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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期刊工作
【關鍵詞】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學術屬性
【正文】
伴隨中國出版業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臨生存與發展的抉擇。在中國強大的期刊陣容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否也應進入市場?是否也應絕對“斷”掉“皇糧”,在商海里“自謀生路”?類似問題一直為學術界、期刊界專家、同人所關注。從宏觀上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屬于出版物范疇,屬于文化產品之列。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出版物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僅具有產品屬性、商品屬性,而且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更為重要。兩者相權,后者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原屬性。確切地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特殊的產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遠遠高于其產品和商品屬性。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定位應首先是學術和知識,其次才是產品和商品;學術和知識屬性才最能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質的規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疑都是作者、編輯及其相關人員勞動的物化成果,是高層次勞動的結晶。從生產活動角度看,期刊一定是產品。但這種產品與一般社會生產的產品,以及普通文化產品又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簡單地從產品的角度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載知識——尤其是新知識;承載著學術思想——許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維,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維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識屬性、學術屬性,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傳播和思想轉達,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應無可爭議地強調這兩種屬性均為知識、學術屬性所決定,即,產品與商品屬性是派生的,它離開知識與學術的價值屬性便是“無”,離開了知識和學術屬性,單純的、純粹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即使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只能以知識和學術為定語:知識—學術產品、知識—學術商品。或者說,在當下文化產業如火如荼的時代,我們必須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化屬性加以特別強調。
從一般意義上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并不具備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商品的某些屬性,如高風險性和高收益性。雖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檢驗標準也離不開“消費者”——廣大專業人員構成的讀者群體,但這個群體有別于大眾化娛樂的消費群體,更體現一種“相對概念”[1](P213)。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占有率是相對的,永遠不可能像娛樂文化期刊那樣,通過發行量體現自己的優勢和價值。某些時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學術質量上乘的學術期刊與訂數、讀者數量并不成正比。所以,從讀者群體、市場占有率,或從純商品、產品的角度認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問題難免以偏概全。這也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消費的規律之區別的本質所在。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學術交流與展示平臺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學術平臺”提供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實際上是在另一個角度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眾所周知,知識和學術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觀點的碰撞,“知識交流所帶來的另外一大好處是知識創新的規模效應。……知識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發展與壯大。……富有意義的知識交流會造成新的交流結構和交流網,會進一步促進知識的創新,使知識在交流中不斷地發展壯大。”[1](P204)因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學術交流、知識交融中所獲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兩種比較明顯的社會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識和學術含量;其二,傳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識、思想、理念。這些知識、思想、理念對于社會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絕非可有可無,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促進作用毋庸贅言。
毫無疑問,過分強調出版物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必然會消解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業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實在是微乎其微。從市場和市場經濟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產品,也是商品。但必須注意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突出的產品和商品;或者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非常強的文化產品、文化商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勢必要消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自身的真實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僅僅從商品、產品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定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啻為南轅北轍。假如和對待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將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推向市場,以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對它進行檢驗,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化,顯然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的否定。
我們還應看到,關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必須注意知識經濟時代的宏觀背景。知識經濟時代提升了知識的地位,昭示了知識的重要性。也有人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強化了知識的商品屬性。應當說,從宏觀意義上看,這一觀點并無不妥,但真要拿這樣一個“標尺”度量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應另當別論。
市場經濟體制建構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社會生產的直接作用,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的推動,也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支撐。對于社會來說,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強調和強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同時,社會科學的地位也應隨之提升,這才是科學繁榮的標志。無論市場經濟多么發達,無論怎樣強調期刊的產品、商品屬性,均不應以抵消、銷蝕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為代價。相反,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恰是強化其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應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質層面的支持,使其獲得保障后的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得以盡情展示、綻放。盡管市場經濟對于國人來說已不再陌生,但市場經濟越發達,新的問題越多,越是需要學術理論研究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間接轉化為決策依據、實踐依據,越需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突出知識和學術屬性。
二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其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這里所說的知識屬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識傳播與傳授,而是凸顯著原創和創新思想,彰顯的是各階層作者的理性思索。這樣,強調對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強化,終極目的是為了向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在許多情況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的文章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不可能直接服務于經濟建設。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追求理論上的戰略性、前瞻性問題和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對經濟建設、經濟活動的指導作用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理論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先導作用,解釋和闡釋了理論不是“務虛”,而是從更深層次上對現實進行理性關注;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是人類生產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實踐活動不斷完善的重要環節。歷史和社會實踐證明,人類社會的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變革,每一次制度變遷,都是思想解放、學術理論推動的結果。最為生動的事例當屬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關于理論研究的原創性、學術性、探索性和時代性作用,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相當多的時候是直接的、顯性的,絕非間接的、隱性的。比如,早在上個世紀末,一些學術期刊就陸續刊載各類文章,指出美國在冷戰后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重點之一,是英語文化的控制權——語境霸權。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不僅變成了現實問題,更引起了比較廣泛的社會關注。類似事例屢見不鮮,可謂俯拾即是。這說明,理論研究的先導性、超前性是值得我們發揚光大的基本精神,而這種基本精神落到實處更要依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來傳承,也是引領學術風范的具體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夠自覺追蹤學術、理論熱點,對社會和生活的貢獻也無從談起。如同各社會階層的人群有不同的社會需求一樣,文化精神產品也應關注不同文化層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滿足的是從事專門領域專業研究人員的需求,以及專業領域內專家和專業人員的科學研究需求,屬于高精尖性質的精神文化產品。故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在知識經濟的大潮中,依然須臾離不開自身的知識和學術屬性。這兩種屬性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屬性。
