定等。在國際貿易糾紛中，明確WTO體制下的司法審查對象，可以防止WTO各機構，確保爭端解決機制嚴格地在WTO法規定的范圍內運作。

WTO下國際貿易糾紛的司法審查包括國內和國際法意義上的司法審查，本文中提到的司法審查是WTO體制下的國際司法審查，即國際法意義上的司法審查。國際法意義上的司法審查，是WTO爭端解決機構根據WTO《有關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序諒解》（DSU）進行的處理成員間貿易爭端的國際司法程序活動。

國際貿易糾紛的司法審查

司法審查針對的是被審查行為的性質，如違憲審查、行政行為（包括具體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等。通過審查該類行為，判定哪種行為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因而所解決的是被訴主體及其行為的可訴性新問題。

在國際貿易糾紛中，爭端的成員方一般將爭議提交WTO尋求解決。WTO協議中對司法審查，并不明確所審查的行政行為或外貿管理行為的性質究竟是具體的還是抽象的，但也沒有限定是具體行政行為。由于WTO成員的國內法院處理貿易行政案件時，更多的還是以國內法規為裁判依據，并不會直接適用WTO相關規則。即使是從國際規則方面考察政府政策或抽象規則，對國際規則的識別，除非是直接違反國內法律，否則也會作出有利于本國政府的解釋。對于抽象的法律規定提起司法審查，就需要WTO體制規定國際層面的司法審查。

國際法層面上的司法審查結果，是WTO/DSB對其成員之間貿易爭端的結果，表現為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的報告。WTO下針對國際貿易糾紛的司法審查是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在審查成員的外貿管理權時審查其行為或辦法是否違反WTO國際規則，進而判定該規定是否構成貿易自由障礙。這就要求專家組和上訴機構首先審查被訴成員的相關立法規定和辦法是否違反GATT/WTO規則，涉及更多的是成員相關辦法的違反和非違反性。

國際貿易糾紛的司法審查對象

（一）審查對象的范圍

WTO規則約束的對象是政府,所調整的是政府間的宏觀經貿政治關系,以政府間貿易政策和實踐的協調為其價值取向和終極目標。DSB是WTO在實踐中為解決貿易爭議而設立的專門的爭端解決機制，它明確規定了其司法審查對象是WTO爭端解決機構所受理的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它所接受的案件是以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為訴因的。將司法審查對象區分為審查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的依據是DSU第3條第8款和第26條第1款。DSU第3條第8款規定摘要：“凡出現違反涵蓋協定規定應承擔的義務的情況下，該行為就被視為構成了利益受到抵消或損害的表面證據。這表明，正常情況下可推定為摘要：違反規則就對該涵蓋協定的其他當事成員方產生了有害影響，在此情況下，要由被告方舉證反駁訴訟”，即為違反之訴。第26條第1款則規定摘要：“GATT1994第23條第1款（b）項表述的不違反之訴”。

根據GATT1994第23條第1款的相關規定摘要：凡任何一個締約方認為，它依本協定直接、間接預期的任何利益受到抵消或損傷，或者實現本協定的任何目的受到妨害，而這是由于摘要：（a）另一締約方未履行其本協定的義務，或（b）另一締約方采取的任何辦法，不論其是否和本協定相沖突。

根據以上的規定，（a）項為違反之訴，是指方指控或認為被訴方國內法規或行政辦法和其承擔的WTO體系下某項協定義務不一致或者違反了協定義務。而（b）項為非違反之訴，是指方認為被訴方的國內法規的實施或者行政辦法的結果導致其在WTO協定下直接或間接的利益損失或減損，或者認為損害了協定目標的實現。也就是說，即使對方辦法不和“本協定相沖突”或“存在任何其他優勢”，即使不違反GATT/WTO法律規定，亦可作為的理由或“訴因”。可見，DSU基本上沿用了GATT第23條的規定，把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作為其司法審查對象的范圍。

（二）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的區別

通過分析DSU可知，適用違反之訴是基于保護各成員在適用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而在GATT/WTO多邊貿易法律制度設置“非違反之訴”，最原始的指導思想是“利益平衡”原則，目的在于防止通過采用GATT未明確禁止的貿易辦法（即所謂“灰色區域”貿易辦法）而損害或破壞貿易談判和減讓表現產生的相互利益。

因此，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是基于損害、依據WTO有關協議產生的正當利益而提起的，而它們的區別則表現在摘要：

產生的原因不同摘要：違反之訴是違反協定義務而造成傷害，其根據是禁止違反條約義務和具體承諾；而非違反之訴是必須實施了辦法而導致損害，但并不一定違反協定義務，其根據是禁止剝奪合法預期利益。

舉證責任不同摘要：舉證責任在哪一方，對能否勝訴具有重大影響，成為訴訟程序中的決定性因素。在國際貿易糾紛規則中，明確規定了違法之訴和非違法之訴的舉證責任。對于違反之訴而言，DSU規定了此類案件的舉證責任在被告方。而對于非違反之訴，方應提出詳盡理由以證實有損失或損害存在。

救濟手段不同摘要：根據DSU的規定，在違反之訴案件中，若裁定有違反WTO義務的行為，違反方有義務停止違反WTO有關規定的辦法，并采納爭端解決機構（“DSB”）的建議。在非違反之訴的裁定中，被訴方主要是補償，即爭端當事雙方“做出相互滿足的調整”。

（三）對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的規定

1.對違反之訴的規定。絕大多數國際貿易糾紛涉及的是違反之訴。WTO項下，如《補貼和補貼辦法協定》、《和貿易有關的投資辦法協定》、《裝運前檢驗協定》、《進口許可程序協定》等，明確規定在違反適用協定下承擔的義務都被視為構成利益喪失或減損的案件中，可直接適用于GATT1994第23條（a）來解決爭端。

2.對非違反之訴的規定。非違反之訴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事實基礎上摘要：政府希望從貿易協定中獲得的利益，可能為另一政府毫不相關的并可容許的行為所抵消，而有關行為是在制定協定時不可能合理預見的。各國進行對外貿易時會出現許多不可預料的情況，非違反之訴的設立可以更大地拓寬爭端解決的領域，便利于各成員解決爭端。在WTO的立法過程中，“非違反之訴”被適用到其立法領域，包括《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及WTO對GATT1994的各項補充協定中，如反傾銷反補貼、海關估價等，但對《和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則規定了其對GATT1994第23.1（b）和（c）的非違反喪失和減損的適用期限。在此重點介紹GATS規定及TRIPS協議的規定。

《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在“非違反之訴”方面大多仿效GATT的規定。具體而言，對“非違反之訴”的訴因規定在兩個條款中摘要：在GATS第23條第3款里明文規定摘要：“凡任何成員方認為，按本協定第三部分規定，一成員方在具體承諾中計入給另一成員方的可合理預期的利益，在采取任何和本協定不相沖突的辦法而受到抵消或損傷時，可求助于DSB。”而GATS第6條第4、5款則規定摘要：“為保證有關資格必備的條件和程序、技術標準和許可條件等辦法不致構成不必要的服務貿易障礙”，“在一成員已作具體承諾時，該成員不得以不能合理預期的方式來適用許可證和資格必備條件、技術標準，使具體承諾受到抵消或損傷。”可知，GATS在爭端解決方面直接引入GATT爭端解決機制，包括非違反之訴在內。

《和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議）并未明確規定有非違反之訴，只是在TRIPS協議第64條第2款規定了對GATT1994第23條第1款(b)項和(c)項的適用期。即摘要：自《WTO協定》生效之日起5年內，GATT1994第23條第1款(b)項和(c)項（非違反之訴和情勢之訴）的規定不得適用于TRIPS協議下的爭端解決。何時適用并沒有規定，也就不可能利用非違反之訴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爭議。

國際貿易糾紛司法審查對象在適用中存在的新問題

非違反之訴是WTO的一項非凡訴訟機制，由于GATT/WTO未作更明確規定，其作為WTO協議的一部分在國際貿易糾紛中成為一項極富爭議的機制。

（一）對非違反之訴的規定趨于模糊

雖說WTO各協議大多規定有非違反之訴，但規定極其模糊。對于GATS和非違反之訴，由于GATT本身對非違反之訴的規定在措辭上比較模糊，這也就導致GATS在依靠GATT爭端解決機制時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非違反之訴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如在服務貿易談判中沒有“關稅制約”的概念，每一成員方在“逐步自由化”原則的指導下，遞交一份包括市場準入承諾表和國民待遇的條件和限制在內的“非凡承諾時間表”。這樣也就沖淡了各成員方可合理預期的利益，對于非違反之訴的使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而對于TRIPS而言，由于對非違反之訴的適用設置了期限，在使用效力新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模糊，實踐中也就不可能適用非違反之訴解決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爭議。

（二）對于“非違反之訴”機制的啟動存在不同立場

爭端解決實踐中，爭議成員根據自身的利益，對于非違反之訴機制選擇了不同的立場摘要：“克制主義”和“激進主義”。“克制主義”認為非違反之訴應該有所限制，并要求最低限制地運用非違反之訴。這是為了避免非違反之訴機制的負面效應，從而維護WTO規則的導向性。而“激進主義”則認為針對一成員方所采取的辦法是否違反WTO協議這一法律新問題時，該成員方無須花太多精力去判別應當提起何種訴訟，而是直接提起非違反之訴。基于“激進主義”，非違反之訴被認為是“獨立性模式”，這樣就很輕易導致非違反之訴機制的濫用。所以確立非違反之訴機制的目的在于填補WTO協議的漏洞并對關稅減讓的原始利益進行重新平衡。因此，將非違反之訴視為“克制主義”而予以啟動，只將其作為對違反之訴的一種輔質的權利救濟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控制那些GATT未明確禁止成員方使用的辦法，防止由于這些辦法的實施而事實上損害其他成員方從關稅減讓中獲得的利益，從而進一步鼓勵和促進各成員繼續實行關稅減讓，達到貨物貿易自由化。

涉及WTO協議的爭議,最終都會歸結到對某個成員方的貿易政策和辦法。而WTO下國際貿易糾紛的司法審查要求建立一個可以適用于各成員方的獨立的行政救濟機構；建立一套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的救濟程序，從而為有關的當事人提供可能救濟的機會；對當事人的或申請給予同情的考慮并提供充分磋商的機會，同時可以為當事人提供并告訴其有上訴的權利。因此，明確WTO下國際貿易糾紛的司法審查對象是違反之訴和非違反之訴，充分利用WTO項下的相關協定，非凡是DSU來解決貿易往來中出現的爭端，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的進行和糾紛解決。

