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倫理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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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轉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確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第2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東南大學和《建筑學報》聯合主辦的“亞洲視野下的建筑歷史與理論的前沿”1)研討會，會議主旨提出這樣一個發問：什么是當代建筑歷史與理論的前沿(問題)？對此筆者試圖提出個人的回答及一些相關的觀察思考。這個問題，可以從世界角度看，也可以從中國角度看。從世界角度看，當下的建筑歷史理論問題，是如何面對非西方的、亞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歷史和理論的“出現”，即如何在歷史和理論層面上接受之，并通過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歷史理論成為一個真正的多元多文化體系的問題。非西方建筑當然和西方建筑同樣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導的)世界建筑學術話語中存在。而這里所謂的“出現”，特指這些建筑及其歷史理論在世界話語特別是世界學術話語中的出現或出場。這種出場，有一個短暫的發展史。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西方學者書寫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內容，但其視野和構架卻是歐洲中心論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論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場愈加顯著；1990年代以來，非西方國家的建筑、尤其是亞洲、特別是中國建筑及其研討和論述，以強勁的勢頭出現在世界文化和專業話語媒體中。今天，在批評西方中心論的理論思潮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中、在七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取代和金磚五國崛起之際、在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及中國引領的亞投行成為世界性銀行之時，包括中國和亞洲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的建筑話語的出場，氣勢磅礴，無法阻擋。但是，目前關于非西方國家的建筑的研討話語，基本上是“歷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進入理論層次和思維構架領域，基本上無法和西方理論和思維構架正面交鋒；西方中心論在彬彬有禮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國家建筑敘述的同時，依然含蓄地保留著；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話語為基礎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話語，依然沒有在深層的概念和構架上轉變成一個多元的、多文化的體系，盡管大家都認為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構架，在歷史研究更是在理論思考上真正容納非西方國家和文化的建筑經驗及其內在文化思維邏輯，是目前世界建筑歷史理論的前沿問題。就中國角度來看，今天的建筑歷史和理論的前沿問題，是世界化，即如何在歷史和理論上進入世界建筑話語尤其是專業學術話語體系中，并且改造其內在思維和構架、推動多元多文化體系的建立的問題。這個世界化，也有一個較短的近代和現代史。1930年代營造學社初期關于中國建筑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論述(朱啟鈐、伊東忠太、梁思成、劉敦楨)，1940-1980年代營造學社工作的英文寫作和最終發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終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對于中國園林、宮殿、民居等類型的大量的對外介紹(對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圖書的涌現)，2000年以來的更廣更深的多視角的論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開—這些是這一歷史的幾個重要階段。今天，中國建筑話語在世界上的出場，異常活躍；伴隨的建筑歷史理論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現當代史的開拓、大量的國內外的學術和課堂的交流，特別是設計實踐的大量國際合作，使得中國建筑的學術內涵和外延以及國際性出場，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國建筑的國際化，規模雖然宏大，理論工作卻還是淺顯的；中國建筑依然是“歷史的”、“地方的”、“異域的”，而非“理論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論興盛(后殖民地批判、歐洲中心論批判、權力批判、女權主義批判、理性主義批判、現代性批判)的大氛圍下，在設計實踐和學術科研高度國際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動中國建筑及其歷史和理論的世界化，使其不僅在歷史層面上，更是在理論層面上進入世界話語，成為有意義的有理論價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構架上挑戰、顛覆、改造現有世界建筑歷史理論話語體系，是目前的前沿問題。上述的兩個前沿問題，兩個我們需要推動的過程，即世界建筑話語對非西方建筑的接納和中國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聯系的。前者與后者呼應、連貫、統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動前者。我們做好了第二項工作，就是對第一項工作的回答和貢獻。

2如何推動中國建筑歷史理論的世界化？

今天，應該如何推動中國建筑的歷史理論的國際化？根據思考，我認為應該要在以下幾方面努力。這些方面是互相聯系的，這個單子也是開放的，可以繼續發展。1)要面對和承認，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歷史理論的基本構架的西方性。近現代人類社會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歐美理論或原型為基礎的；世界建筑學專業的基本構架也如此，其中的歷史理論論述更是如此。近幾十年，非西方建筑作為歷史和地域現象已經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話語基本構架、概念、詞匯、標準、參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積極探索、并且有選擇地使用西方發展了的提煉過的詞匯、概念、思維。面對西方學術體系，要學習、要進入；回避、關門、另起爐灶，沒有出路。對合理的確實有普遍意義的，要采納；對不合理的狹隘的有偏見的，要質疑、挑戰、去除。對西方體系，要與之對話，也可以辯論。要努力躋身于建造理論、建造話語的行列中去，積極參與正在發生的對西方中心的近現代世界話語體系的改造。3)不把中國歸于西方體系，尊重中華傳統原本的獨立性(歷史、經驗、思維、倫理)，強調其獨特性及由此產生的對西方主導的世界(建筑歷史理論)話語的突破性和革命性。這種對獨特性的強調，有利于我們質疑、挑戰、顛覆、重構近現代世界(建筑歷史理論)話語體系。新的體系，應該是平緩、關聯、多元、多極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樹狀的、中心的、排他的。4)繼續從事中西比較，及東亞體系和歐洲體系的比較。比較作為方法，已經是一個思維策略；其潛臺詞是假設了兩者的獨立和平等，以及對任何一方的主導的顛覆(當然，兩者的互動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應該把對中國建筑的研究，和東亞地區聯系起來。“東亞體系”有內在的文化思維邏輯的連續性和系統性，在和西方體系對話中，具有重要理論意義。6)應該破除“中國建筑史”就是“中國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現代和當代的中國建筑，作為嚴肅的課題，進行認真研究、分析和理論化。否則，中建歷史(和理論)的學術研究，就和今天中國的大規模建設和高度國際關注的現實，太不相符，在國際平臺上也顯得太弱勢。這個對“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構古代和近現當代的“連貫性”(盡管有斷裂)，以及近現當代本國建筑的“中國性”。這會強化中國建筑(歷史理論)在世界專業學術話語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國建筑”概念的同時，要破除符號化的“民族國家”的限制，啟用地理視野，還原更復雜的地理地緣關系。要關注地緣的豐富、邊疆的模糊、大中華區(兩岸四地)的關系、東亞的互動、亞洲各地區的互相聯系，以及世界性互動(雙向的、各時代的，如援外工程)。8)強調“理論”，重新理解“史”和“論”的關系，強調兩者的深度統一，把純歷史研究變成歷史理論相結合的研究，提高中國建筑歷史經驗的理論意義，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夠面對世界的理論意義，由此跨越中國建筑研究僅僅是地域的、歷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進入世界的理論研討的領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強調“社會”。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內在狀態和重要理論意義，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術”和“形式(藝術)”的捆綁，把建筑問題和更廣泛的狀態、過程、矛盾、問題、構架、學術體系等，聯系起來，然后回到建筑問題上，由此獲得方法和視野的制高點。這個更廣泛的大領域的核心學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學(如歷史學、美學、心理學、經濟學)，盡管這些都很重要；這個核心學科，根據我的長期觀察思考，就是社會(學)理論(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這里的社會理論，包括政治理論、批判理論、哲學思考，社會學內在理論(關于權力、國家、社會分層、城鄉關系等)，也包括社會政治學理論和某個具體問題/專業的關系的研究和理論(如歷史、美學、技術、日常生活，及由此導出的社會史、文藝社會批判、社會技術史、微觀日常社會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學的歷史理論的基礎構架，已經從藝術史范疇，走向廣義的社會政治學范疇，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標志。

