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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通過林業措施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成本低、綜合效益好,真實的吸收和減少了二氧化碳,而且不會像有些所謂低碳的工業項目,在設備生產過程中造成新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林業是發展低碳經濟不可缺或的重要領域。
一、森林是最大的儲碳庫和吸碳器
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森林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氣,并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所以,森林具有碳匯功能。森林以其巨大的生物量儲存了大量的碳。作為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庫,森林被公認為最有效的生物固碳方式,同時又是最經濟的吸碳器。與工業減排相比,森林固碳投資少、代價低、綜合效益大、更具經濟可行性和現實操作性。森林的碳匯功能和其他許多重要的生態功能一樣,對維護全球生態安全和氣候安全一直起著重要的杠桿作用。
二、森林銳減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
毀林和森林退化以及災害導致森林遭受破壞后,儲存在森林生態系統中的碳被重新釋放到大氣中。聯合國《2000年全球生態展望》指出,全球森林已從人類文明初期的約76億hm2減少到38億hm2,減少了50%,難以支撐人類文明的大廈,對全球氣候變暖造成了嚴重影響。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數據,2000~2005年,全球年均毀林面積為730萬hm2。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2004年,源自森林排放的溫室氣體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7.4%,僅次于能源和工業部門,位列第三。而且,目前全球森林減少的趨勢仍在繼續。圍繞哥本哈根乃至今后的國際談判,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在積極倡導通過恢復和保護森林生態系統,以推動“減少毀林和退化林地造成的碳排放(REDD+)”等政策的制定,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暖。
三、森林是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森林是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如大規模植樹造林、治理荒漠化等,具有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的作用;建設農田林網,起到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糧食產量的作用;建設沿海防護林、恢復紅樹林生態系統,對抗御海洋災害,保護沿海生態環境具有重要價值。而采用抗旱抗澇作物品種、加固海岸提防、減少森林火災和病蟲災害、加快優良林木品種選育等,有助于提高森林本身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森林適應氣候變化能力的增強,反過來又會提高森林減緩氣候變化的能力。
四、木制林產品與林業生物質能源具有固碳減排作用
關鍵詞:市場場域;經濟社會學;社會建構論
中圖分類號:F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2)02-0159-005
一、市場研究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市場逐步被賦予不同理解的內涵,從最早的“交換的物理空間”和“聚集的經濟活動”到“一般性的買賣關系”,以及近來,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1]它主要體現的是理性個人決策行動者進行交換的一種價格機制。最近幾十年來,關注制度對經濟行為影響的制度經濟學把市場看作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而形成的一種誘致性的制度理解,這與研究市場的經濟社會學有可嵌合之處。
市場現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綜合表現形式,正如著名研究市場起源與運作的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F.Braudel)指稱的:認為某一種交換形式是經濟的,或是社會的,是過于輕率的,在現實生活中,所有的交換類型既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2]古典社會學中對市場研究強調的是市場與社會的統一,這體現在馬克思的市場觀中是對“剩余價值”與“系統矛盾”的分析,剩余價值的分析基礎在于其認為的物質生產的第一性,而屬于交換范疇的市場是第二性的?!吧a決定流通”是馬克思的基本命題之一,而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更是提出了對市場的特有理解方式,即把市場視為一種社會關系的結構:市場不只是人們進行物物交換的場所,而是強調在“物的關系”背后折射出“人的關系”。[3]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交換價值”并不是商品之內在固有、與生俱來的屬性,而毋寧說是“作為物的關系而表達出來的人們之間的關系”。正是這種把市場視為某種社會關系的結構問題的思想,使馬克思成為經濟社會學的奠基人。馬克斯·韋伯對市場的社會學研究是其一生中的主要興趣之一,在他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應包括“市場的社會學”在內。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認為:“在任何意義上都并非意在成為經濟學的理論,毋寧說,是由界定若干頻頻加以使用的概念,以及分析經濟領域中若干最為簡單的社會學關系所構成的”。[4]在韋伯看來,市場是經濟斗爭的戰場,市場是人們取得交換商品而開展的“物理性會集”,是充滿權力角逐和利益斗爭的角斗場,強調了市場中“經濟行動”與“社會行動”的統一。
從20世紀20年代之后到二戰之前對市場社會學的研究可以說是一段“黑暗時期”,基本沒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戰之后,在塔爾科特·帕森斯、尼爾·斯梅爾瑟與卡爾·波蘭尼的努力中,人們重新開始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在帕森斯與斯梅爾瑟合著的《經濟與社會》中,他們提出了經濟學理論與社會學理論的整合,提出應該把市場表達為一種“社會系統”。經濟只是作為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實際上他們是把市場當作某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加以理解的。按照卡爾·波蘭尼的看法,在經濟研究中,經濟生活是從屬于社會整體的,其中市場不過是人類歷史中逐步演化起來的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而已。從其論述中,而后的格蘭諾維特稱其理論觀點為其發展的“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概念。
目前,按照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看法,無論是波蘭尼,還是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的市場概念,當用來分析現實生活中的市場現象時都不是特別富于成效的。原因是波蘭尼沒有從根本上弄清他自己的理論觀點,而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的對AGIL模式的運用又過于抽象和任意(Swedberg,1987)。如巴納德·巴伯(Berard Barber)認為,“聲稱市場交換是非嵌入的,就將注意力從對恰恰是市場如何與社會關系的其他部分相互依存進行分析扭轉開來;這就賦予市場以一種錯誤的在分析上以及在具體現象上的獨立性?!盵5]總的說來,無論是波蘭尼,還是帕森斯和斯梅爾瑟最重要的局限在于沒有把市場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觀點貫徹到底。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的研究主要的貢獻在于:市場作為社會關系的結構的觀點。如斯威德伯格所概括的(Swedberg,1987),[6]市場社會學復興的五個征兆:巴納德·巴伯的《市場絕對化》的論文(Barber,1977);同一時期,歐洲某些社會學家重提建立“市場的社會學”;哈里森·懷特和馬克·格蘭諾維特開展的將網絡研究方法運用到市場的研究(White,1976;Granovetter,1974);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近現代世界體系》中對貿易與國際市場在建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作用的分析;以及組織理論領域、種群生態學對市場研究社會學分析的興趣等。在此時期,沒有主導的范式和理論模式,存在的是根據不同的理論框架對于同一市場現象的探討。
二、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研究的新轉向:市場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