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地理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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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根據臺灣地區國文《課程綱要》的指導思想,臺灣地區國文教材的編寫原則,第3條規定:“編選教材范文時,要將所選用的教材,按文體比例、寫作風格、文字深淺、內容性質,以單元或主題方式作系統編排。并于第二階段(第六學年)漸次融入文言文。第三階段應逐年調整文言文與語體文之比例。”國文教材編輯大意第五條寫到:“本書所選之范文,以旨趣明確,文辭優美,足以啟導人生意義,切合時代潮流者為主。”《國文》教材著眼于兼具語文訓練、精神陶冶及文藝欣賞三種價值的文章,其前提是切合國民中學學生的學習心理和能力,也就是所選文章,必須與現代青少年生活有關,并使他們了解和接受。因此,把握學生的學習心理和能力,反映學生心理發展的水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學生應達到的學習知識與能力的標準,這些都屬于范文編選的心理學依據。
表一:國文教材課文篇目一覽(見文末)
表二:現代文與文言文在各冊中的分布
從上述兩個圖表中可以看出:高中國文教材中,現代文約占三成,文言文約占七成。并且隨著年級的升高,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大體上也逐步增大,這也體現了臺灣地區十分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現代文在選材上多注重文章的生活色彩,注重啟發學生對社會生活的體驗和思考。這樣的課文編選,一方面與臺灣地區的歷史文化特征有關,另一方面也有其心理學依據。
一、選文貼近學生不同的需要層次
20世紀50年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在美國興起。它是一種以研究人的本性、動機、潛能、經驗以及價值為主的心理學新思潮。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了需要層次理論,把人的需要分為兩類:基本需要和成長需要。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及尊重需要;成長需要包括認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馬斯洛認為,人類需要的發展是一種連續的、重疊的、波浪式的演進過程,即不同層次的需要可以同時存在,高層次的需要并不一定在低層次需要被滿足后才出現。
以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為依據,國文教材基本上滿足了學生的成長需要,選文主題的豐富多彩,涉及到了學生的認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國文教材選文最鮮明的特色是注重傳統美德對學生的熏陶,注重中華傳統的人生觀、價值觀對學生的影響,把培養學生熱愛祖國、孝敬父母等優秀品質放在重中之重。如《左忠毅公軼事》突出了左公忠堅貞不屈的愛國志氣,感人至深;《張劭與范式》展示了古代文人雅士的禮儀規范;《愛蓮說》《五柳先生傳》揭示了甘于淡泊,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文言文選文主題的多樣性,可以滿足學生對認知、美和自我實現的需要。
第2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貴州;地名;地名淵源
《讀史方輿紀要》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祖禹撰寫的一部規模宏大的歷史地理著作，是研究歷史地理的必讀參考書。顧祖禹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歷史地理學家，他一生中大部分精力都傾注于撰寫《讀史方輿紀要》，歷時三十多年，完成此部歷史地理名著。《讀史方輿紀要》初稿作72卷，后定稿共130卷，280余萬字。此書以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變遷為縱線，以明末國土疆域和行政區劃為輪廓，敘述和考辨省、府、州、縣的疆域、道里、沿革、名山、大川、關隘、古跡等，著力于經世致用，重點考訂古今郡縣變遷及山川險要戰守厲害。該書對歷代州域形勢、山川險要、戰守事跡、河渠水利等皆能上下古今，詳加論述。寫法上，采用朱子綱目之法，自撰綱要，自為之注，其頂格寫者為正文，低格寫者為注，夾行寫者為注中之注。
《讀史方輿紀要》既是研究歷史地理必讀之書，又是研究古代史重要資料，頗有學術價值。首先，此書是研究軍事地理和沿革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其次，此書是研究經濟史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必讀之書;第三，此書超出了沿革地理的發展水平，已經具有探索地理形勢發展規律的某些特點，同已開始探索巖溶地貌規律的《徐霞客游記》一起成為推動我國沿革地理學向歷史地理學發展的開拓性著作。第四，此書關于人地關系的辯證思想較為突出，重視形勢地利，以為行軍作戰之資，同時不忽視“人”的作用，將其提到地利之前考慮[1]。很長一段時期，學界對此書多關注于對其記錄之疆域政區演變、交通運輸、農業經濟等方面，對此書記錄之地名源流的研究不夠關注。因此，本文擬以“貴州”為例，對其中記錄之地名源流加以解析。
地名都有其來歷和含義，反映出一定時期人們的思想認識及地理景觀的表現形態。地名之命名多以方位、山川、地形、天文、氣象、物產、地貌形態色彩等自然因素為命名基點，當然也有以人物、傳說、人類主觀愿望等人文因素為命名基點的。清楚認識地名來歷和含義，對豐富地名文化研究有現實意義，能讓更多的人清楚相關地域之地名沿革、文化內涵及地方特色。
地名淵源解釋是地名學的重要內容，歷來地理學著作都注重對地名淵源的解釋，比如《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諸書都對地名淵源作出了解釋。《讀史方輿紀要?貴州》中對貴州地區地名淵源有較多的涉及，其內容涉及政區地名、山川地名、建筑地名以及歷史遺跡地名等，因此，本文擬按書中記載地名淵源的性質，將其分為自然地理地名和人文地理地名兩大類，但是因《讀史方輿紀要?貴州》部分對地名淵源解釋較多，不能窮盡其解釋內容，所以在行文過程中，僅舉例說明，目的在于管窺蠡測，引起對《讀史方輿紀要》地名學成就的重視。
一、自然地理地名
（一）地形地貌地名
貴州地區地形復雜，多山地，河谷縱橫。“因山為名”是地名命名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主要是因為在自然界中，山是最具穩定性的自然實體。同時，在遠古時代，人們經常利用山中資源，山與人自古便關系密切。因此，《讀史方輿紀要》中有著很多地形地名，政區命名依據此類者也不少。如，貴山，“在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也，一名貴人峰，貴州之名以此。”[2]貴州之名即取貴山之“貴”，是以山為名的典型。再如，獨山，“州南二十里，山尖圓高峻，無他山連屬，因名。”[3]又如，思王廢縣，“《志》云：唐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扶歡縣，屬溱州，以縣東有扶歡山而名。”[4]同樣是以山名為政區名。除了以地物命名政區外，貴州境內很多山川都以其特征來進行命名。
（二）形象地名
豐富而多樣的自然界，既為人類提供了生存、生活的自然資源，同時也為人類提供了想象的自由空間。以形象命名的地名，在中國古代地名早已有之，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這樣的地名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此類地名最能體現出人類想象力的豐富多彩，展示了古人的智慧。《讀史方輿紀要》中記錄大量的形象地名，此類地名相比于其他地名數量最多，種類最為豐富。
一個地區的地貌特征取決于當地特殊的地理環境，環境造就了這種地貌，因而當地人在對地物進行命名時會采取“以形命名”原則，這種命名方式較為普遍，其中以自然地理實體居多。首先以山水地名命名為例。此類形象地名主要以動物形象和器物形象為主。例如，照壁山，“在府東北里許，以巖石屹立而名。”此山位于貴陽軍民府東北，成為府治“照壁”，因而得名。獅子山，“在府城西。土山戴石，狀如獅子。”因其山形如同獅子狀，故得名。三腳山，“在府北五十里。三峰聳立，形如鼎足。”[5]這是由人們看到的直觀形象決定。自然界豐富多彩，生出了萬千奇物，因此人們在進行地名命名時候會根據地方民俗或是自身主觀意愿進行，《讀史方輿紀要》中有關此類地名的記載不少。石門山，“府東六十二里。絕頂二石對峙，人行其中，儼然如門。”揭榜山，“崖壁端直而竣削，因名”。
其次為建筑地名，主要包括亭、廟、寺、樓、關隘等。此類地名以動植物、自然實體地名為主。馬場山，“司東北五十六里。與牧馬場相連，因名。”[6]羊場關，以羊場河而名。飛練堡，“在廢草塘司北十里，傍有飛練泉。”要而言之，通過形象命名地名，其目的是讓抽象的建筑化為具體可想象的動物實體，使人聽其名則如見其實物，這也是形象地名的優點。
（三）地理方位地名
地理方位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人們多選擇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或是交通要道為其定居點，因為此類地方能讓人衣食無憂，生活愜意。因而產生的地名多指示特殊地理位置，《讀史方輿紀要》中有相當多地理方位地名。拱辰山，“縣南百五十里，以山勢北向而名。”地理方位對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至關重要，在地名命名過程中，以地物或地域所處的方位命名，通常采取相對方位命名方式，即以某一地物或地域為參照，按照被命名地物或地域與其所形成的相對方位進行命名。
二、人文地理地名
（一）因某一歷史事件而得名
某地發生某一較為特殊典型并對當地產生一定影響的歷史事件，于是人們以這一事件的整體或部分情節為背景，對那個地方進行命名，這樣的情形在我國的歷史地名中較為常見。此舉例《讀史方輿紀要?貴州》歷史地名：例如，“亮寨蠻夷長官司，諸葛寨，亦在司西。《志》云：府北八十五里，有諸葛營，即此寨也。司因以名。”[7]歡喜嶺，衛北二里。洪武中，蠻賊攻城，指揮顧成大破之于此。軍民皆喜，因名。
（二）人物姓氏地名
我國自古就有“百家姓”，百家姓在小農自然經濟時期發展起來，有的宗教色彩濃重，圖騰、人物崇拜觀念較為普遍，就中國人的民族心性而言，首領的權威要得到突出，如此，在地名命名過程中，使得人物姓氏較為常見。因為我國地域廣大，人物姓氏地名分布很廣，其中重點在人類居住地（村莊等），此外，還有山地名、政區名、地域名等。在《讀史方輿紀要?貴州》中，例如，魯郎山，“在府北八十里。元時魯姓者讀書于此，因名。”[8]東洞，“正德初王守仁謫居于此，改名陽明洞”等。
（三）美愿祥瑞及傳說地名
人生于世常抱美好愿望，胸中所想，表現在地名命名上則是美愿祥瑞地名的出現。此類地名主要帝王將相為主。古時帝王希望江山永固，帝位傳之萬世，這是其普遍思想。同時普通人也希望生活如意，事業有成，這些都是社會的普遍心理，因此他們將此種美好愿望寄托于地名之上，就產生美愿祥瑞地名。至于神話傳說，因為古時人們對自然現象的出現無法合理解釋，因此才會產生神話傳說。神話傳說具有極強的生命力，不易因朝代變更、時代變化而消亡，而神話傳說的內容常常是通俗易懂、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事，并且神話傳說體現了人們的社會心理，是研究當時社會的重要資料，更為重要的是，神話傳說的保留方式之一就是地名，可以這樣說每一神話傳說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神話傳說故事。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有關祥瑞及傳說的地名不在少數，此不能一一羅列，特舉幾個例子：洗馬潭，相傳諸葛武侯南征時洗馬于此。神應泉，在府北百二十里，地名巴鄉，擊石則泉出，因名神應。陰陽山，司治旁。土人以云氣占晴雨，因名。[9]龍溪，在府西五十里，相傳土人擊銅鼓于此而龍出，因以成溪。銅鼓山，在衛西南二十里。相傳諸葛武侯南征，獲銅鼓于此。[10]馬跑泉，所北十里。相傳關索領兵至此，馬跑泉出，因名。[11]總之，此類傳說、祥瑞地名不僅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在中國歷史上歷代地理文獻中記載亦很常見。
明清時期，我國傳統沿革地理學已經有了明顯發展，《讀史方輿紀要》集沿革地理學之大成，是我國古代關于沿革地理的最為系統、完善的總結性著作。其內容豐富，考訂詳細，結構嚴密，勝于《元和郡縣志》、《輿地紀勝》等總志，超過《大明一統志》。此書軍事色彩濃重，對于軍事形勢敘述詳備，其收集之史料及相關論述可以說是關于歷代各地的軍事地理論文;此書貫通古今，史地結合，結構嚴謹，其組織和研究方法可以算是治地理學的一種規范。盡管顧祖禹在著書時多以搜集史料為著述依據，沒有像徐霞客那樣去實地走訪，但是其著述精詳，錯誤較少，為后人留下了這部軍事地理著作，其貢獻不可謂不大。由于《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軍事地理著作，其關于中國歷史地名源流研究的作用，關注的人較少，此書記載的諸多歷史地名源流，目前學界還缺少較為系統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通過對《讀史方輿紀要?貴州》卷記載的歷史地名源流進行整理分析，意在引起學界關注《讀史方輿紀要》的地名學價值。
參考文獻
[1] 楊光華，馬強主編：《中國歷史地理文獻導讀》[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56頁.
[2][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M]卷一百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5248頁，以下所引版本同此.
[3][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9頁.
[4][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二，第5302頁.
[5][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頁.
[6][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8頁.
[7][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96頁.
[8][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頁.
[9][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62頁.
[10][清]顧祖禹撰;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三，第5337頁.