3三個課題

筆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試圖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煉過的西方詞匯和概念，也尊重并強調中國歷史經驗的獨特性。最近的研究也關注歐洲傳統和中華文化在概念思維上的正面交鋒，即將兩者放在同一平臺上比較思考。這些工作包括3個項目，簡要介紹如下。

3.1“大”與“國家”

本研究試圖說明，在中華文化中，大視野(天地、萬物)和國家倫理的關系2)[1-3]。在諸如“家國天下”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論述中，國家成為一個必然的道德范疇，在一個道德構架中和天地萬物相聯系。這和歐洲的情況幾乎相反。在近代歐洲，在國家成型之際，“國家”是個負面的概念：國家必須存在，卻是合理的、道德的、進步的個人和市民社會的對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權。反觀中華文化，國家是一個綜合的、全面的倫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視野，及其與全面的、倫理的國家政府的關系，無處不在：漢字(每字獨特而微觀、構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藝(圍棋的量和大、麻將的大和雜)、宮廷大型典集的匯編(《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字的帝國/帝國的字)、宮廷山水畫(構圖、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聯網(驛道)構成國家地理的全局、木構建筑的“大”和國家的引領(構件帝國/帝國構件)、建筑群體的大構圖和國家的在場等，都是例證。研究認為，在中華文化中，整體世界觀與整體國家觀是聯系在一起的。

3.2“建筑與政治”的理論課程

這是最近幾年開設的一門研究生課程。核心重點是探索“形式”與“政治”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在西方理論和中國體系之間的對話。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學的、體驗的，也可以是空間格局的、社會構架的形式；這里的“政治”包括社會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種理論，包括哲學理論，如權力理論、批判理論和政治形式理論等。課程包括3個板塊，每個板塊包括西方理論的介紹、分析、解讀，以及一個對應的中國案例的歷史和理論的分析解讀，由此構成一種張力，促進前后兩者的對話或辯論。1)圍繞權力和空間的關系展開，關注機構或機關建筑(醫院、學校、監獄、宮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間和空間政治；重點介紹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論，以及勒菲夫爾(HenriLefebvre)、西里爾(BillHillier)、馬庫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納(NikolausPevsner)的有關論述；中國案例是對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間的分析。2)圍繞設計批評和批判理論的關系展開，關注西方的批判哲學、批判理論和現代主義建筑批評，介紹康德(ImmanuelKant)、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論論述，以及關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討論；相應的中國的個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設計的分析，以及對作為獨特實踐形式和組織形式的設計院的分析解讀。3)圍繞美學和政治的關系展開，關注兩者之間各種可能的狀態及就此關系的理論，重點介紹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論述；中國的案例是“大”和“國家”的關系的研究，探討文化、美學、技術、倫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與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與政治的關系，還有其他的狀態和板塊，需要進一步探討。

3.3《英文中國建筑研究讀本》的編輯構架

這是英國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項目，是覆蓋世界各學術領域的一套叢書中的一種，英文書名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東南大學的陳薇及李華老師合作主編3)。“中國”(及“中國建筑”)成為一個絕對的單元，受到“民族國家”的符號化的局限，這是一個問題。盡管如此，作為一本全英文的當代的中國建筑研究論文的精選讀本，對于推動中國建筑歷史理論的世界化，應該是有益的。作為編輯而成的讀本，書的構架極為重要。本書遵循了幾個基本的構架原則，并由此推出全書的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課題。這些原則是：1)破除“中國建筑”就是“中國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現代、當代都納入組稿和思考的構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會生產”的概念，視建筑為社會產物和社會場所，而非技術理性或美學形式自身的問題。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間的“生產者”(生產的人群和機構等)，并考慮生產者的各種類型、狀態(如“工匠“”建筑師“”設計院”等)。4)在方法上優先考慮“國家”這個最主要的建筑生產者或生產機構；這是從古代到當代中國的一貫現象，為我們尋找各代中國建筑的連貫性提供一個思考；有了國家這個主要生產者，其他生產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間工匠、自由個人建筑師、設計院等。5)采用并協調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產者及其機構、形態與空間、城鄉各場所、知識和技術的制度化、歷史斷裂和歷史境遇。6)尊重和強調某一歷史階段的獨特性(獨特歷史境遇)。7)強調當代視野，即全書提供的歷史，是當代觀察和研究的歷史，而非絕對的歷史復原。在這些構架原則下，全書分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個專題，每個專題下有幾篇文章。這5大部分是：古代傳統；民國早期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當代-世界的中國；理論探索。第1部分的專題是：國家的建筑設計和城市規劃；士大夫的實踐領域；民間工匠實踐和民間生活世界。第2部分專題：“建筑學”的到來(職業、學科、教育體系)；近代建筑技術與風格；近代城市建設與空間組織。第3部分專題：國家的建筑設計和城市規劃；實踐、教育和設計知識的制度化；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筑(民族主義和現代主義)。第4部分專題：個人建筑師；國家設計院；中央商務區(世界的物象)；城鎮村鄉連續體；地緣關系(臺灣和香港的實踐)。第5部分專題：世界觀；政治倫理；研究方法。

4結語

第3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由精英教育轉變為大眾化的教育。隨著大眾化教育的到來，各大高校的課堂規模越來越大。公共課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規模在各高校實行大班化教學幾乎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大班化教學有利也有弊。優點是它可以緩解教室和教師資源短缺的壓力。弊端是教室太大，學生人數太多，課堂秩序不好管理;受教室空間大的影響，教師授課內容學生聽不清楚;出現學生的遲到早退、曠課現象比小班化教學多等問題。在大班化視野下，要想真正做到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入耳、入腦、入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做好有序課堂管理是關鍵。當前，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都在積極努力探索大班化視野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管理方法和手段，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大班化教學環境不利于教師因材施教。大班化教學學生人數多，規模大，學生的理論基礎和自身素質參差不齊，教師無法因材施教。而有時候大班化的學生分屬于不同的專業，這些不同專業的學生因為此前高中階段的學習程度不同，對同一問題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這樣會影響教師教學內容的設置以及內容講授的深度和廣度。另外，學生人數和授課班級規模也影響教師組織的課堂提問、討論以及研讀等活動的展開。大班化環境下的學生互相受環境影響比較大，注意力相對難以集中，尤其是受市場經濟大環境的影響，有些學生比較功利，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相對于專業課來講屬于想聽就聽，不想聽就不聽的課，思想上不重視，所以更是難以進行有序管理，教師組織的課堂提問和討論經常不能很好地進行，效果不強，難以做到教學相長。面對不同層次、不同水平的學生，教師在同一堂課中很難做到根據學生的專業和自身特點進行因材施教。而如果不能因材施教，勢必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教學效果。

(二)大班化教學環境不利于教師控制課堂紀律。大班化教學容量一般在2、3個自然班以上，少則100人，多則200～300人。大班化課堂條件下的學生組織比較松散，教師很難做到認識和記住每一個學生，還由于學生從小到大受“副科”思想觀念上的影響，導致學生普遍比較重視專業課，輕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有的學生甚至把專業課和英語作業帶到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上來。另外，有的學生在課堂上紀律比較松散，說話、吵鬧、玩手機、睡覺等都時有發生，教師對學生管理的太嚴，影響學生對老師的評教結果，甚至直接影響教師的獎金和津貼，對于有些要求學生選教師的高校來講，這樣還會直接影響教師下一學年的選課人數。所以，有些教師勢必會睜只眼閉只眼，這樣做勢必會打擊學生的積極性。還由于班級規模大，考勤難度也比較大，教師如果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考勤上，勢必會擠占更多的課堂講授時間，影響教學進度和教學質量。

