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管理碩士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濟管理碩士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經濟管理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董事會特征 公司治理 企業經營績效 海峽兩岸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主體主要是董事會，董事會是公司經營管理的的監督者，也是公司發展的制定者與決策者，是公司決策制定和控制權系統的核心。董事會的基本職責，就是為了股東和社會大眾的利益，監督公司的管理層，預防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來操控公司，而損害公司的價值。從1980年以來，有關公司董事會特征與經營績效的研究大量涌現。公司治理的設計，通過創造機制以加強并支持董事會監督作用，立于確保投資者得到回報。董事會處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樞紐地位，對公司生存與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如何完善董事會的結構與運作，對于建立健全符合市場經濟規律、適合現代企業治理機制的公司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于近年來海峽兩岸經貿交流互動頻繁，如何減少兩岸企業彼此間在治理結構上的差異對其經營績效的負面影響是值得關注的。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也成為其它產業發展的推動力。因此，本文以海峽兩岸電子產業為例，研究兩岸的董事會特征是否存在明顯差異，并深入研究其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為進一步完善董事會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推動企業的現代化進程提出具有借鑒價值的建議。
一、文獻綜述
（ 一 ）董監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趨同說，認為董事會持股比例較高時，會盡力監督管理當局的行為，使其不危害股東權益，而且能提供較為合理謹慎的決策，創造公司價值最大化。因此他們認為董事會持股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另外，Morck（1998）認為當董事會的持股比例沒有達到一定水平時，對于管理當局的監督能力和意愿都會比較有限，對公司價值影響不大；但當持股比例超過一定水平后，管理層支出的偏好行為造成公司財富的損失需由自己承擔，因此他們會有較大的動機去執行董事會應有的職責，監督管理當局，對公司的經營績效會產生正面的影響。Salancilk（1977）認為外部股東的股權越集中，所產生信息不對稱的情形就越少，股東更換不勝任的經理人的權利也就越大，因此，外部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提高公司價值。然而，Jensen和Ruback（1983）認為董事會基于本身職位安全性考慮，通常都會有一些反接管的行為，如否決對股東有利的合并案。若股權越集中在董事會或少數股東身上，反接管的行為更為嚴重，對公司的營運會產生負面影響。多數學者認為董監事持股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楊俊中，1998；劉仲嘉，2006；等）。高睿鴻（2006）發現，董監持股比例與公司盈余管理呈顯著負相關關系。柯大鋼、畢艷杰（2006）以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為例，發現董監事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認為持股作為一種激勵措施，能激勵董監事執行有效的監督之責。而袁萍（2006）發現董監事持股比例與企業績效并無顯著關系。
（ 二 ）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與Lipton和Lorsch（1992）認為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負相關關系。他們認為董事會人數的增加，會增加溝通意見的成本并降低公司運作的效率。大群人中的交流、任務協調和決策制定的有效性比小規模董事會難，成本也更大，且超過了依賴更多人帶來的好處，搭便車情況也更為嚴重。Chaganti、Mahajan和Sharma（1985）與Pearce和Zahra（1992）則認為董事會規模擴大，組織的復雜性就相對提高，很多學者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然而，Bacon（1973）有著不同的觀點。董事會規模大，說明公司同環境建立的外部關系的能力強，可以獲得更多的稀缺資源并得到更為優質的咨詢意見，因此可以提升公司治理（Dalton等，1999）。進一步，由于信息分享，規模大可能會提高董事會決策過程的效率，并通過提供多樣性以幫助公司獲得重要資源，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以提高公司業績。高睿鴻（2006）以1998年至2006年間發生財務危機的113家上市公司及其對應的113家財務正常公司為例，發現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劉思琦（2005）實證研究發現經營績效與董事會人數沒有直接的關聯性。申心吉（2005）發現在一定范圍內，董事會規模越大，企業績效越好；而超過這一范圍，董事會規模則與企業績效負相關。湯小華（2007）研究發現，董事會規模與企業價值間并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 三 ）獨立董事與公司經營績效 Fama和Jensen（1983）強調獨立董事在執行決策職能時的重要性，認為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相較下更具獨立性，更能保護股東權益，進行有效的監督，防止管理當局有任何不當而損害股東權益的投機行為。獨立董事還能發揮在管理監督方面的更為廣泛的經驗和專長。獨立董事，代表股東，有較強的動機組織并發現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很多學者都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另一方面，獨立董事常常有自身動機和依賴性，這可能會威脅到他們的客觀性，從而降低其積極作用的發揮。Mayer等（1997）認為，當公司被接管的時候，獨立董事較能執行有效監督，以保障公司價值，但以長期而言，獨立董事的比例與公司價值并無明顯關系。