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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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1、跨國公司的SWOT分析

（1）優勢。

跨國公司擁有先進的現代科技和創新機制，這極大的有利于擴大他們在中國的發展空間。對于那些具有較強規模和資產的跨國公司，他們可以利用其品牌競爭力來沖擊中國市場。

（2）劣勢。

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異，導致中國復雜多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使跨國公司的本土化發展戰略面臨不利因素。

（3）機會。

中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當進入世貿組織之后，給跨國公司提供全世界最大的勞動力市場和最多的消費者，從而有利于他們獲取更高的利潤。

（4）威脅。

跨國公司正面臨著來自于中國的國內企業和外國的競爭對手的雙重威脅。由于很多國內企業已逐漸掌握了部分技術和管理經驗，使得使跨國公司不再占據競爭中的主導地位；而與國外競爭對手相比，大部分跨國公司都來自發達國家且依靠資本實力和品牌為依托，因此都擁有強大的競爭力。

2、中國復雜多樣的社會文化環境

著名人類學家愛德華•t•霍爾提出了“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理論。高語境文化指包含在語言中的信息要低于低語境文化所傳承的信息，且大部分信息隱含在溝通過程中。因此，中國（高語境文化）和西方國家（低語境文化）在商務溝通中的價值取等方面都具有很大差異。

3、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政治監管和經濟風險壓力

跨國公司面臨著法律和貿易壁壘的限制。如根據反壟斷法，中國政府在2008年9月禁止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集團。在經濟風險方面，由于商標和版權的侵權問題日益嚴重使跨國公司不得不遭受利潤和公司形象的雙重損失。

二、根據中國環境和文化的戰略調整

1、文化敏感度確認及價值維度分析

跨國經理應意識到中西方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因此他們必須具有文化敏感度以及避免狹隘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通過霍夫斯泰德的價值維度可以分析，首先，中國是一個高權力距離的國家，因此組織內的權利的等級制很明顯。但在西方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是低權距國家，因此上級和下屬之間地位是平等的。第二，中國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性規避的國家，中國人民厭惡風險，因此終身雇傭制很常見。而西方國家的不確定性規避較低，人們愿意承擔更大的風險并從事流動率較高的工作。第三，中國作為高語境文化國家，更重視集體主義，因此，員工較重視成員間的相互交流。而在低語境文化的西方國家，員工之間的溝通非常少，員工更注重個人空間及個人主義的實現。第四，中國是一個高度的男權主義國家，這意味著女性的家庭觀念更重，而在西方很多女性從事高層次的工作并面臨更多的工作壓力。

2、建立基于中國文化的獨特的競爭機制和領導戰略

規避政治風險的本土化戰略：

（1）關系本土化。

在中國，“關系”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資源，能幫助其贏得中國民眾和政府的信任。例如，大眾汽車公司是最早在中國開展本土化研發的汽車廠商，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密切合作，將桑塔納打造成幾近100%的中國汽車。

（2）產品本土化。

產品本地化意味著跨國公司的主要產品都在中國生產或在本土采購原料，這有利于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最優合作伙伴關系和供應鏈體系。例如，家樂福，作為世界第二大零售商，原材料在當地的采購比例已經接近90%。

（3）人力資源本土化。

跨國公司發現當地的優秀員工和經理更易了解中國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如在2004年4月，摩托羅拉和諾基亞都將以往的外派高級經理調整為當地人，這在推動人力資源本地化策略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4）營銷本土化

隨著21世紀的到來，制造企業和經銷商之間的關系已經從純粹的利潤關系過渡到戰略共享的合作伙伴關系，如IBM和聯想之間的合作，聯想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PC)活動，同時IBM持有部分聯想的股票。通過這種方式，不僅IBM可以獲得更低的成本并通過聯想獲得在中國的銷售渠道，聯想也可以增加品牌認知度并拓寬發展空間。

（5）研發本土化。

跨國公司不僅給中國帶來先進的技術，而且也重視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例如，微軟、諾基亞、摩托羅拉和大眾在中國市場的成功都受益于技術研究的本土化。從1998年到現在，跨國公司在北京建立的研究機構已經達到了120家之多。

3、建立獨特的激勵政策和領導策略

如果跨國公司想在中國取得成功，他們必須調整其激勵制度和管理模式，因為激勵政策會影響人們的工作態度和行為。根據霍夫斯泰德的四個價值維度，中國是一個高權距的國家，因此經理和下屬之間應建立層級清晰的等級制；高不確定性規避使跨國公司應實行長期就業制來提升員工的安全感；集體主義說明人們更強調團隊合作的激勵機制；男權主義意味著應建立基于傳統分工的激勵機制。

三、結語

第2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由于股權安排直接與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等相聯系因此合適的股權安排成為跨國公司海外經營的關鍵，也是跨國公司對海外子公司實現控制權進而實現其全球戰略的核心要素。而其他控制手段，如關鍵職位的任命權、技術和資源分配權等，大多是股權的衍生物。一般地，跨國公司海外經營的股權安排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全部擁有。通常是指母公司全部擁有或擁有子公司95％以上的股份，此時子公司即為跨國公司的獨資公司。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獨資子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可以直接掌控，能夠完全實施跨國公司的整體戰略，避免合資等方式引起的矛盾與沖突，并獨享超額利潤。但由于現在世界各國民族主義情緒強盛，當地市場情況變幻莫測，因此獨資子公司承受的風險較大。

二是部分擁有。通常是指母公司擁有子公司股權在5％一95％之間。按照具體擁有股權的多少，還可分為多數股權形式，通常為股權的50％一95％；對等擁有，即母公司與合伙人各擁有子公司50％的股權；少數股權形式，通常為股權的5％一50％。在部分股權擁有下，跨國公司能充分利用當地合伙人的資源和優勢，而且更容易被當地政府和人們所接受。但是部分擁有時雙方容易產生矛盾和糾紛，也不利于跨國公司的統一控制和協調。

三是非股權安排(契約經營)。通常指母公司不擁有，或只擁有子公司5％以下的股權。非股權安排方式往往被視為股權安排的特例。在該方式下，跨國公司往往通過如特許授權、特許經營、合同制造等方式實現海外經營。該方式風險比較小，而且使得跨國公司在股權參與受限制或不被允許的情況下，仍能參與當地的生產經營活動。但對跨國公司來說，實施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最小。

二、跨國公司選擇不同股權安排的因素

(一)東道國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主要指東道國政府的政局是否穩定，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等。如果東道國政局不是很穩定，而且當地民族主義情緒比較高漲，那么，跨國公司往往不會考慮獨資的方式，而更傾向于合資或非股權安排方式。

2．經濟因素。包括東道國的信用度，對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規定，當地合伙人情況等。東道國信用度包括東道國是否存在金融抑制，貨幣穩定情況怎樣。當地合伙人情況主要看其是否具有當地市場、營銷渠道、融資能力、與政府的關系等方面的優勢，看其與跨國公司的經營目標和理念是否一致等。

3．社會文化因素。主要指東道國的語言，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及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等。一般來說，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的社會文化差異越顯著，跨國公司越不會選擇獨資的方式。

(二)跨國公司自身的因素

1．競爭優勢。當跨國公司具有工業產權與知識產權優勢時，一般會選擇在東道國建立獨資經營企業，既能保護其新技術和產權，也可以獲得新市場帶來的超額利潤。反之，若轉移到東道國的技術、產品已相對過時，往往不太會考慮獨資的方式。如果跨國公司擁有在東道國從事經營所必需的主要資源，就不太會選擇跟別人分享股權的方式；如果以利用當地的資源為主，那么大多會采用合資方式。

2．全球戰略目標。若跨國公司以增加對東道國經營環境適應能力和進人當地市場為戰略目標的話，往往會傾向于選擇合資經營或非股權安排方式，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合伙人的優勢；有些跨國公司期望能在全球實施統一的調度和控制，避免不同市場之間的沖突，此時往往會傾向于全部股權或多數股權形式。

3．跨國管理的經驗。如果跨國公司在海外一直傾向于某種方式如獨資經營，在這方面具備了大量豐富管理經驗的管理人員，那么其在新的東道國的股權選擇上也會傾向于原來的方式。而在同一個東道國，也存在著管理經驗的漸進積累過程。隨著對東道國制度、政策、文化、市場等進一步了解，跨國公司會逐步減少對當地合伙人的依賴，并傾向于提高股權比例。

4．歷史傳承。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跨國公司也會表現出對股權的不同偏好。比如美國的跨國公司一直以來比較偏好建立擁有全部股權的子公司，以利于其獲得控制關鍵的決策；而日本或歐洲的跨國公司則更注重人際關系及互助合作，往往會采取合資經營等方式。三、跨國公司海外經營的股權策略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于2004年以《商業周刊》全球1000強跨國企業為主，對其2O05—2O07年在華的投資趨勢進行了調研。筆者以這個調研的部分數據為主，對在華跨國公司的股權安排選擇進行實證分析(若無特別說明，數據均來源于此)，以下簡稱“調研結果”。

(一)跨國公司初人東道國的股權安排

一般在初入東道國時期，跨國公司如果更為關注的是爭取良好的經營環境，獲得有利的資源條件等，那么比較理性的選擇應該是合資或非股權合作模式。從成本角度考慮，由于是初次進入東道國，由經營環境的不確定帶來的外部風險成本明顯比較大，因而選擇合資或非股權合作有利于跨國公司分攤這部分成本。對于東道國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來說，由于政府對外方股權占比限制一般比較嚴格，而且市場發育相對不完善，因此，合資或非股權合作經營更有利于進入東道國。“調研結果”顯示，跨國公司在嘗試進入中國階段，通常采取“介人性投資”，即象征性地與中國企業共同出資，參股比例較低，且不占經營主導權。這充分顯示了跨國公司“限制了最初進入的風險，以后的擴張或者終止投資取決于合資企業的經營業績或者其他戰略動機”。

(二)進人東道國之后的股權調整

1．增加股權直至獨資的策略。出于統一、協調其經營戰略的有效性及獲取更大的投資收益考慮，對于原非股權安排項目，跨國公司傾向于將契約中約定的權利如版權、專利、商標權、技術訣竅等折合成股本投入，從而取得少數股權或多數股權，成為合資經營甚至是獨資經營模式?！罢{研結果”顯示，經過嘗試進入之后，在華投資中，跨國公司的獨資、控股、實質性投資比例將增加。在影響跨國公司繼續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時，政策的連續性和兌現度則成為首要因素。部分產品供應行業在特定地區的聚集對行業的規模擴張起到了積極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應商、成品制造商進入該地區的良性循環。同時，“調研結果”還顯示，在生產投資方面，有57％的跨國公司投資傾向于獨資新建，高于37％的與企業合資的比例。

2．減少股權直至資本退出的策略。減少股權直至資本退出，是跨國公司保護既得利益以及最大限度避免繼續損失的重要保護策略。從跨國公司角度來看，可能出于以下原因：(1)經營效果未能達到最初的預定目標；(2)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發生了變化；(3)與當地合資方矛盾重重；(4)獨資企業引起當地民族主義情緒問題等。從東道國的角度來看，可能在政治、經濟或文化因素等方面出現重大變化。此時，跨國公司就會減少現有股權份額，或者是撤出全部投資，出售、清算在東道國的資產。

四、結論

綜上所述，股權安排是跨國公司實現其海外經營目標的一個核心策略。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東道國和跨國公司相關的各種因素均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因此，股權安排也處于動態的調整之中。分析跨國公司在華股權安排變動情況，可以發現：

