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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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居民消費范文
一、對中國居民的低消費之謎的一個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經濟學主流消費理論中，我們認為，由于假設前提、經濟環境、政治體制等因素的區別，西方的主流消費理論不但不適合用來解釋中國的低消費之謎，而且也解釋不了。所以，有必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另僻蹊徑，尋找中國居民低消費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低收入是否真正與低消費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國國內的平均消費水平占GDP比重約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數為0.417時，占總戶數20%的富有階層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數每年呈增加趨勢，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數攀升到0.496。毫無疑問，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總戶數20%的富有階層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經遠遠超過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國居民收入總額為83246.6億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階層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數值估計，2005總收入中也僅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億元被80%普通居民所擁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國總人口為13.0756億，80%的人口數量是10.46048億。所以，保守估計2005年，我們發現全國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僅為3899.5元。而2005年全國居民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與普通大眾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國80%的普通大眾的消費支出也在7942.88數值的一半3971.44以上。
所以，由最近幾年的數據來看中國的消費問題，我們一直以來感到彷徨的問題的解答竟然是因為我們提錯了問題！
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顯，就是占80%總數的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很明顯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階級的平均消費傾向則較小，但是這較小的平均消費傾向并不構成讓我們困惑的問題，因為對應這部分擁有較小平均消費傾向的人群擁有社會51%以上的財富，而較高的收入所導致的較低消費又完全可以為經濟學理論所解釋。“從經濟觀點來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緊縮消費來增加投資的趨向。回顧這一段
歷史，可以看出消費者手里錢多些，投資者手里錢少些，國民經濟也許會穩定些”。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國內的“收入—分配”機制不變的前提下，在國內80%的居民幾乎為年光一族的時候，刺激消費的企圖只是鏡花水月而已。中國的消費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階級在遞減的邊際消費傾向作用下拉動將會緩步不前。
二、現代西方消費理論不適用于中國
凱恩斯消費理論認為現期消費僅取決于當期收入，隨著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們的平均消費傾向是遞減的。該理論第一次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把消費與收入水平聯系起來，與“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構起宏觀經濟理論的大廈，并對消費理論日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這兩個假說都隱含了如下兩個重要的理論假設：（1）確定性假設；（2）資本市場完全假設。很明顯，這兩個假設即使在當今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一個是現實的，不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無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錢，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已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此后的消費理論發展沿兩個方向展開:放寬上述第一個假設，考慮人們針對將來的不確定性進行的“預防性儲蓄”對人們消費行為的影響；放寬上述第二個假設，分析“流動性約束”對人們消費行為的影響。
如果從以上這些西方的主流消費理論出發，不難由凱恩斯消費理論得出中國現在的平均消費傾向遠低于在該平均收入水平上所應有的水平，從而再進一步得出中國存在很大的消費發展空間及潛力，及在此基礎上提出應該刺激消費，從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建議。
無疑，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但一個更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們是就市場機制相對發達完善的經濟和社會實踐而展開的。對目前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的我國而言，計劃經濟的許多體制“遺留問題”還沒能得到妥善解決，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經濟歷史實踐為基礎的現代消費理論來分析我國消費領域出現的問題，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難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國解”。人是環境的產物，不同的歷史和現實條件決定了人們不同的行為特征，研究中國的消費問題不應脫離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尤其是我國的經濟轉型及我國特有的經濟情況對人們消費行為的影響。
三、結論與啟示
第2篇：居民消費范文
關鍵詞：城鎮居民;消費特征;聚類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及分析
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我國消費水平也進一步增加。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加的同時，消費結構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及時掌握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情況及變化趨勢，有利于及時地合理調整產業結構。這樣，便可使得生產過程優化，合理地調配社會資源。本文采用SPSS聚類分析的方法，對城鎮居民消費地域差異統計分析,分析考察我國各地區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結構是否存在差異。
二、基本假設
假設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調查數據能基本反映整個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平均水平。
三、模型的建立與求解
（一）2002年—2011年消費數據整理
表1、表2是2002-2011年十年間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關鍵數據，資料來源于[1]。
（二）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數據分析
首先，通過表1可以看到目前城鎮經濟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繼續保持穩定增長，2011年消費支出達到了15160.8，跟2010年城鎮居民消費相比增加了1689.4。邊際消費傾向=消費的增加額/收入的增加額=1689.4/2700.3=0.626,這表明人民消費信心增強，但是城鎮居民還是偏向于儲蓄的傾向,儲蓄比例達到了0.374(因為消費比例和儲蓄比例和等于1)。另外，從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城鎮各類消費是持續的增長。近十年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一直在迅速增長，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11年的21809.7元，翻了=÷8133.277037.21809倍（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數點后四位，下文相同），可支配收入增長與消費支出呈現了相對的一致性。由表1可看到食品消費這十年增長了5506.3/2272=2.424倍，由表2可看到我國食品占有的消費比例越來越少，但還是消費的主體。其中肉類食品的消費由2002年的413.54達到1105.93，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隨著生活的改善，人民消費逐漸傾向高蛋白等有營養的食品，人民在蛋類，水產品，奶制品等消費也比較均衡，各項也均相對消費增長了一倍,鮮菜在2011年各類菜類購買中數量是最多的達到114.56千克,表明城鎮居民還是喜歡綠色食品。恩格爾系數占用的可支配比較大（食品消費比例即是恩格爾系數）。恩格爾系數總體呈下降趨勢，2002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0.377，在2002年至2011年十年間，恩格爾系數最低達0.351，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0.363，另外通過觀察表1和表2得到我國城鎮居民近十年來恩格爾系數在波動中下降，也就是說恩格爾系數總體呈現下降趨勢。表2中食品消費比例也由1990年的54.25下降到2011年36.32，我國已經從一個人民徘徊在溫飽線水平的國家，達到了發展中的小康社會。但是恩格爾系數在波動中下降與我國人民講究吃、注重食物質量消費也有不同程度的聯系。進一步還可以了解到，我國城鎮消費和農村消費差距也越來越小。從表1中看到我國城鎮交通通訊消費在這十年增長了2149.6/626=3.4339，表2中，交通費用由1.2增長到14.18，可以看出是增長最快的。這表面了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城鎮出行已經逐漸出現了以車代步，居民交通更加便利。隨著科技的發展，交通費用成本的增加也不是很顯著。由表2可以看到我國城鎮居民在衣著、居住、文教娛樂消費比例還是沒有多大變化，說明了人民對這幾項偏好是比較穩定的。表2中醫療保健消費比例持續增長，可以看到人民注重物質生活改善的同時也越來越注重身體健康，這也是未來城鎮居民消費增長的重要點。居民消費在衣著、家庭設備、交通、通訊、居住消費性支出在近十年來漲了三倍左右，在食品、醫療保健、教育文娛消費性支出漲了兩倍左右。就這幾項全國城鎮居民消費范圍來說，各種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均在增加，但是每項消費支出的增幅有所不同，居住的消費一直在國家宏觀調控穩定中發展。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2.7平方米,也是增長比較快，基本上已經達到了平均一家一居室。而通訊業例如手機每百人達到205.25，每一百個人含有電腦81.88臺,已經接近一人一臺電腦了，消費比例在家庭設備及應用由表2可知是在下降的，消費支出由10.14下降到6.75，說明隨著科技的發展，盡管城鎮居民在各種家庭設備、電子產品購買實際數額是在增加，但是科技產品行業或者說這種勞動密集型產品消費比例也越來越低。
（三）城鎮居民消費地域差異統計分析
本文采用spss19軟件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31個省，2011，2010，2009年城鎮居民平均每人消費狀況進行聚類分析。通過比較K-均值聚類法（快速聚類法）對我國32個省直轄市進行聚類分析，輸出分層了3層。比較合理的聚類方法是將所有樣本分成3類，第2類包括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廣東，第2類的最終中心距離比第三類多4000-5000多左右，第2類的各地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最高。第3類是天津、內蒙古、遼寧、江蘇、福建、山西、重慶，比第一類基本上多300多左右。屬于中等消費省市區域，剩下的其他樣本則屬于第1類。很顯然，我國城鎮消費是不均勻的，我國城鎮居民在東部沿海城市消費比較高，這是因為在東部沿海等省市經濟發展比較迅速，可支配收入比較高的原因。而中部地區卻因為經濟發展、地理位置原因和消費習慣，經濟發展趕不上東部沿海。歸為第三類的城鎮居民消費省直轄市有20個，占據了絕大多數，其中絕大多數是西部城市。
綜上所述，我國消費水平還處于發展階段，東部沿海居民消費比較高，而中西部比較落后，更需要提高中西部居民的消費水平。從以上表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東西部收入，消費差距依然很大，國家應該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扶持力度，縮小東西部差距，促進全國城鎮居民消費均衡。
作者:楊建奇 房樹文 黃傳名 單位:湖南科技學院理學院
參考文獻：
[1]數據來源網站: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EB/OL].
[2]張月,曲坤,林美艷.因子分析在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研究中的應用[J].大連交通大學學報,2006(1).
[3]胡麗平,何春花.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的實證分析[J].河南農業大學學報,2011(3).