市場經濟的建構與繁榮的確需要自然科學的支撐,也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把握。對科學精神的強調,亦離不開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社會進步的兩大支柱。雖然我們沒有充分理由來論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擔著弘揚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擔著相當重要的使命。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許多問題的產生并不是自然科學精神不足,反到是我們對人文精神弘揚得不夠所致。事實告訴人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是在發達市場經濟的社會背景下,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而不應人為壓縮這一空間。
[page_break]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主要側重的是基礎理論研究,屬于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知識經濟時代的確凸顯了知識的商品屬性,但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尚不具備消費的功用。所以,有學者指出:“基礎知識以及科學理論尚不能在生產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為商品來買賣。”[1](P211)無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屬于這類不能買賣的特殊商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非同一般文化產品、商品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也是由社會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會分工來完成的。現代社會無論怎樣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對社會生活、經濟建設產生指導作用。
在我們認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以及商品屬性的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就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價值及其實現途徑。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具有“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2]。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屬于一般文化產品,也不能簡單地從這三個“價值”層面解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內在價值。除了這三項價值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至少還應突出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當然,這三方面的價值絕大多數文化產品也具備,只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更為明顯、更搶眼球。也就是說,當人們關注文化產品的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及其厚重的意義更加重要。文化、知識、思想只有傳播才能更充分體現其價值所在。因此,后三項價值又與交換價值相輔相成。
產品、商品的價值實現的基本途徑之一是交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思想、文化、知識的載體,在交換層面與一般文化產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交換的目的是傳達、轉達思想、文化、知識,其終極目的是為了擴充人類知識和學術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現實目的,則是承載、貯存人類通過思維、思想勞動而創造出來的新知識、新思想、新觀念,為社會提供新的知識內容。強調市場經濟在社會生活中主體作用時,也不要忘記我們正處于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除了提升了知識的地位外,還使信息和知識成為了重要的資源。人們認識、獲得這種資源,并使之發生轉化,才能使知識、信息發揮作用。當然,在人們接觸、獲得知識、信息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是傳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傳播知識、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并且總是以傳播新的知識、思想觀念等為主導,為先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文章的內容絕大多數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直接服務于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法實現市場化,甚至很難接受市場的檢驗,固守學術田園,強化知識屬性、學術屬性也許不能說是唯一選擇,但至少不具備市場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個最簡單的事例是,讓每一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都自負盈虧,肯定是不現實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的終極目標是提升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的將是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產品,以其理論關懷,促進人們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和層次的提升。這既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職責。當社會需要各種層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為核心內容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國家與社會繁榮與否的晴雨表并不僅僅表現在工農業生產和GDP的發展狀況上,還相應地表現為文化與學術的繁榮程度上。經濟強國往往也是文化大國的事實,毋庸進一步論證。文化繁榮與否不能僅僅依據某一部電視劇的收視率與某部“賀歲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場需求的娛樂活動的虛假繁榮來做出判斷。因為這些只是文化的淺層表象,絕非深層次的精髓。社會發展進步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推動,同樣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勤奮思索;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不斷推陳出新與增大“精髓”的含量。對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來說,為廣大理論工作者提供一塊創新和闡揚自己成果的園地,無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會經濟越發達繁榮,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越需要強化知識和學術屬性,越是要固守知識和學術田園。
涉及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與社會、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有必要探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社會批判功能和意識。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以弘揚正確的思想觀念、主流意識形態為己任,但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這一切都建立在對舊的陳腐觀念、思想認識誤區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礎之上。學術界有人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及其學術研究應密切聯系社會生活實際。其實,對這一問題應從不同的側面進行闡釋,加以理解。根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學術、知識屬性,我們有理由認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更應強化批判意識和社會批判功能,并據此整合思想文化資源,批判、矯正思想認識上的種種誤區,幫助人們澄清思想意識領域內的種種模糊認識,明確先進科學理念,為市場經濟以及各項經濟建設活動提供方法論層面的思想學術成果等等,這不僅體現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真價值,而且體現了對現實社會生活的真實關懷。網絡時代,各種名目的思想、思潮、觀念層出不窮,其中不乏錯誤的、消極的、危害國家和文化的東西。如何增強人們理論上的鑒別力,作為“學術人”義不容辭。因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思想文化領域內高層次的、深刻的批判與“辨偽”是任何一種文化產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們在強調人的科學素質的同時,更要強調人的人文素質;在培養科學思維的同時,也應當培養人文思維。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但離開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學的思維,我們的科學思維也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是呼喚廣大理論工作者從深層次上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生活,越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識和學術要求。因此,強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進入市場,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最佳選擇。
我們沒有理由絕對地拒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既然認同其產品、商品屬性存在,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期刊的效益應由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部分構成。相當數量的期刊實現了兩個效益,故此,其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是比較明顯的,所謂“雙贏”的特點是鮮明的。但如果簡單地以籠統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需要另當別論。就經濟效益而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投入與產出難成比例,因為在流通領域——實現經濟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可能有較多的市場份額和經濟、貨幣上的回報,價值規律的作用相對弱小,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消費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體,因此,追求社會效益必然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選擇。從前,涉及社會效益時,“虛論”較多,一旦具體分析這種效益的獲得時,同樣離不開消費者,或者說脫離了消費環節的任何效益都是虛無的。因為,不論強調產品、商品屬性,還是強調知識和學術屬性,假如期刊刊載內容——高層次腦力勞動的精神產品不能滿足消費者——特定文化水準群體的讀者的精神文化、學術需求,不對社會文化事業有所貢獻,那么同樣不可能獲得社會效益。這便是同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歡迎,有些則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們淡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的同時,必須強化其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以通過知識、學術屬性獲得人們認可的社會效益。
