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學和經濟學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財政學和經濟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信息技術 語文教學 整合 教學設計

語文特級教師于漪老師說：“課堂不是教師演講的地方，而是學生學習的地方，教師指導、點撥，讓學生作學習的主人?！庇纱丝梢?，課堂中更應注重讓學生自己去讀教材，查閱資料，去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而讓學生真正掌握學習的自，提高學習語文的效率，我認為加強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的整合無疑是一條雙贏的必由之路。以下淺談我在語文教學實踐中的一些認識和想法。

一、“整合”不等同于“混合”

融入了信息技術的語文教學，在傳統的教學結構學生、教師、文本三個要素外增加了教學媒體這一要素，但是四個要素不是簡單的相加拼湊，而是互為辯證的關系。而在我們的課堂上有這樣的一些現象：有些老師在課堂中使用信息技術僅僅是用來取代小黑板，展示幾個詞語，代替語文書，出示幾幅插圖，課堂還是以教師的教授為主，聽的還是學生，無疑這樣的“整合”只是“湊合”，我們教師只是穿著“新鞋子”走傳統教學的老路罷了。

為了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將文本中的逐句逐段、課文插圖、課后練習一一打入課件中，讓學生一味的盯著大屏幕展開教學，一節課下來學生連課本都不必帶。如此依賴，不僅老師制作得累，學生40分鐘盯著大屏幕也累呀。要知道教學中從來就是沒有惟一的教學媒體。

我們認為信息技術與語文課程的整合，重要的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構建新的語文教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信息技術不只是一種輔助工具，而將與文本融為一體，成為基本的知識載體、教學媒介和交流工具。在網絡教學中，學生可在計算機上，進行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在他們面前展開的將是一個廣闊無垠的知識世界。他們可以自己動手，查找資料，自己探索，解惑創新；合作研討，共享成功。教師和學生在不同的層面上操作，發揮不同的作用。教師可以為學生學習的主題進行設定，對網絡資源進行整理，對學生的探索過程進行了解，適時加以引導，幫助釋疑解難，對學生的學習成果進行評價。

二、發揮信息優勢，創設情境，激發興趣

運用現代教育技術輔助語文教學，把多媒體手段引入課堂，使抽象的化為形象，靜態的變為動態，使“黑白”世界變得有聲有色。尤其是語文課堂，學習內容情景交融，授課老師妙語連珠，加上多種媒體出奇制勝，使得教學變得生動活潑，多姿多彩。

比如發揮音樂、圖片優勢，來渲染情境，打破課堂教學的時空限制，引發聯想和想象，給學生展現一個更為廣闊、豐富的空間，給語文課注入活力。例如，教學蘇軾的《水調歌頭》一課，我首先用課件出示中秋圖――古人把酒賞月的畫面，引導、啟發學生想象畫面內容，描述圖意，激發對作品的幻想。這時，再配以鄧麗君那甜美 《明月幾時有》，課堂氣氛空前活躍，教學效果得以明顯提高。

三、努力優化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整合中的教學設計

1、深挖教材，精心設計教學課件。

通過深挖教材，精心設計教學課件，把語文知識所涉及的有著極大時間和空間跨度的內容，通過實物演示、動畫模擬、情境再現等手段，在幾分鐘，甚至幾秒鐘之內展示到學生眼前。但這些內容不能只顧形式上的熱熱鬧鬧，必須服務于教學目標的達成，解決重難點，要根據課文的教學需要，遵循語文學習的規律，選擇相應的信息資料，采取相宜的策略，通過適當的途徑，運用有效的形式，讓學生學得活，學得好，獲益多。

2、要充分體現語文學科教學的個性特征。

語文教學主要的方法就是聽、說、讀、寫，它注重的是學生對文字的理解和感悟及積累。所以在整合過程中不能忽視對學生語文基礎和語文基本素養的訓練和培養。例如，如課堂教學中的朗讀訓練是語文學科教學最重要的個性特征，信息技術的參與可以為朗讀增添色彩，如配樂、配畫朗讀，讓朗讀更具藝術美感，但這不能代替學習者自身參與的朗讀實踐活動；在上網收集資料的同時，要指導學生如何通過閱讀篩選適合自己需要的資料；不要一味追求電腦鍵盤輸入，因為寫一手漂亮的漢字，熱愛祖國的語言和文字卻又是語文教學中非常重要的任務；在網上與人交流的同時，還要學會口語交際等等。在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教學的整合中，我們的實踐應做到使它姓“語”，使它永葆“語文味”。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充分體現語文及語文學科的個性特征。

3、找準信息技術與語文教學的“結合點”

信息技術與語文教學的成功“整合”，不是簡單的拼湊，它與語文教學緊密融合在一起，如鹽溶于水，水滲于土壤，無跡、無痕，渾然天成。如果語文學科原有的東西紋絲不動，肯定只能和信息技術勉強摻合在一起；如果使用信息技術時不考慮語文教學的特點，就會成為勉強貼上去的負擔。因此，在上這類課時，一定要找準信息技術與語文教學的“結合點”，考慮好該在什么時候使用信息技術，怎樣使用才能達到最佳效果。

四、“授人以漁”――培養學生在語文學習中運用信息技術的能力

第2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東北財經大學 會計學院；中國內部控制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5）

摘 要：財經院校管理類專業基礎課由于是不同教學單位開設的，容易產生授課內容重復的問題.本文以《金融學》和《財務管理》課程為例，在闡述兩門課程整合的必要性的基礎上，分析整合方案應考慮的因素，并根據專業基礎課設置原則，給出了三個解決方案，并基于知識完整性，針對每一種方案給出了具體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 ：專業基礎課；金融學；財務管理；整合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4-0254-03

基金項目：本項目為東北財經大學校級教改課題《管理類專業基礎課授課內容重復的整合研究》的研究成果

近幾年，教育部不斷地對高等學校教學計劃改革提出政策性規定，比如，學分不斷降低，這樣的改革對于學生來說有利有弊，好處是學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拓展授課以外的能力和素質的提升，有利于培養綜合性人才；弊端是對于沒有學習規劃的學生來說可能造成知識攝取不足，限制了知識面的擴展.為了彌補這樣的弊端，高等院校應該合理設計專業基礎課，盡量在有限學分的前提下，給學生充分補給基礎知識，為其專業課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然而，很多財經院校設置專業基礎課時常常會有授課內容重復的現象，如果重復的課程不是來源于同一個教學單位，那么授課老師之間就可能缺乏對于授課內容的溝通，可能會導致重復或銜接問題.本文以財經院校管理類專業專業基礎課《金融學》和《財務管理》課程為例，分析兩門課程授課內容重復的整合問題.

1 《財務管理》和《金融學》兩門課程整合的必要性

《財務管理》和《金融學》是分別隸屬于管理類和經濟類的兩門課程，但其授課內容卻有很大的重復性，以我校會計學系列教材《財務管理》（劉淑蓮主編）和金融學系列教材《金融學教程》（蘇平貴主編）為例，《財務管理》教材共14章，《金融學教程》教材也共14章，從其目錄標題看，共有9章是完全重復，其余的章節有部分重復，也就是說，兩門課程至少有70%以上的內容是重復的.目前，我校管理類專業同時開設了這兩門專業基礎課，根據2010級的教學計劃，我校共有17個管理類專業同時在大學二年級開設了財務管理和金融學課程，其中，勞動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財務管理是方案內學科基礎選修課，金融學是學科基礎必修課；管理科學和工程管理專業的金融學是選修課，財務管理是學科基礎必修課；其余的12個專業（電子商務、旅游、資產評估、日會、注會、會計學、加會、財務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資源、市場營銷、工商管理）的財務管理和金融學都是學科基礎必修課.這意味著我校有12個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因為教學計劃安排而導致財務管理和金融學的重復學習.只有5個專業的學生可以通過選課來避免財務管理和金融學的重復學習，然而這些學生極有可能因為不了解課程的內容而同時對兩門課進行了選修.由此可見，我校目前管理類專業同時開設財務管理和金融學勢必造成授課內容重復，浪費了教學資源，同時也降低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影響教學質量.

管理類專業同時開設《財務管理》和《金融學》課程造成重復授課不光是我校的問題，外校同樣存在這樣的情況.以山西財經大學為例，工商管理專業、物流管理專業、市場營銷專業、管理科學專業、工程管理專業、項目管理專業等管理類專業都同時開設了《財務管理》和《金融學》課程.