第3篇：居民消費范文
一、我國居民消費現狀分析
1、最終消費率逐年走低。消費率是衡量一國消費需求情況的重要經濟指標，新世紀以來是最終消費率、居民消費率下降最決的時期，其中最終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8年的48.6％，居民消費率從2000年的46.4％下降到2008年的35.3％，不到10年時間，二者分別下降了13.7和11.1個百分點。
2、消費結構不合理。一是我國消費主體結構呈現出居民消費比重偏低而政府消費比重過高；二是我國偏重于溫飽型消費，發展享受型消費不足。三是我國物質型的消費較多而服務型的消費較少。四是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城鄉差距較大。
3、社會不同階層消費嚴重分化。據媒體公布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千萬元以上富豪達96萬人，這部分群體最有消費能力，但缺乏消費意愿；而低收入階層有最強烈消費需求，但沒有消費能力；處在兩者之間的是有穩定收入，相對較高社會地位的社會階層，應該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但由于多方面制約因素，有消費能力，也有消費需求，但多選擇保守消費。
二、我國居民消費被嚴重束縛的因素分析
1、居民總體收入水平偏低。數據顯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85年時的56.18％下降為2007年的39.7％，22年下降了近16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從1995年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個百分點，形成國富民不富的利益分配格局。
2、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過高。數據顯示，中國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1％，中國全社會物流成本占GDP比重達21，3％，而發達因家約10％，增加了商品價格，央視曾對此進行過深入報道。
3、通脹與通脹預期。目前正在發生的通脹既有外部因素，也有深刻的內部因素。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貨幣問題M2為72萬億，而GDP為39萬億，貨幣已經嚴重超發，決定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百姓必須忍受持續通脹的事實。
4、社會貧富分化導致消費畸形化。2010年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0.5，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5、社會保障不健全。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福利支出增長較快，則該國或該地區居民的消費傾向就較高，消費增長就快，反之則較慢。社會保障的不健全不完善，百姓對未來沒有安全感，當然會少消費。
6、高房價與城市化綁架消費。現在還房貸成為百姓最主要的支出之一，高房價綁架了中國居民消費、特別是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
7、商品質量不安全嚴重制約消費。近年來，嚴重食品安全事故屢屢曝光，表明食品安全已經不是一個孤立問題，而是有深層次原因與背景。從消費角度看，百姓希望明白消費，放心消費，并在消費中得到滿足，生活品質得以提升，然而現實是問題商品比比皆是，讓人不敢消費，不敢多消費。
三、拉動居民消費的對策
1、積極擴大就業，增加消費人群。就業既關系到社會穩定，也影響社會消費。目前，中國就業陷入結構性矛盾，一方面是每年畢業600萬大學生就業難，另一方面是很多企業鬧人荒，顯示出人力資源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國家應該改變高等教育的方向，一方面改革高等教育體制，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體現真正的人才培育與精英教育，重質量，壓數量，重廣度，重深度；另一方面，應該恢復更多的職業教育，與企業需求與實踐相結合，培養更多有職業技能專長的藍領，重數量，重質量，重專業，為提高中國制造水平提供人才保證。只有通過擴大就業，培養更多有消費能力的社會階層，未來的消費才有可能可持續提升。
2、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費能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包括工資性收入水平與財產性收入水平，現在由于房產調控，限制投資，股市虧多贏少，儲蓄負利率，黃金等保值商品價格高居不下風險大等原因，通過理財方式大幅增加財產性收入的渠道也非常有限。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我認為主要還是要依靠工資性收入倍增。但如何實現，除了尚未定論的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外，沒看到有其他具體舉措。眼下是社會矛盾多發期，政府不能獨自給自己先普漲工資，而應該考慮通過減稅、降低費率、支持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等措施，支持企業率先提高職工收入水平，在穩定影響力最大的企業職工的同時，對公務人員及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人員、退休人員特別是基數低的企業退休人員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對于農民收入如何提升，由于第一代吃苦耐勞的農民工數量越來越少，而社會需求越來越大，在未來會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通過市場調節收入將會不斷提升。
3、改革稅制，降低物價水平，控制通脹，讓居民樂于消費。我國商品價格高是相對于我們的收入水平而言的。我國的商品稅是以間接稅為主，以剛剛過去的2010年為例，國內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與進口稅收占全年全國稅收總收的69.5％，而這四項稅收都是通過隱含于商品價格，暗中向消費者征收。政府應該降低與減少商品稅的稅率與稅項，使商品稅在稅收總額中的占比縮小，使人們商品稅的稅負降低，降低物價。另一方面，改革所得稅征收標準與方式，加大高收入階層、隱性高收入階層、高財產性收入的稅負比重，逐步使所得稅成為主要稅種，在降低社會中多數人稅收負擔的過程中，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收入調節與社會穩定的功能。對于通脹，由于受內外部因素的影響，很難受控，但就內部因素而言，主要是因為對沖外匯儲備、政府大規模投資原因導致的貨幣超發，在未來只有對這兩項進行嚴格的控制，逐步回收貨幣投放量，才能有效控制通脹。
4、完善社會保障，讓居民敢于消費。加快社會保障“擴面”、“提標”。“擴面”的重點是：加快推進城鎮基本養老保險有效覆蓋進城務工人員、靈活就業人員和低收入人群；加快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一個平臺、兩個標準的城鄉居民合作醫療制度；將正規就業或勞動關系穩定的進城務工人員的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納入城市社會保險制度框架；建立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和社會保險基金，解決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養老和醫療保障問題；從保障“人人有房住”出發，加大對低收入城鎮居民的住房保障力度，為低收入階層提供必要的住房保障。“提標”的重點放在，健全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待遇標準正常調整機制，不斷提高養老金發放標準；通過提高報銷比例、增加報銷藥品、擴大特殊病種報銷范圍、降低甚至取消報銷起付線等方式，提高醫療保障水平。
5、保證食品安全，讓居民放心消費。對百姓高度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不能僅從道德的角度提要求與希望，必須要認識到深層次的原因，系統分析，系統解決。解決好食品安全問題，一要考慮國內和國外食品安全標準是否一致，中國應該參考和制訂較高的標準。二是要加大對食品安全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對食品安全違法實行“零容忍”。三是下大力氣改革當前監管體制的內在缺陷，即“多頭管理、職能交叉、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
6、創造消費熱點，引導居民消費。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興建許多主題公園或大型游樂場所，發展旅游、娛樂和消遣業，娛樂消費增長已超過醫療、衣食住行等。正如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原院長張維迎所說：“真正的消費不是刺激出來的，而是開發出來的。”
7、大力發展針對個人消費的現代服務業，提高居民服務業消費占比。在美國，個人服務業消費占比70％，商品消費占比30％，我國應該加強在金融理財、文化、教育、養老、餐飲娛樂、社區服務等方面的服務創新與引導，提高服務質量，提升服務水平，提供服務消費多元化的選擇。
第4篇：居民消費范文
關鍵詞：居民消費；變動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3）22004802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投資與出口對陜西省經濟的增長發揮了極大作用，并處于較難大幅提高的形勢下，消費對經濟的拉動成為了省政府和人民關注的話題。陜西省歷來內需不足，消費能力不旺盛，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所謂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消費是投資的最終目的，提高消費對陜西省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或地區的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而居民消費是主體，占到最終消費的70%以上，所以消費問題的著眼點應是居民消費。衡量一國或地區居民消費的重要經濟指標是居民消費率，它是指居民消費占支出法GDP的比重，即rc=C/GDP。
1.1陜西居民消費率與我國和國際居民消費率的比較
通過《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2011年的數據整理計算分析如表1所示，陜西省居民消費率從整體上看出于曲線下滑的趨勢，陜西省居民消費率1999年還是45.94%，與我國居民消費率基本持平，但發展到2011年陜西居民消費率下降到30.04%，與2011年我國居民消費率35.42%相差5個百分點，處于歷史最低水平。
在國際比較中，選擇與我國目前發展階段相似的國家，在與我國發展水平相近的階段相比較。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六國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左右時的居民消費率的平均值為70%，2005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050美元時，居民消費率比上述六國平均水平低32%，而陜西省則比我國居民消費率還要低一個多百分點，相比，陜西省如此的居民消費水平想要擔負起我省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1.2陜西農村居民消費率和城鎮居民消費率比較
陜西農村與城鎮居民無論是收入還是消費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作為居民消費率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二者有著不同的變化趨勢。
從城鎮居民消費率和農村居民消費率的分來看，陜西省表現出城鎮居民消費率較穩定，大部分維持在20%-25%之間，并沒有因經濟的增長而表現出消費需求的加快增長。而我國經濟軟著陸十幾年間，陜西省農村居民消費率卻在不斷下降，從1999年的22.70%下降到2011年的751%，達到了歷年來的最低水平，下降幅度達15.19%，充分體現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疲軟和城鎮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
2陜西居民消費率變動的原因分析
2.1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
1998年我國正式啟動西部大開發政策以來，國家加大對西部地區的開發投入和扶持力度，陜西居民收入有所提高。從1999年農村居民純收入為1456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4654元逐步增長到2011年分別為5028元和18245元，分別增長了245%和292%，年均增長率為11.9%和132%。從收入絕對值來看，陜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遠遠大于農村居民純收入，2011年農村居民純收入還不及2000年陜西城鎮居民收入5124元。12年間陜西居民純收入增長額為3572元，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額為13951元，增長的額度遠遠大于農村居民純收入，陜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絕對數在擴大。從增長速度來看，陜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大于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速度。
對比近年來陜西和國家平均收入水平，陜西城鄉居民收入與國家平均的差距越來越大，甚至城鎮自1996年、農村自2004年開始，均低于同年國家平均值千元以上，這種收入狀況從源頭上限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
從城鎮居民角度看，主要制約陜西省城鎮居民消費率的增長因素的是：居民收入低和穩定性下降。在用工主體的背景下，就業人員的增加直接推動勞動者報酬總量的增加，20世紀末，我國正處于國有體制轉軌時期，市場開放的過程中，國企員工在2000年前后逐年減少，再加上陜西省居民收入本身偏低，工資的增長也往往需經歷較長時間。與此同時，由于勞動福利保障、退休生活保障、醫療保障、物價補貼等方面的福利的不確定性增強，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市場化運作下企業可以自主決定員工的數量和員工工資水平的空間等因素的影響，使得陜西城鎮居民未來收入水平的變動趨勢不明朗。
從農村居民角度看，陜西省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低，農村經濟運行質量不高，農業科技水平有限，農村勞動力就業技能局限性較大等諸多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約著農村居民收入的快速提升，農村收入增長緩慢，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雖然國家政府在不遺余力的采取各種方式以增加農民的收入，如取消了農業稅費，并在2000年前后加大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提高農產品價格促進農民增收，但這些措施帶來的效應仍然不足。
2.2公共政策的影響