第一，在眾多影響因素中，政策的連續性和兌現度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區位選擇的最重要因素。對此，各級政府應予以高度重視，在具體操作中要確保政策制訂和實施的一致性。

第二，東道國其它因素影響相對不明顯，主要緣于以下原因：一是中國政局的穩定，而且隨著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加入世貿的承諾，各種限制外資進入的政策法規逐漸取消，從而為跨國公司的進入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二是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進一步合理、明晰，政府的行政干預逐漸減少，而傾向于通過宏觀調控來防止經濟過度波動，通過完善市場規則來促進企業之間的有序競爭。三是經過多年來的對外開放，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

第三，正確看待部分行業在特定地區的集聚。產業集群的存在，一方面能吸引相關外資的進入，形成良性的循環，但也促進了原有跨國公司增加股權以至獨資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產業集群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跨國公司撤資的障礙與機會成本。

參考文獻：

[1]張向陽．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股權選擇行為演變的三層次分析[J]．江海學刊，2005(1)．

[2]聶名華．境外投資股權參與方式的選擇[J]．國際貿易問題，1999(4)．

[3]商務部研究院管理咨詢部．2005—2007年跨國公司對華產業投資趨勢調研結果[J]．海峽科技與產業，2005(2)．

[4]王林生，范黎波．跨國經營理論與戰略[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3：323．

第3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企業公民是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繼承與發展，體現了權力與義務的有機統一性，包括“企業組織”與“公民”兩個概念。其中，“公民”概念的核心是公民權；企業公民與傳統意義的個體性公民不一樣，它指的是一種組織性、群體性的公民。由于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公民建設理念的思想基礎，企業公民思想的提出與發展超越了傳統企業社會責任強調責任與義務的理念；企業公民思想的提出與發展也是企業社會責任思想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二者在發展的歷程上與相應的內涵等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Matten(2005)認為企業公民建設可歸納為企業公民局部觀、企業公民等同觀和企業公民延伸觀三方面[3]。而現今管理學、經濟學與社會學等學科的建設與應用，是對企業公民延伸觀的體現，超越了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特征，全面體現其“公民權”理念。從法學角度來說，馮梅等(2011)認為企業公民是根據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已經正式注冊登記，不僅需要履行相關義務，還享有企業權利的法人[4]。企業公民的義務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與慈善責任、環境保護與公益責任等相關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公民的權利包括財產權利、生產經營權利、法律保護權利、信息披露與使用資源權利等[5]。企業公民建設指的是公司將自身價值觀與社會基本價值進行統一協調，應用到公司的日常經營、運作與戰略發展相整合的行為方式，其本質就是在公司經營與管理過程中要承擔相關的義務與解決相關的責任以及享受相關的企業發展權利，即要把謀權利與履行社會責任有機統一起來，求得二者和諧一致?？鐕臼且幌盗猩a要素有機組合而成的一個完整與創新系統。跨國公司生產經營管理不僅受到公司治理模式、組織文化等的影響和企業家及經營管理者的社會責任戰略理念的影響，還受到公司所在地法制的管理與約束以及所在地行政文化與特色等的影響?！敖洕恕笔强鐕景l展最重要的本性，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成為跨國公司治理行為追求的首要目標。但是，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跨國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不僅實現利潤最大化，還要增加社會財富、保護社會環境資源的有效利用，實現利益價值最大化，落實社會人、道德人與自然人等人性的體現。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跨國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不僅要考慮公司大股東利益價值，還要考慮與公司相關的員工、消費者、供應商、經銷商、中小股東、融資單位、政府及所在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同時，由于跨國公司不僅要考慮母公司或公司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建設，還要注重與適應跨國公司分公司所在區域的法律、文化、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行為是指在特定的法律框架與社會行為規范下，從企業公民人性、利益相關者與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不僅要實現公司的企業公民權利，還要自覺履行企業公民義務，落實與建設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利益價值最大化，包括戰略性與利他性企業公民行為建設兩個角度?？鐕酒髽I公民行為會影響企業高層管理者的公司治理，影響到公司的社會與國際影響力，從而影響企業的長期發展和企業價值的實現，最終影響到公司競爭力[5]。新常態下，企業公民行為體現出了“企業組織”作為一個主體具備“公民”的特征，具有“公民”的特性，即“經濟人、社會人、道德人和自然人”四個人性假說。因此，新常態下的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行為就是公司股東及高層管理者等在公司治理過程中表現出企業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行為，具體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公民經濟行為、企業公民社會行為、企業公民道德行為與企業公民自然行為四個方面（如圖1）。企業公民經濟行為的提出，體現了跨國公司經營權與所有權的特征，反映公司及高層管理者等為追求公司經濟價值所體現的經濟行為，是跨國公司公民行為建設的基礎；企業公民社會行為的提出反映了公司的社會屬性，指的是公司在實現企業經濟利益的基礎上要考慮、關注與保障公司利益相關者等成員的價值，即實現公司價值利益最大化，是跨國公司公民行為建設的保障；企業公民道德行為的提出是在遵守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等明確規定需要履行的責任與義務以外，還需要從道德人的角度開展公司公民行為建設，是跨國公司公民行為建設的文化底蘊；企業公民自然行為的提出直接反映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與發展趨勢，要求公司在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合理地開發與使用自然資源，把公司的發展與當地環境資源的保護進行有效的協同，實現真正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是跨國公司行為建設的指向標。

二、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行為指標體系的設計

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1）科學性原則。由于企業公民是企業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可持續發展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與發展，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選擇與設置上要考慮科學性原則，準確與完整地體現企業公民所體現的內涵與外延范圍，全面反映企業公民相關內涵與理念。（2）層次性原則。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的選取要盡可能地全面反映跨國公司治理過程體現的思想與行為，其層次性與涵蓋面要盡可能全面，在涉及經濟、社會、道德與自然等方面要具備協調性、完整與層次清晰的指標體系。（3）可操作性原則。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的設計要保證數據可操作性與方便性，指標含義要科學與清晰、計算口徑與內容要一致、核算方法要統一，保證評價指標比較結果的合理性、客觀性、公正性與簡便性。（4）系統性原則。企業公民行為評價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應能夠全面并綜合體現跨國公司治理過程中的各項權利與義務，指標的選擇要能全面反映與經濟、社會、環境、道德慈善等相關的行為特點，體現企業行為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效果。

2.評價指標體系理論框架及設計現代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以經濟責任為核心，忽視了企業法律、社會、道德與環境保護等責任，并且過去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僅強調其責任行為，忽視了企業公民權建設。由于跨國公司具有最高的決策中心與完整的決策體系，強調分公司協同發展與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其公民行為建設不僅體現社會責任的熱點，還注重強調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因此，跨國公司治理反映了公民權利，是公司對所有權、生產經營管理權與使用權的支配與使用，強調要考慮與公司發展及治理過程相關的一切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因此根據跨國公司發展情況以及國家提出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影響下，構建一套適合在華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行為建設評價指標體系具有科學性，有著重要的理論及實踐意義。企業公民行為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1）企業公民經濟行為的評價指標根據跨國公司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權利以及為企業股東創造利潤的義務，實現公司財務價值效益最大化，因此，跨國公司企業公民經濟行為可以從企業價值、股東權益與經營管理三方面進行設計：一是企業價值，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一個企業發展過程中體現的價值與潛力來體現，包括企業總資產報酬率、每股收益、資金價值比率、管理效能提升貢獻度等指標；二是股東權益，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企業股東收益與價值來體現，包括股東權益保障、凈資產收益率、財務報告是否真實可信等指標；三是經營管理，該指標是通過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體現的行為與結果，包括企業納稅狀況、獲取利潤、罰款支出總數、制定企業生產與管理準則等公民行為標準技術創新等指標。通過跨國公司企業公民經濟行為指標的衡量，反映跨國公司在公司治理過程中體現的企業價值行為，以“經濟人”身份去行使生產經營權利等，追求企業股東利潤價值最大化與利益相關者利益最佳化的協調。（2）企業公民社會行為的評價指標跨國公司企業公民是經濟社會見識與發展的重要構成單元，是社會化與經濟化的企業，不僅具有經濟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在公司治理過程中需要考慮企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員工、合作伙伴關系等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該類指標可以從員工權益、合作關系與法律責任三方面進行設計：一個是員工權益，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企業員工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是否得到企業的保證與支持，反映企業勞動力價值觀，包括社會保障情況、職業發展情況、人權保護情況、企業創造就業崗位年增長率等指標；另一個是合作關系，該指標主要通過企業與消費者、供應商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來體現，包括利益相關者投訴次數于質量管理體系建立與運行情況等指標；還有一個是法律責任，該指標主要反映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履行法律責任狀況，包括企業公民行為或社會責任報告、遵守法律與規則制度等指標?？鐕驹诮洕ㄔO與追求企業價值的過程中，不僅要扮演“經濟人”責任，還要扮演“社會人”的角色，不斷開展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建設，以多方面身份角度贏得公司利益相關者各方面的認可，從而促進公司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3）企業公民道德行為的評價指標跨國公司從傳統古典經濟學目標出發，為了實現組織的利益，其建設層次需要不斷提高，不僅要在經濟、社會等行為開展建設，還需要更好地履行道德與慈善責任，以“道德人”的身份贏得社會的尊重與支持。該類指標可以從公司社區活動與慈善活動兩方面進行設計：一方面是社區活動，該指標主要通過衡量公司對社會貢獻價值與參與社區治理活動，在物質與經費等方面上進行投資支持，包括社會貢獻價值、社區治理情況等指標；另一方面是慈善活動，該指標主要通過公司經營管理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慈善捐款數量與慈善捐贈形式是否豐富與多樣性，體現跨國公司企業公民道德行為是主動還是被動行為，包括慈善捐款比率與慈善捐贈形式多樣性等指標。只有把企業的發展納入到社區與社會大系統中發展，樹立企業良好形象，在中長期發展中不斷塑造公司的形象與品牌，建設與提高公司核心競爭力，讓廣大消費者更好的吸納企業產品與服務，實現大社區和諧發展，才能從長遠保證企業價值的實現。（4）企業公民自然行為的評價指標現代跨國公司的競爭力與影響力等已經超越了一般企業的特征，公司發展不斷呈現全球化與一體化趨勢，公司的發展也逐漸改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與資源使用型特點，不斷體現技術型特點。因此，跨國公司在為大股東追求與創造利潤最大化的基礎上，更要從戰略角度考慮公司長期發展，與公司相關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不斷履行環境、資源保護責任與其他責任，以“自然人”身份實現公司與自然生態系統、人類社會等可持續協調發展[6]，注重資源、環境效益與效率。該類指標可以從環境保護與安全管理兩方面進行設計：第一方面是環境保護，該指標主要反映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體現的環保發展戰略，包括環保投資經費、產品或服務是否環保型、企業環境保護規劃和細則建設情況、環保經費增長率、能源節約率等指標；第二方面是安全管理，該指標主要通過企業在經營管理中體現企業公民行為責任是否到位來體現，包括安全事故發生率、安全生產制度建立與落實、開展安全生產教育等指標?？鐕酒髽I公民自然行為是社會與企業健康協調發展的重要責任，對公司向高層次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實現了保證。新時期，國家不斷提出與完善“生態文明建設，優化產業結構，可持續健康發展”等理念或精神，對跨國公司企業公民自然行為給予明確的發展指導。

三、結論與展望

第4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交易風險是一種外匯風險，指跨國公司進行跨國業務取得外幣債權債務后，由于業務發生日的匯率與結算日的不同，而使跨國公司在結算這些外幣債權債務時可能出現的損益。

