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支配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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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1.1人才培養目標的作用
首先，人才培養目標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在進行大學的人才培養工作中，需要一定的目標作為指導，做好方向性的指引，使得人才培養朝著科學的目標前進，進而提高人才培養工作的效率和進程。其次，人才培養目標的穩定作用，從人才培養工作本身來說，其系統性相對較強，其中包含的細節較為縝密，需要做好相關的規劃和統籌。其穩定性主要表現在工作要圍繞著一個中心點來進行，保證人才培養目標的長期性。再次，人才培養目標的激勵作用，對于大學的教育工作來說，各項工作的最終目的都是進行人才的培養，因此，這一目標在實際的工作中，可以起到一定的激勵和促進的作用。使得大學教育的各項工作的成效都有所提高。
1.2人才培養的目標
首先，人才培養就是給教育工作奠定基礎的，所以在人才培養目標的工作中總是以實現教育目的為基礎。因此，在實際的工作中，人才培養工作要根據教育的基本模式，學科之間的聯系以及地域之間的差別來進行，將教育的基本理念融入到人才培養的工作中。其次，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遵循了國家的傳統美德，因此，進行人才培養就是為了對教育工作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明確教育目標，促進社會的發展。
2地方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現狀
2.1工作機制繁瑣
根據大學生相關的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規定來看，當代的地方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以高校的校長為主體來進行。這種體制被稱為校長負責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開的過程中，在政治、思想以及其他的方面都要有黨委來進行監督和管理，同時保證按時高效地完成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另外，說這項工作具有一定的繁瑣性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的部門數量和類型也存在著一定的多樣性。包括人事處、教育處、科研處等等。只有各個部門能夠相互協調，團結合作，才能把地方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
2.2教育對于雙重性主導
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其主導主體主要是共青團隊伍和黨政隊伍兩個大的方面。其中組成的部分主要是教育部門的負責人，職能部門的負責人等等。其次，從學科的設置上可以看出，哲學專業的教師和思政部的教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導。但是和大城市的大學教育相比，地方的大學思政教育的師資還存在著不足的現象。一些專業的教師和輔導員都是采用外聘的方式，長期實行聘用制不利于高校的教育目標的實現，無法實現“名師效應”。再次，地方大學的班主任，其構成主要也可以分成兩種形式，一個是輔導員兼職，一個是任課教師作為班主任。可見，班主任制度的完善程度還不夠，總體體現出年輕化的趨勢。
2.3教育方式方法
第一，地方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模式還采用傳統的填鴨式教學，主要就是在課堂上，思政教師進行理論知識的灌輸。這種方式是對人才培養目標的忽視，對于學生來說，其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層次性，要找到學科之間的差異，提高思政教育工作的效率。第二，地方大學在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規模上都會受到資金、環境以及地域的限制，教育過程主要以教師為主，教育屬于硬性的教育，毫無新意。
3關于地方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意義
無論是從理論的角度還是實踐的角度來說，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首先，從理論上價值上來講，地方性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的切入點，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可以完善我國的教育體系。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進行的過程中主要以哲學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指導，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人才培養為目標的大學思政教育轉變了思維方式，實現了關系思維。其次，從實踐意義上來看，這種教育方式打造了一種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模式，將主體和客體相互聯系，能夠有效地解決生活中的基本問題，大學生們不僅能夠通過獨立的思考解決身邊的問題，還能完善思維方式。有利于地方大學生素質的培養，保證其發展的全面性。另外，地方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模式可以為我國的高等院校所借鑒，實現高效教育模式的統一化。
4地方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對策
4.1調整教育工作機制
對于地方大學來說，對教育機制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可以積極地參照國家一些重點院校。在校園中建設關于黨群機制、資源以及保障機制或者是業務機制的相關部門，這樣不僅可以節省教育管理的相應成本，同時還能夠培養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將教育和服務相互連接，完善教育理念。從地方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標可以看出，做好思政教育工作就是要實現人才培養的目的。
4.2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
地方大學的思政教育工作中，教師占據了主導的位置。因此，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具有一定的意義，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分析：首先，要加強對黨政干部的教育和培訓，同時對于共青團隊伍的素質也要提高重視，發揮工作機制的作用，建立健全大學教育中的保障體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穩定性和整體性。教師本身要具備相應的能力和技能，能夠在教育教學中做到創新思路和教學方法，能夠以學生為主體，將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貫穿到思政教育工作的實際中。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就和哲學學科以及專業技能相聯系，因此，教師們應該具有基礎的哲學修養，進而提高教師隊伍的綜合實力。如果地方大學的條件允許可以另外聘請一些資質較高，專業技能扎實的專家和學者來進行座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成果。當然，這一做法需要和大學的經濟基礎以及各項工作的完善程度相適應，提高教育的高效性。最后，要對班主任和輔導員的工作區分開來，明確分工。因為，從這兩個職務的本質上來看，班主任就是要集中精力對班級的事物進行管理，而輔導員就是抓學生的生活事物，二者分工不同，任務各異。所以要努力強化班主任和輔導員的隊伍。
4.3注重網絡育人
提升網絡育人的實效。隨著計算機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網絡媒體己成為一種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非常普及的媒介和載體。高等院校要重視校園信息網絡的建設，建設好各級各類網站，既要突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極搶占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陣地，又要順應大學生的個性發展及需要，科學合理設置欄目，內容要體現理論性，也要體現出時尚性和生動性，貼近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滿足學生的網絡文化需求，突顯校院網站的育人功能。
4.4創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1）學生是受教育的主體，這一觀念要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得到重視并且得以實施，從根本上改變灌輸式的傳統教育，教育工作者不要高高在上，經常以說教、談話的形式對學生進行說服教育。
（2）結合當下社會經濟的發展，針對應用型人才需求特點，將思想教育工作以實踐的形式融入到學生受教育范圍內，學校組織參觀歷史文化單位，使學生能夠從中確定自己主人翁意識，以激發受教育的積極性。
第2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關鍵詞：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效應分析
為了激活農民購買能力，擴大農村消費，促進內需和外需協調發展，財政部、商務部提出了財政補貼促進家電下鄉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東、河南、四川、青島三省一市進行了家電下鄉試點，對彩電、冰箱（含冰柜）、手機三大類產品給予產品銷售價格13%的財政資金直補。2008 年12月起試點地區擴大為14 個省（市、自治區）及計劃單列市，目前下鄉補貼產品已擴大為10 類，摩托車、汽車也名列其中。本文通過分析家電下鄉中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綜合效應，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提出建議，從而更好的發揮財政政策的杠桿作用。
一、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正面效應分析
1，有利于拉動農村消費，擴大內需，優化我國經濟結構。
擴大農村需求是擴大國內需求的重點，把農村潛在的巨大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則能為我國日益形成的強大生產力提供有力支撐，為國民經濟提供持久拉動力。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優化我國經濟結構，使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協同拉動我國經濟增長。家電下鄉政策由國家財政安排專項基金對購買下鄉家電給予銷售價格13%的補貼，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農民的消費支出成本，降低家電的相對價格，從而提高了農民對家電的需求。
2，有利于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家電下鄉的推行可以使農村的家電擁有量大大提高，不僅有利于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還能暢通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幫助農民了解國家政策、獲取更多市場信息、學習生產技術，促進農民增收。家電下鄉的推行改善農村消費結構，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這是貫徹國家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具體體現。
3，適當的財政補貼可以促進行業的發展，消化家電業產能過剩，幫助家電業渡過"難關"。
受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增加、能源提價和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家電產品在出口地需求萎靡，與美國、歐盟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升級。在出口銳減的危局下，轉向農村市場銷售，成為中國家電業避風險、保增長的選擇。推廣家電下鄉，能夠促進家電生產、流通和農民需求的有機對接，有利于消化家電產品過剩產能，為企業調整產品結構、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拓展了空間。
4，有利于完善農村生產和流通服務體系，實現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
國家通過財政補貼降低了家電的相對價格擴大了家電的需求，從而為企業進軍農村市場開辟了道路，在為企業開辟市場的同時也為推動農村家電服務體系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次家電下鄉國家對各生產和流通企業在生產、配送、銷售、維修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確要求，以引導生產企業設計和生產適合農村消費特點、適應農村消費環境。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更多的企業關注農村市場，不斷建立和完善面向農村的生產、流通和售后服務網絡，改變長期形成的以單一供給結構面向差別很大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狀況，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負面效應分析
1，財政補貼手續程序繁瑣費時
目前“家電下鄉”大都是“事后補貼”，購買人先付全款，在購買后30日內，持購買產品的發票及復印件、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補貼類家電產品專用標志、購買人儲蓄存折（或糧食直補專用存折）等相關材料，到鄉鎮家電下鄉補貼資金審核辦公室申報補貼。這種補貼方式需要層層審核，手續繁雜。手續的繁瑣影響了農民對“家電下鄉”的熱情，許多農民往往因為手續繁雜放棄了購買計劃。論文參考網。
2，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適度的財政補貼是必要的,但超過財政承受能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的發展。財政補貼過多，削弱了國家財力,降低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擠占經濟建設支出和其他支出，巨大數額的財政補貼，將影響其他支出事項的安排,削弱了國家宏觀調節經濟的功能,妨礙了稅收、信貸、價格等經濟杠桿的功能、同時影響經濟建設規模和經濟發展速度。
3，“家電下鄉”活動很容易滋生“尋租”行為
目前實行的政府招標、逐層撥款、財政補貼的“家電下鄉”模式,正在淪為又一個權力尋租的溫床。政府為“家電下鄉”設置專門產品，并對家電廠商采取“準入“制度的時候，其實是一種非常明顯的“設租”行為。既然已經“設租”，倘若沒有高強度的配套監管約束措施，那么“尋租”就成了機構和官僚本能的沖動。相對于政府和家電廠商，核心的利益相關者，農民（消費者）的博弈能力較弱，對政府掌握“準入”的機構和官員的監督約能力就更加微薄了。
4，財政補貼的無差別對待
在我國不僅城鄉差距巨大，農村與農村之間的發展情況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中西部農村的消費明顯滯后于東部農村。從財政支出的公平性角度來看，政府應按能力原則進行財政補貼，即購買能力相同的農民享受相同的財政補貼，對不同情況的農民要根據其購買能力高低進行反向調節，以達到財政補貼的公平。
三、對“家電下鄉”的幾點建議
1，簡化補貼領取的程序
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對那些地理位置偏遠、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鄉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物流配送中心建設，著力解決配送成本高、經濟效益低的難題，條件具備的地區可支持建立區域性農村商品采購聯盟。將與財政部門一起研究簡化家電下鄉補貼手續，方便農民領取補貼，同時研究完善監督辦法，防止騙補。
2，加大監督力度、增強“家電下鄉”政策的透明度。論文參考網。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官員的服務意識，減少公權使用范圍；把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降低到最低，最要堅決斬斷挪用、截留財政補貼款的“黑手”。制定權力制度責任制、權力制衡機制,建立完善的社會監督、舉報體系，建立跟蹤商品的抽樣調查機制，實施有效的事后控制，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同時，加大治理力度，制定嚴厲的法律、法規，降低尋租者的收入預期，以監督和嚴懲兩把“利刃”，使尋租者望“租”生畏。
3，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實行財政補貼政策差別化
家電下鄉應針對各地區收入水平不同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而對于同一地區的農民也要視其個人購買能力而給予差別對待。論文參考網。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增加補貼額度。
要想真正撬動農村消費市場，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給了補貼一樣買不起。因此可通過多種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增加補貼額度，竭力保證各項政策落實到位，提高財政支農的績效，以更好地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購買力。
參考文獻：
[1] 方筱萍,盧旋. “家電下鄉”政策的實證分析[J]. 經營管理者, 2009, (12).