總之,如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像“”那樣絕對地“聽命于政治”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無法絕對地受制于經濟杠桿。這是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的深刻教訓之一。無論市場經濟怎樣發展,無論價值規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對社會、人生進行深層次理性思索總是“進行時”。我們認為,從本質屬性上認識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非產品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弘揚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基本前提。簡單地以產品和商品屬性規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難免流于粗陋,勢必影響到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進步。
【參考文獻】
在漫長的圖書館發展過程中,圖書館的形成機制、規劃目的、發展動力、與人的作用關系不斷演變。圖書館經歷了從藏書閣到信息集散地再到知識中心的演化,而今后的演化方向將是文化交往中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隨著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發展,隨著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等各種新技術工具的出現,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越來越多、越來越便捷,圖書館已經不再是唯一獲取信息的地方。程煥文先生說:“自因特網興起以后,圖書館作為信息中心的歷史就已經隨之結束,如今如果哪個圖書館還號稱自己是信息中心,一定會令人笑得滿地找牙。”這意味著,圖書館必須改變功能定位,從人的需求出發。渴望交往、渴望思想上的互通是人類在滿足基本生存后的精神渴望。即使是被稱為“宅男”、“宅女”的這類人,也同樣渴望跟志趣相投的人進行交流,網聊、以及聯機游戲其實都是他們在尋找志同道合者的表現。作為社會人,不能永遠在網上交流,需要在現實有一個交流的渠道和場所。當社會學、人類學等更加關注主體精神的人文學科介入圖書館價值和功能后,圖書館的功能也從狹義的圖書資源使用延伸到了廣義的社會行為。
1.1早期圖書館的工具功能
撇開古代的藏書閣不算,圖書館發展早期,對圖書館建設和服務得要求更多地集中在圖書上,即重視在資源上滿足讀者的需求和業界的指標。彼時讀者獲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徑就是上圖書館,圖書館不用花費太多心思,坐等讀者上門即可。這種現象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圖書館也確實在信息集散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圖書館建設和功能取向往往偏重于過度的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而漠視其情感和精神價值。這一時期的圖書館更多的是一個物質工具,一個滿足獲取知識和信息的工具和平臺,可以稱之為“工具圖書館”。
1.2新時期圖書館的“交往功能”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人類較低層次的需求滿足后,便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主體價值取向在不斷進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整體文化素養提升,圖書館基于這種大環境,開始注重生態、人文、精神、思想等,環境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等開始作用于圖書館建設和讀者服務中。以前圖書館一直宣稱“以人為本”,實際上,這時期的圖書館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圖書館開始更多關注“人”這一行動主體以及圖書館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成為一個具有人文精神的世界。空間也是“人”的空間,是“有意義”的空間,是一個人與人、人與圖書、館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空間,而非存在于主觀意識之外冰冷的客觀世界。社會學理念下的圖書館徹底擺脫了傳統服務范式,主體意識開始覺醒,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①圖書館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傲立于讀者面前,而是真切地認識到讀者的地位和重要性。
②圖書館價值取向提升,不再單純考慮資源數量、空間大小等物質標準,而是更多考慮身處其中的人的精神需求。圖書館空間的塑造也不僅僅停留在物質空間上,而是向社會空間拓展,試圖為讀者創造更適宜、更和諧的氛圍。這個層次的圖書館可以稱之為“交往圖書館”。
2建設“交往圖書館”的思路
2.1讀者參與建設
讓主體對客體有認同感、歸屬感,最好莫過于使客體滲入主體的思想和愛好。在圖書館規劃的過程中,可以促進讀者參與,廣泛征求讀者的意見。圖書館空間建設既要考慮圖書管理的環境要求又要考慮讀者身處其中的感受。首先,其總體要舒適宜人,更多考慮主體的舒適性和交往空間的親切感,疏密得當,動靜相宜。其次,讓圖書館成為讀者展示自己才華的舞臺,讀者優秀的書畫作品、雕塑、手工藝品都可以成為圖書館空間的裝點。最后,各種文化交流活動也可以通過志愿者來完成,圖書館只需要做好規劃、協調和組織即可。讀者參與度高,對圖書館的認可度和歸屬感也更高。
2.2休閑模式空間
在劇烈的社會變遷和快節奏的創造活動中,人們總希望在閑暇時間慢下來,放松身心。休閑是提高人生活質量的重要方式,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調查顯示,中國人首選的娛樂方式是看電視,其因可通過較少的經濟投入獲得較強的信息傳播和娛樂的特點而獲得當代60%國人的青睞。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公共文化休閑職能的不足。吳建中先生表示,要把圖書館打造成市民的第三空間,一個僅次于市民的居住空間、工作空間的休閑空間,這是圖書館努力的目標和方向。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可以給不同行業、地位、經濟狀況的人提供服務。在圖書館人們可以通過較少的經濟支出獲得信息,發展圖書館事業是消弭信息鴻溝的有效舉措。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休閑的品質要求更高了,假如圖書館不能令身在其中的人身心愉悅,就很難吸引讀者、留住讀者。因此,圖書館的設計要多從讀者的感官出發,既能讓讀者感受到濃厚的閱讀氛圍,又要符合人的“安全距離感”和舒適度。因此,圖書館要注重細節、注重視覺的美感和觸覺的舒適感,如精心設計的花草造型、舒適而又多樣化的桌椅、精美的小臺燈等,都能給人溫馨的感覺,定能讓人流連忘返。
2.3文化百花齊放
在圖書館廣場舉行婚禮,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事實上,波士頓公共圖書館在10多年前就開始這項服務了。暫且不論這項服務在圖書館能否推廣,這種思路給圖書館人一個重要的啟發,即打破人們對圖書館的刻板印象,塑造更加充滿生機、更新鮮的圖書館。圖書館可以是獲取信息、看書讀報的地方,也可以是品咖啡、看電影、賞畫展的地方,甚至可以是民間工藝品展。其可以設立不同專區,滿足讀者不同的文化需求。總之,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百花齊放的場所。
2.4容故亦能納新
圖書館被人比喻成知識的海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只有不斷容納新生事物,圖書館才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隨著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人們的資源獲取方式、閱讀方式、交往方式都發生著難以想象的變化。圖書館要適應信息時代的變化和讀者時尚的需求,就要更新自身的資源概念、服務觀念和服務模式,將數字圖書館與傳統圖書館有機結合起來,增加信息載體的類型,以滿足不同年齡群體、行業群體讀者閱讀的習慣。圖書館可以及時將新型信息產品和電子產品引進圖書館,使之成為圖書館傳播信息的載體,讓讀者體驗這些工具。在圖書館里,紙質媒介和電子媒介和諧相處,傳統和現代完美結合,網絡手機、互聯網、各種搜索引擎等將不再是圖書館的競爭對手,而是得力的助手。這正符合戈曼(MichaelGorman)圖書館新五定律中“掌握各種知識傳播方式”“明智地采用科學技術提高服務質量”“尊重過去,開創未來”的工作定律。
2.5自由平等交流
目前各圖書館都非常重視讀者文化活動,如組織各領域的培訓、講座,邀請專家、學者、知名人士進行主講等。這些活動確實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大批讀者,但是,隨著人們整體素質的提高和見識的增長,讀者渴望發表自己意見和見解的愿望會越來越強烈。圖書館需要給讀者提供這樣的機會,多組織沙龍式的平等交流活動。“沙龍”是意大利語,原意為“大客廳”,進入法國后引申為貴婦人在客廳接待名流或學者的聚會,后來逐漸演變成一種文化活動。褪去早期浮華的外衣,沙龍其實是一種平等、自由的文化交流平臺。這與時下盛行的網絡小說、快男超女等流行活動的根源都是一致的,即滿足草根(非專家)群體自我表達的需要。沙龍去專家化、去權威化,參與者平等對話,能充分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其次,參加沙龍的人都有著共同的興趣,可以就某個話題暢所欲言。其輕松自在的氛圍能激起與會者的靈感和談鋒。沙龍比“頭腦風暴”更輕松、更寫意,更能在無功利狀態下激發人們的思維、靈感。因此,沙龍式文化應成為圖書館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形式。
3結語
藝術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論文
一、藝術類大學生社會實踐的現狀分析
許多高校沒有把大學生社會實踐納入學校的教育管理體系中,缺乏相關的制度保障,只是簡單停留在單純組織開展的層次上,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性、主動性不高,只是被動接受;而由于缺乏統一部署,脫離了與專業教育的結合,學生在實踐中無法獲得專業學習,也起不到服務地方的作用,無法與實踐單位有效融合,普遍存在應付敷衍的現象。同時,由于缺乏統一規劃,高校普遍未對社會實踐進行經費投入,而藝術類大學生的實踐活動由于需要相關原料、器材(美術類需要顏料等,而音樂類需要樂器等)的投入,經費往往較高,許多學生也不得不放棄某些社會實踐活動。
二、藝術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與專業教育相結合的實效性建議
大學生社會實踐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環節,是充分利用學校資源,發揮專業優勢,結合地方事業需要,幫助學生長才干、長見識的重要手段。藝術來源于生活,最終也要回歸生活,服務于社會,因此,對于藝術類大學生來說,有效的社會實踐尤顯重要。藝術類高校對待社會實踐應當提高思想認識,進行統一部署,將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規劃,不斷完善組織形式、豐富實踐內容、打造專業指導教師隊伍、建立穩定專業實踐基地,并及時交流總結評價,引導社會實踐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邁進,扎實提高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一)將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規劃,完成相關制度保障
將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計劃,使之成為必修環節列入人才培養方案,制定、完善社會實踐課程和大綱,突出藝術專業特點,從社會需求的角度出發,建立大學生社會實踐學分制度,從制度上確定社會實踐地位,使之成為人才培養的一項常態工作。完善教師評價、考核體系,充分調動專業教師的積極性,促進專業教師和思政教師(輔導員)的有效配合,比如,將參與、指導社會實踐作為評優的參考依據,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應獎勵措施,切實提高專業教師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性、主動性。
(二)成立學校層面的領導機構,充分整合各方資源
學校應當成立社會實踐領導小組,提高認識,改變以往社會實踐單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統籌學校整體資源,統一制訂社會實踐方案,如,進行實踐基地建設、專業師資隊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從而做到從藝術學科的專業特點出發,構建起適應學生需求與發展的社會實踐體系,從而實現社會實踐與專業教育的有機融合,提高社會實踐的實效。