在固定匯率制或單方面釘住匯率制（中國進行匯率改革前的匯率制度)下，交易雙方之間，如中國和美國，并不會產生交易風險。但在浮動匯率制下，結算貨幣和本國貨幣的匯兌關系產生波動，而匯率波動必定造成一方受益一方受損。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以美元為結算貨幣、人民幣為本國貨幣的在華跨國公司在出口業務上將面對交易風險，即人民幣的升值將使公司直接受損，而在進口業務上則會直接受益。

交易風險的出現源于匯率的變化和業務發生日與結算日的匯率不同，因此匯率是影響交易風險的關鍵因素。圍繞匯率展開的交易風險管理屬于金融風險管理的分支，金融風險管理的理論發展影響著風險管理水平。

二、金融風險管理相關理論回顧與綜述

金融風險管理的產生與發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原因：首先，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里，世界經濟與金融市場的環境和規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的頻繁發生，催生了對金融風險管理理論和工具的需求;其次，經濟學特別是金融學理論的發展為金融風險管理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最后，計算機技術為風險管理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

20世紀60年代后,金融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得以確立。期間產生了金融學理論界和實務界被廣泛接受和運用的經典理論和模型。在風險管理領域，Sharp和Lintner等人創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認為風險資產的定價要和其所承受的風險成正相關關系，并通過無風險資產收益率和風險資產收益率的關系作為定價模型。Rose的“套利定價模型”(APT),把影響風險資產收益率的因素加入模型，成功地提出了風險模型在套利技術下的定價原理。Black和Scholes的“期權定價理論”將影響期權價格的因素定量化，提出了決定期權價格的數學模型，從而使得期權成為可以交易的具有市場價格的金融產品，進而成為風險管理的重要工具。

交易風險管理也依賴于管理學的發展。Hunter與Timme(1992)指出,企業管理人發現公司常常暴露在外匯風險中,不管是進口企業或出口商,常常面臨換算風險和交易風險,故經理人必須設計外匯的避險策略。面對多種避險策略，管理人必須評估策略的優劣。

三、交易風險管理一般模型及方法

交易風險管理一般模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風險識別和預測;二是對風險控制進行決策;三是選擇合適的風險管理技術。

1.風險預測

交易風險管理是“必修課”，而這門“課程”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對匯率變動的預測。

理論上，在匯率波動的量化上，遠期可以參考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盡管實證支持并不很有力），而作為短期匯率風險的交易風險來說，利率平價這個套利模型更受推崇，也更具實證價值。

2.風險管理決策

這個環節將會決定采用哪些方法來進行交易風險的管理。一般來說，風險管理的目標分為兩類:一類是成本節約型;另一類是利潤創造型。前者指通過風險管理，使交易風險的損失盡可能小，以節約總成本，選擇這種目標的公司所采用的風險管理技術多為保守型，且管理相對靜態和被動；利潤創造型則是保留風險帶來的收益，并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利潤創造為目標的公司使用的風險管理技術較先進，管理更積極，但是會產生新的風險。因為以利潤創造型為目標的公司多采用金融衍生工具進行風險管理，而這些工具本身就含有極大的風險。

交易風險管理和會計風險管理，一般在進行外匯風險管理時不可兼得?？鐕拘枰幚砗脙烧叩年P系，明確公司更關注哪類風險，并進行相應的風險管理。

3.交易風險管理

正確選擇對外交易中的計價貨幣、外匯儲備、提前和延遲收付款、參加外匯保險等方法可以在成本節約型風險管理中使用。成本節約型企業更多傾向于遠期外匯交易，利潤創造型公司則偏好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套期保值。

四、在華跨國公司交易風險管理常用方法及對在華跨國公司交易風險管理的建議

1.在華跨國公司交易風險管理常用方法

人民幣目前正面臨單方面升值預期，中國采取的是小幅度漸進升值的方式，在華跨國公司可以清楚預期人民幣匯率目前會小幅度持續升值。

目前，中國的金融市場并不完善，多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缺失，金融服務滯后。因此，在華跨國公司的交易風險管理只好采用傳統風險管理方法進行單一管理，即只能是成本節約型的風險管理目標，較為被動。

在華跨國公司，目前普遍采用遠期外匯交易進行風險管理。遠期外匯交易保值是交易雙方通過簽訂外匯交易合同,事先約定未來的交割幣種、數量和匯率,到期按預定條件進行實際交割。一般是客戶與銀行簽訂合約,客戶通過這種交易,能保證在未來某一時刻,以確定的匯率獲得所需貨幣,從而有效地避免匯率波動的風險。

2.對在華跨國公司交易風險管理的建議

根據一般模型，以及實證中的情況，對在華跨國公司交易風險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議:

(1)理論上，在匯率波動的量化上，可以考慮利率平價模型。但是，中國目前的利率并不是完全按照資本市場的供需關系來定的，所以用利率平價模型來進行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量化預測是肯定不準確的。而且，在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根據現實(歷史)經驗，有兩個指標極其需要關注，一個是美元兌人民幣一年期海外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市場上對人民幣遠期匯率的報價，另一個就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外匯掉期業務報價。

理論上，根據Kaen和Hachey，Hartman和Swanson的研究，他們考察了美國國內利率引導離岸市場利率的情況，提出了著名的“境內優先說”。用在人民幣匯率上就應該是國內遠期匯率引導NDF。但是，在人民幣匯率上，外匯管制弱化了本土信息優勢的功能，NDF一直充當了匯率波動引導者的角色。NDF比境內遠期要更準確地從事“價格發現”。值得注意的是，在投機資本的驅動指標上，NDF對熱錢的風向標作用明顯不斷增強，同時，國內匯率市場要越來越看重NDF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位置和沖擊的力度。NDF目前的日均交易量已經做到了6億美元左右，大約在亞洲外匯市場排名第三，其市場規模和地位進步神速。新加坡作為目前最大的人民幣NDF離岸市場，其報價已經顯著制約了國內人民幣對美元遠期匯率的報價。香港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另外，中國央行與十家商業銀行于2005年11月25日進行了一筆金額達60億美元的人民幣與美元掉期業務，當時將一年期人民幣與美元的交易匯率定為7.85。2006年11月24日，外匯即期市場上，美元兌人民幣的中間價出現了“驚人的巧合”，報價正好是7.8526。由此可以看出，央行的掉期業務的匯率波動預測極具指導意義。

(2)跨國公司在考慮選擇成本節約型或利潤創造型時應該結合自身情況，甚至針對不同的業務采用不同的目標。一般地，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通常采用的是利潤創造型風險管理目標。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實質是創造風險的金融票據，且金融機構的核心業務就是與資產的增值緊密相關，因此將風險杠桿化，使用衍生工具管理風險并創造利潤是首選。相反地，對于非金融機構來講，由于這些公司的核心業務仍是商業交易，所以采取傳統、簡捷、實用的風險管理方式，即對沖風險更為合理。

(3)目前，在華跨國公司的交易風險管理采用傳統風險管理方法進行單一管理。提前、延遲收付款和外匯遠期協議是在華跨國公司最常用的風險管理方式，目前開來也是最實用的理方式。這種保值方式比較靈活,手續簡便,且避險效果好,成本低,因此在國際上也被廣泛采用。此方法簡單實用，目前來看，不足之處就是價格略高，企業難以完全享受到風險管理保值之好處。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完善，人民幣衍生品的成熟，利潤創造型的風險管理勢必成為在華跨國公司未來風險管理的趨勢。因此，跨國公司應該對相關金融衍生產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并擁有一批專業人才;在用衍生品進行風險管理和創造利潤的時候，也要注意衍生品本身的風險。

(4)跨國公司應該樹立風險管理文化，建立建全風險管理部門、人員、流程等，并根據自身戰略和東道國經濟環境進行合理的風險管理。有能力的跨國公司應該建立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將匯率風險作為其中一環融入整個公司的新的適合全面風險管理的框架和流程中去。

第5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剛開始的資本投資規模都較?。◤目蒲腥藛T的數量看），研究人員一般只有十幾到幾十人,但最近幾年規模增長較快。比如，摩托羅拉在華科研人員已超過2000人、德爾福（中國）科技研發中心一期招聘科研人員500人、西門子（南京）公司2005年擴招200名研發人員。另外，母國來源不同，研發機構的規模不同。從主要幾個母國來源地看，歐美公司的研發機構規模較大，日本、韓國公司研發機構的規模次之，中國香港及中國臺灣公司的研發機構較小。比如，2003年全球研發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除日本豐田公司排第五外，其他都是歐美的公司。

二、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的區位特征

首先，區位分布比較集中?？鐕驹谌A設立的研發機構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四地。截至2005年底，總計750余家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中，有200余家位于北京、170余家位于上海、150余家位于廣東、120余家位于江蘇，這四地所占比例超過了85%。余下的100家左右主要分散在天津、杭州、成都、西安、大連等地。

其次，不同區位有不同的行業特征。各地區跨國公司研發機構的行業分布有所側重。北京吸引的跨國公司研發投資側重于電子、通訊、軟件等行業；上海還包括了不少汽車、化工、制藥等行業；而以深圳、廣州為代表的廣東的跨國研發機構側重于通訊行業；以南京、蘇州、無錫為代表的跨國研發機構側重于電子、通訊、軟件行業；西部的跨國公司研發機構主要側重于通訊和軟件行業。見下表1。

主要地區高新技術產業與當地跨國公司研發機構的產業對應關系

最后，不同區位的研發機構功能和規模有所不同。由于北京和上海分別是我國政治和經濟中心，集聚了我國大部分的尖端科技人才，另外，著名高校的云集、基礎設施的完善和較完善的政策措施，使得北京和上海成為跨國公司設立研發機構的首選地，絕大多數早期的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設立于這兩地。廣東和江蘇由于利用外資最多，有大量的在具體業務部門或合作企業內部設立的研發部門設立于此。西部地區的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則多為其在華研發網絡中的一個分支機構。

三、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的組織特征

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設立方式通常有四種：設立獨立的研發機構；與高校、科研機構合作設立研究機構；在具體業務部門或企業內部設立研發機構;與其他企業合資設立研發機構。資料分析表明，歐美國家偏愛設立獨立研發機構，日韓國家則較多地在具體業務部門或企業內部設立研發機構。為了技術保密，以及其絕對優勢的保持，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機構采用與中方的企業或高校、科研機構合作方式的很少。

早期的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多為非獨立法人，作為其在華公司的一個部門或一個機構存在。但是，它們一般不隸屬于中國的總部管理，其活動與業務有較大的獨立性。隨著政策的開放，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研發機構。

另外，其治理模式還與所屬行業有關。高新技術行業，如電子、信息、軟件等行業的研發機構大多是獨立的,如摩托羅拉中國研究院,朗迅貝爾實驗室等均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一些傳統行業,如化工、汽車等，其研發機構一般都以非獨立法人的形式存在。

四、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機構的功能特征

根據研發機構的功能，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可分為五種類型：技術開發型、技術跟蹤型、技術支持與技術改進型、基礎技術研究型及綜合性研究與開發中心。

首先，技術支持與技術改進型為主。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機構從其功能上絕大多數可以歸為技術支持與技術改進型。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與歐美、日本等還有較大的差距，這使得其他四種功能類型存在的基礎條件不能很好滿足。

其次，行業不同，研發功能不同。電子、軟件等高新技術行業總體上更加側重研究。比如：微軟、IBM已經開始了一定的基礎研究活動。汽車、化工等行業則更側重開發。比如：為了適應中國的路面而調校汽車的懸掛系統。