[2] 郭振宗. 對“家電下鄉”成效的思考[J]. 管理觀察, 2009, (14).
[3] 張少春．創新財政政策推動家電下鄉[J].中國財政，2008，（03).
第3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VEC模型，脈沖響應方差分解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財政支出為主要載體的社會經濟建設活動，帶來了我國前所未有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1978—2007年期間，國家財政支出從1122.09億元增加到49781.35億元；GDP總量從3645.2億元增加到249529.9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例也擴大到3.36：1，絕對差距首次超過1萬元。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為代表的社會不公平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增長不容忽視的問題。可見，在財政支出所具有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增長的三大職能中，收入分配職能并沒有得到良好的發揮和體現。那么，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在協調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問題上，財政支出應怎樣安排呢？這不但是發達國家財務管理論文，也是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爭論不休的問題。因此，本文試圖借助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系統地研究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2]的動態影響機制。
一、文獻述評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述評
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研究都強調經濟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經濟增長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沒有壞處，哈耶克認為這就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命題核心期刊。受其影響，西方學者們大多重視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加之二戰后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把經濟增長列為財政支出的首要目標，使得這種研究趨勢更是盛極一時，而對于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關系的研究則明顯滯后。
對于國內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的影響研究還比較少。學者們大多側重于財政支出總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或者是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關系的研究，鮮有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其與財政支出結構之間的關系。而且，在劃分財政支出結構的分類標準上大家還未達成共識，再加上對社會公平系數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終導致實證分析結論存在差異。寇鐵軍、金雙華（2002）以基尼系數為社會公平指標，將財政支出劃分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簡單回歸分析得出我國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問題重視不夠的結論。孫文祥、張志超（2004）以城鎮對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額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為社會不公平指數，構造了六個模型方程分別研究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的問題，得出地方財政支出具有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央財政支出可以明顯改善社會公平程度，不同的財政支出項目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貢獻具有顯著差異的結論。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數據等指標進行回歸分析，得出財政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呈負效應的結論。劉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鄉居民收入差為社會公平指標，分析不同財政支出項目對城鎮、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冉光和、潘輝（2009）對全國居民、城鄉居民以及東中西居民三個樣本進行公共支出與收入分配關系的VAR模型實證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對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負面影響結論。
綜上所述財務管理論文，國內外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影響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或者是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進行單一靜態研究。然而，追求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是政府安排財政支出所面臨的永恒主題。只考慮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忽視社會公平的問題，或者離開經濟增長而單一的研究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的關系，得出的結論都可能有失偏頗。這是分析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影響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脈沖響應函數等動態分析方法系統考查財政支出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動態影響。
（二）理論分析
財政支出結構是指各類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按照經濟性質不同，財政支出結構可以分為政府投資性支出、政府消費性支出和政府轉移性支出三種。三種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的變動，直接反映了財政支出職能的調整。一般而言，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直接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促進經濟增長。具體地說，從需求方面講，投資性和消費性支出與私人支出無異，直接構成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通過乘數效應拉動經濟增長；從供給方面講，投資性支出會影響生產函數而間接拉動經濟增長，如基礎設施建設等支出會形成社會物質資本，從而解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因素；科學、教育以及衛生等領域支出會形成人力資本，從而提高勞動者生產率，改善社會生產技術，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核心期刊。相反，轉移性支出具有兩面性，它不僅能促進經濟增長，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體地說，從需求方面講，轉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擴大了社會總需求。同時財務管理論文，當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時，轉移性支出能夠縮小甚至彌補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穩定社會公平秩序。從供給方面講，轉移性支出也是一種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財政支出結構上，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較強；轉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較強。
二、變量選取與研究方法
（一）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1978—2006年社會公平指標、經濟增長指標以及財政支出結構指標共同構建VEC計量模型進行分析。各變量均為年度變量，并用GDP平減指數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由于中國統計年鑒中沒有GDP平減指數，這里借鑒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進行換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數，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數（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義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義GDP值。需要指出，我國預算外支出結構不具有明顯特征，波動性較大，所以我們暫不考慮財政預算外支出，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8》以及國研網教育版宏觀經濟年度統計數據庫。
（1）社會公平指標上我們選取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衡量。首先，選擇上梯形面積法計算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具體計算公式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組家庭累計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組收入數累計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計算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具體計算公式為，G1G2分別表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財務管理論文，P1P2分別表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占總人口的比重，u1u2分別表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體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
（2）經濟增長指標上我們選取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衡量。根據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指數-100）/100公式計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國內生產總值指數為100。
（3）財政支出結構指標上我們分別選取財政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以及轉移性支出各自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來衡量。依據官方統計數據，財政投資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設支出、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支農支出以及科教文衛支出等；財政消費性支出包括增撥企業流動資金、地質勘探費、工業交通等部門事業費、國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費等；財政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補貼支出等。
表1 變量定義表
變量名
變量解釋
變量名
變量解釋
Gini
全國居民基尼系數
GDP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GIV
財政投資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
GCS
財政消費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
GTR
財政轉移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
（二）研究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現象，本文首先利用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非平穩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單整的，借鑒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協整理論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以確定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社會公平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進步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揭示變量之間因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用數據的動態非均衡過程來逼近經濟理論的長期均衡過程，更加全面認識變量之間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和動態的短期關系；構造向量自回歸（VAR）模型，確定不同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動態影響程度核心期刊。根據研究需要，構造出分析財政支出結構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計量模型1和模型2。同時，為了避免模型回歸分析中可能存在異方差和多重共線性問題，對變量數據取自然對數。其中，i是滯后階數，n是樣本個數，是擾動向量。
模型1：
模型2：
三、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
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滯后長度根據SIC法則自動選擇，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性的變量進行差分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表2的ADF檢驗結果顯示，樣本期間內僅有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財務管理論文，但是它們的一次差分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即這兩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I（1）。
表2 ADF檢驗結果
變量名
檢驗類型（c，t，k）
ADF檢驗值
伴隨概率p值
結論
lnGini
（c，t，0）
-2.0240*
0.0430
平穩
lnGDP
（c，t，3）
-3.9201*
0.0263
平穩
lnGIV
（c，t，0）
-3.2130
0.1023
非平穩
D（lnGIV）
（0，0，0）
-4.7690**
0.0000
平穩
lnGCS
（c，0，2）
-3.4119*
0.0198
平穩
lnGTR
（c，0，3）
-2.3022
0.1790
非平穩
D（lnGTR）
（0，0，2）
-3.2291**
0.0024
平穩
注：（1）檢驗類型（c，t，k）表示ADF方程中的截距、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2）*、**分別表示在5%、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3）D表示對變量進行一次差分。
由于上述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平穩序列，其它變量都是水平平穩序列，因此，我們可以利用Johansen檢驗判斷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如果它們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則表示雖然在短期內它們具有各自的變動規律，但在長期內卻存在著共同的變化趨勢。根據AIC、SC信息準則以及似然比LR統計量確定最優滯后階數值為2。
表3 協整檢驗結果
原假設
特征根
Trace 統計量
Max-Eigen 統計量
None
0.8595
131.22**
51.02**
At most 1
0.7939
80.20**
41.06**
At most 2
0.6003
39.13
23.84*
注：**表示在1%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趨勢假設：時間序列有均值和線性趨勢項，協積方程只有截距項。
（二）VEC模型估計
表3的協整檢驗結果顯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存在沖突財務管理論文，前者認為有2個協整關系存在，后者認為有3個協整關系存在。對于這樣的情況，檢驗估計得到的協整向量，并將選擇建立在協整關系的解釋能力上。同時，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我們得到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見表4）。
表4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
協整方程
模型1
LnGini=-1.70LnGIV+9.37LnGCS-0.19LnGTR+12.98
(5.40**) (-1.73) (2.63*)
模型2
LnGDP=2.47LnGIV-26.81LnGCS+1.38LnGTR-25.01
(-6.25**) (2.91*) (-3.58*)
誤差修正方程
模型1
DLnGinit=-0.30ecmt-1+0.10ecmt-2+0.34DLnGinit-1+0.24DLnGinit-2-1.45DLnGDPt-1+0.46DLnGDPt-2
(-2.75*) (1.74) (1.05) (0.73) (-2.55*) (0.71)
+0.26DLnGIVt-1+0.35DLnGIVt-2+0.27DLnGCSt-1-0.44DLnGCSt-2-0.19DLnGTRt-1+0.11DLnGTRt-2+0.11
(2.74*) (0.76) (2.91*) (-1.36) (-1.07) (2.56*)
模型2
DLnGDPt=-0.02ecmt-1-0.003ecmt-2+0.07DLnGinit-1-0.16DLnGinit-2+0.39DLnGDPt-1-0.41DLnGDPt-2
(1.27) (-3.13*) (0.59) (-2.38*) (2.15*) (-2.71*)
+0.17DLnGIVt-1+0.05DLnGIVt-2-0.08DLnGCSt-1-0.08DLnGCSt-2-0.05DLnGTRt-1-0.03DLnGTRt-2+0.10
(2.30*) (0.32) (-2.78*) (-0.65) (-2.82*) (-1.04)