(三)增強藝術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與專業有效結合的關鍵環節
1.結合專業、需求策劃社會實踐主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增強藝社會實踐的實效性,首先在于課題的選擇、計劃。藝術類大學生的社會實踐要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必須突出藝術的專業特點,尋找符合地方實際需求,進行策劃選題,提前做好活動計劃。因此,在進行實踐活動選題時就要從實際出發,做具體分析,尋找社會實踐活動、藝術與社會需求三者的結合點。可以由專業指導教師直接根據社會實踐具體要求和地方需求,結合學生所學藝術專業特點,設計社會實踐的多個課題以供學生參考和選擇,提高學生的參與度、積極性,有的放矢地設計選題。
2.建立專業社會實踐基地和團隊 學校還應積極為社會實踐搭建平臺,聯系政府部門或者相關機構,為學生提高實踐創新能力搭建平臺,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建立專門社會實踐基地。通過社會實踐,可以讓藝術類大學生體會到所學知識的實踐價值,激發學生的藝術創作熱情,認識到藝術回歸生活的價值,讓學生在參與實踐活動的過程中感受到藝術魅力,加深對藝術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掌握。社會實踐團隊的建設是保證活動實效性、長期性和影響力的基礎,因此,學校和學院必須努力建立穩定的社會實踐教師指導團隊,這樣才能在學生中產生較強的影響力,形成文化氛圍,實現穩定性、長期性。
一 元代社會史研究
族群關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蕭啟慶(清華大學臺灣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網絡中的師生關系》以師生關系為主干,論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體的形成及其與漢族士人在文化上頻繁的互動關系。飯山知保(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結合大量石刻資料,探討了金末元初蒙古統治在華北確立過程中漢地精英層的變化以及他們和蒙古的關系,指出這一階段不同地區歷史變遷的不同面貌(《蒙元統治與漢地地方精英層的變動——以山西忻州定襄縣的事例為中心》)。洪麗珠(清華大學臺灣新竹)以《至順鎮江志》為主要資料,通過統計的方法分析了鎮江路及其所轄州縣的長官、佐貳官的族群組成,論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區進行統治的特點(蒙元鎮江路官員的族群分析芻議——地方基層統治文化的討論)。張沛之(天津師范大學)的《元代汪古馬氏的漢化問題》通過社會交往、詩文作品、禮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馬氏的漢化傾向。
社會階層與社會組織:刁培俊(南開大學)在《試論元代鄉村精英與社會控制——兼與宋代的比較研究》中從元朝鄉、都等鄉村行政管理體系、鄉村家族與宗族、鄉村中的游離分子等幾個方面討論了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過渡階層,指出這些社會群體對于社會控制的重要意義。許守泯(成功大學臺灣?)從士人網絡的角度對元代浦江鄭氏的經營發展做了詳細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鄭氏的發展及其士人網絡》)。吳小紅(江西師范大學)注意到江西撫州地方勢力在進入元代之后所發生的變化,指出當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員出自平民,這可以從元代官制、撫州的地方性來進行解釋(《元代布衣階層的興起——以撫州路為中心的探討》)。
社會經濟:孟繁清(河北師范大學)的《元代的契本》將文獻記載與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殘件相結合,論述了元代的商業稅收制度及其社會影響。趙華富(安徽大學)集中討論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譜》中的元代契尾,對它的標題、年代、文字做了說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發現〉三點說明》)。王秀麗(華南師范大學)的《元代文人筆下的江南賈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詩文集、筆記的資料對元代江南地區商人的活動及其日見增長的社會地位做了論述,頗有新意。
社會生活:吳海濤(安徽阜陽師范學院)注意到自然災害對社會生活造成的重要影響,指出元代黃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區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與皖北社會》)。周萍萍(南京曉莊學院)利用來華外國人的記載,討論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時期外國人眼中的中國飲料——酒》)。內蒙古師范大學的王風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元代野生動物保護法再探》)。
婚姻與婦女問題是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王曉清(武漢電視臺)的《元代贅婿婚制述論》討論了元代比較常見的贅婿婚制,對出舍女婿、養老女婿等類別進行了研究。馬彩霞(河北師范大學)論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現象,從教義、物質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試論元代和尚娶妻現象普遍的原因》)。譚曉玲(首都博物館)的《元代列女人數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傳》中列女數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觀念、元代的社會變亂和婦女的從眾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貫的文化問題:陳高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論》中指出元代的書籍出版比較自由,沒有嚴格的管制。蒙古國時期的編修所、經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業的開端。該文對《元史藝文志》、《元史藝文志輯本》的優缺點做了評論。白翠琴、杜倩萍(中國社會科學院)從蒙古習俗與漢地傳統相結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討論了藏傳佛教、中亞和西亞文化對元朝居住文化的影響(《論蒙古統治者居住理念的演變及元朝建筑特點》)。楊硌堂(南開大學)提出對于元代文人繪畫中體現的“士氣”不應僅從“書法入畫”的技術范疇來理解,而要從畫家心理層面的精神追求來把握(《元代文人畫士氣精神論略》)。
儒學與士人的研究:王建軍(華南師范大學)的《教育與政治:元朝國子監創辦之爭》分析了至元前期設置國子監的經過,指出漢族官僚集團堅持設置國子監是為了堅守漢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國(江蘇教育學院)用豐富的史料對元延祐年間的進士做了考證,并對錢大昕《元進士考》的性質做了新的說明(《元延祐進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學的積極傳播者,周鑫(南開大學)以撫州儒士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發展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原因(《出處進退必有道——宋元之際撫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隱士”引起了學界較多關注,本次會議有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許佳君(河海大學)《元朝前期北方的漢族隱士》、申萬里(武漢大學)《元代江南隱士考述》分別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隱士問題。申萬里從隱士特征、謀生手段、心態、社會活動、社會地位等方面對江南隱士做了深入研究。高榮盛(南京大學)則注意到元代士人積極入世的方面,他通過對元代“游士”北上自薦,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個復雜側面(《元代“游士”論》)。張斐怡(清華大學臺灣新竹)從《錄鬼薄》、《青樓集》入手,論述了元雜劇的創作群體和消費群體,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狀態和創作活動(《創作與消費——元代雜劇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會議論文研究了元代儒學的重要人物。劉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金遺民張本事跡考》考證了金末儒士張本的生平和寄予遺民思想的作品。張帆(北京大學)從劉因《退齋記》入手,考證了劉因對許衡的抨擊確為事實,指出兩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從人生經歷、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齋記〉與許衡、劉因的出處進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態之一斑》)。王梅堂(國家圖書館)通過對趙孟頫與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當時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趙孟頫與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會議的熱點之一。在佛教方面,陳育寧、湯曉芳(?)研究了蒙古統一戰爭前后西夏的藏傳佛教(《13世紀蒙古統一戰爭與藏傳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橫濱市立大學)的《西藏佛教與元代漢族社會》也對元代藏傳佛教進行了研究,重點分析了楊璉真加掘毀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對漢人的影響。馬明達(暨南大學)從詩文、佛道關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長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長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學)的《清涼著奇——五臺山與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臺山為中心,論述了五臺山在元代宗教活動和生活生活中的影響。
在伊斯蘭教方面,姚大力(復旦大學)對元代泉州清凈寺碑碑了比勘和復原(《元代泉州清凈寺碑的文本復原》)。楊曉春(南京大學)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謂元碑《重建禮拜寺記》實際上是明人所作,時間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謂元碑〈重建禮拜寺記〉為明人所作再考》)。馬娟(南開大學)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資料對當時的伊斯蘭教信仰、經典翻譯、文化認同做了分析(《試析元代漢人對伊斯蘭教的“解讀”——以清真寺碑刻資料為例》)。劉迎勝(南京大學)從元代回回人的稱謂、分類、語言文字、謀生手段等幾個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會適應能力(《有關元代回回人語言問題》)。
在道教方面,櫻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學)用石刻資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設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問題(《〈創建開平府祭告濟瀆記〉考釋》)。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聯合大學)研究了元代景教的傳播與消亡(《也里可溫在蒙元帝國的再次傳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術:劉秋果(河北邢臺郭守敬紀念館)通過對元代歷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對元代科學的貢獻(《淺談王徇對元代科技文化發展的貢獻》)。韓志遠(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元人鄒鉉的著作為主,論述了漢族養生保健科學的發展(《鄒鉉及〈壽親養老新書〉》)。陳廣恩(暨南大學)以涇渠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設和相關社會問題(《〈長安志圖〉與元代涇渠水利建設》)。尚剛(清華大學)的《蒙元織錦》分別研究了漢地蜀錦和自西域傳來的撒答剌欺的織造及匠作機構。楊玲(南開大學)運用大量實物資料研究了元代一種特殊的服裝“辮線襖”(《元代的辮線襖》)。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陳學霖(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對《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進行了分析,并與歷史文獻中的唐太宗、金世宗進行了對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評價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師范大學的陳志英分別研究了忽必烈中統至元初期的統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與中統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轉運司沿革及其職能衰落原因考》)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盧明輝和北京聯合大學朱耀廷分別從個案分析和宏觀視角研究了忽必烈時期的文化取向(《淺談元世祖忽必烈與帝師八思巴》、《征服與被征服——從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軍事政府與經濟文化征服的關系》)。內蒙古師范大學的李迪、河北邢臺郭守敬紀念館的胡考尚、謝劍榮研究了忽必烈時期的科學技術狀況(《論忽必烈的科技政策》、《從郭守敬的偉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楊德華、石堅軍(云南師范大學)以云南行省為例,分析了忽必烈對邊遠民族地區的政策(《忽必烈與云南行省》)。
