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師的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濟師的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沒有吸引外資的區位優勢的情況下,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被譽為浙江現象。浙江是中國內發性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典型地區,研究浙江模式能夠給越南經濟發展提供很多啟示。

一、浙江經濟模式簡析

(一)基本概況

浙江地處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全省陸域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為全國面積的1.06%,是中國面積較小的省份之一。陸域資源貧乏,農業比重大。工業基礎薄弱。資本供給缺乏,也沒有享受特殊的政策優惠。然而,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路子。全省經濟發展迅速,主要經濟指標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成為全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和最有活力的省份之一。2008年與1978年相比,全省國民生產總值大幅提高,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達13.1%。在全國的位次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全國第16位躍升為第4位:三大產業構成由1978年的38.1:43.3:18.6轉變為2008年的5.1:53.9:41。這一切表明,浙江已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由原來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農業省份向以工業為主的經濟大省轉變,不僅提前實現了從溫飽向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而且正以堅實的步伐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向現代化邁進。

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產業呈現一種集群化發展現象,從一村一品、一鄉一品向一縣一業蔓延。有人稱其為浙江塊狀經濟,也有人稱其為產業集群。從一村一品起步,就近建立專業市場,經過多次產品檔次的提升,主導產業不斷壯大,逐步構成了小商品大市場高回報和小資本大聚集的企業集群。紹興的紡織業、諸暨大唐的襪業、慈溪的小家電、樂清的低壓電器等,在這些經濟強縣(市),總有一個或幾個產業執全國行業之牛耳。

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資、發展民營、注重民富、實現民享的民本型、內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浙江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是人民,全民創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特征。民營企業成為最活躍的市場主體。浙江工業化始于農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大多數產業是根植于本地。從原始資本積累開始,家庭工場起步及小商品生產人手,浙江經濟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自我積累,自行生長的歷程,呈現出明顯的內生工業化性質。

(二)浙江經濟發展特征

產業集群數量眾多,以傳統產業為主

浙江區域經濟產業群數量眾多,在地域上通常以鄉鎮的行政界限為邊界,或由相鄰的幾個鄉鎮共同組成,鄉鎮內部又存在不同的專業村。目前,浙江的許多產業集群已經成為全國乃至世界著名的專業生產基地。據調查,截至2008年年底,浙江省共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產業集群600多個,工業增加值2.5萬億元,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54%,產業集群平均規模41.6億元。從集群規模看,年產值10億元以上的462個集群中,工業總產值100300億元的有59個,其中超過300億元的有14個。從單位和人員構成看,2007年浙江省產業集群包含的生產單位(包括企業和個體工業單位)有23.66萬個,占全部工業生產單位的27.2%:從業人員674.5萬人,占全部工業從業人員的47.8%。

主要特色經營模式:專業市場+家庭工場

浙江產業群以專業市場(或商品市場)為依托,把成千上萬個家庭工場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最有浙江特色的專業市場+家庭工場式的經營模式,也就是小商品、大市場,小企業、大集群的浙江模式。這種模式起源于溫州地區,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鄉鎮企業改制的迫切需要,它以現實的優勢不斷擴散到省內其他地區,專業市場的發展是浙江農村地區特定歷史時期商品流通體制的產物,為家庭工場提供了可靠的產品銷售渠道,家庭工場則是專業市場繁榮興盛的基礎。

二、浙江經濟發展的典型經濟模式

溫州民營經濟

溫州位于中國東南海岸線的中段,浙江省的東南部,是全省距離省城杭州最遠的城市。改革開放30年來,溫州人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迅速成為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和影響力的城市之一,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民營經濟的發展模式溫州模式,

第2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商業企業營銷道德利益相關者

對企業營銷道德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從20世紀80年代起,這類研究逐步受到各國營銷學界的重視。市場營銷道德屬于商業倫理的范疇,其產生是伴隨著商品交換而產生,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20世紀60年代,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要求企業及社會考慮道德與倫理問題,如:環境污染、資源短缺與掠奪問題,市場壟斷與欺詐交易問題,不公平的競爭問題,企業短期行為與“唯利是圖”問題,誠信缺失與道德淪喪問題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重塑企業的價值觀與道德體系。

同時,商業企業營銷道德屬于道德的范疇。它是社會道德在商業企業市場營銷活動的體現。商業企業在市場營銷活動作為企業的社會行為,需要一定的評價準則或標準。這些評價準則的總和就是商業企業營銷道德。市場營銷活動不僅反映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還反映人、企業與自然的利害關系。市場營銷道德實質是調整企業與中間商、競爭者、消費者等相關人群利益關系,以及企業與自然、社會利害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市場營銷道德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一是從市場角度看,企業市場營銷道德主要是調整企業與其利益直接相關者關系與行為;二是從社會角度看,企業市場營銷道德還必須重視調整企業與社會、企業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利害關系與行為規范。市場營銷道德的根本準則是:企業營銷活動是否符合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及社會的長遠利益,能否給消費者及社會帶來最大幸福。

市場經濟對商業企業營銷道德建設的要求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建立公平的競爭秩序必然經歷從“紊亂”到有序的過程。在紊亂的市場經濟競爭中,傳統的倫理思想與文化受到挑戰,而新的倫理與文化還未形成。商業企業的倫理道德混亂,甚至出現缺位,這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商業企業加強營銷道德建設是競爭需要,也是競爭的結果。

市場經濟是利益經濟。追求利益并最大可能地獲得利益是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但是,如果不能高瞻遠矚,寧肯犧牲暫時的利益就無法去換取健康的未來。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一味的只知有利,不知有義;只求收獲,不去播種,必然失去利益。任何一種經濟行為都是以某種道德為依托的行為。看重經濟利益,忽視道德力量是與人類社會發展背道而馳的。中國商業企業要在全球化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加強道德與文化建設。

