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基本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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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資本；經濟；思想
1 經濟正義思想概述
關于經濟正義最早的概念可以在古代中外思想家那里找到表述，比如：先秦道家以自然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倫理和經濟正義思想；在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中關于民眾占有并行使財產權利適度和中道的正義觀；柏拉圖關于建立財產權利和財產關系亙古不變秩序的正義觀念。這些古代經濟學家關于經濟正義的形式觀念大多已經表達出樸素經濟正義思想的內容，前者是尊重秩序、履行承諾，保持適中，后者體現為崇尚權利、和諧互利和經濟恰當。在我國先秦時代和西方的古希臘時期，這些經濟正義觀念不約而同的隱藏在“善”的面紗下。
2 經濟正義思想的特征
經濟正義是指在正義的一般意義下，突出反映正義的理性實踐精神或者現實的規定，即民眾的經濟行為需要選擇一個理想的體制化目標和規范來解決社會經濟關系所產生的矛盾。經濟正義是從人的本性出發對社會財富進行合理化分配。
近代經濟正義思想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精神緊密聯系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經濟正義思想的實質符合市場經濟的道德規范和市場的價值原則，雙方具有可通性；在資本主義的產權制度和私有制度中對經濟正義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正義制度的發展；經濟正義思想所具備的實現公有制經濟目標的研究內容，自然成為馬克思社會正義學說及社會經濟正義觀的理論源泉。
經濟正義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說經濟正義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標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從這個理論意義上，可以把經濟正義看成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意義元素或者經濟學的精神核心。人作為一種社會性、歷史性的存在，在對經濟正義的認知和探索中也就表現出歷史性的特征。突出特征就是經濟正義的概念和內容會根據社會的發展出現相應的變化。社會正義的核心衡量標準之一就是經濟正義，經濟正義也是社會正義的表現形式和主要內容。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斯密對經濟正義的最初步研究到近現代的莫爾、歐文以及馬克思對經濟問題的研究不斷使經濟正義問題的現實意義得到凸顯。
3 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中的經濟正義思想
理論認為資本積累的主要內容是資本家把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積累具有客觀必然性。這是因為，一方面，資本家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除了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以外，還必須增加自己的資本，以便購買更多的生產資料和雇傭更多的工人，擴大生產的規模。也就是說，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貪欲是推動資本家不斷進行積累的內在動力。
資產階級學者為了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一向用各種謬論來掩蓋和歪曲資本積累的真實內容。在現代經濟學中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前期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經濟正義思想。比如在早期一些學者的的學說中認為經濟正義是以功利原則為基礎的個人權利。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通過規則制定和制度安排，對私人財產權利進行有效界定，在滿足人性中自私自利要求的同時，相應對私有制的正義性進行鼓吹。認為以“私惡即公利” 的方式增加了社會福利總量，從而有利于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人們對經濟正義的本質追求。也造成了對經濟現象的錯誤認知：當一種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對功利進行提升時，它就是正義的。正義僅僅是促進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經濟獨立的標準，亨利正義的惟一的標準是功利。按照這種邏輯理解，只要在制度層面體現了正義的要求，社會中的種種不平等就可以視而不見，而這恰恰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資本積累的合理化提供了相應的理論支撐。
而現實情況卻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和資本積累不斷加速過程中，社會的財富以越來越迅速的態勢積聚到資本家的手中，創造財富的無產階級去日益貧困，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失業人口越來越多，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日趨惡化。
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及本質的分析中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會最終走向沒落和滅亡，這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性認知結論。但是，為了擺脫這一厄運，資本主義學者不斷對社會經濟學說進行調整，在制度和思想層面，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也借經濟正義理論為資本積累披上虛偽的外衣。馬克思在其理論著作中根本上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社會的經濟活動就必然會表現為不計一切地追逐金錢，這個基礎上，是根本無法找到正義的一點點蹤跡的。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的顯著特點在于，馬克思從生產關系的概念來闡述經濟正義，其前提和基礎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的深入剖析。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的關注點不僅僅是構建一種社會的正義形態，而是致力于最終探尋一種如何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途徑。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從社會經濟學視角打開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的通道，使得自身的經濟正義理論具有唯物主義歷史管的特征正如熊彼特所說的，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一方面它的發展導致了繁榮與蕭條的交替，改造了現存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這種由不斷創新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結果，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沒落，必將趨于滅亡而過渡到“社會主義”。
4 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理論和思想在經濟學界占據獨特的重要地位，對經濟學理論的完善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基礎上，揭示了經濟正義在社會公平正義體系中的基本性地位，進一步闡述了人們對正義的追求從個人美德向社會制度發展的大趨勢，充分說明人們對經濟正義的認識從形式正義階段發展到實質正義階段。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正義思想的批判性的繼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研究價值。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開放性的指出經濟正義在社會正義的理論體系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中，任何科學性研究都是緊密聯系社會經濟基礎的，特別是對經濟正義的研究。
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揭示了人類追求正義事業的趨勢是從個人美德向社會制度道德發展。人們對正義理論的認知可以從兩方面闡述，一是美德，正義是人們在生活中所崇尚和追求的正當行為；而是社會性制度規范或標準，正義是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架構進行的制度性評價標準。在當今社會中，制度正義、規范合理、制度倫理已經顯現出比單純追求個人美德具有更為重要的理論價值。馬克思在承認人的真正自由的前提下進一步強調社會制度的公平合理，引導人們認識到制度正義、規范合理和制度倫理對社會經濟正義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人類對正義的追求由個人德性向社會制度道德轉變的現代化發展趨勢。
馬克思經濟正義理論使人們對于正義問題的研究從形式主義演變到實質主義的范疇，人們關于正義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在對資本主義經濟正義批判繼承的過程中，馬克思對經濟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進行了嚴格的區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經濟正義，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正義或程序化的正義，根本未觸及實質正義的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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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M].上海：商務印書館，1979.