(三)大班化環境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教學過程實際上是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兩個過程的互動。但是由于大班化班級規模大，教師與學生之間互相不了解，學生的積極性難以調動。這些現狀的存在影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素質化教育的實現，也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性。大學生是祖國和民族的未來和希望，是最有創新性的一族。但是目前的大班化教學由于教師精力和學生素質的有限性，兩者之間缺乏互動，教師不了解學生，學生不參與互動，使得學生很難學會用學到的知識主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學生也習慣了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教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知識的傳播器。啟發式教學在大班化的教育環境下，作用非常有限。這樣的教育環境，不利于學生的成長和成才。總之，面臨學生人數眾多，程度參差不齊且兩極分化嚴重的學生，短短幾十個學時要保證良好的教學質量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教師在大班授課中往往都感覺力不從心。由此可見，有序的課堂管理是保證和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

二、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管理的必要性

課堂管理是課堂教學的組織基礎。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管理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有序的課堂管理是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的基本保證。人才培養最基本的就是課堂教學，在高校里，學生自主學習的培養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加強課堂管理，學生才能在課堂中把握所學課程的基本體系、基本內容，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課堂管理井然有序，不僅能保證教學活動的順利進行，還能提高教學質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目的是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政治素質以及法律意識，是對大學生進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的主要渠道，旨在幫助大學生成長、成才，為我國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這一切教學目標都要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完成，課堂教學的效果如何，關鍵取決于課堂管理的效果。可見，有序的課堂管理是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和實現教學目標的基本保證。

(二)有序的課堂管理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基本體現。以人為本在教學過程中體現為以學生的根本利益為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旨在通過其教育教學，將基本理論和社會主義政治理論、法律教育、道德規范內化為大學生個體的動機、意識、思想和觀念，并使這種認知外化為行動上的自覺。而學生新知識的獲得必需取決于教師是否進行了有序的課堂教學，教師的課堂教學是學生學到更多的新知識，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水平的主渠道。教師進行有序的課堂管理，按照教學大綱的要求，保質、保量完成教學任務，才是以人為本理念在教學中的體現，而這一切都有賴于有序的課堂管理。沒有有序的課堂管理，就無法進行正常的課堂教學，學生的根本利益也就得不到體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的特殊性和知識的理論性強而且量大的特點，決定了學生的興趣很難調動。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如果能夠科學引導、激發學生的興趣，做到以學生為本，而不是一味地照本宣科和訓斥學生。根據學生的特點，有序地進行課堂管理，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學時間，循循善誘，就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有序的課堂管理也是對學生公平、公正的體現。學生的課堂表現如何，還取決于教師是不是給學生立下了“規矩”，是不是嚴格按照“規矩”對學生進行了獎懲，教師是不是對每一位學生做到了公平對待。所以，思想政治理論課要求每一位教師不僅是教育理論的宣傳者，更是教育理論的實踐者。作為一名長期工作在一線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筆者認為每位教師都有自己的課堂管理方法，在這方面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位教師也都有自己的課堂管理原則，作為教師，其主要作用就是教書育人，教書固然很重要，但是育人也不可忽視。要求學生做的，教師首先一定要做到，要求學生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對待學生要一視同仁。事不平則心不順，作為學生，公平是每一個學生心里的一桿秤，他們要求教師要做到公平地對待每一位學生，要及時給予認可、鼓勵、贊揚和批評指正。不論學生的平時學習情況如何，學生做的好，就要受到獎勵;學生做的不好，就要適當的教育。如果教師做的好，學生就能好好配合、參與互動，肯定教師的教學，也就是所謂親其身、信其道。總之，有序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管理是激發學生興趣、調動學生積極性、維護師生和諧關系、提高教學質量、完成教學目標的基本保證，也是對學生公平、公正、民主的體現。

三、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管理，實現“以人為本”

(一)紀律嚴格公正，做到有章可循。管理一個班級，紀律最重要，尤其是大班化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只有課堂紀律有保證，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學習是一種腦力勞動，它需要學生十分認真，做到眼到、手到、心到、口到，需要大家動腦筋去思考、去理解、去解決，這就需要一個安靜的課堂環境，而安靜的課堂環境需要嚴格的紀律來保證。如果課堂紀律松散，有人說話、有人上網、有人做小動作，勢必會影響周圍同學的注意力，也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活動和情緒，從而打斷正常的教學秩序。為此，每學期上第一節課時，教師應該給學生“約法三章”，明確對學生如何進行獎懲。對于平時到課比較好而且上課積極發言的同學要適當地給予精神或者分數獎勵，對于遲到、早退、曠課等同學要給與口頭教育，必要時給予書面檢查或者適當減少其平時成績。盡管成績并不能說明全部，但是對于在校大學生來講，成績的高低會影響其以后的綜合測評。還可以把第一排留出來專門給遲到和課堂紀律表現比較差的學生坐，引起學生的重視;給每個班級的學生劃分區域，方便學生考勤、分組提問，增強學生的班級榮辱感等，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這些規則制定以后還需要教師在以后的教學過程中嚴格執行，一視同仁。

(二)課堂準備充分，激發學生興趣。信息化是當下最大的時代背景，在這種背景下，網絡環境對大學生的影響特別大。它突破了以前的時空界限，使得大學生除了在課堂上接受教師傳授知識以外，學生間的交流也變得越來越多且互相影響，而且學生會把更多的時間用來上網，與網絡上的其他群體發生互動。這些時空環境的變化，都會影響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觀的形成。在這種背景下的教學對象———大學生也成了現實生活中的“立體人”，他們的思想、行為也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正如邱偉光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一書中指出:“必須從多角度、多側面對人的思想和行為，對各種思想政治教育的現象和問題進行立體地綜合分析，切不可將復雜的人、復雜的現象簡單化。”要想給學生一滴水，教師必須有一桶水。大班化環境下的教師上課前一定要進行充分的準備，針對不同層次、不同特點的學生，結合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做到備課堂、備教材、備教法、備學生。尤其是教學內容，一定要豐富翔實、豐富生動、有吸引力，淺顯易懂。方法上要灌輸和啟發并用，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宣講好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基本內容，并把第一課堂(課堂講授)和第二課堂(課下輔導)以及學生的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始終緊跟時代和學生的步伐，為大班化的課堂管理打好基礎。

(三)管理“以人為本”，維護學生利益。“以人為本”表現在教學上就是以最廣大學生的根本利益為本，教師要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學生的最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傳統的課堂管理把學生視為被動的客體———知識接受的對象，一味地對學生進行知識灌輸，一味地對課堂紀律表現不好的學生進行訓斥，沒有充分考慮到學生的根本利益和學生的需求，這種課堂管理方式最容易引起學生的逆反心理，影響課堂教學秩序。“以人為本”的課堂管理必須建立在民主、效率的管理思想觀念之上。無效率的課堂是不科學的，無民主的管理是不人性的。所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一定要放下身段，做到師生平等，課堂民主。在規則中盡量釋放學生的個性，給每一位學生表現自己的機會。以嚴父慈母般的胸懷尊重、信任、理解學生，維護學生的根本利益，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學為人師、身為示范，做學生的良師諍友。在課堂上，師生之間只有以平等、民主、和諧、共贏的關系互動，為實現共同的教學目標而努力奮斗，才能做到教學相長。

第4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1．1一般資料:

選取自2012年2月至2013年7月在本院接受治療的斷指再植手術患者80例，隨機均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各40例。觀察組中男24例，女16例，年齡25－68歲，平均(46．3±15．6)歲，其中擠壓傷9例，砸傷11例，撕裂傷15例，切割傷5例。對照組中22例，女18例，年齡23－67歲，平均(45．0±14．2)歲，其中擠壓傷12例，砸傷8例，撕裂傷13例，切割傷7例。兩組患者均排除嚴重的心、腦、腎等器官功能障礙，無其他嚴重的外傷，比較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斷指再植手術治療，術中先清除肉眼可見的損壞組織，標記好截面處的血管和神經，對截面進行固定。然后在顯微鏡下修復受損的神經和栓塞的血管，修復后進行肌合。術后采用抗生素等藥物抗感染，并在局部傷口處敷上輔料，經常更換。

1．3護理方法

1．3．1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方法，包括心理護理、健康教育、護理等，觀察組采用循證護理，具體方法如下:

提出問題:根據患者術后情況，找出影響斷肢再植體成活率的因素，如術后感染、血管危象、心理因素等。

1．3．2尋找證據:

通過翻閱圖書、計算機等手段查閱相關資料，尋找預防這些因素發生的措施。然后成立一支專門的循證護理小組，經過培訓和學習后進行護理。

1．3．3實施護理方法:

①加強患者的心理護理，消除其焦慮、緊張等不良情緒，護理人員可以通過肢體語言、親切的交談、健康教育知識等方法了解患者的心理狀況，為患者消除痛苦，使其樹立良好的信心。同時根據患者的喜好為其組織適當的娛樂活動，如聽音樂、看電視等，徹底放松患者心情。②做好患指的保暖工作，對其血運密切觀察。患指血管受外界溫度的影響變化很大，如果溫度過低會使血管痙攣，因此保暖工作必須要做好;護士還要定時觀察患指的顏色、張力和毛細血管回流情況，對于情況異常者給予及時處理，避免發生動脈危象。搞好病區環境衛生和患者自身的衛生。保持室內新鮮空氣流通，室溫和濕度適宜，病區環境干凈整潔，并每天消毒;此外還要保持患者床褥的干凈，每日進行紫外線殺毒，對患指及時換藥，以防感染。

1．4評價指標:

斷指再植體的功能情況評價內容包括指關節活動度、感覺、外形、肌力、遺留癥狀等，評分分為優秀(100－80分)、良好(79－60分)、差(59－40分)和劣(39分以下)四個等級。

1．5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數據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處理，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組間對比采用均數t檢驗，以P＜0．05為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斷指再植體的成活率:

經過斷指再植手術治療并結合合理的護理措施，再植體成活率有明顯提高，觀察組40個斷指體成活38個，成活率為95%，對照組40個斷指體成活30個，成活率75%，可見觀察組的斷指體成活率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

2．2斷指再植體功能情況比較:

對患者斷肢再植功能進行了評分，其中觀察組優良率為90%，對照組為77．5%，觀察組的優良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所有患者均無其它并發癥發生。

2．3護理滿意率比較:

觀察組采用循證護理，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前者的護理滿意度(95%)較后者的高(75%)，比較差異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

3討論

第5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灌區；作物需水量；灌溉制度

0引言

北墅水庫位于萊西市南墅鎮北墅村北，興建在大沽河系的小沽河上游，1970年4月動工興建，1974年10月竣工蓄水，流域面積301平方公里。水庫多年平均來水量為5680萬立方米。興利庫容為2237萬立方米，總庫容5010萬立方米。水庫現已達到三百年設計，千年校核的防洪標準。

北墅水庫灌區控制南墅、日莊、牛溪埠、武備四個鎮辦土地。渠系工程共有干渠一條，長23.6公里；支渠14條，總長67公里。設計渠首流量5.7m3/s，設計灌溉面積5.7萬畝，有效灌溉面積5.0萬畝，歷史上達到最大灌溉面積4.71萬畝（1981年），目前實際達到的灌溉面積為5萬畝。干、支渠建筑物1514座，其中干渠建筑物670座，支渠844座。

灌區內地形分為低崗丘陵、河流沖積平原、平泊洼地三部分，面積約各占三分之一。北墅灌區屬典型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多年平均氣溫為11.30C，最高氣溫37.50C，最低氣溫-210C。多年平均日照時數為2825.9小時。多年平均降水量為745毫米，年內降雨分布不均，降雨年際變化大。

灌溉制度是指作物播種前及全生育期內的灌水次數，每次灌水日期、灌水定額以及灌溉定額。

制定作物的灌溉制度主要根據作物的需水量及需水規律。首先要確定作物需水量，作物需水量是指生長在大面積的無病蟲害作物，在最佳水、肥等土壤條件和生長環境中，取得高產潛力所需滿足的植株蒸騰和棵間蒸發之和，又稱為作物蒸發蒸騰量或騰發量。

作物需水量的大小與氣象條件（溫度、濕度、日照、風速）、土壤含水狀況、作物種類及其生長發育階段、農業技術措施、灌溉排水措施等有關。

1作物種植及需水量

灌區內主要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糧食作物以小麥、玉米為主，經濟作物七、八十年代以地膜覆蓋花生和蔬菜為主體。

根據萊西市農業局2008年提供的灌區內有關部門鄉鎮近幾年種植情況，作物總復種指數為1.71，其中小麥0.642，玉米0.564，花生0.236，其他0.266。考慮到其他作物大都隨機性種植，將其所占比例分攤給三種主要作物，其中小麥0.76，玉米0.67，花生0.28。

作物需水量根據鼓曼公式計算，計算步驟如下：

1.1參考作物騰發量ET0的計算

ET0=C[WRn+(1-w)f(u)(ea-ed)]

根據萊西市氣象局提供的萊西市多個月平均氣溫、平均風速，查《微灌指南》，分別計算出水氣壓差ea—ed、風函數F(u)（F(u)=0.27(1+u/100)×0.72）、溫度與高程的加權系數W、太陽凈輻射Rn及白天與夜晚天氣影響的修正系數C，代入公式求得各月參考作物騰發量ET0。

1.2作物需水量ETc的計算ETc=kc·ET0，查《中國主要作物需水量與灌溉》及《農田水利學》得Kc值，計算不同農作物各生育期的需水量。

花生需水量ETc=K1×K2×Kc×ET0

式中:K1——灌水方法修正系數；

K2——產量修正系數；

查《中國主要作物需水量與灌溉》，并計算生育期各月ETc。

2作物生長期內降雨量

根據萊西市氣象局2008年提供的歷年逐次降雨量資料和小麥、玉米、花生三種作物各生長期時間的劃分，統計出三種作物各個生長期的歷年有效降雨量，計算出三種作物各個生長期的多年平均有效降雨量及保證率為50%、75%的有效降雨量。

3作物水份供需

小麥在整個生長期中水份都很短缺，特別是生育后期。返青后，隨著小麥群體的迅速擴大，需水量急劇上升，而同一時期的降水增加卻很緩慢，導致差值越來越大，到孕穗期達到頂峰，并保持高水平至收獲，形成一年中水份虧缺的主要時期。在50%保證率下，全生長期缺水286.8毫米，在75%保證率下全生長期缺水達371.4毫米。

玉米整個生長期中在多年平均降雨情況下，只有拔節——抽穗期需要水。在50%降雨保證率下，只有苗期和抽穗期水份略顯不足，累計缺水97.64毫米，其他生長期中水份略顯有盈余。在75%保證率下，各生長期均缺水，累計缺水226.63毫米。