管理類專業學生開設《財務管理》和《金融學》課程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掌握一定的理財知識和了解金融市場環境知識，以培養適應經濟型社會需求的管理類人才.《財務管理》以講授公司理財知識為主，簡單介紹了金融市場環境知識.《金融學》對金融市場環境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同時也大量介紹了理財知識.這就使得兩門課程產生了大量的授課內容重復.根據學分制的教學制度，在總學分一定的情況下，如何取舍這兩門課程，或者如何很好地整合這兩門課程，思考這兩個問題，有利于重新修訂或調整管理類專業學生的教學計劃，提高教學質量，優化教學資源配置.

2 設計管理類專業《財務管理》和《金融學》課程整合方案應考慮的因素

2.1 體現課程基礎性的特征

專業基礎課是為學生學習專業課奠定必要基礎的課程，是學生掌握專業知識技能必修的重要課程.不同的專業有各自的一門或多門專業基礎課，同一門課程也可能成為多門專業課的專業基礎課.作為財經院校的管理類專業學生，了解理財知識和金融市場的知識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所有管理活動都是為了提高價值，而在現今的商品經濟社會里，金融市場是與個人生活和企業經營不可脫離的平臺.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將來的主要就業崗位又不專門是公司財務和股票投資，因此，對于管理類專業的學生開設的專業基礎課應該包含理財和金融市場的基礎知識.

2.2 擴展知識面

比較寬厚的專業基礎，有利于學生的專業學習和畢業后適應社會發展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專業基礎課的設置除了要突出財經院校的特征之外，還要能夠擴展學生的知識面.除了介紹理財知識和金融市場的基礎知識外，還可以介紹一些與企業經營和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財經類知識，比如貨幣的供需與定價、風險管理等基礎知識，以擴展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2.3 教學資源分配

學校在設置課程時往往會考慮到教學資源分配問題，這不僅關系到教師資源的合理分配，也關系到學生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問題.《財務管理》通常是財務系（或者會計系）開設的課程，《金融學》是金融系開設的課程，在設計管理類專業開設的《財務管理》和《金融學》課程整合方案時，要注意這樣的問題：如果保留《財務管理》，金融系需要開設什么樣的課程能夠給學生介紹金融方面的知識；如果保留《金融學》，財務系需要開設什么樣的課程能夠給學生介紹財務方面的知識；如果這兩門課程都刪除，那么哪門課程能夠補充理財和金融市場知識，這個教學任務應該由哪個系來承擔.

3 管理類專業《財務管理》和《金融學》課程整合的方案設計

針對上述問題，財經類院校管理類專業本科教育的專業基礎課應該凸顯財經特征，因此，關于《財務管理》和《金融學》兩門課程的設置有三種可能：一是保留《財務管理》課程，舍掉《金融學》；二是保留《金融學》，舍掉《財務管理》；三是同時保留《財務管理》和《金融學》，并協調兩門課程的授課內容，凸顯兩門課程各自的特點.

3.1 保留《財務管理》，舍掉《金融學》

表1列示了中國校友會網最新編制完成的《2014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中除東北財經大學外，排名前5名財經類院校的管理類專業基礎課的設置情況，由于各個學校教學計劃設計不同，所以有的學校也叫“學科公共課”.從表1可以看出，基于財經類院校的特點，各財經類院校管理類專業的課程設置中都有“財務管理”課程，主要是因為管理類專業的學生主要是學習企業中某一方面的管理技能，而財務管理是企業基于價值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管理內容之一，因此，為了擴展學生的知識面，《財務管理》課程成了各財經院校管理類專業必開的課程.

如果保留《財務管理》課程，基于知識完整性，替代《金融學》可以開設的金融類課程應具備以下特點：（1）詳細介紹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類型；（2）介紹金融市場參與要素；（3）介紹金融市場工具的流通和定價機制.基于上述考慮，可以選擇的課程有：貨幣銀行學、金融市場學等.

3.2 保留《金融學》，舍棄《財務管理》

如保留《金融學》課程，基于知識的完整性，替代《財務管理》可以開設的包含理財知識的財務類課程很難在同一門課程中找到，往往會在《管理會計》和《財務分析》中涉及到部分理財知識，由于學分的限制和基礎性要求，這兩門課都是專業必修課，不適合作為專業基礎課開設.那么替代《財務管理》的課程就需要在別的教學單位尋找，比如：投資學等.

3.3 同時保留《財務管理》和《金融學》并予以協調

如果同時保留《財務管理》和《金融學》這兩門課程，就需要將教學內容進行整合，教師需要對教學內容進行協調，避免出現重復的授課內容.本文認為，基于專業基礎課54學分的要求，《財務管理》和《金融學》的教學大綱至少要包括表2的內容.基于兩門課程內容的整合，需要針對管理類專業編寫配套教材，這樣才能夠避免教學資源的浪費.

4 結束語

財經院校的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在學習專業必修課之前，需要充分了解理財和金融市場知識，這些知識應該在專業基礎課中進行設置.目前，管理類專業主要是設置《財務管理》講授理財知識，設置《金融學》講授金融市場知識，但由于這兩門課分別開設在財務系和金融系，授課教師在授課時存在授課內容溝通障礙，導致這兩門課的授課內容存在很大重復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根據專業基礎課設置原則，給出了三個解決方案：保留《財務管理》，舍去《金融學》；保留《金融學》，舍去《財務管理》；同時保留這兩門課程.并基于知識完整性，針對每一種方案給出了具體的應對措施.

參考文獻：

（1）楊琴軍，陳龍清，季華.淺談專業基礎課教學改革與學生能力培養的整合[J].中國林業教育，2006（3）：14-17.

（2）趙冬梅.基于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財務管理教學改革研究[J].財會通訊（綜合版），2009（8）：34-36.

第3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一、引言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學者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以“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稱命名的譯著和著作很多。國內的一些學者,如陳共、平新喬、張馨、高培勇、郭慶旺、楊志勇、華民等都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從國際上看,關于兩者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的論述比較詳細的主要有《公共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由《國際稅收和財政》雜志在 1994年發起的一次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的特刊及由《公共經濟學雜志》在2002年的一次紀念其創刊而由一些頂尖級的經濟學家關于公共經濟學發展的總結分析。此外,由于引進的西方文獻越來越多,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的認識也逐漸深入。

    二、問卷的評介與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學的從事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經濟學家就“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主題進行了全球性網絡調查。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本次調查受到來自這些經濟學家的數十份電子郵件。這些郵件反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調查課題的認識。本文就是選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回信(見附錄①)和一些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和發展趨勢進行了簡要的評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認為,財政學主要是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稅收方面,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大量的與支出政策相關的問題。他認為,醫療保健和醫療援助以及殘疾人保險和失業保險都是屬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屬于財政學的領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經濟學30年(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的發展演變、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角色的一門學問。因為這一角色在不斷地變化著,所以公共經濟學也成為一個持續演變的領域。一些核心問題被持續關注,例如對不同商品的稅率結構應該如何設置;而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對發達國家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進行改革才是最優等等,最近才成為研究的中心。經濟學其他一些分支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進展為公共經濟學提供了新的視野,推動了對其中一些長期存在問題的研究。反之,這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又推動了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經濟學迅速發展的一個時期。理論和經驗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們對諸如各個稅種的效率和歸宿這樣的核心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保障項目的經濟效應以及最優的制度安排的認識。在公共經濟學相關經濟理論以及支持復雜政策評價的實證分析等兩個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在過去的30年間,公共經濟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進展有快有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進展是經濟理論在次優稅制設計問題上的應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業數據庫的出現促成了人們對稅收激勵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經濟人行為問題的探索。繼而公共經濟學的經驗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很多應用計量經濟學家也把他們的研究興趣轉向公共財政問題。90年代,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相關領域的迅速擴張尤為顯著。

    公共經濟學中的很多應用研究越來越深入,這促使了這一領域里幾個二級專門學科的興起,諸如老年經濟學以及教育經濟學。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僅關注那些廣布于公共經濟學范圍內的問題,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領域發展起來的真知灼見和方法技巧,例如醫療經濟學、人口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

    波特巴認為,過去30年發展變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所得課稅對家庭行為的影響;社會保險項目的激勵效應;資本所得稅的效率和歸宿;赤字和跨期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的實證政治經濟學;最優所得稅和稅種的設計以及轉移支付等。未來有前途的發展領域則包括了:環境經濟學和最適次優政策;老齡經濟學;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圍;開放經濟中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適社會保險項目的設計;征稅與家庭和企業的行為;在生命周期視角中的稅收和支出項目以及國防經濟學等。