第3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項目管理；發展方向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on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implement the necessary management activities, effective real estat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double harvest.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ll combination of years of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in order to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a's real estate projects, discussion of the full text.Keywords: real estate; projec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中圖分類號：TL372+.3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9-0020-02
一、序言
隨著國際經濟形勢朝著一體化方向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一方面帶動了同行業間的優勢互補，另一方面也隨之增加了行業間的市場競爭力。特別是對于高風險性的房地產企業而言，在快速發展的信息化時代里，其建設項目的管理工作仍滯留在起步階段，不僅制約了其工作效率的提高，更嚴重影響了我國房地產建筑項目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發展腳步，造成其與世界先進水平間的距離不斷拉大的現象，逐步形成了我國未來房地產企業的發展進步的瓶頸。
二、建設工程管理信息的分類
1．按照信息來源分類，則主要包含內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兩類。所謂的內部信息是指在項目建設的組織管理過程中所產生的信息，主要有項目決策信息、項目管理信息和項目建設過程中不同階段作業現場產生的信息等。它反映項目組織內部所擁有的信息狀況以及信息的利用水平和能力。外部信息是指對項目建設活動有影響的外部環境各種相關因素的信息。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對建設工程項目行政審批和許可方面的信息；有關項目建設的法律、法規和決策信息；政府有關部門的相關政治、經濟的信息，工程定額和造價信息；勞動力價格、主材價格等市場信息。
2．按照信息流動分類，可分為自上而下的信息、橫向溝通的信息和內部與外部溝通的信息。建設項目信息流向，即項目管理工作路徑，它與建設項目管理的組織機構設置有直接關系。合理的工作路徑，能夠有效的發揮項目信息的效益。
3．按信息內容分類，可分為工程技術信息、經濟信息和項目管理信息。工程技術信息是指項目建設運行過程中的與工程技術相關的信息，包括圖紙、相關規范、技術方案、質量保證措施等。經濟信息指與建設項目有關的經濟內容信息，包括預算成本、融資情況等。項目管理信息是指有關管理內容的信息，包括招投標管理、規劃設計管理、合同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
4．按照層次要求分類，可分為計劃信息、控制信息和作業信息。計劃信息是指房地產開發公司高層管理者確定的目標、規劃和計劃安排，資源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控制信息是指管理層為實現項目建設目標對項目建設各個環節進行監督、控制所得到的信息。作業信息指項目建設過程中與日常業務相關的信息和施工現場的各種信息。
5．按照信息時態特征分類，可分為歷史性信息、實時信息和預測信息。歷史性信息指已經發生并且被使用過的信息，但對項目管理人員仍有借鑒和啟發意義或仍有使用價值的信息，以文檔資料的形勢保存。實時信息指反映當前建設工程項目各項活動的信息以及反映當前外部環境特征的信息。這類信息對指導和控制項目建設各項活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項目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重點。預測性信息是指在掌握上述兩種信息的基礎上，運用科學的預測方法和主管人員的經驗，對項目建設未來的各項工作進行預測性描述得到的信息，為房地產開發公司決策管理層提供決策參考。
6．按照信息穩定性分類，可分為穩定性信息和流動性信息。穩定性信息指在一定時期內不會發生重大變化的信息，在項目管理中往往可以重復利用，包括建設項目的目標，節點計劃和各種協議或合同等。流動性信息是反映建設項目各項業務活動的實際進程和實際狀況的信息。這種信息隨工程進展而不斷更新，包括建設項目的財務狀況和工程進度等。
三、建設工程管理信息的模塊分類
1．投資管理模塊，包括計劃投資數據處理；實際投資數據處理；計劃—實際投資比例分析；投資分配分析；投資控制以及報告報表生成等功能。
2．工程控制模塊，包括編制項目進度計劃；項目實際進度的統計分析；進度計劃的調整以及項目進度各類數據查詢；項目建設的質量要求和標準的數據處理；材料、設備檢驗紀錄；工程質量驗收紀錄；質量統計分析、評定的數據處理；質量事故處理紀錄及質量報告報表生成等功能。
3．成本控制模塊，主要包括材料設備采購計劃；材料設備招標文件、詢價文件；分包工程招標文件；分包工程招標計劃；報價對比分析；設計概算及各項分包工程標底文件。
4．合同管理模塊，包括合同結構模式的提供和選用；各類標準合同文本的提供和選擇；合同文件、資料的錄入、修改、查詢和統計；合同執行情況的跟蹤和處理過程的管理；合同實施報告報表生成以及建筑法規、經濟法規查詢等功能。
5．行政事務模塊，包括文件流傳簽批手續；行政管理規則；員工管理手冊；辦公固定資產及耗材的使用情況及支出統計等。
四、建設工程管理信息系統的建立條件
1．組建信息化領導小組及專業信息處理隊伍。由于信息管理貫穿業主項目管理全過程，涉及到項目管理的各個部門和所有項目建設參與方，開發公司應成立項目經理領導的信息化領導小組，統一布置建設工程項目信息化工作，建立項目信息收集、存儲、處理和傳遞的程序，在相關的項目管理職能部門設立專職信息員，形成上通下達的信息資源管理組織體系。在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過程中，需要解決復雜的管理問題、計算機信息處理和通信技術、系統運行操作和維護等一系列問題，應組建一支素質過硬的專業信息處理隊伍。同時，還要對項目管理的不同層次的相關人員進行培訓，保證系統開發和應用的順利進行。
2．建立建設工程項目信息管理機構。管理信息系統是整個管理體系中的一個子系統，是業主項目管理業務流程中的一個獨立環節，需要有相應的信息管理機構來負責信息管理工作的規劃、協調和管理工作，大中型、復雜的建設工程項目，還應有信息管理負責人負責信息管理業務，掌握計算機技術，掌握系統開發和應用的規律和方法，具有開拓創新和統籌全局的能力。
3．建立信息系統運行制度。數據資源是管理信息系統的血液，數據的完整與準確是系統的質量保證。因此，需要建立建設工程項目信息資源開發和應用的相關制度，確保管理信息收集、存儲、傳遞、加工和使用順利進行。具體工作內容包括：建立統一的適用于項目建設全過程的信息編碼標準；制定和規范各種紀錄表格，堅持現場記錄制度，保持原始記錄的完整和規范；保證數據及時輸入電腦，并定期進行統計和分析，形成分析報告；規范設計圖紙等資料管理形式，對現場變更洽商給予特別關注；建立收發文程序，并與項目管理信息系統接軌；規范會議紀要的格式；定期對現場進行照相，保留圖像資料；重要文件或資料同時以紙質文件、電子版備份方式保存等。
五、建設工程管理信息系統的建立
一個完善、成熟的建設工程管理信息系統具有強大的功能，有效地輔助業主進行項目管理，各模塊的負責人及項目經理對各系統信息一目了然，可以非常及時、有效的針對當時出現的問題展開工作，解決問題于萌芽狀態。最重要的是通過建立這樣的信息系統可以有效地將工作成果和成功經驗進行積累，不管是一個大的開發項目中的各個子項目，還是一個大型開發公司中的不同的項目公司，都可以從中最大限度的獲取資源的整合和共享。
六、結語
隨著政府規范土地管理，嚴格城市土地規劃的政策和法規，房地產業的大環境趨于合理化，房地產開發公司應與時代同步，以規范、長久的心態從事房地產建設項目的開發，這也是本文詳細分析、論證房地產開發公司工程管理體系確立的最根本目的。
參考文獻：
第4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化地理學；歷史文化名城；GIS；保護
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蝕著歷史文化名城賴以生存的環境，使許多保護較好的名城遭受到沖擊，甚至面臨著遭受破壞的危險。因此，急需提高對歷史文化名城規劃和管理工作的認識，并抓緊實施。目前，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采用的大多是傳統的方法和手段，主要從感性的角度來分析收集現狀基礎數據，缺乏對現狀基礎數據的快速準確分析，使得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無法在綜合考慮相關數據相互影響的基礎上做出科學的分析。因此，傳統方法難以滿足形勢發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術、新手段來解決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與管理中遇到的問題成了當務之急。而計算機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特別地理信息系統技術的應用，給這些問題的解決帶來了新的契機。
以下筆者試圖以歷史、文化地理學的基本觀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理論基礎，總結了GIS在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及展望，從而梳理了GIS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更新中的應運，并通過幾個實例，說明經由GIS的數據處理技術建立起來的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空間地理數據，為城市規劃管理和設計提供準確、動態的規劃成果信息平臺。
1 基于文化地理學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理論思考
歷史文化名城不僅具有豐富的文物古跡 、鮮明的城市空間格局和建筑風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傳統。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體環境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和文化載體是某一地區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建筑、科學 、教育等人類活動的歷史見證。因此，歷史文化名城堪稱是人類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極為重要 的歷史、科學、文化和 藝術價值。在當今城市國際化、信息化和飛速發展的激流中，唯有傳統文化才能顯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歸宿。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城市發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國社會整體文化素質還不高，面臨全球化競爭又迫切需要大力發展經濟的特殊歷史階段，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的矛盾顯得尤為突出。從實踐看，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中，重局部，輕整體，重近期，輕長遠，重物質環境，輕文化內涵，重技術手段，輕人文精神，重空間關系，輕社會網絡，重經濟利益，輕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的現象較為普遍，造成許多名城“建設性破壞”和“城市靈魂的失落”。這一方面反映了新時期城市建設面臨 問題和矛盾的錯綜復雜，另一方面則 凸現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理 淪與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著重研究一定空間范圍內各種文化現象的空間分異、地域組合及文化區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文化地理學強調從地域的觀點探索文化現象的形成和發展，揭示文化現象的特性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早在19世紀初，德國地理學家洪堡就提出，應把景觀作為地理學的中心問題，探討由原始的自然景觀變成文化景觀的過程。因此，文化地理學的基本觀點和理論可以作為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進行系統研究的理論基礎。
2 GIS在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及展望
歷史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中兩個關系密切的分支學科。人文現象是歷史地理學重要的研究對象，文化地理學研究也離不開其歷史屬性，兩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諸如歷史文化地理或歷史人文地理等學科。隨著當今世界科技的飛速發展，歷史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正面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傳統的空間和時間分析方法凸顯其欠缺，這對學科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確性，以促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顯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為地理研究和地理決策服務提供了技術支撐，在歷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將衛星圖片、 地圖、 文獻資料、遺產及文化景觀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歷史文化地理數據庫，進行信息的多元綜合分析和應用，實現地理空間數據處理、分析和可視化，成為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的新趨勢。
其中，GIS在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1）歷史地圖資料的數字化；( 2)空間歷史數據的管理和可視化；( 3) 基于空間分析方法探知歷史過程。GIS 在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 1) GIS 應用于物質文化景觀的研究；( 2) GIS應用于非物質文化景觀的研究；另外，文化資源的管理也是歷史、文化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文物資源的管理、文化遺址的評價以及數字博物館建設等方面。采用文物保護管理信息系統，可增強系統對空間數據的處理與操作能力，系統功能更為完善，實用化程度得到進一步提高。文化遺址景觀的脆弱性關系到遺址保護與持續利用，采用GIS 技術，可對文化遺址景觀敏感度進行綜合評價。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島和南京為例，介紹基于GIS的歷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島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中的應用
3.1.1 概述：
青島是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作為近代歐亞文化的交匯區，青島具有獨特的歷史內涵，對中國近代歷史和社會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和作用。這是我們亟需保護和發揚光大的文化珍寶，正是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城市建設特點，使青島城市發展歷史長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脈，又有中外多國不同文化交匯而呈現出的多彩文化，構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總體風貌特色。規劃將濱海旅游區以及展示本區域歷史文化的各類建、構筑物在空間上組織起來，形成網絡體系 使人們便于感知和理解保護區歷史文化淵源，給老城區增添活力。
為了很好地組織和管理這些信息，使之作為科學的分析和決策依據我們建立的青島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成果空間數據庫，為進一步完善城市規劃成果數據庫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系，提高規劃編制和規劃管理的科學性、準確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
3.1.2 數據轉換：
衡量一種CAD數據到GIS空間數據庫轉換方法的性能，首先應考慮數據轉換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護建筑物在GIS空間數據庫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儲的數據， 在轉換前，主要對CAD圖形文件做的處理工作為：
（1）對于CAD圖形分層不標準的圖形文件，要先進行圖層分類標準化，按照點、線、面及不同的屬性和用途進行分類，從而達到顯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圖層分別進行轉換。
（2）對CAD未封閉成面的保護建筑物，通過ARCATALOG的拓撲校驗來查找未滿足要求的圖形，通過人工干預校正圖形，最終實現數據轉換。
（3）數據的組織：
由CAD轉換的GIS數據并不能實現用戶對數據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實現了數據的顯示目的，轉換后的這些資料和信息具有空間定位特征，為空間信息，其擁有圖形數據。
數據的完整性不僅包括圖形數據，還包括與其相關聯的屬性數據，從而實現圖形屬性一體化，按照不同圖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屬性數據 。 以 ” 保護建筑物” 面層為例，其屬性表如表1所示。
屬性字段是進行統計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條件。屬性字段還可以連接如照片和法定保護圖則等多煤體數據，照片可以是一張也可是多張，為保證圖則數據的相對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實現
GIS 可以對空間數據按地理坐標和空間位置進行各種處理，對數據進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種空間實體的相互關系，通過多圖層多因素的綜合分析，可以迅速地獲取用戶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圖形等數據形式表示出來。
對查詢結果的空間數據的屬性進行多方位連接，在這些數據中，包含各種形式的數據，多種文件格式，多個數據來源，把這些數據有效地組織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數據管理系統，顯示保護建筑的相關數據，比如說：現狀照片、法定圖則 、 文字說明等。
根據查詢結果計算出保護建筑物、絕對保護區、建設控制區的面積。此系統的查詢模塊包括：供圈選查詢、組合查詢、定位查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術在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劃定歷史街區的應用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并不是要保護城市的全部，而是保護反映城市風貌特色的歷史街區、歷史格局和歷史風貌等，其中，歷史街區是城市傳統歷史文化的載體，是歷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組成部分。劃定歷史地段、歷史建筑群等歷史保護區的保護界限，提出相應的規劃控制和建設要求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主要內容之一。以南京為例，在歷史文化名城空間數據庫基礎上，建立劃定歷史街區保護界限的綜合評價評估體系，使評價體系做到對歷史資源的合理分類、科學分級，并使之通過分類標準所確定的保護對象體系能夠與保護規劃相銜接。
3.2.1 評價原理及方法
評價原理及方法包括：（1）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在選擇具體的評價指標因子時，應遵守指標因子的客觀性、可測性、可比性、簡明性和靈敏度等基本原則。同時建立面狀資源評價體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塊中尋找風貌最好，價值最高的單元作為歷史街區的候選對象。因此，面狀資源評價體系是以確定保護價值為目標層的單目標評價體系，選擇資源自身價值、完整性價值作為面狀歷史資源的評價準則如表2所示。（2）評價指標因子分級和權重值的確定。
3.2.2 多因子綜合評價方法在南京老城劃定歷史街區中的應用
（1）指標因子的評價與分析：包括歷史價值計算，如先計算出城市空間沉淀深厚度分布圖，再計算出權力空間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將得到的等級指數分別乘以各自的權重值，進行累加得到每個評價單元歷史價值綜合評價的總分。格局價值計算、歷史資源點富集度、形態完整性。
（2）南京老城歷史街區劃定的多因子綜合評價
例如將每個評價單元的歷史價值綜合評價值、格局價值、和景觀價值等級指數的得分值分別乘以各自的權重值（表1），將這三個指標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個單元的自身價值綜合評價得分；將每個評價單元的歷史資源點富集度綜合評價值和形態完整性等級指數的得分值分別乘以各自的權重值，將這兩個指標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個單元的完整性價值綜合評價得分；再根據兩個準則層的數據計算結果，按層次分析法算得的權重，計算出老城內地塊單元保護重要性。需嚴格保護的地塊單元主要集中在民國公館集中的頤和路、明故宮周邊、總統府周邊、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對老城內面狀空間單元評價的基礎上，可將綜合價值高的空間單元劃定為歷史街區。
4 結論
在專業設計人員和 GIS 專業人員的配合協作下，GIS 空間數據應用于規劃設計將存在著具大的應用空間并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僅實現了空間信息的分析、統計、管理、制圖和可視化表示，為政府的管理和決策及專業人員的設計提供支持，促使規劃設計走向規范化與標準化，同時也將平面設計引向三維空間設計，規劃成果空間數據庫的日益完善，對城市規劃的管理體制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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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一.栽培技術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術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圍繞著稻麥復種、育秧移栽問題，學者們各抒己見，討論熱烈。