第2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基本樂理教學 理解 記憶 方法
眾所周知，基本樂理課程是音樂理論學科的基礎課程，也是音樂入門的必修課程之一，其作為一門系統講授音樂理論的課程，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和形成階段，具有豐富的課程內容。而面對這樣一門音樂基礎課程，很多學校學生的學習現狀卻并不是那么樂觀，通常表現為對樂理的記憶困難、思維混亂以及容易遺忘等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也是困擾很多樂理教師的問題。因此，如何才能在基本的樂理課程教學中，讓學生不必花費太大的精力，而又能夠獲得豐富的樂理知識，取得最佳的記憶效果，以最終達到提高學習效率的目的，正是本文即將探討的內容。
一、基本樂理教學中常見的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
當前，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學校中接受音樂教育的學生人數也在不斷增多，而隨著學生之間基本樂理知識水平的差異化進一步提高，就更需要教師在基本樂理教學課堂中運用有效的方法使其快速理解。當然，不同的教師都有著不同的基本樂理理解與記憶方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筆者通過對多個基本樂理課堂教學中的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進行調研后發現，其中最為有效的方法無外乎是口訣方法、游戲方法以及圖表方法三種。首先，口訣法即是把理解和記憶基本樂理的方法編成口訣，利用押韻等特點來達到快速理解和記憶的效果。游戲法在基本樂理教學中是最為常見的一種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其能夠通過在教學中以游戲的方式幫助學習者快速理解和記憶基本樂理知識。而圖表法就是利用圖表來快速理解和記憶基本樂理，該種方法有著清晰、直觀的感覺，目前在基本樂理課程教學中的運用范圍也是比較廣泛的。
二、基本樂理教學中常見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的運用
（一）口訣方法的運用
對于基本樂理教學中運用的口訣方法來說，其主要是將基本樂理內容編成押韻的口訣，這些口訣的編制和實踐有著緊密的聯系，需要從實踐中進行提取，在提取歸納時還需要找到貼切的字詞準確表達意思并達到押韻。可見，該種方法對歸納者的水平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比如：在學習《音程、和弦基本樂理教學記憶術――樂理教學記憶秘笈之二》時，有學者就將介紹音程及和弦協和性規律時其歸納為“純一純八極協和，純四純五全融合；大小三六能湊合，大小二七動干戈。”明顯可以看出，通過該種總結，僅僅需要簡短的幾句話，便讓我們很輕易地對極完全協和、完全協和、不完全協和與不協和音程進行了牢固的記憶。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教師需要時刻留意對基本樂理知識的口訣歸納與總結，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能夠快速理解還能快速記憶。
（二）游戲方法的運用
在上文中已經論述，游戲方法在基本樂理教學中是最為常見的一種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其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能夠將枯燥的學習“寓教于樂”，讓學生在玩耍中掌握學習知識，并能牢牢地記住。比如：在學習基本樂理課程中“音名與唱名”時，教師可以發動學生做出14張卡片，并將選出來的14名學生按照每組7人分成兩組，其中一組人手拿著一個音名，另一組人手拿著一個唱名，讓他們通過某種游戲的方式找到各自對應的音名或唱名。通過一通游戲玩下來之后，學生也能夠充分掌握了同一音級有音名和唱名兩種記法，從而讓他們能夠真正在游戲中快速理解和記憶樂理知識。
（三）圖表方法的運用
在基本樂理課程教學中運用圖表的方法，最為直接的效果便是清晰、直觀，而且學生最為容易接受，在目前的教學過程中應用最為廣泛，而且取得的教學效果也是最為明顯的。比如在對基本樂理教學中的“自然音程與變化音程”的內容進行講解時，為了能夠讓學生可以快速理解和記憶度數相同而音數不同的各種音程相互關系，可以向他們展示下圖：
可見，通過把這些音程簡要列出后只要將圖中括號內的文字提醒學生，也即是讓學生真正理解和明白了相鄰兩種音程間的關系為半音，向左為減少半音，向右為增加半音，就達到了相應的教學目的，取得了教學效果。
三、結語
總之，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傳統的“口傳心授”教學方法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教學的需要，但是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還是能夠在基本樂理課程教學這門基本的音樂理論課程中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有效快速理解與記憶方法的運用，再加上教師的總結、引領，一定能夠使學生的聲樂知識得到不斷的豐富，并在日常學習中形成一種理念和思維上的正確導向。
參考文獻：
[1]姜秦豐.談樂理教學中的“舉一反三”[J].陜西教育（高教版），2013，（Z1）.
[2]李金玲.淺論基本樂理教學中調式調性的分析方法[J].音樂時空，2013，（08）.
第3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土地所有制;低度私有;賦稅項目
賦稅基本理論是筆者在歐美同行的啟迪下提出的一個關于中西中古稅制比較研究的新概念,旨在從深層次上認識中古稅制,考察、描述和分析林林總總的賦稅項目是怎樣起源、設定并實施征收的。而所有權形態是認識中西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不同類型的重要基礎,賦稅基本理論正是在它的影響或制約下才設定了稅項并實施了征收。那么,中英中古社會所有權形態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所有權形態是如何影響賦稅基本理論的?怎樣通過稅項的設定看待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一論述,以就教于史學界同仁。
一、“低度私有”的所有權形態
在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形成中,財產所有權都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而中古時代具有怎樣的所有權形態與這種所有權具有怎樣的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密切相關。這個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應處于中古社會發軔時期,在中國約為春秋戰國時代,在英國則在諾曼征服之前。那么,處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和英國,財產所有權狀況如何呢?