    羅賓?鮑德威認為,“公共經濟學”這個詞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采納來取代財政學的,這是因為財政學這個詞語似乎是太狹窄了。特別是,許多學者認為財政學太多地集中在籌集收入(稅收),而公共經濟學則是一個范圍更加廣泛的詞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包括了政府在稅收、支出、社會保險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問題。人們認為財政學這個詞語太狹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領域的更廣范圍的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詞語現在都被使用著。他猜測這大概是英語的一般常見問題,有很多詞語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但是,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是太狹窄了。財政學幾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預算的操作(尤其是稅收和支出),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它包括了諸如管制和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財政學權威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全球各個大學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財政學的經典著作。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財政學原理》提出的財政“穩定宏觀經濟、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三職能說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干預經濟的代表觀點,是現代財政學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盡管已經94歲高齡,仍然關注財政學的發展變化。他稱,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財政體制所發生的顯著轉變。他那一代人還認為財政的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是對市場的必要補充,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市場。但是,馬斯格雷夫一直堅持不懈地認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稅制以及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中的經濟作用是在財政學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明顯差異的。財政學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許多問題可能是需要許多工具才能解決的,所以,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可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同時,還有通過共同的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的情況。   馬丁?費爾德斯坦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出現了轉型。他認為自己當初入門學習的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原理》(1959)開啟了財政學的新紀元,但是,計量經濟學研究方面論述的不足反映了當時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同樣,馬斯格雷夫只是討論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則,其經典著作沒有論及政府支出的具體方面,而這也就成為以往30年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課題。在論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交替使用的。

    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財政學理論方面的這些發展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們在許多重要的財政學問題上,對龐大的專業思想體系進行了分類。盡管它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觀點的各種錯誤,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見解。第二,他們吸引了一代優秀的大學生轉向公共經濟學領域;其中大部分學生并沒有繼續理論研究,而是完善了財政學理論基礎,這種新理論的嚴謹性對他們的實證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經濟學方面實證研究的發展將過去30年的研究與以往所有研究區別開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了高速計算機、可以依賴的經濟計量軟件和可讀大量數據的機器。這些發展,復雜的經濟計量技術和標準裝備的大學生對公共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革命都是關鍵性的。對稅收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實證研究深化了我們關于稅收對個人風險影響、稅收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分析稅收問題的意義的理解。

    財政學研究這種演變的第二個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擴大研究主題的范圍,它涵蓋了政府支出和稅收。研究焦點的轉移無疑是因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財政學領域因此從研究為基本的政府服務融資的稅收轉變到公共經濟學領域,看到了更寬范圍內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為了社會保險項目,公共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正好與之呼應。社會保障養老金、事業保險、工人的補償金、老年保健醫療和窮人醫療補助計劃的增加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20世紀70年代,對穩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轉向宏觀領域,更加強調金融政策,而不僅僅研究通過改變預算赤字和盈余的財政刺激的各種變量。然而,財政學研究如何利用稅收規定(如投資稅收抵免和折舊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來刺激企業投資。財政聯邦主義也成為了公共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即分析這些政府如何選擇它們的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級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區財政補貼和匹配財政補貼)如何影響這些選擇,以及稅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區間差異如何影響私人部門的為政府計劃的效果。

第4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一、財政活動和財政思想的廣泛存在

分配活動是與人類的生產活動相伴隨的。從原始社會末期開始，便出現了剩余產品的分配問題，也同時產生了財政活動以及支配財政活動的財政思想。這樣，生產關系中的一部分變成了財政關系。

財政關系在出現了貨幣、國家之后，逐漸發展成為各種財政范疇、財政政策與財政理論。

西方最早對財政問題作專題研究的人當數奴隸社會古希臘的思想家色諾分（公元前430—354或355年）。他在《論希臘雅典聯盟的收入》專論中，第一次提出了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概念，詳細研究了國家財政收入來源和財政支出項目，并對收入和支出進行了分類，還有創見地提出了增加財政收入的政策主張。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家與科學家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對財政問題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認為國家機關、法官、軍隊等開支，都是靠行使國家權力從各盟邦中以繳納和貢賦而征收來的，戰爭是獲得財富的來源之一。亞里士多德還提出了財務的概念，并對財務進行了分類研究。

由此可見，財政活動和財政思想早已廣泛存在。進入封建社會后，財政活動已被國家拓展為眾多的財政范疇，稅收、公債、貨幣發行、關稅等手段被廣泛應用。思想家們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有關國家財政活動的觀點和主張。如意大利的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弗拉契斯科。彼得拉爾卡（1304—1374年）、法國的波丁（1530—1596年）等人，都在稅收制度、公債性質、關稅作用等方面，確立了自己的理論成就。

然而，由于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活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尚未達到建立專門經濟學的發展水平，國家財政與王室收入沒有分開，生產力落后，產業單一，商品貨幣關系沒有擴展到主要生產和消費領域，財政學不可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財政學的誕生，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后的事情。

二、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從奠定基礎的15世紀最后30多年的資本主義萌芽算起，到19世紀初歐美各國先后完成產業革命為止，經歷了350年左右的時間。在歷史長河的這一階段，伴隨著資本原始積累、封建制度滅亡、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產業革命等一系列社會經濟的變革，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和發展。財政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具備了理論積累及實踐積累等條件，財政學的誕生，已是水到渠成。

在經濟思想發展史上第一次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理論探討的是重商主義者。重商主義于15世紀末最初出現在貿易量較大的意大利和英國，16—17世紀流行于歐洲大多數國家。15—16世紀的英國，在資本主義生長過程中，對積累貨幣和擴大市場有著強烈的要求。要滿足這種要求，當時最現實的辦法就是擴大出口，以貿易順差達到貨幣積累和擴大海外市場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擴大出口？國家干預是一種較好的政策選擇。英國的斯泰福（1554—1612年）、托馬斯。曼（1571—1641年）等人主張通過國家財政對出口的獎勵政策來實現。這便是重商主義的代表觀點——貿易差額理論與國家干預主張。這種理論和主張雖然強調了國家財政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作用，突出了財政的地位，但它考察的重點只在于流通領域。到了17世紀中葉，當工業資本的發展超過商業資本的時候，這種理論便失去了對經濟的指導意義，特別是國家干預的主張不合時宜，財政的作用和地位不被人們所重視。雖然如此，重商主義的貿易差額論與國家干預主張，連同它在財政支出、稅收原則、國家公債等問題上的研究成果一起，為現代財政學的誕生作了充分的理論積累，也為國家財政實踐活動的發展拓寬了道路。

為現代財政學奠定科學基礎的第一人，當是英國學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威廉。配第的財政理論貢獻是多方面的。他針對當時英國財政經濟的混亂局面，提出了全局性的理財觀點，認為要從國家的人口、產業、財富等基本情況出發，推算出財政收入總量，再據以確定財政支出項目和數額，主張縮減非生產性支出，增加生產性支出。他還對稅收原則、具體的稅收制度設計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張。他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正確的分析，認為商品的自然價格決定于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認為勞動和土地是一切財富的根源，初步建立了勞動價值理論。配第認為，不管課征到哪種所得或收入上的稅收，其稅負最終都要落到土地和勞動上面，這就在實質上已經觸及到了剩余價值問題，找到了稅收和剩余價值的本質聯系，為財政的分配理論奠定了科學基礎。

繼英國學者的研究之后探討財政收入源泉的經濟學派應數德國的重農學派。布阿吉爾貝爾（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等人對財政與經濟的關系有著較深刻的認識。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領域并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生產才是財富的源泉。農業和畜牧業是國家的兩個“”，它們完全可以代替秘魯的銀礦。只有農業發展了，才有商業的發展，才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才有國家財政和國民收入的增加。魁奈認為，只有農業才能創造出總產量超過生產費用的“純產品”，即剩余價值，而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占有純產品的階級。如果國家財政收入短缺，便只能提高地租稅的稅率，對土地所有者課以重稅。