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全球化推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全球化離不開我國,我國必須融入全球化。我國的商業道德與文化是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全球化的支撐。隨著市場的國際化、全球化、信息化,國際商業的分工與交換還必須遵守兩個基本原則:一是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自愿交換的原則。商業企業的價值觀、道德觀是以這兩個基本原則為核心的。我國商業企業要在開放的市場經濟中求生存促發展,必須以“自利與利他”的互利主義為道德基礎,建立誠實守信、權利平等、自由競爭、公平交易、遵紀守法的道德體系。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也是道德經濟。市場經濟作為道德經濟有其內在性,即市場經濟的確立與運行,市場主體的價值觀與行為是解決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客觀要求。在市場經濟中道德與法制是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兩大準則。道德是更為根本的,它是商業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內在的核心力量;法制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從外部規范商業企業的行為。商業企業正確處理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指“能影響組織行為、決策、政策、活動或目標的人或團體,或是受組織行為、決策、活動或目標影響的人或團體”。商業企業利益相關者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層是與商業企業利益緊密相關者,主要包括商業企業的股東、員工、客戶和供應商等。第二層是與商業企業有一定的利益或利害關系,如廣大的消費者、媒體、競爭者、社會團體、社會公眾和工商、稅務、法院、消費者維權機構及政府其他有關部門等。利益相關者管理的倫理基礎是,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受制于社會公正和社會責任。我國商業企業在營銷活動中必須正確處理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具體地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正確處理商業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消費者要樹立維權意識,包括安全權、知情權、選擇權、表達意見權和環境保護的要求等。另一方面商業企業樹立以顧客滿意為宗旨,維護消費者的長期利益,切實承擔社會責任。商業企業的責任主要包括:經銷到達安全標準的商品,拒絕經銷假冒偽劣商品;不使用欺詐手段,要讓消費者明明白白地購買和消費;堅持誠實守信的原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交易,維護消費者的長遠利益;傾聽消費者的抱怨和投訴,并積極做出改進;經銷達到環保標準的商品,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等。

正確處理商業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商業企業的供應商包括生產企業、生產企業的商、供貨渠道中的上游企業和金融機構等。商業企業與供應商之間要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合作與共贏的原則,包括:誠實守信、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長期合作和共存共榮;二是處理好企業間的相對獨立與相互依賴的關系,保障供應渠道的暢通,防止供應鏈斷裂。

正確處理商業企業與所有者、管理者、員工之間的關系。企業與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因企業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企業所有制形式主要有:個體制企業、合伙制企業、公司制企業等。在企業與所有者關系中,必須注意以下幾點:一是企業倫理道德并不損害所有者的合理利益,所有者的利益與企業利益基本一致,所有者并不是企業獲利過程中起支配作用唯一主體,企業必須從所有者單方面的利益跳出來,構建體現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體。二是所有者在企業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對企業倫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所有者可以用自己人生哲學、倫理道德影響企業的經營與戰略等。管理者是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力量,企業要實現科學管理,必須正確處理企業與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明確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權利與責任,通過建立公平合理的倫理秩序和利益機制,調動管理者的積極性。員工是企業人力資源中最基本的因素,企業與員工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企業興衰直接影響員工的利益,員工也決定企業的興衰。

第3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我國現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各種矛盾逐步顯現了出來：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進行干預，由此造成經濟運行效率相對低下；國有企業壟斷，擠壓民有經濟發展；政府控制社會，阻礙公民社會發展，形成強政府——弱社會或大政府——小社會的勢態，離開放、自由、透明、公正的現代市場經濟境界相去甚遠。

我國現在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隨著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持續提高，我們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已經慢慢消失，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了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時期。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開始出現，繼續依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目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就是政府投資比重過高，相應的，中小企業遇到進入障礙以及其他發展條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而國有企業依靠政府的行政保護，往往擁有行業壟斷地位，這些企業效率相對低下卻因為行政保護而盈利，政府出于對產值、稅收、就業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的考慮，不愿意做出讓低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退出經營的決策，這就會妨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因而難以具有高的資源配置效率。

二、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議和結論

中國十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1.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生產經營決策。

2.轉變政府職能，減少直接干預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繼續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撤銷一些以前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放手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也就是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3.建立適合的市場監管體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建立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監管體制。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過程中，市場監管部門首先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切實轉變監督管理的指導思想，要從過去的直接監管思路轉變為監管社會主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體系的思路上來，轉移到積極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上來，把是否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衡量市場監管工作的標準，積極推進市場監管體制的深層次改革。

第4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原因分析:

    面對花花綠綠的世界,面對飛躍發展的時代,在許多地方教師已是落后與貧窮的代名詞,跟不上經濟的發展,更趕不上時代的發展,教師每天擔負著繁重的工作,每月僅有幾個固定工資。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有一部分教師禁不起金錢與物欲的誘惑,以職謀私,職錢交易,甚至出賣道德,出賣靈魂。做出違背教師道德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就更應加強師德建設。出賣學生,開發家長資源,究其原因,是以經濟利益取代道德準繩,是師德淪喪,良知失守具體表現。在進一步提高教師收入水平的同時,更要加強師德建設,規范教育教學行為。

    應對措施:

    一、“安貧樂教”教師最基本的素質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變革正處于新舊交替時期,經濟發展不平衡,又由于競爭機制、分配體制的不健全,使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些個體或私營主的收入迅速增加,甚至一夜暴富,與之相比教師收入明顯偏低。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連教師的工資也難以保證,于是,教師隊伍中出現不熱心本職工作,對本職工作不盡職盡責,把主要精力用于校外創收或第二職業上,特別是出現那種以職謀私,職錢交易的行為。在這種現實下,教師應調整自己的心理,要有一種“知足常樂,安于貧窮”心態。從另一方面來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看廣大農民家庭中,有一些家庭連學生的生活費用都很難支付,相比之下,教師就應該知足。我曾聽過一些教師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別是拖欠教師工資達半年之久時,有的教師發牢騷說:“真不想再管學生。”但事后仍兢兢業業,嚴謹治學。再問他時,答道:“我不忍心,不能為了幾個錢,毀掉一代人,否則,良心難安。”這樣的教師令人敬佩,他們想到的不是以已私利,而是教師應有的為師之道,這樣的教師的師德在他們的性格中已升華,盡管受到不公正待遇時,仍能保持為師者的高風亮節。

    二、廉潔從教,為師立教之根本。

    廉潔與貪污相對,是中國傳統道德一個基本規范。特別是教師,教師作為培養人的專門工作者,其品德操行有著巨大的社會影響性和對學生的熏染性,教師的品德除了仁愛、真誠,還包括公正廉潔。學生無所不在消息無所不通,教師言行上的任何不檢點,人格上任何不完善,都會影響到自己的學生,并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效果。有一次,我的一位學生對我說:“某某老師的課我沒有興趣。”我說:“怎么會呢?他可是學校最好的老師,課上的特棒。”原來是因為他聽說了一件事,班上有一位學生家長為了使自己的孩子有所進步,并得到老師的特別的照顧,就給老師送了禮。以后上課時,老師提問、演板時,叫這位學生的次數便多了起來,也特別照顧這位學生,把他的座位排到前排。因此,他對老師很失望,覺得老師怎么能這樣不公平呢?就因為別人送禮,自己沒有送禮就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學生眼中,教師是偶像的代名詞。他們不容自己的偶像有任何的瑕疵。當知道自己喜歡的老師原來是這樣的,學生心目中的偶像便會崩塌,會覺得失望,繼之便是逆反心理的產生,不喜歡聽他的課了。人常說:“愛屋及烏”對一個人不喜歡,對他的課也就不感興趣了。