參考文獻摘要：

1.孫南申.論世貿組織體系下的司法審查對象[J.社會科學，2006（5）

第2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對外投資

根據WTO分類，服務貿易包括過境交付、消費者移動、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四種方式，即服務貿易競爭力應指一國服務業出口和對外投資能力。因此，通過運用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計算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等來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因此，較全面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還應考慮服務業對外投資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本文旨在通過比較中美跨境和商業存在模式(某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對外國公民的服務銷售模式)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以期為中國鼓勵服務業對外投資而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出建議。

中美總體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 為全面比較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對兩國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業存在(附屬機構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進行比較(見表1)。 表1顯示，1996年，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順差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國BOP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遠低于美國，且處于逆差地位，即中國跨境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遠弱于美國。 因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嚴重滯后，所以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及FAT模式服務出口也很滯后、競爭力極其薄弱;FAT模式服務進口方面，即在中國境內的非金融類服務業外國附屬機構境內銷售收入，2005年總計739.74億美元， 2006總計913.2億美元，遠遠低于美國水平。總體而言，中國在FAT模式服務貿易方面處于明顯競爭劣勢。 中美雙邊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及服務業FDI比較分析 為深入分析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分析中美雙邊服務貿易(見表2)。表2顯示，無論是BOP還是附屬機構模式的雙邊服務貿易，中國競爭力均遠遠落后于美國，特別是附屬機構貿易模式，中國更顯薄弱，2005年逆差額2倍多于BOP模式。 無論是總體還是雙邊服務貿易額，美國兩種模式均處于競爭優勢，且FAT模式強于BOP模式;中國兩者均處于劣勢，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鑒于FAT模式已成為國際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和趨勢，所以需對FTA模式的來源——服務業FDI進行比較(見表3、4、5)。

表3、4、5顯示，無論是服務業FDI總額，還是雙邊服務業FDI額，美國都遠高于中國，使得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發達于中國。美國服務業FDI處于凈流出地位，而中國處于凈流入地位，故美國FAT模式服務業處于競爭優勢，而中國處于競爭劣勢。 美國鼓勵服務業FDI的政策 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表明，某國服務業FDI對其服務貿易競爭力，特別是對占主導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薄弱的中國應借鑒美國經驗，通過促進服務業FDI來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一)重視國內服務產業發展，并重點進行產業培育 美國服務貿易和對外投資之所以發展迅速，與其國內發達的服務業分不開。服務業已是美國經濟中最龐大、發展最快的部門。美國支持 服務業發展的措施很多，較有特點的是： 主要通過宣傳、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和管理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使國內服務產業發展服從服務貿易全球戰略發展的需要，適度放松反壟斷限制。注重國防工業，特別是軍民共用技術對國內相關服務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保持其競爭優勢。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特別是自實施“國家出口戰略”和“服務先行策略”以來，其服務貿易和投資的產業發展重點愈益清晰，即將促進重點放在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旅游、商務與專業技術服務(包括環保、能源等)、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教育服務、影視娛樂、電信服務等領域，并由商務部分別與能源部、環境保護署、衛生部、教育部等相關機構及行業協會組成專門小組，采取針對性促進措施。

(二)加大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創造并保持服務業競爭優勢 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人力資本/技術密集型已成為服務產業的主要屬性，人力資本/技術對保持服務貿易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進，為美國帶來豐裕的人力資本，美國已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最具優勢的科技人才隊伍，促使為美國服務貿易提供競爭優勢的產業基礎持續得到發展，發達的服務業又反過來促進和擴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形成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使得美國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保持優勢地位。 為爭奪國際市場，使美國跨國公司在與國外公司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美國政府充當為其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保駕護航的角色，如制訂出一定的科研計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跨國公司科研與開發的發展;通過延長跨國公司研究與實驗機構的課稅減免，來鼓勵跨國公司進行科學研究，推動新型科技產品的開發，以便使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技術上領先別國，從而為跨國公司提供創造和發揮比較優勢的機會和手段，增強美國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

(三)提供資金扶持與援助，為跨國公司提供“基礎支持” 利用各種渠道和機構對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 金融支持。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對外貨款業務中，有兩項貸款是專門支持跨國公司向外直接投資的：開發資源貸款和私人對外直接投資貸款，即對跨國公司給予貸款，幫助擴展業務，提高在國外的競爭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主要有兩項業務：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投資保險和對私人投資者提供融資活動。 因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面臨更多風險，所以應更重視對其開展海外投資的鼓勵和保護。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日益重視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如建立小企業發展中心，對高科技小企業提供資金援助及實行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等。 稅收支持。稅收政策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而提供稅收優惠則成為政府鼓勵私人資本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國政府鼓勵和支持公司向國外擴大投資的重要工具，如除與許多國家在雙邊協議避免雙重征稅外，還通過分類的綜合限額稅收抵免、延遲納稅制度、在稅收協定中不列入稅收饒讓條款、經營性虧損結轉制度、在進口關稅減免制度、國外投資收入優惠稅率等方式鼓勵和促進企業開展海外直接投資。 設立扶持企業海外投資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為政府資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職能是通過資助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許培訓、商業研討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技術輔助等，增強美國公司的對外競爭力，幫助美國公司獲得海外商機。其中，資助項目可行性研究的費用約占美國貿易發展署整個預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資保障制度，保障跨國公司對外投資 美國于1948年首創官方海外投資保證制度;1969年，美國再次修訂《對外援助法》，規定設立直屬國務院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正式開業，從此確立沿襲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管理海外投資保證業務的體制，即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美國的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承擔特別風險和綜合風險保險，如禁兌風險、征用風險、政治暴力風險，大大減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促進跨國投資事業的發展。

(五)為海外投資者提供系統、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務，以降低投資風險 美國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行政機關或國內特別機關駐外使領館所設的經濟與商業情報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等機構形成的信息網絡為企業提供從項目考察設計、論證到組織實施全過程的信息咨詢 服務等來實現對投資者的情報服務。

(六)與企業密切合作，注重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 美國商務部等主要貿易促進機構除注重通過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和促進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外，特別注重與企業間密切合作，更多地應用深受服務出口和投資企業歡迎的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如大量通過派出政府與企業聯合商務團組，包括利用類似于召開美中商貿聯委會等雙邊貿易協商方式開展游說與促進工作，以及舉辦各種商務對接、商務會議、展覽等商務促進活動，幫助企業尋找商機;針對服務出口和投資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點，舉辦大量技術性、務實性很強的專業培訓活動，幫助分析出口和投資目的地國家的市場和投資做法、消費趨勢及習慣等，以幫助中小服務企業提高服務出口和投資技能等。

(七)改進跨部門合作及與各州的合作，提高促進與服務效率 1994年后，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專門組成由各部門專家組成的服務業出口工作小組，主要集中進行跨部門合作與協調：數據采集與分析;共同確定為推動促進工作所必須的各服務行業的專業技術與專家人選;研究建立與民間企業最為有效的聯系與溝通辦法;共同制定在傳統市場和新興市場的出口促進活動計劃與方案。由于服務貿易涉及面很廣，有許多州的法律在服務貿易市場準入等方面的規定與雙邊談判或多邊談判存在矛盾，因此，“國家出口戰略”還要求聯邦政府與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員建立合作伙伴關系。 結論 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中國無論是在BOP模式還是FAT模式服務貿易上均處于劣勢地位，且后者的劣勢更為明顯;而美國服務業對外投資發達對其服務貿易，特別是FAT模式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中國應把握服務貿易發展趨勢，特別是服務產業國際轉移和FAT模式服務貿易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通過大力發展國內服務產業、豐裕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建立和完善企業海外投資綜合服務網絡、建構各級政府、行業、企業充分合作、協調互促的服務產業出口和海外投資促進體系等，以推動中國服務產業海外投資，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1.郭根龍，服務貿易自由化和競爭力[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2.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7

3.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8

4.李敏，美國、法國、日本鼓勵對外投資稅收政策比較[J].涉外稅務，2006(8)

第3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重商主義絕對優勢比較優勢自由貿易要素享賦論

在早期的貿易中由于貴金屬的發現，人們對利潤與資本積累的觀念的變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興起等原因，促使了重商主義的發展。重商主義的基本經濟理論是:貨幣是國家財富的唯一形態，對外貿易是增加貨幣的源泉，政府活動的目的應是如何發展對外貿易以增加財富。重商主義在歷史上曾起過進步作用，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和發展。但它只是簡單地描述社會的表面現象，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探索只局限于流通領域，而未深入到生產領域，因而其經濟理論是幼稚的、不科學的。

18世紀后重金主義學派的理論政策已不能適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對外貿易。于是亞當斯密在其經典巨著《國富論》提出了以絕對優勢為基礎的貿易理論，強調貿易雙方各以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行貿易，雙方都能獲利。該理論從生產的絕對成本的差別為出發點，認為各國應按照各自在絕對成本方面上的優勢進行分工，生產并出口絕對成本低的商品，進口絕對成本高的商品，即“以己之所長，換己之所需”。但這個理論存在一定缺陷: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任何絕對優勢，那他就不會與別國進行任何貿易，但這個結論與事實違背。

后經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完善，進一步強調兩國貿易時，即使一國產品不具有絕對優勢，只要有相對優勢，雙方也都能獲利。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是在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發展起來的。根據斯密的觀點，國際分〔應按地域、自然條件及絕對的成本差異進行，即一個國家輸出的商品一定是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生產成本絕對低于他國的商品。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每個國家不一定生產各種商品，而應集中力量生產優勢最大或劣勢最小的商品，然后進行國際貿易。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總量將增加。由此形成的國際分〔對貿易各國均有利。李嘉圖認為，在資本與勞動力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按照比較成本理論的原則進行國際分,可使勞動配置更加合理，可增加產品總量，對貿易各國均有利。比較成本理論在歷史上曾起過進步的作用。它促進了當時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發展。但其前提必須是完全的自由貿易。