無論是威廉。配第，還是重農學派，他們雖然探究了財政分配的實質和財政收入的源泉，但由于他們理論自身的缺陷，更由于他們對財政地位與作用的認識局限與矛盾，建立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的客觀過程并沒有完成。威廉。配第沒有完全擺脫重商主義理論的影響，錯誤地把苛重的稅收與不公平的稅負歸罪于統治者的“無知”，認為只要減輕和公平稅負，國家財政狀況就可以好轉。重農學派對財政與經濟兩者關系的認識也僅僅局限于農業生產，不能說明工業生產、流通領域里的財政分配關系。在經濟學中全面研究和闡述財政分配關系以及財政諸范疇，完成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建立過程的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1723—1790年）和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紀的英國，已出現從手工生產過渡到機器大生產的趨勢，英國資本主義進入了工業革命時期。作為新興資產階級在理論上的代言人，亞當。斯密強烈地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要求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他認為，政府的活動不創造物質財富，屬于非生產性勞動。從而，國家的財政支出是社會財富的一種虛費，它嚴重妨礙資本的積累和國民財富的增長。為了從根本上說明國家財政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斯密研究了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活動和聯系，探討了財政收支規模，闡述了國家職能，比較正確地說明了財富的本質和成因，論證了財政是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并認定了生產對分配、經濟對財政的決定作用。斯密還指出了財政分配與國家的本質聯系，把財政看成是國家或政府的活動，把財政支出看作是社會的一種消費，從而把財政確認為是一個與國家相聯系的經濟范疇。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中，亞當。斯密比較系統地論述了財政收入、財政支出、稅收、公債等財政范疇，提出了稅收原則，規范了稅收分類，討論了稅收轉嫁，批判了國家公債，分析了財政收入來源和財政支出用途，使第五篇實際上成了財政學理論的專篇。

由此可見，亞當。斯密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但完成了財政本質、財富源泉、國家、生產、經濟、分配、貿易、消費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制約關系這些財政學基本理論體系的構建工作，而且還完成了收入、支出、稅收、公債等財政范疇的確認工作。同時，斯密還通過他提出的一系列稅收政策、公債政策、關稅政策、支出政策等操作性主張將理論和實踐統一了起來，使得財政學在事實上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至此，現代財政學的誕生，萬事俱備，只等一聲呼喚。

三、財政學名稱的獨立使用

財政學這個新生兒呱呱墮地，即財政學名稱的首先提出或命名，由德國學者搶了頭功。德國舊歷史學派學者卡爾。勞（1792—1870年）在其1826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第一版中，明確提出了財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給這門獨立的經濟學科新分枝冠以財政學名稱。以后在其1828年出版的《國民經濟政策原則》一書中，卡爾。勞再次論及財政學獨立的問題，他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并主張將第三部分命名為財政學。此后他身體力行，于1832年出版了書名為《財政學基本原理》的專著。在這本著作中，卡爾。勞確定了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定義了財政學的概念，強調財政學的應用科學性，論述了財政學與政治經濟學、國家經濟政策等范疇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枴诘脑S多觀點雖然偏離了亞當。斯密的理論論述，但他畢竟使財政學脫離了政治經濟學母體，并成為一門自成體系的獨立學科。這里要說明的是，在卡爾。勞之前，也有不少學者論述過要把財政學獨立出來的問題，如格萊弗。蘇登、褚蘇甫、曼斯科、肖恩等人。特別是曼斯科和肖恩，前者在1830年出版了《財政學教科書》，后者于1832年出版了《財政學原理》，但他們都沒有系統完備的理論體系，在學術界的影響也遠不如卡爾。勞，因此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和認可。卡爾。勞的《財政學基本原理》出版以后，財政學首先在德國，隨后在歐洲其它各國被確認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在經濟理論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財政學的熱潮。這股熱潮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了頂峰，1883年出版了瓦格納（1835—1917年）四卷本《財政學》巨著，1888年出版了第一本財政論文集，即列魯阿的《財政科學論文集》。斯泰因（1815—1890年）、謝夫勒（1831—1903年）和瓦格納被譽為19世紀后半葉創建德國財政學黃金時代的三大巨星。

為什么現代財政學的諸多理論范疇和政策實踐在英法等國研究深廣、發展久遠，而作為獨立學科體現的財政學專著卻在相對落后的德國首先出現？這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

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現代財政學誕生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建立，商品貨幣關系的不斷發展，要求國民收入、國家收入、生產經營單位收入以及個人收入徹底分離，并以某種規則來規范各收入主體之間的分配關系，處理各收入主體之間的分配矛盾，以利于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些規則的不斷完善使國家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不斷發展，財政實踐活動也不斷豐富和拓展。這是現代財政學產生的經濟實踐條件。另一個是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以來，幾代學人在經濟理論方面的不斷積累和探新，使政治經濟學理論、國家學說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產業發展理論等達到了既能聯系統一，又能自成體系的學術高度。這是現代財政學產生的經濟理論條件。

具備了經濟實踐條件和經濟理論條件，并不能產生現代財政學?，F代財政學的誕生，還必須具備第三個條件。這第三個條件是什么？讓我們再深入一步分析。

從15世紀資本原始積累到19世紀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為止的大約400年時間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一直處于自由競爭的主流狀態，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只存在了一個較短的時期。當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之后，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便成為主宰。這種情況，使得國家財政的職能與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經濟理論界不刻意強調財政的重要性是必然的。在“廉價政府”的背景下，財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顯然缺乏制度的牽引力。德國卻不同。德國在17—19世紀中葉，仍處于邦國的封建割據狀態在各邦國之內，專制集權是其特征，王室財務與國家財政合二為一，具有典型的封建財政特色。德國早期學者引進英法的重商主義觀點和主張，建立了適合自己國情（經濟落后，政治封閉割據）的官房學派經濟理論，強調的是集中統一。19世紀70年代初，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標志著封建邦國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折。當德國剛剛跨入資本主義門檻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早已憑借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將世界瓜分完畢。怎么辦？俾斯麥政府只能依靠國家的力量，即集中財力來扶持資本主義的發展，迅速擠進列強的行列。這樣，從封建的集中統一轉換到資本主義的集中統一，中間并沒有經過歐洲其它國家經歷過的自由發展時期。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使得德國的財政理論具有了獨特的發展動力。無論是斯泰因的再生產財政學，還是謝夫勒的社會有機體財政學，還是瓦格納的社會政策財政學，都強調了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分配中的主導作用，突出了財政的重要地位，強化了財政的職能。

上述分析表明，財政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只能在要求突出財政的重要地位和加強財政職能與作用的國度里誕生。這就是現代財政學產生的第三個條件，即經濟制度條件。這也同時回答了財政學專著首先在德國出現的原因。

四、現代財政學誕生的不同理論觀點討論

關于現代財政學的誕生問題，學術界研究并不深入，但有一些不同觀點需要加以討論和說明。

第一個問題是現代財政學內涵指什么？一種觀點認為現代財政學就是資本主義財政學，只有資本主義財政的存在，才有資本主義財政學的存在。而資本主義財政是以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為標志的，因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有什么樣的國家，就有什么樣的財政。按照這種觀點，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以資產階級的第一個政權即1640年建立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權為標志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代財政學是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將相當大一部分國民收入進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財政分配關系，理由也是因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國家壟斷時期的財政才體現現代意義。按照這種觀點，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以瓦格納的四卷本《財政學》為標志的。第三種觀點認為，現代財政學就是指財政學，因為資產階級的財政學理論都是庸俗的再生產理論，只有理論才是科學的真理。按照這種觀點，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應以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為標志，《哥達綱領批判》指出了初次分配之前的社會六項扣除，這是財政分配理論的科學基礎。

上述三種觀點和認識都有值得商討的地方。第一種觀點混淆了財政和財政學的界限。不同社會形態有不同性質的財政，這是毫無疑問的，不同的階級也有不同性質的財政學說，這也是肯定的。但我們討論現代財政學的誕生問題，是要回答財政學是什么時候，以什么為標志，才從政治經濟學中分設獨立出來，而不是討論其性質。顯然，用第一本以財政學命名的經濟著作出現作為誕生標志是合適的。第二種觀點混淆了財政學誕生與財政學發展的界限。作為誕生，只有一次，而作為發展，是有許多階段的，可以說財政學在某個階段的發展達到了成熟階段，或更具現代意義，但無論如何不能以成熟階段代替出生日。第三種觀點混淆了財政的共性和個性，以階級性代替學術性，其錯誤是顯而易見的。此外，第三種觀點還同時混淆了財政學誕生與財政學發展的界限。