花生整個生長期中，50%保證率下，生長前期水份略顯不足，僅為9.46毫米。在75%保證率下，生長前期缺水嚴重而后期則略顯不足，全期累計缺水109.22毫米。

上述數字表明，一般降雨情況下灌溉補充水份的重點是小麥，尤其是生長后期。在75%降雨的保證率下，小麥、花生、玉米的前后期均需適量的水份補給。

4灌水對策與灌溉制度的確定

按水份供需分析，小麥全生育期在一般年份缺水286.83毫米，在中等干旱年份缺水371.4毫米，在七個生長階段都需進行灌溉補充水量。玉米全生育期在一般年份缺水97.64毫米，在中等干旱年份缺水226.63毫米，缺水最大時期為苗期和抽穗揚花灌漿期。花生全生育期在一般年份缺水9.46毫米，在中等干旱年份缺水109.22毫米，缺水最大時期為播種期、苗期和結莢期。按作物需求，一般年份畝灌水量為286毫米，即191m3。中等干旱年份畝灌水量為465毫米，即310m3。超級秘書網

決定灌水指標的因素一是作物對水份的需求；二是水庫可供水量的狀況。本著充分利用水源，取得最大灌溉效益的原則，考慮到高效農業、田間綜合措施的發展，結合當地多年的灌溉實踐經驗，制訂作物灌溉制度。

灌水定額40方/畝相當于60毫米降雨，50方/畝相當于75毫米降雨。

綜合凈灌溉定額為220方/畝。

第6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1.教學語言邏輯嚴謹

政治理論課是科學性和藝術性的統一，首先要做到嚴謹準確。這就要求教師的課堂教學語言一定要符合語言的邏輯規律和邏輯結構，把具有內在層次性和條理性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教師在授課時，無論是闡述講解還是分析論證，每句話都要進行推敲，每個概念和原理都要做到嚴謹準確，先講什么，后講什么，主講什么，次講什么都需要環環入扣子，井然有序，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式地進行教學。同時，應該明確語言是思維的外殼，教師的教學語言要符合客觀規律，符合思維規律，進而準確地使用概念，恰當地進行判斷，嚴密地進行推理，把教學內容的內在邏輯通過語言表達出來，才能提高學生理論思維的邏輯水平。

2.教學語言流暢明晰

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有許多理論熱點、疑難點等問題需要教師啟發學生進行思考，應在理論思考中廓清迷霧，明辨是非，進而增強課堂教學的實效性。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明晰流暢且富有節奏變化的語言，能夠有效激活學生思維的興奮點。如果教師語速過快，就不能留給學生思考時間，就容易造成聽課疲勞，難以實現啟發學生思考問題的目的；如果教師語速低緩，沒有抑揚頓挫的高低起伏，則容易削減學生的聽課興趣，昏昏欲睡。這就要求教師課前依據教學內容的不同設計教學語言，課上根據學生的情緒反應調整節奏，運用簡潔明快的語言，恰如其分地傳情達意，力求創造聲情并茂、悅耳感人的語言情境。

3.教學語言生動形象

傳統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教師往往把課堂作為理論灌輸的陣地，把學生作為說教的對象，語調常常刻板單一，教學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政治理論教學內容抽象枯燥，學生不想聽、不愿聽的情緒一經產生，就會與教師形成隔膜，師生關系變得冷漠。這就要求教師必須用形象生動、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抽象的知識表達出來，把社會時事熱點問題引入課堂，用事實說話、用典型說話、用學生熟悉的語言說話，營造平等、自由、開放的教學氛圍，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力，讓學生想聽、愿聽、樂聽，增強課堂教學效果。

4.教學語言飽含激情

在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理論講授常常占據了課堂教學中大部分的時間，要讓理論感染學生，就先要用理論感染教師自己。正如馬克思曾說的，“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課堂語言的表達應該富有邏輯和激情，而不是蒼白無力、平鋪直敘，應保持一種高昂的激情狀態，以點燃學生的心靈之火，實現師生間思想的深度交流，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二、結語

第7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計算機考試軟件系統的開發、試題庫的準備和及時更新、計算機硬件設備的配備與調適、考場和場務人員的安排與協調等工作，需要教學單位（一般為思政部或學院）、教務部門、設備處及計算機中心等相關部門密切合作才能順利實施。南京林業大學率先對面廣量大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施機考模式試點，進行了初步的實踐與探索。具體來說，這一過程包括以下環節：

1．前期充分調研。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研究部專門成立了以主管教學的副主任為組長的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具體負責組織實施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機考模式的實施在我校尚屬首次，但全國兄弟院校已經開始了先期探索。為了充分了解機考這一新的考試模式，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先后對已經實施機考模式的淮海工學院和常熟理工學院兩所院校進行了實地調研，對兩所院校機考模式的機考系統、試題庫構成、考試成績分布、學生成績構成比例、具體組織實施步驟、經驗與體會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調研，掌握了大量一手的數據資料，摸清了現有機考模式的基本情況，掌握了機考模式的實施運行情況及其中存在著的問題，為我校進行機考模式的改革提供了詳實的資料和有益的經驗借鑒。

2．申請教改項目立項。在全校推行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必須取得學校各相關職能部門的支持，特別是教務部門的大力支持與配合。為此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首先積極與教務處和計算機中心進行協調，取得了教務處的首肯，并得到計算機中心的軟硬件支持，為機考模式的實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次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的建構與實踐”為題，成功申請了學校教務處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的立項支持，得到首批立項啟動經費，為后續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3．開發機考軟件系統與試題庫。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項目立項后，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立即啟動了項目的研發工作。首先，經過分析綜合，制定了適合我校具體情況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整體實施方案，對機考軟件系統的開發要求、試題庫的開發與構成、總評成績的構成、考試的組織實施等進行了詳細周密的設計。其次，在比較直接購買機考軟件系統與自主研發機考軟件系統利弊之后，認為直接購買機考軟件系統成本較高，且受制于人。而自主研究機考軟件系統靈活自主性強，成本較低，因而選擇了自主研發機考軟件系統。我校選擇了一個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公司，并與之簽訂了機考軟件系統開發協議，確保按時開發出符合要求的機考軟件系統。再次，將部里教師按任課情況進行分組，組成了四門公共必修課試題庫開發小組，按照試題庫開發要求，具體負責試題庫開發工作。

4．分步驟實施。經過反復修改，歷時一年多，機考軟件系統和試題庫開發完成，機考模式進入具體實施階段。為了確保機考模式順利推進，減少不必要的風險，采取了分三步實施的策略。第一步，組織部分學生模擬。為了測試機考軟件系統與計算機網絡的運行情況，了解試題庫對本校學生的適應性及考試成績的分布情況，首先選擇了試題庫比較完善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兩門課程，每門課程用400名學生進行現場上機模擬考試。模擬結果證明機考軟件系統與計算機網絡運行穩定，考試成績成正態分布，區分度較高，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第二步，在部分課程中進行試點。部分學生模擬之后，針對模擬過程中試題庫存在的問題進行逐一修改完善。在充分準備、精心設計和做好預案的基礎上，于1011年底，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兩門課程中正式進行機考試點，并取得了試點成功。第三步，全面推行。在前兩門課試點成功的基礎上，于1013年6月在所有四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必修課中全面推行機考模式。由于參考學生量大（8000人左右）、時間長（歷時四天）、計算機中心條件有限等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對考試的監考教師安排、考場安排、考試時間安排、考場紀律要求等具體教務工作與教務處、計算機中心進行了周密的設計，做好預案，確保本次全校機考模式得以順利實施。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的優點