政府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放在農村，以求在城市需求達到一定水平的基礎上通過擴大農村內需增加消費從而增加GDP的目的。然而，公共政策在公共服務方面的不到位導致農民在一定程度上增收卻不見消費的同比擴張。
居民消費過程中，耐用消費品的支出是首要的，而近年來一些基本生活要素如水、電、氣、交通費及糧油等漲幅明顯，也影響了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
另外，陜西保險保障覆蓋面較窄、社會保障給付水平偏低。特別是，陜西農村居民的即期消費是非常低的，主要原因是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屬于剛剛發展和完善階段，農村人口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還不太完善，再加上日益上漲的醫療費用和教育費用和住房費用的支出，使農村人口不得不加大以上費用的支出和依靠儲蓄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即因社保體系的不完善而增加預防性儲蓄，降低了即期消費，使居民消費傾向下降，繼而拉低中國的居民消費率。
3擴大陜西內需的對策建議
陜西省消費市場開拓潛力巨大，具有巨大的消費群體和購買力，特別是農村，只有通過合理的政府引導，才能把潛在的內需激發出來。針對以上影響因素，筆者認為要擴大內需，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
3.1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一，努力提高農村居民、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者的工資性收入。一方面，通過各種途徑為居民提供就業崗位，提升工資性收入在居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持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通過法律手段保障居民的合法權益。
第二，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這是實現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經濟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在積極鼓勵發展農業糧食生產的基礎上，建立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三元結構和適應現代化農業生產的產供銷一體化飼料產業。通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實現多資轉化增值。
3.2加大政府對農業的投資
要真正啟動內需，不能單純的寄希望于居民消費，只有政府給居民提供一個良好的消費環境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可持續方案，才能形成良性互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首先，從促進消費角度來看，主要包括：政府需提供相應的促進居民消費的公共服務和產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培育成熟的消費環境，使更多投資者愿意進駐市場，特別是農村市場；建立健全消費市場制度，創造良好的消費環境，提高居民需求欲望；健全個人征信制度，在降低信貸門檻，使有征信能力和還款能力的居民產生提前消費的可能。
其次，陜西省政府應發揮其引導市場的功能，采取各種方式，鼓勵和引導農村人口在本地投資立足于農業經濟的產業，如：鼓勵投資者進駐農村投資，引導銀行貸款投資農業產業經濟，培養本土投資人員，引導農民積極參與、加入本土企業的發展，鼓勵專業農業技術人員和農民溝通并積極改進農產品加工等技術的方式，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引導農民通過自身努力，獲得較高收入，而不是單純以來農業的直接補貼提高居民收入。
再次，陜西省需加強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重點支持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優勢產業發展、農產品質量提高、社會化服務和科研推廣，并完善農業生產補貼體系。
3.3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特別是農村居民社會保障制度
改革戶籍、就業、社保、醫療等體制，努力消除新二元結構，減少居民對不確定性的顧慮。財政支出需擴大民生支出、支農支出、教育、社保、轉移支付支出的比重，改善居民消費環境。近幾年，陜西省不遺余力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到2011年，陜西省城鄉居民參保人數1558萬人，參保率91%。繳費人數1252萬人，發放人數245萬人，基金收入41.6億元，基金支出19.5億元，基金累計結余40億元。只有積極建立充分的社會保障制度，把分散的個人儲蓄保障轉變為規范的社會保障，才能提高城鄉居民的預期穩定性，減緩為規避不確定性風險而快速增長的儲蓄，相應提高全省的消費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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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居民消費范文
Abstract: By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caused by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that major developed economies, our country's economic recession because of higher foreign dependence and influence. Therefore, vigorously promote rapid growth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and improving the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hrough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echanism of restricting Chinese consumer expansion in China, discusses the deep reason of promoting consumption policy approaches.
關鍵詞:消費;收入;分配
Key words: consumption;income;distribution
中圖分類號:F06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20-0028-02
0引言
人類創造的社會財富中大部分都會被用于消費,其余用于儲蓄和投資,但用于儲蓄和投資的社會財富仍要為消費服務。從社會總需求分析的角度而言,消費是指用于國民生活的最終消費,是居民最終消費和政府最終消費的總計。為分析居民消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本文所指消費僅包含居民最終消費,即一國或一地區常住居民在一定核算期內(通常為一年)對于貨物和服務的最終消費支出。消費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用于居民個人消費和社會消費的總額占當年國民支出總額或國民收入使用額的比率,是衡量國民經濟中消費比重的重要指標。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現代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是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市場經濟越是發達的國家,其消費占GDP的比重越大,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多在80%以上,居民消費占最終總消費的比重也多在80%以上。強勁的消費使居民享受高品質生活的同時,也推動著經濟的再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為保持經濟較快地增長,一般會維持較高的投資率水平。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資率會逐步趨緩,消費率逐步提升,經濟增長也由投資拉動為主轉為以消費拉動為主,之后的消費率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上。
1我國居民消費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GDP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長率。從總量上看,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在2008年已經達到300670億元人民幣,按照2008年平均匯率6.948元比1美元,折合43274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雖然如此,我國的消費水平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沒有起到有效拉動經濟的效果。
1.1 消費總額作為有著13億多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具有龐大的潛在消費市場,從1978年消費總額逐年遞增,2009年達到了149112.6億元,是1978年的66倍。然而,總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近幾年有所下降,2001年以前均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2002到2007年下降到50%的水平,2008年則下降到50%以下。反而是投資占比逐年增加,成為經濟發展支撐點。
1.2 消費率197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62.1%,2001年至2006年的最終消費率分別為61.1%、59.8%、58.6%、55.5%、53%、52.1%和49.5%,2006年比2000年降低了11.6%,而2008年比2006年則又下降了1.3%。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值不斷下降,中國居民并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高品質生活。
1.3 居民消費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社會物資的不斷豐富,人們被禁錮的消費欲望得到釋放,居民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穩步提高,九十年代初期達到80%的最高水平。至此之后,居民消費占比不斷下降,從1996年的77%,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72.7%。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到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為了大力發展經濟,促進固定資產投資,政府消費比例不斷增加。
2我國消費率不足的原因分析
2.1 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缺乏法制規范,資金投入嚴重不足
長期以來,我國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缺乏規劃,重視不足,投資欠缺,造成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嚴重滯后。居民在教育,醫療,失業,養老等領域負擔過重,從而不敢也不能大力消費。居民對未來生活保障信心不足,因而大量儲蓄,使得我國居民儲蓄率居于世界前列,也促使我國的投資率居高不下。
2.2 收入分配制度不科學不合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過低收入分配制度是調節一國經濟結構和居民收入結構的重要機制,它包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一般來講,一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講究公平。我國由于處于經濟轉型期,市場經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因此不科學不合理的地方較多。表現出來:一是居民收入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過低,只有30%多;二是居民收入結構比較單一,主要是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不足;三是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再分配的調節作用不佳。
2.3 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重投資輕消費,消費環境不佳由于我國建國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經濟建設有著重投資重積累的思想,對居民消費重視不足,改革開放后尤其是1992年我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有了很大改變,但在具體經濟管理工作中仍對消費缺乏足夠的重視,對消費環境建設的投入不足,致使我國消費環境整體不佳,流通體制,售后服務,信息支持,金融信貸等尚不能有效滿足我國居民對消費的需求。
2.4 金融資本市場發展不足,居民財產性收入較少由于我國金融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金融資本市場發展尚顯滯后。近幾年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加快,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有了很大發展,但相比我國龐大的經濟總量和居民投資需求,金融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仍很突出。當前我國居民財富的大部分仍以存款形式放在銀行,股票,基金等其他形式金融投資的整體占比還較小,所以使得我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不足,不能充分享受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成果,從而也制約了我國居民消費能力的擴張。
2.5 消費結構不合理,消費升級緩慢經過改革開放這三十年的不斷發展,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已經有了很大改變。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整體小康,消費結構也從追求吃、穿向改善住、行不斷過渡。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消費結構也正處于加速優化升級的階段,其擴展空間應該說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消費結構很不合理,消費升級進展緩慢,主要表現就是我國的房地產市場由于調控不到位致使發展失序,房價過高,居民在住房上的過高支出對其他消費開支產生了擠出效應,破壞了居民消費的正常結構,損耗了消費升級的動力。