劉思琦（2005）和劉仲嘉（2006）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不過吳宗輔（2006）研究指出，外部董事人數比例與公司績效呈現負向的關系。還有很多學者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無關。黃佳妮（2007）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申心吉（2005）用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來衡量企業績效，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企業績效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陳旭東、遲丹鳳（2007）發現獨立董事無助于改善公司業績；而當獨立董事逐漸成為董事會中的多數甚至絕對多數時，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業績負相關。
（ 四 ）兩職合一與公司經營績效 Jensen（1993）指出存在兩職合一時，內部控制系統會癱瘓，因為董事會不能有效履行包括評價并開除CEO之類的職責。董事會兩職分離可以增進董事會的監督效果并改善公司績效（Fama和Jensen，1983；Berle和Means，1932）。還有學者認為兩職合一限制了董事獨立性，降低了董事會監督管理層的作用，可能會對公司業績有負面影響（Dayton，1984）。另一種觀點基于資源供應觀，認為兩職合一可能是有效的。如果董事會被委任協助管理層，CEO加入董事會則是有益的，不但能改進董事會成員的信息交流，而且與董事會成員的溝通和討論可能會得到更寶貴的建議和更好的公司績效。Jensen和Meckling （1976）認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職務的現象多見于家族企業，當董事長或其家族成員擁有較高的持股比例時，董事長通常會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Davis等（1997）認為兩職合一時，潛在的利益沖突較少。若總經理是道德高尚的人，對公司營運狀況極為了解，兼有董事長的職務，可能會使公司價值提高。Sridharan和Marsinko（1997）認為，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可以大幅提高經營利潤及生產效率，使公司的價值提升。此外，兩職合一的領導者對公司以及環境也更為了解。黃鈺光（1993）發現兩職合一與經營績效負相關，而高睿鴻（2006）發現兩職合一與公司盈余管理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還有很多學者認為二者關系不顯著。吳淑琨（2002）發現公司規模越大，越傾向于采取兩職合一。申心吉（2005）、謝軍（2007）等發現兩職合一與公司經營績效正相關。然而，王昭（2004）發現兩職合一與經營績效顯著負相關。
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各種視角對董事會特征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許多成果，但是尚未有學者探討過兩岸董事會特征對企業經營績效相關性的比較研究。基于近年來兩岸在經貿交流上的日益頻繁，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探討兩岸董事會特征差異對經營業績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改進兩岸各自的董事會特征，從而更好地便利兩岸經貿交流。
三、研究設計
（ 一 ）研究假設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趨同說（Convergence of interest）。認為董事會持股達到一定比例時，董事的財富水平就會與公司經營績效密不可分，其切身利益與公司利益趨于一致。當公司運營較好時，董事的財富也會相對增加，因此董事會的監督意愿增強，會盡力控制管理當局的行為，降低管理當局作出危害公司行為的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董監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經營績效越好
Bacon（1973）認為董事會規模與其效率正相關，較多的董事會人數可集思廣益地作出更全面的決策，以提升公司價值。Chaganti、Mahajan和Sharm（1985）研究發現擴大董事會規模能夠對管理層形成更有效的監督。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董監事會規模越大，公司經營績效越好
由于獨立董事大多是具有信譽的專家，在公司持股方面較少，當計劃失敗時，不會遭受太多損失，卻需要承受信譽掃地的風險。為了防止信譽掃地，他們多半能盡自己的義務進行有效監督，并以專家客觀的角度去評估高管層做出的決策。此外，獨立董事不僅能提供多樣且專業的建議，也掌握了公司所需要的外部資源，由獨立董事作為媒介，使公司更容易進行策略聯盟或是取得互惠關系。由此，本文提出假設3：
H3：獨立董事占董監事會比例越高，公司經營績效越好
董事長為董事會的領導者，在公司中的職位及權力均大于其它的董監事，其責任是帶領董事會做好監督的角色。由一人同時擔任董事長和總經理兩種角色，可能會產生兩種問題：一為利益沖突，容易借著職位之便，作出對公司不利的決策，損害股東權益；另一個是無法超然獨立地評估管理當局的績效，因為董事會失去其自主性，成為管理層的橡皮圖章。這樣，董事會監督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失去監督管理層的客觀公正性，從而使公司的經營績效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假設4：
H4：存在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的情形，公司經營績效降低
（ 二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內地方面的研究樣本來自2004至2006年的滬深兩市的電子類上市公司，剔除了ST、PT公司和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公司之后，共獲得研究樣本291個；臺灣方面的研究樣本來自2004-2006年臺灣電子業上市公司，刪除一些數據不全的上市公司，共獲得研究樣本717個。臺灣經濟新報數據庫系統、CSMAR中國上市公司財務年報數據庫、TSEC臺灣證券交易所（.tw）、公開信息觀測站（.tw）、巨潮信息網（.cn）和金融界（.cn）等網站數據。
（ 三 ）變量定義與模型建立 本文構建回歸模型如下：Yi=β0+β1P+β2LIAB+β3SIZE+β4GROW+ε （1）