先看英國。所謂歷史基礎,是指從羅馬統治以迄諾曼征服期間的所有權發展狀況。這一時期,是不列顛私有制萌生的關鍵時期。也正是這一時期,不列顛先后四次受到外族長期的大規模的入侵和統治,分別是公元前1世紀中葉的羅馬人、公元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公元8世紀的丹麥人,以及1066年諾曼人的入侵和統治。這些入侵無論積極與否都在英國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和丹麥人的入侵,打斷了私有制的萌芽,使私有制的產生表現出斷續坎坷、步履維艱的特點,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根據凱撒記載,在羅馬入侵之時,英格蘭還是一塊荒蠻之地。占不列顛大多數的人口尚處在群婚制階段,個體家庭和私有制還遠未產生。他們“大多數都不種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當作衣服。……妻子們是由每一群十個或十二個男人共有的,特別是在兄弟們之間和父子們之間共有最為普通,如果這些妻子們中間有孩子出生,則被認為是當她在處女時第一個接近她的人的孩子”[1](p52)。而沿海主要是南方沿海人口雖因羅馬影響而稍有開化,亦不過剛剛踏上文明的門檻,處在農村公社的早期階段。但是這種落后狀況并不排除英格蘭短期內產生私有制的可能,因為它的強鄰羅馬已經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業已形成發達的私有制,而不列顛與羅馬的來往亦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和文化交流的發展日益密切。從人類歷史上看,先進民族征服落后民族并在那里建立一定時期的統治,是后者在短期內走出野蠻步入文明的常例。在羅馬征服之前,英格蘭已經頻頻感受到來白海峽對岸的羅馬文明之風。征服之后,羅馬人在不列顛南部建立了統治,并曾按大陸通行的方式在這里征收動產稅和人頭稅[2](p3-5)。正是通過賦稅征收以及其他的統治方式,羅馬私有權觀念和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傳入英格蘭并形成了一定的私有制形態,從而為英格蘭私有制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長達四五百年之久,結果不僅催生了農村公社組織,而且在南部發達地區導致了農村公社的解體,從而使不列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與羅馬軍隊撤離而基督教人傳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渡海征服了不列顛并建立了統治。從社會發展進程看,盎格魯·撒克遜人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這使在一定程度上業已羅馬化的不列顛受到消極影響,社會發展受阻,并出現倒退現象。作為這種現象的重要表現之一,是他們將土地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在那些羅馬化程度較高已獲長足發展的地區重演了農村公社的歷史。《伊尼法典》反映了農村公社存在的一些情況[3](P364-372)。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土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私有,比如自7世紀中葉,國王賜地之事即不斷發生。賜地所立文書,皆由來自大陸的教士起草,其中所用術語,多襲自羅馬法,由此羅馬法原則再度影響英格蘭的經濟關系。遺存下來的國王賜地文書約千余件,所賜對象包括教俗兩界的封建主,而以宗教人士或團體居多。但資料證明,這時不列顛土地可分兩種,一是書田(bookland),一是民田(folkland)[4](p41,p60-63)。所謂一定程度的私有,即指國王封賜的土地一一書田。而書田,只是很少一部分,絕大部分是民田,而民田仍屬農村公社所有。所以綜合看來,羅馬私有制的影響仍然十分有限。
但就是這樣一株纖弱的根苗,在丹麥人的入侵中再次遭到蹂躪。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期間,丹麥人曾多次大規模入侵不列顛,歷時300年之久,對不列顛的歷史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與已經發展了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相比,這些丹麥人大體處于民族遷徙時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水平。作為落后民族,他們的入侵給不列顛帶來了巨大破壞。基督教會和修道院受到嚴重沖擊,教堂等建筑設施多成斷壁殘垣,而基督教會不僅代表不列顛的最高文明,且擔負著文明傳播的歷史使命。因此,對基督教的破壞必然帶來歷史的倒退。另一方面,由于丹麥人處在原始社會末期,他們對征服的土地仍像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使不列顛特別是丹麥法區又一次展現了農村公社的歷史景觀。受此影響,業已私有化或正在私有化的土地復歸公有。例如,上層的賜地由私有恢復了馬克公社的公有性質。私有制的發展再次受到遏制,歷史進程再次中斷甚至倒退。
丹麥人的喧囂剛剛沉寂,諾曼人的入侵又復開始。不過,這次入侵與前兩次不同,不是以落后征服先進,而是以先進征服落后。這種征服當然也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對不列顛文明來說,總體看來是利大弊小。如羅馬征服一樣,諾曼人帶來了大陸先進的文明,從而改變了在原始社會末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了不列顛的發展。
外族的頻頻入侵,農村公社的反復展現,不僅嚴重干擾了不列顛本土的私有化進程,而且削弱了外來積極因素如羅馬法的正常作用。賦稅理論所賴以形成的現實條件,正是接受了這樣一種歷史基礎。
所謂現實條件,主要指諾曼底公爵從大陸法國輸入的封建原則。英國賦稅理論正是在這種原則的影響下形成的。1066年前后,諾曼底公爵領地同法國其他地區一樣,封建化早已完成,封建秩序已經定型,封建階梯也相應形成。在這一階梯中,除國王外,各級封建主所占土地皆領自上一級封君。通過土地的領有,封建主一方面榨取農奴的剩余勞動,一方面享受封臣提供的協助金與其他封建義務。而由于一定范圍內的各級封建主都從同一土地上獲得收益,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也就在這些封建主中分割開來,封建主所獲收益從而視為他所分享部分所有權的表現。因為對封君來說,土地一經分出,便在封建法的保護下受到封臣的有力控制而難以收回,這意味著他對他所享有的部分所有權的喪失。而就封臣而言,因土地領自封君,必須按封建法設定的條件承擔協助金與其他義務,所以也不享有這塊土地的全部所有權。而當我們將這一封建關系置于整個封建階梯中觀察的時候,便必然發現,任何一級封建主包括國王在內,都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而只是享有它的一部分。威廉所輸入的正是這種封建原則,馬克思稱之為“導入的封建主義”。馬克思所謂“導入”的涵義之一,是說英國的封建制度與法國的封建制度相比沒有變化或很少變化,即將英國封建主義視為法國的同類。從這種意義上講,英國便難以形成發達的私有制。因為在法國,既然土地所有權在各級封建主中分割,無論哪一級封建主,便都不會擁有土地的完全私有。而土地是當時社會的主要財富,土地非私有條件下的財產私有絕不是一種發達的私有。而且不止如此,“導入”一詞并沒有將英國封建制度建立的特征準確地表達出來。在“導入”過程中,威廉并沒有完全照搬法國的模式,而是在“導入”的基礎上予以改造,例如在索爾茲伯里盟誓時特別強調了國王的權力,從而使不列顛封建制度在其建立時即克服了不利于集權的一些因素,使英國形成了相對強大的王權。這樣,僅就現實條件來說,英國只能形成低于而不會等同更不會高出法國的私有制。這種私有制由于王權相對強大,封臣對土地的控制或處分受到限制因而土地制度向國有或王有方面傾斜。