實際上自由貿易理論提出以后，世界卜并沒有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與之形成鮮明對本的是各國(地區)間保護貿易處處存在。究其原因在于自由貿易理論賴以成立的理論前提與現實世界存在較大差距。自由貿易理論的核心是白由貿易可使參與貿易的雙方均獲得貿易利益，它通過對貿易原因的近于完美的實證分析和邏輯推論而得出。這是自由貿易理論獲得廣泛認同的主要原因。其理論前提是:一國的生產要素總量、生產技術水平、國民收人分配形態、居民消費偏好是既定的、不變的，生產要素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并且參與貿易的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市場完全自由競爭，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這顯然與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有很大差距。另外，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自由貿易利益的實現也成問題:在現實經濟中，在自由貿易理論所論述的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兩國各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能夠進入對方國家市場，分工是能夠實現的。而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劣勢的國家，其有比較優勢而沒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要在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進人對方國家市場是很難的。畢竟，劣勢產品占領強勢產品的市場是不符合成本和價格競爭法則的。相反，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于優勢的國家，則可以完全占領劣勢國家的市場。除此之外，還暗含其它前提:(1)因分〔造成的各國產業調整無須成本。

這顯然也不現實:若按自由貿易理論所述，兩國根據各自的絕對或比較優勢所在進行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那么，原來投資于絕對劣勢和比較劣勢產業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必須轉移到新選擇的產業上來，有些具有專用性的資產如生產設備則將被淘汰。而無論是轉移或被淘汰，作為國家范圍的產業調整，成本都是巨大的。(2)規模報酬不變。假定各國勞動生產率或技術水平是不存在差異的，其另一重要假設是規模報酬不變，即廠商的生產函數不隨其規模的擴大而改變，因而擴大規模不會影響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貿易的基礎。這也不符合實際情況。

二十世紀30年代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創立了要素察賦論，進一步充實了自由貿易理論。要素察賦論的三個主要結論:每個區域或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體系中應該生產和輸出豐裕要素密集的商品，輸入稀缺要素密集的商品;區域貿易或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是價格差別，即各個地區間或國家間商品價格不同;商品貿易趨向于消除工資、地租、利潤等生產要素收入的國際差異，導致國際間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趨于均等化。根據此理論每個國家或區域利用它的相對豐富的生產諸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從事商品生產，就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用它的相對稀少的生產諸要素從事商品生產，就處于比較不利地位。因此，每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體系中生產和輸出前面那些種類的商品，輸人后面那些種類的商品。

第4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作者】張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主任，經濟學教授。

得自國際貿易的利益大致可分為兩類：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和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所謂靜態利益，是指開展貿易后，貿易雙方所獲得的直接的經濟利益，它表現為資源總量不增加、生產技術條件沒有改進的前提下，通過貿易分工而實現的實際福利的增長。所謂動態利益，是指開展貿易后，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間接的積極影響。靜態利益偏重于一國通過貿易所獲得的消費方面的好處（當然，這種好處與分工后生產力的提高有關），而動態利益則注重于開展貿易后對生產的刺激作用以及對社會生活的其他諸方面的積極影響。如果說，靜態利益是直接的貿易利益，那么，動態利益就是貿易帶動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利益。本文擬就國際貿易的發展利益以及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現實機制和條件等問題，作一深入分析。

一、國際貿易發展利益理論的演變

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為自古典學派以來的歷代經濟學家所重視。他們常常是自由貿易的熱烈擁護者，極力宣揚擴大國際貿易的優越性。在他們的著作中，不僅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貿易的靜態利益，而且還包含有豐富的關于國際貿易動態利益（亦即發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問題的，應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提出的動態生產率理論和“剩余產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對以后的理論發展有重要影響。斯密認為，分工的發展是促進生產率長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則受到市場范圍的強烈制約。對外貿易是市場范圍擴展的顯著標志，因而對外貿易的擴大必然能夠促進分工的深化和生產率的提高，加速經濟增長。斯密的這些論述包含了國際貿易具有帶動經濟增長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產品出口”理論更是著眼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國在開展國際貿易之前，存在著閑置的土地和勞動力，這些多余的資源可以用來生產剩余產品以供出口，這樣貿易就為本國的剩余產品提供了“出路”。他寫道，對外貿易可以“給國內消費不了的那一部分勞動成果開拓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這就可以鼓勵它們去改進勞動生產力，竭力增加它們的年產物，從而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與收入”。［（1）］這種剩余產品的生產不需要從其他部門轉移資源，也不必減少其他國內經濟活動，因而出口所帶來的收益及換回的本國需求的產品，也沒有機會成本，因而必然促進該國的經濟增長。需要說明的是，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是以國內充分就業和一般均衡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從進口替代部門轉移資源來實現的，涉及進口替代部門縮減，就這一點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經濟總量同時增長的結論。因此，“剩余產品出口”理論可與比較成本說互補。

李嘉圖創立的比較成本理論，論證了貿易靜態利益的基礎。實際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著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思想。他認為，對外貿易是實現英國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手段。他指出，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是資本積累。隨著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會因土地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而逐漸昂貴，工資（勞動力的價格）也將隨之上漲。在商品價格不變的條件下，工資上漲將使利潤下降，從而妨礙資本積累。通過對外貿易，如果能夠從外國獲得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會阻止在本國發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遞減傾向，促使經濟增長。總之，李嘉圖認為，通過進口廉價初級產品，阻止土地收益遞減、工資上漲和利潤下降傾向，就可保證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2）］

較為系統地論述貿易的發展利益的古典經濟學家，是英國的約翰·穆勒。他關于貿易對經濟發展貢獻的論述給后來的經濟學家很大的啟發。他第一次明確區分了貿易利益和發展利益。他認為，國際貿易具有兩種利益，一種是直接利益，另一種是間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國際分工，使生產資源向效率較高的部門轉移，從而提高產量和實際收入；二是通過貿易可以得到本國不能生產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該國經濟活動持續進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質資料。間接利益則表現在，通過貿易分工推動國內生產過程的創新的改良，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產品進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儲蓄的增加，加速資本積累，等等。穆勒這樣寫道：“市場的擴張使生產加工過程趨于改善，一個為比本國更大的市場進行生產的國家能夠引入更為廣泛的勞動分工，能夠提高機器設備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進行生產過程的創新和改良”。“開放了貿易，通過使人們熟悉新鮮事物，有時可以使一個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壯志而造成資源開發不良的國家經歷一次工業革命，驅使那些原來滿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適和惰散的人更為勤奮的勞動，以滿足他們新的偏好，以致鼓勵了儲蓄，提高了資本的積累。”穆勒還指出，貿易通過下列途徑推動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外國工藝技術的引進，提高了資本的收益率；外國資本的引進使生產的增長不僅僅依賴于本國居民的節約和精打細算，并且為本國居民提供了激勵性的示范，向人們傳輸了新的觀念。”［（3）］約翰·穆勒的這些精辟論述對后來發展經濟學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啟發人們從新的角度來認識貿易利益問題。

受古典經濟學家上述觀點和理論的啟發，后來的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討了貿易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問題。與亞當·斯密“剩余產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謂“大宗產品”（Staple）出口帶動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所謂大宗產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的開發和新發現，常常導致國內大量剩余。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減少國內資源的閑置和失業，增加國民收入和消費，提高儲蓄和投資，從而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這一模式是加拿大經濟學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據加拿大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史實中總結出來的，因此一般認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這一思想還是有啟發價值的。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上，都有一個帶動整個經濟起飛或高速增長的領先部門。當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達到相當的規模和水平時，就有可能成為這樣的領先部門。

劉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經濟模型，與發展中國家有特別密切的關系。他把經濟分為兩大部門，一個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的工業部門，另一個是傳統的尚未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的農業部門。現代的工業部門采用現代技術，面向市場，易于接受變革。傳統的農業部門技術落后，生產僅能糊口，沒有什么產品流向市場，收入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現代工業部門運用再生產資本，雇傭工資勞動力，進行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生產活動；傳統農業部門由于受制度和組織形式及資源條件的約束，勞動的邊際產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勞動力供給因而具有“無限”的特點。現代工業部門的企業家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有吸收勞動力以擴張工業生產的積極性。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較高，面對農業部門的低工資水平，工業部門只要提供略高于農業部門維持最低生活的工資，便可得到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同時還可進一步增加利潤。借助資本的積累，工業部門得以不斷擴張，吸收源源不斷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只要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出超過傳統部門，整個經濟就可以從勞動力轉移中得到好處。尤其是在剩余勞動力尚未吸收完，資本主義部門工資不上升的情況下，利潤和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將不斷上升，經濟增長將加速。如果資本主義部門即現代工業部門生產的是出口產品，傳統部門生產的是進口產品，對外貿易的擴展無疑將有助于擴大現代工業部門產品的市場和需求，并降低勞動力的工資（因為食品的價格將因進口而降低），從而進一步增加資本主義部門的利潤和積累，促進經濟增長。

基于以上觀點，再聯系到19世紀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許多國家利用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事實，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forGrowth)的觀點便應運而生。貿易是經濟增長發動機的理論命題是D．H．羅卜特遜在30年代首次提出來的，50年代R．納克斯對這一學說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充實和發展。納克斯在分析19世紀國際貿易的性質時指出，19世紀的貿易不僅是簡單地把一定數量的資源加以最適當配置的手段，它實際上是通過對外貿易把中心國家的經濟成長傳遞到其他國家，即中心國家經濟迅速增長引起的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大量需求引發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因此，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一理論認為，較高的出口增長率是通過以下幾條途徑來帶動經濟增長的：

（1）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著這個國家有了提高其進口水平的手段。進口中包括資本貨物的進口，而資本貨物對于促進經濟增長是特別重要的。資本貨物的進口使這個國家取得國際分工的利益，大大節約了生產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業的效益，它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長也趨向于使有關國家的投資領域發生變化，使它們把資金投向國民經濟中最有效率的領域，亦即它們各自享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進行專業化生產，就會提高勞動生產率。

（3）出口也使得一國得到規模經濟的利益。國內市場加上國外市場比起單獨的狹小的國內市場就能容納得下大規模的生產。

（4）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會給一國的出口工業造成壓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產品的質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業。

（5）一個日益發展的出口部門還會鼓勵國內外的投資，并刺激加工工業或附屬工業以及交通運輸、動力等部門的發展，并促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引進。［（4）］

澳大利亞國際經濟學家馬克斯·科登提出了貿易對經濟增長率影響的理論。他的理論的主要特點是，將對外貿易與宏觀經濟變量聯系起來進行分析，并且特別強調外貿易對生產要素供給量的影響和對勞動生產率的作用。科登認為一國進行對外貿易，對宏觀經濟將產生以下5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收入效應，即通過貿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貿易的靜態利益轉化為國民收入總量的增加。

第二，資本積累效應，當派生于貿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額被用于投資時，該國的資本積累就會增加。