注：**、*表示在1%、5%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需要指出，括號內數字為T檢驗值，基尼系數取對數為負數，所以模型1協整方程表明長期中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與社會公平成正相關，且投資性支出貢獻度相對較大；財政消費性支出與社會公平無顯著關系。誤差修正方程表明社會公平變動偏離長期均衡關系時，其負反饋修正機制產生效果，但修正速度很慢。經濟增長率、財政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的一期滯后差分值和轉移性支出的二期滯后差分值對短期社會公平調整都有顯著影響。模型2協整方程表明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影響，消費性支出貢獻度相對較大。誤差修正方程表明經濟增長偏離長期均衡關系時，其負反饋修正機制產生效果，但修正速度更慢核心期刊。社會公平、財政支出以及前期經濟增長都對本期經濟增長的變動有顯著影響。
（三）因果檢驗
Granger（1988）指出，如果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也一定存在某種形式的Granger因果關系，或單向的，或雙向的。協整分析得出的經驗方程只能表示變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或至少一個方向的因果關系，要想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還需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表5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結論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72906
0.0291
拒絕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1.85800
0.1710
接受原假設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2.77932
0.0692
拒絕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3.96284
0.0238
拒絕原假設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0.07063
0.9749
接受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GCS
0.70548
0.5605
接受原假設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05082
0.0537
拒絕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2.39282
0.1004
接受原假設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96578
0.0581
拒絕原假設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0.37126
0.7746
接受原假設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0.54046
0.6604
接受原假設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CS
0.96788
0.4283
接受原假設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33310
0.0815
拒絕原假設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0.23638
0.8699
接受原假設
表5檢驗結果與ECM模型基本一致，在Granger因果關系上，我們取10%置信度水平可得到如下結論：（1）社會公平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不是社會公平的Granger原因。這表明我國社會公平問題比較復雜，經濟增長導致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不是社會公平的決定性原因，可能還有人力資本和制度等原因。（2）財政投資性支出與經濟增長互為Granger因果，這符合凱恩斯乘數-加速原理。（3）財政投資性支出與轉移性支出既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財務管理論文，又是社會公平的Granger原因。這表明除了擴大社會有效需求，財政投資性支出為私人創造了平等的受教育和醫療保健等起點公平條件，轉移性支出為私人脫貧致富的最終實現創造了結果公平條件。
（四）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
Johansen協整檢驗、向量誤差修正機制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僅能說明變量之間的長期或短期關系，而我們更關心系統沖擊對各個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和各個變量對沖擊響應的方向、時滯效應以及穩定過程。為此，我們可以通過脈沖響應比較各種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強度和方式，通過方差分解來進步評價不同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表6VAR模型平穩性檢驗
Root
Modulus
Root
Modulus
0.996398
0.996398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864283
0.864283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70197
0.670197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00645
0.600645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0.155832
0.155832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如果被估計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倒數小于1，則其是穩定的。若模型不穩定，此時模型并不具有可逆性，脈沖響應函數的標準誤差是無效的。在考察變量響應之前，先檢驗VAR過程的穩定性，如表6所有根的模均小于1，可以肯定VAR過程是平穩的、可逆的。
圖1 基尼系數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 圖2 經濟增長率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
（1）由圖1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性支出標準差擾動對基尼系數前十期產生正向影響，第六期達到最大值0.018494，從第十一期起轉為負向影響，之后逐漸收斂，表明財政投資性支出對我國社會公平的影響具有一定滯后影響；財政轉移性支出標準差擾動對基尼系數產生負向影響，之后逐漸減弱，雖然其后過程有細微波動，但在整個沖擊響應階段保持微弱的負向影響，表明財政轉移性支出對我國長期社會公平有一定促進作用；而財政消費性支出對基尼系數的影響不穩定，波動較大，后期逐漸收斂。
（2）由圖2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性支出標準差擾動對經濟增長率交替產生正負影響，最終維持在-0.001410影響水平上，這表明財政投資性支出對我國經濟增長先表現出引致效應，隨后產生擠出效應；財政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標準差擾動對經濟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財務管理論文，其后過程雖有波動，但在整個沖擊響應階段對經濟增長率保持正向影響，這表明財政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穩定的引致效應，不存在擠出效應。
圖3 基尼系數方差分解圖4 經濟增長率方差分解
（3）由圖3可以看出，財政消費性支出和經濟增長對基尼系數的影響很小，基尼系數預測方差主要受其自身、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影響，整個期間自身影響逐漸減弱最終鎖定43%，不同的是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影響都是逐漸增加，最終分別穩定在33%和13%。
（4）由圖4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受其自身影響最大，除此之外基尼系數對其影響逐漸減弱至12.5%，財政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對其影響迅速增加至9%和13%，而整個期間財政轉移性支出對其影響基本穩定在3%。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是構建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在社會公平與經濟增長日益沖突的背景下，本文從財政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三方面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影響進行了動態分析，最終研究結果表明：
（1）長期中社會公平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經濟增長對社會公平的影響不顯著核心期刊。但是，短期中經濟增長和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具有顯著影響。
（2）財政支出分別與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存在協整關系。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在發展變化中都存在著明顯的路徑依賴效應，反向誤差修正速度很慢，都需要不同財政支出的變動進行調整。
（3）在財政支出結構上，財政消費性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財政轉移性支出對社會公平具有顯著影響，而財政投資性支出具有兩面性，基礎設施等物質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科教文衛等人力資本投資對社會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創造了條件。
因此，從本文的研究結果和我國社會發展的現狀來看，根據不同時期既定政策目標和社會環境，政府應該適時調整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具體而言財務管理論文，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第一，在財政支出以促進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增加財政消費性支出的同時，增加財政投資性支出。短期內，農村基礎設施、鐵路和公路等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性支出可以帶動經濟快速增長；長期內，科學、教育、文化和衛生等民生領域投資性支出可以緩解社會不公平壓力，這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在財政支出以緩解社會不公平程度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適度提高財政轉移性支出比重的同時，適當增加民生領域財政投資性支出。不過，應特別注意不能簡單指望調整這類開支比重就能夠自動地實現改善社會公平的目標。因為，在我國社會公平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單單是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制度結構與變遷所帶來的不公平更是關鍵之所在。
第三，財政支出不能片面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對立起來，而應有所重點有所兼顧。一定程度的社會不公平才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進而維持社會整體公平以及高質量的公平。
參考文獻
[1]Aschauer D.， 1989，Is Government SpendingProductive?[J]，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es，23:177-200.
[2]Holtz-Eakin D.，1994，Public-Sector Capital and theProductivity Puzzl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76:12-21.
[3lGrler K.， Tulloek G.，1987，An Empirical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Economic Growth，1951—1980[J]，Journal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259-276.
[4]Musgrave R.A.，Fiscal Systems[M].UnitedStat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5]Barro R.J.，1990，Government Spending in a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103-125．
[6]Summers R.，Heston A.，1988，A New Set of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Price Levels：Estimates for 130 Countries[J]，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34:1-25．
[7]Philip J．Grossman，1987，The Optimal Size of Government[J]，PublicChoice，53:131-147．
[8]Oscar Altimir，1996，Economic Developmentand Social Equity：a Latin AmericanPerspective[J]，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38:47-71．
[9]Irma Adelman，Cynthia Taft Morris， Economic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0]Allan H.Meltzer，Scott F.，Richard，1983，Tests of a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Public Choice，41:403-418.
[11]Robert J.Barro，Xavier Sala-I-Martin，1992，Public Finance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J]，Th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59:645-661.
[12]Barro R.J.，1991，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of Countrie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407-443.
[13]Bajo Rubio O.，2000，A futher Generalization of theSolow Growth Model:the Role of the Public Sector[J]，Economic Letters，68:79-84.
[14]冉光和，潘輝.政府公共支出的輸入分配效應研究—基于VAR模型的檢驗[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
第4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關鍵詞： 赤峰市區居民 休閑體育 現狀調查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以赤峰市市區內的16歲—75歲市民為研究對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獻資料法
通過對體育科技文獻通報和中國期刊以“休閑體育”為關鍵詞檢索到相關文獻資料篇，為本論文的撰寫提供了理論依據，并為本論文的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
1.2.2問卷調查法
對赤峰市區居民休閑體育狀況發放問卷進行調查，發放300份，收回289份，回收率96.3%。
1.2.3訪談法
在確定本研究領域之后，圍繞研究對象年齡階段的劃分、研究地域范圍的確定等問題對相關專家進行訪談。
1.2.4數理統計法
對調查問卷中所有涉及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休閑體育改變了赤峰市區居民生活方式
2.1.1赤峰市區居民余暇時間
余暇時間亦稱自由時間指在一晝夜的全部時間結構里劃出一切必要的時間后所剩余的那一部分個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這種時間不能直接被生產勞動所吸引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然而這部分時間在人類創造精神文明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也是人們直接參與體育活動和接受體育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赤峰市區居民余暇時間情況（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5.1%的城市居民每天有1—2小時的余暇時間，36.6%的城市居民每天有2—3小時的余暇時間，還有將近25.8%的城市居民每天有3小時以上的余暇時間，只有少數市區居民的余暇時間不到1小時，這說明人們的余暇時間增多了。
2.1.2赤峰市區居民休閑運動項目選擇
調查結果顯示，見表2，赤峰市區居民的閑暇時間主要用于看電視、體育活動、上網、看書讀報刊看雜志、逛街、聽音樂、休息、聊天、跳舞、旅游等，選擇體育運動的有，排第二，這說明赤峰市區居民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在不斷提高、體育鍛煉的意識在逐漸增強，休閑體育正在被城市居民接受并喜愛。
2.2休閑體育提高了赤峰市區居民的生活質量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消遣娛樂、體育運動的重要性，不僅勞動是人生存的必要條件和內容，休息、娛樂、體育同樣對人生存有積極的意義。這些活動不僅可以消除大腦疲勞感，使疲憊的身體得到積極休息，恢復體力，精力充沛地再投入到勞動中，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腦力、體力消耗的補償方式，而且這些活動提供給勞動者一個擺脫必然性的支配，可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獲得發揮自己一切愛好、興趣和才能的機會，為自身的充分發展提供廣闊的天地。
調查結果顯示（見表3），52.1%的人把娛樂放松作為運動休閑目的，65.0%的人強身健體，2.3%的人尋求刺激，10.0%的人結交朋友，1.6%從事其他，這充分說明，在城市居民的心目中運動休閑的強身健體和娛樂放松作用的重要性已經得到認可。這與現階段我們所大力提倡全民健身運動大相吻合。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3.1.1赤峰市休閑體育場所相對較少，不能夠滿足人們參與的需要。
3.1.2赤峰市市民對休閑體育可以提高生活質量，達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的認同。
3.1.3赤峰市市區居民參與休閑體育的意識較落后，幾乎不愿付費參與，因此家中、公園、城市廣場、全民健身路徑成為赤峰市市民休閑體育的首選場所。
3.2建議
3.2.1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各級政府部門要加大對休閑體育的宣傳力度，真正落實“為民”的思想，而不是單純地追求各種競技體育成績，要利用好電視、電臺、報紙、書刊等各種傳播媒體進行宣傳，增強全民的健身意識，使休閑體育有良好的輿論環境，從而使廣大群眾在閑暇時間里都能積極參加休閑體育活動。
3.2.2政府和企業投資的合理化。開展群體活動資金短缺，是一直以來困擾的重要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單靠政府部門的財政撥款是行不通的。
3.2.3加強人才的培養。對休閑體育活動，既要有休閑經營人才，又要有各種休閑體育的研究人才。為適應赤峰市休閑體育發展需要，應重視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培訓工作。建議制定相關政策與措施，免費開放學校及市內的公共體育設施，以便市民參加休閑體育鍛煉。
參考文獻：
[1]田慧，周虹.休閑體育及其在中國的發展趨勢.體育科學，2006：28-29.