    三、廉潔自律,樹人的基石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是要樹立學生高尚的思想品德。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需要長時間的教師自身的高尚人格來感染和教化學生。人常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闡明了這個淺顯而又深刻的道理。要有好的學生必須要有好的老師,只有教師的言行正直高尚,才能用自己的道德思想逐漸感染并逐漸支配學生的思想感情。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就有那么一些教師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其嚴重,利用給學生訂資料搞回扣,甚至暗示學生家長進行“感情投資”,為了獎金與名次,教學生如何作弊,這些教師忘了自己的職責、忘了自己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讓金錢與名利蒙住了雙眼。這些教師的一言一行影響著學生人格的發展,時刻教育并指引著學生走上一條自私自利、以權謀私、道德敗壞的不歸路,在一定程度上給社會造就了罪惡的根源。

    四、潔身自好:教師做人的原則

第5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一）社會經濟條件。

美國環保主義者哈丁在《公地悲劇》中指出，每個人都力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忽視了資源的有限性和承載量，公地悲劇的發生不可避免，個體的經濟動機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激化是公地悲劇和環境問題出現的深層次原因，無節制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存在著固有的缺陷，使得某些人類共有的資源得不到應有的嚴格的保護，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共有資源成為追求經濟利益的犧牲品，整體的環境質量不斷惡化，最終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二）法制基礎。

一方面法律的社會化、系統化、政策化使得近代法律的發展日新月異，傳統的資本主義民法以私權為本位，在私法本位的觀念下形成了法學的理論基礎，但是這種傳統的法律理念正受到當代法治發展的挑戰，法律社會化正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向；另一方面公法不可干預私法的理念也日益弱化，在二者之間出現了過渡地帶，新型的法律正是在這種土壤中找到發展的空間并且反過來又促進了二者的融合，這種融合也為環境法這種跨部門立法的范例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

二、傳統法律思想與實踐應對環境問題的不足

我國的憲法中缺乏環境保護的實質根據，因為按照現代法治的原則，國家只有依據憲法才能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和保護公民環境權益的責任，但是傳統的憲法模式并沒有將環境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來確認，這樣的直接后果是公民的環境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在有關環境權方面規定的缺失使得其它有關公民環境權保護的立法缺乏憲法依據，因此必須明確人們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適和優美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權，當然憲法中是存在關于環境保護的條款，但是并未明確國家和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具體責任或職責，這種不確定性也使環境保護過程中要求的集中統一的環境管理權難以實現，表現為現實中的多龍治水，效果卻不明顯。

有關環境權的屬性問題學界尚無定論，主要有人權說、人格權說、財產權說和人類權說等，直接后果是傳統民法理論在環境保護中相當的不力，當今社會中調節社會關系的基本法首推民法，但是傳統的民法理論比如所有權理論、契約自由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這種絕對所有權、絕對支配權，使得個人為了取得利益而在訂立契約時顧忌甚少，只有故意和過失才承擔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使得對環境權益的保護難以落實，因為在我國環境要素為國家所有，當這些要素受到侵害的時候誰有資格進行權利訴求，這在傳統物權理論里無法解決，而依照傳統的契約自由原則不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也可以視為一種自由，國家不得干涉，更為嚴重的是現如今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往往是社會物質生產部門的物質生產活動的負面產物，造成這種污染和破壞的企業或個人并無直接的故意和過失，按照過失責任原則其后果便是污染者無需承擔責任，受害的利益無法得到補償，保護環境何從談起？可以說大多數的環境保護工作都是由環境行政管理機構來進行的，那么我們來看一下作為管理管理者之法的行政法對環境的保護是否得力，傳統行政法對于自由裁量權做出了較嚴格的限制這對于應對復雜多變的環境問題極為不利，因為很多環境問題的解決在現有的法律和政策的范圍內缺乏依據。另外行政法一直以來是以權力的行使作為其基本方式的，但是我們知道僅僅靠權力手段是不足以對環境實行有效地保護的，此外環境保護所要求的預防為主，預先采取措施限制不利于環境保護的民事行為的需求跟行政管理的滯后性相矛盾，可以說當前的行政法對環境的保護是相當的不力的。當然，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恰恰說明了需要有新的法律規范來適應和滿足環境保護和國家環境管理的要求，這就是環境法，可以說正是由于傳統法不能滿足而環境法可以滿足現實的需求才導致了環境法的產生，那么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三、環境法得以應對不同層次的需要

（一）作為應對廢舊品處理、環境工程設計、垃圾的回收利用等問題的環境法規、判決和條例是第一需要。

這也是環境法產生的直接原因，所謂的第一需要是因為為了應對各種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所帶來的公害問題，相關的環境法以一種應急性的法規、判決和條例的形式出現，由于具體問題的類型多種多樣變化萬千，所以這一層次上的環境法的變化也就異常迅速，往往是問題已出現就會出現對應的環境立法，正如當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日趨嚴重的時候，相應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等很快就出臺了，又如日本50年代后期，由于伴隨著產業活動而產生的大氣污染和水質污染，在其國內各地相繼出現了諸如骨痛病，水俁病等公害事件，于是緊接著在其國內出現了公害立法，《關于公用水域的水質保全的法律》等，不過這個層次上的環境立法內容主要涉及到相關的環境要素，而且總是等到狀況出現后才得以反映，因此帶有強烈的應急色彩，所以說是第一需要。

（二）使相關的環境政策與社會制度一體化、體系化是第二需要。

這也是環境法產生的間接原因，這一層面的環境法是建立在第一層次的需要已經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在已有的各種應急性的和預防性的環境政策法規的基礎上，將其與已有的社會制度一體化，并在此一體化過程中強調環境政策也必須要通過行政自由，行政裁量權，司法制約來實施，同時在實施過層中尊重各級政府權威，事實上這是一種程序性的體現，之所以要貫徹這一程序主要的是要在實質上使得已經制定的環境機制與我們社會的經濟現實、傳統財產權和國家能源政策相適應，當然由于在第一需要已經得到滿足的情形下，將原本雜而無章的應急性的環境法律、法規體系化，不僅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環境的需要，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實際上這也是國家為了保護環境而使相關的環境法律法規與現行制度協調統一的結果，這一過程的結果必然是環境法與現行的政治、法律、經濟體制和國家能源政策的契合，這一過程也伴隨著各種體制的優化和重組。

（三）環境法產生的終極需要是提出一種廣泛的社會存在理念，提出一種廣泛的社會對策問題。

第6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目前，全球氣溫普遍上升，海平面持續上升，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沿海地區洪澇災害嚴重，經濟發展受到威脅，農業生產損失嚴重，因此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利于解決全球變暖這一核心環境問題，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現實選擇；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較少，同世界整體水平尚存較大差距，同時能源利用率低，溫室氣體減排壓力較大，因此我國探尋低碳發展道路，是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利于我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實現節能減排，化解國際上的減排壓力，實現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通過一系列的節能減排技術，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資源利用率，在重視“保護環境”的同時，還強調“謀求發展”。但發展低碳經濟，并不是單純地限制約束發展，而是探索新技術、新能源，不斷創新，激發市場盈利潛能。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2低碳經濟背景下實現環境保護的主要對策