第三，替代效應。如果投資品是進口含量較大的產品，則由于貿易的開展，會使投資品對消費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將導致投資對消費的比率提高。因為投資成本的下降，人們更多地將收入用于投資了。投資率的提高無疑會帶動經濟增長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應。貿易的發生將會使收入轉向出口生產大量使用的生產要素，這些生產要素的報酬大大提高。如果各個生產部門或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儲蓄傾向是不同的話，則這種收入分配的變化又會影響儲蓄率的高低。例如，當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儲蓄傾向較高的部門或要素所有者，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儲蓄率就會提高，因而提高了資本積累率。

第五，要素加權效應。假定生產要素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不一致，那么產出的增長率就可視為各種生產要素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數。當出口擴大，并且出口生產使用的是那種增長更快的生產要素時，出口生產的增長率往往會提高得更快。科登認為，所有上述效應都是累積性的，這意味著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將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得到強化。［（5）］

80年代中期以來，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把創新作為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因素。

這一理論通過對增長因素的計量分析，指出，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應歸功于生產率的提高。基于這一事實，新增長理論構造了一系列模型，將創新活動內生化視為有目的的研究和開發投資的結果——這一投資活動的顯著特征是不僅能帶來更高的利潤率，而且有溢出效應和外部收益。在這里，創新是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因素。新增長理論所揭示出的增長機制表明，如果對外貿易能夠刺激一國的創新活動，便能促進該國的經濟增長。顯然，創新活動與對外貿易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這種聯系是通過更為廣闊的市場、更為頻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競爭對創新活動的刺激而實現的。可見，從新增長理論中能夠引伸出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新的依據。［（6）］

以上我們極其簡略地考察了關于國際貿易發展利益理論的演變。可以說，隨著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各國經濟國際化的深化，人們對國際貿易作用的認識也在不斷擴展，對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動態利益的認識，也更加深化了。開展國際貿易的目的，不僅僅局限于“互通有無”，亦不僅僅著眼于通過交換獲取靜態貿易利益，提高消費水平和增進國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過貿易的發展促進信息、物質、思想的交流，激發本國的創新機制，從而帶動經濟發展。當然，國際貿易能否對一國經濟發展起現實的推動作用，這要取決于一系列內外部條件。稍后我們將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國際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現實機制

國際貿易具有促進一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們稱之為貿易的發展利益或動態利益，已為理論研究和經濟生活實際所證明。但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現實機制是什么？貿易通過什么途徑和方式帶動經濟發展？上面介紹的關于國際貿易發展利益的各種觀點中雖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夠全面，不夠系統。下面試作些歸納性分析。

概括說來，國際貿易促進一國經濟發展，是通過下述這些機制的作用而實現的。

1．開展國際貿易，必然使市場競爭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刺激企業素質的提高，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一國對外開放，參與國際貿易，實際上就是把本國的企業納入與外國企業的競爭之中。一方面，持續的進口產品的激烈競爭將促使本國的企業提高效率。競爭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的過程，同時促使高效率的企業達到合理的規模，從而優化本國的市場結構，改善本國企業的實績。即使本國企業在本國市場上處于壟斷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對國際競爭的壓力，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另一方面，出口企業不能不同外國生產同類商品的企業展開競爭。為了擴大在國外的市場份額，出口企業就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生產出成本低、質量好的商品去參與競爭，并不斷按國際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調整自己的產品結構，按國際標準生產，按國際營銷慣例辦事。這無疑會刺激企業素質的提高。企業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和國際競爭力的不斷增強，無疑是一國經濟發展最本質的基礎。

2．開展國際貿易，必然帶來市場的擴大。國內外市場的不斷開拓，無疑會有力地帶動經濟增長。

先看出口。出口企業往往是面對世界市場來組織生產，市場容量大，容易獲得規模經濟效應。所謂規模經濟，是指隨著產品數量的增加，單位產品的成本會降低，從而提高經濟效益。事實上，許多工業部門要求有適度的初始規模，具有規模經濟的性質，如汽車、電冰箱、電子計算機等等，采用大規模生產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國的企業在為國內消費者提供這一類商品的同時，還能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同類產品，那就不僅企業能提高贏利水平，而且國內公眾也只需支付較低的價格。不僅如此，在出口貿易的帶動下，一個工業部門的發展又可以帶動一系列工業部門的發展，以致各種各樣的從屬的工業部門都建立起來。因為在經濟運行中，各產業之間呈現出各種聯系。所謂“聯系”，是指一個部門在投入和產出上與其他部門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有兩個方面：一是后向聯系，即某個部門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門之間的聯系；二是前向聯系，即某個部門同吸收它的產出的部門之間的聯系。如果出口產業是“聯系效應”大的主導產業，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數效果”，帶動其他一系列部門的發展，從而循環反復地連續推動國民收入和就業量的增加，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

再看進口。從國外引進國內沒有生產的產品，往往能起到開拓國內市場，引導新產業成長的作用。由于國內仍未生產，一時無法確定新產品會有多大的市場，即在一定的價格條件下社會需求量究竟是多少。當國內進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關稅壁壘也難以阻擋進口時，國內企業就得到了明確的生產信號，進口替代的工業由此發展起來。實踐證明，進口替代是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走向工業化的第一步。這個過程就是進口商品刺激國內需求，進而導致進口替代工業部門的產生。如果條件具備，進口替代部門還能轉變為出口部門。進口國外的新產品還可促進一國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

3．開展國際貿易，必然會激發企業的創新機制，推動技術進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從進口看，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將直接促進國內生產的發展和生產率的提高，其作用類似于創新對增長的刺激，而且還節省了創新的成本。從出口看，出口的擴大使得創新活動所能獲得的收益上升，從而反過來刺激本國企業的產品和技術的創新，帶動經濟增長。

4．開展國際貿易能加速資金積累，促進經濟增長。一般說，國際貿易從三個方面促進一國的資金積累。一是出口部門往往能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能提高積累率，從而加速發展。二是外貿的發展為引進外資提供必要的條件。一個國家的償債能力，最終是由該國的出口能力決定的。出口越多，在國際市場上籌措資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進口往往同國家之間的借貸關系聯系在一起，這又可利用外國的資金來引進技術和設備等等。三是對進口競爭部門提供刺激。在封閉經濟條件下，企業往往滿足于現有的市場，積累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不足。進口市場競爭的出現，使企業產生了提高積累率的巨大壓力。無論什么情況，積累總是擴大再生產、促進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

5．開展國際貿易，有利于促進一國經濟結構的變動。現代經濟發展包括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而且結構優化還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主題，是推動現代經濟持續增長的最重要推動力。所謂產業結構的優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產業之間比例協調發展以及各產業內部的結構符合社會市場需求結構，以及各產業逐步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轉移。擴大對外貿易，無疑可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積極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實現絕對平衡的增長，即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剛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場。當國內資源過剩而需求不足時，就面對國外市場組織生產；而在國內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資源和條件時，就適當進口。另一方面，擴大對外經貿關系，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引進競爭機制，就必然要發展本國具有現實的或潛在的比較優勢的產業，淘汰和放棄某些不合理的產業，以優化資源配置。進出口競爭的刺激和進出口結構的不斷調整，又會促進本國企業的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進一步提高。

6．開展國際貿易，必然帶來人員的交流、文化的傳播和思想的交換，從而對一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進步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反過來促進經濟發展。國際貿易對一國生產和消費所產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種教育效果，在某種意義上說比物質交換帶來的利益還要大，它促進人們思想的進步、思維方式的改變和觀念的更新。尤其是現代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孕育出來的精神文明成果，諸如效率觀念、效益觀念、服務觀念、冒險精神、開拓進取精神等等，對于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尤為重要。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抵制資本主義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蝕的同時，大膽吸收一切有益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漸擺脫封建的、小生產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縛，拋棄了封閉落后、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的舞臺，在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以嶄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國際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條件

國際貿易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條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國內的條件，也有國際環境條件；既有微觀條件，也要有宏觀條件。由于各國現實的經濟條件呈現出多樣化，國際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類型也呈現出多樣性，沒有統一的模式。

首先，國際貿易能否對一國的經濟發展起帶動作用，要看該國的經濟主體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動，能否對國際貿易作出合理的行為反應，要看該國是否具備必要的市場經濟發展的條件。從微觀主體來看，如果企業缺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力，那么即使面對巨大的進口競爭壓力，它們也會無動于衷，不會去迎接競爭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進口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它們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這些技術和設備以增加產量和降低成本。當然，企業更不會積極謀求擴大出口而積極從事創新活動，不會謀求最大限度的規模經濟，由出口而獲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將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談不上實現出口增加、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從市場發育狀況看，如果缺乏完備的市場體系和市場結構，生產要素在本國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動，那么由進出口所引起的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和優化配置就無從談起。就拿出口來說，它對經濟發展推動作用大小與否，取決于出口部門與國內經濟其他部門在生產、技術和市場交換等各方面的聯系程度，這就要求有一個較為成熟的市場體系作為聯系的“渠道”，這樣，出口的增長才能通過市場這一中介向各個部門傳遞經濟和技術的“信息”，通過出口的擴大而牽動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帶動經濟增長。如果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經濟結構不合理，要素市場之間、商品市場之間、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之間的聯系程度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潛在的動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長向各經濟部門傳遞動力的各種必要的經濟和技術渠道不暢或中斷，或者其他經濟部門無力或無法作出積極的反應，那出口增長就無法帶動經濟增長，而且出口本身也會衰竭下來。另一方面，出口產品生產函數的性質對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關系。這是因為，使用不同投入系數、使用不同生產要素的出口產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聯系效果。出口產品的技術性質及其技術水平與其他部門技術水平的差異程度也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變量。如果出口生產的技術水平與其他部門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擴張僅僅是外延規模的擴大，沒有伴隨著技術進步和創新，則其他部門從出口的發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國際貿易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對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是一個制約因素。開展國際貿易，會引起本國生產要素收益發生變化。從短期看，貿易會引起出口行業的產品價格上升，因而出口行業的所有生產要素都會獲益；同時，進口競爭行業的產品價格下降，因而這個行業的所有生產要素都會受損。從長期看，貿易會引起生產要素在出口部門和進口競爭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引起生產要素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從而影響到生產要素的價格和收益。所謂“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概括了這種情形，即：開展貿易后，會使出口行業（價格上升行業）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報酬提高，而使進口競爭行業（價格下跌行業）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降低。如果貿易引起分配格局的變化變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會涉及社會的安定，影響經濟的平衡增長。這樣，政府就必須采取適當的收入分配調節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稅收、補貼等等辦法，使任何個人或階層都不因對外開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絕對下降的痛苦。進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國內分配有利于對國產品具有較高消費傾向的集團，其結果就會有效地提高對國產品的需求，從而帶動本國的生產和就業。當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儲蓄傾向較高的居民手中，則出口的擴大又會給其他部門的增長提供資金，提高投資水平。反之，如果有較高進口傾向的集團或對進口品消費傾向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則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力量就受到了削弱。當然，收入分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大都是間接的，但貿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則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國際貿易能否持續地帶動一國經濟發展，還要看能否在總體上保持貿易收支的平衡。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對外貿易的基本功能是維持國民經濟的總量均衡，而這一點會集中反映到進出口貿易的收支平衡上來。一方面，國民經濟中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國對外貿易是出超還是入超；另一方面，貿易收支的平衡狀況又制約對外貿易是否有效的幫助一國經濟達到總量均衡。實踐表明，貿易收支平衡是外貿增長過程中的一個中心環節，對一國的經濟運行和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以研究經濟增長問題而著稱的西方經濟學家哈羅德，把對外貿易收支平衡的變動同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命題：一國經濟增長率高于其他國家，可能形成入超傾向。這里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如果該國不能實現開放型經濟發展中的貿易收支平衡，那遲早要影響經濟的長遠發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曾經因貿易收支逆差過大，外匯儲備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長的進口而實施緊縮，放慢經濟增長的步伐。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出現一段時期的貿易收支逆差，是難免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科技發展水平、勞動生產率水平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且短期內難以大幅度地縮小這種差距。即使發展中國家出口部門的增長速度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在一定時期內也不足以消除貿易入超的傾向。再者，發展中國家大量引進外資也會在一定時期內強化貿易入超傾向，因為外資的流入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通常會以進口的方式帶進一部分投資品，使引進外資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規模擴大，而且投資引進進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連續性的。盡管這種進口從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匯，但從長遠看還是要靠出口來支付，還是會成為產生貿易入超的一個因素。一些外商獨資、合資企業開辦初期需大量進口關鍵設備、原材料等，會直接影響到短期的貿易收支平衡。