第5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關鍵詞：物價上漲 CPI 恩格爾系數
中圖分類號：F014.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8-025-03
價格與消費是兩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經濟因素，價格水平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根據價格曲線也可看出，價格越高，消費需求越低，價格越低，消費需求越高。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漲速明顯加快，成為經濟運行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特別是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肉禽蛋、鮮菜、汽油、柴油、石油、液化氣等商品價格均保持在高價位上運行，人們日常的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價格作為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與宏觀經濟運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首先，價格作為一個現象，折射出的是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實質性問題。此外，價格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同時扮演著“市場調節器”與“宏觀經濟運行指示器”的雙重角色。因此，物價波動一直是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之一，物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更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物價這一關系到民生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認真研究、科學合理地分析物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客觀需要。
一、我國物價水平的歷史與現狀
（一）我國歷史各物價水平變動階段
第一階段：1953―1965年（共13年）。這一階段，我國物價水平經歷了一次劇烈的升降，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增長率出現了一次高聳的峰和深陷的谷。1959～1961的3年中，零售物價水平持續上漲，于1961年到達頂峰，漲幅為16.2％。1962年，零售物價下跌，1963年跌至－5.9％的波谷，峰谷落差達22.1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1966―1976年（共11年）。在這一段時期內，我國物價水平的變動幅度極小。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增長率曲線幾乎是一條水平直線，其漲幅從未超過1％，跌幅也僅有一年略微超過1％，最高點（1975年，0.6％）與最低點（1969年，－1.1％）之間的落差只有1.7個百分點。這一時期零售物價的高度穩定，是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的，當時的中央政府直接通過行政手段凍結價格。這樣，盡管經濟在劇烈地波動，而價格水平卻“紋絲不動”。
第三階段：1977―1999年（共23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物價水平長期僵持不變的局面被徹底打破，零售物價開始持續上升。1999年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為1978年的359.8％。在這一時期，價格漲幅的波動性也變得非常明顯。從1977年到1999年，我國物價漲幅可觀測到4次明顯的循環波動。
第四階段：2000―2007年（共8年）。中國經濟在經歷了1991―2001年的完整波谷―波谷經濟周期后，從2002年起重新進入本次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2003年與2004年實際GDP增長速度接近潛在GDP增長速度，而2005年實際GDP增長速度超過潛在GDP增長速度，其間通貨膨脹卻相對溫和。在2006年中國經濟繼承了2005年的強勁擴張趨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保持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增長型經濟周期的位勢上，2006年將構成本次經濟周期的波峰年度。2007年，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兼顧經濟穩定的內部平衡目標與外部平衡目標，進一步促進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以及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全面拉動，在總體經濟景氣進入本次經濟周期收縮階段后延續其繁榮形態。2007年實際GDP增長速度略低于潛在GDP增長速度平穩回復至潛在GDP水平。
（二）我國現階段物價變動的狀況及原因
物價上漲影響居民的生活，從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漲速明顯加快，成為經濟運行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2007年1―11月份CPI同比上漲4.6%，漲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3個百分點；尤其是11月份CPI同比上漲6.9%，環比上漲0.7%，創1996年底以來的新高。另外，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和央行公布的企業商品價格指數等均呈現加速上升的勢頭，已超出各方預期。
從統計數據來看，2007年的CPI上漲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以11月份為例，當月以糧食為代表的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8.2%，推動CPI上漲了6.1個百分點，貢獻率達88.6%，其中糧食價格同比上漲6.6%，肉禽及其制品價格同比上漲38.8%油脂價格同比上漲35%，鮮菜價格同比上漲28.6%，鮮果價格上漲12.9%，鮮蛋價格同比上漲10%，水產品價格同比上漲6.8%。而工業品價格和服務價格基本保持穩定，扣除食品和能源項目后，前11個月的核心價格指數僅同比上漲1%左右。
物價上漲是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原因之一：國際市場價格的帶動。由于石油價格持續上漲，美國等國家大規模開發生物能源，對玉米、大豆等糧食需求量大幅增加。這導致國際市場糧價大幅度上漲，進而拉動了國內糧食價格上升，并影響到以糧食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價格。
原因之二：成本推動。近10年來，我國主要農產品一直低位運行，稻谷、小麥、玉米、大豆、油菜籽、生豬等主要農產品現在的價格，多數低于10年前的水平，只有個別品種略高于10年前水平。但與此同時，種植養殖成本隨著生產資料價格和農村勞動力價格的上漲而大幅上升，所以，目前農產品價格上漲帶有明顯的恢復性質。
原因之三：供求結構失衡。由于去年上半年生豬價格跌到谷底，導致生豬存欄下降，去年下半年生豬價格開始進入周期性上漲階段。部分地區出現的疫情，也加劇了生豬供應的緊張。
民以食為天，糧食、肉、禽、蛋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今年以來食品和副食品價格的上漲過猛，波及面過大，豬肉的漲價帶動了其他生活資料（如牛羊肉、蛋、奶）價格上漲。這是事關人民群眾（特別是在校學生、進城務工人員、城市低保人群等弱勢群體）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事關全局、事關社會和諧穩定的大事。勢必影響到千家萬戶居民的生活質量。漲價使多數中低收入城鄉居民的生活或多或少受到了影響。但沖擊最大的是城鄉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對一些縣城的民工生活沖擊較大，感到壓力沉重。
二、物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物價波動主要由市場中的商品供求狀況所決定的，即供給小于需求是物價上漲，供給大于需求是物價下跌，供給等于需求時物價穩定。物價波動可以調整市場中商品供求關系，即供給小于需求時抬高物價可以使供求平衡，供給大于需求時降低物價可以促使供求平衡物價波動。
CPI即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衡量一般家庭（不含共同事業戶）實際購買各項消費性商品及勞務價格變動情形。所得稅、購置土地、住宅及人壽保險等支出不屬查價范圍。
大多數國家都編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反映城鄉居民購買并用于消費的消費品及服務價格水平動情況，并用它來反映通貨膨脹的程度。
從2001年起，我國采用國際通用做法，逐月編制并公布以2000年價格水平為基期的居民消費價格定基指數，作為反映我國通貨膨脹（或緊縮）程度的主要指標。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負責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編制及相關工作，并組織、指導和管理各區市的消費價格調查統計工作。
我國編制價格指數的商品和服務項目，根據全國城鄉近11萬戶居民家庭消費支出構成資料和有關規定確定，目前共包括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251個基本分類，約700個代表品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就是在對全國550個樣本市縣近3萬個采價點進行價格調查的基礎上，根據國際規范的流程和公式算出來的。
CPI=(Pt1Q01+Pt2Q02+…+PtmQ0m)/(P01Q01+ P02Q02+…+P0mQ0m)*100
式中：P――商品價格；Q――商品數量；m――商品的種類；t――現期；0――基期。
公式中，分母表示在需要進行比較的基期里居民對有關商品的支出總額；分子表示居民在現期以現行價格購買相同種類、同樣數量的商品支出總額。
把上述公式用文字簡化表達就是：
CPI=現期購買商品支出總額/基期購買商品支出總額×100（商品是同類商品，與取樣樣本有關）
19世紀中葉，德國著名統計學家厄恩斯特?恩格爾(Ernst Engel)在研究英、法、德和比利時等國工人階級不同階層的家庭調查資料時，得到一系列數據，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他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家庭或個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總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反之，其比重越小；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重會逐漸減少。對國家而言，一個國家越窮，每個國民平均支出中購買食品支出的比重越大，這一規律被稱為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后來，人們把食品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稱為恩格爾系數，用公式表示如下：
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全部生活消費支出)×100%
恩格爾定律的原理非常簡單：一個家庭或個人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食品數量是基本不變的。在這個前提下，恩格爾系數值越小，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或個人支出的比重越小，自然就意味著家庭或個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則說明生活水平越低。因此，可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成就。聯合國糧農組織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更是將恩格爾系數作為評價國家貧富和地區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之一：恩格爾系數在60%以上為絕對貧困，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
在我國，恩格爾系數同樣受到高度重視，無論是政府機關的工作報告，還是新聞媒體關于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報道，都可以見到恩格爾系數蹤影，使用頻率極高：中國宣布“總體達到小康”所依據的一個重要指標便是“恩格爾系數”；政府機關很多工作計劃的依據也是本地的恩格爾系數。
恩格爾定律是在假定價格不變的前提下而提出的，其受影響較大除收入以外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物價水平：當食品消費數量不變時，物價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名義收入不變時實際收入的降低，即意味著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因此，物價水平上升，恩格爾系數就會上升，反之則下降。而影響恩格爾系數的主要因素有收入狀況、物價水平、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狀況、福利政策和消費習慣等。其表現為：
1.近年來我國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服裝支出、醫療保健支出、交通通訊支出和住房支出的不斷增加造成的：當居民購置住房等耐用消費品時，在個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用于食品的支出就會減小，因此恩格爾系數會下降；當老百姓對醫療、住房、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增加時，在個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就會擠占對食品的消費，從而導致恩格爾系數的下降。
2.隨著家庭設備用品消費的增多，恩格爾系數是上升的：當居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剛開始增多時，生活消費會從溫飽型消費轉向營養型消費時，谷物在食物消費總量中所占比重會不斷減少，肉乳品及精細食品所占比重不斷增加，因此，在生活剛剛開始好轉的某段時間內，恩格爾系數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家庭設備用品相對于一般消費品來說，使用期限較長，單位產品價格較高。居民為了購買耐用消費品，一般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儲蓄，在維持基本生活的食品支出不變時，其它各項消費性支出就會減少，因此積累期的恩格爾系數會上升。
3.當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時，恩格爾系數是上升的：食品消費數量不變時，消費物價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名義收入不變時實際收入的降低，即意味著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從而導致恩格爾系數的上升。
4.物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居民消費的水平。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因此，居民對食品價格非常敏感，稍有異動就會引起居民的廣泛關注。由于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使得收入對生活的保障作用逐步減弱，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更難以承受。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必然帶來居民生活消費支出的增加，因為食品這類生活必需品消費彈性小，替代效應不明顯，不管價格是否上漲，必須得消費。價格上漲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欲望，通常物價上漲時，人們為了緩解這一壓力，不得不降低消費檔次，減少消費數量來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就造成了消費量的下降，生活質量的降低。
綜合以上分析，消費品價格特別是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給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帶來一定困難，其生活質量有所下降。具體表現在：一是采取買價廉質次的商品，來確保量的滿足。二是提取存款或借錢應對急需。三是改變消費行為和消費習慣，減少非必需品的消費。交通通訊、醫療保健支出成為壓縮對象。四是主要消費品價格的快速上漲，還給低收入居民家庭增添了沉重的精神負擔、心理壓力和價格預期。
三、建議