第二個問題是要不要研究財政學的誕生問題。這一研究的學術價值何在？有人認為，能不能只講發展，不講誕生，因為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是源遠流長的，很難以什么標志來劃分其存在與不存在。我們認為，這種觀點多少帶有一點學術虛無主義的意味。實際上，講發展就要講誕生，誕生本身也是一個發展階段。誕生講不清楚，發展也自然講不清楚。不能因為其研究的困難性而放棄某種研究。新晨

也有人認為，研究財政學的誕生問題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也許，這種純學術性的研究對現實經濟發展沒什么幫助。但我們認為，其一，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建立在其基礎理論之上，基礎理論研究的價值是不以現實經濟效益為衡量標準的。其二，財政學的誕生對于財政理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上，財政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后，使財政理論的研究領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寬。德國財政理論就極大地豐富了現代財政學的內容。它們最早探索了財政理論與憲法、財政業務活動與財政實質、國家財政與企業財務、財政中體現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稅收自身的再生產與社會再生產、財政結構與經濟結構、財政政策與社會政策、財政與經濟運行機制、財政與收入的合理分配、財政活動原則、財政支出規律、財政的生產性等等眾多的理論問題，開創和深化了財政理論研究領域，拓寬了財政實踐活動范圍。所有這些，都是在財政學獨立之前所無法做到的?？梢哉f，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財政理論發展的一次飛躍。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王傳綸：《資本主義財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

3.（日）坂入長太郎：《歐美財政思想史》中譯本，中國財經出版社，1987年版。

第5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政府經濟學；基本問題；教學體會

一、政府經濟學及其形成和發展

政府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行為、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經濟關系及政府經濟活動的特殊規律性的一門科學。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政府經濟學是指研究政府經濟行為的科學，它既研究政府的自身經濟活動，又研究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行為；狹義的政府經濟學是指研究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政府經濟行為一般有兩類：一類是政府自身的經濟行為，如財政活動；一是類政府對經濟管理的行為，如宏觀管理和微觀管理等。政府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當是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行為上，這就涉及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一般認為，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發表，標志著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產生，從此政府經濟學逐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學科體系。“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了自己關于國民財富的本質和成因的著作，從而創立了財政學。在這以前，全部財政學都純粹是國家的；國家經濟被看作全部國家事務中的一個普通部門，從屬于國家本身?！盵1]《國富論》的第五篇專門論述了政府財政收入、支出問題，所提出的平等、確實、便利和最少征收費用等賦稅原則，至今仍有廣泛的影響力。后來盧茲(Lutz，H．L．) 在《公共財政學》（1924）分析了“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差異”問題，首開英美財政學著作分析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相互關系的紀錄。斯杜登斯基(Studenski，P)在《公共財政學篇章》（1933）的“公共經濟的性質與機制”的一章中，又全面地分析了公共集團性質、公共經濟性質、公共經濟發展、最高社會利益等問題，使“公共經濟”這一思路在財政學中得到進一步體現?？梢?，政府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與財政學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政府經濟學是在財政學的基礎之上形成的，但它不同于傳統的財政學，傳統財政學主要研究稅收問題，很少對公共支出進行經濟分析；應當說公共選擇理論的發展對政府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僅僅包括傳統的財政收支，還包括政府規制，所以中央銀行、非營利性經濟組織等經濟主體的活動都被納入到政府經濟學的研究范疇。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著市場經濟的變革過程，也就是企業和私人范疇、企業部門逐步形成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公共范疇和政府部門作用不斷凸現的過程。30年的市場化改革，導致了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初步建立，也初步形成了中國的公共經濟。中國政府經濟學也正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起步。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鑒來自西方的公共經濟學，來研究中國的政府經濟問題。

二、政府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我們知道，無論是市場行為還是政府行為，都是十分復雜的。由于存在著市場失靈，政府必然、也必須進行經濟干預；但政府干預同樣存在缺陷。政府經濟學就是要回答：政府何時干預？怎樣干預？為什么政府應從事這項活動而不從事那項活動？政府從事經濟活動的范圍、方式、途徑和效果是什么？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科學的研究分析。此外，作為一個經濟管理組織，“政府”本身就是一個經濟活動主體，自然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

經濟學理論認為，每個經濟體都必須解決四個基本問題：生產什么？怎么生產？為誰生產？如何決策？和經濟學的許多領域一樣，政府經濟學也是研究這些基本問題的。不同的是經濟學側重私營部門，政府經濟學限于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門，研究如何在公共部門內部做出選擇來充分利用有限資源的一門學問，是關于政府的作用、公共部門內部選擇范圍的限度、政府對私營部門的諸決策的影響程度等的一門學問[2]。即政府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如何在公營和私營部門之間，以及如何在政府部門內部之間分配資源的問題[3]。這里有三個要點：社會資源在公私部門的合理配置問題，即政府干預的限度；政府內部選擇以充分利用資源的問題；政府對私營部門決策的方式、效果和影響程度等。

關于生產什么，在私人部門，生產什么由人們的消費偏好決定，通過市場價格信號引導企業進行生產選擇。政府部門的生產選擇就沒有這么簡單了，它涉及三個方面的選擇：首先，決策主體的選擇――即由誰、通過什么機制來決定生產什么。不同的主體的選擇不同，政府內部經濟主體有三類：一是“非市場主體”，如國防，生產什么的問題完全決定于“公共選擇”的結果；二是對于“市場主體”，如國有企業，生產什么的問題應該由市場價格信號來決定；三是對于“準市場主體”，如教育，生產什么的問題由“公共選擇”和市場價格信號共同決定。在現實中，三種不同的部門可以有不同的融合方式，加上政府部門可以與私人部門結合，這些情況都增加了政府部門生產選擇的復雜性。其次，產品的選擇――公共部門生產什么具體產品。不同的產品選擇不同。政府部門生產的產品包括公共品、準公共產品等，如國防、公共安全、教育、公共交通等，不同產品的不同生產選擇途徑與不同的生產主體的不同生產選擇途徑相似。一般來說，不同的產品不一定對應不同的生產主體。最后，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比重的選擇――大炮與黃油的選擇：整個社會資源中應該用多少生產公共產品即由政府提供的產品、服務和勞務；用多少來生產私人產品即由市場提供的產品、服務和勞務。

如果把社會產品簡單劃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這里的公共產品簡單定義為政府提供的任何產品和勞務，在社會資源確定的情況下，公共產品的生產與私人產品生產之間存在相互替代關系。在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進行的選擇是一個公共選擇問題而不是市場問題。這種選擇的結果對社會經濟政治格局有時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如在戰爭時期公共產品的生產大大超過私人產品的生產。在某些高福利國家，公共產品的產量較大，而在一些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國家，公共產品的產量可能極小。

關于怎樣生產，即所生產的物品是相互競爭的企業在利潤最大化原則的驅動下，通過技術選擇來確定。在這個問題上，政府部門的選擇同樣是復雜的。首先，生產主體選擇――政府內部的市場主體國營企業、非市場主體如教育部門、還是由私人企業來生產。政府部門必須選擇生產主體，在西方國家，對于公共品，政府可以選擇由政府的“非市場主體”部門生產，也可以選擇由政府的“市場主體”部門生產，甚至可以由私人部門生產，如US軍備私人訂購為主；對于準公共品也有類似的生產選擇問題，如教育。有些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為符合社會價值原則必須由政府的“非市場主體”部門提供，如國防、公共安全和制性的義務教育。這種生產主體的選擇同樣可以極大地影響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益。其次，生產技術選擇――管理方式和激勵機制的選擇。同私人部門一樣，政府部門也必須選擇生產技術。這里牽涉到政府部門或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與激勵機制問題。一方面，政府部門所提供的公共產品的價值由于缺乏市場價格而難以估計，尤其是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或國有企業的目標實際上是綜合目標，如果像私人企業那樣用單一目標衡量是不準確的。這樣，政府部門所選擇的生產技術或管理方式就不能保證是經濟意義上最有效的。而最重要，也是最復雜和難以處理的是激勵機制問題。最后，生產方式的選擇。政府部門還可間接影響私人部門生產方式的選擇。政府可以通過稅目和稅率的結構變化影響私人企業生產方式的選擇。政府可以制訂勞動法、環境保護法、反托拉斯等法規，制定產業政策，進行價格補貼等等方式影響私人企業生產方式的選擇。