2.1建立發展低碳經濟的法律法規

相關部門應建立并完善發展低碳經濟的法律法規，開展“應對氣候變化法”立法的可行性研究，制定以節能減排為核心的環保政策，增加對氣候變化的應急預案，加大對節能技術及產品的推廣力度，同時加強監管力度，重視企業清潔生產審核工作，提高各級政府、公眾、企業對于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環境保護的適應能力。

2.2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我國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增加第三產業在各區域領域經濟中的比重，對第二產業的內部進行調整，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改造傳統產業，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益。同時，鼓勵企業實行節能減排措施，提高能源利用率，實現減排目標。另外，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大力開發新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研究推廣新型能源，在開發過程中，提升各環節中能源資源的總體利用率，降低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早日實現可持續發展、節能減排的發展目標。

2.3加強低碳技術的研究開發

目前我國的低碳技術仍不發達，可加強科技投入，大力開發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同時加強同發達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加大社會團體、科學研究院所同國外的合作力度，引進先進的節能技術、提高能效的技術以推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加大國外高端低碳技術及產品的推廣力度，如生物工程固碳技術、資源再利用技術、減量化技術等，以進一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有效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另外，鼓勵低碳技術的自主研發和引進技術的二次創新，使我國擁有自己獨特的技術特色，為我國低碳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提供堅實后盾。

2.4提高資源的利用率

因我國短期內難以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耗方式，因此若要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采取相應措施來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如可通過政府補貼等政策鼓勵企業引進高效設備；制定嚴格的能效標識制度，來約束和規范相關行業的能源利用情況；實行階梯能源定價，節約能源等。通過多種途徑來節約資源，提高其利用率的同時，加大對清潔能源的研發力度，開發新能源，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并盡快投入在實際生產過程中，避免溫室氣體的排放，進而實現低碳生產，保證能源安全。

3結語

第7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這是索洛針對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過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數學形式主義的抱怨。19 世紀初，托馬斯馬爾薩斯也有過同樣的批評性論述: 對我來說，現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存在錯誤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魯莽地簡化和概括。這是馬爾薩斯針對亞當斯密之后的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等人在經濟學研究中越來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繹主義方法，并試圖從少數一般性命題中得出一般性結論的批評。

另一方面，大衛休謨認識到，科學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因果解釋，而一系列事實本身不可以驗證事件之間的任何因果關系。這表明了一種觀點，任何科學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解釋，解釋包含了對于因果關系的理解。而任何經驗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關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覺到的，數據不可能為我們表明原因和結果。一系列事件之間的相關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結果的指示，相關性并不是因果關系。因果關系需要事先假設，經驗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釋。卡爾門格爾的觀點是，經濟學發展的初始或者全部過程都不能僅僅依靠事實。描述必須依賴于先前的理論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對經濟現實進行解釋。

一、歷史史實的重要性

亞當斯密最大的貢獻在于提出勞動分工。勞動分工導致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財富增加。勞動分工起源于交換能力，交換能力的發展源自市場范圍的擴大。亞當斯密的這些觀點是從歷史的考察中得出的，從對學徒制的細微觀察到扣針工廠作業的經典分析，以及對貨幣制度起源的論述，都反映了亞當斯密對現實和歷史過程的關注。吳承明說: 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是結合歷史實際來提出他們的經濟理論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三篇就是講經濟史。

馬歇爾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理論邊際效用理論的公認先驅之一，均衡價格論是馬歇爾經濟理論的核心和基礎。對于許多經濟學家而言，馬歇爾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但人們忽視了馬歇爾對歷史現實問題的關注。在《經濟學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馬歇爾說:經濟學的職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經濟事實，并用從現象和經驗中得來的知識，去決定各種原因的眼前和最終的結果。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書《經濟學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學生的信中引用馬歇爾的話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物的學問。

約瑟夫熊彼特認為，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 包括當前) 的經濟現象，他說，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經驗。創新經濟學創始人之一，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說到，熊彼特認為理論、統計、歷史和社會學應該卓有成效地結合起來。在《商業周期》中，熊彼特開宗明義說到，歷史對于理解我們面臨的問題具有最重要的貢獻，他在《經濟分析史》中指出，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歷史，然后是統計，接著是理論。張培剛在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中譯本序言中說到: 熊彼特的著作強調并采用歷史的方法，強調追根溯源，查明來龍去脈，重考據和歷史事實，治學嚴謹，注解詳明。對于書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種著述、某種學說、某種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無不力求對其歷史淵源和發展現狀，旁征博引，闡述清楚。有時在正文里不能盡其詳，則輔之以詳細的注解，務求把事實弄明白，或把問題搞徹底。

熊彼特之后的創新經濟學者、制度主義學者、演化經濟學者以及主流經濟學的部分學者針對新古典主義一般均衡和過度的數學形式主義，表達了對歷史過程和現實問題的關注。演化經濟學家，歐洲老制度學派學者杰弗里霍奇遜說過，由于摒棄了以前的歷史研究傾向，經濟學在整體上變形了。它不再將重點放在對于真實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對于個體選擇進行演繹主義的探討。

在談到新制度主義經濟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轉變時，弗里曼說到，諾斯長期致力于研究人類歷史核心之謎，解釋不同的歷史變遷路徑，他特別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與演化。諾斯的研究主題與老一代歷史學家接近，由此使他懷疑新古典假設的適用性，并最終得出結論: 新古典假設實際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絆腳石。對制度的考量要求放棄過于簡化的理性原則，需要探討環境的復雜性。諾斯后期放棄了將制度視為有效經濟單位的早期觀點，也不再用簡單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這樣他更接近老歷史學派。將制度納入歷史可以使我們講述的故事更為精彩，圍繞制度建立起來的經濟史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續與變遷的圖畫，也就是一個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陰似箭》中還部分總結了演化經濟學處理史實的問題。演化經濟學家對整合歷史和經濟學的必要性做出了響應，經濟學演化不能脫離歷史，必須將經濟學涉及的因果關系理解為復雜的決定過程而不是決定論。人為推理必須讓位于對分析和決策具體、翔實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復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回歸經濟學本質，回歸古典經濟學的目的，回到歷史和統計方法的共同發源地。他強調經濟學不能脫離歷史，只有這樣，經濟學才能夠探究其本來目標，即處于不斷演化，不可逆轉的復雜進程中的現實經濟。

弗里曼直言: 歷史就是過渡，經濟學是研究過渡的科學，經濟學一開始就是并且仍將是一門歷史科學，因為只有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經濟主題，還因為經濟學與歷史學相得益彰。