其中，y表示公司經營績效，公司經營績效可分為財務性績效和非財務性績效，考慮非財務性績效取得不易，故以財務性績效作為公司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在本研究中則采用資產收益率（ROA）作為公司經營績效的指標，在穩健性測試中使用每股盈余（EPS）來度量公司經營績效；P為董事會特征的研究變量，分別用董監事持股比例（DISSTOCK）、董監事會規模（DG）、獨立董事比例（INDEP）和兩職合一（LZ）來表示；本文以負債比率（LIAB）、公司規模（SIZE）及凈利潤增長率（GROW）作為控制變量。變量詳細說明表如表（1）所示。
四、實證檢驗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 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2004年至2006年兩岸樣本在ROA、EPS、董監事持股比例、董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兩職合一、公司規模以及資產負債率上存在顯著差異。內地在每股收益上偏低，其可能原因： 會計準則計算基礎上有一些不同；稅率制度，亦會對稅后盈余有些影響。而在凈利潤增長率方面，兩岸無顯著差異。
（ 二 ）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如表（3）所示。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正負0.3以下，表明變量存在相關性。
（ 三 ）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如表（4）所示。臺灣方面，董監事持股比例、董監事會規模以及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兩職合一也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然而，內地方面，董監事持股比例、董監事會規模以及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皆不顯著；只有兩職合一對經營績效有微弱的負向影響。
（ 四 ）穩健性測試 本文進行了穩健性測試，同原結果基本一致。臺灣方面，董監事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董監事會規模、兩職合一盡管也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內地方面，所有測試變量皆不顯著。
五、結論與建議
綜上分析，臺灣方面董監持股比例符合假設，支持利益趨同說。內地方面以EPS作為公司績效變量時，董監持股比例符合假設，但不顯著。可能由于內地董監持股比例過低，使其利益與公司績效很難保持一致，而使董監事沒有動力做好有效監督以提升公司績效。臺灣的董事會規模與企業經營績效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支持假設。而內地方面，董監事會規模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由于內地的董監事因自身魚龍混雜的背景及專業技能，在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時受到限制，沒有真正地發揮監督和指導作用。臺灣和內地方面，在獨立董事占董監事會比例，均符合假設，其比例越高，企業經營績效越好。然而，獨立董事制度內地還是不很健全，許多獨立董事徒有虛名，因此內地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顯著。臺灣兩職合一與企業經營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不支持假設。其可能原因，臺灣的上市公司多半是從家族企業發展起來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的情形可能存在，其利益與公司的利益趨于一致。內地兩職合一，以ROA作為公司績效變量時，符合假設；然而以EPS作為績效變量時，結果不顯著。可能是由于內地上市公司的領導結構過于復雜，很多都是從原國有企業改制而成。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強化董事會職能，董事會成員應本著忠誠、謹慎且高度注意的態度以公司利益為前提，評估公司經營策略、風險管理、年度預算、業務績效及監督主要資本支出、并購與投資處分等重大事項，同時也應確保公司會計系統和財務報告的正確性，并避免有董事會成員損及公司的行為或與股東間發生利益沖突的事情；實質性地對董事和監事授予股票期權計劃，并繼續提高其持股比例；在選任董監事以及獨立董事時，要考慮其背景及專業技能，從而優化董監事人員結構；董事會應有績效評估制度，藉以衡量每一位董事的貢獻；對原國有企業改制、歷史遺留形成的領導結構盡快規范化。
參考文獻：
[1]楊俊中：《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相關性之研究》，《會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2]劉仲嘉：《董監事機制及其獨立性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性研究》，《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3]高睿鴻：《董監事結構特性與公司盈余管理行為之關聯性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4]柯大鋼、畢艷杰：《董事會家族特征與公司績效研究》，《經濟管理》2006年第14期。
[5]袁萍、劉士余：《關于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監事會與公司業績研究》，《金融研究》2006年第6期。
[6]吳令儀：《董事會特性、績效與多角化程度關聯性之權變觀點-以臺灣電子產業為例》，《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7]吳宗輔：《臺灣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董事會組成特性對公司經營績效及鼓勵政策影響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8]劉思琦：《臺灣初次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董事會組成與公司經營績效關系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9]申心吉：《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特征與企業績效研究》，《西南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10]湯小華：《家族控股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效應的實證分析》，《浙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11]黃鈺光：《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特性與經營績效之研究》，《會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12]黃佳妮：《我國商業銀行治理機制對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導刊》2007年第10期。