綜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議：要加強價格監控和調控，大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時，積極促進居民消費。政府應堅決制止搭車漲價和哄抬物價的現象，維護市場的穩定；對房地產業等價格過高的行業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抑制商品房價的過高過快上漲；對低收入階層在擴大就業、提高低保水平、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等方面出臺操作性強的政策；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鼓勵和引導合理消費，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從而帶動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大幅提高，促進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當前的宏觀調控重點，既要控制投資過快增長，緩解資源瓶頸，加強對通脹的預警和疏導，又要千方百計地積極培育市場和有效擴大消費，緩解消費品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
主要解決方案：
1.應適當調整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我國投資增長速度過快，經濟局部過熱與多年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且投資結構欠合理無不關系，因此，為降低投資增長速度，抑制通貨膨脹的惡化，緩解經濟結構的失衡，適度調整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2.遏制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緩解對生產資料的過度需求。一是堅決遏制某些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二是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人民銀行要按照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加強“窗口”指導，商業銀行要增強風險意識，強化信貸審核。三是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行業制定限制性價格政策，控制這些行業的盲目擴張。同時，加強對煤、電、油、運的協調，緩解瓶頸制約。
3.努力促進糧食增產，增加糧食供給，使糧食價格回升到一個合理水平。由于以糧食為基礎的食品類價格占居民消費價格的權重大，食品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群體中所占支出比重較大，所以，保持糧食價格基本穩定、合理回升至關重要。一是要搞好糧食總量平衡工作，引導糧價穩步回升，逐步達到一個合理區間。二是要加強農資價格監管，穩定農資價格，穩定糧食生產的物質成本。三是要在糧食生產方面給予稅收、信貸、價格等政策優惠，減輕種糧農民負擔，保護和激發農民種糧積極性。
4.加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首先，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快速上漲構成物價水平上漲的一個方面，而且對消費者的消費預期和消費能力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其次，房地產業的產業關聯度較大，對房地產的過度投資構成了能源、原材料供給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再次，從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的具體波動情況來看，土地價格和商品房價格上漲較快，而土地租金價格上漲有限。這說明，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以及與此相關的價格波動具有泡沫成分，這可能隱含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因此，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是控制物價上漲和金融風險的良策。
5.對貨幣供應量的超速增長進行適當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超速增長是導致近期物價上漲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后一段時間，要對貨幣信貸過快增長進行調控：一是要加大公開市場業務力度，對沖因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二是對金融機構進行“窗口指導”，提高金融機構資產質量，適度控制貸款規模；三是要解決長期機制問題，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促進國際收支平衡，解決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剛性問題，使貨幣政策調控更加有效。但要注意，這種調控只能是微調，力度不宜過大。這是因為，一方面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固然可以在壓縮投資需求方面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無助于結構性矛盾和供給瓶頸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需求增長必須通過增量貨幣才能實現，如果實際信貸規模出現大幅下降，在短期內對快速增長的經濟會產生很大的擾動。一旦投入產出的鏈條被人為割斷，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甚至重新回到通貨緊縮的泥潭里。
6.加強價格監測分析工作，建立價格異常波動應急機制。價格監測是價格決策和宏觀調控的基礎，要突出監測重點，完善有關制度，密切關注國際國內市場供求狀況和價格走勢，善于發現傾向性和苗頭性問題，建立應對價格異常波動的應急處理機制，及時提出控制價格上漲的意見和建議，做到未雨綢繆。
參考文獻：
1.王爾中.物價上漲對福建城鎮居民生活的影響.2005
2.江學軍，唐煥文.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會議論文，1997
3.劉宏宇.從宏觀市場價格到市場“負熵”.會議論文，1996
4.蔣衛東.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的經濟增長.學位論文，2007
5.王振龍，趙昌昌.統計學.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
6.黃小雄.關于我國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指數反常規問題研究.學位論文，2006
7.南蘭.我國物價周期波動的實證分析.學位論文，2006
8.姚大鵬.對我國近期通貨膨脹現象的研究.學位論文，2005
9.盛陽.對當前中國物價波動分析及對策研究.學位論文，2005
10.劉飛.我國價格指數和經濟波動關系的實證研究.學位論文，2005
11.艾慧.中國當代通貨膨脹理論研究.學位論文，2004
12.劉士寧.我國貨幣流通速度變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學位論文，2003
13.孫武斌.1992～1996中國價格總水平上漲治理政策研究.學位論文，2000
14.中國進入物價較高時代.農村實用科技信息.2007
15.余豐慧.物價上漲中百姓生活不下降.期刊2007
16.農副產品漲價農民受益多少.山西農業（致富科技版），2007
第6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關鍵詞】黑龍江；資源型城市；產業省級；比較
資源型城市的發展不但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初級資源產品，創造了巨額的社會財富，也加速了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但是資源的儲量是一定的，許多礦山隨著資源的耗竭面臨著閉坑，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許多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立的資源型城市相繼面臨著“資源”危機，進入資源開發的衰退期。為了應對挑戰，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來，我國一大批資源型城市走上了經濟轉型光輝而艱難的歷程，這其中就包括我省的大慶、伊春，開始了破解世界性難題的艱辛探索。
大慶、雞西、伊春三個城市所處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科技水平、金融環境、市場開放程度、產業結構不同，因而在轉型方向、途徑、措施、道路等諸多方面表現出重大差異。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既存在遇到的共性問題，也存在選擇路徑上的差異，通過分析對比，對于我們全面分析資源型城市轉型升級一般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一、轉型的共性問題
（一）資源面臨枯竭，可持續發展受限
資源型城市形成來源于其得天獨厚獨自然資源，然而，這些自然資源是不可再生的，隨著不斷開采，必然導致這些資源的日益衰竭。正如素有“林都之稱”的我國最大森工基地——黑龍江省伊春市，活林木總儲積量由開發初期的4.28億立方米銳減到2.47億立方米，公頃蓄積量由167立方米減少到87立方米，可采的成熟森林只有1.7%，可采木材不足500萬立方米。
資源利用效率的低下是加劇資源型城市的資源衰竭的又一誘因。為了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資源型城市往往對資源進行掠奪式開采、采富礦棄貧礦，加上只注重主要產品的開發，導致了資源的低效利用和嚴重浪費，也加劇了我省后備資源供給不足。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的國有煤礦的一般資源利用率只有50%，縣級煤礦這一比率為20%-30%，資源的平均回收率僅為30%。
（二）產業結構單一，國有企業比重過大
我省的資源型城市主要以資源型產業為支柱，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第二產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嚴重滯后，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性極大，缺乏綜合發展的產業結構體系，經濟結構失衡。現有的資源型產業也都處于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的開采和初級加工層面，科技含量低，產品附加值小，相應的資本積累緩慢，如果資源開采進入衰退期，那么現有的主導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將顯著降低。有些進入轉型期的資源型城市，轉型過程中仍然主要依托本地資源，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資源型經濟的特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不足，增長潛力受限。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的重要抓手，但是目前我省大多資源型城市的企業成長環境建設較為滯后，小微企業發展后勁不足。企業是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主力軍，只有數量龐大的企業群體的興起，才能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更多的就業崗位，才能培育出更多的財政稅源。雖然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就業吸納力強、經營靈活的小微企業應該在未來的資源型城市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創造適宜于投資創業的環境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資源型城市國有企業的壟斷效應依舊不減，交通、金融、物流等城市功能不夠完善，政府服務效率過低、市場環境差等問題普遍存在。這些問題極大地制約了招商吸引力、私營企業、小微企業的誕生和成長。
（三）區位較為偏離，頂層設計缺乏
我省大慶、雞西、伊春等資源型城市位于北部內陸邊遠地區，受制于區位條件的制約，偏離國內國際市場及交通樞紐的影響，信息不暢，物流成本增加，極大地限制了接續產業的發展。因區位條件限制，我省資源型城市之間尚未建立統一高效的區域資源整合機制，煤炭、森林等資源各自具有自己的生產銷售渠道，缺乏與省外國外的集成合作。對外開放水平低，缺乏長遠的科學規劃和戰略層面的頂層設計，與國內發達地區及周邊國家的合作仍然沒有明確、配套的有效措施，缺乏相關的合作機制，缺少外在的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外援。
（四）轉型資金不足，技術革新受限
資金嚴重短缺制約我省資源型企業實現轉型的又一短板，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制定的財稅融資政策，資源由國家統一調配，企業發展靠國家撥款或貸款，自身留存利潤少，發展資金不足。資源型企業的稅收由中央統一支配，發展過程中對地方財政的貢獻較小，以大慶市地方稅務局石油分局為例，該局直接負責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和大慶石油管理局地方工商稅收的征收管理工作，平均每年完成工商稅收總額近20億元。加之資源型城市的主導產業附加值遠低于下游加工業，資源價格又受國家宏觀調控限制，資源型城市利益受到影響，政府財政能力薄，導致企業結構調整、安全生產、技術革新等實現轉型所需要的資金缺口依然很大。
（五）結構性人才短缺，導致轉型后勁受限
現代產業經濟發展日益信息化、機械化，大量的新設備、新工藝被應用于生產實踐，勞動知識技術含量越來越高，簡單的體力勞動者已經不能適應這種巨大變化。在資源型城市里，一方面由于技能單一，文化水平較低，缺少創新和創業人才，存在大量的下崗失業職工；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新興中小企業招不到適合的管理和技術人才，城市存在嚴重的人力資源結構矛盾。以黑龍江省為例，6座資源型城市中，每萬人在校大學生數只有128人，而非資源型城市則達到468人。工作實踐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招商來的高技術企業進駐資源型城市后，招不到適合的高級創業人才或高素質勞動者，即使招上來的人員也看不懂技術資料，需要企業支付大量的崗位培訓成本，導致招商引資企業入駐我省資源型城市的積極性不高。
（六）創新驅動不足，內生增長受限
產品創新可以直接提高消費者的消費品位和企業的投入產出效率，技術創新有助于突破資源瓶頸，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價值。例如，煤礦中對厚煤層采用綜采放頂煤開采技術可以提高回采率，大慶油田研發的開發表外儲層技術，突破了低貧油層的開采，相當于為大慶增加了一個地質儲量7.4億噸的大油田。可以說，創新在城市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無所不在。
二、轉型的個性差別
（一）轉型模式和選擇路徑上的差別
接續替代主導產業的選擇培育是經濟轉型的核心。在我國，大多數資源型城市都把接續主導產業選擇的重點和主要方向放在資源型產業的升級方面，而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堅持量力而行的方針，采取漸進式戰略。更多是把技術創新的重點放在用高新技術改造嫁接傳統產業上，適度發展有基礎、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在具體的轉型模式上，大慶選擇的是多元產業模式，因為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產業基礎，初步形成了產業集群。目前，由原來的中直國有企業為主導、中小企業為補充的產業格局，轉變為現在的石油產業和非油產業平分秋色，形成了石化和農產品、加工紡織、新材料、機械制造、電子信息“1+5”的接續產業發展格局，金鑼、奧維、華科、日月、惠爾康等一批企業迅速做大做強，創建了大豆產業園、精細化工園、皮革城、輕紡城、石蠟工業園、橡膠工業園、注塑城、塑編城等19個優勢產業園區。伊春選擇的是替代產業模式，因為經濟基礎較為薄弱，原有森林資源已經耗盡，只能依托原有森林資源開展綠色食品生產、開發北藥、發展生態畜牧和生態旅游等產業。而雞西選擇的是延伸產業鏈模式，經濟基礎較為一般，現有煤炭儲量還有存量，形成以煤焦化、煤氣化、煤液化等為重點的煤化工產業群，以矸石、燃煤、瓦斯、焦爐余氣、風力和生物質能發電為重點的電力產業群。
（二）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上的差別
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雖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初現端倪，但納入資源型城市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此時，傳統增長模式已弊端畢現，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時代潮流。所謂轉型的指導思想在地方政府主政層面集中表現為執政思想，也就是統籌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總綱領。縱觀近年來大慶、雞西、伊春三個資源型城市政府工作報告，我們會發現在指導思想上各有側重：大慶市人民政府為“加快建設全面現代化專業國際化城市”，具體途徑為“全黨抓發展，中心抓經濟，重點抓項目”、“一二三四五發展戰略”，更為突出“國際化”、“現代化”的高度和“項目建設”的重要性；雞西市人民政府為“建設成為綠色礦區、生態城市、宜居家園和黑龍江東部地區中心城市”，具體途徑為“1266發展戰略”，更為側重“區域性”核心和“綠色發展”的主題；伊春市人民政府為“建設美麗富庶、文明和諧、健康幸福新伊春”，具體途徑是“生態文明”發展戰略，更為側重“自身性”發展和“環保”發展。指導思想不同——“國際性”、“區域性”、“自身性”，背后反映的是經濟基礎的差別，直接反應在我省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排行榜上——大慶第二位、雞西第五位，伊春第十一位。