關于稻麥復種技術。李伯重在《我國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長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對史料的梳理，通過《蠻書》中關于南詔境內稻麥復種制的記述、《吳郡圖經續記》中有關北宋蘇州實行稻麥復種的明確記載、唐詩中的有關詩句、唐代關于官員替代時職田收獲的處理辦法的變化和兩稅法的實行等五個方面的分析，得出結論為：我國稻麥復種大約在高宗武后時期的長江流域最發達的地方已出現；作為一種較為普遍實行的種植制度大約形成于盛唐中唐時代，實行的區域主要在長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長江沿岸地帶。到晚唐以后，更加進一步擴大。(1)林立平則從技術層面分析了唐代稻麥復種制產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術和養地程度都有顯著提高的基礎上，稻麥復種制產生和發展起來。(2)而藍勇和韓茂莉則從氣候的變化和差異入手，分析唐代稻麥兩熟制出現和推廣的原因，并認為江南實行稻麥兩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滯后些。(3)(4)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編輯委員會編輯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的觀點則是稻麥兩熟制初現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現稻麥復種制觀點的論著和論文還有：吳存浩《中國農業史》(6)、周立三《中國農業地理》(7)、孫聲如《試論我國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8)、周尚兵《唐代長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災害原因》(9)。李根蟠則不同意唐代已出現了稻麥復種制的觀點。他通過對李伯重所提出的五點論據（見上文）的逐一分析，認為稻麥復種制產生于唐代的根據尚不充分；長江下游稻麥復種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個較大的發展，形成一種有相當廣泛性的比較穩定的耕作制度，而長江三角洲在這一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10)。魯西奇在《唐宋時期漢水流域糧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稻麥復種制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不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廣；唐中期到宋元時期，漢水流域已開始出現稻麥輪作復種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數地方實施，絕大數地區還是實行稻或者麥（或者其它雜糧）一熟連作制(11)。鄭學檬也在《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一書中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區實行稻麥連作兩熟制或早晚稻連續栽種，而閩、贛地區稻麥輪作或早晚稻輪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關于育秧移栽技術。林立平《唐代主糧生產的輪作復種制》中認為，至遲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術(2)。日本學者西山鳥定生亦持此觀點(13)。另一日本學者大澤正昭從農具和耕地、整地技術的提高說明唐代中葉插秧法已經普及(14)。齊濤在其主編的《中國古代經濟史》中闡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漸普遍(15)。夏如冰《中國古代稻作節水栽培技術》一文中認為：育秧移栽技術至遲出現在漢代，隋唐時期，育秧技術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認為，江南地區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發展起來的(17)。韓茂莉也贊同水稻育秧移栽技術最早出現在唐代的觀點(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農大王毓瑚教授的觀點，從唐代詩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許多地方實行，一年兩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漸推廣(18)。綜合起來，唐代已經出現了育秧移栽技術這一觀點學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識。
二.種植區域
唐代稻作的種植區域是學者們聚焦的另一個問題。涉及這一問題的文章相對較多。張澤咸將漢唐間的水稻種植分為華北地區和江淮地區。在華北地區，又具體為長期種植和某些種植的地區。前者如長安、關中地區、洛陽地區、黃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區、黃河以南的河南地區。（南陽盆地除外），后者如山東、河北、山西、西北地區。江淮以南地區，著名的稻作區有漢中、巴蜀地區、南陽盆地、湘鄂贛地區、淮南地區(19)。游修齡認為，漢唐時期北方水稻分布區主要有關中地區、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區（即河南省黃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黃淮平原、幽薊地區（即今北京地區及河北涿縣、新城一帶），另有零星種植，如河套平原、寧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別指出，黃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嶺、淮河，東至于海，普遍開發了稻田。該區域水稻種植特點是：沒有連續性，時廢時興。同時西北地區的水稻分布處于微不足道的狀態，東北地區水稻的開拓同不同時期的朝鮮人有關，該區稻作最初是渤海國時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麗人所開拓的(20)。華林甫在《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一文中，依據文獻記載，探討了唐一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狀況、布局變遷形成的原因，認為：水稻生產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絳州-同州-京兆府-隴州-渭州-蘭州一線以南地區，主要分布區則在長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陽湖、洞庭湖地區、漢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點；黃河流域則只有稀疏種植，集中在關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衛懷和汴陳許地區，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此外，嶺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亂后，南方水稻生產則得到了迅猛的發展，種植區域日趨擴大(21)。周立三從分析初唐水利發展入手，論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黃、引汾灌溉，促進了關中、伊洛河內、河套和薊州等地的水稻生產，并引相關古代著述，認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產，從而推論出水稻生產已向北推移并發展到了新疆、東北地區(7)。王雙懷在對開元時期農業發展狀況分析后指出：江淮嶺南的水稻經營十分普遍，北方地區也有水稻生產，河北、河東、隴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開元時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漢中、四川在內的南方地區(22)。齊濤則認為，隋唐時代，北方水稻的種植面積有了擴展，如長安、河南道、洛陽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為最主要區域(15)。綜合學者們對稻作種植區域的認識，長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陽湖、巴蜀地區、漢水流域及江淮地區，水稻種植區域面積廣大；北方之關中地區、伊洛河流域、黃淮平原等均有相當面積水稻的栽種，而西北、東北地區幾乎沒有水稻種植或種植區域相對狹小。在這一點上，學者們的觀點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種類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種的專著、專論并不多見,可謂鳳毛麟角，僅能從一些論著、論文的某一章節獲取點滴信息。游修齡的《中國稻作史》通過對唐詩中有關描寫水稻的詩句的分析，認定唐代的水稻品種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紅蓮、黃稻、獐牙稻、長槍、珠稻、霜稻、罷亞。游氏在文中注釋中還說：“趙豐翻檢了全唐詩，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龍稻、水上稻、節米（烏節米）、黃陸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幾余個品種，合計約二十余個品種。”(20)這是所見及的論述唐代稻作品種最詳細的內容。梁家勉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23)和范楚玉、董愷忱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均采納了游修齡的研究成果(24)。趙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開發》則針對香稻的歷史淵源、品種的調查，做了具體的闡述，在此基礎上，預見了香稻未來的開發(25)。中國農業科學院主編的《中國稻作學》列舉了一些水稻的品種，但未明確標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種(26)。日本學者西山鳥定生的觀點獨樹一幟。他認為，在江南稻作農業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種的名稱從唐代以后就幾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現了兩百種以上的新品種(13)。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丁穎的《丁穎稻作論文集》。在這本論文集中，丁穎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稻作品種多樣性的原因，雖未涉及唐代具體的稻作品種，但對探究唐代稻作品種多樣性提供了理論依據(27)。另外，《農業考古》開設有“稻作起源研究”專欄，雖然主要討論的是中國稻作起源時間、地點等問題，但為研究唐代稻作品種提供了信息淵源。與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內容相比，該部分顯然相對薄弱。而對唐代稻作品種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會對今天有關地區的稻業生產及優良品種的開發提供歷史資料上的支持，或啟發一種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基于此，對唐代稻作品種的研究有必要加強。
四.區域稻作
區域稻作是指以一個具體地區或相對獨立的地理單位為研究范圍，以稻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課題，它的研究和區域經濟開發密切相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于國家重視區域經濟開發，全國出現許多經濟開發區，因而區域經濟研究勃興。在區域經濟研究中，農業經濟往往是學者們著重談論的問題之一。正是在談論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的同時，唐代區域稻作研究逐漸深入。唐啟淮的《唐五代時期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討論了唐五代時期插秧技術和稻麥復種輪作制度對湖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時期江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將水稻生產中普遍采用移栽技術、稻麥復種制和早、晚稻兩熟制的推廣作為江西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標志(29)。方亞光則通過揭示江東犁和唐代江蘇地區稻作農業的關系，認為江東犁的誕生和運用，是江蘇乃至江南地區稻作農業發展的產物(30)。張劍光、鄒國慰的《略論唐代環太湖地區經濟的發展》一文認為，環太湖地區是唐代最重要的產稻區，該區稻田成片，水稻大規模推廣，成為農民主糧，并特別提到了“紅稻”和“紅蓮”這兩個稻作品種(31)。李伯重通過分析唐代江南稻種、稻麥復種制、稻桑苧麻畝產量等問題，考察了該區農業的發展及其特點，從而總體評價了唐代江南地區的農業(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經濟》一書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條件為據，認為該平原是四川最適宜種植水稻的地區，入唐以后，范圍擴大到綿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長江等河流所形成的沖積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術普及最為重要，水旱輪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區有不同程度的普及，兩熟制成為較完善的耕作制度(33)。盧華語《從杜甫的夔州詩看唐代夔州經濟》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時留下的詩句后指出，唐代夔州雖有水稻種植，但規模不大，且有高質量的水稻品種(34)。馬雪芹對中原地區稻作做了專門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對包括唐代在內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種植做了細致考證，認為豫北、豫東、豫西、南陽、豫南都有水稻種植(35)。而寧志新則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產。他通過對河北地區水稻種植分布的三個中心即以鄴縣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結論出河北地區的水稻種植沿著由南向北的方向傳播且始終含有用水改造低洼鹽堿地的主觀意圖，同時直至隋唐時期，河北地區的水稻種植基本上還是政府行為的觀點(36)。鄒逸麟從環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黃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齡類似的觀點：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嶺、淮河，東至于海(37)。于德源以農業人口為據，推考唐代幽、檀、媯三州農田開發水平，結論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帶也有比較集中的稻作區(38)。魯西奇引用唐詩中的詩句分析了漢水流域水稻種植概況，得出唐代漢水流域的水稻種植非常普遍的觀點(11)。
除上述所列論著、論文外，魏晉南北朝學會《古代長江上游經濟開發》(39)、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和江蘇省社科院《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40)、農業遺產研究室《太湖地區農業史搞》(41)、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42)、黃惠賢、李文瀾主編《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43)、史念海《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44)、李伯重《唐代長江流域地區農業副業生產的發展》(45)、鄭學檬《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區的開發》(47)、顏亞玉《唐中后期淮南農業經濟的發展》(48)、牟松友《唐代長江中下游的經濟和社會》(49)、張學恕《中國長江下游經濟發展史》(50)、秦明君《試論唐代江南糧食生產發展的原因》(51)、游修齡《稻作史論集》(52)、田靜茹《試論唐代長江下游地區農田水利和農業生產發展的特點》(53)、魯西奇《歷史時期漢江流域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演變》(54)、陳紅《四川水稻發展小史》(55)等論著和論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關內容。縱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區域稻作研究，可謂星羅棋布、星光燦爛。這既豐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內容，又給唐代稻作研究開辟了新的拓展空間。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農業為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的封建社會，水稻又是農作物的一個極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在當今國家開發區域農業經濟如火如荼的情況下，作物的種植技術、品種類型和區域栽培概況等的研究有助于對今天的農業開發提供豐富的可資借鑒的經驗，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基于此認識，不少學者關注唐代稻作研究，無疑是極其有益的。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據主要是歷史文獻資料，對文獻以外的其他資料如考古資料重視不夠。其次，區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其他地區的研究相對不夠充分。再次，區域稻作研究相對獨立，其間之相互關系和影響的探討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屬于農史研究的范圍，而農史屬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學科，因而要注意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最后還要注意區域稻作特色品種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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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摘要：本文認為，要使地方政府走出制度創新的困境，應著重從三個方面入手，即：地方政府應履行自己的產權職能，以制度創新促進產權的多元化，并通過產權保護，解決微觀主體的動力激勵問題；以制度化約束規范中央與地方的制度創新關系；退出市場職能領域，實現制度創新的范式轉換，如收縮公有經濟的市場戰線、明確政府職能的合理邊界和放松管制等。
筆者曾撰文指出，轉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在中國的市場化制度變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規制下制度創新的空間限制；[1]“公用地災難”與統一市場的阻隔；中央與地方制度博弈目標之間的沖突；創新非均衡下制度變遷水平的區域差異等。本文主要針對地方政府制度創新中存在的問題，探討走出困境的路向選擇。
一、多元產權選擇與微觀主體的動力激勵
產權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完善的產權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但產權制度不會在自然狀態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憑借其暴力潛能和權威在全社會實現所有權，降低產權界定和轉讓中的交易費用；為產權的運行提供一個公正、安全的制度環境；利用法律和憲法制約利益集團通過重構產權實現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國家權力對產權的干預。[2]（P130～197）我們在考察中國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經驗時，可以發現，多元產權選擇是一個成功經驗，如廣東南海市的“五個輪子一起轉”、浙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等多元產權企業、廣東順德對企業的多元產權改造等。現在，從國有制、集體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營個體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國外獨資和合資等等，都有應有的法律地位。哪種產權制度有利于經濟發展和適合于本地的實際，都應該予以扶持和鼓勵。這也是政府職責的應有之義。
當然，我們這里并不主張給予哪種產權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履行界定產權和保護產權的職責。對于公有企業，要按照分級管理的原則，明確各級地方政府的產權界限，實現資產管理層次化到產權配置層次化的轉變。對于地方所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和不適合改制的企業的資產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參考深圳的三級授權經營模式，把國有資產的最終產權與經營權分開，使國有資產的產權人格化，解決所有者虛位、國有資產無人負責的問題。為了真正實現政企分開，可以考慮在地方人大（屬廣義的政府范疇）設立類似于“國資委”那樣的機構，作為國有資產的人格化代表，并減少委托——鏈條，以便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監督的有效性。在產權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應建立起完整的產權法律體系外，地方政府也應有與中央政府配套的產權監管體系，對有關的產權主體進行約束和監督。對于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可以考慮以政府主導的形式對產權進行重組，進行積極的創新和試驗，甚至是“試錯”。在這方面，廣東順德的經驗值得參考，他們對公有企業的改制就是走產權多元化的道路，具體方式有：嫁接外資；劃股出售、公私合營；分拆求活；多種形式租賃、公有民營或民有民營；企業兼并、拍賣；控股、參股；債權股份化或債務等值化改造；企業“先關后改”；公開上市；依法破產。通過改制，使產權具有可分解性（即財產權可以分解為所有權和經營權），可分散性（即企業產權股份化、多元化和社會化）和可讓渡性（即產權可以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轉讓、買賣、出售、出租），滿足市場經濟對產權交易的要求，使得在產權市場尚未開放的情況下，實現產權制度創新的突破性進展，從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創新的規制約束。