二、經濟理論的重要性

中國經濟史學者吳承明說: 經濟史是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績效。這就必然涉及經濟學理論。李劍鳴指出，現代史家大多重視理論對治史的意義。傅斯年、顧頡剛等學者強調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們并不否認理論的意義。呂思勉敏銳地看到了社會科學理論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紀40 年代初就強調要學習這些理論。李劍鳴強調了吸取不同學科理論知識對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說: 考據與義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實可靠的歷史史料的前提下，參照一定的理論和概念來闡釋史實的意義，以求得史識。史識的獲得需要理論介入，需要用理論在史實中考察，才能發現史識。他說，史學自身的理論資源并不豐富，需要從其他學科，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語言學中汲取理論的滋養，以燭照史實，分析具體問題，建立解釋框架。其中，社會學理論之于社會史，經濟學理論之于經濟史等，都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因而，要提高理論修養，在其他學科中吸收相關學科的知識，包括理論知識，以求得史識。

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評論說，歷史學家們滿懷熱情地投身于實證主義綱領的第一部分，從事研究他們所能確定的一切事實。結果是詳盡的歷史知識大量地增加起來，根據對證據的精確的和批判的考訂而達到一種史無前例的程度。歷史學的良心把自己認同于每一樁孤立的事實都出之以一種無限謹慎的態度。單純為了事實而確定事實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證明是遠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種東西之中，那是這些已經被確定的事實所能夠做到或者是應該做到的。實證主義在它那工作的這一方面所留給近代歷史編纂學的遺產，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而且不能對這種或那種政策是一種明智的政策嗎? 這種或那種經濟體系是健全的嗎?進行判斷。

西方經濟學家在強調要重視歷史事實的過程中，并沒有否認理論的作用。亞當斯密明智地試圖將歸納與演繹進行結合。在重視經驗研究的前提下，馬歇爾認識到，獲取知識還需要額外的、理論上的努力。他說: 雖然經濟學家一定要對事實充滿渴望，但是一定不能僅僅滿足于事實。他一定要對過去能對現代問題直接做出解釋這樣的念頭表示懷疑。對于馬歇爾來說，歷史事實是基本的，但是它們本身并不能為我們提供答案，單純了解一系列的事實并不能解釋任何問題。事實本身是靜默的。觀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發現一系列事物。在經濟或社會問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絕對先例。人類的生活環境是如此多變，每一個事情都是眾多原因的復雜結果，這些原因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于過去絕不會為未來提供簡單的、直接的參考。

馬歇爾認為事實不能自我解釋，經濟學不能僅僅靠事實前進，他承認經濟學不可避免地會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時，馬歇爾把經濟理論中心的、普遍的內核看為不是具體事實本身，而是發現具體事實的工具。

三、經濟理論和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論述了理論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科學的經濟學家在于掌握三類技術: 歷史、統計和理論。當他在講到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時，他在其后的注釋中明確解釋說: 這樣說并不會使下面將要解釋的理論成為不可能的東西或無用的東西經濟史本身就需要理論的幫助。但熊彼特給理論打上了引號，意指有別于其他人的先驗性假設的理論概念。對于熊彼特，經濟理論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邊際替代率邊際生產力乘數，加速因素) 之間的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方法，是這些零星用具的總和( 包括關鍵性有用的假定在內) ，是一個工具箱，用以解釋和闡發歷史史實。

這種觀點類似于約翰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中有關歷史和理論的論述，許多人說理論和歷史是對立的，情況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個歷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頂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連貫的理論作為前提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歷史過程，僅此而已馬克思從他的經濟學中確曾得出某些總的概念，他把這種概念應用于歷史，因此他在歷史中發現的模式在歷史以外得到了某種支持。

霍奇遜在《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 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一書中指出，任何事實陳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論，任何科學解釋都包含關于因果關系的假設，而這是在經驗數據中找不到的，它們必須被事先假設，經驗數據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釋。他在總結自己的論點時提出，科學不能僅僅是對經驗細節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總是要運用理論和概念。科學不可能在沒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陳述和原理的情況下前進。解釋真實因果機制的解釋性統一是進行科學研究的目標。這里，霍奇遜的觀點強調了理論知識作為對史實進行闡發的邏輯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離開某些較為一般性的概念，我們就無法討論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系統。在任何涉及延綿的歷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歷史的理論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針對德國舊歷史學派的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僅關注經驗現實的方法，霍奇遜評論說: 由于偏好對于特定現象做簡單描述而拒絕理論，這種生硬地訴諸歷史事實的方法，典型地出現在許多舊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他們認為單純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實本身就能夠自我解釋一樣。但是，如果之前沒有概念框架和理論知識基礎，做出這種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總結舊歷史學派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失敗中，霍奇遜總結性地指出，所有對事實的描述都是充滿理論的，所有的描述都要運用先前的理論和概念框架，如果沒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確定任何事實，就不能進行識別和分類，也不能賦予它們任何意義。而且，如果沒有因果關系假設，那么對任何現象都不會有足夠的科學解釋。

卡爾門格爾指出，在經驗現象能夠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論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龐巴維克談到: 如果不稍微談到一般性的理論和概念前提，我幾乎不可能就一個經濟問題做出報告，更不要說討論它了。

四、經濟史中的史論結合

吳承明指出，史料考證過程中，綜合觀察在于判斷吾人可認識事實間之關系，以及其與演化上之整個及一般間之關系，免致忽視極有價值之史料或誤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廬于其書自序中說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有三個步驟: 第一是花費精力研究理論，得出答案; 第二是謹守考據辨偽方法，訂正史料; 第三是將史料與社會發展規律統一成文。吳承明指出，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求歷史的實況，史料考證和文本詮釋都十分重要。

但歷史學不是史料學，理解歷史還需要理論，須借助于抽象思維和理性判斷，用科學方法分析歷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認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經濟學說，在歷史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他說，史無定法，要根據時空條件，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史料的可能，選用適當的經濟學理論作為分析方法。針對如何運用理論，他說: 任何經濟學理論都要假設若干條件或因素是不變的或者略去，否則不能抽象出理論來。這種假設是與歷史相悖的，因而，應用時必須用歷史學的特長來規范時間、地區特點和考察范圍，使理論在小環境內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馬克斯韋伯倡導為了研究經濟現象，有必要吸收借鑒大量學科和分支學科，用理論概念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張培剛在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還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幾本最有代表性的圍繞創新理論而建立他自己的學說體系的著作，即《經濟發展理論》《商業周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顯地采用了歷史分析方法，并始終意圖把歷史分析和理論分析二者結合起來。這種意圖和作法，在《經濟分析史》里以及在傳記著作《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里，也是有明顯的體現的。熊彼特總是試圖把不同學說的形成和發展，不同分析工具的產生和運用，與各自所處的歷史環境和背景聯系起來。總之，熊彼特無時無刻不是試圖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劍鳴指出，如何處理理論與歷史的關系，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以史實俯就原理，不是歷史研究的正途，理論只是史家用來關照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本身的一部分。運用某種理論，其目的在于尋找最佳的切入點，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從而揭示史實的意義，建構敘事的框架。因此，理論必須服從于歷史解釋的需要，而不能讓歷史來遷就理論。他總結說: 在處理論和史的關系時，最好是史論結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歸根結底，在史論關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論則依附于或服務于史，論必須與史實密切結合在一起。