發展中國家在較長時期出現一定規模的入超，既是實行開放發展模式所必然帶來的現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從市場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給不足，保持一定的貿易入超，實際上就是利用外部資源在國內搞建設。當然，若出現嚴重的國際收支平衡，則會對國民經濟的運行產生巨大的沖擊，妨礙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入超規模不能過大。還應特別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視并具體分析產生貿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為進口過多的高檔消費品等等而導致的貿易入超，對國民經濟增長就有弊而無利。這種情況是極可能產生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外貿易的“示范效應”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國人民為實現經濟增長、提高消費水平而奮發努力的正面效應，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費早熟”的負面效應。在經濟開放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面對發達國家消費模式的強烈引誘，常常試圖在低水平生產的基礎上實現高消費，導致進口過大，從而對貿易收支形成強大的壓力。如果貿易收支不平衡進入了非常嚴重的狀況，那政府就應當進行干預。

最后，國際貿易能否發揮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還要看一國能否選擇正確的外貿政策和外貿發展戰略，并能適時地根據變化了的國內外情況調整這種政策和戰略。

注釋：

（1）［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9頁。

（2）參見［英］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轉引自許心禮等：《西方國際貿易新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頁。

（4）轉引自姚曾蔭主編：《國際貿易概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頁。

（5）參見許心禮等：《西方國際貿易新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0～11頁。

第5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關于東亞成功經驗的研究性文獻經常強調動態比較優勢和資金獲取較便捷二者之間的聯系。關于貿易和產業政策的相關文獻認為，東南亞國家運用選擇性的信貸配給，以實現其貿易和產業調整目標，比一般地實行貿易保護和外匯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過金融發展來動員和利用資金，不但會影響經濟增長，同時也會影響到一國的國際貿易。Rhee(1989)也強調了金融對于貿易的重要性，因為出口商必須獲得必要的貿易融資才能完成出口訂單。所以，不論是出于拓展金融發展理論、貿易理論的需要，還是出于對東亞經濟成功經驗的分析，我們都有必要對金融發展與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往往不是直接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經過了一個中間環節——金融約束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干預。本文的目的是針對金融約束階段的戰略特征，來研究金融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影響。由于韓國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代表性國家，我們以韓國為例來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與金融約束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于1973年創立的。在那一年，他們分別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注：這兩本書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聯書店于1988年出版。）從此，“經濟發展理論和貨幣金融理論兩股巨流終于交匯融合起來”。（注：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譯者序。》）他們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斷，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于金融抑制。他們指出，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和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從而出現了對儲蓄和外匯的過度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對儲蓄和外匯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這導致尋租盛行，有限的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總之，該戰略會中止或嚴重妨礙經濟發展的進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應的新戰略——金融自由化戰略——則會不斷地促進經濟發展。

麥金農和肖認為，要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應放棄他們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內容是“促進實際貨幣需求的增長”。為此，就必須取消不恰當的利率限制，讓銀行等金融機構有權提高存貸款的名義利率，保證貨幣資產的實際收益為正數，以此來吸收儲蓄，優化投資結構。另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放松匯率限制。金融深化的進行還包括財政政策的協調，放松對金融業務過多的限制，允許金融機構之間開展競爭等方面。麥金農和肖指出，推進金融深化戰略將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因為存在著金融深化的四個效應，即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

麥金農和肖理論的提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意義，金融發展理論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不容低估。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問世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韓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和我國臺灣省）受其影響，進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實踐。但迄今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陳觀烈，1988；赫爾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尚不具備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條件（赫爾曼等，1998）。一個金融發展水平很低的國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場模式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實行自由化的國家頻頻發生經濟危機。

鑒于此，赫爾曼等(1998)經濟學家認為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不現實的，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他們吸取了信息經濟學的成就，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金融約束政策可以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金融約束理論的提出者認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租金在減少與信息相關、妨礙完全競爭市場的問題方面，能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特別是，租金誘導民間部門當事人增加在純粹競爭的市場中可能供給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對投資進行監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準備條件。

所以，在經濟處于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以及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政府要對存貸款利率進行控制，同時限制市場準入。通過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場準入，不但可以動員經濟中的儲蓄，避免因競爭而導致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穩定金融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另外還要實行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

隨著金融深化，尤其是隨著金融部門資本基礎的加強，這些干預應逐步放松，經濟將轉向更傳統的“自由市場”模式。所以赫爾曼等(1998)指出，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發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的方向邁進而進行調整。金融約束的最優水平——用干預的強度和廣度來衡量——將隨著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爾曼等(1998)研究者認為：“金融約束使更多的項目可從正式的金融中介獲得融資，從而對投資資金的配置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預資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討論定向信貸和產業政策。”采取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政府一般對貸款的使用加以干預，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干預的方式和資金重點投放的行業也不同，這反映了政府的經濟目標。正是如此，金融約束對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就產生了影響。當然，本文僅僅探討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在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國家（地區）中，韓國被認為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比較成功的國家。所以我們以韓國為例進行分析。

二、韓國金融約束下的信貸自選擇機制

韓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這可從韓國政府對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等方面判斷出來。韓國政府對信貸使用的干預有其理論基礎；在對出口行業的信貸支持上，韓國實行的是自動信貸配給制，我們隨后將會看到，這種制度有力地促進了韓國出口的增長和出口結構的轉變。

1.韓國20世紀6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發展戰略的判斷

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了對金融的控制：它國有化了商業銀行，修正了中央銀行法案，使韓國銀行從屬于政府。1965年實施了利率改革，把銀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銀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場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儲蓄，并且使資金從不受規制的非正式部門轉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銀行部門。由于這個原因，政府能夠提高它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場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趙潤濟(1998)在對韓國的一項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結論：“韓國（20世紀）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說是一種金融約束”。

在上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銀行部門獲得了租金。這些租金的獲得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第一，來自于政府規定的存貸利差；第二，來自于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低息貸款，在整個1960年代，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信用占商業銀行貸款總規模的20-30%（趙潤濟，1998）；第三，來自于對商業銀行準備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來自于銀行領域的進入限制。

與此同時，經濟中的其他部門也獲得了租金。商業銀行信貸主要被用于優先發展的部門。在上世紀60年代是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對于這些部門的貸款，政府都規定了較低的利率，以保證這些部門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還允許商業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借款進行擔保，由于國內利率高于國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門通過對民間部門國外借款的批準，來保證國外信貸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另外一種補貼方式是為出口提供貼現，以補充在發展中國家還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許多融資機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韓國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實際利率為正；在金融部門和產業部門創造租金；同時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廣泛的控制——這一切表明，對金融部門的干預是相當廣泛的。籍此我們可以認為，韓國在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戰略。

韓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計劃減少對信貸市場的政策干預，但是，在實踐上它不得不繼續介入以重新構建陷入財務困難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貸項目主要集中于社會項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們對韓國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影響的分析僅限于20世紀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內。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金融政策趨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的信貸政策也與60-70年代不同，當時的信貸政策是以促進出口和工業化為目標的。

2.政府干預信貸的理論基礎

在一個信息完美且沒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沒有必要對金融機構的信貸加以干預。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信貸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貸配給起因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起因于監控和證實成本，起因于合約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幾個理由，政府需要對信貸市場進行干預。

使用信貸安排的一個理由是，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外部性，市場失靈和協調失靈會造成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存在差異（趙潤濟，1998）。如果政府不對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與補貼，顯然會導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經濟活動供給不足。

第二個理由在于，商業銀行發放的長期貸款過少，這不利于企業成長。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國家，商業銀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長、風險大的項目融資，即使它們有更高的總體收益。這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這樣一來，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里，政府若對銀行信貸采取適當的干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商業銀行自發提供長期信貸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對于信貸安排的第三個可能的動機來自于政府在信貸供給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較優勢。政府可能在項目甄別上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機構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監控和證實結果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實體比金融中介機構可能具有的相對高的組織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約成本（由于政府擁有稅收和政策權力）（Vittas和Cho,1995）。

3.韓國的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自動信貸配給制

在樸正熙總統執政時期(1961-1979)，韓國采取了一項信貸配給制度——自動信貸配給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據出口業績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是這樣一種制度：政府確立游戲規則，規定每一個企業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貸的多少和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口業績相聯系——出口業績越好，則它可自動獲得的無抵押補貼貸款就越多。這種制度的建立對于韓國推動出口部門的快速擴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Hong(1998)認為，韓國出口導向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這種信貸配給體系。

韓國的自動信貸配給體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對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說過的政府干預信貸的理由之外，還由于以下兩個原因：（注：Hong:(1998)。）