除了對公有產權的界定和保護之外，地方政府還應繼續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強對非公有產權的保護。因為，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進行制度創新的環節。
產權主要是通過降低交易費用和實現外部性的內在化而實現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的。而能夠實現這兩大功能的產權應是那些資產能量化到個人的產權。公有企業在這一方面存在著重大的缺陷，由于資產不量化到個人，其委托—成本大，“內部人控制”使最終所有者難以實現對資產的有效監督，這是造成其經營困難的根本原因。而私有產權因資產的明晰量化和權利義務邊界的確定性而產生極大的激勵，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會收益率，由此帶來極高的生產效率。中國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自1980年以來，中國私營經濟產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長，到1999年6月，私營企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而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則從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營經濟的貢獻已經接近或超過國營部門，但其所占用的國家資源比重卻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為稀缺的資本資源的國有經濟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只占1/3。”[3]中國私營企業用非常有限的資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發揮其內在的潛力。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私營經濟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長并沒有伴隨其他制度的相應變遷，它的發展還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制度障礙。從政府方面來看，主要的問題有：（1）產權保護制度欠缺。現有的法律和法規對私營企業合法財產和其他權益的規定比較薄弱，私營企業在與其他經濟主體之間出現糾紛時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從而使其發展的原動力受到削弱。（2）市場經濟中的公平公正原則沒有真正實現。私營企業在諸如市場準入、銀行信貸、稅費征收和其他社會負擔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運作的不規范和官員擁有太多的超經濟權力，使私營企業主不得不從“尋利”轉向“尋租”，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從私營企業本身來看，問題主要有產權界區不清、家族化管理、規模小、產業結構的低級化和產品結構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產權界區不清，表現在：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主家庭成員或家族成員內部自然人之間的產權界區不清；一部分私營企業，盡管其資本的形式確是私人資本，卻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頂“紅帽子”；[4]一些私營企業是在沒有真正的出資人的混沌狀態下生成的，如負債借錢，從而造成天然的產權不清；一些私營企業主以個人的資本籌辦企業，卻以“合作”之類的形式注冊成立公司。產權主體界區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業的資本積累；企業法人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響企業的治理結構和管理權威；造成有關人員之間的權、責、利不明確，而產生“搭便車”的道德投機。[5]（P42～57）
科思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經濟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費用與制度形成的內在關系。他認為，企業和市場的邊界是由市場的交易費用和企業內部的交易費用的相互比較來決定的。[6]但中國在向市場的過渡過程中，需要政府對市場的培育和扶持，企業與市場的交易過程多了一個政府的環節，決定了企業的交易費用必須考慮政府這一因素。柯榮住通過實地調研并運用統計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業、政府和市場三者之間的交易費用變化，[7]認為企業的交易費用由4部分構成：企業與政府的交易費用；市場與政府的交易費用；企業內部交易費用；企業除負擔第二項費用之外的交易費用。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初期，第一、二項交易費用是最重要的（這與科思的理論有所不同），是中國過渡經濟時期私營經濟發展中具有實質性影響的制度問題。柯榮住進一步分析，寬松的準入政策比寬松的規制政策更有決定性作用。因為，寬松的準入政策會使私營企業更有發展的機會，而且政府也會采取與其相配套的規制政策，從而使私營企業的交易費用不斷降低，提高其發展的動力。本文認為，政府在實行寬松的準入政策和規制政策的同時，還要履行其產權方面的職能和社會職能，減少企業第三項和第四項方面的交易費用，以進一步調動私營企業發展的積極性。
根據上述的事實，本文認為，地方政府在私營產權激勵方面應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
第一，切實解決私有產權的保護問題。我國的個體私營經濟從改革初期的“邊際的、填補空缺”的角色發展到現在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獲得了國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說進入了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范疇，政府理應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實施保護。目前，在國家的物權法還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可以結合本地的實際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這一制度需求，實現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營經濟發展的心理顧慮。
第二，為私營經濟創造一個公平開放的制度環境，減少私營企業的交易費用。這里既包括降低私營企業的市場準入費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平等機會。但首先是要給予私營企業與其他經濟形式相同的市場準入條件，因為，市場準入條件的放松會帶來連續的制度響應，促使地方政府規范市場，降低規制費用，以及做好產權界定降低企業內部交易費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產權邊界。私人產權界區不清本質上是私人企業主自身的問題。我們講保護私有產權，首先要尊重私有企業主自主選擇的權利。“因為私營資本最清楚重新界定產權對企業發展究竟有效無效，最清楚重新界定產權所需要支付的代價究竟有多高。”[5]（P58）但當私人資本意識到界定產權的成本遠遠小于繼續維持產權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損失時，就會要求進行制度創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產權。這時，地方政府就應協助做好企業的資產評估工作，界定產權主體及邊界，保證產權主體權利義務的落實。當然，在解決私人資本產權不清的問題上最為重要的是要給予其市場直接融資的制度條件。在這方面，目前我國還存在嚴重的制度短缺。市場融資有兩個主要渠道，一是公開上市發行股票，二是通過銀行借貸。而政策對私營資本上市有諸多限制，銀行貸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條件。這雖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創新空間的范疇，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組織優勢去推動這些領域的制度變革。
第四，加強意識形態宣傳，消除社會對私有產權的歧視。意識形態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過強化人們對產權和其他制度的認同而減少統治階級的統治費用。但意識形態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滯后性。雖然從法律上中國早已確立了私營經濟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們思想中的“公有”意識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況下影響著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因此，地方政府應強化對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重要地位的宣傳，并給予其應有的政治待遇，逐漸消除人們對私營經濟的歧視，使私營經濟的發展有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
第五，除了上述產權、制度環境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創新以外，地方政府還應建立符合市場運作規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發展要素市場、引導私營企業的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轉變、引導它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務以減少交易費用和經營風險等。
二、以制度化約束規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制度創新關系
一些后發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不發達國家在向市場制度變遷過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協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組織動員能力、權威主義的政治傳統和作用機制以及強調集體價值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是東亞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可以借鑒的富有價值的制度遺產。西方市場化和現代化的變遷過程是在比較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一步步演變而來的，而現在的不發達國家既面臨著國內要求快速發展的社會壓力，又面臨著國際上日益增強的經濟政治壓力；既要保持不斷變革的勢頭，又要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統一，因此，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是應對這種復雜局面的重要保證。
從過去一個世紀西方的發展規律來看，市場制度的發展和市場功能的擴大，并不是伴隨著政府功能的縮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經濟功能在不斷強化。在政府體系內，出現了兩個集權化運動：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權，二是議會權力向政府行政首腦的轉移。一個成熟的市場體系的有效運作，需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證市場的有序競爭。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功能是綜合性和整體性的，主要表現在：[9]（1）有效的市場運作，需要有一個統一的、開放的和規范的市場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勞動力、資金等資源要素能夠自由和有序流動，降低交易費用。但是，市場又是一種分散的力量，它在運行中很容易與地方性的力量結合，不斷地弱化社會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經濟人”性質使其出臺一些地方保護主義的制度安排，從而阻隔市場的統一，影響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動，最終導致市場功能和交易活動的萎縮。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權威的中央政府運用其組織力量才能塑造統一的市場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統一、科學、結構合理的制度體系是成熟的市場體系的必然要求，而統一的制度體系的安排和貫徹，只有在統一的政府權力體系中才能實現。（3）市場的運行需要公共產品和社會保障。一些公共產品投資大、見效慢，并具有壟斷性，特別是關系到全局性的公共產品，如基礎設施，它們是市場運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統一規劃和大量投入。
可見，在調整中央與地方制度創新的關系時，一定的中央集權是需要的。但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各地的資源稟賦千差萬別，需要多級的分層調控，需要多層的制度創新，不然，就會扼抑特色性制度潛能的發揮，扼抑人們對制度的合理預期和創新動力，地方市場的活力也就難以顯現。而沒有繁榮的地方市場就沒有繁榮的全國市場。為此，必須找到一條既有利于中央適度集權，又有利于調動地方積極性的兩全之策。這個兩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場的原則，以市場作為規制中央與地方制度創新關系的坐標：一是無論中央的制度創新還是地方的制度創新，都不要超越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即凡是市場能調節的就由市場調節，市場失靈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進行制度創新。二是以市場的原則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創新空間，既要有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有序運轉，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場的繁榮，發揮地方政府創新的積極性。
根據上述原則，中央的制度創新空間應是：制訂國民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并以相應的制度安排，如通過財政政策、貸幣金融政策、產業政策等引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建立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管理機制，保持總供求關系的動態平衡；對收入分配關系進行宏觀調控，建立既保證效率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與調節制度；維護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權益，促進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場規則，打破地區、部門對市場的侵害和封鎖，培育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保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組織和提供公共產品（全國性的）；協調工農、城鄉、地區關系，實現制度的均衡發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空間包括：根據中央政府的發展規劃，制定本地區的發展規劃，并作出與此規劃和中央宏觀目標相協調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財政和區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導和調節本地區的市場供求關系；培育地方性市場體系，推動區域市場與全國統一市場的開放和對接，為本地區社會經濟生活的規范運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管理地方國有資產，保證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國家產業政策的框架內調整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實現區域內資源的高效配置；組織和提供本地區的公共產品。
中央與地方制度創新空間界線的落實，除了以法律化的機制約束兩者之間的制度博弈關系外，還要建立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監督機制：一是中央對地方的政治約束，這集中體現在中央對地方的人事控制權方面。二是采取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鏟除地方保護主義。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中央與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協調，從法律、行政和經濟等多方面進行綜合治理。為了加大治理、預防和懲罰力度，可以把這一工作列入最高權力機關的工作日程，對其進行專項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紀檢、法律監督部門應將這問題列為執法監督的一項專門內容；中央對地方的績效評估中，應改變過于強調經濟發展指標的做法，引導地方政府放棄片面追求經濟速度的發展思路。三是中央對地方的經濟約束。要通過建立財政補助制度和財政監督制度等一系列經濟制度，形成一種中央對地方的硬性制約和推動機制，達到調控地方制度目標的目的。西方各國中央政府建立的對地方政府的“財政制約和推動機制”值得我們借鑒。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財政收入為基礎（中央財政收入總額約占國民總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過將收入的一部分以財政補助的形式撥給地方，達到引導地方政府實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觀協調社會發展的目的。在亞洲的日本和韓國，財權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過撥款和補助等轉移支付手段，達到調整地區間財力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為貫徹自己的政策意圖特設了國庫支出金，采取直接撥款的方式，將一部分資金撥給地方使用，這部分資金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高達20%。[10]因此，通過轉移支付，增強地方政府的制度變革能力，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目前，我國在中央與地方分稅制下，中央通過轉移支付返還地方的稅收比率以及地方獲得中央補貼占上交中央稅收的比率，都要有規范的制度約束，保證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穩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轉移支付總量被擠占及轉移支付的隨意性。同時，要根據中國的國情，確定轉移支付的比重，即應以不損害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潛力為前提，否則就會造成與“效率優先”原則相悖的保護落后、挫傷先進的結果。我們在解決地區之間的差距問題上，不能簡單地采取“劫富濟貧”方法。要承認，一定的不平衡總是存在的。在某種意義上，不平衡還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區之間的競爭壓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潛，實施制度創新，使資源配置達到更優狀態。落后地區的發展，主要應建立在對自身資源優勢的充分認識的基礎上，進行切合實際的制度創新，摸索一條適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這才是一個治本的辦法。
三、退出市場職能領域，實現制度創新的范式轉換
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論流派有不同的側重。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到現代經濟自由主義從“政府失敗”出發，主張無需國家干預的市場，由“看不見的手”發揮調節作用；克服市場缺陷的出路是明晰產權而不是國家干預；市場失靈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場自身。而從15世紀末的重商主義到凱恩斯理論以及制度經濟學派，則從“市場失靈”出發，強調國家干預的作用。布勞恩和杰克遜認為，市場失靈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與外部效應、存在不完全競爭（在自然壟斷的領域內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現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確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預去彌補市場的不足。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市場本身就是一套社會制度，市場中的交易包括契約性的協議和產權的讓渡，還包括構造、組織交換活動并使其合法化的機制。簡言之，市場就是組織化、制度化的交換，它本身便包含著政治體系的力量與影響，深深地嵌入廣泛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之中。“無形的手”背后有著有形的社會結構在調節以私利為目的的個人及其行動。在一個健全的市場體系中，需要有產權和交易活動能得到合法認可和有效保護的制度環境，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絕對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約束的市場“真空”，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在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靈”的外顯。[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彌補市場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場而代之：一是維持秩序職能，即有效保護產權和提供市場交易的基本博弈規則；二是解決市場本身無法克服的外部性問題，提供社會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維護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設者，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要以制度創新去彌補市場的缺陷，實現市場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給的過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給的不足。