五、結語

第8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正如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一樣,法律的統一化與協調化運動是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發展的一大趨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經濟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深入發展,各國間的聯系和交往日益頻繁,跨國民商事關系以前所未有的數量發生,國際經濟競爭日益激烈,各國為了吸納國際資金、技術和人員,無不在改善其國內法律環境,這樣就需要各國法律之間互相交流,互相借鑒,這有利于各國法律消除差異,趨向統一;而就整個國際社會而言,要謀求共同發展,保證國際社會正常的經濟貿易活動的安全,進一步推動國家經濟貿易交往的擴張和深化,則需要制定更多的國際條約來規范國際商事關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國際法律環境。法律的統一化與協調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世界范圍內法律的統一化、協調化首先表現在民商法領域。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不同國家商人交易增多,為了降低交易風險,保障預期利益,就需要為商人之間的跨國交易設立規則,進而推動世界范圍內商法規則的統一。 因為“協調化的法律規則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進國際貿易和商業的發展” 。數十年來,國際商法的統一化進程已取得快速發展,主要表現為:  商人通過自己的機構如國際商會等創設或統一了大量的商法規則; 各國通過國內立法制定出與多數國家相一致的法律規范,從而使商事法律規范趨向統一。

    國際社會通過制定大量的調整有關國際商事關系的國際公約,推動了國際商法的統一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的必然,這就意味著,處于邊緣化狀態的非洲國家根本無法回避經濟全球化。 為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非洲國家積極推進市場的聯合與擴大,而“市場的聯合總是與努力對有關金融和貿易方面的法律進行協調的活動相伴而行” 。非洲國家只有積極參與國際商法的統一化與協調化運動,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潛在好處,減少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中,避免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

    二.非洲國際商法統一化與協調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樣性,是非洲國際商法統一化與協調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樣性在非洲尤顯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樣性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第9篇：經濟師的論文范文

根據1996—2012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和《青島統計年鑒》中對青島國際入境旅游者人數的統計發現，青島國際入境旅游客源國市場主要由日本、美國、韓國等15國組成。

1．1主要客源國空間分布集中性分析旅游需求空間分布的集中性可用地理集中指數G來表示。地理集中指數是衡量客源國地理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標，能反映旅游者地理來源的分散與集中性［14］。式中，G為客源國地理集中指數;Xi為某年第i個客源國游客數量;T為某年旅游地接待游客總量;n為客源國總數。G值為最大值100時，說明其客源國只有一個，G越接近100，表明游客空間分布越集中，而旅游經營穩定性就越差;G值越接近0，說明客源國比較多，客源國空間分布越分散，旅游經營就越穩定。將1995—2011年青島主要客源國游客數量代入式(1)，計算得出各年的G值(圖1)。1995年以來，G值呈現螺旋狀起伏變化。1998—2011年，客源國地理集中度指數的平均值為55．39，表征旅青國際客源國市場空間集中度強，其穩定性較差。其中，G值較高的年份分別出現在1995年、2001年、2004年、2009年。2009年達到峰值，其值為61．18，G值在1999年最低，僅為47．41。與其他幾個旅游熱點城市相比，2002年昆明市、桂林市、杭州市的G值分別為33．4、35．5、35．6，其中昆明市的G值最小，為33．4;青島市的G值最高，為55．04。2009年其值高達61．18，說明旅青客源國分布過于集中，旅游經營的風險性較大。

1．2主要客源國時間分布集中度分析旅游需求年際集中性可利用年際集中度指數Y進行分析，表示旅游需求在某一時段中各年度的集中、離散或均勻分布程度。式中，Y為客源國年際集中度指數;Xi為各年數量指標占時間段中總數量指標百分比的分子值;n為時段中包含的年度數;x為時段內各年數量指標平均分布時百分比的分子值。Y值越小，說明客源國旅游需求年際變化不大，客流隨時間變化穩定;反之，則表示客源國旅游需求年際變化強度大，客流隨時間變化不穩定。旅青客源國中，韓國、日本的年際集中指數最高，分別為37．16和26．95，表明這兩個國家對青島旅游需求的時間變化強度大、穩定性差，但客流量最大。美國的年際集中指數最低，為2．16，說明其旅青的游客數量年際間的變動幅度小，以青島作為目的地的旅游需求時間變化強度較弱，客流隨時間的變化相對小;加拿大、意大利、法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客源國，表現出較大的年際差異性;德國、英國、新加坡、俄羅斯等國的年際集中指數分別為4．54、4．33、4．33、4．47，年際變化幅度基本一致(圖2)。

2主要客源國親景度分析

2．1親景度親景度是指某旅游客源國在某旅游目的地的市場占有率與該客源國在上一級旅游市場占有率的比值。式中，Dk表示親景度，Pk表示某客源國在旅游目的地的市場占有率，Ck表示該客源國在上一級旅游市場占有率。根據親景度的大小，又可以將客源市場分為親景客源市場(Dk≥1)和疏景客源市場(0≤Dk＜1);按親景度和疏景程度進一步細分為強親景客源市場(2≤Dk＜∞)、弱親景客源市場(1≤Dk＜2)、弱疏景客源市場(0．5≤Dk＜1)、強疏景客源市場(0≤Dk＜0．5)。親景度與游客數未必正相關，它反映的是旅游者的選擇行為，即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偏好程度。