(1)該自動配給體系可減少官僚和政治家對信貸分配的干預。政府對商業銀行信貸廣泛的配給和干預，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實現產業目標和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對信貸的干涉。這種干涉使得信貸不一定被配置到能產生最大化社會或經濟收益的地方。在自動信貸配給制度實行時期(1961-1979)，任何企業家都能通過采取出口相關的活動自動獲得短期銀行信貸。出口部門企業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創新，而不必過多地考慮和官僚、銀行官員打交道，一個國家的潛在企業家才能能被調動起來用于出動，這樣就提高了資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韓國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選擇問題，節省調查成本。

在韓國根據公司出口業績進行信貸配給的體制下，有希望的企業家不只被金融體系所評價，同時也被國際市場上的成本－質量競爭的自然選擇過程所評價（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據公司出口業績的信貸配給體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就是說克服了韓國金融機構落后，不能對貸款申請者的項目進行正確評價的問題，使得儲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資項目。由于貸款是自動配給，對于在出口市場上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家可以自動得到貸款，同時也節省了調查成本。

三、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大量創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為非常普遍，但獲得租金的部門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部門和政府優先支持的部門獲得了租金。通過自動出口信貸配給制度，60年代出口部門獲得了租金，70年代在繼續實行該制度的同時(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業的發展（Vittas和Cho,1995；趙潤濟，1998）。通過信貸干預，政府得以影響韓國的貿易結構和水平。

據趙潤濟(1998)測算，金融部門（通過銀行貸款）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在1968-1969年平均為5.55%，在1970-1979年平均為7.65%，在1980-1983年平均為9.95%。（注：租金＝信貸總額×（場外市場利率－銀行貸款利率）。轉引自趙潤濟(1998)。）這說明，由銀行貸款分配產生了大量的租金給政府優先支持的行業。

除了出口企業從銀行獲得信貸資金外，1966年韓國的《外資引進法》還允許國有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國外借款進行擔保。政府通過對企業國外借款的擔保使國外貸款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與國外貸款相聯系的租金數額十分巨大。據趙潤濟(1998)估計，20世紀60-70年代，該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間。

租金被創造出來后，在20世紀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門，以推動韓國出口行業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由于重化工業的發展也對出口有影響，所以我們的分析也把上世紀70年代包括在內。

在出口推動中，由出口信貸計劃提供的信貸占銀行信貸總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間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對出口信貸的利率補貼數額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間，出口信貸利率比普通貸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還包括其他各種信貸計劃（如出口業設備基金），以及與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導相一致的其他優惠信貸配給。在韓國出口業擴張時期，信貸補貼構成了出口補貼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達到了最高峰，當時，利率補貼占出口總額的2.3%，遠遠高出同年1%的財政補貼。（注：這些數值轉引自趙潤濟(1998)，第251-252頁。）由出口信貸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見表1。

表1由出口信貸產生的租金（10億圓，%）（韓國）

年份出口信貸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釋：a.年末貸款余額。

b.利息差＝場外市場利率－出口信貸利率。

銀行信貸被優先分配給重化工業的比重從上世紀70年代起不斷上升。1970年，在制造業內部，重化工業得到了國內銀行信貸總額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業所得到的信貸額上升到32.1%。對國外貸款的分配也是信貸支持總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間，制造業獲得了國外商業貸款總額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業。在1970年代，巨額的信貸支持使得向重化工業進行大量投資成為可能。（注：趙潤濟(1998)，第254-255頁。）

韓國的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由表2我們可以看出，韓國1960年代的制造業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而出口增長率又大大高于制造業增長率，達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額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與此同時，制造業占GDP份額和貿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業及出口結構變化。從1970年到1979年，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產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額的提高更是驚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韓國1970年代工業和出口結構變化（百分比）

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重化產品在制造業出口中的份額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韓國1961-1981年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幾個關鍵年份出口構成的變化。通過該表我們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制成品和機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機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這兩類產品的出口比重上升還是比較大的。這說明，韓國對出口的信貸鼓勵不但促進了出口，而且還改變了出口的構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的信貸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韓國出口構成變化（占總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機器1.83.16.710.9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由于20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自動信貸配給制，韓國的信貸及租金許多流向了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門外，政府還重點支持了重化工業的發展。很明顯，如果沒有政府對信貸分配的干預，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結構的迅速改變都是不可能的。這說明，在韓國所采取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發展可以顯著影響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

四、結論和簡要評價

金融約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政府在金融部門和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且對信貸的使用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會影響到該國產業和出口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信貸是有經濟學根據的。Hong(1998)在對韓國金融發展的研究中認為，“的確，在象韓國這樣的國家中，信貸配給是實施出口推進戰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認為，和出口業績相聯系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比較成功地推動了韓國的出口。使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證實了這一點。這說明，在實施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里，信貸政策會影響到該國的國際貿易水平和結構。

但是，必須明確認識到，金融約束的作用不應該被過分夸大。因為在金融約束論中，租金創造的效率和收益的產生有許多前提，比如居民對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對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一定能被滿足。即使可以被滿足，政府對銀行業競爭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證銀行業（比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過干預信貸的確能影響貿易的增長和結構的改善，但是，這種增長和改善是不是以犧牲其它部門的發展為代價的，或者說是不是一種低效益的增長，現在還不十分明確。

對這種戰略的另一個顧慮是：政府干預金融的優勢取決于政府的動機和效率。政府并不總是“做正確的事情”，即使它們有一些比較優勢。政府對信貸配給的干預常常引起尋租、腐敗和擠出(crowdingout)，而非尋求有效的工業項目。在以政策為基礎的借款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尋租行為破壞政府政策的增長目標（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約束在本質上是一種溫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貸款利率和限制銀行業進入等），它有可能會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國際貿易的扭曲。即使不會倒退到金融抑制狀態，政府中掌握體制運作的官僚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約束的經濟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將其長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看待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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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此次教學實驗的對象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貿易經濟專業2013級學生，學生共計51人。學生具備如下特點：一是英語水平較好。通過英語專業八級考試的學生14名，通過英語專業四級考試的學生14名，通過大學英語六級考試的學生8名，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的學生14名，這四類學生總計50名，占總學生數的98%，其中通過大學英語六級考試以上的學生比重達到了70.6%。二是已經學習過微觀經濟學，且正在學習宏觀經濟學，具備一定的經濟學基礎。而且經濟學基礎比較扎實，比如微觀經濟學期末總評成績在80分以上的同學共26人，達到51%。根據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案例法應用設計原則，教師的案例課堂組織模式如下：案例教學的模式主要是由學生針對教師提出的題目來分組查找資料，形成案例報告。具體說來，案例教學分如下幾個步驟進行：一是教師說明；二是學生分組；三是學生匯報及教師點評。案例匯報選題的原則有三個：一是與課程講授的理論知識相關；二是當前國際貿易領域比較關注的問題；三是教師對相關內容比較熟悉，能夠提供較有價值的點評。根據這三個原則，教師選擇的四個案例題目分別為：①重商主義與國際貿易談判；②要素稟賦理論與中國國際貿易結構；③外部規模經濟理論與中國的產業園區；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與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下崗”問題。在交代案例題目中，教師明確指出每則案例所對應的理論知識點，并對如何查找并引用文獻進行了一定的指導。同時要求學生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要求小組中所有同學都參與，對小組匯報做出貢獻。

二、問卷調查及教學效果分析

在已經完成三次案例匯報之后，教師向學生發放了調查問卷，此次調查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調查學生對案例匯報的態度及感受；二是對案例匯報如何影響雙語教學效果進行實證分析。調查問卷的對象是所有參與聽課的在冊學生，共51人。運用問卷星進行問卷的設計與發放，所有題目為必答題，問卷發出51份，回收51份，有效問卷數51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達到100%。

1.學生對案例教學法的態度與感受。

首先，絕大部分同學都認為案例教學法對提高其學習效果有所幫助，13.73%的同學認為“幫助很大”，72.55%的同學認為“有所幫助”，兩者相加總比重為86.28%；而回答“不知道”和“幫助很小”的同學比重只有7.84%和5.88%。與尚未做過案例匯報的同學相比，已經做過案例分析的同學更傾向于認為“有幫助”。仔細分析發現，在已經做過案例匯報的共計39名同學當中，認為“幫助很大”和“有所幫助”的分別為6名和30名，兩項加起來占總體比重為92.3%，而在尚未參加案例匯報的同學中，這一比重為66.7%。可見，有過案例匯報體驗的同學更能夠體會到這種方法對教學效果的促進作用。在被問到“案例教學法為什么對國際貿易課程的學習起到了幫助作用”時，回答從被選率最高到最低的是“增加了我的主動學習投入”（72.73%），“案例中對理論知識的應用，加深了我對理論知識的理解”（65.91%），“督促了我對課堂內容的預習或復習”（50%），“增強了我的學習興趣”（31.82%）和“增加了我與同學及老師的互動機會”（29.55%）（見第3題）。在認為案例教學法對教學效果不明顯當中，認為“案例題目與課內知識相關度不強”以及“學生興趣不足，積極性不高”的均占57.14%；認為“團隊合作意愿和效果不明顯，大家基本各做各”的占42.86%，另外認為“題目太難”、“占用太多時間和精力”以及“教師和學生互動太少”的分別占42.86%，28.57%，14.29%。可見，雖然回答這兩項的學生數量很小，但是仍然可看出案例教學法實施過程中，在選題及互動性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

2.案例教學法對于知識轉移效果的影響評估。

為了評估案例教學法對知識轉移效果的評估，調查問卷中針對已經做過的三個案例匯報題目分別出了3道專業知識選擇題（共計9道），讓所有同學對所有問題都加以回答。將同學們分為四組：小組1為參與案例1的同學；小組2為參與案例2的同學；小組3為參與案例3的同學；小組4是到目前為止仍未參與案例的同學。接著分別統計各小組對所有問題回答的正確率，然后觀察每個題目的答題情況。我們的假說是“小組N的同學在回答與案例N相關的問題時，正確率高于其他小組”。并用實際數據來驗證這一假說。統計結果如下：小組1在回答與案例1相關的3個問題時，平均的正確率為76.9%；而其他三組在回答案例1相關問題時，平均正確率分別為56.7%，43.75%和69.4%。而且在這三個問題當中，除了問題7，小組1的同學的回答正確率低于小組2和小組4之外，其他兩個問題的正確率均高于其他所有小組。所以總體上來說，“小組1在回答案例1相關問題的正確率高于其他小組”是成立的。小組2在回答案例2的相關問題時，平均的正確率為53.3%，而其他三組在回答案例2相關問題時，平均正確率為56.41%，54.2%和72.22%。而且除了問題10，小組2的正確率高于其他所有小組外，另外兩道題的正確率均低于其他小組。因此“小組2回答案例2相關問題的正確率高于其他組”的說法不成立。小組3在回答案例問題3的相關問題時，平均的正確率為68.4%，而其他三組在回答案例3相關問題時，平均正確率分別為64.1%，66.7%和52.7%，所以小組3在回答案例3相關問題時，平均正確率高于其他小組。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在三個組別中，“小組N在回答與案例N相關的問題時，正確率較高”的假說的驗證情況分別是“成立”、“不成立”和“成立”，雖然有兩組同學的結果都是“成立”，但是由于樣本量較小，因此仍不能明確地認為案例教學法對知識轉移效果的幫助和促進作用得到了證實。