然而，我們在考察轉型期中國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時可以發現，地方政府經常直接參與本地企業的經營活動，代行了市場的職能。這種創新有其客觀必然性，因為在市場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難以誘發微觀主體的制度創新，或者即使微觀主體有創新的需求和動機，在中央制度進入壁壘的約束下也難以實現創新的愿望，從而使地方政府充當了制度創新的主角，彌補了市場和企業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隨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業交易過程的環節和費用，也使企業難以獨立地走上市場。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災難”、中央與地方制度博弈目標的沖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場的職能。因為，與企業綁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難免會從本位主義出發，在其權力范圍內施行有利于本地企業的制度安排，從而與其他地區和中央的制度變遷目標發生沖突，應驗了“諾思悖論”：成也政府，敗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過多地干預市場，出現了制度供給過剩；另一方面，在公共產品的問題上卻出現了制度供給不足。要走出這一困境，就要實現制度創新范式的轉換：從代替市場到退出市場，即凡是市場能調節的領域交由市場去調節，由市場主體根據需求自主實施制度創新，政府則主要作為市場秩序的維護者而發揮作用。
政府退出市場職能領域后，在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微觀主體的誘致性制度創新才能萌生和繁榮，最終達到由政府主導的供給型制度變遷方式向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方式的轉變。只有實現了這一轉變，一個國家的制度變遷才會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持續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現。因為，在一個自主和平等的環境中，微觀主體能夠及時感知和捕捉到獲利的機會，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礎上，通過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車等問題，最終完成制度創新。這種創新，更有利于轉化為人們的自覺行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13]達到制度創新的預期效果。
為實現制度創新范式的轉換，地方政府主要應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
第一，收縮公有經濟的市場戰線。公有企業的產權缺陷使其極易陷入資產無人負責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應該是：今后在一般競爭性行業里，不再搞公有企業。對原有一般競爭性行業中的公有企業要改造成非公有企業，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業。這是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由于地方所屬企業能夠增加與銷售收入掛鉤的上繳費用，能夠提供員工飯碗保障地區就業和社會穩定，所以地方政府總是傾向于外延式的經濟擴張，導致嚴重的重復建設問題，并且還會想方設法維持企業甚至是長期虧損企業的生存。只有斬斷了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資產隸屬關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無效擴張的現象。道理很簡單，沒有哪一個私人資產所有者會允許企業的無效擴張的。
第二，明確政府職能的合理邊界。有關政府職能的邊界問題，總的來說，它應限于市場失靈和維護秩序領域。類似于企業投資和經營等微觀領域的事務，應交由市場去調節。但在實際管理活動中，受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入市場職能領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組織，由若干國有資產公司出資組建熊貓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4]這種“拉郎配”的政府行為，是地方政府追求規模、熱衷于評比的排序、表現政績的傳統管理方式的延續。它明顯超越了政府職能的合理邊界，也遭到了部分企業的反對。張維迎說：“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方，政府在處理企業問題上花得精力越多，企業在處理與政府關系上花得精力越多，這個國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種規則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場競爭處于一種公平的狀態，避免社會利益的損失。張維迎認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和有效運轉。他們普遍同意，自由簽約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雙方的協議不形成對第三方的損害，管制就沒有必要；只有市場運轉會形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而這種損害又無法通過當事人之間解決時，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們過去的計劃經濟從一開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場和消滅市場。[15]（P99～111）由于政府官員在實施管制時有自己的效用函數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經常失效，因此，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強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點是對傳統的行政審批制度進行改革。傳統的行政審批制度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是政府直接干預和控制企業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諸如阻礙資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尋租和腐敗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點是減少審批的事項和明確政府審批的范圍，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場尺度，即凡是市場能調節的，政府就不要設立審批去干預。二是經濟尺度，這主要從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審批的收益與成本是否對稱。三是技術的尺度，即從技術能力方面看行政審批能不能把審批的事務管住，審批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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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1．教學條件。教學條件包括教學文件、教學大綱、教材以及教學儀器設備等。教學文件，如教學日志、教案、教學檢查記錄、成績分析等，要完備、配套；教學大綱要能明確本課程的性質及其在專業教學計劃中的地位和作用，闡明本課程的教學目的、基本內容、教學重點和難點，合理分配教學學時，反映本學科的最新成果等；選用教材要符合教學大綱的要求，學生使用效果好，同時要有輔助教材，如教學參考書、習題集、音像教材等。教學儀器設備能滿足教學需要，利用率高，實驗開出率達100％。
2．師資隊伍。師資隊伍是特色專業建設的重要保障。教育部關于加強“質量工程”本科特色專業建設的指導性意見（教高司函〔2008〕208號）文件指出：要優化師資隊伍結構，圍繞特色專業建設需要，建設一支以學術帶頭人為骨干，教學和科研綜合水平高、結構合理的教師隊伍。要將優質教學與研究資源用于本科教學，鼓勵教師根據教育目標積極開展有針對性的教學研究。教師是課程教學的組織者與實施者，教師的素質直接決定課程的教學質量，因此，切實提高師資隊伍的整體質量，是課程建設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師資隊伍從數量上必須達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門課程至少有兩位以上的教師講授。師資隊伍在職稱結構、年齡結構、學緣結構等方面比較合理，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這樣，才能形成一支高質量的教學梯隊，相互促進，有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開展教學改革等。
3．教學組織管理。教學活動的組織管理包括教學環節、教學手段、教研活動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學環節，采用啟發式、引導式教學，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要采用多種教學手段，如現場演示、投影、電化教學等；教研活動要有計劃、有內容、有記錄；以教研室為單位，堅持聽、評課制度，每位教師要認真聽取同行意見，及時總結、改進教學，有完整的聽、評課記錄；遵守教學紀律、教學法規，無教學事故，如上課遲到、提前下課、隨意調課等，無違紀現象，如隨意停課、考試漏題等。
4．課程考核。每門課程都要有試題庫，且試題質量較高；試題內容體現教學大綱的要求，既要考查學生基礎知識的掌握情況，又要考查學生的應用能力，試卷難易分布要合理。統一評分標準，由教師實行流水判卷，考試結束后要有總結與試卷分析。
5．教學改革。課程建設要有明確的教學改革計劃，計劃切實可行；在教學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學內容、課程體系、教學方法、教學手段、考試方法、能力培養等，效果明顯，并有與教學改革相關的教學論文、階段性成果報告等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發表。
二、科學構建課程體系
赤峰學院歷史學特色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圍繞構筑四大課程模塊、優化課程結構、完善課程體系展開。隨著歷史學的發展，新理論、新方法猶如老樹新枝，蓬勃興旺，與多學科的關聯性日益密切，因此歷史學的課程體系必須涵蓋多學科門類。基于這一基本原則，對原有課程通過增、刪、并、減、壓等方式，實現“強干減枝”，增設實踐性、跨學科課程。通過“學科基礎課”、“主干理論課”、“科學研究課”、“實踐教學課”這四大課程模塊的建設，構筑基礎性、專業性、研究性、實踐性為一體的課程體系。
1．基礎性。要突破以往在該專業課程設置上偏重于傳統的歷史學基礎知識課程的狹窄局面，拓寬專業課程的支撐面，以“寬口徑、厚基礎”為重點，以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課程為支撐，構成學科基礎課課程模塊。
2．專業性。以掌握專業基礎理論方法為核心，突出專業理論課教學，以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中國歷史地理等課程構成專業主干理論課程模塊。
3．研究性。以掌握專業基本研究方法為原則，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較研究、紅山文化研究、契丹遼文化研究等課程構成科學研究課程模塊。4．實踐性。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為導向，突出運用專業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的本領，抓好實踐性教學環節，繼續堅持并不斷改革“中學歷史教學法”課程教學，以課程考察、歷史專題調查、社會調查、學年實習、畢業實習、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等多個環節構成實踐教學課程模塊。
三、建立課程建設評價體系
建立科學的課程評價指標體系，不僅是課程建設客觀評價的依據，同時也是課程建設要努力實現的目］。把課程評價作為實施課程建設的措施與途徑，使課程評價寓于課程建設之中。經過長時期的摸索總結，赤峰學院歷史學特色專業課程建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課程建設評價體系。課程評價體系由兩級指標構成：一級指標有5項，二級指標是一級指標的細化，有17項。一級指標包括師資隊伍、教學條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教學改革與教學效果等五項。二級指標具體包括學術水平、教學水平、職稱結構、年齡結構、學歷結構、梯隊規模、師資培養、教學文件、教學大綱、教材、教學設備、理論教學、實踐教學、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改革、教學效果等。每一項二級指標都對應相應的評價標準，同時，劃分相應的評價等級。評價等級分A級（優）、B級（良）、C級（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級對應不同的分值，各項得分之和為評價總分。評價總分≥85分的課程為優秀課程；評價總分≥60分且＜85分的課程為合格課程；評價總分＜60分的課程為不合格課程。四、課程建設的成效在課程建設標準的指導下，在課程建設評價體系的監督下，赤峰學院歷史學特色專業的課程建設取得了顯著效果。
1．促進了師資隊伍建設。歷史學專業通過引進具有博士學位且具有學術潛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實師資隊伍，并通過進修、訪學、攻讀學位等形式來提高•82•呂富華／論國家級特色專業下的歷史學課程建設———以赤峰學院為例現有教師的整體素質，做好教師的培養工作：（1）培育名師，鼓勵科研水平高的教授為本科生授課，使科研和教學相融合。目前，本專業已有自治區級教學名師1名、校級教學名師1名。（2）注重教學、科研能力比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師的培養。青年骨干教師在承擔專業課程教學的同時，積極申報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近年來，本專業的青年教師2人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人獲教育部項目，12人獲自治區級科研項目。專業建設點還有計劃、有重點地優先派遣青年教師外出訪學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師已先后到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內蒙古博物院等單位訪學，其中2人順利完成訪學任務，并在教學和科研崗位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鼓勵青年教師攻讀博士學位，先后有7名教師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知名學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將來，這些學成歸來的青年教師必定在教學和科研崗位上發揮重要作用。（3）是探索學校與社會聯合培養教師的新途徑。鼓勵校內專任教師到歷史學相關產業領域開展產學研合作，同時聘請相關產業領域的優秀專家、資深人員到學校兼職授課，形成交流培訓、合作講學、兼職任教等形式多樣的教師成長機制，建設一支熟悉社會需求、教學經驗豐富、專兼職結合的高水平教師隊伍。同時，結合特色專業建設的目標和要求，通過引進、培養、調整等方式，有意識構建具有專業特長的師資團隊，逐步形成年齡結構合理、專業基礎穩固、研究方向明確、具有專業特長和影響力的師資梯隊，為今后專業的發展和凸顯特色奠定基礎。目前，以紅山文化研究為核心的紅山文化研究創新團隊被評為級科研創新團隊；以契丹遼文化研究為核心的契丹遼文化研究創新團隊被評為級科研創新團隊，契丹遼文化教學團隊被評為赤峰學院2013年校級教學團隊。
2．促進了精品課程和優秀課程建設。歷史學專業已有兩門課程建設成為自治區級精品課程，即中國古代史與中國考古學通論，有多門課程被評為校級精品課程與優秀課程。同時，為突出地域特色，建設兩門特色課程，即紅山文化研究專題與契丹遼文化研究專題。
3．促進了圖書資料建設。按照課程建設的總體規劃，歷史文化學院有計劃、分步驟地進行資料室、實驗室及校內外實習基地建設。依托內蒙古哲學社會科學基地圖書文獻、期刊等現有資料基礎，建立起一個與課程教學相配套的圖書影像資料庫，為課程建設提供資料支持。
4．促進了教學研究和教學改革。針對教學研究項目少，教學改革不夠深入的問題，特色專業的課程建設專門深入地開展教學研究、深化教學改革，要求教研室有計劃地組織教學研究，建立了教學研究與改革課題立項制度，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鼓勵教師開展教學研究和教學改革。在此政策支持下，先后有《運用多種教學手段上好文獻學課》、《依據特色專業優勢，豐富開放型實踐教學內容》等六項課題予以資助立項，有效地推動了教學研究和教學改革。
第8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文化是一個歷史范疇，因時而異，即文化的時代性。大陸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種文化隨著時代變化可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也有的被保留下來，或融合、滲透在新誕生的文化之中，構成文化層次結構，如同地層古生物一樣，層層積壓，呈現文化縱向剖面。眾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嶺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港澳被英國、葡萄牙統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區大量滲入、傳播，與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為特質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為底層文化沉淀下來，形成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疊加現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層，本土文化在下層。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歸以后，內地文化更多地進入港澳。這一文化層次，是港澳新歷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強烈的時代性。港澳文化的層次結構說明了文化概念的動態性。這恰如著名史地學家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指出的“：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內。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題，古代海洋文化以海產捕撈、海涂圍墾和海上航行、海上貿易為主，到了近現代，海上貿易成為海洋文化一項最主要內容。我國在唐宋時代，海上貿易很興旺，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冊的大事，只是明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海上貿易萎縮，海洋文化發展大受打擊，與西方國家比較，相形見絀。當代，開發海洋已成為一項規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產業，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個最高發展水平。同文化的時代差異一樣，文化還有地域差異，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環境不同而產生的。譚其驤教授也同樣指出“：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中國文化。”[1]基于此，近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地域文化叢書，把全國劃分為24種地域文化，即為文化地域差異的反映。誠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點，如渤海海洋文化、黃海海洋文化、東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質和風格。但海水是流動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個整體，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來，這決定海洋文化相對大陸文化具有較多的共同之處。一般說來，凡是臨近海洋的地區，海洋文化都應為當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也有例外。山東古代漁鹽業很發達，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切斷了與海洋聯系，到明中葉，山東人甚至不吃魚，海洋經濟式微，海洋文化大為萎縮，山東這時不屬海洋文化區域[2]。而在同樣“海禁”背景下，廣州仍維持一口對外通商地位，嶺南沿海百姓仍冒險出海，從事海事活動，海洋經濟和文化從未斷層，嶺南也就屬海洋文化區域。
二、我國海洋文化研究現狀
近年，“文化熱”在我國方興未艾，海洋文化實際上也是一種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視，在開發海洋、發展海洋產業熱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廣東省炎黃文化研究會主持過五次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出版海洋文化論集，不少學者提出“時代呼喚開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這片呼吁聲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繼涌現，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資料，1979年以來，發表在各類期刊上海洋文化論文226篇。專門性學術著作也漸見問世，如曲金良主編《海洋文化概論》[4]、宋正海著《東方藍色文化——中國海洋文化傳統》[5]、徐曉望著《媽祖的子民——閩臺海洋文化研究》[6]。但這些論著，不但數量少，而且內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學和考古學、歷史學范圍，包括我國海洋文明起源，海洋歷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權益、海洋文學藝術[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漁業史、外貿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問題。而從文化地理，甚至范圍更廣一點人文地理學視野出發，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論著，可謂鳳毛麟角。檢索美國“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統收入1861－2007年約170萬篇高校博碩論文，也未見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論文，可以說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荊棘叢生的處女地，有待她們的哥倫布們來開墾。