第4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日本浮世繪 克里姆特 中國 綜合材料
克里姆特繪畫作品不僅有西方油畫、壁畫的特性，在其繪畫元素上還吸取了東方藝術表現元素，把西方的象征主義與東方藝術元素的神秘主義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創新了一種特有的裝飾風格繪畫，讓我們看慣傳統學院派繪畫同時耳目一新，豐富和發展了自己個人的繪畫語言形式。例如，我們在其繪畫作品中會看到好多背景都會出現中國年畫、紋樣、日本浮世繪風格的服裝、圖案等等，突破了古典主義繪畫傳統，在形式上達到了優美、和諧的典型美形象，將裝飾與象征、具象與抽象、主觀與客觀、西方與東方藝術相融合，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化形式語言。
一、日本浮世繪的借鑒
日本浮世繪是一種以版畫形式表現繪畫特征的藝術，產生于17世紀初期，日本浮世繪流入歐洲，引起了很多藝術家的模仿和借鑒，例如莫奈運用了其平面的形式，而梵高更是把日本的浮世繪不僅運用到了他的油畫作品中，還模仿了很多浮世繪風格的繪畫，包括版畫。日本浮世繪的制作方法不同于其他油畫、國畫、水彩等繪畫形式，其畫面中的線條簡練、概括，形象生動，是一種平面形式的繪畫。其技法形式類似于中國的工筆白描，通過線條的粗細、轉折、虛實變化塑造形象。浮世繪的題材內容主要是反映普通大眾的精神情感和喜怒哀樂，把庶民百姓的嗜好用制作版畫的多種藝術表現手段敏感地、忠實地、及時地進行藝術表現。克里姆特在繪畫中不僅大膽借鑒日本浮世繪色彩、而且借鑒其構圖及線條語言形式，打破西方油畫立體傳統，采用日本浮世繪的豎式、平面化的構圖及和服服飾元素。克里姆特平時非常喜歡穿的一件改良的袍子，很像日本的男士和服，可見克里姆特對日本文化的喜愛。
在繪畫藝術形式的運用方面，主要表現在平面化構圖上和線條的運用上，在線條的運用中，流暢、有一種跳動的韻律感。再沒有一種比線條更合適的語言來表達克里姆特那種自我危機的精神特質和女性暴露的誘惑和欲望。
二、中國藝術元素的再現
在克里姆特的繪畫作品中，時常會出現中國的傳統藝術元素，例如在它作品的背景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年畫中的關公的形象；還可以看到漢代的壁畫人物形象；傳統的民間剪紙、版畫形式；還有帶有古典和神秘氣息的紋樣圖案。克里姆特把這些經典的中國藝術元素和西方的油畫語言形式很好的結合在了一起。克里姆特雖然沒有到過中國，卻是非常喜歡中國的文化和瓷器，據記載，在克里姆特的住所，可以看到一個大的收藏柜，里面擺放了中國的瓷器和一些年畫等等，足以看出克里姆特對中國藝術的欣賞和喜愛。但是只有喜愛和欣賞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把這種藝術形式拿來轉換成獨特的繪畫語言，這是非常難的，也是克里姆特偉大的過人之處。所以在中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克里姆特的中西結合的藝術形式相對于其它的歐洲先進流派和形式，更容易被我們接受和喜愛，甚至當時掀起了一股“克里姆特熱”的現象。
現在的中國，猶如當時現代主義初期的歐洲，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引起的美術界的變革，人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形式，新的思想、新的藝術形式不斷被藝術家探索和實踐。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如何去尋找到自身的個性符號對于一個繪畫創作的人來說顯得是那么的重要。在中國經過一番外來思想的狂轟亂炸和短時間迷失后，現在又在提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如何把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傳統文化跟上時代的步伐，讓它們成為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藝術形式，我們將努力前行。克里姆特在他所畫的作品《朋友》、《持扇女子》中，都采用了中國陶瓷或絲綢藝術中的圖案紋樣為裝飾背景。除此以外，克里姆特還將中國的印章藝術呈現在他的畫面上。一個一百年前的維也納人尚且做的如此優秀，相信我們也可以把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轉變成現代性的新形式藝術。
三、對綜合性材料的創新和運用
克里姆特很好地將金銀雕刻中的技巧和油畫繪畫形式語言完美地融合，完成了自我個性化符號的確定。并且通過這種個性化符號，體現和表達著他自身的心理變化和精神特質，以及對一些終極問題的思考和疑問。家傳的金工技藝使他比其他的畫家更容易接近一些新的材料，而新的材料通過克里姆特的創新性運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烈的視覺效果。特別是大膽地運用金箔、貼金的方式，把金色裝飾風格展現的完美極致。在他的藝術作品中，凡是金色的部分都帶有金子般的光芒，和油畫中黃色的綜合運用，使畫面表現出燦爛輝煌的色彩和格調，使作品洋溢著奢華迷醉的精神氣質。
例如我們欣賞他的經典杰作《吻》，在畫面的材料上，不再僅僅限于用油彩來表現，材料超出了油畫的范圍，另外還添加了金、銀、箔、珊瑚等材料，使油畫顏料和金粉、蛋彩混合使用。加上畫面中男性的力量感、女性的陶醉感，流動的線條所營造的韻律，讓我們在感嘆它帶給我們的金碧輝煌的裝飾效果的同時，也在感嘆這些材料的運用帶給我們的強烈的視覺沖擊力，更感嘆畫家克里姆特驚人的創新能力和繪畫才能。不僅如此，他還借鑒希臘和拜占庭鑲嵌畫的裝飾方式，把一些孔雀羽毛、螺鈿、金銀箔片，蝸牛殼的花紋等材料運用到繪畫中，創造了一種“畫出來的鑲嵌”繪畫，從而使作品中的繪畫和工藝性達到了極致，具有強烈的平面感和富麗璀璨的裝飾藝術效果。在大膽使用使用瀝粉、箔金等材料的同時，他還吸收埃及壁畫、希臘陶繪、中世界的金地板畫等要素創造出富有獨特感染力的作品。特別是在一些壁畫中對人物形象和裝飾花紋進行圖案化，是用玻璃、馬賽克、琺瑯、金屬、廉價寶石鑲嵌而成，華美異常，另外還根據石子和琺瑯材料的特殊質地，他發明了交替使用圓圈、矩形、三角形的幾何畫法，在薄薄的金色底上平涂顏料，然后用石子和琺瑯加以美化的方式。在綜合性材料的運用和創新上，不得不承認克里姆特是個難得的天才。通過對繪畫元素、繪畫形式和繪畫材料上的探索，克里姆特終于創造了屬于他的個性化符號，這種符號將作為他的代表，被永遠的記載在世界藝術史中，并且是輝煌和精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第5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論文摘 要：加強車輛技術管理工作，降低運輸成本，是當今道路運輸企業降低運輸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途徑。本文對如何做好車輛技術管理工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運輸企業的車輛技術管理工作是一個系統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其目的在于為運輸生產提供安全、優質、高效、低耗、及時的運輸力，保證車輛運行安全，確保車輛在使用中的良性循環，以獲得最佳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隨著市場的不斷開放，道路運輸的發展空間大大提高，但是有些道路運輸企業只注重車輛的更新，輕視車輛技術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的營運收入，輕視運輸成本的核算；只注重新型車輛的使用，輕視車輛維修技術人員的培養；這些傳統的運輸組織方式和管理方法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否則就會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