三、結論

第7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國際投資與貿易,環境法律問題,環保標準,綠色壁壘

1引言

環境、資源和人口問題是當代人類面臨的三大社會問題。就投資與貿易領域的發展趨勢而言，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環境指標都正在變成一個影響產品競爭力和進入市場的重要因素，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也非常關注環境問題，將烏拉圭回合后的下一個回合確定為討論環境與貿易關系的“綠色回合”。因此，有必要對環境與國際投資、貿易的關系及有關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2環境與國際經濟貿易的關系

21自由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自由貿易對環境的影響，猶如一把“雙刃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積極、有利的影響在于：（1）、通過技術貿易帶動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結構調整和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2）要求取消補貼，可以減少那些有害于環境的經濟活動的數量。消極、不利的影響在于：（1）、通過促進經濟發展而刺激土地、礦產、森林、水等資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形成新的環境壓力；（2）、在現行條件下，自由貿易制度同樣存在忽視環境損失的“市場失靈”問題。

22環保標準對產品競爭力和國際資本流向的影響

各國生產力發展階段，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及重要程度、環保資金和技術水平等的差異，決定了各國環保標準的參差不齊。而環保標準對產品的生產成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都會產生影響。可以說，各國間環保標準的不一致，會使那些投資于環境管理嚴格的國家或地區的企業的產品競爭力受到削弱，從而使工業遷移到那些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或地區，甚至出現“生態殖民”。而在發達國家，產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國的政府對來自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或地區的產品征收“污染傾銷稅”、“綠色關稅”等，以消除因環保標準的差異給產品競爭力帶來的不同影響。

23環境標準與非關銳貿易壁壘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邊貿易中的關稅壁壘的情況下，具有合法身份的環境保護逐漸成為一種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武器。從烏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規定看，關稅水平進一步降低，傳統非關稅壁壘的活動余地明顯減少，“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區域措施將被限制使用。因此，今后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將更多地使用環境保護名義，通過設定種種環境等方面的障礙即“綠色壁壘”，抵制外國商品的進口，形成國際貿易中的“綠色保護主義”。

3國際條約和公約有關環境與貿易的規定

31國際環境條約、公約中的貿易條款

為了控制跨國界的污染轉移，保護候鳥、魚、海洋動物以及瀕危物種，控制危險產品和物質的危害，保護全球生態環境，許多國際環境條約、公約規定了貿易條款，把貿易措施作為保護環境的一個重要手段。

（1）、規定許可證基礎上的進出口。如《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定：如果確認為是瀕臨滅亡物種的貿易，應全面禁止；對于有可能面臨滅亡威脅的物種，除非這些物種的貿易受到嚴格控制，應該在科學和管理當局批準承認的出口許可證的基礎上準許出口，同時規定進口國只能在出口國政府頒發許可證的前提下才允許進口。

（2）、禁止或限制進出口。如《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控制危險物品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等，不僅要求締約國限制或禁止與其它締約國之間的貿易，還要求限制或禁止與其它非締約國間的貿易。32關貿總協定（GATT）中的環境條款

GATT第20條允許國家采取“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在與國內生產和消費的措施相結合的情況下，采取有效保護可能用竭的天然資源的有關措施”；烏拉圭回合《貿易技術壁壘協議》規定：“任何國家可在其認為適當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護環境，只要這些措施不致成為在具有同等條件的國家之間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視，或成為對國際貿易產生隱蔽限制的一種手段。”但在實際上，該規定為發達國家的“綠色壁壘”提供了“依據”。

4環境問題對我國外經貿發展的影響

41環保標準差異對我國引進外資的影響

在投資方面，由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環保標準已相當嚴格，在這些國家或地區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產業正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這種轉嫁污染的行為又使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更趨惡化，國家經濟利益受到損害，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響。我國在利用外資過程中也存在上述現象，而目前在對外商投資項目進行審批的過程中缺乏對環境因素的適當考慮，對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也沒有得到嚴格的實施。

42綠色貿易壁壘及其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綠色壁壘”，以一系列的國際條約、公約和國內法律法規為根據，以保護人體健康、環境與資源為表面目的，涉及與保護人類健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有關的各種產品，因而具有合法性、隱蔽性、廣泛性等特點。就實施效果而言，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環保標準和相應的限制措施絕大多數對來自環保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不利。

從目前國際貿易的實踐看，常見的綠色非關稅壁壘主要有下述幾種形式：（1）單邊主義，即一國對其內部及外部的商務活動單方面制定法律、標準，并加以實施。（2）境外裁決權，即某一項法案，它有權對發生在本國之外的活動加以裁決。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金槍魚-海豚事件。（3）國家環境管制法律法規，即根據GATT第20條的規定，國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與健康”的環境措施。（4）多邊環境措施，即有些國家利用國家間締結的環境條約、公約的某些條款建立新的非關稅貿易壁壘。

我國外貿出口的主要市場是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東南亞、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省等發達或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產口進口標準，大都包含我國產品在短期內難以達到的嚴格的標準，如防污標準、噪聲標準、電磁輻射標準等。如果這些國家、地區憑借自身在環保方面的優勢將貿易與環境緊密掛鉤，將使我國在產品出口范圍、出口速度上遭受打擊。在產品結構方面，綠色產品在國際貿易商品結構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而初級產品的比重將進一步下降，這對以初級產口出口為主的我國顯然不利。面對這一國際性趨勢，我國必須大力發展環保產業，進一步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就對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而言，由于綠色壁壘的制定涉及從產品生產、銷售到報廢處理的各個環節，制造商、出口商為了達到進口國的環境標準，必須增加有關環境保護的檢驗、測試、認證、鑒定等手續及其相關費用，從而使企業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影響到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5對策和建議

51完善環境法律和強化環境執法

應當進一步完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特別是制定和完善環保產業專項法規，促進環保產業和環保技術的發展，并強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外商投資項目中的實施力度，防止發達國家通過污染轉嫁對我國進行“生態侵略”。

52利用雙邊或多邊貿易體系中的非歧視原則，抵制國際貿易中的“綠色保護主義”

如果發達國家或地區根據其環保標準對我國產品在當地的銷售采取歧視性做法，我國一方面可以根據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所確認的相互給予非歧視待遇和國民待遇的規定和有關環境保護的國際條約、公約中對發展中國家給予特殊照顧的規定，向有關國家提出抗辯，力爭通過磋商、談判解決此類貿易糾紛，同時也可以向有關國際組織提出申訴；另一方面可依據《對外貿易法》的有關規定采取必要的反報復措施，維護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合法權益。

53盡早推廣實施ISO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并從法律上完善有關制度

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ISO14000系列國際標準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該標準以改善全球環境、促進國際貿易為目標，涉及從原材料的開發生產到產品制造、使用及報廢處理的所有環節和活動。對于任何不符合該標準的產品，任何國家都可以拒絕進口。因此，為了適應國際市場對出口產品環保標準的要求，我國應制定和實施與ISO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配套的國內法律法規以及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標志法律法規，通過立法程序把ISO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轉化為國家標準，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實施。

54加強國際立法合作

應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現在和將來環境與貿易所進行的討論和談判，表明我國在環境與貿易關系問題上的立場，為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參考文獻

①曲小如，環保時代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國際貿易問題，1996（1）。

②王瑜，中國社會標志規劃，環境，1996（3）。

③孫昌華，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法學評論，1996（4）。

④曲小如，論多邊環境協定的貿易條款與關貿總協定條款的相容性，國際貿易問題，1996（7）。

⑤談臻，國際經貿中的環境壁壘及其法律對策，國際貿易問題，1996（10）。

第8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能力

職業教育的辦學方針是“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案例教學是加快人力資源開發、加強職業院校學生實踐能力和培養職業技能的現代職業教學方法。在“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教學中，通過具體的案例使師生在特定的教學情境下不斷地互動，能夠提高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積極性，形成一定的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職業能力。國際貿易業務交易數額是巨大的，而且會受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環境與經濟政策的影響，稍有差錯就會給公司企業帶來巨額的經濟損失。這就需要提高學生從事國際貿易的業務能力，不僅要具備相關的理論知識，尤其要熟悉交易流程和有關規則，具備較強的對外貿易實務操作能力。傳統教學片面強調理論知識的傳授，忽略了師生間知識的交流互動，造成理論與實踐脫節，很難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在教學中，如果適當、靈活地采用案例教學法，在講授“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某個理論知識點后，再精心設計和選擇相應的典型案例，運用多種形式啟發學生獨立思考，能夠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通過對國際貿易案例的分析，了解對外貿易業務的真實流程和全貌，對所學國際貿易基礎知識產生感性認識，然后將教材中有關知識運用到案例分析和具體實際操作中。這樣，既能將理論靈活地運用于實踐，又能通過對國際貿易案例的分析，借鑒當事人對外貿易業務的成功經驗或失敗的教訓，進一步規范自己的業務操作，從而減少就業后在對外貿易工作中出現的差錯，避免公司企業經濟風險的發生。