郭萬平(南京大學)介紹了日本學術界關于忽必烈時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況(《日本的“蒙古襲來”研究》)。中島樂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學)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軍戰船遺物分析進攻日本的元軍構成及裝備情況(《元朝新附軍與海外經略》)。向正樹(日本大阪大學)的《忽必烈時代的朝貢與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地區廣泛的物質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學界關注的重要領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臺北)對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究竟是死后的廟號還是生前的尊號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舩田善之(日本東京大學)利用石刻資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譯和傳遞過程(《靈巖寺執照碑碑陽所刻公牘之價值》)。李治安(南開大學)的《元代的官吏貪贓》從蒙漢二元的官僚體制和蒙古舊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貪贓現象、懲貪政策和有關政策失敗的社會原因。屈文軍(暨南大學)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關系的特點及其對中國整體歷史發展走向的影響(《論元代君臣關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廣播電視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頻繁出現的大赦和有關原因(《淺談元代的赦》)。黨寶海(北京大學)的《論元朝的站戶制度及其性質》通過對站戶制度各層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時期汗權的強大與主奴關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學)利用明朝和高麗文獻,研究了高麗與北元、明朝錯綜復雜的關系(《高麗在北元明朝之間》)。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張金銑(安徽大學)考證了泰定帝的生年與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獻軍(海南師范學院)的《元文宗圖帖睦爾出居南海考》考訂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時間、年齡、原因、侍從人員、歷史影響等。王曉欣(南開大學)考證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問題,并對海都政治影響力的來源提出了新的說明(《合失身份問題再考》)。內蒙古大學的瞿大風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會影響(《有元一帶山西地區的蒙古諸王》)。內蒙古師范大學賀詠梅對以木華黎家族為代表的札剌亦兒部的政治地位進行了探討,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徑對蒙古人的影響(《札剌亦兒部勛臣世胄的仕進情況及其與蒙元政治的關系》)。趙文坦(山東大學)的《大蒙古國時期的順天張氏》研究了張柔家族在當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事務中發揮的影響。張國旺(南開大學)利用新出墓志對真定史氏的姻親家族崔氏進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與史氏相關的兩個問題》)。
在行政區劃的研究方面,薛磊(南開大學)、杜立典(解放軍軍事交通學院)分別就東北地區和福建臺灣地區的政區建置進行了探討(《元代的開元路和水達達路》、《再論澎湖巡檢司與臺灣島的關系》)。趙琦(南京大學)對《元史》中的“朵憐赤”、“大千戶部”、“野馬川”等名詞進行了考證(《釋〈元史〉中的幾個與蒙古相關的名詞》)。內蒙古大學薄音湖對包頭市明隆慶四年美岱召泰和門漢文石刻中的人名、稱號、國名做了詳細的考釋(《關于美岱召泰和門石刻》)。
〔關鍵詞〕法律學術論文;英漢對比;引言;體裁;語步
〔中圖分類號〕H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3)02-0203-06
一、 引言
隨著對外開放的領域拓展和程度加深,中國與國際法律界的交流與日俱增,相應地,學術論文也成為中外法律界探討各種熱點問題、交流信息、完善法律制度、解決法律爭端的重要途徑。就一定層面來看,要讓我國法律研究走向世界,得到國際學術界同行的認可并占有一席之地,當務之急是在國際重要的學術刊物發表高水平學術論文。因此,了解中英文法律論文的寫作差異,掌握英文法律學術論文寫作規范是法律研究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引言作為論文的開局部分,以簡短的篇幅介紹論文的寫作背景和目的、目前的研究熱點、存在的問題及文章的研究意義,從而引出本文的主題并激發讀者對本篇論文的興趣。因此,引言對正文起到提綱挈領和激發閱讀興趣的作用,在整篇學術論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功能。目前法學界對法律類學術論文中引言的研究則尚顯不足,而從英漢對比的角度探討英文法律學術論文中引言的體裁特征的研究更是極其稀缺。鑒于此,本研究采用語料庫方法,選取30篇中外法律權威學術論文,修正了體裁分析的框架,對比分析英漢法律類學術論文引言,旨在準確地描述英文法律學術論文中引言的體裁特征,并探討差異背后的社會文化原因,借此喚起國內法律研究者對英文論文中引言寫作的規范意識,促進我國法律學者在國外權威法學期刊上發表高水平的學術論文。
二、理論依據
體裁是以交際目的為導向的交際事件,具有其話語社團公認和遵守的圖示結構,并且對語篇的內容和形式起著制約作用。〔1〕它不是一般的交際事件,而是一種內部結構特征鮮明、高度約定俗成的可辨認的交際事件。在建構語篇時,人們必須遵循某種特定體裁所需要的慣例。 〔2〕而體裁分析方法是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產物,它綜合了語言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將交際目的與策略技巧緊密聯系在一起,把語篇分析從描述擴展到解釋,不僅考慮社會文化因素,而且考慮心理語言因素。〔3〕
引言也是一種具有特定框架的體裁。為了分析引言的體裁結構,Swales提出了CARS(Create A Research Space)模型。該模型包含三個必需的語步(Move),而每個語步包含若干可選擇的步驟(Step)來實現語篇的交際功能,如語步一(Move 1)中包含三個步驟:指出研究重要性 (claiming centrality) ,概述主題(making topic generalizations)、評述以往研究(Reviewing previous re-search)。雖然CARS模式是分析論文引言結構的有效模式,但學術論文的多樣性必然導致引言的體裁多樣性,例如軟件工程學科論文引言的某些新語步,如定義術語、舉例說明等,無法在CARS模型中找到對應。〔4〕而在不同學科的論文引言里,某些特定的語步,具有獨特的語篇功能和位置。〔5〕
筆者在分析英文法律學術論文中的引言語料時發現,英文法律學術論文中的引言在回顧文獻、通報當前研究和介紹論文結構這三大語步的寫作規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為了更深層次的討論,本研究將它們作為單獨的語步列出。同時,筆者也發現英文引言中的一些步驟,如定義關鍵術語,陳述當前研究,陳述主要計劃,概述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假說和研究價值等,在CARS模型中找不到對應。因此,本研究將新步驟加入了CARS模型里,結合英文法律學術論文中引言特有的語步,以及CARS模型里缺少的語步和步驟,修正了CARS模型,提出了英文法律類學術論文類CARS模型(見表1)。
三、研究現狀
在當今國際學術界,體裁分析已被廣泛應用于許多領域,其中包括對某一特定學科的英漢論文體裁對比研究,發現某些特定學科論文引言里包含了CARS模式沒有的一些重要步驟,如定義術語等;〔6〕一些學者從修辭策略的角度,對某一特定學科的跨文化跨語言論文引言進行對比研究;使用體裁分析理論比較同一學科不同領域的論文的引言結構也是語言學家們關注的焦點。〔7〕這些研究豐富了體裁分析理論,完善了CARS模式,也揭示了不同交際目的下引言寫作的多樣性。
在國內, ESP教學,寫作和翻譯研究,〔8〕以及學術語類語篇的模塊標注〔9〕等領域是體裁理論研究的焦點。與法律學術論文的相關問題也引起了學者的廣泛探討,其中有對法學論文各部分寫譯規范化的探討,〔10〕也有對當前法學論文現狀和存在問題和解決方案的研究,〔11〕以及對英漢法律語篇和語言差異的研究〔12〕等等。這些探索性研究對體裁分析的應用與拓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有助于對國內法學研究的反思并推動其發展。
縱觀以上研究,雖然它們從不同方面對法學論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但多數是從理論論證,沒有進行大量實例驗證,缺乏有力的數據支撐。而且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文法學論文,對比中英文法學論文的研究涉及甚少,對于幫助國內法學學者了解國際法學刊物的寫作規范作用有限。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國內外法律權威學術期刊共選取語料30篇,創建共計30240字數的小型英漢法律學術論文引言語料庫。英文期刊包括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等。中文期刊包括《法學研究》、《現代法學》。運用英文法律類學術論文CARS模型,對30篇英漢法律論文引言中的語步步驟進行人工標注,用AntConc軟件提取,歸納各語步及步驟頻率分布特征,總結英漢法律論文中的引言語步分布以及實現形式差異,并深入探討其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力求從對比分析的角度更全面、客觀地把握英文法律學術類論文中引言的體裁特征,幫助中國法律學者寫出高質量的英語法律學術論文。
五、結果分析與討論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我們得到英漢法律學術論文中引言的宏觀語步和微觀步驟分布特征(見表2),我們將逐一分析它們的異同,并探討其背后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原因。
1.英漢法律論文中引言的宏觀語步分布特征
(1)由表2可見,中英文法律論文中的引言語步特征呈線性分布:確立研究領域開篇-闡述前期研究成果-設置研究空間-通報當前研究-填補研究空間-介紹論文結構。但英漢法律學術論文引言的宏觀整體結構有較大不同,在語步的順序和分布上具有明顯差異,主要體現在語步1(確立研究領域)、語步5(填補研究空間)和語步6 (介紹論文結構)。
(2)相比中文法律學術論文引言,英文法律論文引言更注重詳盡、全面地介紹研究領域。引言開篇采用介紹研究領域,研究背景這一語步,可以讓讀者能夠迅速進入研究情景,了解必要的背景知識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文章論證及觀點。所有30篇英文法律論文中的引言十分詳細具體地介紹了研究領域,涵蓋了相關領域的方方面面,所占篇幅較大,有的達到數千字(由于篇幅有限,作者不再舉例說明)。雖然86%的中文法律論文中的引言介紹了研究領域,但篇幅在整個引言中較短,寥寥數語,甚至有2篇引言未介紹研究領域而直接進入了“設置研究空間”這一語步。
英漢法律論文中引言對于介紹研究領域的顯著差異主要源于國內外不同的學術寫作習慣。國外學者通常采用作者負責型寫作方法,這種方法要求作者詳細闡述觀點,展示邏輯推理的過程和事物的具體性,這使得文章條理清楚,目的明確,也大大減輕了讀者的負擔;而中國學者則傾向于采用傳統的讀者負責型寫作方法。這種寫作方法傾向于含蓄概括,思維委婉跳躍,作者只是提出模糊的意向和幫助理解的材料,大量背景知識需由讀者自行查找,作者的觀點深意也要由讀者從文章敘述中得出, 讀者的主觀理解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所以在例1中,作者在第一句中就直接切入研究焦點:教育權,第二句高度概括了造成不同理解的原因,并沒有展開此話題,給讀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間,以待在下文中尋求答案。
例1.現代法律一般都承認受教育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但各國的立法表述上不同,導致人們對受教育權性質的含義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從國際法角度看受教育權的權利性質》)