2．2親景度分析親景度差異性分析:根據式(3)可計算出1995—2011年青島主要客源國的親景度(圖3)。由圖3可見，旅青客源國市場親景度差異性明顯。親景度最大值為3．84(韓國，1998年)，最小值為0．07(菲律賓，2006年)，兩者差幅較大，為3．77。韓國的親景度自1995年以來一直高于其他國家，而日本則一直穩居第二位，表明兩國對青島旅游的選擇偏愛度大。1995年以來，兩國游客人數占旅青外國游客總量的60%以上，成為青島主要的客源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①區位。韓國、日本與青島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優越，水路與航空較快捷方便，且旅游交通的成本費用較低，跨國旅游活動的優勢明顯。②經濟。青島與韓國、日本的經貿日益頻繁，商務旅游活動也隨之興起。隨著青島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兩國加大了對青島的投資力度，加深了青島與兩國的經濟聯系，商務出行日益興盛。③文化。韓國、日本同屬儒家文化，文化傳統的相似性較大，來華旅游的“文化障礙”小，文化沖突較少。山東省是孔子的故鄉、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青島作為山東旅游的“龍頭”城市，其文化底蘊濃厚，對韓國、日本游客有著較大吸引力。韓國親景度每年都大于2，而日本每年都大于1，分別屬于強親景和弱親景市場;澳大利亞、俄羅斯、加拿大、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的親景度每年都小于0．5(2000年、2002年例外)，屬于強疏景市場，說明這6個國家的游客對青島旅游的選擇偏愛度較弱;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新西蘭在弱疏景和強疏景市場之間變化;意大利和新加坡則均在親景市場和疏景市場之間變動。意大利由最初的弱親景轉為弱疏景客源國市場;新加坡由最初的弱親景市場轉為強疏景市場，進而演變為弱疏景市場，表征這兩個客源國的旅游者對青島旅游的選擇偏愛程度下降。親景度年際變化分析:旅青國際入境旅游客源市場的親景度年際變化呈現出高位明顯振蕩、中位輕微波動和低位相對平穩三種態勢，整體呈現出平穩的態勢(圖3)。韓國的年均親景度均大于2，但親景度年際變化相對較大，變化幅度為1．22;日本的親景度表現出極大的穩定性，且其值均大于1．4，年際變化差異僅為0．36，表明旅青對日本游客有很強的吸引力;新加坡和菲律賓的親景度變動幅度也較大，其值分別為1．14和1．17;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泰國、印尼的親景度年際變化相對平穩，變化幅度分別為0．23、0．18、0．16、0．13和0．17，且親景度較低，說明與全國相比，青島對這些入境客源國市場的競爭力還很弱;其余國家的親景度年際變化介于前兩種態勢之間，變化幅度為0．3—0．8。總體看，除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泰國、印度尼西亞、日本外，各客源國的親景度年際變化起伏態勢明顯，其旅游者對青島旅游的選擇偏愛均處于波動之中。

親景度空間變化層次分析:為了更直觀地把握國際客源國市場親景度空間變化，把研究時段劃分了三個階段，分別對1995—2001年(前期)、2002—2006年(中期)和2007—2011年(后期)三個階段的年均親景度進行分析(圖3、4)。圖3和圖4反映出以下特點:①親景度空間變化明顯。除韓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泰國、印度尼西亞7國外，其余國家均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變化較明顯的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新加坡、菲律賓和新西蘭，這些國家在前期、中期、后期三個時期屬于不同的親景度類型。其中，新加坡在“弱親景強疏景弱疏景”市場變動，意大利則在“弱親景弱疏景”市場變化，其余國家均在“弱疏景強疏景弱疏景”市場中變動。②同一類親景度市場中空間位各有升降。在弱親景市場中，意大利由前期第三位下降至第四位，而德國則由前期的第五位升至后期的第三位。強疏景市場中的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和印尼，則分別由前期的第十位、第十一位、第十二位和第十三位，上升到后期的第七位、第十位、第八位和第十二位。③親景和強疏景市場在空間數量上的變化較小。親景市場的韓國和日本以及強疏景市場的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泰國、印尼在三個時期客源市場類型和位序則比較穩定。

3客源國市場競爭態分析

3．1競爭態模型客源市場競爭態是指旅游目的地各客源市場在市場占有率(ai)和市場增長率(bi)雙指標共同作用下所表現出來的特征，記為Ω(a，b)［9］。式中，Xti為第i個市場第t年的旅游統計量，旅游統計指標可以是國際旅游者數量(人次)，也可以是國際旅游收入(萬美元)，這里采用旅游者人次。市場占有率表明的是在市場競爭中所處的位置，增長率反映的是在市場競爭中具有的潛力。因此，競爭態Ω就可表示為占有率和增長率組合形成的二維空間中的一個點(，)。每個市場的競爭態對應一個點，該點能確定該市場在同類市場中的地位和未來的發展潛力，可以此來說明其競爭態勢。

3．2客源國市場競爭態演變分析根據上述公式，以1995—2011年旅青國際旅游市場平均值為基礎，運用SPSS13．0軟件進行分析和計算，取a=6．27%、b=3．53%為標準對客源市場競爭態進行劃分，并繪制青島主要客源國市場的競爭態變化圖(圖6)。由圖6可知，1995年以來青島國際客市場競爭態經歷了“瘦狗市場(1995年、1998—1999年)明星市場(2000年)瘦狗市場(2001年)金牛市場(2002—2003年)瘦狗市場(2004年)幼童市場(2005年)金牛市場(2006—2007年)明星市場(2008—2011年)”的變化發展過程。1995年、1998—1999年，旅青主要國際客源國平均市場占有率分別為5．46%、6．06%和6．14%，增長率分別為2．07%、2．43%和1．13%，處于“雙低”的瘦狗市場，在國際旅游市場缺乏足夠的競爭力。主要原因是:①青島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來青島投資經商的游客較少，因此商務旅游的發展方興未艾。②獨特的民族文化是外國游客選擇來華旅游的主要因素之一。青島擁有較高知名度的旅游資源是青島棧橋、萬國建筑、嶗山等，缺乏在國際享有高知名度的世界遺產級別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③雖然青島每年都舉辦“啤酒節”、“海洋節”、“文化旅游節”等國際性旅游項目，但早期的旅游活動無論是規模還是吸引力都遠不及近幾年的發展，游客以觀光型居多，參與型的旅游資源開發不足，旅游產品結構相對單一。為了扭轉這種不利局面，青島市加強了對國際旅游的重視，深層次挖掘青島“啤酒節”、“海洋節”、“文化旅游節”的內在潛力，旅游產品的開發更加注重國際化與個性化。同時，青島市加大了旅游宣傳營銷的投入和力度，大大激發了國際游客旅青的興趣，極大地滿足了其旅游需求。2000年青島入境客源國市場晉升為“雙高”的明星市場;2001年退化為“雙低”的瘦狗市場;2002年市場占有率有所提高，轉化為“單高”的金牛市場;2003年“非典”期間，青島國際客源國市場受其影響沒有立即凸顯，所以上升為金牛市場;2004年青島國際游客的市場占有率和增長率有明顯波動，且下降幅度較大，跌入瘦狗市場。此后，由于青島市大力舉辦和積極宣傳“青島啤酒節”、“青島海洋節”等國際性節事，國際知名度得到大大提升，吸引了大批國際游客，旅青游客的平均市場增長率劇增，從2004年的－8．08%驟升至2005年的26．61%，因此2005年進入瘦狗市場。此后的兩年，旅青游客的數量穩步增長，但增幅有所減緩，客源市場趨于成熟，因此穩定在金牛市場。2008年，青島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帆船比賽項目，修建了眾多旅游設施和項目，其國際知名度得到空前提升，吸引了大批國際游客來青島。4年中，市場占有率和增長率出現快速增長趨勢，其均值分別為6．83%和3．7%，晉升為明星市場。