三、海洋文化研究內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對象是海洋，這個占地球表面70％面積的最大地域單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持著人類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從事貿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9]雖然黑格爾在這里否定了亞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對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的區別、海洋文化的本質和內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來，這個論斷被人們反復引用，特別是海洋環境對海洋文化產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業性，已成為不刊之論。從這個文化視角來觀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內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海洋文化賴以產生的歷史地理基礎
恩格斯說“：如果地球是某種逐漸生成的東西，那么它現在的地質的、地理的、氣候的狀況，它的植物和動物，也一定是某種逐漸生成的東西。它一定不僅有在空間中互相鄰近的歷史，而且還有時間上前后相繼的歷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與任何一個區域文化面貌一樣，總是由多種多樣的元素長期作用形成的。這包括了自然、政治、歷史、技術、經濟、心理等元素的特定歷史過程的產物。創造海洋文化的主體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陸，所以海洋文化必須以大陸為依托而產生，由此決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須同時研究大陸環境，而不僅僅是研究海洋環境。大陸與海洋環境的統一或者綜合，加之它們各自歷史過程，共同構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歷史的地理基礎。
（二）作為海洋文化經濟基礎的理論總結
舉凡人類涉及海洋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屬海洋文化的經濟基礎。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業、海洋礦業、海洋工業、海洋手工業、海洋漁業、海洋種植業等[11]。海洋文化是在這些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但這些經濟基礎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這些經濟基礎的科技成果，是在這些基礎上產生的理論總結、規律性升華、更多的具有理性層面的原理、價值等，而不囿于這些產業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為一項產業，涉及海洋經濟眾多領域，但從海洋文化立場，只研究與之相關密切的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導航技術，以及航線、港口的技術進步水平，反映某個時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別于海洋交通經濟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貨流結構、經濟獲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與它有聯系，但不能取代和混為一談，否則海洋文化覆蓋范圍過廣、外延過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內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會結構和景觀
創造海洋文化的主體是社會人類群體，包括農、漁、商、工、軍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會結構。他們各有自己的職業、行為、性格等，成為海洋文化景觀重要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為田”，從事海產采集、捕撈或圍墾海涂為田，是海洋農業文化主體；在海上漂泊，以舟楫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為一個特殊群落，生產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開，婚姻、習俗等都異于陸上居民，文化景觀自成一體。嶺南商幫集團，既浪跡天涯，遍設會館于神州大地，也“以海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為最富冒險、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區別于我國徽商和晉商。南海中有些海島長期為“海盜”盤踞，其中不少是失地農民，無以為生，飄泊島上，靠打劫往來商船為生。他們桀驁不馴，敢與官府對抗，引導得當，可成為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堅強力量，同樣是海洋文化一個載體。舉凡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們的社會分層、家庭、家族構成、文化稟賦、生活習俗等文化景觀，無不彰顯著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與地理環境關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內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觀
海洋精神文化即狹義海洋文化，包括人類對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話、信仰、宗教、戲劇、藝術、歌謠、舞蹈等，它們都與海洋文化的傳承有密切關系。例如華僑作為海洋文化一個特殊群體向海外漂泊、開拓，使中華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在海外弘揚、綿延、傳播，為中國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積極貢獻。故華僑文化的語言、建筑、風習、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觀也屬海洋文化范疇。又如南海神、媽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為沿海地區一種風俗活動，其景觀研究是海洋風俗地理一個重要內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與空間分布
海洋茫無際崖，人類活動多處于漂流、自由狀態，不易約束。海洋生活的這種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規范。翻開海洋史，海盜出沒，劫掠客商之事時有所聞。毋論古代或近代，實際上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歐洲殖民主義者在亞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為，多為海盜行為，幾無法律可言。隨著海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地位日益凸顯，尤其是海底油氣資源的發現和開采，海洋權益爭端成為當今世界不安的一個根源。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和后來的實施，特別是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劃分，使臨海國家在海洋權益上的矛盾和爭端日趨復雜尖銳，所以臨海國家自定海洋法規與國際海洋法規之間的不整合，更需要通過平等協調方法解決。我國海洋法制的建設嚴重滯后于大陸法制建設，也同時面臨著與國際海洋法的對接等問題，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擺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濤，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風。不少志書都說生活在海邊的古越人好斗輕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間也拳腳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區村斗之多，在中國是罕見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趕來助斗，往往釀成幾千人手持兇器，你死我活的大廝殺。造成嚴重傷亡的村斗，在歷史上例不勝舉。”[12]這種現象在沿海地區帶有普遍性，其深層根源仍是法律意識薄弱，無視或蔑視法律所致。無論何種海洋制度，它們的實施都有一定空間范圍，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專屬經濟區，從制度文化而言，即屬功能文化區，有確定邊界；某種商品進出口也有規定流通地區，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區，實際是一種功能文化區，為海洋文化地理主題之一。
（六）海洋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
在海洋文化發展的長河中，留下許多寶貴的海洋文化資源，既有物質形態，也有非物質形態，都蘊含有豐富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等價值，可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學史、海洋文學史、海洋藝術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區域開發、海洋觀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項海洋開發事業提供決策上重要參考。例如已在南海陽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號”的綜合研究，就有非同尋常的科學價值。前些年發現珠海高欄島寶境灣摩崖石刻，保留了許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動文化信息，有待人們破譯。珠三角經濟起飛，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崛起，港澳經濟領先、法制觀念深入人心等許多人文社會現象，都需要從它們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們的發展規劃，更需要從它們海洋文化寶庫中借鑒經驗和教訓。至海洋風光之勝，海洋魅力之強，更是發展海上旅游、振興海洋產業的有力杠桿。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力非常巨大、實用價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應用研究一個重要領域。
（七）海洋文化區域分異
海洋雖然是一個整體，不像大陸那樣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觀不一，區域差異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陸不同，特別是各海區所屬人類對海洋認識、開發利用歷史早晚、方式方法、創造物質財富形態、景觀有異，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們的空間結構與地區分布問題。要弄清海洋文化現象這些空間分布特點和規律，必須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異研究，即劃分海洋文化區。海洋文化區綜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環境、歷史過程、景觀特色、海洋文化傳播和海洋生態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間上組合表現，應視為海洋文化區域研究的高峰和終結，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義。例如南海周邊臨海居民分為廣府、福佬、客家民系，他們對海洋依賴、開發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較大差異，有論者認為可以劃分為粵東、珠江口、粵西南、海南島、北部灣、南海諸島六個海洋文化區。透視這種分區，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區特點和地域分異規律，不但具有重要學術意義，而且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也提供了決策上重要參考。近年珠三角經濟崛起全國，并成為全球產業轉移一個中心，其中一個強大因素即為珠三角擁有嶺南文化海洋性最大優勢，故能在地區競爭中遙遙領先，且立于不敗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區域分異研究，無論對南海還是其他海區，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長期的研究任務。
四、海洋文化特質與海洋環境關系
文化史專家馮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文化產品的創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簡而言之，文化特質是指文化的價值，它一方面體現了自然界在人類創造文化過程中的作用和變化，另一方面也蘊含了人類自身性質、內在特點及其變化，是兩者緊密關聯和互動的產物。文化特質的這一界定，用于大陸文化，是大陸自然資源和環境對文化產生的參與，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在其中的能動作用，最后制造出來的文化產品，體現了自然和人類活動的統一。而海洋是沒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據此認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陸而產生，無論大陸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環境和資源特點，這不能不影響到海洋文化同樣有地域個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較，前者畢竟是第一位的。廣西民族大學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歸結為外向性、開放性、冒險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來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德融和，變通在我。”還應加上一個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這些特質與海洋環境關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個不可或缺內容。
（一）外向性
作為海洋文化載體或介質，海水永遠處于無休止的運動中，處于從不間斷的流動中。人類必須適應海洋這種屬性和環境來進行創造海洋文化活動。因海水不停頓地在一個海區與另一個海區之間交換，具有穩定的外向運動特點，所以海洋文化也從它產生的海區或大海邊緣向外傳播。特別是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海洋是人類往來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發生，這比大陸要容易得多，這也決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質。古代孤懸海外的海南島，不但沿島居民生活資仰于海洋，而且深處五指山區的黎人，也以輸出檳榔、椰子為經濟來源。宋人王象之在《輿地紀勝•瓊州》指出“：瓊人以檳榔為命，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千百萬也。又市舶門曰‘：非檳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檳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經濟發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個范例。
（二）開放性
海洋是一個大系統，這個系統下的某個海區、海島、海灣、海峽、海岸帶等都是它的子系統，不但在這些大小系統內不斷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以維持各自生存、運動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陸之間，也發生同樣的過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產生，這就決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開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這種開放性，海洋文化的結構、功能、景觀等才不斷得到調整，其文化勢能、動能得以消長，產生勢位差，形成文化運動，即文化交流，產生文化區域效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海洋文化這種開放性，是它優越于大陸文化特質之一。日本是個資源貧乏的島國，完全依賴海外資源、技術等發展起來，海洋文化為其立國之本。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韓國）或為海島、或為半島，同樣敞開自己的大門，吸納四海各種資源，充實、壯大自己，在世界經濟版圖上贏得一席之地。
（三）冒險性
海洋風波險惡，變幻莫測，歷被視為畏途。宋代坡過瓊州海峽，“艤舟將濟，股栗魂喪”[16]，直到海上交通頗為發達的明代，據正德《瓊臺志•雜事》說，進入海南的人“稍有識者，當少知避”，瓊州海峽仍是一道巨大障礙。近現代航海技術進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許多風險。在這種海洋環境下創造的海洋文化，冒險性是它的一個顯著特征。明清時期，海上走私貿易十分興旺，實際上這些商人集團不少是海盜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裝自保，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掠奪。史稱明嘉靖年間“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17]。以后，“自外夷通商以來，商船大半歇業，前之受雇于訪商者，多以衣食無資，流而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險性，就是指海上活動要有冒險心態，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的價值觀，以及敢于面對大海、挑戰大海的大無畏精神。研究這種冒險性產生地理環境、社會基礎、景觀特色等，構成海洋文化地理一個必要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談到西方海洋文化，實際就是海上貿易，說中國沒有海洋文化，沒有分享海洋賦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貿易。這種悖論，雖不足取，但也說明，海上貿易確是海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內涵。海上貿易不僅發生在沿海，而且穿過海洋腹地，抵達遠方港口，是最富于商業性、冒險性的活動，因而是海洋文化一個不可或缺的研究內容。嶺南人自古以來，從物質形態到精神形態都充分表現出對商品的價值取向。廣州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外貿中心，唐代有著名“廣州通海夷道”，宋代與40多個、元代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明清時形成近乎全民經商狂熱。屈大均《廣東新語•事語•食語》說廣東“無官不賈，且又無賈不官”，“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儒從商者為數眾多”，“而官之賈日多，遍于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東）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無不有也”。近年改革開放，廣東商品經濟大放異彩，一方面是“廣貨”節節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嶺北人南下，形成“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時代潮流，將各種地域文化帶進廣東，使廣東文化景觀非常豐富多彩，即為嶺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當代一種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溝通或與江河對接，接受多種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質。嶺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緣于南海海洋環境，主要還有假道南海傳播而來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榮，形成一種復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內地許多地域文化。當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獨有的，許多地域文化都有這種特性，但海洋的寬廣無涯、強大親和力等環境性質，卻是大陸難以相比的，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個背景，也是這種交流的一種結果，都與它們的海洋文化環境息息相關。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萬物的自然屬性，且不停地流動、交換。海洋這種作用可以將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處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夠相互容忍、自由地發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態，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嶺南文化發展史上，絕少出現因文化特質差異而發生重大沖突、對抗事件。自明末西風東漸以降從西方傳進被北方一些人喻為“奇技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開放傳進新鮮事物，無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陸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顯、強化了它們的排他性，結果由文化沖突導致政治、軍事沖突。中東地區近年暴力事件不斷，從深層根源來說，與文化的排他性不無關系。實際上，海洋文化這些特質，都是一個整體，相互之間不但可以溝通，而且相互影響。上述外向性與開放性的關系如此，多元性與包容性的關系也一樣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業貿易為主流，商品生產和流通具有強烈的外向性和擴張性，目的是追逐利潤，由此必須要有勇氣、有膽識、有謀略去挑戰大海，渡過驚濤駭浪，航行到利潤所在一切地方，為此，也必然要承擔風險，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險性與生俱來。在商業貿易背景下，商品價值觀念、交換觀念、競爭觀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為海洋民族最為本質的一個文化個性。