(3)英文法律論文更傾向在引言里通報其填補研究空間的結果,而中文法律論文引言涉及極少。“通報研究空間”這一語步的主要功能是直接說明研究成果,并指出其在研究領域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和價值,同時也強調當前研究的貢獻。
由表2可見,英文法律論文作者一般在引言里直接提出其研究結果,解決方案,觀點看法等,80%的英文法律學術論文都在引言里通報了填補研究空間的結果,這使得讀者在一開始就對文章的立場清晰理解(見例2、例3)。在例2中,作者提出了一種常識性理論,這種理論可以很好的解決前文提出的藝術品訴訟法庭爭議的問題。在例3中,作者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文章的結論:修訂法不能根本改變被告的權利,從而回答了一直備受關注的問題。
例2.In contrast to the work of such scholars, this Article, written on the verge of a possible dramatic reworking of the rule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and judgments, posits a simple common sense theory: courts should defer to the forum exercising in rem jurisdiction will have the most control over the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the chattel.(〈Crossroads in the Great Race: Moving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Race to Judgment in Disputes over Artwork and Other Chattels〉)
例3. This Comment concludes that the amended rules are not likely to change substantially the rights of criminal defendants with respect to the introduction of prior act evidence.(〈COMMENT: Oregons New Character Evidence Rules〉)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學術論文極少在引言中直接揭示其觀點立場或解決方案等,只有20%在引言里指出了研究結果,解決方案等。由此可反映出中英學者不同的論文寫作習慣:外國學者寫作直接清晰,開門見山,而中國學者寫作委婉曲折,傾向于緩慢推進寫作進程。
(4)大部分英文法律論文會在引言里介紹論文結構,而中文法律論文引言都缺少這一語步。介紹論文結構能幫助讀者掌握文章脈絡,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路,從而更深刻地掌握作者論證的方法過程。此外,論文結構可以使讀者更有針對地閱讀文章,有選擇、有重點地研究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在閱讀引言時就能夠確定自己閱讀的重點(見例4)。表2表明70%以上的英文法律論文都在引言里介紹了論文結構,不僅使得文章邏輯嚴密,條理清晰,還使得讀者有了整體的概念,也方便讀者快速閱讀感興趣的部分。在例4中,作者用主題句、特點的語法結構,清楚地呈現了整個篇章結構,使讀者能迅速地把握文章脈絡,選取自己的興趣點。
例4. The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is as follows: In Part I, I briefly survey……In Part II, I analyze……I demonstrate that (a)…… (b)……(c)…… I then turn in Part III to a description of……In Part IV, I examine…… In Part V, I put forward the basic tenets of an IL approach. In this model, (〈Integrative Linkage: Combining Public and Private Regulatory Approaches in th Design of Trade and Labor Regimes〉)
而中文法律論文引言幾乎都沒有包括這一語步,中國學者更傾向引起讀者興趣,使其繼續閱讀,自己探尋文章脈絡。
2. 英漢法律論文中引言的微觀步驟對比
(1)確立研究領域選用的步驟不同。英文法律論文引言大多通過概括論題內容,介紹相關背景知識來引領讀者進入研究領域,而中文法律論文則更多的介紹論題重要性來確立研究領域(見表3)。
55%的英文法律學術論文作者采用概括論題內容來確立該論文的研究領域,由此可見,國外學者重視邏輯思維和嚴密分析,通過一步步的概括和闡述論題內容,由點及面,由個體到整體的描繪出整個研究領域,引導讀者輕松進入研究情境。而近一半的中國學者傾向使用“介紹論題重要性”,是為了吸引讀者。在信息時代,高效率的讀者會首先通過閱讀引言了解文章大致內容是否與自己的研究息息相關或是否具有重要意義來決定是否繼續閱讀文章。因此,“介紹論題重要性”就發揮了強調當前研究、吸引潛在讀者的作用。在例5中,作者通過用一些闡明論題重要性的短語,如“議論的熱點”,“熱門話題”等,突出了該話題的重要性和時效性,以達到迅速吸引讀者的眼球,并促使他們繼續往下讀的效果。
例5.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領域各種基本規范的確立,我國法治建設的中心已逐步從“立法”轉向“司法”,與司法相關的話題也逐漸成為實務界和學界議論的熱點。“法律原則如何適用”即是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法律原則適用與程序制度保障———以民事法為中心的分析》)
(2)在回顧前期研究成果步驟中,大多數英文法律論文引言都會采用回顧前期研究成果,而中文法律論文引言較少涉及(見表4)。回顧前期研究成果這一語步,主要是通過大范圍討論先前研究從而自然地引入當前研究來實現的,它將當前研究與以往研究聯系到一起,既可以體現當前研究的重要性和貢獻,又可以為設置研究空間提供依據。然而,回顧前期研究成果并不是單純為了回顧,而是幫助作者:(1)將論題縮小到當前研究的一個具體點上;(2)找到前期研究的局限性和問題;(3)通過回顧前期研究成果,尤其是知名研究,并提出問題使得文章更具學術性,更使人信服。因此,回顧前期研究成果兼具交流和說服的作用。
中英法律論文引言在此步驟上的不同與中外的研究傳統緊密相關。西方國家個人主義根深蒂固,倡導消極禮貌策略,強調個人價值,〔13〕因此體現在學術寫作上就是回顧前期研究成果和指出研究差距,既強調他人貢獻,又指出缺陷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 如例6中,作者在討論先前研究時,明確地指出了每一個觀點的作者,如Cary和Winter,體現了西方國家強調個人價值的價值觀。
例6. Noting that a large part of Delaware’s revenue was derived from the incorporation business, Cary (1974) opined that Delaware bent over backward to offer a corporation law that appealed to corporate managers. In response, Winter (1977) noted that if Delaware corporations did in fact do poorly, one would expect that their cost of capital would increase to reflect the diminished returns. Winter not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is was the case.(〈The role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in shaping Canadian corporate law〉)
然而,中國文化深受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影響,提倡積極禮貌策略,折射在學術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上,〔16〕回顧前期研究成果的方式十分隨意模糊,盡量避免評價他人成果。
在例7中,作者在回顧前期研究成果時,并未明確地指出是哪位或哪些學者提出了這些觀點,而是籠統地用“學者們”概括,這就體現了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另外一方面,盡管作者指出前期研究得出“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社會法制觀念淡漠,中國公民缺乏權利意識和法律信仰”的結論,但卻沒有明確指出得出這些結論的文獻和作者,這也會讓讀者疑惑是前人做出的這些結論,還是作者的主觀推斷。所以,相比之下,英文法律學術論文引言在回顧前期研究成果時,非常明確地指出了作者及文獻,這使得引用更具客觀性,真實性和說服性。
例7. 學者們普遍認識到,法律的有效實施,除了必須具備一些體制內的“硬件”(包括足夠的執法力度、完善的監督機制以及高素質的法律職業群體等等)之外,還需要社會環境的支持。如果環境不利,法律就難免在其實施過程中被扭曲變形,甚至形同虛設。然而,讓人頭疼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水土”究竟有哪些成分不適合“現代法律制度”的運行? 對此,學者們普遍認為,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社會法治觀念淡漠,中國公民缺乏權利意識和法律信仰,歸根到底,中國本土的“法律文化”與來自西方的現代法律制度之間存在深刻的裂痕,甚至在某些地方格格不入。(《法治及其社會資源———兼評蘇力“本土資源”說》)
(3)在通報當前研究這一語步的實現形式上,英漢法律學術論文引言采用的步驟相差較大(見表5)。在這一語步中,中文法律論文中引言采用的四個步驟比例較均衡,而一半以上英文法律論文中引言主要采用“陳述論文主要計劃”這一步驟。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法律論文中比例較高的“陳述研究價值”步驟,在英文法律論文中卻幾乎沒有。
例8.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warding of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light of Mastrobuono. It determines that, becaus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are du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laims for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Awarding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the Wake of Mastrobuono v.Shearson Lehman Hutton, Inc.〉)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論文引言較多地采用了陳述研究價值這一步驟。國內學者傾向于首先吸引讀者關注研究,至于具體的研究過程及問題假說則由讀者在正文中自行探索(見例9)。而且,陳述研究價值具有推銷性的特征。作者引言中采用“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本研究為……作了重要貢獻”,“本研究對……提供了獨特的視野和指導”等結構,既使得讀者了解了研究意義,同時又間接推銷了文章。
例9.了解和研究這些保留和解釋性聲明,不僅對我國提出相關的保留或解釋性聲明有借鑒意義,而且對今后解釋和適用《公約》,完善我國的相關立法有重要參考價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保留和解釋性聲明)
六、結語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看出英漢法律類學術論文中的引言在語步和步驟的使用頻率、順序和分布上存在顯著差異,究其原因,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1.寫作方法的不同。國外學者傾向使用作者負責型的寫作方法。為了減輕讀者負擔,讓他們更輕松進入話題,作者詳細闡述觀點,展示推理過程,使文章觀點明確、條理清楚。而國內學者多采用讀者負責型的寫作方法,旨在給讀者更多的發揮空間,并激發讀者興趣。在確定研究領域,通報前期成果和介紹論文結構等方面都較含糊籠統,讓讀者自行歸納,理清脈絡。
2.價值觀差異。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所倡導的消極禮貌策略充分體現在英語法律學術論文中關于引言的前期研究回顧步驟中。國外作者在法律學術論文中既強調他人貢獻,又指出其缺陷,并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相反,東方集體主義價值觀深深影響國內作者,他們在論文寫作時采取積極禮貌策略,在前期研究回顧中為了顧及他人面子,盡量避免評價他人成果。
3.思維方式和寫作習慣差異。國外學者傾向于直接清晰、開門見山的寫作方式,更重視邏輯嚴密,條理清晰。而國內學者寫作委婉曲折,傾向于緩慢推進的過程,給讀者留出更大的主觀空間,同時也很重視推銷自己的文章。