3．3競爭態空間變化分析為了更好地分析旅青客源國市場的競爭態空間變化特征，按平均市場占有率和平均市場增長率，將其劃分為1995—2001年(前期)、2002—2006年(中期)和2007—2011年(后期)三個時期，依據各時段市場占有率和市場增長率的平均值確定a、b的值，其中前期a=6．31%、b=6．34%，中期取a=6．24%、b=1．28%，后期取a=6．17%、b=20．27%，據此繪制出競爭態分布表(圖7)。總體看，客源國市場集聚性由前期的低占有率、低增長率的“雙低”市場，發展為中期的低占有率、高增長率“單高”市場，后期又轉化為“雙低”和“單高”比重的結構態勢。前期的瘦狗市場過度集聚，中期的幼童市場集中現象突出，后期的瘦狗市場和幼童市場集聚現象明顯，市場起伏波動明顯;金牛市場、明星市場一直稀少，市場結構相對穩定，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幼童、瘦狗市場集聚明顯，競爭態類型相互轉化:前、中、后期的幼童和瘦狗市場集聚明顯，總量上有所變動。其中，“雙低”市場中前期有10個，中期降至5個，后期增至7個，其比重約占主要客源國總量的66．67%、33．33%、46．67%;“單高”市場在三個時期內則分別擁有3個、8個、6個，中期的幼童市場數量較多，比重超過主要客源國總量的1/2。各客源國競爭態類型相互轉化，尤其是幼童與瘦狗市場之間的轉化明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澳大利亞5國處在“瘦狗市場幼童市場瘦狗市場”的變動中;德國、泰國、加拿大3國在“瘦狗市場幼童市場幼童市場”中演變;俄羅斯、印尼2國則在“幼童市場瘦狗市場瘦狗市場”中演化;新西蘭處于“瘦狗市場瘦狗市場幼童市場”市場變動中;菲律賓在“幼童市場瘦狗市場幼童市場”中變化;韓國在“金牛市場明星市場金牛市場”中變動;日本、新加坡分別保持金牛市場和瘦狗市場的地位不變。因此，要認真分析研究其變化的原因，采取相應措施，防止其市場份額和增長率繼續下降。同時，立足本地旅游業發展的實際，有針對性地開發市場需求，開辟新的市場或努力挖掘其市場潛力。金牛市場稀少，穩定性相對較強:前期、中期、后期，只有日本占據金牛市場的位置，但其平均市場占有率和增長率卻不斷下降。其中，平均市場占有率由前期的35．67%減少到中期的30．29%，再降至后期的29．71%，下降了5．69%;平均市場增長率由前期的4．28%下降到中期的－6．2%，后期則降到－10．82%，降幅為15．10%，兩項指標均呈現出明顯衰退趨勢。但從較高的市場占有率和增長率看，日本市場已趨于成熟或飽和。對此類市場要以重點維持為主，針對市場需求設計、開發旅游產品，輔以有效的宣傳促銷，積極引導，提高市場增長率，力促其成為明星市場。明星市場開始凸顯，潛力有待挖掘:前期和后期的入境客源國中明星市場缺失，中期只有韓國市場晉升為“雙高”的明星市場，說明青島對國際游客缺乏足夠的吸引力。中期，雖然韓國市場的市場增長率只有5．71%，比前期的6．18%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與后期的平均市場增長率1．28%相比，增幅較大，加之韓國市場占有率的迅速提升，由前期的37．72%上升到中期的50%，所以韓國市場的競爭態類型由金牛市場躍升為明星市場;后期，韓國市場的市場占有率和增長率均出現不同幅度的下滑，其比重分別下降了5．69和7．89%，韓國市場跌入金牛市場。然而，韓國明星市場地位的確立，表征其發展的后勁充足，市場開發潛力巨大。因此，加大重點市場培養方式，注重市場開發的力度和資金投入，采取多種產品組合，穩固明星市場的地位，應是當務之急。

4客源國市場綜合發展分析

本文在借鑒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位相關學者論文中的研究方法對研究區主要入境客源國市場進行了時空變化的研究。研究發現，旅青國際客源國市場的發展不盡相同，其年際集中指數、親景度、競爭態等因地而異，應當因地制宜，對不同的客源市場采取相應的措施。在明星市場中，韓國(中期)是唯一的明星市場。韓國與青島屬中國儒家亞文化圈，文化的相似性對韓國人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其優越的投資環境也是吸引韓國游客的原因之一。十年來，韓國的市場占有率均值為44%，增長率均值為6．47%，均位列各客源國之首，且親景度最高，盡管旅游需求的年際變動指數較大，但韓國已成為青島最穩定、最忠實的客源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韓國市場潛力巨大，有待進一步挖掘。始終位于金牛市場的日本市場占有率均值為31．89%，親景度年均值達1．72，兩項指標都僅次于韓國，但其市場增長率呈現出下降的勢頭，年均值為－4．24%。所以旅青的日本游客人數眾多，但市場已趨于成熟，其發展后勁令人堪憂［4］。由前期瘦狗市場升為后期幼童市場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9國，市場增長幅度較大，結合各項指標，可有針對性地分類發展。美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分別屬于美洲和大洋洲等洲際市場，相對于韓日等國，缺乏地緣優勢［13］，且4國的文化傳統與我國差異明顯，親景度及市場占有率均較低。所以，應科學合理地分析其游客需求，開展多種營銷活動，增強青島國際旅游的競爭力，提升旅青游客的親景度，提高其市場份額。德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競爭態和年際變動指數均表現為很強的相似性，說明這4國游客對青島旅游的變化趨于一致。近幾年來，4國的親景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對青島的偏愛程度有所增強;市場競爭態處于“雙底”的瘦狗市場，競爭優勢較弱。因此，進一步提高這些國家旅青的偏愛度，把他們由疏景客源國發展成為親景客源國，擴大市場占有率和增長率，改變劣勢市場地位，對今后青島國際旅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其余5國，除新加坡始終處于瘦狗市場之外，泰國、俄羅斯、印尼和菲律賓則一直在“雙低”的瘦狗市場與“單高”的幼童市場變動中。印尼、泰國、俄羅斯一直屬于強疏景市場，而菲律賓、新加坡(前期除外)則處于疏景市場，5個國家的親景度均較低。較低的年際變動指數和較低的親景度，給青島旅游的開發帶來的難度較大，但地理位置相對優越，應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引導和培育力度，合理開拓其旅游市場。

5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