最后，市場競爭不同，研發功能不同。市場競爭越激烈的行業，研發機構的功能越強大，如電子、軟件和電信行業。

第6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關鍵詞：跨國公司企業文化投資效益

企業文化被定義為企業成員共有的哲學、意識形態、價值觀、信仰、假定、期望、態度和道德規范。在企業追求其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過程中，企業文化解釋了企業為什么要這樣做的基本原因。從企業文化這個概念被提出以來，它已經被公認為影響企業組織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會影響到企業投資效益（SiehlandMartin，1990；KotterandHeskett，1992）。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多有實力的公司走上了跨國經營之路，成為跨國公司。在實踐中，所有希望通過海外投資來獲取高額回報的跨國公司都面臨著如何解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社會、不同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問題。無視這種差異，而照搬母公司的全套經營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正如戴維•利克斯所說：“凡是跨國公司的失敗，幾乎都是因為忽略了文化差異所招致的結果。”相反，那種完全抹去母公司的一切烙印，一味地迎合當地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跨國公司一方面需要保持母公司的經營特色，分享母公司的戰略資源，另一方面更需要盡快融入到當地的本土文化中，實現企業文化的本土化，從經營理念到經營方式都要適應所在國的國情、制度和傳統。無數事實證明，跨國經營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本土化戰略。

近年來，隨著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投資目的地選擇在中國。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為了加強其設在中國的子公司的市場競爭力，紛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并不斷加快步伐。這一現象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一些學者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對跨國公司在拓展業務方面所面臨的挑戰進行探討，更多學者從本土化給跨國公司和國內競爭伙伴帶來的利弊進行分析。從文獻方面看，國內關于企業文化和本土化問題的探討大多集中在價值判斷和倫理層面。無論是企業文化差異的比較，還是本土化的利弊之辯，其研究思路大體如此。

本文不同于以往關于企業文化簡單價值判斷的邏輯，而把企業文化與企業的生產管理、組織設計、營銷策略、人力資源等各種技術因素視為一類，它們都屬于企業經營中的技術因子。正如企業管理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的那樣，企業文化在企業經營中不僅發揮著理念、信仰和道德規范作用，而且是一個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的技術因子，可以影響和制約企業的投資效益。

對于跨國公司而言，企業文化的技術含量在母公司和東道國之間存在差異。本土化實際上是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在東道國的一種技術轉化。這種轉化必須而且只能通過企業中的“人”來實現。這就是企業文化本土化中的人力資源同化現象。本土化是一個長期、漸進而持續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實施本土化的跨國企業完全不考慮投資的經濟效益，而純粹把本土化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

文化因子及其特征

企業文化是一種像生產過程中的操作準則一樣可以被企業經營者或員工掌握的實用技術，本文稱之為文化因子。文化因子扎根于企業的管理理念之中。無論人們對企業文化的理解存在多大差距，作為實用技術的文化因子始終與企業經營的核心價值觀聯系在一起。這種核心價值觀反過來又影響著企業的具體決策和經營行為。實際上，所有有實力拓展海外業務的跨國公司都有自己的企業文化，或者說有一種體現在企業經營者和員工身上的文化因子，這些文化因子在許多方面影響著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的行為，比如如何對待顧客，如何確立規范，如何創新等，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發展。

（一）文化因子的度量

文化因子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可以從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內部凝聚能力、經營標準化能力和全面責任能力等方面加以觀察，如圖1所示。

由于與文化因子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因素具有可測性，因此，文化因子是可以度量的。第一，市場拓展能力的衡量。對待客戶的態度和方式可以看作是衡量企業市場拓展能力的一把標尺。第二，內部凝聚能力的衡量。對待企業內部員工或人力資本的態度和方式又是一把衡量企業內部凝聚能力的標尺。第三，經營標準化能力的衡量。對待產品質量與服務質量的態度和方式可以被看作衡量企業經營標準化能力的一把標尺。第四，全面責任能力的衡量。以負責的態度對待企業財務狀況同時也以負責的態度承擔社會責任，利己又利人，這是企業具備全面責任能力的表現，可以作為衡量企業全面責任能力的標尺。

（二）文化因子的特征

以上四個方面是衡量文化因子這種實用技術的幾個維度。另一方面，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文化因子本身還存在一些可以觀測和評價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是由文化因子作為可操作的實用技術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的，包括：

寄生性。文化因子可以看作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素質的體現，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過企業中的經營者和員工來體現；兼容性。在一個企業組織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文化因子A和文化因子B）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同時共存；滯后性。文化因子的效用只能通過一段時間以后的投資效益來證明，而不能以現有的會計數據直接反映出來；差異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間由于它們的淵源、規則和實踐者（即它們的寄生體或宿主）不同，而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可比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事后的效用的不同，它們對投資效益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都是可以相互比較的；長效性。和所有與企業經營相關的技術因素一樣，文化因子也可以產生投資收益，只不過對投資收益的影響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發揮比較顯著的效果。

在文化因子的上述幾個特征中，寄生性和兼容性是文化因子的基本存在形式；差異性和可比性是文化因子所以能夠度量的前提條件；滯后性和長效性則是文化因子生命力的表現。對于跨國公司來說，企業文化本土化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母公司與東道國之間不同文化的兼容性。這種文化兼容，使得文化因子得以順利跨越輸出資本的母公司和吸收資本的東道國之間的障礙。

企業經營者和員工都是文化因子的生命載體。其中，企業經營者主要是指企業的投資者或所有者，而企業員工則包括企業管理者在內，它們是企業具體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的實施者和執行者。就投資戰略而言，企業經營者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他們是企業文化的倡導者，在他們身上更能體現文化因子對企業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的影響力。不過，就一般規模的企業而言，員工在企業總人數中占大多數，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內部凝聚能力、經營標準化能力和全面責任能力都需要通過他們來實現。從這些方面來看，他們是企業文化因子的主要載體。為了研究方便，在本文中，我們把文化因子看作寄生在跨國公司員工身上的一項特定技術，簡稱為“文化因子－技術”。員工掌握了文化因子－技術之后，在投入生產活動過程中，可以發揮更高的效率，從而間接地促使企業經營者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相反，缺乏文化因子－技術的員工將面臨企業的淘汰。借助這個淘汰機制企業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鐕颈就粱制谀Ｐ?/p>

本文假定，跨國公司已經決定將資本投資在中國（東道國），它需要在中國的勞動市場找到能夠實現其投資戰略的具有“文化因子-技術”的員工。由于文化因子的兼容性和差異性，跨國公司內部需要在母公司企業文化和東道國企業文化之間尋找一種和諧共存的機制，這種機制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因子。

許多來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并不是選擇一步到位的方式來實施企業文化的本土化，而是采取分步到位的本土化策略，讓不同文化因子分期進入。假定在一個投資周期中，跨國公司的本土化分兩期進行：第一期，企業文化主要是母公司文化，可以稱之為“文化因子-技術A”；第二期，企業文化由母公司文化向東道國文化轉化，即本土化，本文稱之為“文化因子-技術B”。在本土化過程中，寄生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文化因子與跨國公司的投資收益情況在不同時期將有不同表現。

（一）第一期

t=1，跨國公司實施母公司企業文化，本土化還沒有提上日程。這時期，跨國公司的文化因子與其投資收益情況如下：

1.跨國公司在本國雇用員工，將他們外派到公司投資目的地中國。由于人力資源缺乏，跨國公司外派員工未必都很熟悉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如果他們對母公司企業文化很熟悉，則可以認定他們掌握了“文化因子-技術A”；不熟悉者，自然就不具備這種文化技術素養。假定那些來自本國而沒有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項目的勞動可以創造的收益為R，而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所創造的收益就是r+ΔA，且ΔAf0。顯然，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能夠創造更多投資收益。

2.如果跨國公司鼓勵邊干邊學，那些已經受雇而沒有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本國員工就可以通過個人努力來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素養，并最終成為“文化因子-技術A”的擁有者。假定他們的努力水平為a∈[0,1]，則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概率為s-(1-s)a，其中，s是當a=0時本國員工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自然概率。

3.在人力資源比較充裕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某種甄別技術來識別那些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假定跨國公司不允許外派員工出現濫竽充數的情況，那么，對于那些即使通過努力也無法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企業將不得不淘汰他們。因此，在這個時期，跨國公司通過淘汰機制確保那些來自本國的員工具備企業所要求的文化素質。

（二）第二期

t=2，跨國公司實施企業文化本土化。這時期，跨國公司文化因子與其投資收益情況如下：

1.跨國公司在投資目的地中國雇用本地員工，這些中國員工可能熟悉跨國公司業務又熟悉當地情況并擁有“文化因子-技術B”，也可能不具備這一文化技術素養。假定那些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中國本地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為R，那么，那些擁有“文化因子-技術B”的員工（或者稱本土化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為r+ΔB，且ΔBf0。

2.跨國公司實施企業文化本土化的前提條件是本土化較之非本土化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掌握“文化因子-技術B”的本土化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大于擁有“文化因子技術A”的母公司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即r+ΔBfr+ΔA?；蛘擀fΔA。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來自母公司的員工可能有一部分將要被本土化員工所取代。

3.在這個時期，由于人力資源比較充裕，跨國公司對于母公司員工和本土化員工都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因此，就業競爭促使所有希望獲得工作崗位的員工在入職前就應該完善自己的職業技術條件，而不是在入職以后再通過自己努力來提高其文化技術素養。這樣，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競爭，跨國公司將能夠獲得它所需要的本土化員工，從而實現企業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

4.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的差異程度。假定跨國公司能夠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和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員工。找到前者的概率是Pr[Am]=s，找到后者的概率是Pr[Bm]=s+(1-s)sμ。其中，s是員工入職前已經具備企業所需要的文化技術素養的概率，μ是衡量跨國公司母公司文化與本土化文化相近程度的參數。如果μ的值較大，則意味著兩種文化較為接近，此時，母公司員工也能在本土化文化中表現出色；相反，如果μ的值很小，則意味著兩種文化差距太大，母公司員工將不能適應本土化文化。

為了方便起見，假定每個員工入職后都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資w，那么，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要達到效益最大化目標，必須使每個員工創造的收益大于其工資成本，即使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條件的員工也不例外。因此，跨國公司雇用的員工創造的收益必須滿足最低條件rfw。在此前提下，那些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本國員工和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中國員工自然能夠為跨國公司帶來更多投資收益。

跨國公司本土化的條件

跨國公司的本土化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其投資策略，而不是相反?？鐕緦嵤┍就粱瘯r，對于母公司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從來都不是盲目進行的，而是以企業的戰略利益為導向的。

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著跨國公司放棄其從母公司所傳承下來的企業文化，它所放棄的僅僅是那些不利于實現其戰略利益的文化技術形式。其次，本土化也不意味著跨國公司迎合東道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它只是利用東道國的便利條件和比較優勢來達到最大化其投資收益的目的。最后，本土化也不意味著跨國公司接受東道國的經營理念和經營哲學，它所奉行的仍然是母公司的經營理念和經營哲學。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寧可把本土化看作是其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向東道國的一種“技術轉化”，這種轉化的范圍和深度完全取決于企業的投資策略。

根據前面的假定，本土化員工之所以受器重，是因為他們承載著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向東道國轉化的“文化因子-技術B”，而且，ΔBfΔA，他們所創造的投資收益比單純擁有“文化因子-技術A”的母公司員工要多。假定跨國公司以同一標準支付每一個員工的工資，無論是來自母公司的員工還是當地員工，他們得到的工資都是w，而且除非被雇用，否則他們的工資為零。那么，一個母公司員工給企業創造的凈收益為(r-w)+ΔA，而一個本土化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r-w)+ΔB。所有母公司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其中，N是母公司員工總數；所有本土化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其中，M是本土化員工總數。