1 車輛技術管理是降低運輸成本的重要途徑
在道路運輸企業運輸成本中，運行材料（燃油、材料、輪胎）的消耗占很大比重，在實行了費稅改革后，汽車運行消耗費用占汽車運輸成本40%左右，其中燃料費在運輸成本中約占25%～30%，材料的消耗費用占汽車運輸成本1%～3%，輪胎消耗約占10%～15%。車輛技術管理工作在降低燃潤料、輪胎等運輸材料費成本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視。
(1)汽車的性能和汽車的使用是影響燃料消耗的兩大因素。汽車的技術狀況是節油的技術基礎，只有在良好的技術狀況下，才能充分發揮汽車的燃料經濟性。因此，在使用中應特別重視汽車技術狀況的檢查與調整，使其處于最佳狀態。
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是節約燃油的根本。無論是節能方針、政策的貫徹，還是節油技術、設備的改進和節油方法的落實，最終都要通過駕駛和改善管理工作來實現。
(2)合理使用材料，不僅可以降低材料本身的消耗，而且還可以提高機件的條件，減少摩擦和磨損，從而減少功率消耗，降低燃料消耗，延長機件使用壽命。
(3)輪胎的管理工作是汽車運輸企業技術管理的一個重要部分。合理使用輪胎，提高輪胎的使用壽命，對降低運輸成本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保持輪胎良好的技術狀況對確保行車安全，降低行駛阻力，減少油耗也有較大的影響。運輸企業應配備專門的輪胎管理技術人員，負責輪胎的全面管理；建立輪胎技術記錄卡片，考核輪胎實際行駛里程和使用情況。
2 汽車維修技術管理工作不容忽視
我國交通部所頒布的《汽車運輸業車輛技術管理規定》中規定“車輛維護應貫徹預防為主，強制維護的原則”及“車輛修理應貫徹視情修理的原則”。
所謂“視情修理”就是根據車輛檢測診斷和技術鑒定的結果，視情按不同作業范圍和深度進行的修理。其目的在于防止拖延修理造成車況惡化，又防止提前修理造成浪費。為此，運輸企業應積極創造車輛檢測診斷和技術鑒定的條件。
在車輛維護和修理過程中，要嚴格執行維修標準，把好檢驗質量關，提高汽車的維修質量；同時，要不斷地提高維修人員的技術水平。維修質量好，車輛的技術狀況好，這樣不僅可以降低燃料的消耗，還可以減少汽車在使用過程中的維修時間，減少維修費用。
3 落實車輛技術管理工作的具體措施
車輛技術管理工作是一項長期的不容忽視的工作，是道路運輸企業深化管理，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徑，為此要做好以下幾項基礎工作。
一是建立激勵機制。車輛技術管理工作要嚴格而規范，實行一車一檔的定額管理標準臺帳，駕駛員行駛里程與用油指標掛鉤，燃油實行百公里油耗定額管理，輪胎按規定的里程使用，節超獎罰分明，公開透明。車輛定期維護保養，人為造成的機械事故按規定處罰。
二是健全各種臺帳，加強成本核算。車輛技術管理是對運輸車輛實行擇優選配、正確使用、定期檢測、強制維護、視情修理、合理改造、適時更新和報廢的全過程綜合性管理。要真正做到擇優選配，適時更新和報廢必須建立在基礎資料的完善上。不但要按常規做好車輛技術檔案一車一檔，另外還可以建立綜合性的車輛技術狀況臺帳，及時反映各車及總成的維修情況、維護頻率，便于分析各車型、總成的使用壽命，合理編排車輛的各級維護計劃，做到既不提前維護而造成工時材料浪費，又不延誤維護使車輛帶病行駛，反而造成維修成本增加。
三是要重視車輛的一級維護。目前汽運企業對車輛的一級維護可有可無，對車輛的二級維護則普遍比較重視，這是因為運管部門抓得較緊。孰不知，一級維護是二級維護的補充，車輛在一個二級維護周期內運行，各機構連接件不可能不磨損，隨著行駛里程的增加，有些零部件可能會松脫，部位出現缺油和漏油，影響汽車的操縱安全，所以說，定期進行一級維護是必做的工作。
四是安全例檢不放松。車輛的例檢也是車輛各級維護的補充，是車輛技術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在車輛的各級維護之間的時間間隔里，車輛各安全部件的連接，像橫直拉桿球頭、傳動軸連接螺絲等會產生松動，如不及時進行檢查調整，將會引發交通事故。由此，整個安全例檢工作的重點應放在車輛進站及回場的檢查上，讓例檢人員有充足的時間對汽車的方向、制動、傳動、懸架、燈光信號等安全部件進行仔細檢查，這不但減輕例檢人員對車輛出站檢查的壓力，一旦發現會影響出車的問題，還可提前作好準備，及時調整車輛。
五是完善經營管理制度，實行成本控制。加強對節油的管理，收集和記錄汽車燃料消耗的原始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節油制度，并組織實施；同時把好維修配件品質關，建立完善的維修配件進出渠道和臺帳管理制度；對報修的車輛要求車輛檢驗員故障診斷準確，維修技術人員準確確定配件是否更換，汽車維修工準確排除故障，減少返工，節約維修過程用料等成本，將維修的各項成本費用控制指標和責任落實到車間、班組、人和車輛。
六是培養車輛技術人才。一種是懂技術、會管理、善經營的管理者；另一種是維修技術人才，既有豐富的汽車維修理論知識，對現代汽車結構和新技術有一定了解，又有很好的維修實踐經驗。這些人才是企業的寶貴財富，要加強培養、選拔，人盡其才，防止人才流失。同時注重后續人才的培養，通過開展勞動競賽、技術比武等活動，不斷提高專業維修技術人員的綜合技能。
七是提高駕駛員操作技術水平。開展各種培訓，提高駕駛員的節能意識，改變不良的操作習慣。推廣節油經驗，每個駕駛員都要養成正確使用和駕駛車輛的習慣，緩啟動、不踩急剎車，練就過硬的“腳下功夫”。做到“中速運行、減速提前、避免剎車、停車熄火”，每天都認真保養車輛，發現問題及時排除，確保車輛處在最佳的節能運行狀態。
降本增效，提高企業競爭力是道路運輸企業管理的永恒主題。實踐證明，車輛技術管理在降低運輸成本過程中尤為重要，只有提高車輛技術管理工作的水平才是道路運輸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
參考文獻
第6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高新技術企業；戰略成本管理；價值鏈
當今世界，企業國際化趨勢加快，市場需求多元化，信息瞬息萬變，競爭加劇，形成了企業經營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發展的過程中，電子技術被廣泛運用到生產中，形成了高度電腦化和自動化的新型制造環境。高新技術企業作為適應這種環境變化的新型企業步步崛起，向世人展示了其強健的生命力，逐步成為21世紀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一、高薪技術企業的特點