關于為誰生產，這是一個分配問題，即經濟活動的收益如何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分配的問題。政府關于稅收或福利計劃的決定，就確定了不同的個人須支付收入的多少。同樣地，政府也要確定什么公共品應該生產，哪些集團從這一公共品的生產中將會得利。即收益的分配取決于經濟主體對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的貢獻。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在私人部門，收入的分配是由各生產要素的邊際貢獻所確定。各個經濟主體的收入由他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和他所擁有的該要素的數量共同決定。政府部門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糾正私人部門的這一分配方式與社會公平原則之間存在的偏差。除此之外，政府部門生產的產品也存在合理分配問題。對于絕大多數公共產品來說，分配實際是個“公共選擇”問題。原因在于，除了極少數公共產品，如國防和公共安全，可以絕對平等地消費外，大部分公共產品只為一部分人提供著便利。這些公共產品，政府在決定生產的同時實際上即決定了它的分配。如政府決定在哪里建高速公路，實際意味著政府決定將該公共產品的分配給了主要使用該公路的消費者。政府部門生產的公共產品的分配除了遵循大多數人受益的原則外，主要受不同的利益集團所支配。由于公共產品的生產必須耗費社會資源，公共產品分配的不公意味著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而公共產品的消費是不需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公共產品分配的不公可能比私人部門收入分配不公在社會公平原則上來看更為惡劣。并且，由于公共產品的消費是不需要付出經濟代價的，這可導致對公共產品的濫用。因此公共部門的分配復雜的多，如失業救濟、貧困救濟，取決于許多標準和因素。

關于公共選擇，這是政府經濟學而不是經濟學其他分支所特別關心的領域，它是政府經濟學的一個特殊主題。什么是公共選擇呢？公共選擇就是指一個社會共同決定作出的各種選擇。一般經濟學側重于個人如何決定消費，廠商如何決定生產，價格體系如何工作運行才能保證消費者的需求能由生產者提供，而政府經濟學中涉及的公共選擇問題卻要復雜的多。這是因為，一方面，個人的偏好不同，對事物的理解、判斷和價值觀也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的公共產品有不同的受益人，不同的政策會給不同的人帶來不同的好處，人們的利益會發生沖突。所以，這一切就使得公共選擇比個人決策的困難程度和復雜程度要大得多。政府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要研究在民主社會中公共選擇是如何作出的。

三、政府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及教學建議

政府經濟學是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的一門專業必修課。政府經濟學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運用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研究國家和公共組織如何進行有效管理的學科體系，是一門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結合的應用性學科，也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的邊緣學科。根據幾年來對這門課程的教學實踐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他們的學習意識，啟發學生，能夠使學生全面了解政府經濟學的基本知識，系統掌握政府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熟悉我國政府現行的各項財政及宏觀經濟管理制度，把握政府經濟制度改革的現狀、問題和發展趨勢，使學生具有運用所學知識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以課堂講授為主，充分利用主教材、輔助教材、期刊、課件等多種媒體教材，教學過程中要聯系當前經濟形勢，充分利用案例幫助學生掌握重要概念和理解現實問題，并對重點、難點進行答疑、輔導。

最后，政府經濟學課程教學講授可以不追求體系的嚴謹和內容的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有選擇地介紹一些政府經濟學前沿理論并結合西方政府管理經驗對我國政府管理和政府改革中的現實熱點問題讓學生進行研討。力求充分運用各學科的研究成果，鼓勵同學從多角度觀察和分析問題，引導同學在所學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對政府經濟行為進行較為具體和深入的討論，培養學生運用理論工具獨立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改變單純的老師直授教學模式，鼓勵學生參與，加強師生的互動。較為務實、實踐性較強的措施有：推動課堂教學的多樣化，形成以老師直授、案例教學和情景模擬等課堂教學模式，通過老師直授積累基礎知識，通過案例教學和情景模擬增強學生的創新能力，思維能力等；延伸課堂教學，實行論文寫作和經典導讀。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5頁。

第6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現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睹绹鴤鹘y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梢姡瑔螐淖置嫔侠斫猓琍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總之，對于“公共財政’這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

第7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問題設計；教學模式；“財政學”；獨立院校

一、獨立院校“財政學”課程傳統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

“財政學”作為財經類專業的必修課程之一，有著理論化程度高且實際應用性強的鮮明特點，對于提高學生理論分析能力和經濟學綜合素質有著重要的作用。但傳統的教學模式存在著諸如強調記憶理論知識、課堂氛圍枯燥、理論與實踐脫節等諸多問題。一是課程過于注重理論。從學科內容來看，作為一門綜合性基礎課程，“財政學”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偏重分析性思維的培養，難以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二是課堂少互動。從教學模式來看，傳統教學以教師為中心，多教師單向傳輸而少學生間、師生間的多向互動，學生被動接受、單純記憶，這種教學模式無法幫助學生形成問題思維能力。三是考核內容多靠記憶。從課程設置來看，作為一門對理論及實務均有著較高要求的綜合性課程，對學生的考核、教師的評估多以考試結果為主要依據，成績導向必然使得老師過于強調理論知識學習，學生單純記憶教材知識點，最終導致所學理論與實踐脫節，難以形成解決問題多能力。四是教學缺少特點?！柏斦W”課程的傳統教學模式忽略了獨立院校與普通高等院校教學之間的差異，忽略了“財政學”專業與“非財政學”專業教學的差異。

第8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PPP；公共經濟學；公共產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

中圖分類號：F81；F06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11)03―0079―07

與市場經濟體制的變化與發展相適應，西方公共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描述為：財政學一公共財政學一公共經濟學。雖然學科體系和內容均有較大變化，但核心理論體系仍然相對穩定。20世紀90年代，隨著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席卷全球，公私伙伴關系理論以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創新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被學術界廣泛認可。本文從公共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即政府與市場關系、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等三個方面探究公私伙伴關系(PPP)理論對公共經濟學的融合與發展。

一、公私伙伴關系的一般理論

1　公私伙伴關系概念

公私伙伴關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簡稱PPP)有著多種定義，不同機構和研究者賦予其不同的概念外延與內涵。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定義PPP為，政府與私人伙伴(包括運行者和融資者)之間建立的一種協議，該協議以政府向私人伙伴進行大量風險轉移與私人伙伴追求利益目標結盟的方式供給服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6)認為，PPP指一種私人部門替代政府部門供給基礎設施資產和服務的合約安排。PPP具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服務的私人部門供給；二是大量風險由政府轉移給私人部門。歐洲委員會(EC，2004)認為，公私伙伴關系術語不是定義在集團水平，它是一種在政府當局和商界之間的合作形式，用以供給基礎設施的融資、建設、創新、管理和維修等。標準普爾(sP，2005)認為，PPP是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長期合約關系的媒介，包括風險分擔和多部門之間的專有技術人才和融資共享，從而達到理想的政策結果。歐洲投資銀行(EIB，2004)認為，PPP是組成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問關系的專業術語，目的在于引入私人部門的資源和專業技術，以幫助提供公共資產和服務。因此，PPP是一種從松散的、非正式的和戰略的伙伴關系，到一個寬范圍的工作合作安排，是集設計、建造、融資和運行(DBFO)于一體的服務合約和正式的合資公司。

2　公私伙伴關系的特征

筆者認為，經合組織對PPP的界定具有普適性。雖然不同的PPP界定在內涵和外延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本質特征卻是共同的。

(1)改善激勵效率。PPP模式對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均能夠產生良好的激勵效果。就公共部門而言，伙伴關系是其熟知私人部門并與之互動的媒介。因此，公共人能夠從私人部門獲得更多先進的管理技能和專業技術，伙伴關系使政府有更多機會接近顧客(公民)或者其它的特殊服務接受者，這樣，政府能夠有效抉擇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Allen，1999)。對于私人部門，公私伙伴關系的風險分擔機制激勵其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并據此獲得投資收益。而且，私人行動者常常不受官僚紅頭文件的約束并相對獨立于政治干預，能靈活執行計劃，工作更有彈性和效率(Alien，1999)。

(2)低成本提供基礎設施和服務。私人部門是規模經濟的，其基礎設施建設企業可能遍布全球，因而，他們的建設和管理成本較低。相反，政府在投資管理方面相對弱勢，尤其缺乏技術管理專家。在項目建設中，私人部門極力追求優良的成本收益運行方案，如改變項目規格或者運用新技術、創新良好的項目管理技能以及保持適度的企業規模等以降低成本(Dosi，1988)。而且，私人部門還通過雇傭非聯盟勞動力從而降低工資成本(Hundley，1991；Gregory，et al，1999)。事實上，PPP模式的成本優勢乃制度使然。據研究，美國公共服務外購比傳統公共部門供給節約成本10％～40％。英國和意大利的合同外包成本節約也達到20％(Domberger，et al，1997)。