在實施機考模式改革的過程中，與傳統書面考試相比，機考模式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1．節約紙張，低碳環保。傳統的書面考試印制試卷需要大量的紙張，特別是對于作為全校公共必修課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來說，更是如此。以我校為例，每年校本部和南方學院每門課就有6000名左右的學生，共四門必修課，以每門課試卷最少需要6張16開紙計算，就需要144000張16開紙，這對森林資源將是一個不小的破壞。機考模式實行無紙化考試，可以充分利用學校計算機中心現有的網絡和計算機設備，一方面是提高現有機器設備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節約了大量的紙張，有利于保護森林資源，可以做到低碳環保。

2．減化組織協調程序，大大節約人力資源。在原有的考試模式中，每次考試前首先需要教務部門安排考場，由于每次每門課程參加考試的學生有1000人左右，且考試時間需要兩個小時，半天時間只能進行一場考試，占用了大量的教室資源。其次需要安排大量的監考人員。以每個教室兩名監考人員計算，每門課程需要大約100位監考人員。由于本部門無法滿足監考要求，需要經過教務部門和各院系協商確定監考人員，在此過程中，難免出現矛盾和疏漏。采用機考模式以后，可以大大減化程序，減少監考人員。由于考試全部在學校計算機中心進行，毎場考試只需要1小時，一天可以安排6場考試，本部門的教師完全可以滿足監考需要，本部門完全負責安排考場和考務人員，只需要考試系統維護人員和計算機中心電腦維護人員即可，大大減化了程序，減少了監考人員。

3．減輕了教師工作量，使教師有更多時間來鉆研教學改革和開展科研工作。在傳統的考試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僅教學任務重，而且由于是大班教學，所以閱卷的工作量也特別大，占用了教師大量的時間。實行機考模式后，學生完成答卷并提交試卷后，計算機自動閱卷、評分，完成分數統計和考試結果分析等工作，既增加了評卷過程的公平性，也省卻了教師大量的時間，大大解放了教師，使教師有更多的時間來鉆研教學和開展科研工作。

4．使考試更加公平公正。原有的書面考試模式，雖然也制定了參考答案和評分標準，但難免沒有人情分，對于沒有關系沒有背景的學生來說，顯然很不公平。此外考試過程中，作弊現象也不少見，機考模式現場由計算機隨機從已建立的試題庫中抽取題目自動生成試卷，考生一人一機進行閉卷考試，每位考生的考題各不相同，但結構相同、難度系數保持一致。這樣一方面由于考試時間短，學生沒有時間作弊，另一方面由于每份試卷不同，學生也無法作弊，保證了考試的公平性，有利于優良考風的形成。考試結束后機考成績立即生成，避免了很多人情關系，學生十分認可。平時成績的獲得也是有據可查，主要根據課堂表現、作業、課程論文來進行評價。所以學生普遍反映機考模式更加公平公正。

三、機考模式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及進一步改進的建議

實踐證明，機考模式相比于傳統的考試模式，顯示出許多優勢。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1．不利于培養學生創新性思維。機考模式主要采取客觀題的形式，包括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和判斷題，有固定的標準答案，有利于實現考試的標準化和規范化，有利于加強學生對基礎知識的認知，特別是有利于學生掌握中國近現史、原理和中國化理論，但這些客觀題無法考察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利培養學生創新性思維。建議在采取機考模式的同時，增加一部分材料分析題，任課教師可在課程結束前利用上課時間通過PPT展示，學生當場做題，不需要另外安排考場，既節約了人力物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現有的機考分數在總評成績中所占比重過大。考試是一根指揮棒，對教學過程將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從多數實行機考的學校來看，機考成績一般占總評成績的60%-70%，平時成績只占30-40%，從而容易使部分學生認為只要考試前把書本好好啃一遍，平時按時上課、做作業，總評成績不會差，從而忽視創新思維能力培養等教學活動，既不利學生各方面能力的培養，也不利于教學改革的推進。建議在采用機考模式時，降低機考成績占總評成績的比重，增加平時成績的比重，注重對學生教學全過程的考核，激勵學生積極、主動參與教學過程，在教學過程中提高自身素質。

第8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論述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1992年9月，由鄒學榮主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學》專門設了一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體、主體及其交互作用的規律”。該書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內涵、各類教育主客體的特點和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的規律等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此后，不少學者繼續探討，使該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認識發生了爭論。有的學者不贊同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概念，其主要依據是：主客體是哲學的概念。哲學所指的主客體，主體是人，客體是人的活動所指向的物，即馬克思所說的：“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不贊同者就此提出：既然哲學及馬克思本人講的主體是人，客體是物，思想政治教育學使用客體這一概念，就會把教育對象當成被動的物，從而否定了教育對象的能動性及他與教育者的平等性。于是，一些文章和著作就認為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教育資料是他們共同的客體。一些書就只寫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不寫他的對應面——教育客體。歸納起來看爭論的焦點是：能否使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概。

二、思想政治教育學主客體與哲學主客體概念的比較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理論的爭議主要來源于哲學的主客體理論，有必要將思想政治教育學主客體概念和哲學的主客體概念進行比較，從而科學地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學主客體范疇的內涵。哲學上的主客體概念是和人類的實踐活動相結合的。哲學認為：“在實踐活動中，人是活動的主動者，是實踐活動的主體。實踐主體是實踐活動中自主性和能動性的因素，擔負著設定實踐目的、操作實踐中介、改造實踐客體的任務。……在實踐活動中，客體是指一切作為主體活動對象的事物。”因此，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體，而教育過程中的內容、方法、環境等是客體。如何看待這一觀點？我們認為，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項提高人的思想素質、培養人才的實踐活動。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內涵與哲學主客體的內涵有聯系，但更有區別。其區別為：第一，實踐活動改造的對象不同。哲學講的實踐活動是人對自然的改造，這也是哲學對實踐的基本立足點；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其改造的對象是有思想、有行為能力的人。要特別說明的是，這里講的“改造”，其含義是：“從根本上改變舊的、建立新的，使適應新的形勢和需要。”即這里講的改造不是指過去極“左”的政治運動中那種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用強制性甚至是粗暴的手段改造教育對象，而是指教育主體通過理論教育與組織社會實踐活動，用引導、激勵等方法改變教育客體的錯誤思想，提升其理論水平和思想素質，使他們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揮自己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與哲學的改造對象不同，實踐活動中體現出來的對象性也就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不能直接照搬哲學主客體概念的含義。哲學主客體概念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學，就具有了該學科的特殊含義。思想政治教育客體與哲學客體的含義有重大區別：哲學講的客體指的是主體改造的事物；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則是指教育主體改造的對象，這個對象不是物，而是接受教育的人。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受教育者、教育對象。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受教育者和教育對象這三個概念沒有本質的區別，指的都是接受教育的人。只不過，思想政治教育客體是從哲學角度講的，受教育者和教育對象是從教育學的角度講的。三個概念完全可以同時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客體與哲學客體的區別，駱郁廷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與方法》一書講得很準確：“哲學意義上的客體是從人和物的關系上劃分的，是指人類活動的對象。即人是主體，自然是客體……思想政治教育的客體不是從人與物的關系上來劃分的。而是從人與人的關系上來劃分的。準確地說，是從人與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與被作用、教育與被教育。塑造與被塑造的相互關系上來劃分的。”第二，不能將教育資料作為客體。這里的客體，應該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教育對象，即教育客體。教育客體與哲學客體的不同點在于：哲學客體指的是事物，教育客體指的是作為教育主體作用對象的人。如果照搬哲學主客體的含義，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的教育資料作為客體的話，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改造的對象就是教育資料，而不是作為教育對象的人。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育主體，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去改造教育資料。顯然，這與事實不符，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塑造人，為社會發展培養人才。第三，照搬哲學上主客體的概念，無法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問題。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以自己的屬性和功能滿足個人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效益關系。思想政治教育價值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滿足教育對象需要的實踐活動過程中形成的。離開了教育對象的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就無從談起。第四，只講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是片面的。有的書只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客體，這是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存在是以對方的存在為條件的。有思想政治教育客體的存在，才有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存在。沒有思想政治教育客體，何來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即沒有教育對象，何來教育者。反之亦然。教育主客體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離開了一方，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綜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和哲學主客體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特殊的活動就在于它特殊的改造對象，特殊的方法、環境，特殊的價值追求等。當哲學的主客體概念被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學后，主客體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學所賦予的特殊含義，即教育的主客體都是人，其區別點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是通過理論教育、社會實踐活動等途徑影響人，改變人的人。教育客體則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被影響、被改變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學主客體不能直接照搬哲學主客體概念的內涵。