3促進我國消費擴張的政策分析
消費問題作為一個熱點話題在我國已經有十幾年了,如何擴大內需成為大家普遍關注的重點領域。諸多學者作了深入研究,提出希望通過實施積極有力的宏微觀政策,擴大政府關鍵支出,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消費環境從而促進我國消費市場的大力發展。
3.1 加快制定施行《社會保險法》,加大社保資金投入力度社保資金關系到每一個國民的生活,其籌集和使用一定要有科學的規劃和嚴格的管理,制定施行《社會保險法》,將社保制度建設和管理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將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發揮極其有效的作用,也必將促使我國消費市場的大力擴張。
3.2 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我國居民收入在整體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廣大農民和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在總體居民收入中的比重。首先要提高居民工資水平,建立我國居民工資穩定增長機制,制定適合我國國情和地方實情的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不斷培育和提高勞動者的勞動技能和素質。其次,加大“三農”投入,多方面提高農民收入,努力建立保證農民收入穩定持續增長的體制機制,繼續大力增加財政對農村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社會生產等的支持,穩定農村發展良好局面,促進農民收入的多元化,保證農民收入能夠穩定持續較快增長。再次,加大對城鎮中低收入群體的關注力度,努力提高城鎮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
3.3 加強消費環境建設我國消費市場由于曾長期處于賣方市場,消費環境建設滯后,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合法保護,消費者利益受損現象較為普遍。雖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已推行實施多年,但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中的問題仍很突出。另外的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規及消費信貸發展不足,也使我國居民消費環境整體欠佳,需要加大力度推進消費環境建設。
3.4 培育和發展資本市場我國金融市場建設目前仍不完善,居民缺乏安全高效的投資渠道,大量居民儲蓄堆在銀行,只能獲取較低收益。因此要加快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建設,重點搞好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主要是企業債),基金市場的規范建設,從而使我國國民能夠更充分地享用經濟發展成果,獲取更多財產性所得,提高我國居民財產性所得在全部所得中的比重。
3.5 加大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促使房價保持在合理水平,優化居民消費結構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房地產市場改革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借助我國城鎮化,工業化加速發展的有利形勢得以快速發展,成為支撐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我國城鎮居民住房條件也由此得到極大改善。但是房價過高的問題卻越來越突出,尤其是最近幾年成為了社會大眾普遍詬病的話題。居民在購房上的高支出使其在其它方面的消費支出減少,制約了我國消費結構的升級,并間接影響到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因此無論是從促進居民個人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還是從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的角度,都很有必要加大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促使房價保持在一個合理水平,以有利于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和消費市場的大力擴展。
4結論
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水平,滿足精神、文化和物質方面的需求,充分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改革經濟發展模式,促進收入公平,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應是一國政府制定政策的出發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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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居民消費范文
煙臺市居民消費結構分析
（一）居民消費支出大幅度增長。近五年來，煙臺市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大幅度增長。2012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0315元，比2008年的13152元增長54.46%；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6603元，比2008年的4206元增長57%。目前全市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呈良性較快增長態勢。從消費情況看，居民生活質量明顯提高，消費的社會化、市場化程度在進一步增強。
（二）恩格爾系數平緩下降。2012 年城市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為6933.57元，占消費總支出（恩格爾系數）的比重為34.1%，比2008年的36.12%降低2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恩格爾系數）的比重為39.29%，比2008年的39.78%降低0.49個百分點。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 為小康， 30-40% 為富裕， 低于30% 為最富裕。按照這一標準，從整體上看煙臺市城鄉居民生活已經脫離溫飽達到小康甚至富裕的狀態。其中，飲食服務支出比重增加，在外飲食大幅增長，同比增長24.2%，消費習慣呈現出多樣化趨勢。
（三）汽車、通訊支出顯著增長。2012年，煙臺市區城市居民人均交通和通信支出2766.35元，比2008年增長90.15%。其中，人均交通類支出1524.41元，比同期增加399.32元。其中：以家用汽車為主的家庭交通工具支出447.61元，比同期增加204.40元。據調查，2012年底，煙臺市區居民家用汽車百戶擁有量達到37輛，比同期增長34.5%。由此帶動車輛用燃料及零配件支出人均635.41元，同比增長45.4%；交通工具服務支出人均108.23元，同比增長74.6%。家用汽車逐漸成為百姓出行的代步工具。同時公共交通環境不斷改善，居民出行便利程度顯著提高，出行費用也逐年提高，是交通支出上漲的重要原因。
（四）居住類消費降幅較大，居住狀況沒有明顯改善。2012年，煙臺市區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0.07平方米，僅比08年的27.72平方米增加了2.35平方米。居民人均居住消費支出1381.34元，比2008年下降了13.89%。其中，住房裝潢支出83.96元，比同期減少226.74元。居住服務人均支出109.75元，比同期增加31.29元。主要原因是受房地產經濟形勢不景氣影響。
（五）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大幅增長。2012年，煙臺市區居民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類支出人均1446.88元，比同期增加312.26元，增長27.5%。家務勞動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使家庭服務支出增幅不斷增大，2012年，家庭服務支出81.97元，比同期增加23.91元，增長41.2%，其中，家政服務支出63.23元，同比增長26.8%。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居民對服務性消費的需求不斷提升，居民消費支出逐步向服務性消費領域分流，居民家庭服務社會化的趨勢更加明顯。
（六）文化、娛樂和旅游支出增長快速。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體育設施的不斷完善，旅游、休閑、健身活動已成為人們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2012年，煙臺市區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1922.52元，比2008年增長了三倍。
（七）網絡消費成為新亮點。隨著家用電腦的逐漸普及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居民網絡知識日益更新，網上消費和服務以其便利、價廉的優勢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調查數據表明，2012 年全市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戶家用電腦擁有量已達102.5 臺。網上購物和享受各種網絡服務也成為消費新亮點，支付寶數據顯示，2012年煙臺市支付寶用戶人均支出10802元，排名山東省首位，全國31位。網上消費物美價廉、支付方便快捷等成為網絡消費正被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所接受的主要原因。
煙臺市居民消費現狀存在的問題
（一）收入增長緩慢，影響消費預期
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決定了其消費預期。居民的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在減少或增長緩慢，需要量入為出，控制消費支出；雖然目前國家正在采取措施控制物價，但經濟運行中的困難和問題依然突出，需要“捂緊錢袋子”以應對。收入增長預期不明，居民的消費信心相對較弱，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居民的消費信心。在調查中發現，大部分調查者都很想通過各種消費手段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但是由于收入限制，使得個人或者家庭的實際消費能力與消費期望不能夠完全統一。
（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居民消費缺乏安全感
消費者消費不積極，不能有效拉動社會再生產，其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社會保障體系部完善。近幾年來，雖然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領域投入力度加大，但居民個人承擔的支出還較大，這大大限制了廣大工薪階層的消費預期。由于缺少明確而穩定的社會保障預期，居民消費缺乏安全感，只能增加儲蓄或購買保險來應對未來不確定的風險，同時抑制了消費的快速增長。
（三）物價上漲過快，消費壓力增加
物價上漲過快給居民的消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直接抑制居民的消費欲望。物價上漲，特別是食品、居住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迫使居民增加支出，雖然在短期內可以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但如果物價持續上漲，將對居民消費增長產生抑制影響，尤其是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物價上漲會增加他們的生活成本，抑制消費愿望。
刺激消費需求、促進消費增長的建議
（一）通過不斷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以此來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居民的收入水平決定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預期。在調查中發現，較低收入者大多未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或者缺乏特長和專業技術，因此在就業中不具備個人實力和缺乏競爭力，他們的日常消費生活必須品或者所購買商品的實用價值，消費時更加注重價格是否便宜，因為經濟收入有限，較低收入者只有面對價廉物美的產品才會有選擇性的消費；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傾向著重于改善生活條件，改善住房條件，并且在文化方面，娛樂享受方面的比例明顯提高。因此，要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最為直接有效的手段是增加收入，尤其是努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使其消費預期得以實現。
（二）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消除居民的“后顧之憂”，以此來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隨著利益的調整出現越來越多下崗失業、養老金入不敷出、醫療費用不斷上漲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導致居民不敢消費，因此，全面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部分優撫對象待遇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從而減輕居民負擔，消除了后顧之憂，從而提高了他們的消費傾向。
（三）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物價過快上漲。
物價的快速上漲主要源自于食品類價格的上漲，而食品類價格的上漲，是由于食品類商品供給不足而造成的，也就是說供需之間產生了缺口，供不應求，是一種需求拉動型的價格上漲。政府部門應該出臺穩定物價的相關政策，抑制物價過快增長。一方面要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的供給量，尤其是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糧食、蔬菜、水果等商品的供應量，穩定其價格；另一方面也要關注低收入群體的生活，適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等補助標準，減輕物價上漲對他們生活帶來的壓力。
（四）通過改善消費環境，以此來提高消費質量。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是擴大居民消費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部門應該加大力氣規范和整頓消費品市場，清除假冒偽劣產品，確保居民能夠放心消費。給消費者創造一個規范、良好的消費環境，使消費者放心購買、安心消費，才能擴大居民消費需求。