(二)有利于理論和實際問題的有機結合

“國際貿易基礎知識”的案例有的直接取自于現實的生活情境和學生身邊實際生活中的事情，或者以國際貿易中的真實事例為基礎，根據教學需要加工而成。在教學中，通過對具體的案例進行分析、研究，探尋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內在規律，從中推導出一般的原理，可以加深學生對“國際貿易基礎知識”內容的認識和理解。培養順應經濟發展趨勢，適崗的中、初級外貿應用型人才是中職國際商務專業的主要方向，而“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是一門涉外貿易的綜合性應用學科。在整個教學活動過程中，要引導學生對當前國際時事經濟政策予以關注，還要向學生介紹海內外的經濟發展趨勢、最新的國際國內貿易動態，及時地向學生講授最新的國際經貿方面的知識和相關的貿易協定及法律法規。例如:在講解傾銷和反傾銷時，筆者舉了中國金剛石鋸片勝訴美國反傾銷案的例子，詳細介紹了事情的起因、訴訟過程和結果。分析美國為什么對我國的金剛石鋸片進行反傾銷調查，我國金剛石鋸片是否真的對美國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對我國企業有什么啟示，今后國家商務部需要調整對外貿易中的哪些政策和措施等。這樣，呈現在學生面前的就是有背景、有完整體系的系統知識鏈，而不是枯燥的、孤立的理論知識和案例，從而使學生能夠將理論和實際問題有機地結合起來。

(三)有利于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

在案例教學中，教師要針對“國際貿易基礎知識”相關內容，積極鼓勵學生對案例提出質疑，研究案例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這一過程中教師的主導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沒有高水平教師的正確指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造成學生獨立探討案例和分析問題耗費時間過多，而且無法找到切入點，容易產生盲目性和逐漸失去主動性。因此，在采用案例教學法時，對教師的素質要求較高，其知識結構更趨綜合化。在案例教學的全過程中，教師既是課程的建設者和開發者，又是學生學習的指導者和推動者。在教學設計時要廣泛吸收相關學科之精華，通過多種渠道獲取“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教學所需的相關信息，結合教材內容有針對性地選擇案例，能夠綜合運用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引導學生去積極主動地思考、爭辯，在多種方案中做出正確的決策和選擇，從而順利地解決案例中發生的問題。采用案例教學法能促使教師抽空到外貿公司企業中了解其經營情況，進行深入的觀察、調查、研究，搜集材料，經過整理加工，選出適用于“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教學需要的不同的外貿案例，不斷地了解、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外貿法規的最新發展變化，及時地對已有的案例進行必要的修正和更新，從而促進教師的教學、科研水平的不斷提高。

二、案例教學法的實施策略案例教學法

在“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教學中的實施過程是由既獨立又密切相連的五個實施步驟組成的，即精選案例—案例引入—案例討論—評述案例—撰寫案例報告。

(一)精選案例選擇案例是“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教學中運用

案例教學法的關鍵之一。選用的案例要與教學內容密切結合，特別是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學生所學專業特點的案例，要與當前進出口業務實際密切聯系，教師應根據教學大綱和不同章節的教材內容及教學目標，精心收集、編寫、設計。選擇的案例應具有啟發性、趣味性、實用性、針對性、操作性和典型性，要與教材重點、難點相對應。案例同時要有一定程度的疑難性，這樣有利于拓展學生的思維空間，使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知識深入地分析并解決實際問題。信宜市素有“竹器之鄉”的美譽，是中國最大的竹器工藝品出口生產基地。在講授進出口流程與特點時，可以結合信宜市竹器工藝品出口貿易案例，假定自己是信宜市竹器廠的老總，現在要同外國公司洽談一筆生意，讓學生思考在此過程中要經歷哪些環節和步驟，與國內貿易相比有哪些不同。這些案例來源于實際生活，其中充滿矛盾和挑戰，能夠激發學生的求知欲。

(二)案例引入在一節或一章學習開始時

運用生動有趣的案例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強化學習動機，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常用的引入方式有:運用多媒體呈現案例、由教師或學生描述案例、給學生每人發放一份文字案例、設置真實的情景案例和由學生自己即興表演案例。教師在講授“國際貿易基礎知識”的概念和基本原理時，可隨機插入一兩個案例，通過對案例的分析，說明某一概念或觀點，將案例與概念和原理融為一體。這樣使“國際貿易基礎知識”的概念和原理易懂、好記，學生得到的不是純粹的理論知識，而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能使學生真正理解其中的含義，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不僅啟發了學生獨立思考，還培養了學生運用有關原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在講授買賣合同裝運條款中的有關分批裝運的概念時，筆者先舉以下例子:某公司向新加坡出口1000公噸大米，國外開來信用證規定:不允許分批裝運。結果該公司在規定的期限內在兩個不同的裝運地點和不同的裝船日期把貨物裝在同一航次的同一船上，并在提貨單上分別注明:請問這是否違約?銀行能否議付?這樣能夠加深學生對買賣合同裝運條款中的有關分批裝運的概念的理解。

(三)案例討論在“國際貿易基礎知識”教學中

可以選擇一些典型案例，提出發人深省的問題，引導學生置身于案例的環境之中，讓學生運用所學的原理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通過案例討論，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鞏固所學的知識。討論案例的關鍵是要把案例中的內容與課本相應的理論知識聯系起來進行分析、討論。教師要把握討論的方向，避免偏離主題。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將全班學生分成若干小組，進行分析討論，使每一個學生都有發言的機會，鼓勵學生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并且形成小組的結論。然后，各小組長向全班作小結發言，闡述各自觀點，教師最后歸納。為此，教師要創設有利于學生討論的民主和諧的課堂教學環境，引導和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并設法使學生成為討論的主角，使其圍繞中心問題積極發言、交流、研討，這樣不僅使學生學習了知識，而且培養了其獨立思考、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鍛煉了其勇氣、膽量和語言表達能力等。

(四)評述案例由于學生所具備的知識的局限性

其分析案例可能不到位，需要由教師來補充和評述。通過評述案例，能夠使學生對案例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擴展、升華、創新、提高，在討論中引申出一定的結論，對案例本身所蘊含的原理或問題進行歸納總結，為后續的課堂教學提供準備。在這個階段，教師在評述總結時要講明案例的切入點與關鍵點，指出討論過程中的長處和存在的不足，揭示出案例中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強化案例討論的內容，提示后續案例。此外，教師還應對學生在課堂討論中的表現加以評價，并作為平時成績記錄在案，以激勵和鼓舞學生更好地參與討論。

(五)撰寫案例報告這是案例教學的最后一個環節

第9篇：國際貿易法論文范文

機遇指的是“機會”、“契機”或者“時機”，對企業來說，機遇是指各種有利的條件和內部、外部環境等。機遇對企業來說至關重要，尤其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市場競爭不斷加劇。于是，所有企業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也正在遭遇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因此，新的環境下，如何牢牢的把握機遇，不斷提高自身的貿易經濟管理水平，是所有企業需要重視的問題。

1機遇對企業貿易經濟管理的影響分析

1.1機遇可以幫助企業脫離困境。

時代的發展與進步導致企業需要面臨復雜的環境條件，并不得不受到逆境或者是順境的影響。如果處于順境之中，企業在面臨機遇的時候，會產生良好的“馬太效應”，形成機遇越多，發展越快，并在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的良性循環狀態，從而實現企業的良好快速發展。但是，一旦處于逆境之中，整個情形便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企業發展越困難，能夠遇到的機遇就越少；而發展機遇越少，企業想要實現發展壯大的難度就越大。于是，企業便會處于完全相反的惡性循環狀態。因此，對所有企業來說，都要注意在順境時合理的抓住機遇，并在逆境中重視機遇。而即便是身處逆境之中的企業，也可以銅鼓夠多種方法和形式，擺脫困境。其中，抓住機遇是最有效的途徑。

1.2機遇可以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水平

身處市場競爭的大環境中，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市場競爭。而只有不斷的提高自身的競爭水平，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與進步，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提高競爭水平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對機遇的把握。通過積極的抓住每一個重要的機遇，并予以合理的利用，企業可以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例如，如果企業可以抓住技術革新的機遇，便可以不斷的提高自身的綜合技術水，從而生產出更多質量較高，科技含量更高的優質產品，迅速的占領市場，提高市場份額。

1.3機遇可以提高企業的整體效益。

機遇還可以提高企業的整體效益。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了解到，機遇可以幫助企業脫離困境，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水平。除此之外，抓住機遇。企業還可以獲得較大的活力和動力，從而不斷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以及投入與產出的轉換速度。從而將產出與市場需求更好的結合在一起，更好的滿足廣大消費者是實際需要。于是，企業便可以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等多方面的效益，實現快速發展與進步。

2抓住機遇，創新企業貿易經濟管理

2.1轉變貿易經濟管理理念。

首先，企業要轉變貿易經濟管理理念。企業應該積極的對自身的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的調整，按照石油行業的發展情況以及國家線觀正次和法規的調整情況等，不斷優化領域結構，并改善需求結構，做好對企業的結構性調整。同時，要順應發展形勢，不斷向新興領

域發展，加快石油產業的轉型升級。例如，各石油企業可以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樹立拓展外部市場的理念，依托現有市場，做好拓展工作。另外，企業還應該具有高瞻遠矚的意識，從長遠利益角度制定貿易經濟管理規劃，從全局出發，做好風險管理和危機管理等。并要積極的學習新型的現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摒棄落后的貿易經濟管理理念，從而保證實現企業的集約化、長期化發展。

2.2改革貿易經濟管理制度。

想要抓住機遇，創新企業貿易經濟管理，需要大刀闊斧的對貿易經濟管理制度進行改革。目前石油企業的競爭是多方面的，因此，企業只有提高整體生產水平，才能保證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而積極的創新貿易經濟管理制度，可以促使企業更好的滿足先進生產力的實際需要，在競爭中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2.3創新貿易經濟管理方法。

為了促進企業的發展，需要抓住機遇，創新企業貿易經濟管理方法。首先，企業要加強內部監督控制，以促進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其次，將企業打造成學習型組織，不斷推動企業的發展。另外，提高企業的專業化社會協作能力，提高不同機構的工作效率，促進企業貿易經濟管理的創新。在具體的創新過程中，還需要結合企業的自身實際情況，做好具體的管理創新。例如，殼牌石油公司即積極的創新貿易經濟管理方法，讓“寬容型管理”在企業扎根。并通過建立在寬容型管理六維度基礎上的種種措施，充分挖掘了員工的價值，而且有力地推動了公司自身的發展。其中，具體方法有：充分信任員工，倡導自主工作；連接情感紐帶，關注長期利益；鼓勵員工創新，允許創新失敗；把握時代潮流，創新利用資源；鼓勵自由交流，支持觀點分享；分享工作愿景，形成強大合力。通過多種有效的措施，在實現員工個人價值和追求企業發展之間尋找到理想的契合點。所以說，對企業而言，要注意對貿易經濟管理方法的創新，以不斷推動員工的進步，凝聚企業的人氣，挖掘企業的內生性資源，不斷地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