（三）轉型主體和政府角色上的差別
我國的資源型城市多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由于特殊的工業化背景，一般都是現有資源后有城市，使得我國資源型城市規模大、涉及面廣，轉型不僅對資源型城市至關重要，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社會穩定影響深遠，這也決定了國家和資源型城市政府對經濟轉型有更多更深的參與和管理。雞西市人民政府與礦業集團分立而治，1957年建市；大慶市政府與大慶石油有限公司、大慶石油管理局分離而治，1979年建市；唯獨伊春市政府與伊春林管局合二為一，至今為國有性質的“企業辦社會”，1958建市，參與和管理社會事務的層次最深，也對轉型升級的影響最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四）市場發育與消費能力上的差別
圖1 大慶、雞西、伊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較 （單位：億元）
以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數據為例：大慶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00億元、同比增長20%，繼萬達廣場之后，華聯商廈、居然之家等品牌店投入運營，新興便民商業網點增加3000個，市場發育程度較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25425元和11500元、同比增長13%和24%，均高于GDP增速，居民消費能力較強，對于轉型產業要求也較高。
雞西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5億元，增長18%，市場發育程度一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0元，增長18%；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13000元，增長20%，居民消費能力一般，對于轉型產業要求也較為一般。
伊春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6.4億元，同比增長15.5%，市場發育程度較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4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1萬元，分別增長20%和16%，居民消費能力相對較低；對于轉型升級產業要求相對較低（見圖2所示）。
綜合以上數據，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看，大慶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雞西的4.8倍，而雞西又是伊春的2.2倍；從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上看，大慶已經接近或達到小康水平，而雞西和伊春較小康水平還有較大差距，因此，在資源型產業轉型過程中，政府在提升社會服務方面需要不斷加強，要讓原有的工業產業成為第三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要讓第三產業成為原有工業發展的消費驅動。
圖2 大慶、雞西、伊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較（單位：萬元）
（五）發展基礎和城市功能上的差別
從總體上看，我省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慢，以大慶為代表的資源型城市發展基礎更好一些，城市功能更完善，在我省經濟發展上起到了重要的領跑作用。2012年大慶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突破4000億元、增長10%以上，地方財政收入263億元、增長24.8%，遠高于黑龍江省的平均水平。鐵路東西兩站、國際會議中心、奧林匹克公園等重大工程順利推進，油立方遷建等36個城建大項目竣工，區域中心城市功能進一步提檔升級，將功能定位在了現代化和國際化上。
但是，雞西、伊春等大多數資源型城市發展基礎不夠牢固，城市化水平不高，歷史欠賬較大，城市軟硬環境較差，城市功能不健全、不完善，經濟發展不活躍。
例如2012年雞西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實現610億元，增長15%，地方財政收入42.5億元，同比增長26%；伊春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實現258億元，
同比增長12.1%，地方財政收入30億元，同比增長22.3%。
圖3 大慶、雞西、伊春地區生產總值、地方財政收入比較 （單位：億元）
綜合以上數據，從地區生產總值上看，大慶是雞西的6.6倍，而雞西又是伊春的2.36倍；從地方財政收入上看，大慶是雞西的6.19倍，而雞西又是伊春的1.42倍。可見，大慶的發展基礎更為堅實，地方財政收入最多，推進城市功能建設能力最強，雞西市次之，伊春最后。雞西、伊春等后發資源型城市在轉型升級中，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上來，提升城市的宜居宜業功能，以此來增強資源城市魅力，增加觀光旅游的看點。
參考文獻：
[1]鄭鑫.大慶市政府招商引資全過程項目化管理研究.東北石油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6月.
[2]王艷芳，張昕，徐忠惠，劉方正.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模式研究——以黑龍江省雞西市為例[J].經濟師.2011年第12期.
[3]董鋒，譚清美，周德群，龍如銀，朱佳翔.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評價——以黑龍江省大慶市為例[J]資源科學32卷第8期.
[4]曹彩杰.中國森林生態旅游業發展的SWOT分析[J].硅谷，2010（02）：121-122.
[5]王川紅.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協調研究.電子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6月.
第7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內容提要: 我國司法改革進程中，法院的財政保障構成了司法成本的主要問題。從長遠的觀點看應建立中央統一的司．法財政與決算制度。此外，為了有效遏制司法腐敗和從根本上提高司法公信力，通過漸進和配套的制度改革，將法官從一般公務員系列里獨立出來并給予相對高的報酬仍應作為司法改革的一個努力方向。
一、法院的財政保障問題
總之，從收入報酬的角度來考慮對法官激勵的話，無論依照的是“級別”還是“績效”，看來都存在某些難以和司法審判本身的性質特征相適應的難點或問題。但目前在 中國 的法院，短時期內要揚棄或者僅是弱化這兩種激勵機制，恐怕都還不具備條件。現在的相關改革大都是在作為基本激勵方法的兩種機制之間選擇或是進行增減式的調整，或者突出某一機制，或者以其中一種為主再適當輔以另一種，等等。這些改革在當前的語境之下確實都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長遠就應該看到，把法官這個具有特殊性的職業群體從一般的公務員及行政級別中獨立出來并給予其相對較高的報酬，很有可能構成從根本上防治司法腐敗和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諸多條件的配合，或許需要經歷一段不會很短的過程。這些條件既包括法官從事的審判業務不僅是糾紛解決，還包含更多的創制規則或引導“秩序形成”等內容，⑩也包括法官在 法律 職業自尊感及職業操守或自律能力方面的建構，還包括法官資格及員額的限定等帶有可操作性的技術條件，不一而足。WWW.133229.CoM如果把上述每一條件的具備都作為某個特定改革之目標的話，對于法官的 經濟 性激勵又構成了達成這種目標的必要條件之一。盡管通向整個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道路還很曲折而漫長，但考慮到一個真正獨立的司法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 政治 體制改革中可能具有的“平衡器”功能，或者，考慮到一個真正享有公信力的司法在遏制腐敗及社會不公正中可能發揮的“最后一道防線”作用，任何有益于建構這樣一種司法的努力——包括本文所關心的改善法院財政保障和對法官的經濟激勵機制在內——都是我們決不該輕言放棄的。
注釋:
⑴就我國一般的公共財政而言，可以說更加透明完整的國家及地方預決算體制也仍在改革和建設過程之中。關于中國公共財政制度的一般狀況及存在的問題，參見[美]勞倫•勃蘭特、托馬斯•羅斯基編：《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方穎、趙揚等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94頁。
⑵作為筆者對《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的一個批評及有關該法規實施狀況的評論，參見王亞新：《〈訴訟費用交納辦法〉須有公共財政支撐》，載《法制日報》，2007年1月27日；《訴訟費用與司法改革——〈訴訟費用交納辦法〉施行后的一個“中期”考察》，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6期。
⑶綜合各種信息渠道得到的數據，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這種專項資金2007年為30億元，2008年為40億元，2009年也為30億元。例如2007年的數據可參見高紹安：《〈訴訟費用交納辦法〉實施后的問題與對策》，載《中國審判》2007年第5期。
⑷近年來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爭取，中央出臺了為所有具有審判資格的法院工作人員發放“法官津貼”的政策。不過僅為一、二百元的這筆費用提高法官待遇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且因還要看同級財政是否切實執行該政策而在不少地方處于不甚穩定的狀態。
⑸從比較法角度來看，在美國聯邦法院系統，從上個世紀開始逐漸建立司法會議、司法行政局和司法管理中心等機構，雖然有資深法官參加管理，但這些具體執行司法行政工作的機構都設置在法院之外。就大陸法系的一般情況而言，除了日本和韓國等少數幾個例子，大部分國家法院系統的司法行政都由法院外的機構（多為行政機關）行使管理權限。即便是司法行政管理由法院自身負責的日本和韓國，也都是最高法院統一對全國法院系統行使該項權限。參見蘇永欽：《司法行政組織的 發展 趨勢——從審判獨立與國家給付司法的義務的緊張關系談起》，載《法治與 現代 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 論文 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⑹關于中國法院內司法行政管理與審判業務管理交織混合的狀況，參見賀衛方：《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的兩個問題》，載《中國社會 科學 》1997年第6期；張衛平：《論我國法院體制的非行政化——法院體制改革的一種基本思路》，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與上述兩位學者對這些所謂“法院行政化”的現象持尖銳批評的觀點有所區別，蘇力則對此類現實情況表示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不過他也指出，“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蝕審判制度，造成正式審判制度的變形”。參見蘇力：《論法院的審判職能與行政管理》，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5期。
⑺這種情況在當下的中國不僅為法院為所獨有，而是幾乎在所有公共權力機構都可看到的日常情形。關于這種量化目標或責任的指標體系在行政機關工作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負面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悖論，參見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⑻在中國這樣的情形同樣并不限于法院，不妨說法院只是“理所當然”或“不言而喻”地運用了通行于公共權力機構的一般管理模式而已。一些外國學者通過觀察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地方政府行為而提出的“地方政府 企業 說”，也能夠被視為從一定側面反映了這樣的管理模型。參見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45 world politics（1992）．
⑼“陽光工資”從2004年前后在北京和廣東等地開始推行。關于對這項改革內容更全面的介紹以及“陽光工資”推行以來的正面效果、可能伴隨的負面作用等，可參見祁光華、孫竹君：《北京市“陽光工資”實施效果的調查與分析》，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⑽目前法院正在推進的“指導性案例”制度，就可以理解為拓展司法審判在創制規則方面空間的一種改革。關于這項改革的內容、含義及進展情況，參見張騏：《論尋找指導性案例的方法——以審判經驗為基礎》，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3期。
[1]蘇永欽：《司法行政組織的發展趨勢——從審判獨立與國家給付司法的義務的緊張關系談起》，載《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第8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必要性，路徑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論文怎么寫。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國區域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從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開始，接連有近20個區域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或國家發改委的批準。具體規劃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甘肅省循環經濟總體規劃》、《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青海省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沈陽經濟區獲批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等。上述這些規劃，在地區分布上，遍布了全國的東、中、西、東北等各大區域板塊；在產業發展格局上，著眼于產業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著眼于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事實上項目管理論文，這一系列規劃，無論是基于產業發展，還是基于區域競爭力的提升，其實施進程以及預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這一區域發展平臺的培育與發展。通過打造新興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集聚區域力量，改變產業同構性嚴重、重復建設、過度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低等惡性循環，摒棄各自為政、盲目發展、“諸侯割據”的區域混戰局面，提高產業實力與區域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產業的實體支撐。