(3)公共部門獲得使用私人資源的權利。PPP模式為政府提供使用私人資源如專門技術、專利技術和資本的機會(Seader，2002)，從而彌補公共資源不足的缺陷。私人部門擁有諸多的技術優勢，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大大加快了世界的改革與創新進程，尤其在信息和通訊等高科技領域更為明顯。相反，作為“通才的政府”本身不能創新技術，而且它也不可能在所有領域引領發展。同樣，伙伴關系也為私人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起到了推進器的作用。在公共融資不足的情況下，伙伴關系能夠正常運行項目，政府也因此能夠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4)實現多重政治利益。私人部門可以協助政治家實現豐富的政治利益。如針對敏感的政治問題，因政黨的領導關系不能夠或不便于直接承擔項目，PPP可以在不引起異議的情況下實現政治利益。鑒于私人部門處理問題彈性的優勢，政治家常常會選擇依靠私人伙伴巧妙而適度地運作相關事務(Seader，2002)。還有一項政治利益是，PPP項目使得政府大大減少資本支出并將資本項目在政府預算平衡表外處理(Marlow，et al，1989；Joulfaian，et al，1991)。政府認為，私人部門運行基礎設施，需要收入以彌補成本、償還債務或者獲得利潤，因此，對使用者收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并降低了政府凈支出。

(5)分擔風險。在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進行風險分擔能有效地阻止政府失效?；锇殛P系能夠有效地將特殊風險配置給適合管理風險的伙伴，因此整體失效的可能性大大減弱(Allen，1999；Seader，2002；Skelcher，2005)。同時，伙伴關系為公共部門接近私人部門的專門技術提供了機會。而僅從風險角度考慮，私人伙伴必須保證其引入技術的效率性，這必將減少公共部門因研究、創新和執行所帶來的成本風險。而且，伙伴關系合約簽訂以后，私人部門會盡力壓縮建造和運行成本，從而減少了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的融資風險。另外，有些項目私人伙伴直接與市場簽訂合約，公共伙伴甚至脫離市場風險(Seader，2002)。

二、PPP主義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新認識

二戰以后，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理論日益盛行，并成為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政府大規模介入經濟領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資本主義經濟近30年的持續“繁榮”。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國家的“滯脹”危機引發人們對國家干預主義的重新思考。人們發現，與市場一樣，政府干預也會失效，表現在委托失效和懈怠失效兩個方面。前者是政府在比較優勢里的積極行為，包括對必需品分配的

國有零售商業、國有礦業和制造業以及出口商品壟斷權的國有企業的無效委托等；后者是政府在相對優勢領域的懈怠行為，如交通和通信設施的退化，既有基礎設施的年久失修和在信用配給中主張名義利率低于通貨膨脹率等。政府失效的原因有：

第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Skelcher，2005)。主要體現在：首先，行政困難。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發現它們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職責，行政困難重重，如缺乏訓練有素的人才、資本和技術等。其次，決策者不能成為工作的內行。多數政策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技術專家作出的，而是由政治家作出的，他們卻不具有做出好的決策的專長。而且，政治家們關注其政治生涯，將不得不尋求政治支持并承受著政治壓力，他們的決定受到不同利益集團和政治權威的壓力。因而，許多公共政策是政治和效率折衷的產物。再次，公仆是自利的。官僚熱衷于政治生存、晉升或其它獎勵，努力實現最大化個人收益或增加集團利益。極端情況下，公共雇員可能陷人非法管理，如尋租、行賄受賄、追逐私利等。

第二，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政府失敗說認為政府機構低效率的原因在于：(1)缺乏競爭壓力。公務人員的選用及其工作內容缺乏競爭性。他們以非競爭的方式被任用，并從事著壟斷性質的公共服務。(2)控制成本的積極性有限。由于產權約束不力，官員花費納稅人的錢無需擔心成本問題。為追求選票和政績，盡量滿足來自各方面的要求，結果公共產品超量供給。(3)有效監督虛置。由于被監管者提供給監管者加工后的信息甚至虛假信息，監管者難以獲得系統的真實信息，導致信息不對稱，很難達到有效監管的目的。

第三，政府規模傾向膨脹。政府機構、人員和支出膨脹是政府發展的不二法則。政府均具有無限擴大的沖動，主要通過增加人員來擴大機構規模、增加機構層次、提高機構級別，最終達到擴大權力、提高待遇的目的。人員、機構的擴張必然帶來財政支出的擴張。而政府行為的非成本核算性，易導致政府預算的擴張。

第四，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產生尋租活動中資源的浪費、經濟尋租引起的政治尋租資源的浪費和尋租成功后所損失的社會效率，必然導致總的社會福利下降。

PPP主義認為，市場、政府和第三部門失效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們在資源配置方面又有著各自的優勢。因而，它們必須進行合作，并形成一定的制度規范。

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多維復合的。公共財政強調政府和市場分別作用于不同領域，市場有效的領域，政府決不應該進入，而市場無效又是需要的，政府一定去做。PPP理論也認可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邊界，但并不認為邊界之外就是，市場失效領域政府不一定能夠做得更好，相反，政府失效比比皆是。PPP提倡政府與市場職能邊界在清晰基礎上的適當模糊，尤其輕資產所有權關系，視雙方或多方合作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常態(唐祥來，2009)。

二是放松市場規制，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政府對市場實施過多的經濟性規制，導致大量的效率損失。經濟性規制膨脹不僅引發“尋租行為”，導致資源浪費，還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通過技術和組織創新提高生產效率的動力，不可避免地導致被規制企業的低效。同時，大量市場管理機構會加重政府財政負擔。而消費者是企業“尋租”成本的最終承擔者，過多的經濟性規制必然導致社會福利受損。

三是提高公共支出效率需要通過競爭和激勵得以實現。公共支出效率的低下嚴重阻礙著政府為社會提供滿意的公共服務，因此，社會公眾進一步約束公共支出的范圍，致使公共支出更加不足。PPP理論提倡在基礎設施建設等準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引入私人資本，以彌補公共支出的不足，同時又能達到增加和優化公共服務的目的。PPP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合作與監督、激勵與競爭并存，且私人部門充分發揮其建設與經營高效的優勢，實現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目的。

四是政府與市場的交易是實現公共服務最佳供給的重要前提。傳統的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內部存在弱的市場交易性，而當發生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交換時，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公共利益受損和腐敗的產生。以政府購買方式實現公共產品供給，將產品生產交給了經營管理專家――市場，基本上實現了社會分工的合理配置，但信息不對稱和政府與市場交易成本的提升，未能實現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PPP模式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組合為一個統一體，將政府與市場的外部交易轉化為內部交易，信息不充分問題得到了很大緩解，同時，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既排斥又相容，實現PPP項目動力穩態。

三、公私伙伴關系理論與公共產品理論

薩繆爾森的《公共支出的純理論》是公共產品理論建立的重要標志。公共產品論的引人，使財政學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明確了政府與市場的資源配置分工，形成了彼此的職責邊界。早期公共產品理論的核心，強調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20世紀70年代，隨著科斯對燈塔問題的分析，私人供給公共產品問題得到重視。80年代起，人們對于私人供給公共產品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大大拓寬了傳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使得人們重新審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PPP理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豐富和發展了公共產品理論(唐祥來，2005)：

1　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創新

20世紀90年代以前①，公共產品供給主體是單一的，主要采用的是政府和市場的兩分法，盡管第三部門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但人們主要還是聚焦于政府和市場，尤其是政府和市場職能邊界的劃分更是受到廣泛關注。

PPP主義認為，政府與市場之間存在著諸多的合作空間，特別是在準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多主體供給不僅能夠解決公共財政支出不足的矛盾，更在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合作形成一個準市場，變供給主體之間的市場交易為內部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對稱問題。依據主體合作類型將PPP主體分為：政府(公共部門)與市場伙伴關系、政府(公共部門)與第三部門伙伴關系、不同政府伙伴關系以及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之間的伙伴關系等。這是一種創新型的雙主體或多主體公共產品供給機制。