本土化也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跨國公司企業文化轉化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領域，特別是人力資源方面。

跨國公司的目標是要追求更多的投資收益，本土化戰略也要服從這一目標。因此，本土化的實施必須獲得超過其成本的收益。假定跨國公司實施本土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為C，從員工本土化中獲得的總收益為R，則跨國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必要條件是：

R-Cf0

或者，

上述必要條件是顯而易見的。只有滿足這一必要條件，跨國公司才會采取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跨國公司也不得不實施本土化，否則就有可能在競爭中失去優勢地位。

跨國公司本土化優勢與投資效益

從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實踐來看，本土化的優勢是中外不同文化因子在企業經營中的比較、適應和選擇中表現出來的。具有比較優勢的文化因子必然能夠帶來更好的投資收益，因而更符合企業經營者（投資者）的利益。

在跨國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中，跨國公司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的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的概率為Pr[Am]=s，包括在本土化第一期通過自己努力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其概率為s-(1-s)a]在內，具備母公司文化背景的員工在企業中所占比例為：

LA=Pr[A]+Pr[A]×Pr[Am]

=s+(1-s)a+(1-s)(1-a)s

=s(2-s)+a(1-2)2

如果跨國公司不采取本土化策略，而是完全依靠母公司員工以及母公司文化，那么，到第二期，跨國公司的總收益為：

ΠA=(R-w)+LAΔA。

如果跨國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它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本土化員工的概率為Pr[Bm]=s+(1-s)sμ，而母公司員工和本土化員工在企業所占比例為：LB=s+(1-s)sμ+(1-s)2sμ+a(1-s)3μ?？鐕镜目偸找鏋椋害癇=2(R-w)+[s+(1-s)sμ+LB[2-s-(1-s)sμ]ΔB。

根據ΔBfΔA的假定，顯然，ΠBfΠA，本土化給跨國公司創造的投資收益更大。如果把本土化員工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考慮在內，修正跨國公司對本國員工與本土化員工的同工同酬假定，那么，本土化的投資效益將更加明顯。

結論與展望

第7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本工資、福利、津貼、獎勵和稅收等五個部分組成。1．基本工資。外派人員的基本工資通常與其在母國類似職位的基本工資水平相同，以母國貨幣、當地貨幣支付，或兩種方式結合使用。例如，為美國跨國公司工作的德國經理被派到印度工作，他的基本工資與在德國工作時相當。而美國經理就和他在美國工作時的基本工資相當。2．駐外補貼。通常只為母國外派人員和第三國員工提供，作為到海外工作的一種補償。駐外補貼一般為基本工資的5％～40％。3．津貼。（1)住房津貼。提供住房津貼是為確保外派人員能夠維持在母國的居住水準，這種津貼通常是根據估算或實際的數額發放的。（2)探親補貼。為外派員工提供每年一次或多次的回國費用，目的是幫助外派員工緩解工作或生活壓力。（3)教育津貼。“對于有子女的外派人員來說，公司將為其承擔更多的責任。外派人員希望子女能在使用本國語言授課的學校接受教育，通常有母公司支付這些員工子女的學費，即教育津貼。如果在員工的外派工作地點沒有提供其國內教育的學校，那么母公司就會提供津貼供其子女在國內的寄宿學校就讀”。[1]（4)安家補貼。主要用來彌補因到海外工作才發生的重新布置家庭的費用，包括搬家費用、運輸費用、購買汽車的費用，甚至包括加入當地俱樂部的費用等。4．福利。許多公司還要保證其外派人員在國外的醫療、養老金等福利水平與在母國一致。此外，跨國公司一般都給予外派人員額外的假期和特殊的休假。公司為這些員工及其家屬一年一次回家探案、應急休假和因案人生病或病故回家探望等活動提供機票。5．獎勵。國外服務獎金是外派人員由于在其本國以外工作而得到的額外報酬，是激勵員工接受國外任命的手段。外派人員生活在遠離家庭和朋友的異國他鄉，必須應付新的文化和語言，必須適應新的工作習慣和做法，這些不適可通過國外服務獎金得到一定的補償。大多公司的獎金比例是基本工資的10%-30%，平均為16%。為了激勵員工，最近幾年跨國公司制定一些特殊的獎勵計劃，由于一次性獎金制度具有很多優點，因此越來越多的公司減少對海外工作人員的持續獎勵，逐步以一次性獎金取代。[2]6．稅收。除非東道國與外派人員的母國間有互惠納稅協議，否則外派人員必須向母國和東道國政府雙重納稅。當沒有互惠納稅協議時，公司一般要為外派人員支付在東道國的所得稅。此外，當東道國較高的所得稅率減少了外派人員的凈收入時，公司會對此差別作出補償。

二、跨國公司外派人員薪酬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梳理大量相關文獻，并對跨國公司外派人員薪酬體系進行現狀分析，我們發現，盡管現有外派人員薪酬體系設計越來越注重員工福利，對調動外派人員工作積極性起到重大作用，但是仍然存在部分不足之處，主要表現以下六個方面。

（一）薪酬未能起到真正的激勵作用隨著新技術的開發以及新理念的產生，為了能夠及時把這些新的技術和理念帶入到子公司去，母公司會尋找合適的員工外派到其子公司去實現這些新的技術和理念，從而會根據各項指標開始挑選一些適合做這項工作的外派人員。然而公司也需要考慮一些個人因素，如該員工愿不愿意外派，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公司根據各項指標選出適合的員工，而這個員工卻不接受外派，那么前期做的一切工作就付之東流。如果征詢員工的意愿，再從這些愿意外派的人員中選擇合適的員工。而此時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由于外派人員的薪酬相對較高，也就吸引了那些追求物質利益的員工，此時的這個員工有可能不會給子公司帶來利益，他沒有為組織做貢獻的意識，會導致外派失敗。也就是說，外派人員接受外派是出于更高的薪酬目的，而不是出于對企業長久發展的需要。此時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對于子公司的發展也會起到一定的影響。

（二）薪酬體系針對性太強從薪酬體系的設置來看，它為員工考慮的還是相對周全的，各種可能出現的因素都包含在里面，可是它忽略了員工的心理不平衡因素。對于那些他無法享用的福利，他們會感到自己所得比別人少，也就產生了抱怨和不滿的心理，從而影響了工作效率。薪酬體系相對來說更針對于那些已成家立業的中年人，而對于那些踏入社會時間不是太長并且沒有結婚的人來說，他們沒有孩子，也就沒辦法享受這些教育津貼，他們會感到心里的不平衡，他們會覺得公司對他們不夠重視，從而覺得不管自己做的多好公司都是不會認可的，從而導致工作以及心理上的消極。

（三）薪酬體系的制定缺少員工的參與隨著競爭的愈加激烈，為了保留員工的積極性，組織開始尋找可以刺激員工績效的方法。員工的績效可以直接影響到組織績效。組織的薪酬體系在員工的績效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制定薪酬體系時要考慮那些能夠激勵員工的因素。[3]現在各企業都開始強調員工參與公司管理，但是很少有公司讓員工參與薪酬的制定。公司很少去分析員工的真正需求，去征詢他們對于改進薪酬體系的意見。即使公司制定了很多獎勵措施，很多情況下也只是公司的一廂情愿，使得公司的成本高而其又沒有達到應有的激勵作用。針對外派人員，每個人的需求與追求不同，有的人注重的是物質的激勵，而有的人注重的其他福利。比如，有孩子的員工可能會為了給自己的孩子一個出國留學的機會而選擇外派，而有的只是追求外派的高薪酬。

(四）跨國公司外派人員薪酬設計存在同工不同薪酬的現象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跨國公司可能有不止一個分公司，為了把母公司的先進技術和思想盡快地運用到其子公司中去，母公司會派出幾名員工到其各個子公司中去，然而由于子公司所處的國家不同，大多數人更傾向于去那些發達國家中的子公司。因為外派人員的一部分薪酬是根據其外派到的國家的消費水平來制定的。在各種可能的約束下，外派人員對公平性的要求是外派人員薪酬管理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具體來說，這種公平性包括外派人員與國內同事之間的公平、外派人員與子公司同事之間的公平以及外派到不同子公司外派人員之間的公平。由于外派人員的薪酬水平根據其外派到子公司的國家的經濟狀況有關，也就有可能出現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所以大多數外派人員更愿意去那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從而獲取更高的報酬。

（五）外派人員薪酬發放不透明現在大多數跨國公司都采用秘密發放薪酬，認為這樣有利于自己團隊的穩定，發揮團隊的合作精神?？梢员Ｗo低收入者的自尊心，避免同事之間的攀比。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真正能做到絕對保密的公司是不存在的，那都是理想化的。外派人員的薪酬同樣也是秘密發放的，每個外派人員是不了解其他外派人員的薪資的，也不了解當地員工的薪酬。發放不透明的會使每個人都有好奇心，越是秘密的事情大家越關注，他們會四處打聽別人的薪資，也會互相猜測，產生一些流言，不利于子公司的健康發展。[4]（六）缺少薪酬與績效掛鉤的考核內容雖然薪酬與績效掛鉤有助于調動外派人員的積極性，也有助于幫助跨國公司挑選和晉升優秀的綜合業務人才，但是以何種標準作為考核外派人員的綜合能力還有待驗證?！爸袊蠖鄶祵ν馔顿Y企業并未形成嚴謹、規范的外派人員績效評估系統，通常使用單一的基于業績的評估，以投資收益或利潤為指標，以母國總部評價意見為主或以東道國當地評價為主，考慮文化差異較少等等，使得績效評估失去全面性，對外派人員的監督、控制、激勵的作用也被削弱?！?/p>

三、跨國公司外派人員薪酬設計的對策

（一）促使薪酬體系發揮其應有作用針對薪酬未能起到真正的激勵作用這一問題，應合理設置薪酬體系，使其真正為公司服務。由于高薪酬吸引了過多的物質性員工，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外派人員在其子公司的任務是相當大的，他是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聯系中樞，他的工作心態將會直接影響子公司的發展。因此，我們應該挑選有能力且有責任心的外派人員。這就需要設置合理的薪酬體系來激勵他。此時可以設置一些任務，比如給其一定的任務量，如果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則給與一定的獎勵。當然，這必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第一，這個獎勵可以有效地激勵員工，也就是說結果是吸引人的。第二，要求的任務必須是在員工的能力范圍之內，也就是他們能夠做到的。第三，一旦任務完成，必須保證員工能夠得到應有的報酬。[6-7]同時應向當地勞動保障部門了解一下當地各崗位的薪資水平，根據現有的薪資在制定一定額度的獎勵制度，以提高外派人員對工作的積極性。

（二）跨國公司外派人員薪酬體系應全面化現有的薪酬體系已經是很完善的，它為外派人員考慮了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并為之提出對策。它為外派人員考慮到住宿、孩子的教育、配偶的工作安置以及稅收等等。但是它忽略了對于那些無法享受這些待遇的外派人員，這將是他們心里不平衡的開始。假如有些外派人員不需要那些教育津貼，而有的人卻是對于教育津貼要求極高的。當他們進行對比時，會出現抱怨不公的情緒。此時應該把薪酬體系設置的更加全面化，可以針對不同類型的人設置一套薪酬體系。比如，對于這些不需要教育津貼的人，我們可以為他們安排同等成本的旅游或者是物質激勵。