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與“戰略性”決定了其主導產業需要摒棄過去“三高四低”——高資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產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報率、低競爭力的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轉為以擁有關鍵核心技術為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以關鍵核心產業的發展為載體，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的結合為途徑，充分利用現有的和潛在的優勢，推動傳統產業的高新化、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優勢產業的集群化發展，通過產業布局的科學統籌規劃、產業鏈的延伸、主導產業的增長、優勢產業集群的形成、企業實力的增強，發展壯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關聯度高、市場前景廣的產業項目，推動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并且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注重推進節能降耗，推行清潔生產，促進資源利用的循環化，以此來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進而在實現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石化、鋼鐵、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產業，制造業、紡織輕工和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金融、航運、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和生物醫藥、新型材料等新興產業在區域經濟的振興過程中可以得到科學的發展規劃，實現合理的空間布局，進而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而在區域增長極的新型化帶動產業發展的高端化的同時，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論文怎么寫。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當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在行政區劃經濟的大環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長而導致的空間開發無序現象嚴重。區域經濟的數字增長以過度占用土地、礦產、水等資源和環境損害為代價，眾多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盲目開發現象，致使資源更加匱乏項目管理論文，生態環境更加惡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目前由于過度開采、粗放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臨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的諸多難題，就是有力的證明。同時在區域體內部，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存在著“諸侯割據”，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現象。上述問題的存在，既制約著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進程，也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綜合承載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發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通過合理規劃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以創新與科技的蓬勃發展為核心，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以各類別的城鎮、產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為載體，以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榮、經濟活動聯系的日益緊密，產業關聯度的日益增強為媒介，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推進的破除行政區劃壁壘，提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和對內、對外的開放度，強化科技與創新對城市的承載力。進而有效彌補現有行政區規劃的不足，以差異化、互補化、協作化的競合發展，破解諸如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分工與合作度低、基礎設施共享度差、資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動不足、環境保護協作度弱，等難題，弱化產業同構、重復建設等導致的投入產出率低，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以區域發展的新型化、戰略化以及科學化發展路徑模式，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
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總之，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快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發展的建議
正是基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因此，加快其發展建設步伐，就顯得尤為重要。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現狀，綜合考慮國際與國內日益變幻復雜的形勢，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改變“唯GDP是上”的政績考核體系，建立科學完善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項目管理論文，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論文怎么寫。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保”的主動性。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②]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2，調整產業結構項目管理論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產業基礎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一系列特點決定了其要以內生型集約化的經濟發展方式，日漸完善的現代產業體系為重要內容。過去那種粗放的、高污染、高資源消耗、低投入—產出比率、低產業附加值的外延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三次產業比例失調的產業結構，對當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日益凸顯。例如：過高的第二產業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能源與原材料，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造成嚴重的生態壓力，使得城市環境不堪重負；而第三產業比重偏低，既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水平與就業量的增加，也制約著生產與消費的協調發展，產能的過剩與消費的不足，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國際金融危機表面上是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舊有經濟發展方式和落后產業結構的沖擊。因此，舊有的經濟模式與產業結構已經不適合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需要論文怎么寫。這就使得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內涵式轉變，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調整，積極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資源投入的創新驅動型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必然。
鑒于此，就需要充分發揮地方的各種優勢，變資源優勢為發展優勢，變比較優勢為后發優勢，變專項優勢為綜合優勢，變潛在優勢為現實優勢，以創新引領產業鏈升級，強化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高端附加值環節，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此來推動園區經濟、集群經濟的規模化、集約化運行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進程。同時，還要大力發展社會公共事業，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還要擴大居民消費，突出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縮小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差距、地區發展之間的差距以及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總之，要以科學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務化、品牌化、集約化、內生化、社會化為指導，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此來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基礎。
3，破除行政壁壘，創新城市之間的合作體制與機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其發展歷程離不開其他城市的協調與合作。然而，在我國項目管理論文，無論是長三角、珠三角，還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區域板塊內，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行政分割導致的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都非常突出。各個行政體都保持著自身經濟活動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從而既導致了區域合作機制的缺乏和產業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資源的流通不暢和能源的浪費，從而影響了資源的優化組合和區域整體效益的發揮。有些省區之間原本具有優越的分工互補基礎，但是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使產業聚集與擴散受阻。過度的競爭，低度的合作，不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兩敗俱傷”。
鑒于此，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要破除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細化城市之間的一體化發展規劃，推進各城市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協調與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體化的商品要素市場。而這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創新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機制、利益共享機制、政績考核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等相關的利益統籌分配體系，解決好合作中增長的GDP分享、財政分配、投資分擔等重大問題。以開放的區域運行環境，一體化的產業運行體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間的經濟社會聯系，來搭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有效平臺。
參考文獻
[1]弗朗索瓦·佩魯，經濟空間:理論與運用[N]，《經濟學季刊》，1950(1)
第9篇：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一、研究背景
黨的十報告指出，我們要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釋放居民消費潛力，改善需求結構，依靠消費需求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疲軟，人們更傾向于把錢儲蓄起來，而不是用來消費。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增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收入，可以為城鎮居民消費提供堅強有力的后盾，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人們養老的后顧之憂，促進居民消費。
國外學者關于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和儲蓄的研究由來已久。1974年，美國學者Feldstein 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雜志上，發表了題為《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的論文，開辟了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分析的新領域，對其后各國學者們研究養老保險有很大的影響。Feldstein首次把養老保險財富作為內生變量加入到傳統生命周期模型中，估算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Feldstein研究結果指出，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會產生兩種作用相反的效應：一是“資產替代效應”，即人們在退休時可以獲得養老金，因此人們可以不必在退休前拼命地為老年生活賺錢儲蓄，而可以拿出多一點錢用于消費，從這一點上說養老保險減少了個人儲蓄，增加了消費；二是“引致退休效應”，即養老保險制度的存在誘使人們選擇提前退休，從而導致退休后生存時間延長，人們需要在退休之前積累更多的儲蓄，因此養老保險會減少消費，增加儲蓄。Feldstein認為，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凈效應取決于“資產替代效應”與“引致退休效應”的相對強度[1]。
我國學者關于養老保險對消費的影響研究大多數是定性方面，定量分析比較少。在定量分析方面，使用的分析方法大多沒有考慮到時間序列數據存在非平穩性，進而分析結論可能存在一定的“偽回歸”問題。基于中國養老保險情況，相比于農村，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體系較為完善，因此本文研究養老保險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是以城鎮居民為樣本的。運用Feldstein生命周期假說模型，使用多元回歸和協整分析方法，建立協整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從長期和短期兩個方面就我國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對消費行為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
二、建立模型與計量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數據來源
Feldstein生命周期假說理論認為，居民收入、儲蓄和養老保險金與居民消費密切相關。因此建立模型如下：
Ct=α + β YDt + γ1Wt-1γ2SSWt（1）
其中Ct是t期的消費支出，YDt是t期的可支配收入，Wt-1是上一年末的儲蓄，SSWt是政府養老保險支出。
鑒于我國數據情況，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本文將Wt-1換成Wt，采用1980-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t表示各個年份。變量Consumet、YDt、Wt、分別使用的是1980-2010年的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儲蓄和人均養老保險支出數據。SSWt是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除以年末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人數，數據來自《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統計年鑒》，Consumet和YDt數據來自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Wt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金融統計年鑒》。
（二）模型建立
運用Feldstein的生命周期假說模型進行分析。模型如下：
Consumet=α + β YDt+γ1Wt + γ2SSWt+μt（2）