第7篇：居民消費范文
本文作者：趙保國劉勇工作單位：北京郵電大學
消費價值觀量表的研究
1.量表的構建本次研究中，我們運用RVS量表的理論框架，以羅克奇提出的基本價值觀模型為基礎，并借鑒國內外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構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論模型，同時將農村居民小組座談會得出的影響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價值觀因素融入其中，最終根據消費價值觀基本成分的不同，將農村居民的消費價值觀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劃分，即“消費價值目標”和“消費價值手段”。具體的維度構想及其各自的影響因素如表1所示。量表初稿確定了8個價值觀維度，其中消費價值目標包括經濟型目標、象征性目標、體驗性目標、功能性目標和情感性目標5個維度;消費價值手段包括超前性手段、謹慎性手段和保守性手段3個維度。每個維度含5個測項，總計40個測項，采用李克特自評式五點量表，按照“完全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不確定”、“基本同意”、“完全同意”依次對應l分、2分、3分、4分、5分計分。2.量表的信效度檢驗在正式研究之前，先采用100個方便樣本對問卷進行初測，從填寫錯誤和初步信度兩方面對問卷初稿做了若干項目的修正，最終保留7個維度，30個測項。在正式研究中，筆者在我國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河南、山東和浙江3大省18個鄉鎮的農村居民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發放紙質問卷進行調研，共計550份，回收有效問卷500(1)信度檢驗。Cronbach－α系數是信度檢驗中最常用的參考指標。Bryman和Cramer［5］指出，α系數值越高代表信度越好，大于0.80時表示問卷內容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一般情況下，α系數值不宜低于0.60。運用SPSS17.0對本問卷各維度進行分析，Cronbach－α系數均大于0.60，且取值在0.67—0.81之間，這說明本問卷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作為農村居民消費價值觀的測量工具是穩定可信的。(2)效度檢驗。為檢驗問卷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了“KMO球形檢定法”。KMO是比較變量間簡單相關系數和偏相關系數的度量指標，其值越逼近1，代表變量間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適合進行因子分析。運用SPSS17.0對消費價值目標和消費價值手段分別進行效度檢驗，其取樣適當性數值KMO都在0.80以上，Bartlett球形檢驗的χ2值達到顯著性水平，依據Kaiser［6］的觀點，說明樣本適合進行因子分析。3.量表的因子識別及驗證(1)探索性因子分析。Nunnally［7］認為，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時，其樣本量應至少為量表測項數目的10倍。本研究的初始量表共包含30個題項，因此在做探索性因子分析時，運用SPSS17.0軟件從500個樣本中隨機抽取300個進行分析，并用其余200個樣本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鑒于消費者價值觀由“消費價值目標”和“消費價值手段”兩個方面構成，因而在分析過程中我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將二者分開進行研究，并采用正交旋轉法，方便共同因子辨認及命名，分析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由表3和表4可知，原來的30個變量已經被歸為7大類，表中各個子項目分別歸屬于對應載荷最大的因子，載荷值均在0.50以上，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結構構想效度。經過因子分析，本文提取了7個因子，從各因子的解釋變量和顧客價值感知角度可以對這些因子進行如下界定:因子1:“新潮時尚因子”。包含5個測試語句:“與左臨右舍相比，我穿的更加時髦”，“我向往城里人新潮的生活”，“我更傾向于購買流行的商品”，“購物時我喜歡嘗試新產品”，“保守與時尚之間我更傾向于時尚”。這些語句代表了農村居民對都市新潮生活和時尚元素的喜愛與渴望。因子2:“面子地位因子”。包含5個測試語句:“購買名牌高檔商品能讓我在朋友或鄰居面前更有面子”，“購買廉價或打折降價商品是件丟面子的事情”，“擁有一兩件名牌產品，我會覺得與眾不同，家里有小轎車等高檔品能提高自己在村里的地位”，“穿著打扮象征著一個人的身份地位”。這些語句顯示了這類農村消費者重視品牌，認為購買或使用名牌產品能使自己更有面子或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而購買廉價或打折降價商品是件丟面子的事情，因此對這類消費者來講，品牌效應將起到很大的作用。因子3:“勤儉節約因子”。包含4個測試語句:“我通常選擇購買便宜實惠的商品”，“我傾向于購買打折降價的商品”，“我通常不考慮購買太貴的商品”，“買東西時我經常首先考慮價格”。這些語句顯示這類農村消費者購買商品時特別注重價格，傾向于購買便宜實惠、打折降價商品，價格是影響其購買決策的最主要因素。因子4:“情感需求因子”。包含4個測試語句:“賣場的購物環境會影響我的購買決策”，“售后服務好的產品，讓我買起來更放心”，“商家的服務態度會影響我購物的心情”，“別人的意見會影響我的購買決策”。這些語句顯示了這類農村消費者購買商品時特別注重購物給他帶來的感覺，購物環境是否愜意，購物過程是否有樂趣，購買商品時是否受到了貼心周到的服務，廠家的售后服務是否能讓消費者放心等因素都會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因子5:“謹慎理性因子”。包含5個測試語句:“我對家里的日常花銷非常謹慎”，“選擇購買商品時，我經常考慮家里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對我來說過日子應該能省就省”，“購買商品前，我經常會貨比三家”，“家里的東西壞的時候，我通常進行修理而不是買新的”。這些語句顯示了這類農村消費者購買商品時特別謹慎和理性，購物前會考慮家里需要和支付能力，會貨比三家，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后再消費，很少發生沖動消費的行為。因子6:“保守儲蓄因子”。包含3個測試語句:“將大部分收入存在銀行里很重要”，“我一般不會購買很新奇的產品”，“我認為錢存了比花了強”。這些語句顯示了此類農村消費者不會輕易購買新奇的產品，其消費觀念甚為保守，儲蓄傾向很強烈，認為家庭有一定的存款是生活安全感的保障，因此他們即使有支付能力也很可能不會轉化為消費需求，有點守財奴傾向。因子7:“超前消費因子”。包含4個測試語句:“我有時會借錢購買家里支付不起的東西”，“我認同有錢就花、想花就花”，“如果有機會，我愿意貸款購買家里需要的東西”，“我愿意分期付款購買需要支付利息的商品”。這些語句顯示了有些農村消費者的消費意識超前，認為花明天的錢換取今天的享受很正常，而且他們的消費需求很強烈，為了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寧愿去借錢或貸款。(2)驗證性因子分析。對于農村居民的消費價值觀，我們已經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找到了構成“消費價值目標”的4個因子和構成“消費價值手段”的3個因子。但是由于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各因子之間的關系是未知狀態，導致所有因子負荷、唯一性方差和因子相關等都是待估值，具有不確定性，我們又開展了驗證性因子分析，以進一步驗證各維度的農村居民消費價值觀模型的穩定性。余洪文［8］指出，驗證性因子分析能夠用于檢驗潛在變量的存在性、原定假設下的因子結構、評估測量工具的效度并對所涉及的各種模型的擬合度進行檢驗。驗證性因子分析往往通過結構方程建模來測試，可以進行測度模型及包括因子之間關系的結構方程建模并擬合的統計軟件有很多，比如LISREL、AMOS、EQS、MPLUS等，其中最常用的是LISREL。Shumacker和Lomax［9］研究發現，在大部分結構方程模型研究中，樣本數都介于200—500之間。本研究中的驗證性因子分析抽取了500個樣本，采用LIS-REL程序對模型的數據進行擬合分析。“消費價值目標”和“消費價值手段”的驗證性因子分析模型如圖1和圖2所示。目前研究中，存在許多測量指標和標準，用以表示模型的總體擬合程度，這些擬合指標可以分為三類:絕對擬合指標、相對擬合指標和簡約擬合指標。在使用結構方程模型的過程中，如何有效地對模型的擬合程度進行評價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同的擬合指標，其評價的側重點也不同，因此，一般認為，應該參考多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價，以判定某個模型能否被接受［8］。Esbens-en［10］建議同時考慮上述三類指標，其優點在于，同時使用三類指標時，更能夠對模型的可接受性達成共識的結果。根據公認的標準，本研究采用的指標如表5所示。根據表6顯示，擬合指標大多處于可接受范圍之內，證明原設定模型的結構具有較高的可接受程度，同時驗證了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出的因子維度是合理的。
研究結論
本文對消費價值觀與農村居民購買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在國內外相關消費價值觀量表的基礎上，自編了農村居民消費價值觀問卷，探討了農村居民消費價值觀結構，分析了農村居民消費價值觀特點。以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農村居民消費價值觀量表作為研究工具，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得出農村居民消費價值觀包含“消費價值目標”和“消費價值手段”兩個方面，“消費價值目標”由“經濟性目標”、“象征性目標”、“體驗性目標”和“情感性目標”四個維度構成，“消費價值手段”由“超前性手段”、“謹慎性手段”和“保守性手段”三個維度構成。根據上述維度的特點，筆者提出假設并通過對應分析、列聯表分析及卡方檢驗等統計分析方法對其進行證實，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可以通過農村居民的消費價值觀來細分我國農村市場。第二，不同消費價值觀的農村居民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和職業等方面存在個體差異。第三，不同消費價值觀的農村居民對品牌選擇、商品價位選擇和促銷活動存在顯著差異。第四，不同消費價值觀的農村居民具有不同的消費傾向和消費目的。第五，消費價值觀是決定農村居民消費差異的本質原因，與其所在的地區沒有根本聯系。四、研究局限及實踐意義本文不足表現在:在樣本選取上，由于時間和經費不足等原因，調查抽樣只在河南、浙江和山東等省份進行，取樣還不夠全面，因此對于反應全國的整體情況具有一些局限性;在調查方法上，有限的文化水平很可能使農村居民對問卷題項的理解產生一定的偏差，并直接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通過對農村居民的消費價值觀進行研究，可以預測農村居民未來的消費傾向，洞察他們之間的消費差異，并據此進行市場細分，進而對各細分市場提出有針對性的、有區分度的差異化營銷策略。
第8篇：居民消費范文
關鍵詞：消費環境；城鎮居民消費；消費需求
一、引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都是依靠投資和外貿“兩架馬車”來拉動經濟的增長，但是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放緩，對我國外貿和國外投資的經濟產生副作用。這時候就需要投資、對外貿易和消費這“三架馬車”并駕齊驅，拉動我國經濟的發展。201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擴大內需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政府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增強內需拉動經濟的主引擎作用。把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作為保增長的重要立足點，為我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提供持久動力。釋放居民消費潛力成為擴大消費需求的必要措施，而消費環境的改善又對釋放居民消費潛力，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在我國的研究綜述中，關于農村消費需求的研究文獻較多，其中，王靜在《農村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及對其消費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工資性收入的不確定性低于經營性收入的不確定性。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農民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財產性收入比重增大，收入多元化降低了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孫慧鈞的《我國居民消費的實證分析―運用協整理論對1978―2002 年實際數據的分析》中綜合考慮了相當多種影響的因素，分別利用協整理論研究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關系，分析了制約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并比較分析了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共性和差異性。而研究消費環境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的研究綜述較少。對于城鎮居民消費的研究中，只有晏艷陽主持課題組的《中國城鄉居民消費與收入動態關系的比較研究》立足于城鄉統籌的視角，分別從總量、結構、區域等多方面對我國城鄉收入消費現狀進行了描述，綜合運用考慮突變點的協整及誤差修正模型，修正后的ELES模型、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居民收入消費的動態關系進行了研究，并且指出啟動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有助于促進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孫鳳、易丹輝在《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消費的協整性及誤差修正模式》一文選取了1954―1997年的城鎮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從協整的角度對居民收入與消費關系進行研究，得到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動態均衡關系。