（三）外派人員的薪酬設計應該根據員工的需求而定現在的管理制度大都由管理者單方面制定的獎罰規則并作出評定，普通員工只能無條件遵循，缺乏民主性?，F在制定出的薪酬體系往往很難符合員工的需求，這樣員工會帶著不良情緒到工作中去，會影響外派人員對于技術和理念的傳達。薪酬體系的設置無非就是滿足員工對物質以及其他方面的需求，而同樣是需求，為什么不根據員工的需要設置呢？我們在設置薪酬體系過程中讓員工參與其中，他們可以提出他們需求，激勵他們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從而得到他們想要的。因此，要想使得他們努力工作，就必須讓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滿意。要想讓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就必須是對工作的喜愛以及報酬的滿意，也就是工作滿意度要提高。缺乏工作滿意度預測導致員工離職[8]，工作滿意度是對工作一個情感、態度和認知,它與組織結果有一個重要的和積極地關系。[9]對于每個人而言，只要是自己特別想擁有的東西，自己就會為得到它而拼盡全力。對于外派人員也一樣，我們可以設置一些調查問卷，通過了解員工的需求來設置薪酬體系。

（四）外派人員薪酬應公平透明化透明化的薪酬發放可以減少員工之間互相打聽對方薪酬的現象發生，同時可以避免有些人暗箱操作、滋生腐敗。員工可以花費更多的時間來努力工作。另外，如果員工不知道同事的收入的話，也不利于競爭。透明化的薪酬發放可以給員工一個互相對比的機會，找出自己薪酬低的原因，進而努力工作?？鐕镜耐馀扇藛T的薪酬相比來說是比較復雜的，它里面包含了各種津貼、福利等。由于員工外派到不同的子公司，所處的國家不同、經濟實力不同，也就使得其薪酬差距很大，此時就需要薪酬設計人員把各子公司所處國家的經濟水平、稅收等等各種情況收集起來，給員工一個標準，他們可以參考這個標準來對比自己同別的員工的薪酬。

第8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一）發達國家的成本論

內部化理論：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鑒Coase交易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市場內部化理論，在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內部化可以規避市場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問題，其內部化理論也涉及到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問題：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在內部化成本低于市場成本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本質是企業管理、控制權的擴張，通過跨國公司的內部機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場機制，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唆敻衤?、赫爾普曼認為，到東道國開展直接投資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減少直接貿易帶來的運輸成本，繞開當地的貿易保護。Friedman等也認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大小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績效，跨國公司傾向于就近投資，以降低運輸成本、搜尋成本。

（二）發達國家的優勢論

1．壟斷優勢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壟斷優勢”理論，70年代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補充和發展。在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利用自身的壟斷優勢排斥自由競爭，獲得超額利潤。他們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產品市場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標、市場技能存在差異；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性，各種生產要素的性能存在差異；由于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還有由政府關稅等政策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壟斷優勢，如產品性能差別、特殊銷售技巧、控制市場價格的能力等；生產壟斷優勢，如經營管理技能、融通資金的能力優勢、掌握的技術專利與專有技術；規模經濟優勢，通過一體化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信息網絡技術優勢。壟斷優勢論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壟斷優勢，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所在。跨國公司要根據自身的壟斷優勢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應選擇在能發揮自身的生產、市場、規模經濟等壟斷優勢的區位。

2．相對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由美國學者Vernon提出來的。其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每一個產品都要經歷創新階段、成長階段、標準化階段和衰退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產品的市場需求、要素密集度、生產區位都是不斷變化的。在產品的創新階段，產品市場需求較小，需要大量的資本、研發投入，產品生產區位位于創新國，有少量的產品出口；當產品走向成長階段時，產品的需求、生產量開始上升，生產企業可以選擇到一些對該產品需求旺盛、技術資金較好的發達國家進行生產投資；當該產品進入標準化階段，產品的創始國放棄在本國生產該產品，因為該產品的國內市場需求接近飽和，將產品轉移到其他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生產；當產品步入衰退階段，產品已經老化，不能適應市場需求，該產品就會完全退出世界市場。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應主要基于產品的生命發展周期，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是不同的。

3．比較優勢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的小島清教授提出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主要內容：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逐漸依次進行。與以往支持發達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壟斷優勢等理論不同，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強調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應選擇投資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將其投向能將該產業轉化成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東道國，這將引起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進出口組成結構的變化，而這一產業將在東道國演變成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擴張有利于投資國優化資源配置，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對東道國而言，接受了投資國的技術、管理、資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較優勢產業。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從產業比較劣勢的角度闡述了投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依據，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應是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選擇海外投資的區域應是能把該比較劣勢產業轉化成比較優勢產業的國家或地區。該理論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轉移一些標準化產業到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解釋了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國家之間投資的情況。

（三）發達國家的綜合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該理論是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來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吸收有關國際投資的壟斷優勢理論和內部化理論等的基礎上，結合區位理論解釋跨國公司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必須滿足三個優勢條件：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指的是一國企業所擁有的而國外企業所沒有的優勢。如一國企業所擁有的技術訣竅、研究開發、銷售技巧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企業所擁有的規模經濟優勢，大公司所具有的先進管理能力，企業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指的是為避免不完全市場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諸如對外交易成本較高，外部買者對技術出售價值的不確定，將其所擁有的資產加以內部化而保持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它指出了跨國公司內部交易的必要性；區位優勢指的是東道國在投資環境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包括諸如東道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很好的市場發展潛力，東道國的貿易政策等。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三者結合起來加以考慮。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特別強調了區位優勢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

（四）有關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Louis　Wells從發展中國家角度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說明發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生產技術，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生產成本低，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地位。還有學者從“心理距離”的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決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認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離”的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首先選擇周邊國家，然后是發展中國家，最后是發達國家這樣的區位選擇順序。

二、研究進展：利用新視角分析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一）基于微觀視角

傳統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多把不同類型的跨國公司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從宏觀角度來研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有些學者從更微觀的角度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從企業異質性的角度：他們以跨國公司企業間存在異質性為前提，具體分析異質性企業的區位選擇。關于企業的異質性，最初Bernard，etal．通過分析美國微觀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的經濟規模、生產率、資本和勞動密集度等經濟數據，發現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存在異質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業異質性，一般把各企業的生產要素差異作為衡量異質性的主要標準；Chen，M．and　Moore，M．從微觀角度分析了法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法國各跨國企業生產力的不同直接影響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法國高生產率的跨國企業更傾向于在那些市場潛力較小，較高單位勞動成本，較低勞動生產率，較低進口關稅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謝冰認為不同性質的企業存在很大的差異，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因其創新能力強、產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與其他企業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應針對其特點來研究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王方方在經典的企業異質性理論框架基礎之上，構建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動力機制框架，論證企業異質性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結論證明由企業異質性所帶來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量、模式的擴展及其企業異質性的空間效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直接的影響。

（二）基于跨國公司全球發展戰略視角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世界經濟出現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理論界一些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和全球經濟的發展結合在一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考慮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經營戰略，跨國公司應當在全球范圍內而不是在某一個特定國家內去整合資源，優勢互補，安排生產、銷售，謀求全球長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國公司要整合全球生產，協調各部分的價值鏈。價值鏈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認為企業的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兩者構成了價值鏈，基本活動主要包括后勤、生產、銷售、售后服務等，支持性活動包括人事、財務、計劃、研究與開發、采購等。全球生產價值鏈理論要求企業要綜合全球的比較優勢，安排生產、投資，取得最大的利益，價值鏈理論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劉偉全認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發達國家將一些失去競爭力的價值環節重組到發展中國家，其本身重點關注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低端嵌入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地理上靠近先進廠商分享技術擴散的好處，實現價值鏈升級。”

（三）基于空間組織發展模式的視角

Porter在闡述其競爭優勢理論時，首次提出產業集群概念，競爭優勢所需要的關鍵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導致相關產業地理集聚的出現，比如美國的硅谷，英國的拍賣業，意大利的紡織業等。Porter在有關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還建議跨國公司到相關產業集聚的地區投資，便于利用產業集聚帶來的技術、規模等效應。現在，產業集聚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產業組織模式，也成為引導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一個新趨向，高新技術企業只有嵌入產業集群體系中，才能更好地獲得集群創新資源，這種集群優勢是其他區位優勢難以具備的。Nachum　L．，Keeble．D．等認為，單憑借跨國公司內部獲得知識存在著局限性，跨國公司必須進入集群網絡，因為集群擁有更多的技術、信息和管理經驗，跨國公司子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要盡可能地融入當地集群里，以便于獲得更好的創新資產。Teece　D．J研究外國跨國公司選擇在美國硅谷投資的原因時發現，跨國公司之所以選擇在硅谷進行直接投資是為了利用硅谷集群產生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

（四）基于投資動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視角

近些年，學者為了彌補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包括影響直接投資的各種直接要素：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管理等，也包括間接要素：文化、制度等。這些要素無論是在投資國還是東道國都成為影響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由此而產生資本尋求型、技術尋求區型等區位選擇動因。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直接要素。如市場尋求動因：Bevan?。strin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大，能夠使直接投資者擴大產量，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實現規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其對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國內學者江小涓認為更好地貼近海外市場是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內市場發育不成熟，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國內市場已經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企業較好的途徑是開拓海外市場；尋求資源的動因：Dunning認為尋求和獲得持久的生產資源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江小涓認為，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以便于更多地參與國外資源的開發；尋求效率的動因：主要尋求東道國相對廉價、充裕的勞動力、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有三個方面：尋求市場，尋求效率，和母國政府對國有跨國公司的戰略要求；尋求戰略資產：跨國企業到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可以吸收較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品牌、經銷網絡等戰略性資產以獲得比較優勢。Deng認為，尋求戰略資產（如品牌和市場網絡）構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Buckley，et　al．認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弱勢企業可以從發達的企業那里獲得技術優勢，彌補自身的不足。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間接要素，包括東道國或投資國優惠的投資政策、制度環境、文化、雙邊協定等非經濟要素。如尋求有利于投資的規章制度：當選擇是否進入一個國家的市場進行投資時，東道國規章制度的合理性與否是投資企業主要考慮的問題。一般來說，投資企業總是選擇那些外資管制制度較寬松的地區進行投資，這使得跨國企業較容易適應當地的規章制度?，F有的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資制度的地區投資（如穩定的經濟政策、保護財產安全、較少限制所有權、較少腐?。鐕髽I在該國進行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作用。鄧明認為，東道國制度因素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國的制度環境也對其企業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選址產生很大的影響。Meyer，et　al．認為，中國所具有的與別國完全不同的、不斷變化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眾不同。如果中國與引資國的制度差異大，即相對于中國的引資制度，東道國的引資制度較寬松，對吸引外資較友好，那么，中國的跨國企業就會傾向于選擇東道國與中國制度差異大的地方進行直接投資。柴忠東認為，母國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興市場企業退出本國市場投資海外以規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這些企業在與母國相類似環境中從事經營的優勢。因此，制度的差異會導致OFDI選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國政府給跨國企業制度上的支持，中國跨國企業也會投資于風險較大的地區，進而獲得投資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認為，雙邊投資協定是促進投資的特殊機制，能夠替代較差的東道國制度環境。發展中國家與潛在投資目標國家的制度環境往往差距較大。制度較差的東道國法制薄弱、政策多變，外國企業的投資很難得到東道國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護，外國企業的風險很大，投資協定能夠保護其利益，減少投資風險。Spender＆Grevesen認為，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需要獲得和維持其合法性，因此面臨當地制度環境的同構壓力；尋求較小文化價值觀差異：東道國已經形成的價值觀、標準會制約著跨國組織行為。跨國企業需要樹立和培養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因其更容易遭受當地利益群體的攻擊，還要面對當地已經形成的各種約定成俗的標準。Kostova?。aheer認為，樹立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恐怕比遵守當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難，因為社會認知已經根深蒂固。Yiu?。akino認為，文化差異是主要的海外投資障礙，對投資選址有強烈的影響。東道國與母國的文化差異越大，跨國企業越難獲得東道國的文化認可。因此，從這點來說，跨國企業傾向于在那些與母國文化差異較小的東道國投資。關于文化差異的衡量，現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歸納出比較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四個維度：權力差距、不確定性的規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度與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間中國企業在世界上49個國家政府批準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發現市場規模更大，與中國文化相似性更強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五）基于習慣效應的視角