1．產品先期投入大、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
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更新、傳播、運用速度快。以運用新知識、提供知識含量高的產品(服務)為己任的高薪技術企業需要不斷創新，使產品更好地服務顧客。在產品的開發和研制階段，企業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以期某項技術能夠實現突破，形成領先競爭對手的優勢，獲得高附加值的回報．在生產制造階段，高新技術企業廣泛使用先進技術生產。如，CAD、cAM和電腦一體化制造系統，以期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使生產成本數額小于開發費用，產出知識含量高的產品．鑒于產品的特殊性，企業在銷售環節需要大力推介產品，使顧客認可產品，提高市場占有率．對于售出產品，企業關注其售后服務和指導，以實施顧客化經營，獲得高回報。
2．產品壽命周期短、更新換代快，企業興衰迅速
科技進步快，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迫使企業不斷研制新產品，從而加快了產品更新換代的步伐，促使產品壽命周期縮短，企業亦會隨產品的研制、推介成功而迅速壯大。
3．企業經營風險大，對市場反應靈敏
高新技術企業研發費、推銷費的大量投入造成期間成本高，企業經營風險增大。企業在經營上需要密切注視市場動向，重視企業的經營戰略，使之與外部市場環境相協調，保證企業迅速服務顧客，適應市場變化。
二、傳統成本管理的局限
傳統成本管理即為廣義的成本控制，其重點在于控制，在其他環節成本管理可操作性不強，成本管理演化為生產環節的成本控制，成為狹義的成本控制。它是運用一定的方法對產品生產過程中構成產品的耗費，進行計算、限制、監督，將各項實際耗費限制在預先確定的預算，計劃范圍內，井分析差異，尋找原因，采取對策，以降低成本的活動。這種重在控制生產成本的成本管理模式不能滿足高科技技術企業對成本管理的要求：
1．成本管理局限于簡單執行功能，不利于高技術企業迅速反應和適應市場變化
能夠對市場變化做出靈敏反應是高科技企業生存、發展、獲利的一個重要條件。有效的企業戰略可以幫助企業應付多變的外部環境，增強企業適應性。成本管理需要具有一定決策功能，為企業戰略服務，為增強企業競爭優勢，不能僅發揮執行指令的作用。傳統成本管理卻僅注重本企業生產成本的降低，僅發揮執行、控制職能，與企業戰略聯系不夠緊密，不利于企業戰略的調整，會產生為降低成本而偏離戰略的現象；成本管理僅關心本企業的產品成本，未能分析競爭對手成本情況，不利于提高企業競爭優勢。
2．成本管理注重生產費用，忽略研發費用和售后服務費用
傳統成本管理關心的是生產環節中料、工、費的形成和控制。此類成本在高新技術企業中所占比重較小，而設計、銷售環節的研發費用、推銷費用、售后服務費用占的比重較大，傳統成本管理的作用空間大為縮減而意義不大。若仍按照傳統成本計算法分配期間費用，會扭曲產品成本信息，對決策形成誤導．同時，企業的生產發展、市場開拓、整合程度等因素也未能在傳統成本管理中予以考慮，而這些一旦形成將會對產品成本產生很大影響。
3．成本管理著眼企業內部成本的降低，忽略了企業與供應商和顧客的關系
傳統成本管理雖然從材料采購著手，但是已經開始晚了，忽略了企業與供應商的關系，企業易喪失一些向前整合的機會，如向前整合時，通過向供應商提合理化建議來降低成本。成本管理結束于銷售，使傳統成本管理因結束太早而不利于企業獲取準確的產品信息，無形中增加了分銷和售后服務成本，不利于企業向后整合。
4．傳統成本管理不注重產品壽命周期成本
高新技術企業產品升級換代快，需要正確計算評價產品成本，對產品壽命周期成本的需求強度大，同時其產品壽命周期短，使得產品壽命周期成本的計算可操作性增強。按照傳統成本會計方式計算出來的產品成本，易扭曲產品成本信息，難以正確評價產品在整個壽命周期全過程的經濟效益，無法為決策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不利于企業謀求競爭優勢。
三、在高新技術企業中推行戰略成本管理
鑒于上述認識，筆者認為，在高新技術企業中有必要采用更能適應高新技術企業特點的戰略成本管理模式。
戰略成本管理是把企業成本管理與企業經營戰略緊密結合起來，以期提高企業競爭優勢的成本管理。它在以下幾個方面能更好的解決傳統成本管理的不足。
1．通過價值鏈分析可以有效控制成本，提高差異，有助于企業突出競爭優勢
企業是通過完成一系列作業，提供滿足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而產生價值的。企業的供應、生產、儲運、營銷、服務等主要作業活動和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以及管理職能這些輔助作業活動共同組成了使企業產生價值的企業內部價值鏈．在企業從事價值鏈的活動中會發生成本，亦會從顧客手中取得收益，收益大于成本，企業就會獲利。
高新技術企業有必要通過對價值鏈的分析來認識企業特點，構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價值鏈，明確每項作業活動對降低成本和實施競爭戰略做出的貢獻，消除不增值作業，更為全面積極地進行成本管理。這樣能夠避免傳統成本管理僅注重生產環節的局限性和成本管理的呆板性，做到積極費用多用、用好(如設計環節實驗費，甚至實驗失敗費)，消極費用少用、杜絕(如生產環節產品次品損失)。
在企業進行價值鏈分析時，除了分析企業價值鏈，還需要關注行業價值鏈和價值鏈之間的聯接關系。行業價值鏈分析，可使企業明了自己在行業的地位及競爭對手的成本情況和市場份額，有助于管理者更客觀地評價企業競爭優勢和劣勢，制定取得競爭優勢的戰略。對企業與供應商價值鏈接分析，能幫助企業尋求降低供貨成本的途徑，如通過洽談降低供貨成本：企業與顧客鏈接的分析，可使企業提高產品性能，更好的實施顧客化生產，提高市場競爭力。
2．產品壽命周期成本把成本管理同企業戰略密切聯系起來
產品壽命周期成本，指的是以產品壽命周期為會計期間，計算產品壽命周期內所有的成本。它包括研究和開發成本、設計成本、制造成本、營銷成本、分銷成本、顧客服務成本。高科技企業研究開發費用、銷售費用高而制造成本占的比重小的特點，使得產品壽命周期成本變得具有重要意義。研發費用、推銷費用通過一定方法被計入產品壽命周期成本而得以體現，避免了完全成本法和變動成本法在高新技術企業中呆板運用的缺陷。按每種產品分類計算的產品壽命周期成本報告，使管理者能夠全面掌握每種產品相關的收入和費用，為決策者提供真實信息。
產品壽命周期成本包括的內容多，其影響因素也多，它既受企業營銷策略的影響，又受市場經營周期的影響。我們知道，在產品的投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其營銷策略不同，定價策略亦隨之變化，高科技產品更新換代快，管理層在確定競爭策略、制定產品定價策略時，需要獲得準確、及時的產品成本信息，力求產品在不同階段的總收入能彌補整個壽命周期成本，使企業獲利，此時壽命周期成本聯系戰略，更有效服務決策的價值便體現出來。
3．戰略成本動因分析可找出對企業的成本產生持續而深遠的影響因素，并予以控制，在提高競爭力的同時，降低成本
適時生產系統與自動化生產在高科技企業中的運用，沖擊著標準成本法，產生了成本動因分析(即ABC法)。此法以成本為決策服務的“決策相關性”為理論基點，以“作業消耗資源，產品消耗作業”為其思想，對生產環節的成本進行分析，利于查明真實的執行性成本動因，有效地進行成本控制，從微觀層次上解決標準成本法無法解決的問題。