本文綜合運用西方消費理論中適用于中國的收入效用理論和消費需求理論，對我國消費環境對城鎮居民消費需求情況加以分析，是西方收入消費理論在中國的實際應用，對充分運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和完善我國市場經濟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通過分析我國消費環境對城鎮消費需求的關系，找出制約其效應發揮的癥結，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有實際操作價值的對策及建議。這對促進國內消費需求，完善中國市場經濟，更有效地發揮政府在優化資源配置和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的平穩增長和優化資源的配置，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環境現狀分析
消費環境是指消費者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面臨的，對消費者有一定影響的、外在的、客觀的因素，包括社會環境與經濟環境兩方面。本文將從這兩個層面探討居民消費環境。
1、經濟環境層面
經濟消費環境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業水平等指標為影響的變量。下面將逐一淺析經濟環境層面是如何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
（1）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經濟環境層面中最能影響城鎮居民的消費，在這個變量中我們選取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這個參數作為衡量指標。一般來說，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直接影響到城鎮居民的消費的，當經濟形勢好，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越多，居民的消費能力就越大，就越有消費的欲望，人們的消費傾向就越大。
（2）就業水平。就業水平也是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文選取就業人數作為衡量城鎮居民就業水平的參數。就業水平是一個能直觀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因素。當城鎮居民就業水平高時，就意味著城鎮居民就業人數較多，失業人數少，經濟形勢較樂觀。就業的人數越多，人們掙的錢就越多，城鎮居民消費水平也就提高了，同時意味著人們的消費傾向也就提高了。
在上面的衡量影響居民消費的經濟層面的消費環境中，我們例舉了兩個衡量指標來推倒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環境的經濟因素。
2、社會層面環境
在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環境中，除了經濟因素的影響外，還有社會層面環境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環境也有較大的影響。本文將列舉收入分配做為影響因素來衡量城鎮居民社會層面的消費環境。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長，與此同時，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斷擴大。本文利用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來進行測算，得出影響我國城鎮居民社會層面的消費環境。當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時，財富都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但每個人的消費需求是有限的。而收入少的城鎮居民將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這也將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
在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社會層面的因素中，我們將對收入分配進行分析，來探討社會因素方面對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
三、模型以及實證分析
本文假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就業水平以及不確定等因素對居民的消費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中經濟因素用econ來表示，社會因素用soc表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用NC表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用wag表示，就業水平用emp表示，同時基尼系數用gini來表示。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分別從《中國統計年鑒》收集了從2000―2013年的數據，假設居民消費是消費環境的函數，據此可構建這樣一個簡單的模型：
由模型可以得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業水平以及不確定等因素對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水平都通過顯著性的檢驗。從上述的結果中可以看出：各個變量對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作用都具有正的作用。其中，社會因素中的gini系數對城鎮居民的作用是，當城鎮居民的gini系數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將增加04623個百分點。經濟因素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沒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將增加0.5672個百分點。同時就業水平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消費需求將增加0.7254個百分點。中間就業水平的提高，對城鎮居民需求的因素最大。
單位根檢驗，采用ADF檢驗，得到結果如表2。
從上面的結果中得到顯然原序列變量的檢驗t統計量在10%的顯著水平下都不能通過平穩檢驗，因此它們是非平穩的序列，需要進一步做差分檢驗。經過進行一階差分后得到方程依然是非平穩的，再次做二階差分，二階差分后，所有變量的t統計量小于顯著水平為5%的臨界值，即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平穩。
四、政策建議
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是穩中有升的就業水平，而就業水平是保證居民不斷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也是一個直接關系到民生的問題。因此，政府系列配套的就業促進政策將有助于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并實現整體就業水平穩定。從結論可以看出，為提升中國居民消費的健康增長，需要從收入與就業這兩個影響因素著力，包括適時優化稅制改革，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通過稅收優惠、貼息貸款等多方式來促進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時減少社會因素中的不確定因素。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過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現在已到了增長“反哺”收入的轉折期。從長遠來看，促進中國居民消費水平的健康提升，需要打造一個有利于促進消費的消費環境，除了經濟環境建設之外，還需要從完善社會環境著手。完善社會環境，主要包括切實保證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等主要方面。
良性消費環境的形成與發展是經濟和社會政策綜合而長期積累的結果，要真正實施提高居民消費的措施，就需要一個“穩中求勝”心態下的政策系統組合共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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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居民消費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1979年～2007年GDP年均增長9.8%,近十年(1998年～2007年,下同)更是保持11.8%的年均增長速度。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是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但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而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呈不斷減弱態勢。
改革開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的經濟規模急劇擴大。2008年GDP總量已超過30萬億元,居世界第三位。經濟蛋糕做大了,但國內居民享用的份額卻在不斷下降,其突出的特征是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變化。我國投資率由1998年的36.2%上升至2007年的42.3%,十年的平均投資率在40%以上,比世界平均投資率(20%左右)高出近20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則由59.6%下降到48.8%,十年平均消費率為56.6%,比世界平均消費率(78%左右)低20多個百分點。我國的消費率不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長期呈下降趨勢。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組成,其中居民消費是主體,一般占最終消費的70%以上。目前我國最終消費率過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費持續走低造成的。我國居民消費率從1998年的76%下降到2007年的72.7%,達到歷史最低水平,而同期政府消費由24%上升到27.3%,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持續擴大。在居民消費支出構成中,2007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分別為74.4%和25.6%,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比重比1998年分別提高和下降11.3個百分點。由于最終消費率長期偏低,國內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緩慢,經濟增長過份依賴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近十年投資的貢獻率由1998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40.9%,而消費的貢獻率則由57.1%下降到39.4%,投資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而消費的拉動作用相對弱化。我國投資與消費的長期失衡孕育著經濟運行的巨大風險。消費率偏低,投資率過高,往往造成產能過剩,產品供過于求矛盾突出,導致企業效益滑坡,失業增加:還造成內需不足后,國內企業為尋找出路只能到海外市場尋求外需,從而導致出口壓力增大,因此引起貿易摩擦增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強,外部風險加大:更為嚴重的是,居民消費率持續過低,不但使投資行為有可能偏離目標,即投資為了創造財富,最終為了消費,而且終將使投資行為缺乏最終消費的強力支持而難以為繼,進而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這個結果應該是我們不愿看到和著力去避免形成的。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我國在這方面是有過教訓的。
二、消費品買方市場基本形成但城鄉與地區差距明顯
改革開放給我國居民消費品市場發展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消費品市場經歷了快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目前的市場實現了商品供應由短缺向總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轉變,供應方式由單一落后向多樣方便現代的重大變化,買方市場特征日益明顯并基本形成。反映消費品市場發展水平與規模的統計指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1978年的1559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89210億元,增長56倍,年平均增長15%。近十年消費品市場在前二十年飛速發展的規模和水平基礎上繼續高速發展,200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1998年增長1.9倍,年平均增長10.3%。但城鄉與地區差距持續擴大。
近十年我國消費品市場總量增長1.9倍,但城鎮居民購買消費品的增長幅度明顯快于農村居民,使得城鎮居民購買的消費品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持續上升,而農村居民購買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購買的消費品零售總額70355億元(市和縣合計),比1998年增長2.9倍,而農村居民購買18855億元(縣以下),僅增長2.1倍,占全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則分別上升和下降了5.5個百分點。我國目前有近8億農民居住在農村,按人口計算的人均消費品購買量則更低。分地區看,2007年東部及沿海經濟較為發達的10個地區(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49875億元,占同期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6%,而西部經濟欠發達的12個地區(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為15728億元,占同期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7.6%。
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差距不斷擴大
1 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支出的對比。居民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支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排除其他影響居民消費支出的因素,居民消費支出必然隨著居民收入的變化而變化。近十年來,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亦逐年得到增加。但由于主要受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慢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影響,使得原有的城鄉消費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越來越大。