[13]陳旭東、遲丹鳳：《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與公司業績相關性的實證研究》，《財會通訊》2007年第8期。
[14]吳淑琨：《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U型關系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02年第1期。
[15]王昭：《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結構及其影響因素實證研究》，《華中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論文》2004年。
[16]Sridharan.U.V， Allan M. CEO duality in the Paper and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Strategic Decision， 1997.
[17]Lara JMG， Osma BG， Penalva F. Board of Direc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tional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Spanish Evidenc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7.
[18]Desender K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Role of the Board. SSRN eLibrary， 2009.
[19]A B， G M.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vmillan， 1932.
[20]Fama EF， Jensen M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1]MC J， WH M. Theory of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22]R M， A S， W VR.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8.
[23]GR S，J anizational Contex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nure of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77.
[24]M.C J， R.S.Ruback.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3.
[25] Lipton.M， Lorch J. A Modest Proposal for Improved Corporate Governance. Business Lawyer， 1992.
[26]Jaafar A， El Shawa M.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ordan. SSRN eLibrary， 2009.
[27]Chaganti.R.， Mahajan V， Sharma. S. Corporate Board Size Composition Corporate Failures in Retailing Industr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85.
[28]Pearce.J.A， S.A.Zahra. Board Composition from a Strategic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2.
[29]J B. Corporate Directorship Practice： Membership and Committees of Board. New York： the Conference Board， 1973.
[30]Fama.E.F， Jensen M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31]Shleifer.A， Vishny RW. Large Shareholder and Corporate Contr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32]Brickley.J.， L.Coles， R.Terry. Outside Directors and adoption of Poison Pill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4.
[33]Rosenstein.S， Wyatt JH. Outside Directors， Board Independence， and Shareholder Weal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7.
[34]Klein.A. Firm Performance and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8.
[35]Kren L， Kerr JL. The Effects of Outside Directors and Board Shareholding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e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ccounting & Business Research， 1997.
[36]Mayers.D， A.Shivdasani， Smith C. Board Composition and Corporate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Insurance Industry. Journal of Business，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