五、結語
第9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接受美學；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學優化策略
中圖分類號：J6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721（2012）02-0136-11
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又稱接收美學、接受理論或接受研究，它是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文藝理論或美學流派。“接受美學不是美感研究，也不是文藝理論中的欣賞和批評研究，而是以現象學和解釋學為理論基礎，以人的接受實踐為依據的獨立自足的理論體系”［1］。其理論核心是強調讀者的接受，即從不同層面、不同視角，關注接受者——“受眾”的感受。本文擬以接受美學為理論支點，從接受者出發，借鑒接受美學中的“游移視點”、“空白召喚”、“恰當的具體化”、“視界融合”、“期待視野”、“效果歷史”等理論，構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學優化策略，以期待接受者能更好的接受和傳承中國傳統音樂文化。
一、多元“游移視點”——拓寬音樂文化視野
“游移視點”又稱“流動視點”［2］，是接受美學借鑒伊瑟爾閱讀現象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指“讀者在本文為其提供的多種視點中不斷游移轉換的一種現象”［3］。伊瑟爾將本文的視點分為“敘述者視角、人物視角、情節視角、讀者視角等四種”［4］，讀者在閱讀活動中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審美需求，不斷地選擇和轉換視點，并通過視點的轉換和游移而進行角色轉換，從而促使讀者與文本、作者等之間的有效交流。即“游移視點是描述本文中讀者表現的方法的手段”［5］，意在克服外在的讀者——本文關系，即以“游移視點”作為連接點促使讀者與文本、作者等之間的有效互動，是讀者在把握文本內部性質時而使用的“延伸與加強的辯證法”［6］，這也是音樂教學應遵循的邏輯起點。當我們選擇一部音樂作品為教學內容時，每一個欣賞者會根據自己喜歡的視點感受和體驗，可能是對未來的期待或對過去記憶中視點的背離，在這視點的游動中不斷與音樂文本及作者對話，有時可能會有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這一定會引發我們對自己的期待視野的不斷矯正，重新建立新的期待和對音樂意義的重新理解和解釋。這一過程“讀者在介入意義生產過程時形成格式塔（Gestalten），如果事物與想象中的格式塔不一致，那么讀者則力圖通過一系列的矯正，與事物重新保持一致”［7］，這一過程就是視點游移的過程。即“游移視點”允許我們穿過音樂本文……展開相互聯系視點的復合，可以根據自己期待視野的變化從一個視點轉向另一個新視點，各視點都是派生的不同分支。而且，這些“游移視點”如能不斷走向深刻與寬廣，才能深入教學文本，并領悟其中的精髓和內涵，由此可見，接受美學視閾下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過程中，作為接受者的教師和學生，要尋找多元的“游移視點”，從而拓寬音樂文化視野。
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存在眾多的未定性和空白點，給音樂接受者預留了眾多想象與聯想的空間。也就是說，音樂文本是一個充滿“空白召喚”和“未定性”的開放的、動態的“圖式結構”，召喚接受者從音樂作品的多個層面中尋找多元的游移視點，可以從音樂作品的內部結構中發現，如樂句與樂段、旋律與音樂、節奏與節拍、織體與結構、風格與韻味、意象與意境等，還可以從音樂賴以生存的文化空間中尋覓音樂的意義和意象等視點，如從音樂形成過程定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政治影響、風俗習慣、美學意蘊、哲學思考等來尋找視點。音樂作品的意義只有在接受者的眾多“游移視點”過程中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和解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音樂接受者并非被動的接受與反應音樂文本，而是主動參與建構和闡釋文本意義，并與音樂文本及創作者不斷進行主體間性對話與交流。在這主體間流中，它不僅可以使音樂文本的意義和價值得以全面實現和提升，也能促使接受者與文本之主體間性關系得以實現，而且在主體間性互動中，接受者的音樂文化視野不僅可以得到拓展，其創造性能力也可以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其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得以豐富。
二、文本“空白召喚”——開啟創新思維
“召喚結構”是德國著名接受美學家沃爾夫岡?伊瑟爾的代表作《本文的召喚結構》（1970年）中首先提出的。他強調文學本文蘊含了豐富的審美內涵與意義價值，其中存在著眾多的“空白”、“空缺”、“未定點”和“不確定性”（Unbestimmtheitsstellen）”［8］，這是對讀者的一種召喚和等待，召喚讀者在其可能的范圍內發揮創造性，并能動地參與作品的意義重建，這就是文學作品的一種潛在的“召喚結構（Appellstruktur）”，或曰結構的召喚性［9］。對于音樂作品來說，其召喚性體現在從音樂作品的音樂學本體到心理感受等各個結構層面，如音樂聲響層、音樂形態層、意義建構層、意象意境層、思想感情層等都具有豐富的召喚空間，但這種“召喚”最終體現在這些層次結合的整體結構上。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音樂作品才具有“空白召喚”的功能。那么，怎樣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中通過文本的“空白召喚”，優化教學策略來開啟師生的創新思維呢？
（一）將“空白”作為一種哲學觀念，作為一種心境
中國傳統文化中，如音樂、詩歌、文學、繪畫等都強調“空白”，即留白藝術，這也是中國傳統哲學內涵以及傳統藝術創作觀念的體現。這里的“‘空白’是一切，是初發，也是終了。‘空白’不是沒有，而是更大的可能”［10］。在老莊的哲學中，強調藝術是通過最少的感官刺激而獲得心境的自由和精神的升華。表現在藝術上的“空”、“無”、“虛”、“靜”都是“空白召喚”的體現。這里的“空白”實際上是一種心境，一種哲學思想和創作理念，滲透在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同時，又可以作為一種拓展師生想象空間、開啟師生創新思維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滲透在音樂教育活動中。如，利用中國古琴藝術中的大量聽覺“空白召喚”，啟發學生順著簡單、少量、延長的樂音，在“音”與“無音”、“有聲”與“無聲”之間大膽思維，放飛自己的情感，在空白的流動中產生靈動的想象，并能互相交流感受與體驗。另外，利用“空白”凈化自己的心靈，形成一種平靜、祥和的心境對待人生和社會。
（二）借鑒詩歌、繪畫、戲曲、舞臺藝術等有效促進多元主體間流
“空白”藝術不僅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得以體現，在眾多姊妹藝術中也是司空見慣，所以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中應該借鑒詩歌、繪畫、戲劇、舞臺藝術等的空白召喚，有效促進多元主體間互動與交流，并開拓學生的審美視野，開啟其創新的思維。如，利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無聲”所表現出“空白”的特有美學風格加深學生對空白的理解。利用繪畫中的空白，拓展學生的想象空間。如繪畫空白的代表作——南宋畫家馬遠（人稱“馬一角”）的山水作品，如圖1《踏歌行圖》和圖2《溪山云煙》，畫面上留有大片空白，以表示空曠渺遠的氣氛。這曠遠的空間就是很好的“空白召喚”，能夠勾起人們無限的遐思。另外，中國繪畫中的留白藝術也是一種心境的體現，是畫家隨著色彩消失、畫中留白而營造深邃無窮的意境寄托情感，在純粹時間與空間藝術中表現或渺茫、或沖融、或孤寂、或各種飽滿的心緒，使這種空白出現的山水畫的視覺藝術成為一種心境的沉思。中國戲劇舞臺布景的空間，也是很好的“空白召喚”，它為欣賞者提供了大量想象的空間。舞臺上最具象征意義的“桌子”和“椅子”，它在空空蕩蕩的空間里，卻代表了人的存在。而在戲劇開場之前，在幕后伴奏的激烈音樂中人們不僅會自動對空無一物的舞臺“空白”產生想象，腦中期盼人物形象的出現、構思故事的發生等等，這都是“空白”召喚著接受者創新思維的啟動。
（三）有意識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審美體驗融入到作品“空白”之中，不斷拓展創新思維空間
接受美學理論強調讀者的審美經驗和生活經驗在接受作品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與新《音樂課程標準》中所倡導的音樂教學中應該激活學生已有經驗用于新知識的學習同出一轍。正如羅曼?英加登說過：“讀者接受作品，實際上將自己投身到對象上去，即把已知擴大到未知，把有限擴大到無限，把客觀存在的意象伸展到非客觀的藝術時空中去，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審美體驗將對象展開、確立、填充其中的‘空白點’，使作品具體化。”［11］因此，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接受過程中有意識激活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審美體驗，并將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作品“空白”的理解當中，這一過程就是創新思維得以拓展的過程。
三、“恰當的具體化”——正確理解音樂文化
英加登認為文學藝術是“純粹意向性的對象”，它存在于作者的意識創作行為中。它自身又是一個“圖式化”的存在，其中存在著眾多的“空白”和“未定點”(或稱未定性)，由此形成的骨架化的形式必然導致大量的潛在可能以等待讀者來填補，而這種“填補”就需要讀者或接受者以“具體化活動”的方式來完成。接受美學視野中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過程中，讀者的“具體化活動”就是師生以各自獨特的方式來參與創造活動的過程，是師生圍繞音樂作品不斷闡發自己對音樂的理解的對話與交流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師生自覺與不自覺地填補了作品中的空白和未定點，使得這種骨架式的文本形式變得有血有肉，豐滿起來，同時這又是對音樂作品創造性理解和解讀的過程。但是，這種創造性的解讀過程又不是隨意的，正如英加登所提出“恰當的具體化”，即正確的審美理解。［12］也即是說，這種“具體化活動”應該具有一定的尺度與分寸，并不是所有的“具體化活動”都是正確的。
“恰當的具體化”——正確理解音樂的過程，是多元主體進行主體間性對話的過程。英加登認為音樂作品就其本質和存在方式而言，比起文學和造型藝術，更具有不確定性，它是一種純粹的意向性對象。即“藝術文本是一種意義無限開放的、不具恒定意義的理解空間，作品只有在理解過程中才能獲取意義的價值”［13］。在對作品正確理解的過程中，可以形成多個層面主體間性對話。對于音樂創作者來說，是作者與文本和文本“暗隱的讀者”的對話過程，這是利用音樂語言形象表達自己的個人感受、傾訴自己的心聲，通過音樂作品描繪世界、話說人生，寄托崇高情操、表現審美情趣、滿足審美需要、實現審美理想的過程。對音樂表演者來說，他也是音樂意義的生成者和詮釋者，在意義詮釋過程中不斷與文本作者、音樂文本以及欣賞者之主體間性對話的過程。即表演者會根據作者的意圖和欣賞者的需求以自己的意向性活動參與作品的意義建構，不同的表演者會用自己不同的個人感受和多義理解來豐富作品的內涵。對音樂接受者來說，要真正從音樂中領悟作曲家所要表達的人生真諦和人生意義，既要考慮作曲家的創作意圖和音樂作品的創作背景，又要揣摩表演者在“二度創作”中如何表現作者的意圖、如何滲透自己的情感以及如何體現表演風格而達到深刻理解的，這一過程也是與作者、文本、表演者以及與自我對話的過程。即正確理解音樂文化的深刻內涵，就要將具有“空白召喚”的音樂作品進行“恰當的具體化”，通過創作者、表演者、音樂作品、音樂欣賞者之主體間性互動與交流，使不同的視界趨于融合統一。換句話說，不能因為接受美學中強調音樂接受者的自主性、創造性理解，而對音樂創作者、音樂作品的創作意圖進行毫無理由、毫無規律的排斥和貶抑。對音樂作品的“恰當的具體化”，就是要以“忠實原作意圖”基礎上實現創作者、表演者、音樂作品和音樂欣賞者等多層面主體間流與視界的融合。
四、“期待視野”——提高音樂審美趣味
“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又稱“期待視界”或“期待水準”，是姚斯文學史理論的重要概念。他認為“期待視野是閱讀一部文學作品時讀者的文學經驗構成的思維定向或先在結構”［14］。伽達默爾在哲學解釋學中將“視野”（Horizont）隱喻為“地平線”，他描述了理解的出發點即為“地平線”，即“形成理解的視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開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的起點背后的歷史與傳統文化背景。”［15］簡言之，“期待視野”，是指處于不斷變化的人類經驗和學科知識，它包括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情操、審美趣味、審美理想、處世態度、文化視野和藝術素養，同時也包括人們的直覺能力和接受水平等，是讀者對一部作品進行接受的全部前提條件［16］。這也是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之多元主體間交流與對話的基礎，因為“期待視野”是“接受主體或主體間的先在的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創造的預期結構”［17］，是多元主體“對每部作品的獨特的意向”［18］，它同時又反映著多元主體每個人的審美趣味和審美理想等，因此主體間要產生互動交流，就要尊重不同審美主體的期待視野，并在主體間性互動交流中融合不同的期待視野，拓展音樂文化理解的空間，在差異互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審美趣味。
接受美學家姚斯認為，一部作品只有在作者、作品、讀者三者共同作用時價值才能實現，只有作品的視野和讀者的視野發生碰撞、相互融合時，作品才有意義。即，讀者在閱讀與接受作品時，其頭腦并非是一塊白板，而是受其政治傾向、世界觀、人生觀、時代情緒、審美經驗、鑒賞趣味等等的潛在影響，形成“前理解”或“期待視野”，這種“前理解”與作品相遇時，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或同化順應，或排斥與抵制，導致對同一作品的不同理解與評價，產生不同的精神價值。這進一步說明了音樂欣賞與接受過程中通過多元主體間對話與交流，不僅拓展了音樂接受者的理解力，而且使音樂接受者在對話、理解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大腦中已經存在某種前理解和前知識結構，與現在的視野達到協調融合，從而促使音樂接受者的期待視野的不斷變換，并在“視野交融”中使文本意義得以實現。即當作品的“視界”與讀者的“期待視界”和諧一致的時候，就會出現“視界融合”，這時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就是順利接受，作者所要表達的本意容易為接受者所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潛價值也可能被接受者揭示出來。相反，當作品的“視界”與讀者的 “期待視界”不和諧甚至相去甚遠時，就會出現誤讀、曲解等接受中的“變形”現象［19］。因此，期待視野的不斷轉換，不僅能夠提升讀者自身的審美趣味，而且還是衡量作品審美價值的準繩。
音樂審美趣味的提高，有待審美主體的創新期待與定向期待的互動生成。朱立元將期待視野分為定向期待和創新期待。定向期待，指的是讀者在閱讀之前就已具備的審美經驗，如讀者的某種世界觀、社會經驗、審美需求等，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定向期待發揮著挑選、定位和尋找熟悉信息的作用。然而讀者不會僅僅滿足于作品所提供的熟悉的信息，他們還渴望與原來的期待視野形成適度的錯位以滿足其新的期待視野，這種渴望一是出于獵奇心理或求異性的審美需求，二是由于多元主體的相互影響和互動生成，這又是“創新期待”或“求異性期待”的表現。在這創新期待與定向期待交互作用過程中，會促進主體間的音樂審美趣味不斷提高。
由此可見，接受美學視野中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通過激活讀者的期待視野，使音樂接受者在進行欣賞和接受音樂過程中，能夠結合其生活經歷、文化教養、藝術趣味、民族心理和他當時的社會環境、時代風尚、文化潮流以及個人的偶然遭遇、情緒心境等進行與作品間的對話和交流，充分利用其積淀經驗并作為一種“前理解”，或者黑格爾所說的“概念的朦朧預感”來創造性的理解和解釋作品。換句話說，不斷調整這種將“前理解”或“預感”作為審美經驗的“期待視野”，在被動接受與積極理解、音樂經驗的形成和新的意義構建中不斷螺旋式調節并提升接受者的審美趣味，逐漸在音樂接受過程中形成特殊的理解和接受方式［20］。
五、“視界融合”——詮釋音樂文化
“視界融合”又稱“視閾融合”、“視域融合”、“視野融合”或“視界交融”。 本文所指“視界融合”，意指“看”問題的視角和方法，將其作為主體間性教育中的一種方法論，通過不同接受者和理解者的“視界融合”，實現多元主體間性互動，并從不同側面和不同視角來詮釋音樂文化。即對同一個音樂文本，人們理解的視界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不斷生成的。理解者對音樂文本理解的視界同文本所包含的各種過去的視界相互疊合、交融，形成了一個新的視界，達到“視界融合”。因此，音樂的意義和價值實現的過程從本質上看乃是不同視閾的相遇與融合。
接受美學視野中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過程中，要求審美主體不要完全放棄自己的視界去追求作品中的那個歷史的視界，相反，審美主體應該拓寬自己的視界，將自己的視界與藝術作品所體現的視界相融合，從而使二者都超越了自身，到達一種新的視界，進入一種新的理解。在主體間性互動過程中承認不同視閾的差異性，彼此共在、相互溝通，使自我與他者、過去和現在、人與世界、人與音樂、音樂與相關文化等都融為一體，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和交流，使音樂理解得以形成、修正和更新，從而在“視界融合”中詮釋和發展音樂文化。
音樂文化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它是在人類活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正如蘇珊?麥克拉蕊（Susan McClary）（1992）曾說“所有的音樂作品都是與其他方面（相關文化）的對話過程中創造出來的，音樂創作不是一種封閉的自我行為，其意義是通過作品內涵的傳播和對作品的再創造而活動的。換言之，音樂創作和音樂作品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才具有其價值。”［21］因此，要正確認識音樂文化，就需要考察音樂所生存的文化空間，即要在“文化中的音樂”和“音樂中的文化”中達到音樂與其相關文化的“視界融合”。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三維課程目標之一的“知識與技能”目標中也明確指出：“認識音樂與姊妹藝術的聯系，感知不同藝術門類的主要表現手段和藝術形式特征，了解音樂與藝術之外的其他學科的聯系。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已學過的知識，認識音樂的社會功能，理解音樂與社會生活的關系。”［22］這其實就是對通過學習音樂達到不同學科“視界融合”的要求。
“中國音樂，與書法之線性、舞蹈之動律、繪畫之氣韻、建筑之鋪排、詩詞曲之結構等，共同構成了中國藝術的鮮明特征與相應的文化境界。”［23］因此，要正確詮釋音樂文化的內涵，就需要闡釋音樂文化是如何與姊妹藝術以及相關文化做到視界融合的，而且要構建一個盡可能“真實的生活情景”作為主體間對話的語境來促使師生達到音樂與姊妹藝術以及相關文化的這種視界融合，在這種語境下的音樂學習將成為接受者體驗音樂文化，尤其是對于他們不太熟悉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來說是一種較為有效的方式，也是詮釋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一種較為明智的方法。
（一）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詩歌文學的“視界融合”
“就中國的音樂與文學而言，兩者在萌生之初就是不可分離的混生體。從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到唐詩、宋詞、元曲，中國的文學就再也沒有離過音樂”［24］。如《詩歌》中收錄的300余篇長詩、短詩，都是可以合樂歌唱的；唐詩和元曲也是能直接吟唱的；宋詞中的《滿江紅》、《水調歌頭》等，既是曲牌，又是詞牌。所以，“詩中有樂，樂中有詩”是中國傳統藝術的一大特點，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詩歌文學的“視界融合”，是音樂與詩歌文學之主體間性體現。另外，中國古代有許多詩人或文學家精通音樂，創造了很多描繪音樂的詩歌，特別是在詩歌盛世的唐代對于詩歌中描繪音樂達到了至高的境界，如愛好彈琴，對琴曲、琴藝理解比較深刻的詩人王維、李白、白居易等在詩歌中不僅描繪了聲歌、歌舞，還涉及到許多種樂器，如古琴、箏、琵琶、笛、簫、管、箜篌等。與此同時，中國傳統音樂也蘊含著濃厚的詩情畫意，如《詩經》中音樂的節奏和旋律都依附于詩歌，體現了“以樂從詩”。漢魏樂府民歌體現了“采詩入樂”，唐宋時期的“依聲填曲”達到了詞與樂的完美結合，這無不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詩歌文學的“視界融合”，即表現出“中國傳統音樂的文學性和中國文學的音樂性”［25］之主體間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散發著文人精神、洋溢著人文情懷
中國詩歌文學與音樂多以體現“人倫情趣”的表達與訴說，例如，感悟而發的樂曲《陽春白雪》、《梅花三弄》，借景抒情的《高山流水》、《瀟湘水云》、《漁舟唱晚》，訴說憂怨之情的《漢宮秋月》、《閨中怨》、《長門怨》，洋溢著歡樂之情的《百鳥朝鳳》、《金蛇狂舞》、《喜相逢》，流露著思念之情的《胡笳十八拍》、《蘇武思鄉》、《憶故人》等都與充滿詩情畫意的詩歌文學一樣體現著文人墨客志趣高雅、追求自由的文人精神，體現了人與自然諧和相處以及對生命價值和生命本質的妙悟，所以又洋溢著濃厚的人文情懷。
2.滲透著歌頌自然的宇宙情懷
中國傳統音樂與詩歌文學同時受 “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等中國哲學思想影響，既崇尚人間主題（如婚、喪、喜、慶等），又鐘情于人與自然的相融與相通。如，在唐詩宋詞中涌現出大量的山水詩，在中國民歌、器樂、歌舞、戲曲、說唱音樂等民間音樂也有很多以山水、花鳥、月亮等自然為題，如《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圓》、《平湖秋月》、《雨打芭蕉》等，很多作品都是面對自然、歌頌自然的，這無不滲透著中國傳統音樂與詩歌文學在歌頌自然的宇宙情懷和對自然美的追求之視界融合。
3.鐘情于自然的“柔性”之美