把ABC法運用到戰略層中，即為戰略成本動因分析，它有助于從宏觀上查出導致成本發生的另一類動因一結構性成本動因。結構性成本動因涉及企業規模、企業縱向整合深度、價值鏈每一環節的技術含量、產品復雜程度、經營同類產品的經驗這五方面。它們與企業戰略定位和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其發生與數量取決于企業的戰略選擇，會對企業產生深遠影響。高科技企業先期投入大，要求企業要采用降低成本、提高差異的競爭策略。為達到這一目的，企業也應從宏觀層次上來尋求降低成本，影響、改變上述五方面的成本，以突出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戰略成本管理具有注重外部環境的外向性、注重競爭優勢、成本管理長期、全面的優點，適合高科技技術企業特點，克服了傳統成本管理法的局限，更利于企業突出競爭優勢，實施顧客化生產。
主要參考文獻
第7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一、行政權和公民權的作用
以現代國家和個人及其所組成的社會的關系為大背景，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的地位和作用可謂基本了然。現代行政權是國家得以直接、能動地影響個人權利和義務、利益和負擔的最有效的一支公共力量，社會需要行政權主動地發揮其維持秩序、保護相對一方權利、增進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積極作用。順應社會的需要，國家必須通過法律規范的制定授予行政機關各種管理權能及相應的輔手段，從而保證行政機關及時、有效地處理形形關涉公共利益的問題。秩序行政到服務行政、給會行政的演進是對行政權積極作用的有力肯定，亦是行政法在法律上確認這種肯定的很好例證。當前，法律主要規定了行政機關兩大類行為范式：一是具有直接對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配置和實現產生影響的法律效力的行為，包括賦予相對一方權利或解除相對一方義務與剝奪相對一方權利或課加相對一方義務的行為，其集中體現了行政權的強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二是對相對一方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承擔施予指示性的、不產生法律效力的影響的行為，如行政機關就國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提供社會服務等作出的行政規劃、行政指導、行政決策、宏觀調控等行為，其特點是缺乏法律強制力，自由裁量性和政治性強，在當今政府施政中占較大比重。對上述行為范式的規定確立了行政權在現代行政管理過程中主導性的法律地位。然而，行政權的操作者畢竟是同具人類弱點的普通平凡的人而非天使。使普遍抽象的法律規定有機地與具體個案情形結合起來的過程實際上是人的認識過程，行政公務人員既需準確地把握法律規范之意義及規范背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內蘊，亦需通過各方面的信息對具體事件的全部情形有清醒、理智的了解。這其中，或者由于客觀復雜因素的影響，或者由于公務人員才智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或者更嚴重地，由于公務人員職業德行和品性上的缺陷，行政權行使的失誤或權力的故意濫用都在所難免。這些與人們對行政權積極作用的合理期望相悖的情形是行政權的消極一面。行政法與身俱來的控權、制權理念就是對行政權潛在的負值效應的反證。當然，鑒于上述兩類行政行為的目的和作用的不同，行政權受到法律制約、控制的程度和受監督的形式也就不同。由于前一類行為一旦違法，就會直接損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損害公共利益，故其主體資格、權限、法律法規依據、程序等受到法律嚴格限定，其特點是權力受法律規定細密、自由裁量有限、受監督的形式具體。一般稱之為“消極行政”，其行為準則是不得為法律沒有規定的行為，即“沒有法律規范就沒有行政”。它不僅要受到行政系統自身的監督和權力機關的監督，在一定范圍內，還要接受司法審查。行政機關對這類行為的違法要承擔行政法律責任。而法律對后一類行為往往只規定行為模式和實現行政的目的，不設定法律效果，希望通過利益機制和激勵機制來調動相對方的積極性，靠政府的威信和政府內部的行政紀律來實現行政目的。行政機關只要在其權限范圍內，又不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盡可以充分發揮其能動的積極作用，通常稱之為“積極行政”。只是這類行政行為一旦失誤，給社會帶來的破壞會十分巨大，因而，其仍須受到行政系統自身的監督和權力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要為行為后果承擔行政法律責任和政治責任。
作為行政權的相對一方-個人和組織的權利與自由（以下概稱公民權）的行使亦因主觀、客觀的原因而具積極和消極的作用。確認公民權利、充分保障公民權利的行使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表現，而社會文明和進步又是在公民權不斷得到確認和保障、人閃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能力得以盡可能施展的基礎上逐步完成的。公民在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內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公民個人追求自己在社會中諸般正當需要的滿足的行動基礎和保證，個人和組織根據良心和理智自由地行使這些權利，可以不受阻礙地參與社會生產和交往，建立良善健康的社會關系并在其中獲得自身利益的實現，而社會共同體亦在整體上邁向更高的文明境界。本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于人民的斗爭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許多國家的公民權范圍日益擴大，法律對權利的規定越愈細密，形成有機的權利體系。與此同時，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發展。我國，尤其是在近十幾年來，在確認和保障公民權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人們的創造性、積極性得到空前的發揮，經濟成就已是世人公認的事實。公民權的積極作用可見一斑。然而，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使，不是無條件的、絕對的，它要受到法律的制約。法律對公民權限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公民權的行使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這恰恰是基于對公民個人行使權利和自由可能帶來的消極作用的考慮而作出的限制。每個公民都是社會中的人，他在進行社會交往中必然與其他公民或組織形成一定的社會關系，法律確認和保障其權利和自由旨在幫助其相對自由地實現自己的意志而不為社會關系中的其他人所阻礙。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公民個人超越法律規定的權利范圍或濫用其權利的情形在所難免，這又往往要導致法律欲意保護的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權益受到損害。尤其是我國在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法律調整尚未完善的條例下，由于各種思潮的沖擊，利益格局的變化、拜金主義的影響、自律機制的削弱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人違法行為或濫用權利，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法律要求公共權力（包括行政權力）對公民權可能或已經違法行使或濫用的情形予以預防、控制和懲戒。另外，由于法律規定的錯綜復雜性，即使公民個人或組織有合法理由地行使各自的權利和自由，有些情形下，也會造成矛盾和沖突，這種對抗的結果同樣是社會無法容忍的社會關系一定程度的無序，同樣需要公共權力進行調節。