2　放松所有權約束，強調服務供給效果

傳統公共財政強調明晰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邊界，通常情況下，政府供給的公共產品多半是公共產權。PPP理論則以服務為中心，以社會公眾對服務需求滿足程度為宗旨，不過分追求資產所有權關系的明晰，而是以資產所有權關系形式對服務正面或負面影響為選擇標準，注重產權對于公私伙伴服務供給的激勵作用。長期以來，人們將產權問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作用不切實際地擴大化，以致產權關系成了爭論的焦點和判斷政策與制度是否優劣的分水嶺。事實上，問題的實質不在于公營還是私營，而在于壟斷還是競爭。在提供低成本、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方面，競爭往往優于壟斷(薩瓦斯，2002)。PPP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合同出租，政府不必花費公共支出去交換私人部門的服務，而是以特許或其它的方式吸引私人部門直接參與提供公共服務。公私伙伴關系，既引入社會資源提高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又借助

價格機制顯示真實的需求偏好。此外，PPP實現了充分發揮公私兩部門在管理、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在各自目標中尋找共識與合作，從而更好地滿足社會公從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3　提升公共支出效率

提高公共支出效率是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其棘手之所在。壟斷和委托激勵的低效使得政府項目超預算以及政府預算的不斷擴張，提高效率對于許多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而言仍然還是個奢望。PPP從三個方面改善了公共支出效率：一是促進政府預算支出最小化。由于引入私人資本，大大壓縮了政府財政支出規模。眾所周知，無論采用何種融資方式建設和運行基礎設施，政府或使用者必須為其付費。而通過使用PPP模式，政府可以在長期內攤銷成本，而傳統公共供給模式的實時付費并不能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二是私人部門以低成本提供服務。私人部門不僅擁有先進技術、建設經驗與管理優勢，且有充分的激勵機制使其生產成本最小化，并壓縮成本(唐樣來，2009)，因而，公眾的付費減少。三是降低公共部門的風險成本。PPP項目涉及建設成本、維護成本和融資成本。私人部門通常同時承接許多相似的項目，可以將風險分散到大量項目中。同時，私人部門擁有多種融資工具和成熟的融資技術，且能順利地進入市場，將風險配置給相應的團體，定價風險并有效地承擔風險。

四、公私伙伴關系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是財政學基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從馬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論》到羅森的《公共財政學》．都以較大篇幅論證公共選擇問題。他們將公共選擇理論的方法論引入到財政學研究領域，對公共財政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引領性作用。布坎南將其概括為兩個方面(張馨等，2003)：

第一，公共選擇論擴大了財政實證分析的領域。首先，可選擇的財政制度在個人選擇上，對私人經濟中個人和集體行為的現存和潛在的影響；其次，可選擇的財政制度在公共選擇上，對公共經濟中個人和集體行為的現存和潛在的影響；再次，可選擇的政治和集體選擇制度在公共選擇上，對公共經濟中個人與集體行為的現存和潛在的影響。

第二，修正了財政學的范圍。福利經濟學在財政學中的運用，缺乏規范稅收理論論述的正統性，而公共選擇論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

PPP理論將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和產權理論結合起來，并且將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置于同一個“市場”內，分析他們的行為及其影響。PPP理論主要從三個方面融合了公共選擇理論。

其一，以個人主義的方法論為基準，研究個體行為對集體行為的影響效度?；凇皣艺w利益觀”的虛置，PPP主義認為，人類的所有行為都應該并能夠從個人角度去探詢其行為動機。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包括政府、者、私人企業和社會公眾等個體，均有著不同的行為目標并為之努力，而個體行為的集合構成集體行為。PPP主義強調，為達到“一致”的集體行為，對每個個體都必須實施激勵政策。因此，需要對傳統的行政管理重新構建激勵架構。

其二，人都是有理性的利己主義者，其本性及基本動機都是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與市場決策的個人一樣，參與公共決策的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動機，是以追求自身及其集團的利益最大化為最終目標。PPP主義強調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節個體的利潤空間，針對公共部門失效的弊端，必須對其進行市場化改造。一是把所有可能由私人部門完成的活動和決策都交給私人部門去完成，而且，進一步放松市場規制，完善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部門效率；二是在公共部門內部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重建競爭結構和激勵結構，打破政府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壟斷。以市場競爭的力量來實現有效的公共管理。

其三，社會的一切政治經濟行為均為一系列的交易過程與結果。與經濟領域里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系一樣，政治領域的各種活動也是交易的結果。黨派和國家各要素之間以及組成集團的個體之間，均為出于自利動機而進行的一系列交易過程。

PPP主義高度贊賞公共選擇學派的“政府失敗理論”，不僅啟發深遠并進一步研究解決政府失效的良方，完善并發展了公共選擇理論。他們認為，既然存在政府失敗，那么市場缺陷就不是將問題轉交給政府處理的充分條件，相反，市場的競爭機制倒為克服政府失敗提供了可能。PPP主義倡導，以適應市場機制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基點，壓縮政府規模，減少政府的活動范圍，并從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等方面對政府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實施政府再造。其核心內容是：一方面，在公共管理中積極引入私營部門先進的管理理論、方法、技術和經驗，形成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合作伙伴關系；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市場化進程，吸引私營企業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管理中來，使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第9篇：財政學和經濟學范文

2.市場經濟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效率”。問題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畢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必要條件不可能同時完全具備。而只要缺少一個條件，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現運轉失靈。導致市場運轉失靈的基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充分地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價格市場不能決定，所以只能由政府來為其定價。此外市場還存在著其它一些失靈情況。下面首先來看共用品理論。

（1）共用品理論共用品是市場機制發生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經濟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質產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種公共服務，既包括無形資產也包括精神產品。由于私人部門只追求利益及大化，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較強，所以私人部門一般情況下是無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論對于市場經濟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義。它賦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價格。使得等價交換的原則最終適用于共用品，將公共服務與個人納稅等價起來。使得有效利用資源這樣一個私人經濟原則運用于共用品經濟中。

（2）市場失靈的其它方面微觀經濟領域的失靈一是外部效應。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市場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來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邊際效益同社會邊際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二是不完全競爭的存在。不完全競爭是指某些壟斷行業的存在阻礙著競爭。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給量，從而使的物品的出售價格高于該種物品的邊際生產成本時，就發生了所謂“壟斷”。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邊際效益等于其私人邊際成本的水平上。這會造成社會凈效益的損失。如果能通過政府部門的干預，強迫壟斷者增加產量，使價格降至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獲得失去的那部分損失。所以政府有責任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表現在微觀經濟領域，宏觀經濟領域同樣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從微觀上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運用帕累托效率準則來評判的。但是，若將該準則推廣到宏觀，則有些不夠用了。宏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的評判，還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標。這就是就業、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而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機制在實現宏觀經濟水平方面的失靈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經濟的波動與失衡。為此，唯有政府擔負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職能，經濟才有可能獲得穩定的增長。

二、財政的本質既然不同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有相同之處，那么，從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國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財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經濟學中的財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義有許多，可以譯為金融、財務、資金，公共的資金即為財政。只是為了與我國的財政作出區別，才將其譯為“公共財政”。所以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二者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至于社會主義財政支出以前以生產型為主，主要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當時的經濟體制所決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為一種現代財政學也是經歷過不同經濟階段的發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較小的，這與那時提倡國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關的。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和克服日益頻繁的經濟危機，同時為了防止社會動蕩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設法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由此而導致財政支出的日益膨脹。應當看到從生產型過渡到現代財政學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正符合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著名的“瓦格納法則”，即，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門的相對規模也會提高。

西方經濟學家將財政學視為一門關于公共部門的政治經濟學，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他們所說的“公共部門”，指的是與私人部門相區別的另一個經濟部門。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這對于我們很有借鑒意義。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部門，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項經濟行為的效率，按照市場規則來規范政府，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場經濟下規范的財政理論不必冠以中國兩個字，也無須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因為財政是為國家服務的，而經濟體制又制約著財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論是任何國家、任何經濟體制，它必然要經歷市場經濟下的財政這一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三、市場經濟下財政職能的界定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首先應以市場對經濟的調節為主，以達到資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場機制能夠完全解決好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再介入。只有當市場發生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不過政府介入的最終目標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使經濟中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預市場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便是財政。那么財政的職能也應該界定在市場機制失靈的范圍內。財政的收支范圍是根據政府職能范圍而確定的。因此這里實質上界定財政的職能就是確定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它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源配置職能。也可以稱其為提供共用品的職能。因為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體現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否則就會發生休謨早在1740年就指出過的所謂“公共的悲劇”。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是由

于外部效應的存在。此外還有不完全競爭狀態的存在。當發生這些情況時也有必要通過政府的財政手段對現有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使其實現最大價值和最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