Scott認為，一種行為被多次重復，會視作習慣。在投資選址中，趕時髦、隨大溜效應會起一定的作用。東道國與母國交易的頻繁性可以通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體現。大的雙邊貿易額體現了東道國與母國經濟來往頻繁。不斷重復的交易被視作習慣，這會影響投資企業選擇與其母國有頻繁交易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因為，投資國企業會感到與其有頻繁交易的國家信譽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國學者胡昭玲，宋平應用動態VAR模型和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是良性互動的，這說明，與中國有頻繁貿易聯系的國家越能吸引中國企業的直接投資。

三、評價及展望

（一）評價

1．從多個視角、采用多種方法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從對經濟因素到對非經濟因素的研究。傳統的有關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從經濟因素方面考慮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成本論、優勢論等。隨著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出現后，新理論嘗試從多視角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如從非經濟因素中的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的制度狀況（雙邊協定、貿易政策，雙邊文化差異等）的角度，探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原因；還有從心理距離、習慣效應、投資動因等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區位選擇的問題。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的研究。傳統理論主要把跨國公司看做是無差異的整體，研究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很多學者是從較為微觀的角度具體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把企業看做是異質性的，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同的區位選擇問題；還有基于中觀的視角，研究不同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還基于全球化視角，把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納入全球的經營戰略，考慮價值鏈的協調整合因素；空間組織模式的創新，認識到產業集聚給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利益，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和產業集聚聯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由于數學的應用，從一般的理論分析發展到實證分析，心理學、制度學等學科也逐漸滲透到投資理論里，理性經濟人的純粹經濟學理論假設前提，逐漸被社會人所取代，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更趨向于接近實際，結合心理學、制度學、管理學等學科方法研究投資國、東道國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對投資的影響等。

2．現有理論研究較為分散，尚未形成獨立的體系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專門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體系，現有的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主流投資理論的附屬品。相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依據的研究較為片面、分散。僅僅憑借一種或幾種因素來決定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是不夠的，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分析應該是綜合的，既要考慮投資主體情況，主體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的各種優勢、投資動因、戰略導向等，也要考慮東道國的客體情況，諸如制度、環境、文化、市場規模；既要從宏觀上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的區位選擇問題，也要從中觀、微觀具體分析不同產業、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體制、不同性質企業的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因其研究較全面，還是值得借鑒的，但是該理論主要是指導早期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無法說明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發展的當今社會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產組織模式等新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在現有的研究中，雖然有學者結合制度、心理等學科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但是這些研究還處在較邊緣的位置，尚未納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主流。

3．現有理論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研究中，對發達國家區位選擇的研究占上風，對發展中國家相關問題的研究較少，現有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問題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發達國家相關理論基礎之上，未能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特質，提出開創性理論，原因之一在于發達國家是跨國公司的創始者，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較長，相關理論研究也較為豐富。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小規模”技術優勢論，也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外投資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基礎設施落后，綜合實力不強，其“小規模”技術優勢已經日益被發達國家地方化的跨國生產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規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投資的趨勢，適應時展需要的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有理論體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時間還很短，國內學者相關理論研究缺乏創新性。中國在該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太大的突破和創新，大多是對西方現有直接投資理論的分析和驗證，他們在西方經典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基礎上，利用單純的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所用數據往往忽略了一些個體差異，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對企業的投資情況展開實地調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現實的有關投資的問題，不能很好地指導中國企業實際開展對外直接活動。國內研究建立在西方有關投資理論的基礎上，忽略本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點，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對外直接投資有特殊性，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應該有自己的特點。

（二）展望

1．區位選擇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區位選擇是否影響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從實際情況來看，好的區位選擇有利于跨國企業規避投資風險、各種制度缺陷、利用當地豐富的資源、技術等優勢，取得巨大的投資利益，反之，亦然。從現在的研究情況來看，就區位選擇和跨國企業投資質量的關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視，實質是“舍本逐末”。重視研究區位選擇和投資質量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未來研究的一個趨勢。

2．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面還存在著很大差距，完全照搬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等理論來指導和驗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實踐是脫離實際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憑借壟斷優勢、比較優勢理論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進行區位選擇，而發展中國家自身相對不具備上述的競爭優勢，近年來卻也開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21世紀，新興市場國家①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成為世界經濟領域里的一個亮點，這些“后發”企業憑借在母國開發的“非傳統型能力”，更早、更快地開展國際化經營，追趕發達國家的“先行”企業。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更迅猛，中國的企業能夠到發達國家開展投資，以劣勢產業收購強勢產業的現象很多。中國的聯想收購IBM筆記本，雙匯收購美國的肉類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購規模達到70多億美元，吉利汽車公司收購了美國老牌汽車公司沃爾沃。跨國并購投資也不再是大企業的專利，中國小企業也開始進行并購投資，2013年10月青島的一家藻業集團就成功地并購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什么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機理是怎樣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有何特殊性等是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

3．綜合、具體地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第9篇：跨國公司論文范文

摘要：傳統跨國經營理論體現出來的單向的階梯性的以輸出為主的知識管理模式已經過時了。事實上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競爭的進一步發展使得全球經營所需要的知識并不偏于一隅，跨國公司必須學會識別分散在全球的知識，加以整合和創新，在此基礎上創造出適合全球的產品和服務，在全球市場上推廣和銷售。而這正是全球化經營戰略的核心。

關鍵詞：跨國公司,知識管理

20世紀末全球化的趨勢已不可阻擋，新世紀跨國公司都把如何更好地全球化作為自己的經營戰略。在全球化過程中，知識管理顯得越來越為重要，以前跨國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往往只是按其本國需求而設計，然后到世界市場去銷售，到現在跨國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卻是全球知識管理的結果。比如，一個IT企業提供的最新計算機產品其設計是在美國硅谷進行的，芯片是在韓國生產的，軟件是在印度設計的，整機組裝是在中國大陸進行的，營銷活動則是在香港進行的。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生產、分銷和銷售的有效網絡并不能構筑其競爭優勢。只有通過識別、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識，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從而設計出符合全球市場的產品和服務，這才是跨國公司競爭優勢之所在。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向世界學習來創新。

一、傳統跨國經營理論中的知識管理模式

壟斷優勢理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西方較早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理論。壟斷優勢理論由美國學者海默(StephenH．Hymer)于1960年提出，其中心觀點為壟斷優勢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企業的壟斷優勢分為兩類：一是包括生產技術、管理技能、營銷能力等所有無形資產在內的知識資產優勢；二是企業憑借規模巨大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優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RaymondVernon)于1966年提出，他主要從產品和技術壟斷的角度分析了產生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認為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規律決定了企業必須為占領國外市場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品生命周期可分為三個階段：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在產品創新階段，應首先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小進行，因為在開發新產品、采用新技術以及國內市場容量上這些國家都具有優勢地位，在產品成熟階段，隨著國外仿制品的出現，創新企業就應到海外設立子公司。西歐經濟、技術水平和消費需求與美國比較相似，而生產成本低于美國，所以美國的企業首先投資于西歐。在產品的標準化階段，創新企業的壟斷優勢逐漸消失，生產的相對優勢已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和勞動密集型經濟模式的國家和地區，一般為發展中國家。

從上述兩理論，我們可以看出知識管理模式為單向的知識輸出，即跨國公司帶著其在母國市場上獲得的技術訣竅、管理技能以及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在東道國市場上進行制造、銷售來充分利用這些經驗。這樣一方面跨國公司可以獲得全球規模經濟，另一方面由于母國市場和東道國市場間技術訣竅和管理知識間存在的差異跨國公司可以進行套利活動?？鐕驹谶M行跨國經營時既可以為其他的跨國公司顧客提供服務，又可以利用其能運用全球資源的能力對當地的競爭者施加壓力。其知識管理模式可以用圖1概括如下：

圖1傳統跨國經營理論中的知識管理模式

由于以往跨國經營理論存在的某些局限性，英國經濟學家鄧寧(JohnH．Dunning)在綜合了各位學者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其核心是強調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生產要同時受到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是這三項優勢整合的結果：所有權優勢是指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的國外企業所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包括對無形資產的獨占和企業經濟規模兩方面所產生的優勢，或泛指任何能夠不斷帶來未來收益的東西。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有能力將所有權優勢在企業內部配置、轉讓和有效利用。區位優勢是東道國具有的，指跨國公司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地點和國別時，必須充分考慮東道國的生產要素優勢。這種優勢不僅包括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地理位置，而且包括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外貿和稅收政策等，跨國公司總是把資金投向那些具有區位優勢的國家和地區。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淪對于前面提到的壟斷優勢理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有一定的改進，即除了強調跨國公司擁有的壟斷知識優勢的轉移，也強調利用東道國市場的知識和資源?？鐕緦⑸a制造及其他低價值的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獲得成本優勢，而將高附加值的活動，如研究與開發、生產設計、營銷、戰略、融資等活動留在國內。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仍然只是一種稍加改良的單向知識輸出模式，即在知識輸出的過程中要和當地的知識和資源結合起來，適應當地化的需要。

這種單向階梯性的以輸出為主的知識管理模式在跨國公司中屢見不鮮。全球運動服飾的巨人耐克公司就是這樣的例子。它的總部位于美國俄勒岡的彼凡爾頓(Beaverdon)，是研究與開發、產品設計、品牌管理、質量控制系統、財務和其它相關職能的神經中樞。它在一些低成本區位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以契約的方式建立了穩定的生產網絡，并在這些亞洲國家建立了質量控制和采購網絡。同時它還在全球重要的市場建立了營銷中心。其他跨國公司如西門子、寶潔、通用汽車等也是如此發展壯大的。

隨著世界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也在不斷改進這種模式，并將這種模式發展到了極致?？鐕驹谌蚋偁幹袑W會了根據當地市場的差異調整產品、服務和管理系統，同時他們依然尋求保持全球一體化戰略和運作的優勢。“從全球著眼，從當地著手”這句口號正是最好的說明。然而無論這種模式有何改進，隱藏其中的一個邏輯是：全球化意味著用母國產生的產品、服務和優勢去征服世界，然而這在知識經濟時代已顯得過時，“向世界學習”成為全球競爭的主旋律。

二、知識經濟時代跨國公司知識管理新模式

1996年，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首次正式提出了知識經濟的概念，這一新概念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認同。究其原因，是因為人們都認識到知識對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所起的巨大作用。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工業經濟社會里的戰略資源是資本，而在知識經濟則是知識和信息。知識經濟改變了全球競爭的環境，并對傳統跨國經營模式提出了挑戰，一種新的全球知識管理模式呼之欲出。