英漢法律學術論文引言中所展現在宏觀語步結構上的不同取向以及微觀步驟上的選擇差異,反映了中西方學者潛意識中的不同的心理、寫作習慣和社會文化觀念。國內法律學者在撰寫英文法律學術論文時,必須把握英漢法律學術論文引言在體裁結構方面存有的顯著差異及其深層次原因,進而諳熟英文法律學術論文引言的體裁結構,遵循系統規范的英文引言寫作要求,從而提高英文論文引言的寫作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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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單位:四川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西華師范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南充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2-9684
國內刊號:51-1674/C
郵發代號:62-133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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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1.動力是根本
搞寫作,沒有動力是寫不成的。那么,圖書館學論文寫作的動力來自何方?我們認為,動力來自壓力,壓力產生動力。而壓力主要來自事業,來自自身。
1.1事業(社會)壓力
圖書館工作者(以下簡稱“圖書館人”)要發展我國圖書館事業,要發展圖書館學,就要有一顆強烈的事業心。沒有事業心,就沒有動力,就不能搞好圖書館建設,圖書館學也就不會發展。我們搞學術創作,從客觀上說,就是要達到如下目的。
1.1.1指導圖書館工作,促進圖書館事業發展
我們寫論文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圖書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就是論文選題的主要來源。寫論文,搞科學研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若解決不了,自然會產生壓力。這些問題解決不了,又會產生新的問題。一個個問題的解決,也就推動了圖書館工作和事業的發展。
1.1.2提高圖書館學學科水平,促進圖書館學發展,推動學術研究
圖書館學要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學術研究。圖書館人進行論文寫作,不僅指導了具體工作實踐,也同時解決了圖書館學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圖書館學就不會發展。這對圖書館人來說,自然也會產生壓力。
1.1.3提高教學質量,促進圖書館學教育事業的發展
圖書館人進行科研工作,撰寫學術論文,不僅指導工作實踐,推動圖書館學發展,而且也推動了圖書館學教育事業的發展。圖書館學專業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撰寫畢業論文和學位論文。這些論文都是為了解決圖書館學教育和圖書館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解決圖書館事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也會產生壓力。
1.1.4活躍學術氣氛,提高圖書館學術地位
圖書館的學術地位是靠圖書館人積極探索,勇于創新,獲得大量科研成果來爭得的。搞論文寫作,活躍了學術氣氛,取得了學術成果,而且水平不斷提高,自然會令社會刮目相看,學術地位就會提高。不然,無學術成果,別人看不起,同樣也有壓力。
1.2自身壓力
心理學家認為,人們的各種各樣的行為,都出自一定的動機,而動機又產生于人們本身存在的各種需求。這些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交往的需求(或感情和歸屬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5種。圖書館人也不例外,同樣有這5種需求。圖書館人自己的成就(包括學術研究成果)需要得到社會的承認,以滿足榮譽感。自己的學術成果要得到社會承認,就要以論文等形式在期刊等載體公開發表,以滿足社會尊重的需求。如果不被發表,就會產生心理壓力。來自自身壓力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晉升職稱。因為職稱晉升不僅涉及個人榮譽感的滿足,更為重要和現實的是晉升職稱還涉及工資、住房等生活需求。這種需求如得不到滿足,壓力自然會更大。欲滿足這些需求,尤其是晉升職稱,不僅工作要好(“軟件”好),還需“硬件”支持。所謂“硬件”,此處是指學術成果(包括論著、科研項目等形式)的數量和質量,最多見的則是學術論文的數量和質量。圖書館人欲晉升職稱,“軟件”首先要滿足要求,而“硬件”必不可少。這些又給圖書館人帶來一種強大的壓力。
上述種種壓力,必然促使圖書館人產生論文寫作的動力、促使圖書館人產生論文寫作的堅強信心和勇氣。有了動力、信心和勇氣,論文寫作的動機也就隨之產生了。
2. 選題是關鍵
有了寫論文的動機,就要寫作論文。而選題則是開展學術論文寫作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關鍵的一步。有人說,“題好一半文”,把選好題目視為學術論文成功的一半,可見選題的重要程度。選題,就是要解決“研究什么”的問題,明確研究的目標和范圍。
2.1需要性原則是前提
需要性原則主要從選題的重要性和現實性兩方面考慮。圖書館學論文的選題必須是圖書館工作、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發展所需要的課題,不僅需要而且重要,還必須具備現實性。一般說,圖書館學研究重點、研究熱點和研究焦點就體現了圖書館學選題的需要性原則。“研究重點”的特征是:(1)在事業和學科發展中地位比較重要;(2)有較多人進行研究;
(3)研究時間較長;(4)產生論著較多。“研究熱點”的特征是:(1)大多數從業人員投入研究;(2)是特別關注的熱門話題。“研究焦點”的特征是:(1)熱門話題中集中研究熱點;(2)觀點爭論中交叉研究熱點。
2. 2科學性原則和創造性原則是關鍵
科學性是學術論文的特點,也是學術論文的生命和價值,是選題成功的關鍵之一。選題的科學性主要體現在:(1)題目的論點要正確;(2)題目中的概念要明確;(3)要有科學性價值;(4)語言要準確。圖書館學論文的題目必須體現科學性,即要按科學性原則選好論題。
創造性,是指論文的題目要有新意,要有發展。圖書館學的發展,就是一部創造史。圖書館學論文(題目和內容)作為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當然需具有創造性特點。論文的選題具有創造性,主要體現在:(1)別人未研究過或很少涉足——題目要新穎;(2)不要一般化要引人注目;(3)要體現學科前沿;(4)觀點要新,技術或方法要新。總之,題目對圖書館工作和事業發展,對圖書館學發展要能起到推動作用。創造性是學術論文的生命,題目的創造性是寫好論文的關鍵,必須特別注意。
2. 3可行性原則是基礎
可行,即力所能及,難易適中,行得通,辦得到。圖書館學論文的選題是應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且經過奮力拼搏之后才能完成的。欲實現選題的可行性,必須根據作者個人的主客觀條件進行選題。主觀條件,包括個人的知識結構、研究能力和寫作水平等。客觀條件,包括文獻、資料、儀器、設備、時間、經費和導師等。所以,選題時應盡量揚長避短,在主客觀最佳點上選擇出符合自己的實際寫作能力、寫作水平的難易適中的論題。具體說,應考慮從如下幾個方面選題才具有可行性:(1)自己長期實踐且已較為熟悉的領域(包括工作、研究、事業管理和教學及其管理),如長期從事文獻分類工作,最好在分類方面選題;(2)自己感興趣且知識積累較為充足的領域;(3)自己長期跟蹤研究過的領域;(4)別人未研究或很少研究,但自己線索較多,知識儲備較多的領域;(5)自己善于爭鳴的且易于批判(評)的領域等。為增強選題的可行性,還應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論文題目應大小適中。題目太大,由于所掌握材料限制,文章容易膚淺,寫不深,寫不透,造成大題小作,沒有價值。題目太小,學術價值也不大。所以選題要適中,要根據“小題大作”的原則選題,這樣,小題目反而能寫出大章,容易駕馭,容易寫深寫透。(2)選題必須建立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只有當你了解到前人或別人的研究成果、現狀時,你才能知道自己的題目是否具有創造性和重要性。當然,這種調查主要靠自己平時的積累,有時也需要突擊性調查。
總之,圖書館學論文的選題是寫好論文的關鍵,但欲使論題符合上述四條原則,必須靠自己的知識積累,知識積累是寫好論文的基礎。
3 知識積累是基礎
從上述可知,僅有寫作動力和動機而無(或很少)知識積累,是寫不出好文章的。沒有(或很少)知識積累,就不能選好論題,同樣也寫不出好文章。因為,一個人知識累積的數量和質量與其論文的質量幾乎是成正比的。所以,研究學術論文寫作,必須研究作者的知識積累,要對作者的知識積累給予特別的關注.
3.1知識積累與論文寫作的關系
知識積累與論文寫作對一個人來說是知識信息的輸入與輸出的關系。知識輸入(積累)的數量越多、質量越高,所寫論文的質量也就越高(排除其他因素)人們在輸入信息后,他原有知識結構發生質的變化,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新的知識結構。如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提出的方程式:k〔s〕+Ai=k〔s+As〕該方程式告訴我們,人們在吸收了情報后,原來的知識結構(K〔S〕)就變成了新的有序的知識結構(K〔S+AS〕),這種知識結構增強了創造性和思維能力,更富有智慧,他所從事的社會實踐活動能夠創造出新思想和新知識。如果他從事學術論文寫作,就會使成果具有創造性。
3. 2積累知識的內容
圖書館人寫作學術論文,需要積累的知識種類很多,但就其內容來說,不外乎以下三種類型,即圖書館學專業知識核心知識;相關知識內圍知識;其它知識——外圍知識。關于相關知識,主要包括:哲學、系統科學、管理學、社會學、數學、計算機科學、教育學、心理學、經濟學、文獻學、情報學、檔案學、目錄學等。其他知識如:科學學、美學、語言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等。以上是從整體上就一般寫作所需積累知識而言。而從具體上說,由于題目的性質與論證角度不同,所涉及學科內容不同,所需積累的知識、資料也不會相同。
具體到一個論題,應當積累(輸入)如下知識:(1)縱向知識:有關該論題的歷史、現狀及未來預測;(2)橫向知識:有關該論題的國內外的研究現狀、概況等。有關核心資料、知識,要全面系統重點收集、積累;內圍資料、知識,要盡量收集、積累齊全;外圍資料、知識要視需要而收集積累。
3. 3積累知識的方法、手段
主要有調查法、觀察法、實驗法和文獻檢索法。圖書館學論文寫作需要收集、積累知識、資料,常用方法是文獻檢索法,其次是調查法、觀察法、實驗法。另外,要寫好論文,積累知識必須長期與臨時相結合,一般與重點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要寫好論文,知識積累是基礎,是需要下大功夫才能打好這個基礎的。基礎打好后,才能“下筆如有神文章寫好后只有公開發表,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如何投稿,這也是需特別注意的。
4. 對口投稿是方向
投稿有沒有策略?筆者認為,不但有而且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
1.SSCI
即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來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科學論文的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的大型檢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錄1809種世界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期刊,內容覆蓋包括人類學、法律、經濟、歷史、地理、心理學等55個領域。收錄文獻類型包括:研究論文,書評,專題討論,社論,人物自傳,書信等。選擇收錄期刊為1300多種。SSCI收錄報道并標引了2684種(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會科學期刊,同時也收錄SCIE所收錄的期刊當中涉及社會科學研究的論文。SSCI涉及人類學、考古學、地區研究、商業與金融、傳播學、犯罪與監獄、人口統計學、經濟學、教育學以及特殊教育、環境研究、人類工程學、種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學、接待、休閑、運動與旅游、衛生政策、護理、老年醫學、健康與康復、藥物濫用、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勞資與勞動、信息科學與圖書館學、國際關系、法律、法醫學、語言學、管理科學、運籌學、計劃與發展、政治學、精神病學、心理學、倫理學、公共管理、社會學、城市研究、運輸、女性研究等。
2.SCI
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建的,收錄文獻的作者、題目、源期刊、摘要、關鍵詞,不僅可以從文獻引證的角度評估文章的學術價值,還可以迅速方便地組建研究課題的參考文獻網絡。SCI創刊于1961年,SCI(科學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會議錄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獻檢索系統,是國際公認的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主要檢索工具,其中以SCI最為重要。經過40年的發展完善,已從開始時單一的印刷型發展成為功能強大的電子化、集成化、網絡化的大型多學科、綜合性檢索系統。SCI以布拉德福(S.C.Bradford)文獻離散律理論、以加菲爾德(E.Garfield)引文分析理論為主要基礎,通過論文的被引用頻次等的統計,對學術期刊和科研成果進行多方位的評價研究,從而評判一個國家、一個科學研究機構、一所高等學校、一本期刊,乃至一個研究人員學術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由于SCI收錄的論文主要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領域,所以SCI指標主要適用于評價基礎研究的成果,而基礎研究的主要成果的表現形式是學術論文。所以,如何評價基礎研究成果也就常常簡化為如何評價論文所承載的內容對科學知識進展的影響。因此,SCI是目前國際上被公認的最具權威的科技文獻檢索工具。SCI所收錄期刊的內容主要涉及數、理、化、農、林、醫、生物等基礎科學研究領域,選用刊物來源于40多個國家,50多種文字,其中主要的國家有美國、英國、荷蘭、德國、俄羅斯、法國、日本、加拿大等,也收錄部分中國(包括港澳臺)刊物。