近十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均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幅度明顯高于同期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長。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3786元,比1998年增長1.54倍,而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140元,僅比1998年增長94.7%;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的不同步,必然導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的不同步。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1855元,比1998年增長了94.1%,而同期農村居民消費支出3265元,僅比1998年增長88.7%。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不僅絕對額相差較大(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額僅占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額的27.5%),而且從消費支出比例上看,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差距呈不斷擴大態勢。近十年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歷年環比增長速度雖然大多數年份略高于同期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但均低于歷年同期全體居民平均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直接導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逐年擴大,城鄉消費水平對比項的比值雖起伏不大,但其消費的絕對值持續拉大。
2 城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的對比。居民消費需求作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時期內只取決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下降,只是構成了需求增加或減少的上限,其對需求總量的實際影響,則是由消費傾向決定的。因此,對消費需求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主要是消費傾向。所謂消費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費支出的比例。西方經濟學認為,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趨勢;一般而言,高收入者具有較高的平均消費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費傾向也較低,平均消費傾向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1;消費傾向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在不同條件下,各種因素所起作用大小差異極大。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長,會出現一個居民消費傾向遞減的趨勢。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前十余年問,我國商品供應短缺,居
民也大多數處于低收入階段,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較高,若不適時地抑制消費,將會加劇商品供應短缺程度,而且也難以實現高積累率和高投資率,進而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商品供應短缺時代已成為歷史,國家實行的是鼓勵居民消費的政策,所以會逐漸出現居民平均消費傾向遞減的趨勢,那么我們實行消費戰略轉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費傾向而是盡可能使居民消費傾向遞減的趨勢放緩。應該說目前通過采取一些鼓勵居民消費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距對比
(1)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整體差距我國目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由于各自所處消費環境、收入水平、消費觀念及消費偏好不同,因而在消費結構上存在顯著差異。農村居民目前偏向于滿足吃、住等基本生存條件的消費,而城鎮居民則偏向于衣著、精神文化等高質量生活的消費。
在我們選定的四類居民主要消費品中,近十年農村居民的食品消費支出(恩格爾系數)和居住消費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整體上雖逐年降低,但目前仍有近一半的消費支出用在了食品消費上面而城鎮居民的衣著消費支出和用及服務性支出比重普遍高于農村居民,其比重變化的絕對差距起伏不大。
恩格爾系數指一定時期內居民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全部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恩格爾系數具有判斷居民消費水平、判斷居民生活富裕或貧窮水平的功能。恩格爾系數的變化與居民生活水平的變化呈反比狀態。我國目前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大大高于發達國家。
近十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總體呈下降趨勢,充分說明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都有顯著的提高。居民消費結構逐漸從以生存為主的溫飽型轉向小康型的消費模式。其中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1998年的44.7%下降到2007年的36.3%,依照我國目前實際,已由小康型逐步過渡到了富裕型。與此同時,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雖然逐年有所下降,但一直高于城鎮居民,2007年為43.1%,整體上雖達到小康標準,但其消費水平大體只是城鎮居民十年前的水平。近十年來,黨和政府加大了對”三農”發展的支持力度,農民生活改善速度有所加快。從表9的數據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我國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的絕對差距正逐年縮小,2007年絕對差距為6.8個百分點,為歷史最低水平。如果與發達國家比較,我國的居民消費結構中,吃,穿的比重相對較高,整體上具有顯著的小康型消費結構特征。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6.3%,而美國為13.7%。英國和德國為12.2%;法國,日本、韓國為20%左右。同期我國城鎮居民的衣著消費支出比重為10.4%,而主要發達國家在3.7%～6.4%之間。我國衣村居民的差距則更大。
(2)城鄉居民消費質量差距對比為了進一步分析研究我國城鄉居民在消費結構上的差距,我們選取了2007年城鄉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費量的統計數據進行對比,從而從消費質量上比較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上的差距。
目前我國農村居民食品消費主要以糧食和蔬菜為主,奶及制品消費量最少,主要解決的是吃飽的問題;雖然城鎮居民的食品消費結構也以糧食和蔬菜為主,但從消費比上看,其消費數量明顯少于農村居民,而城鎮居民消費的奶及制品、豬牛羊肉,水產品和禽蛋及制品的數量明顯多于農村居民。這說明我國目前城鄉居民的食品消費質量存在很大差距,城鎮居民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更加注意飲食的營養搭配,其消費質量明顯高于農村。
(3)城鄉居民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差距明顯居民家庭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數量多少,也是衡量居民家庭富裕與貧窮程度的重要參考依據。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家庭因收入水平和消費環境的差異,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數量差距明顯。我們選取了2007年城鄉居民家庭有代表性的12種耐用消費品進行對比。
2007年,在選取的12種耐用消費品年底擁有量中,農村居民僅摩托車的擁有量高于城鎮居民,其余11種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均低于城鎮居民。城鎮居民摩托車擁有量較低主要還受使用方面的限制。除了一些傳統的耐用消費品(如彩電,冰箱、洗衣機,照相機、熱水器、微波爐等),城鄉居民家庭的擁有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外,近年來陸續走進居民家庭的新興耐用消費品(如空調器、家用電腦,攝像機、移動電話、家用汽車等),其城鄉居民家庭的擁有量差距更為明顯。這也同時說明我國農村市場的消費潛力很大。
四、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地區間居民消費水平差距顯著
居民消費行為是由居民消費意愿支配的,而消費意愿的形成不僅由居民收入決定,還同時受消費環境和相應消費模式的制約。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僅形成城鄉之間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顯著,還同時形成地區之間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顯著。除居民收入水平外,還有諸如基礎與公共設施,消費傾向,消費內容、消費規模和環境等都有很大不同,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后,造成了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
一是地區之間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差距明顯。2007年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水平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市,達24260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081元)的2.4倍,比同期人均消費水平最低的地區(3215元)高出6.5倍。人均消費超過或接近萬元的地區還有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和福建,人均消費不足5000元的地區還有貴州,甘肅、云南,江西。青海、廣西和新疆。二是農村居民的地區人均消費差距比城鎮居民的地區差距要大得多。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的差異系數達5.8(即高消費地區與低消費地區人均消費水平的比值,下同),而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的地區差異系數為3.3。三是不同地區居民的城鄉消費差距也不盡相同。2007年全國居民的城鄉消費差異系數為3 63,其中城鄉消費差距最大的地區是貴州省,其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系數高達5.1,其他差距較大的地區還有甘肅(4.47)、(4.05)、廣東(3.89)、新疆(3.87)和重慶(3.84),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最小的地區是江蘇省,其差異系數僅2.28,其他差距較小地區還有北京(2.29),上海(2.31)、浙江(2.47)、天津(2.65)、福建(2.71)、海南(2.79)、黑龍江(2.79)和吉林(2.85)。
五、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對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現狀與消費潛力的初步定量分析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結論:一是30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物質財富日漸豐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并呈上升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均邁上了新的臺階。但我國居民消費率持續走低,國內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相對緩慢,消費對經濟拉動作用相對弱化,我國居民的消費現狀整體上不容樂觀;二是從居民消費角度考察,無論是與發達國家和世
界平均水平比較,還是從我國城鄉和地區,以及不同收入消費群體的居民之間進行比較,均存在很大差距。也就是說,我國目前擴大居民消費,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和發展空間;三是我國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消費傾向。以及消費環境等普遍低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亦呈明顯的二元狀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巨大并呈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潛力很大,但難度也很大;四是主要受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因素的影響,我國地區之間居民消費水平差距顯著。
目前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不同收入消費群體的居民之間均存在明顯差異,其巨大的消費潛力有待挖掘。那么如何提高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尤其是如何提高農村居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居民以及低收入群體居民的消費能力,已經成為我國各級黨政領導和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換個角度看,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較,確實處于很低的水平,應該是到了”谷底“。如何做到觸底上升呢7我以為必須抓住經濟快速發展的有力時機,相應地快速提高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使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穩步協調和均衡地提高,以便與世界接軌,快速融入國際社會,從而也使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得到協調統一和均衡地發展。