三、對思想政治教育“雙主體說”的思考

1．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雙主體說”的積極意義

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有的學者提出了“雙主體說”。如有的學者認為：“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動行為者，都具有主動教育功能，因此都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主體”。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應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因為他們都具有“主動教育功能”。“雙主體”說對深入研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論具有積極意義。其意義在于：一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主觀能動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為人，不僅都具有主觀能動性，他們二者還有參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積極性。教育者希望參加思想政治教育，在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還能在教育過程中鍛煉和提高自身素質。受教育者希望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學習科學理論，提升思想素質，把自己培養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這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參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積極性。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必須發揮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雙向互動的活動。只有雙向互動，充分調動二者的主觀能動性，才能產生良好的教育效果，缺少任何一方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和二者之間的互動，教育效果都會受影響。

2．如何評價“雙主體說”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職責是不同的。教育者在教育活動中處于主導的地位，主導著教育活動的全過程，他的職責是指導受教育者轉變舊思想，提高理論水平。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動中處于被主導的地位，他的職責是在教育者的指導和幫助下，接受教育者傳授的理論和自學理論，參加各種教育活動，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質。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的地位和職責來看，前者自然是教育主體，后者是教育客體，如果看不到這一點，他們的地位和職責就會被顛倒和混亂，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就不能有序進行。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職責這個角度講，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只有一個主體和客體，他們作為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一對矛盾而存在。如果不認可這一點，就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教育的主要對象是誰？是教育客體即受教育者，還是教育主體即教育者？我們認為：教育主客體盡管能夠相互教育，也需要相互教育。另外，當教育主客體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發生轉化時，教育客體會轉化為教育主體。但是，在一般情況和教育活動的絕大多數情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對象只能是教育客體即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主體。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是否存在“雙主體”？我們認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存在“雙主體”，但這種存在是有條件的。第一，教育主客體的關系會相互轉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是一對矛盾，教育主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導作用。教育客體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被主導的方面。在《矛盾論》中指出：“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屬于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斗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這對矛盾，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進行過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也會互相轉化。互相轉化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素質高的教育客體指導教育主體。思想政治教育與文化教育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在文化教育活動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存在較大的知識落差，前者的知識水平一定高于后者，否則文化教育活動就無法進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情況就不一樣了。在一般情況下，教育主體的理論水平高于教育客體。但在一些單位和部門，情況就不同了，有的教育客體的理論水平卻高于教育主體。教育主體要開展好工作，就必須先向教育客體學習，在這種情況下，教育主體與教育客體就互易其位，向教育客體學習的教育主體就轉化成了教育客體，而教育客體則成了教育主體。二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教育主體不思進取，理論知識日益陳舊，思想觀念不斷僵化，他們的思想落后于時代的發展，而一些教育客體則勤奮學習，積極參與實踐活動，他們的理論知識和思想觀念都與時俱進。由于后者超越了前者，前者應該向后者學習，這時，教育主客體的位置就發生了轉化。第二，教育主客體優勢互補，長短相濟。教育主客體之間，他們各有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也各有長處和短處。教育客體用自己的優勢和長處去影響教育主體，也會使教育主客體的位置發生轉化。“先生”向“學生”學習，“學生”教“先生”這種現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是經常發生的。第三，教育客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在教育活動中，教育客體主觀能動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主動配合教育主體完成教育任務。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教育客體通過自己能動性的發揮，主動將自己掌握的先進理念，新的理論傳遞給教育主體，使其能夠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務。當教育主體接受教育客體傳遞的先進理念和新的理論時，他就轉化為了向對方學習的教育客體。二是教育客體進行自我教育。教育客體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理論和思想水平，自覺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自我學習、自我反省。這時，他既是教育主體，也是教育客體。自我教育，使他集教育主客體于一身。當上述情況出現時，就出現了兩個主體。一個是工作崗位、承擔教育職能的教育主體；一個是位置發生轉化后的主體。作為工作崗位、承擔教育職能的教育主體在向他人學習的過程中，盡管他轉化成了教育客體，但他的工作崗位、承擔的教育職能沒有變，他還是教育活動的組織者、決策者和實施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他還是主體。所謂位置發生轉化后的主體，是指他的原有身份是教育客體，當他去教育原有的教育主體時，他的位置就轉化成了教育主體。綜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雙主體”是存在的，但其存在是有條件的。如果無條件地講“雙主體”，既會造成教育活動管理的無序，也會使教育主客體地位、職責不明確，最后直接影響教育效果。

四、對思想政治教育學主客體理論爭論的評析

認為思想政治教育不應該使用主客體概念的人認為，使用了主客體概念會忽視了教育客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使得教育主客體地位不平等，從而影響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教育主客體概念的使用沒有否定教育客體的主觀能動性

教育客體的主觀能動性能否發揮出來，不在于該用還是不該用教育客體概念，關鍵在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教育客體對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認可。這是最根本的因素。教育客體在教育主體的引導下，認可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標，他就會自覺主動地去追求它，實現它。因為教育目標包含著教育客體的利益和價值追求，關系到他的素質提高和發展前途。教育客體一旦認可思想政治教育目標，他參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實現教育目標的精神動力就隨之產生，其主觀能動性自然會被調動起來。二是在教育主體的教育和幫助下樹立了科學的價值觀。教育客體要想在事業上有大的作為，就必須樹立科學的價值觀。有了科學價值觀的指導，他會自覺學習科學理論，學習專業知識，培養專業能力，在業務活動中不斷創造新的業績。由于受環境和自身閱歷等因素的限制，教育客體單靠個人的力量很難樹立科學的價值觀。這就需要教育主體對他進行價值觀教育和發展方向的引導，幫助他在實踐活動中確立自己科學的價值觀。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和價值觀的引導下，教育客體的主觀能動性就能發揮出來。

2．教育主客體概念的使用沒有否定教育主體與教育客體地位的平等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教育主客體的地位既是平等的，也是不平等的。

（1）教育主客體二者地位的平等性。

關于教育主客體二者地位的平等性可從法律角度和人格角度去分析。從法律角度講，教育主客體都是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教育主客體二者是平等的。他們的差異只是在教育活動中分工的不同。教育主體是教育活動的組織者、決策者和實施者；教育客體則是接受教育的對象。分工的不同，并不影響他們政治地位的平等性。從人格角度講，二者是平等的。人格是法律賦予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或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們都享有法律規定的人格權利和人格尊嚴。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之間都應該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關懷。從實現社會目標的角度講，教育主客體都是中國夢的追夢者和圓夢者。二者都承擔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正因為教育主客體具有以上的平等性，才能充分地調動他們參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積極性，保證教育目標的實現。