中國人審美心理中的“以悲為美”、“尚悲偏向”反映在音樂與詩歌文學審美中都鐘情于自然的“柔性”之美，在總體的文化氣質上具有一定的“陰柔偏向”。究其深層原因是由于其視界與儒家“中和”、“溫柔敦厚”，強調宗法，重視家族血緣親疏關系以及與道家的“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虛靜”等視界是融合的，由此而形成中華民族內向、保守、謙和、順從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審美心理的陰柔化傾向。表現在音樂與詩歌文學中都是鐘情于清風皓月、微風細雨、湖光山色、暗香疏影以及寧靜月景等洋溢著柔性精神和柔性之美。
（二）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戲劇舞蹈的“視界融合”
音樂與舞蹈的結合非常密切。從美的形態來看，優美舒展、縱橫交錯、旋轉如風的舞蹈猶如中國傳統音樂中優美流暢、蜿蜒起伏的旋律，以及長短交替、富有動感的節奏。音樂與舞蹈如同孿生姐妹，從立意到風格、從情調到節奏、從氣氛到意境都應是水融，渾然一體，達到了高度的和諧統一，這也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與舞蹈的“視界融合”。從風格來看，中國音樂與戲劇舞蹈的“視界融合”體現在其共生的文化背景中，顯現出南北地理環境、風俗習慣、人文傳統的差異，從而形成南柔北剛的風格特色。從發生學來看，音樂與舞蹈有著共同的人體生理、心理及節奏和表情的運動基礎，而又有著共同的制約因素，如不同的地域空間、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不同的民族群體和不同的文化傳統，這就使得音樂與舞蹈的視界相同，都顯示出生活的多彩多姿。從美的感覺來看，“中國戲劇舞蹈中曲、圓、擰、傾與中國音樂中吟、猱、綽、注等以及漢語語音聲調平、上、去、入的基本動勢形態有著相關的統一性”。從其表層結構看中國戲劇與舞蹈重表情，重曲線、重圓融之美，這又體現著中國人的“中和”秉性和內向性特征，由此形成中國音樂與戲劇舞蹈具有柔勁、柔性的感覺。
（三）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園林建筑的“視界融合”
“音樂是流動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樂”［26］。中國園林建筑以“自然與人”之主體間性和諧統一為基礎，在崇尚自然的同時，融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于一爐，將建筑、山水和花草樹木等高度融合，并借助音樂、詩文、書法、繪畫等之主體間性進行審美點化，創造了一個詩情畫意、意蘊無窮、令人神往的“天人合一”審美境界，因此又被稱為“凝固的詩”、“立體的畫”、“流動的樂”。
中國園林建筑與中國傳統藝術一樣，都是受中國哲學有機宇宙觀和有機自然觀、自然生態觀以及“和”的哲學思想的影響，所共同追求的是“意”的優雅和“境”的深邃以及天地人融為一體的最高審美境界。在“自然之和”、“天地之和”、“陰陽之和”與“天人之和”中，追求流動曲線之美和虛空意境之妙。中國園林建筑與中國傳統藝術的意蘊表達都是追求“景有盡而意無窮”，即透過有限的景觀表象去感受意象內蘊的無限的“道”，從有限到無限，再由無限而歸之于有限中，領悟整個人生、歷史、宇宙所蘊含的哲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中國園林建筑的視界是融合的。他們從同一宏觀視野卻從不同視角展示著中國音樂和園林建筑的不同風格和特征，詮釋著中國音樂與園林建筑的不同文化意義，同時反映著人類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例如，唐代宮廷音樂的輝煌氣派與建筑風格的宏偉壯麗，無不體現著音樂與建筑中的禮樂思想和審美情感等的有機整合，滲透著唐代社會倫理道德和散發著唐代帝國精神。在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鞏固統治王朝而建立的嚴格的用樂制度和建筑的等級制度中就能體現出中國音樂與建筑的視界相互融合相通之處。再如，代表中國江南之秀美特色的蘇州園林，猶如一首獨特江南色彩的古琴曲《四大景》的優美旋律，婉轉流暢，給人以美的享受。這如詩如畫、變化多端的園林藝術與傳統音樂藝術一樣追求優美圓滑的線條、迂回曲折的設計，講究和諧節奏下的對比等，這不僅包含著自然山水之美景，還散發著園林藝術具有強烈的藝術美感和動態的音樂韻律。建筑藝術也和音樂文化一樣，其結構布局與音樂結構同樣具有“起承轉合”和“散慢快散”的內在邏輯。如，中國建筑三段構圖的布局（大臺基、屋身和大坡頂）猶如音樂中的三段體，古代建筑中穿枋、腰枋、前楣、后楣等猶如古琴曲中的散起、入調、入慢、復起、尾聲的結構以及各種風格交流融合的建筑中都可以顯示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園林建筑的“視界融合”。
（四）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繪畫書法的“視界融合”
中國音樂與繪畫、書法一樣都是以細膩多變的線條表現豐富的內容與情感，都是用線條的蜿蜒游動使空間的畫面時間化，同時也使接受者在心與目的游動中領略其中的韻味［27］。在中國，書法被稱為“紙上凝固的音樂”，這是因為書法中流動的線條、婉轉的筆鋒、跳躍的筆勢猶如音樂中的韻律和動感，孕育著生命運動的軌跡和心靈情感的動態變化。特別是書法藝術中的草書，其運筆的連續性、節律性與音樂的節奏、旋律的起伏一樣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礎和審美傾向（線性思維、講究中和、注重整體、順應循舊漸變、反對突變等），都是隨時間的不斷推移而完成，都是追求著“一氣呵成”的完整性。例如，中國音樂中大量“魚咬尾”、“連環扣”等手法的運用使中國音樂句與句之間連綿不斷、銜接自然，與書法中起始筆至末劃筆都要做到“筆不離紙、紙不離筆”的“一筆書”和筆筆相連、字字相接有著相似的規律，書法中筆斷、聲斷而意相連的“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氣息寬廣”的藝術神韻與音樂中的巧妙休止造成的空白召喚的藝術效果一樣具有強烈的藝術生命力，書法中點畫運筆中“起筆、行筆、收筆”中的能量運用與戲曲中“以字行腔”、“字頭、字腹、字尾”的韻腔方面，具有相通的運動態勢和異質同構的完形心理以及共同的時空結構，這都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主體心理的延展、自由游動所致。另外，中國古琴與書法（琴、棋、書、畫）是古代文人或賢達之士必備的文化修養，其深層原因是受人本主義精神的影響，這一切無不顯示出寓意深刻、回味無窮的音樂與書法藝術其視界是如何相融與相通的。
中國傳統音樂與繪畫的視界也是相通的，不僅表現在創作的哲學基礎、人文主題的選擇，還表現在藝術的表現手法和接受理解的過程、文化意義的闡釋等視界。如，音樂與繪畫中都大量表現植物的品格、動物的精神和山水的情懷；山水畫領域有一個說法叫“人在畫中游”，“游”不僅指精神上的“游”，也指欣賞中“多元視點”的“游”。即要求欣賞者全身心進入畫中游歷［28］。這與人們音樂欣賞中的“主體角色游移”一樣，實際上是“多元視點的游移、主體心態和主體心境的游移”。音樂與繪畫色彩的同構，裝飾手法的審美與音樂中的“留白藝術”的運用和結構的簡約有異曲同工之效，都強調“立象以盡意”、“以形寫神”的藝術效果。從接受美學看，中國音樂的演奏與解釋，都不要求與樂譜和畫面的絕對統一，而是可以注重主體的闡釋，即不是對原作品的嚴格復制，而是根據作品的“神”、“韻”對于作品“意”的創造解釋。這些都說明中國傳統音樂與繪畫書法的視界是融合的。
（五）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社會政治的“視界融合”
由于受儒家禮樂思想和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社會政治的“視界”是趨于融合的。即認為“音樂不是純粹的藝術，樂與政通，樂成為禮的附庸，成為教化的工具”；還認為“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29］在這種儒家禮樂思想的影響下，完成了以藝術的形式和手段來形成社會所需要的倫理道德規范以及完美人格的塑造，正如孔子的“成于樂，游于藝”思想的體現。因此，作為社會生活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它是社會生活的寫照，它是與社會政治“視界融合” 的體現。即從音樂中可以反映出一定政治統治下的社會生活實質，可以看出音樂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唐代詩人劉禹錫說過：“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30］。《禮記?樂記》里有一段著名的音樂與社會政治關系的論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31］”即由于不同的政治狀況感動人心而產生音樂的情感色彩不同。由此出發，《樂本》篇將音樂中的“宮、商、角、徵、羽”分別代表著“君、臣、民、事、物”①，即“樂”與“政”具有同構對應的關系，且認為音樂能直接影響社會人事，決定國之興旺盛衰，這雖然有點夸大“樂與政通”的一面，但從另一面則能說明音樂、詩歌、文學等藝術是與國家的政治和社會之“視界融合”，且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政治關系中的“和”與音樂中的“和”作為一種審美準則具有某種同構關系，是主體間性體現。因為，“音樂出于人心感物，而刑政通于人心，心物感應是樂政同源的基礎”［32］，因此“樂與政通”，“樂以載道”，“審樂可以知政”②體現著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視界與社會政治中的視界是相通的，是融合的。
（六）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民俗風情的“視界融合”
民俗風情是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生活現象。從古至今，我國各民族、各地域形成了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風俗習慣，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古老的風土人情，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不同地域人們的生活觀念、生活方式以及生活面貌；從另一側面又集中反映了該民族、該地域民俗風情的文化意識形態，也表現出該民族人們的心理素質、性格特點和氣質特征。由于民族民間音樂產生于民俗活動，又服務于民俗活動，所以民俗活動是民俗音樂的載體，因此，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特別是民族民間音樂的視閾又隨著民俗活動的視閾變化、發展而流傳和演變。例如，婚禮歌、哭嫁歌、哭喪調、祭祀歌等民俗音樂都有它自己的靈魂和故事，各自閃耀著人性的光輝與生活的智慧。這充分說明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是在民族文化傳統廣闊的背景上展現的民俗風情和民間音樂的，兩者的視界是融合的，兩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
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詩歌、文學、繪畫、建筑、舞蹈、戲曲等的“視界融合”不僅有著縱向歷史的積淀，而且也有橫向的不同民族風情和地域特點上的積淀，但同時還滲透著中國的哲學“和”之道的熏陶。中國歷史貫穿五千多年悠悠歲月，中國地理橫跨大江南北，幅員遼闊，中華五十六個民族由于各自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地理環境和人文景觀的各具特色，使音樂與相關姊妹藝術都形成了不同的風格，也形成了各自鮮明的民族特色。從總體上看，中國傳統音樂與姊妹藝術之主體間性體現在共同受中國哲學“和”之道的影響，各自視界雖有不同，但是總的來講其視界還是融合的，是“和而不同”的體現。
六、“化身入書”與“化心入樂”
——體驗音樂文化 如果說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理論給音樂接受者提供了把握時空的理性意識，使主體在鑒賞過程中達到“一種最大限度的非制約性和靈活性”［33］，那么我國學者梁啟超先生的“化身入書”理論，則為音樂鑒賞主體的主動介入提供了一種科學、具體的方法［34］。其中包涵三層含義：（1）主人公認同。即鑒賞主體化身為音樂作品中的主人公，與主人公進行心與心的對話與交流，并與“自我”同一化，既以自身之情感體驗深化作品的內涵，又以作品之內涵促進“自我情感”的升華。（2）進入角色。即鑒賞主體進入作品的藝術境界，感受作品內在的情感和思想脈搏，領悟作者的藝術匠心，與作者進行主體間性互動，與作品的潛在音符產生共鳴，實現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的協調統一，實現思想的洗禮與精神情操的升華。（3）出入自如。即鑒賞者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入”能領悟作品意蘊，傾聽作者心聲，“出”能超越作品，理解音樂佳境。即“化身入書”體驗音樂文化的方法就是接受者與作者、文本及主人公等展開心與心的主體間性對話與交流過程，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品賞中就是“化心入樂”的過程，它既是對生命本體存在的肯定，又是對生命所依存的世界萬物的呵護，兩者都是有靈性的生命存在,它們之間能夠相互感應，相互激發，相互交往，從而進入天地與我為一的審美狀態。即“化身入書”、“化心入樂”的過程是離不開生命感悟及其意義體驗做內核的，是接受主體的生命與世界萬物的生命主體間對話與交流的過程。這是由于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性質而形成的中國美學也具有身體性的主體間性。即中國美學沒有把身體與心靈、身體與自然完全分開,而且認為人的身心與自然的關系是互相感應、互相融合的主體間性［35］。在這主體間性互動交流中強調整個身心投入到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體驗與玩味之中。
七、“效果歷史”（理解的歷史性）
—— 傳承音樂文化 “效果歷史”是接受美學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伽達默爾認為，人是一個歷史性的存在，歷史是人存在的核心。他的哲學是基于理解的歷史性上的，是生存于歷史中的人自覺意識自己歷史性的哲學。因此，他強調對一部作品的理解實際上就是讀者理解的效果史，“理解始終是在歷史中進行的，歷史是由我們來經驗的，在理解中我們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性是一切理解的根本性，理解的歷史性構成我們的偏見”［36］。承認理解和解釋存在一定的偏見，其價值不僅在于為解釋者創造性解讀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支持，同時又為后續讀者的接受研究開辟了主體間性對話和交流的空間。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經驗視野”。只有發揮讀者的創造作用，才能通過“作者——作品——讀者”的三位一體模式去實現作品真正的價值。只有通過關注讀者的反應，才能進一步考察“作者——作品”的歷史地位和影響。總之，作品的“效果史”是一個既溝通過去，又可以延續將來，還著眼于現實的橋梁。“效果史”是過去、現在、將來無窮盡的對話過程。
音樂文本的價值，要經歷不同時代的歷時性接受者和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共時性接受者的接受，于是文本的歷史價值是在眾多接受者的理解的縱向接受鏈上和受眾面廣的橫向接受鏈上保存、豐富、完善和發展的，這一過程就是音樂作品的價值實現和音樂文化的有效傳承過程。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前見’持有者，‘前見’意味著主體的歷史效果意識。”［37］每個人在解讀音樂作品時都會運用自己豐富的經驗或者從自己的視界去感受與理解作品，于是就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史，由此也傳承了音樂文化。“以‘效果歷史’原則進行音樂理解，音樂文本意義就必然具有無窮盡性和審美存在的永恒性，審美理解中的‘偏見’則具有了合法性”。
如，作為百戲之祖、國之瑰寶的昆曲，在不同時代的接受者當中會具有不同的接受和理解，即使同時代不同地域人們的接受，其效果也是不同的。例如，青春版《牡丹亭》，就承載了當代解釋者白先勇先生對傳統劇種作出創新理解的效果歷史。他從現代觀眾的接受出發，實現了創作者、接受者、作品之主體間性互動與創生，在既保持傳統又能吸引現代觀眾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它不僅記載了作者以及當代讀者對昆曲理解的效果史，同時又促進了這一傳統劇種的傳承與創新發展。
八、“理解的多義性”—— 發展音樂文化
主體間性教育強調相互理解，尊重差異，這為音樂“理解的多義性”和課程理解的多義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又為創造性的發展音樂文化提供了可能。
（一）音樂理解的多義性
音樂藝術的朦朧性、非確定性、非概念性特征為音樂的多義理解提供了可能性，也為創造性留下了發展的空間。英加登認為：“任何一部特定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作品只有一個，而對它的表現，原則上卻可以要多少個就可以有多少個”［38］。即，音樂作品的意義闡釋具有多種可能性，在遵循創作者的創作意圖的基礎上，不同的表演者在“二度創作”和不同的欣賞者在“三度創作”中都會融入自己的個人理解，所以造成音樂作品理解的多義性。但是，不能一味過渡地追求“理解的多義”而偏離文本的意義。音樂教師“必須即時對學生理解的層次、視野、合理性等各個方面進行判斷，并對學生的解釋進而決定如何才能把學生的理解引向‘合理’與‘深刻’，從而防止學生把‘發散’變成‘過渡詮釋’”［39］。
“音樂理解的多義性”可以從以下是三個層面來理解：
1.理解音樂的多種角度
“理解的多義性”即音樂理解中的多解性或可變性，也就是說可以多角度的理解音樂和理解主體間存在的差異性。埃利奧特的實踐哲學也滲透著“主體間性”教育思想和“理解的多義性”思想。他強調音樂實踐是多元的主體間（音樂創作者、表演者、即興創作者、編曲者、指揮家、評論家、欣賞者）進行的多樣化的音樂實踐活動和多視角的對音樂作品的理解和解釋，由于不同主體間各自的主動性和差異性存在，而這種主體間的差異性就導致了理解活動中的可變性。通過各種各樣的實踐活動，讓多元的主體通過音樂進行多維度的主體間互動，從而達到對音樂的多義理解。如，用音樂來表達主體間不同的情感，用音樂來表現不同的人、地方、事物以及用音樂來傳達不同的文化思想內涵、信仰價值、風俗習慣等，從而加深對音樂的情感理解、文化理解、歷史理解、應用理解等。
2.把握音樂的多元智能
在一定的音樂情境中“理解的多義性”體現在多元智能③之主體間性互動的優化和組合而帶來的不同理解。多元智能之九種智能分別代表每個人的不同潛能，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智能強項和弱項，智能之間的不同組合構成個體間的智能差異，這是造成音樂理解過程中理解的差異性和多義性的心理學依據。例如，對于同一首音樂不同的人會運用不同的智能來表現不同的接受方式，舞蹈家可能會發揮身體運動智能，即用肢體語言表現自己對音樂的理解；音樂家會運用音樂智能，即用歌聲或樂器演奏表現自己內心的感受與理解；文學家會運用語言智能，即用詩情畫意的語言表現對音樂的理解與感受；美術家會發揮空間智能，即用繪畫的形式表現對音樂的理解。也就是說，由于每個人在接受音樂的過程中運用的智能組合不同，凸顯的智能強項不同，所以對音樂的理解和感悟也就不同。
總之，音樂文本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的意義統一體，特別是當它進入教育情境后，在多元主體的多種視域關照下，教育文本的意義也具有多向的生成性，即“理解的多義性”召喚接受者不僅要從創作者出發理解創作意圖，廣泛了解作品的歷史背景等各種文化內涵，以更好地理解文本，接近作者的原意；還強調音樂接受者對音樂多樣化實踐活動的主動建構，尋求不同的理解路徑以及多視角的對音樂作品的理解和解釋，即通過對作品意義和價值的不斷充盈和完善，不斷發展音樂文化。
（二）課程理解的多義性
課程不只是“文本課程”，更是被教師和學生實實在在感受到、體驗到、領悟到、思考到的“體驗課程”。由于音樂教學內容含義的豐富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不同音樂接受者各自具有不同的“前見”、“前理解”，因此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音樂課程的內容和意義并不是對所有的人都相同，音樂接受者會從不同視角和不同層次對給定的內容都有自身的理解和解讀，對給定的內容不斷地變革和創新，并不斷轉化成“自己的課程”，造成課程理解的多義性。而且，由于教育活動中多元主體間的多維互動，教師與課程設計者、教師與學生、師生與教育文本、師生與課程諸要素等之間在分享、合作、交流、溝通中思維對話與碰撞，又能生成出多義性的課程理解和“意義”的新異性；同時，由于現代課程資源的廣袤性，在隨著課堂教學活動展開的同時，師生的生命活力和創造潛能被激發，他們能夠主動建構教育意義，從而積極改造預設的課程，形成動態的、開放的、多元的、寬容的、整合的課程，由此一些新的目標就會被引發和生成出來［40］。這樣的課程理解，不僅能充分尊重師生的“生活世界”，符合新時代的教育理念，也更具有積極性與創造性，更有助于音樂接受者的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身份認同。
結 語
綜上所述，以接受美學為理論支點，從接受者出發，借鑒接受美學中的“游移視點”、“空白召喚”、“恰當的具體化”、“視界融合”、“期待視野”、“效果歷史”等理論，構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學優化策略，能夠達到有目的、有計劃地實施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并滲透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能使中小學師生更好地接受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有效提高其重視和喜好程度，從而使優秀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承與發展。
作者附言：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主體間性視野中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研究”、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山東傳統音樂文化研究與高師地方音樂課程建設” （課題號：12YJA760006）與魯東大學校基金項目（課題號：wy2011010）的階段成果。
注釋：
①“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惉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捶，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見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頁。）
②“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見白寅《心靈化批評——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思維特征》第53頁）。
③多元智能理論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1983年提出。加德納認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每個人在不同程度上擁有九種智能，即語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邏 輯數理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身體運動智能（bodily intelligence）、人際交往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自我認識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自然智能（natrualist intelligence）和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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