關鍵詞:實證會計研究;會計理論;學術范式;學術批評
一、引言
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著名會計學者瓦茨和齊默爾曼所著的《實證會計理論》被翻譯介紹到中國會計界以來,實證研究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關的問題就受到了會計學術界廣泛的重視。近10年來的發展,實證方法已逐步為中國會計學術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當的應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國內地經濟學最高水平的學術雜志《經濟研究》,已經發表的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的財務、會計論文(包括財務會計專業研究人員撰寫的微觀經濟類專題的論文)就有20篇。由于學科劃分以及對論文主題所涉及領域方面的認識,這種統計可能不甚精確,但不可否認,作為相當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強調實證研究方法)的國內一流經濟學學術期刊,正在刊登越來越多的實證會計研究論文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同樣,被公認為中國內地會計學最高水平的學術理論刊物《會計研究》,收錄發表的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撰寫的會計論文也越來越多。近年來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撰寫的會計學博士學位論文也日漸增多。種種跡象表明,實證會計研究正試圖取代規范研究,成為會計學術研究的主流范式。
筆者認為,在實證研究這一方法被引進中國將近10年的今天再討論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僅停留在方法的介紹或規范和實證兩種研究范式孰優孰劣的比較評判層次上,而應當將學術研究中,中國會計學者在方法應用上存在的問題揭示出來,并總結消化、吸收西方會計研究中的先進方法。正因為如此,筆者總結了中國學者應用實證方法撰寫會計學術論文時存在的問題,同時,針對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筆者希望借助評論同行文章這種特殊的方式,為在會計學術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學術批評風氣盡一點綿薄之力。
二、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
在中國接受實證會計研究方法近10年的過程中,學術研究的方法論的爭論可謂層出不窮。
種新的學術范式之所以能夠得以誕生并進而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原因需要認真予以分析和總結。筆者以為,搞清楚包括經濟學、會計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關系,是展開討論的基礎。
價值判斷是對某種特定事實內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壞”、“好些”或“壞些”等的評價和預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觀念中,價值判斷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達政治要求、決定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道德高尚還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也是進行行為選擇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但是,在作為經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從認識邏輯來看,價值判斷僅僅是一種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作出的判斷性評價和立場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別人對相同的事實持相反的立場,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學預言能力。相反,事實判斷則包括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即事實是怎么回事,它已經怎樣或將來會如何,因而能夠在經驗上被證實或證偽。不僅如此,價值判斷也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即事實在邏輯上并不包含它的評價。
強調事實判斷在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著在理論研究的整個活動和過程的所有方面都不應有價值判斷。一般來說,在研究對象的選擇、認識目標的確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結果的選擇等領域和方面,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因為每個研究者既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愛好選題,也可以根據政治、道德和信仰選擇實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此時沒有價值判斷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說,當前中國會計實務中會計信息失真現象泛濫,作為會計學界的研究者,展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既有理論上的價值,又有現實的意義,同樣也符合社會大眾對消除這種現象的情緒需要。但是,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內容領域,也就是在認識過程和理論形成過程之中,卻不允許價值判斷插足。如果在內容領域借助于價值判斷,就會使認識過程從一開始就引入“信仰”問題,這只會使認識過程扭曲,得不出科學的結論。再以當前中國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為例,如果從一開始就建立了會計造假是由于會計人員的法制觀念薄弱,或是由于傳統的會計制度已經無法適應建設市場經濟的改革需要的所謂“先驗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礎作出的分析必然會在結論上發生偏差。另外,有人強調科學家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指出一些偉大的學者都有著鮮明的價值觀和強烈的歷史責任,但沒有說明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責任在他們的科學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細加以考察,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對他們選擇科學課題、堅持科學信仰和從事艱辛的科學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對其科學認識和理論創造過程本身則起不了什么積極作用。他們正是在拋開了價值判斷而專注事實判斷的情況下,才有了科學的創造。因此,在一些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在獲取信息和認識客觀事物內在聯系的范圍內,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避免進行價值判斷是必要的。
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規范研究是根據“應該如何”提出命題,而實證研究則以“是怎樣的”來提出命題,這兩種命題提出方式上的差異,決定了實證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作為經驗科學的會計學研究,以價值自由為前提能夠保證采用實證方法所作的理論探索是一種以事實判斷為基礎的研究活動。雖然,研究者在具體從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以及結論的形成上,會犯下方法上的錯誤和產生各種邏輯上的漏洞,但這些問題并非是由于實證方法本身產生的,而是屬于方法運用不得當造成的。理論研究中,以價值自由為前提的實證研究方法,是知識累積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實證研究才能成為許多社會學科進行學術理論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并得到學術研究人員的廣泛認可和接受。
三、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
在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的論爭中,引起認識混亂的原因恰恰是對實證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夠深入、認識的不夠清晰。
實證分析可以分為理論實證(或邏輯實證、分析性實證)或經驗實證(empirical)兩個相互聯系而又可以獨立進行的部分和階段。前者的任務在于提供一個概括的體系或框架(framework),對現實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問題,作出理論上和邏輯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對理論實證得出的結論和假說進行經驗檢驗,以確定其真理和謬誤所在,亦即證實或證偽。因此,進行實證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論模型,提出理論假設,進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論分析,然后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經驗檢驗,證實或者證偽假說,得出帶規律性的結論,亦即達到理論上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
雖然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可以分別進行,但同時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因為經驗觀察到的事物總是具體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進行抽象的理論分析,從理論上說明了每個因素的作用和相互關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內在規律性。不僅如此,理論概念和理論范疇并不一定能夠作為實證分析的指標和工具。因為,理論概念必須抽象掉許多次要因素,而經驗研究所定義的指標及其據此獲得的資料和數據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在進行經驗實證時,必須注意從理論概念向實證指標的過渡,實證指標的選擇和設計必須盡量與理論概念相接近。這樣,才能保證實證結論的嚴密性。
當前,不少中國會計學者進行的經驗實證分析,都存在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缺乏應有的理論指導和理論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夠的微觀經濟學、金融理財學等會計的“基礎學科”的理論分析框架和經過嚴謹理論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缺乏基礎性理論框架,就變成了為實證而實證。盡管這類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數據,構造數學模型并作了回歸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論指導,給人一種玩弄數字游戲的印象。因而,其結果的解釋能力和預測價值就值得懷疑。對會計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理論框架和相應的經驗實證的結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相關理論框架作為展開研究的基礎性理論,要么簡單地以“中國特色”為由,籠統含糊地將現實觀察到的現象加以總結描述,即作為被檢驗的假說。如果說,在中國實證會計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把西方學者用英語發表的實證研究論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過來,照著他們撰寫實證論文的典型步驟和程式,加上中國的經驗數據,做一遍練習題,是一種學術革命的先驅行為的話,那么,在經過了起步階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繼續這種“照著例題做習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就不得不說這是中國會計學術研究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