(一)知識經濟對傳統跨國經營模式的挑戰

1．知識經濟大大改變了全球競爭的環境(1)競爭優勢的來源是建立在知識的識別、整合和創新基礎上，而不是其它。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曾經說過：“在現代經濟中，知識正成為真正的資本與首要的財富”。這個說法毫不夸張。在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的競爭優勢在于規模經濟和以此為基礎的成本降低。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發展必須通過知識的積聚和創新來實現。代表美國新經濟的微軟公司、甲骨文公司等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超過了通用汽車、福特等老牌跨國公司在股票市場上的市值。因此，知識是長遠的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唯一源泉。知道如何利用其知識優勢的個人和組織將增大其產品在整個產出中的份額。(2)企業全球化經營所需要的知識來源不再偏于一隅，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過去，跨國公司開展跨國經營時多半是將國內市場的生產、銷售管理經驗帶到東道國的經營活動中去，并適當根據當地的情況加以修正。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使得世界真正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市場，若還是依賴跨國公司總部的做法已不能滿足企業全球化經營的需要。其中最明顯的跡象是企業間的技術聯盟和合作的日益增多以及許多跨國公司將研發機構設置在靠近顧客的市場。(3)通信技術的發展和運輸成本的大大降低便利了商品、資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動。美國管理學家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一書中談到鐵路和電報的出現是促成工業革命發生的重要因素，同樣現代運輸業和通訊業的發展也是促成世界經濟由工業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的革命要素?？罩羞\輸、電信和計算機的成本自1950年以來已大幅度下降，以計算機和電信業為例，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像電視會議和電子郵件技術的廣泛應用已經使得對范圍廣泛的經營活動的協調不僅更加可行，而且更加可靠和效率更高。運輸成本由于集裝箱的發明也大大降低了。這一切都使得商品、資本和信息在世界范圍的自由流動更為方便、快捷和廉價，從而為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知識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2．知識經濟對傳統跨國經營中的知識管理模式的挑戰(1)全球的生產和銷售網絡并不能構成全球經營的競爭優勢。一個有效的全球生產、分銷和銷售的網絡是建立全球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全球化經營不能確保其有全球競爭優勢。90年代初，百事可樂公司制定了一個將其國際軟飲料收入增加兩倍多的雄心勃勃的目標——從1990年的15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0億美元。為實現這一目標，百事可樂公司發起了勇敢的沖鋒。到90年代中期，該公司的經營遍及全球廣大地區。不過這種全球擴張并沒有轉變為增長和贏利。實際上，到了1997年，百事可樂公司已經從諸如南非這樣的一些主要市場上撤出，擺在面前的是國際飲料經營近10億美元的虧損。此外，大部分產業中的主要競爭者都已知曉如何進行全球化經營，更有許多進行數字革命的公司已經在使用互聯網迅速地為全世界提供標準化的產品和服務。(2)單一國內市場的需求不再是許多產業的主導力量。過去，跨國公司都是根據本國市場的需求來開發產品和服務，并將此產品和服務銷售到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市場由于其消費能力高、國內市場容量大往往成為新產品和服務的誕生地。但這決不意味著美國市場的需求就可以完全代表世界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許多引導市場的需求出現在一些跨國公司經營網絡的邊緣市場。比如對移動電話的新需求更多地出現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跨國公司不能比競爭對手更好地識別這些分散的和多元化的市場需求，并且利用其全球知識管理的力量，則將會在競爭中敗北。(3)跨國公司僅利用從母國市場上建立起來的壟斷知識和訣竅已不能在全球競爭中取勝。基于母國市場上建立的壟斷知識和技術訣竅不再能保證跨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勝出，因為可以令跨國公司超越競爭對手的技能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具有專長的專家手中。今天的獲勝者必須能夠懂得識別和獲取分散在世界范圍內的新技術、能力和技術訣竅，并將它們整合，從而創造出世界一流的產品和服務。(4)有價值的知識通常是復雜的和棘手的，因此為知識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難度。由于有價值的知識通常是細微的、復雜的和棘手的，這意味著它們可能深深地隱藏在遠距離和不熟悉的環境當中，無疑為知識的識別、整理和積聚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比如了解總部設在世界另一端的顧客企業的內部運轉，或者弄清楚先進計算機模擬技術和機器人在藥品開發中的應用就是這樣的例子。先進的通信技術和互聯網或許能為復雜知識的傳遞和互動提供便利，然而這并不能保證對復雜知識的理解。企業需要新的組織結構和運作過程來獲取、解碼、編碼和整合利用這些復雜知識，并將其有效地傳遞給能有效應用這些知識的人。

(二)新的知識管理模式

由于傳統跨國經營模式中的知識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一種新的知識管理模式。這種新的知識管理模式主要是從全球化的角度進行知識管理，而不是從母國出發。該管理模式分為三個階段，如圖2所示：

圖2知識經濟時代跨國經營的知識管理模式

雖然大部分的跨國公司還沉醉于過去的成功，已有不少企業正在運用新的知識管理模式取得了驚人的經營績效。SGS-湯姆遜微電子集團就是一例。該公司是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微電子公司和法國的湯姆遜半導體合并而成的。在半導體業務上SGS-湯姆遜微電子集團大大落后于同在歐洲的其他牛導體公司，比如德國的西門子、荷蘭的飛利浦公司，而日許多專家認為歐洲的半導體業務是沒有前途的，因為歐洲的企業已在芯片競爭中喪失了優勢，當時領先的競爭者是美國、日本及環太平洋的一些國家。對于歐洲的半導體生產商還不利的條件是其主要顧客市場并不在歐洲，而且半導體核心技術的發源地和制造專家遍布在美國的加利福利亞、日本的東京以及中國臺北。然而SGS—湯姆遜微電子集團證明了懷疑者的擔心是多余的，到2000年其銷售額達到78億美元，凈利潤超過14億美元，公司股票市值也超過了500億美元。之所以取得如此不俗的經營業績，可以說與SGS—湯姆遜微電子集團的知識管理模式密切相關。

當許多競爭對手將注意力集中在為專用設備設計和生產專門的電子元件，這些電子元件將被集成在一塊電路板上用來執行一個特殊的命令，比如硬盤驅動控制(HDD)，這往往需要多達十塊芯片和100多個電子元件才能解決問題。但SGS-湯姆遜微電子集團卻能從全球知識管理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綜合了美國加利福利亞的圣何塞、日本東京、芬蘭的赫爾辛基對主要顧客的調查結果，由位于法國的格勒諾布爾、意大利米蘭、印度諾達(Noida)、新加坡、美國德克薩斯州等地技術專家組成的開發團隊共同攻克了這個難題，提出了創新的解決方案，即僅用三塊芯片組取代了過去復雜的電路板才能進行硬盤驅動控制的問題，這樣幫助顧客節省了空間和成本，產品一經推出就立刻受到好評。1996年第一次銷售HDD芯片就創造了5000萬美元的市場記錄，并從美國公司那里奪取了27％的市場份額，大大超過了從前的競爭對手。對于SGS-湯姆遜微電子集團來說，不僅把它的業務從起初的幾百萬美元銷售額擴展到現在的幾百億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過對全球知識的管理建立了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核心競爭力。

(三)新的知識管理模式的優勢

1．新的知識管理模式是真正的全球化戰略全球化戰略不只是指在世界市場上銷售產品和提供服務，而且同時還要建設并維護跨國界的基礎設施，并使一個企業的所有職能，包括研究與開發、采購、生產、后勤管理、市場營銷、人力資源以及金融財務國際化。所有這一切最終都是為了向全世界的顧客提供最好的產品和服務。使用新的知識管理模式可以幫助企業在所有的市場上參與競爭，因為它們不斷地在全世界尋找任何可能的市場并從全球的角度來對所獲得的信息進行分析，即使是它們尚未涉足的領域也顯示出潛在的優勢和威脅。

20世紀90年代諾基亞公司通過開展全球知識管理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全球著名的移動電話公司，超過了美國的摩托羅拉公司，要知道美國是移動電話技術的發明國，而摩托羅拉公司也是最早大規模生產移動電話的公司之一。諾基亞公司80年代只是芬蘭一家進行多元化經營的企業，1992年才決定專注于移動通信領域。對于諾基亞而言，移動電話和蜂窩網絡業務并非產生于芬蘭然后向國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外生產和銷售，這就意味著要在全球同步發展。諾基亞必須要向美國學習先進的技術和全球營銷技巧，向日本學習掌握顧客對電子產品的需求心理，比如小型化和數據應用，同樣它也要向東南亞國家學習低成本制造的管理技巧。芬蘭的管理層被派遣到世界的關鍵區域，構成了整個公司知識共享的網絡。正是通過對全球知識網絡的有效管理，所以，諾基亞總是能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市場的需求，從GSM的發展到最早提出“把互聯網裝進每一個人的口袋里”到“移動電子商務”，諾基亞的概念和行為總是領先于競爭對手一步。摩托羅拉公司因為將其創新思路局限于美國，喪失了向數字移動電話和GSM標準轉向的先機，從而被諾基亞拋在了后面。

2．新的知識管理模式有助于跨國公司重構核心競爭力(1)全球知識管理是企業創造差異化戰略和獨特優勢的新途徑?，F在太多企業的戰略是雷同的，真正在產品績效、服務價值和降低成本方面的突破來自于不同地理環境發展出的技術和能力的結合，其中有些可能還是來自于別的產業。通過全球知識管理，可以幫助企業脫離原有地理界限和企業視野的局限性，最早發現顧客的新需求，找到技術創新的來源，從而生產出全球一流的產品和服務。此外，能夠識別和整合來自多個地方的知識和技能是非常困難和成本高昂的，只有少數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公司才做得到。盡管其投入要比在一地開展經營要大得多，其回報當然也是驚人的。我們前面談到的SGS-湯姆遜微電子集團和諾基亞公司就是很好的證明。(2)全球知識管理可以幫助企業開啟全球顧客的潛在需求。許多新的顧客需求或者對已有產品的新用途可能都出現在母國市場以外的地方。企業除了在滿足這些特殊地方需求時獲取利潤，更為可觀的是將這些特殊的需求引用到全球的顧客市場中，從而創造更大的市場和利潤空間。(3)全球知識管理也意味著具備迅速開展全球新業務的能力。一個企業能接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識和技能，了解母國其他市場的變化，這就說明企業具備了迅速開展國際化經營的能力。通過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識和技能，企業能很快從全球的研究、開發和經營中獲取收益。

三、中國企業的全球知識管理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又向全球化邁進了一步。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既打開了通向世界之門，又迎來了全球的競爭對手。然而只有融人世界經濟的洪流，才有可能取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為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相互依賴。知識經濟同樣也是我們不可回避的現實，在世界銀行2001年10月31號的最新報告《中國與知識經濟：把握21世紀》正是對這一問題的探索。針對中國的現實條件，世界銀行對中國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提出了包括利用全球知識的六項建議。這充分說明由于全球化的發展，知識可以在全球自由地流動，我們必須把握這個契機，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和競爭能力。

1．轉變思維方式，將全球知識為我所用對于中國大部分企業來說，通常的思維邏輯是希望以中國的市場獲取別人的技術轉讓，而主動利用全球知識似乎是不可能的。這主要是我們的企業大都沒有走出國門，對世界市場完全缺乏了解和認識。事實上運輸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已使了解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多企業具備了“走出去”的實力和能力，只是視野的局限和思維方式的智障阻礙企業跨出這重要的一步。因此，轉變思路，拓寬視野，真正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來對待企業的知識和經營，就可以將全球知識為我所用，轉變成企業的知識和能力，從而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