（2）教育主客體二者的不平等性。

從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的素質和承擔任務的角度講，二者又是不平等的。他們之間的不平等主要表現為：一是教育主客體在理論修養和思想素質方面存在差異。由于教育主體是經過組織按照嚴格的標準挑選出來并進行了專業培訓，有的還獲有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有的還出國留過學；有的經過長期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鍛煉，具有從事教育活動的豐富經驗。一般來講，教育主體的理論素養和思想素質高于教育客體。從素質差異的角度講，二者是不平等的。二是教育主客體在教育活動中的任務不同。教育主體的任務是通過理論教育和實踐鍛煉，引導、激勵教育客體掌握科學理論和提高思想素質。教育客體的任務則是在教育主體的指導下，學習理論，轉變觀念，成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簡單地講，教育主體的任務是“教”，教育客體的任務是“學”。他們的素質、任務不同，決定了二者的不平等。三是教育主客體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起的作用不同，是主導和被主導的關系。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是一對矛盾。講：“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教育主體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起主導作用。教育客體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處于被主導的地位，要受教育主體的約束。這里所講的約束是指教育主體為了完成教育任務，要用教育目標和組織紀律去約束教育客體，而不是講教育主體要約束教育客體的主觀能動性，更不是限制教育客體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

五、結語

第9篇：政治倫理論文范文

為準確把握網絡背景下思政課實效性的現狀,筆者對三亞學院的師生進行了問卷式和訪談式調查.從調查結果來看,網絡對提升高校思政課實效性的發展既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挑戰.

1.1 網絡給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帶來的機遇

1.1.1 網絡豐富了高校思政課的教學內容在傳統思政課教學中,一方面,教師側重于講授知識性較強的理論,教學內容比較抽象和枯燥;另一方面大學生注重現實和實用,對抽象枯燥的思政課興趣較低.但在網絡背景下,教師可以將網絡中即時、豐富的信息與教材內容進行整合,在避免課堂案例過于陳舊和理想化的同時,使抽象的理論與現實生活緊密相結合,從而調動大學生的學習興趣.

1.1.2 網絡變革了高校思政課的教學方式思政課傳統的授課方式比較單一、死板,但在網絡背景下,教師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網絡技術,使靜態、平面的課程內容以聲、色、貌等學生容易接受的三維立體、動態的直觀形式呈現出來;另一方面還可以利用各種網站和網絡平臺(如論壇、E-mail 和各種溝通軟件),打破傳統教學的時空限制,并及時準確地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有針對性地調整教學.

1.2 網絡給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帶來的挑戰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它在促進高校思政課的實效性不斷提升的同時,也給高校思政課實效性的發展帶來了挑戰.

1.2.1 網絡大環境給思政課的教學帶來了沖擊傳統的“灌輸”教學手段比較單一,師生間互動性較差,學生的主體性也不能得到很好地發展.當大學生可以按照自我興趣和需求在網絡中自主選擇學習的內容時,傳統教學的缺陷就會被放,他們對思政課的興趣就會降低.這不利于大學生發展,也不符合思政課順應時展的要求.

1.2.2 大學生過分依賴網絡,淡化了學習思政課的興趣和積極性網絡是大學生自主學習和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和領域,但這同時也造成了部分大學生過份依賴網絡,甚至沉迷網絡的現象.過分依賴網絡不但會沖淡大學生學習思政課的興趣和積極性,而且會使大學生思維遲鈍、意志消沉,甚至產生極度不自信的后果.

1.2.3 網絡中的消極思想和非主流意識抑制了思政課實效性的發揮大學生辨別是非的能力不強,其人生觀、價值觀也才初步形成,還不夠穩定.當網絡中的消極思想和非主流意識,特別是一些偽裝過的霸權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文化和政治理念出現時,他們的視線就會模糊,其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就會被侵蝕和動搖,甚至放棄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這對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十分不利,對思政課的教學也是一種極大的挑戰.

1.2.4 網絡的大環境對思政課教師的挑戰當前,大學生想了解的知識基本上都可以從網絡中直接獲取,有時從網絡中獲取的知識甚至比教師講授的知識還要全面.這既不利于教師學術權威的樹立,也不利于思政課感召力的發揮.網絡知識較龐雜,更新速度較快,大學生在緊跟時代和網絡變化的同時,思政課教師卻因時間、精力或知識結構的限制,很難緊跟網絡和學生思想動態的變化,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

2 充分利用網絡,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的對策

面對當前高校思政課發展中的種種沖擊和挑戰,筆者認為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出發,提升思政課的實效性.

2.1 網絡背景下提升高校思政課實效性所必須把握的原則網絡背景下提升思政課的實效性,要在堅持理想信念教育與大學生成才需要相結合,堅持思政課教的主導性、導向性不動搖的前提下,注重把握時代性和主客體交互性的原則.

2.1.1 堅持時代性原則與時俱進是的理論品質.高校思政課必須緊跟時代特點,把理論課與網絡時代的特點結合在一起,不斷創新教育教學內容,整合多種價值觀念,幫助大學生堅定的理想信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出優秀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這是增強高校思政課實效性的必然原則.

2.1.2 堅持主客體交互的原則當前師生之間交互主體性的特征尤為重要,所以網絡背景下高校思政課在教學過程中必須要堅持主客體交互的原則,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性,積極構建師生之間互為主體的良性、和諧的課堂氛圍,順應大學生主體性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尊重他們的主體意識,才能更好的提升思政課的實效性.總之,提升高校思政課的實效性,必須堅持把握時代性和主客體交互的原則,這也是高校思政課依據課程理論的特征和學生發展的特點所做出的必然要求.

2.2 充分利用網絡提升高校思政課實效性的具體措施

2.2.1 變革和創新教學模式和手段在網絡背景下,教師可以利用各種網絡平臺(如論壇、郵箱、微信、QQ 等)直接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并在課下有針對性地進行師生間的直接溝通和交流,在師生間構建一種平等、民主、互為主客體的教學模式,使思政課教師更有針對性地進行授課.為適應網絡時代的發展,高校思政課必須要在傳統的教學方法上,利用網絡的優勢積極創新教學手段和方法.如多媒體技術教學、在線教學、課堂在線搜索、課后在線學習、練習與考核等,這些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應用,既可生動、直觀地吸引學生,又可較快地調整教學內容;既可最大限度的使理論與現實結合在一起,又可促使學生達到知、信、行相統一的境界.總之,積極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手段和方法,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政課的教學質量.

2.2.2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整合、引導多元文化和價值趨向網絡信息中的各種文化和價值觀,特別是那些非主流的、消極的文化和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為了提升思政課的實效性,更好地實現教學目標,高校思政課的教師必須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不斷整合各種文化和價值觀念,并在思想和道德上引領大學生,使大學生增強正確鑒

別網絡中的信息,防范消極思想和非主流意識的侵蝕的能力,選擇積極的信息,自覺吸收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觀念和價值觀念,不斷地堅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想和信念. 2.2.3 提高思政課教師的素質和技能教師的知識儲備和教學技能是保證教學效果的直接因素.當前高校思政課教師在知識儲備上一般并不存在大的問題,但在應用網絡進行教學的技能上還有一定欠缺,特別在網絡信息龐雜、技術更新速度飛快的條件下,這一欠缺越發突出.因此,必須要建立一種長期的教師培訓機制,使他們及時地學習網絡技術,及時更新和補充新的網絡信息,更好地駕馭網絡和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