因為大部分時間序列都有一個隨機的趨勢，因此大部分時間序列是“非平穩”時間序列。如果我們采用“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分析，那么將會出現“偽回歸”的現象，由此得出的結論很可能是錯誤的。為了保證分析的準確性，要求時間序列是“平穩”的。因此在對時間序列作協整分析時，首先要對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我們采用的方法是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2]。
（三）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通過觀察變量Consumet、YDt、Wt、SSWt的直線變化圖，可知這四個變量都是有趨勢項和截距項的。對這四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的是ADF單位根檢驗法。經過檢驗，可知Consumet、YDt、Wt、SSWt都是二階單整序列。
因為變量Consumet、YDt、Wt、SSWt是時間序列，因此對它們取對數，消除異方差。取對數之后，再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的還是ADF單位根檢驗方法。由檢驗可知，變量取對數之后已經變成一階單整的變量，即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均是I（1）序列。
（四）協整分析
雖然一些經濟變量的本身是非平穩序列，但是，它們的線性組合卻有可能是平穩序列。這種平穩的線性組合被稱為協整方程。由于本模型的變量較多，因此我們選用擴展的E-G兩步法來進行協整分析。由上述單位根檢驗得知，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這四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而且他們的變化趨勢都相同。因此判斷它們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下面對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這四個變量做協整分析。首先設lnConsumet為被解釋變量，lnYDt、lnWt、lnSSWt為解釋變量，對它們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用Eviews6.0估計的方程結果如下：
lnConsumet = 0.46+0.83lnYDt-0.18lnWt+0.12lnSSWt+[μt][^]（3）
（1.24）（7.52） （-2.77）（2.12）
R2=0.996 DW=0.42
從回歸結果來看，方程的擬合優度令人滿意，但是DW值太小，考慮方程可能存在序列自相關性，因此對方程（3）做序列自相關性檢查，我們采用的是Ljung-Box Q統計量檢驗方法，對方程殘差進行自相關檢驗。
檢驗結果表明，殘差序列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我們采用AR（1）模型來修正方程（3）的序列自相關性，估計的方程結果如下：
lnConsumet = 5.49+0.76lnYDt-0.15lnWt+0.50lnSSWt+[μt][^]（4）
（2.27）（3.58）（-1.24）（2.23）
[μt][^] = 0.97[μt-1][^]（5）
（7.34）
R2=0.998 DW=1.85
再對新的殘差序列進行LM檢驗（p=2），最終得到的檢驗結果如圖1：
圖1 修正方程后的序列自相關檢驗結果
檢驗結果不能拒絕原假設，即修正后的方程（4）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因此，用AR（1）模型修正后的回歸方程的估計結果是有效的。此外方程（4）的擬合優度很高，回歸系數也都很顯著。
對上式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經嘗試，選擇不包括截距項、趨勢項和差分滯后項的檢驗模型，由SIC信息準則確定滯后階數為2，其結果如圖2：
圖2 對殘差[μt][^]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根據MacKinnon（1991）試驗得出的多變量協整檢驗ADF臨界值，當變量數為4，樣本容量接近50時，5%顯著性水平下，ADF臨界值為-4.32>t=-8.91，說明殘差序列μt 在10%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因此可以確定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上述結果表明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分析結果顯示，從長期來看，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儲蓄、養老保險支出存在均衡關系。其中城鎮居民人均養老保險支出的長期彈性是0.50，說明人均養老保險支出每增加1%，人均消費性支出就會增加0.50%，這表明養老保險支出對于居民的消費支出有較大的推動作用。要拉動城鎮居民的長期消費，就要穩定居民收入，降低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心理預期，而養老保險可以減少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儲蓄，降低居民對未來的不安全預期，起到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過增加居民的養老金收入來推動消費增長，從而達到擴大內需的目的。
從協整回歸模型中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長期彈性是0.76，說明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人均消費性支出就會增加0.76%，即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會顯著的推動消費性支出增加，促進城鎮居民消費。
（五）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通過上述研究得知，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與人均儲蓄、人均養老保險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但是根據“格蘭杰表述定理”，在長期內存在穩定關系的變量，可能在短期內是不均衡的，因此我們用誤差修正模型（ECM，Error Correction Model）來分析短期內，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與人均養老保險支出存在什么樣的關系。
通過上述協整方程，得到殘差序列[μt][^]。令誤差修正項ecmt=[μt][^]，建立下面的誤差修正模型：
lnConsumet=β0+β1lnYDt+β2lnWt+β3lnSSWt+β4ecmt-1+εt（6）
用Eviews6.0估計得出的結果是：
lnConsumet=141.35+0.45lnYDt-0.04lnWt+0.43lnSSWt-0.27ecmt-1+εt（7）
（3.79） （2.99） （-2.53） （1.87） （-1.45）
R2=0.78 DW=2.08
從上述式子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對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養老保險支出有正向影響，對人均儲蓄有反向影響，符合經濟意義。在這個誤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項反映了短期波動的影響。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短期變動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對短期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養老保險支出和人均儲蓄波動的影響；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對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短期彈性是0.45，對人均儲蓄的短期彈性是-0.04，對人均養老保險支出的短期彈性是0.43，說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人均消費性支出增加0.45%；人均儲蓄增加1%，人均消費性支出下降0.04%；人均養老保險支出增加1%，則人均消費支出增加0.43%。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養老保險支出對消費的短期影響是顯著的，但是儲蓄對消費的影響比較弱。
另一部分是誤差修正項的系數大小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從系數估計值（-0.27）來看，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27）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
從上述式子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長期彈性（0.76）大于短期彈性（0.45），人均儲蓄的長期彈性的絕對值（0.15）大于短期彈性絕對值（0.04），人均養老保險支出的長期彈性（0.50）大于短期彈性（0.4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消費性支出變化對于可支配收入變化、儲蓄變化、養老保險支出變化的反映在短期內是相對遲緩的，城鎮居民的消費偏向于保守，大部分人偏愛把錢儲蓄起來，導致消費疲軟。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中國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與消費行為的實證分析，得出結論：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儲蓄、人均養老保險支出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內，都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從長期來看，人均養老保險支出每增加1%，人均消費性支出就會增加0.50%。從短期來看，人均養老保險支出增加1%，則人均消費支出增加0.43%。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27）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說明人均養老保險支出對人均消費性支出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因此政府應該提高養老保險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增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收入，減少人們對養老的預防性儲蓄，轉而增加消費。
另外，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養老保險支出的長期彈性（0.50）大于短期彈性（0.43），說明城鎮居民的消費性支出變化對于養老保險支出變化的反映在短期內是相對遲緩的，消費偏向于保守，人們更偏愛儲蓄，造成消費疲軟。模型還反映了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對人均消費性支出也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我們將最后得出的模型結果與Feldstein（1974）的結論作對比，發現中國的養老保險對消費也具有資產替代效應。中國人防患于未然的習慣使得儲蓄防老的意識增強，提高養老保險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消減居民儲蓄養老的意愿，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日常消費。
鑒于以上結論，本文認為，中國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存在資產替代效應。增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金，相當于增加居民的私人財產，會減少人們為養老而進行的儲蓄，更多地把錢用于消費，從而刺激我國內需增長。因此，本文根據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一）加大財政投入，壓縮過度投資
現階段，我國各類財政支出中，用于地方建設和行政費用的開支較多，導致有些地方出現過度投資，經濟過熱，造成國有資產浪費。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養老保險的補貼資金，導致財政資金對養老保障的補貼水平較低，而且我國養老保險面臨嚴重的“空賬”問題，各地政府財政債務負擔重。應該加大養老保險支出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壓縮過度投資及減緩事業費過快增長的勢頭，將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于養老保障補貼。同時加快養老保險金全國統籌，做到統計規范，收支平衡，建立養老保險資金核算體系，嚴格養老保險資金的收支管理。在彌補“空賬”時期，如果年度資金有節余，應該設立養老保險資金儲備專戶，以備后期調劑余缺。如果年度資金不足，財政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彌補。
（二）做實個人賬戶，解決“空賬”難題
養老金“空賬”是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轉軌所造成的成本，不可避免。我國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老齡化的逼近使得我國養老保險金缺口將會越來越大。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表示，目前中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社會統籌賬戶收不抵支，占用了個人賬戶的資金，形成了養老金收支缺口。實際上全國許多個人賬戶在空賬運行，個人賬戶和統籌賬戶的資金全部參與了收支核算，個人賬戶資金參與了社會統籌支付，也就是將未來的養老金填補了目前統籌資金的“缺口”[3]。由于國家正努力實現養老保障全覆蓋，全覆蓋的實現會進一步增加地方財政的壓力，因此迫切需要做實個人賬戶，解決“空賬”難題。本文認為做實個人賬戶就是要籌錢，把籌到的錢填入個人賬戶，把“空賬”變成“實賬”，這就需要拓寬養老金的投融資渠道。具體可以通過提高國有企業利潤貢獻力度，將紅利上繳，或者發國債融資，還可以將養老保險金交給有能力的金融機構管理，確保在保值的基礎上增加收益，實現“錢生錢”。
（三）統一養老制度，實現公平正義
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集中表現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繳費率與支付標準不統一。養老保險金支付標準基本采用按職工退休前一個月工資的一定比例計發辦法，但計發比例各地相差較大。這種制度的不統一產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一是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使勞動者繳納的保費不統一，給勞動力流動帶來困難，不利于人力資源在不同地區間、不同行業間的有效配置，對勞動者來說有失公平。二是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使人們對養老保險制度缺乏可信度，影響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進行。三是由于不同地區間的養老保險繳費率不統一，造成同一行業的企業生產成本不同，影響企業競爭能力，形成了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因此國家應該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即可以統一養老保險金的計發辦法、養老保險基金的繳費率等。可以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養老保險金，對養老保險事業實行統一領導和管理，負責辦理養老保險基金的各項業務，包括基金征收、支付、營運以及編制預決算等。這樣能夠避免多頭管理形成的機構重疊、業務交叉、操作成本高的不良現象，也能夠避免養老金分散管理、調劑性差的缺陷。
（四）減輕企業負擔，增強市場活力
減輕企業養老保險負擔。國家實行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對各地區、各行業每年養老保險金結余部分按一定比例進行統籌，建立公積金，在地區與地區之間進行調劑使用，充分發揮養老保險調劑性強的特點。防止因地區之間、企業之間經濟效益好壞等情況對養老保險的影響，減少企業負擔，增強市場經濟活力。
（五）加強法制管理，嚴懲違法企業
我國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中遇到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法律保障能力弱、監察執法手段不足有關。加強養老保險的法制管理，嚴格監察執法，有助于提高用人單位依法參保繳費的自覺性，提高勞動者依法維權的意識，確保養老保障惠及到每一位勞動者身上。目前仍有許多職工未加入養老保障體系，一些企業為了逃避責任，少繳或者干脆不繳養老保險金，低參與率與較低的實際繳費率造成了目前不必要的過高的養老金繳費比例，不利于我國現階段養老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嚴懲違法企業，加強法制管理勢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