目前,許多有識人士紛紛在為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和能力敬言獻策,其中不少“高見”被各級政府決策時采納。我認為要擴大或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和能力,充分挖掘目前的居民消費潛力,除了繼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外,必須或主要從轉變居民消費觀念,樹立現代消費觀和建立促進居民消費持續穩定提高(或增長)的長效機制、營造一個有利于居民消費持續穩定增長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兩個方向人手,力爭做到雙管齊下,齊頭并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轉變消費觀念,突破傳統消費觀的束縛,逐步形成科學的現代消費觀,實現消費觀念的現代化。消費作為人類的一種生產、生活行為,潛在受制于人們的消費觀念、消費心理等,而消費觀念的形成又受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形態、文化傳統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消費觀的本質是對消費的認識問題,是對消費的科學、理性認知,是形成科學的現代消費觀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國出現的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固然有收入水平不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影響,使得許多居民在消費上有后顧之憂,不敢消費,也不愿消費。這些也確實在制約著居民的消費,但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更不是問題的實質。我國持續的消費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傳統的落后的消費觀念。近年來我國在刺激消費的政策措施實施上往往事倍功半,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消費觀念尚未實現由傳統的消費觀念向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現代消費觀念轉變,尚未形成現代消費觀念,因此許多消費行為均受制于傳統消費觀念。
長期以來我們把消費與浪費相混淆,把消費與奢侈腐化相聯系,甚至把鼓勵消費與提倡勤儉節約對立起來。這些模糊觀點和錯誤認識的轉變有一個長期和漸變的過程。但這些傳統觀念對當前居民日常消費行為、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有較大影響,進而制約著市場活力,導致消費不足和內需拉動不到位。因此必須從現在開始,要大力宣傳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形成居民穩定和健康的消費心理,積極去滿足而不是抑制居民的消費需求,在全社會形威鼓勵消費的社會氛圍,從而樹立健康、積極和科學的現代消費觀:在經濟發展、收入增加和消費環境改善的基礎上,提倡居民適應現代消費方式,鼓勵居民增加消費投入,加快改善和提高其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步伐。與此同時,由于促進居民消費的重點在于恢復居民的消費信心,保證居民較好的消費預期,所以在宏觀政策取向上,要體現鼓勵居民消費的政策,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人為地限制居民的正當消費,如目前有些城市對某些商品限購、對汽車限行的做法值得探討。有些措施看似為了維護公共利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等,但實際上是在用行政辦法抑制居民的正當需求,雖然短期內可能奏效,但它干擾了社會再生產的環節和流通規律,違背了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而且限制居民的正當消費需求,也是對居民消費權利的不尊重。如對汽車限行只能提倡。而不應當限制其上路和對“違規者”進行處罰。
2 建立和完善促進居民消費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和努力營造有利于居民消費增長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從宏觀上講,應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透過財政機制優化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實現“藏富于民”,讓居民“有錢可花”,并在擴大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的同時統籌解決影響居民即期消費的體制,建立覆蓋全民、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制,讓居民“有錢敢花”,減輕或消除廣大城鄉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針對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在城鄉,地區和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有針對性地、適時地加快制定和出臺鼓勵其消費的政策措施,不斷縮小它們的差距,加快挖掘居民的消費潛力,努力做到促進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穩步協調與均衡地增長和提高。
(1)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決定了城鄉居民的二元消費結構特征。目前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要滯后于城鎮居民10年～15年。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巨大差距,只能說明擴大農村消費的潛力巨大。而要將這種潛力轉化為現實的消費需求,則難度很大。因為在短期內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都不可能趕上城鎮居民,甚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繼續擴大,加之農村市場體系不健全、消費環境較差、消費觀念陳舊等因素,在短期內要將擴大內需的重點放在農村,可謂“遠水不解近渴“。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的巨大差距,只能通過建立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長效機制,通過黨和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扶持,去逐步縮小這種差距,而不可能徹底消除這種差距。要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逐步將農村市場和農村居民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的有效需求。要拓寬農民的增收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購買能力;要適應農村市場需求特點,調整產品供應結構;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居民消費環境:要加快建立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農村居民擴大消費的后顧之憂。從宏觀上和長遠發展看,要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目前應該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時期,要以此為支撐,使其成為擴大農村消費和農民致富的引擎,使得大多數農村居民不僅實現“城市夢”,還能實現“住房夢”和“創業夢”。這也是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舉措,這樣才能夠在居民消費方面獲得大的改善和飛躍。但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并沒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而同步推進,而是滯后于工業化的發展,這一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只能創造條件循序漸進。
(2)加快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步伐,提振居民消費信心。我國已進八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世界各國都需要和都進行了加速建立和完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收入轉移支付,以及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的工作,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補充。只有解決這些問題后,才
有可能避免社會矛盾加劇和消費者信心不足、消費與生產增長不同步的問題。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告訴我們。人們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第二層需求就是安全需求。即勞動安全、職業安全、生活穩定,希望免于災難、希望未來有保障等。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總體上已經滿足了生理需求,正停留在第二需求的門檻。我國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隨著對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多項福利制度的改革,傳統的由政府和企業“統包”體制被打破,而新的社會保障體制又不健全。所以由于社會保障功能弱化導致目前居民未來預期支出大大增加,部分消費性資金轉入了保障性資金。如2007年末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比1998年末增長2.3倍,既高于同期GDP的增長,又大大高于同期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增長。儲蓄大量增加對居民尤其是城鎮居民即期消費影響較大,阻礙了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步伐。所以只有加速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提振居民消費信心,減輕居民預期支出壓力,進一步刺激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我國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程中。我認為這項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充分調動政府、企業、個人和社會各方面力量才有可能完成。首先要加快出臺社會保險、社會援助、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等法律法規,并嚴格監察執法;企業要按時足額為職工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用,家庭和個人也要依法繳納各種社會保險費用;要引導社會組織和服務機構在社會救助,濟貧幫困、慈善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當前最為急迫也是城鄉居民最為關注的就是要逐步擴大社保覆蓋面,尤其是需要將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納入社保體系,如醫療保險,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工傷和生育保險等。要全面構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養、特困救助、臨時救濟、醫療救助為主要內容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要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和體系的建設投資力度,并盡快放開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準入,使民間資本和外資盡快進入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領域。還要把啟動消費與擴大就業相結合,使勞動者就業面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而持續擴大等。以切實解決制約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刺激居民消費快速增長。
(3)密切關注不同收入消費群體的變化,適時制定實施不同的鼓勵其消費的政策。改革開放30年,使目前我國形成了主要的三大不同的收入和消費動態群體,從而也形成了三大群體各自不同的消費特征。首先是高收入支持的“先導型”消費群。這部分居民人數較少,約占總人口的7%、城市人口的20%。是以城鎮居民為主體的富裕型,極富裕型的消費群體。這部分高收入的居民在目前我國的大眾化消費供給對其已經過時,他們正在追求更高層次的精品化、個性化消費。所以在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中,要充分注意其導向作用,積極引進或開發代表中國未來的消費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其次是中等收入支持的“升級型”消費群。這部分居民約占城市人口的70%,農村人口的20%。是以城市絕大多數居民和農村少數比較富裕的居民為主體的消費群體。這部分居民處于從小康型向富裕型、從講求消費數量向講求消費質量轉變階段,構成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市場最活躍、購買力不斷增強、消費結構呈多樣化的群體。其消費結構開始加快轉型和升級步伐,是繼高收入群體之后消費市場強有力的跟進力量。要針對這部分居民特點,加快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步伐,做到“適銷對路”。并相應制定實施鼓勵其消費的政策,促進其即期購買,快速釋放其購買力存量。如加快建設中低檔個人住宅、制定和實施鼓勵經濟型和較低排量私人轎車的消費政策等。再次是低收入支持的“培養型”消費群。這部分居民約占城市人口的10%,農村人口的75%。是以城市低收入階層和絕大部分農村居民為主體的消費群體。這部分居民收入較低,消費能力較弱,尚處于“想買而缺錢”的階段,是目前中低檔消費市場的主體。因此,加快增加這部分居民的收入是宏觀政策的著力點,也迫切需要國家消費政策的培育和大力支持。這方面的工作異常艱巨,需要綜合治理和多管齊下,并將其上升到改革的攻堅任務去完成。此外,還有約占農村人口5%的勉強擺脫衣食困擾的更低收入的群體。主要包括農村貧困居民和城市居民中衣食堪憂的極少數貧民,這部分居民也是目前開展的扶貧攻堅戰的重點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