綜上所述，行政權和公民權的行使都具有兩面的可能作用，行政法努力的方向應該是調動兩者的積極因素，最大可能地抑制其各自的消極因素。
二、行政法關系的展開
法律的使命是面向未來的，既然行政權和公民權的行使可能導致的積極效應或消極效應不可預測，法律就不能完全放任任何一方自主地、無節制地行使權力或權利。這似乎同民商和法既規定民事權利又設制民事義務的原則并無二致。但是，行政法規范和調整的法律關系畢竟與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有性質上的巨大差異，行政權和公民權潛在的雙重效應促使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的法律關系更具復雜性。行政法規范和調整的社會關系有：（1）行政管理關系， 即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行使職權而與相對一方發生的關系。它又包括行政實體關系和行政程序關系；（2）監督行政關系， 即有權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的國家機關、團體和個人在監督行政過程中發生的關系。由于團體、個人的監督權利必須通過國家權威真正得以實現，監督行政關系可主要指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的監督，尤其是后者更為行政法所重視。那么，行政法是如何針對行政權和公民權作用的復雜性具體安排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在上述關系中的權利義務結構的呢？
首先，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法律期待的是行政權積極作用的發揮，以抑制公民權的消極作用。因為，在這里，社會首要關心的問題在于如何設置或啟動行政權以處理下列幾種情形：（1 ）社會中權利義務的合理分配由于某些事物的出現而遭到破壞（比如經濟壟斷、股票黑市），國家立法者因種種緣由無法及時出臺法律，需要行政機關制定法規或規章進行普遍的調整；（2 ）具體個人和組織行使公民權時超越法律限制的可能性要求行政機關經常地對他們予以監督和檢查；（3 ）具體個人和組織已違法行使公民權而給他人權益或公共利益帶來損害，社會要求行政機關及時予以控制和懲戒；（4 ）社會中某些資源或機會的利用雖然可促進社會福利，但或者由于資源或機會本身極其有限，或者由于資源或機會的給予必須依公共利益受限制，只有符合特定條件的個人和組織才能獲得，社會要求行政機關審核申請的個人和組織的條件并負責授益于合格者；（5 ）大部分具體個人和組織在行使公民權時普遍持有趨利避害的心態，對其他人的福利或需要高昂代價予以運營的公益事業較少關心，社會要求行政機關能在這些方面有所作為。對于這些社會自治機制無能妥善處理的情形，個人、組織有一種依賴和信任公共力量的自然傾向，而依賴和信任的基礎是公共力量擁有他們自身不具備的社會控制力和強制力。無論是秩序行政，還是服務行政、給付行政，行政行為一旦作出，在有關機構判定其無效并予以撤銷之前，不僅相對一方，而且國家機關、一般第三者都必須承認其為有效，并服從之。如果行政行為沒有這種被稱為公定力（推定有效）的效力，與私人行為無異，個人和組織又怎么會為把自己面臨的困難委托與自身類似的軟弱的行政機關去解決呢？1 即使個人、 組織因行政權潛在的消極后果而對行政機關是否有能力公正處置公共利益問題表示懷疑，他們亦必須等待行政權啟動并最后作出行政行為之后通過其他公共權威進行評判，否則，行政權積極作用會被扼殺。因而，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行政法在設定行政機關管理權能的同時往往賦予其效力優先性，相對一方于此只能履行服從的義務。行政機關的主導性地位和相對一方的服從地位是這里的主要特征。
然而，如果等待行政機關憑借公務人員的獨立判斷作出與公共利益相悖的行政行為之后再考慮其合法性、合理性問題，由于行政行為的公定力和執行力，它的破壞性后果已經造成，而這種后果在很多情形下是難以通過事后救濟制度進行充分補救的。于是，在行政程序法律關系中，法律對行政權懷有既信任又警惕的兩難情結，既期望通過公民權利的適當使用來最大限度地遏止行政機關可能作出的“離經叛道”行為，又謹防繁瑣、拖拉的程序阻礙行政積極效應的實現。有關國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時考慮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平衡，2 即應給予相對一方多大的參與行政決定過程的權利。無論權利范圍如何，不可否認，保證個人、組織參與行政過程是行政程序法的初衷和核心內容，亦是現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3 因此， 程序性的法律規定傾向于賦予公民權利，相對行政機關而言，就是其在行使實體權力時必須擔負相當的程序性義務。
問題是：如果行政機關完全履行程序性義務，其作出的行政決定就具有實質的合法性了嗎？美國現代新公法理論就此批判了流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律程序理論，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取決于其代表的價值，而不取決于其程序體系”；作為新公法理論來源之一的批判法學流派亦攻擊法律程序理論只會導致虛幻的而非現實的社會正義。4 人類社會有許多經驗是共通的。雖然有不少國家在程序立法上費盡心機，但大家都把監督行政的機構尤其是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作為抵制行政權消極作用的最后的亦是最堅固的一道防線，其中，既有實質問題的審查，也有程序問題的審查。這是因為，盡管行政程序法律傾向于規定公民權利，但行政程序性質上畢竟是行政權運作的形式，法律既不允許個人和組織取代行政機關直接作出決定，亦不容許其在此違背公定力要求而反抗行政機關違反實體和程序要求的行為。那么，在監督行政法律關系中，法律關注的又是什么呢？行政機關和相對一方的權利義務又是一個什么結構？以我國的《行政訴訟法》為分析對象，我們認為，在監督行政法律關系中，法律使相對一方相較行政機關處于權利優勢地位。相對一方享有起訴權而行政機關無反訴權、法院判決只針對行政機關而不針對相對一方都可以恰當地表明法律在這里的焦點。而且，不妨假定，法律關于行政機關負擔舉證責任的規定有如下隱喻：在行政訴訟中，法院未作出最終有效判決之前，行政行為推定可撤銷。如果行政機關不舉證或舉證不充分，這種推定就告成立，無需相對一方費力說服法院否定該行政行為的有效性。這與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行政行為推定有效恰成相反。
概而言之，在與行政管理有關的任何一種具體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結構都具有某種不對等性。但是，這些不對等性并非指向同一方向，而是錯綜復雜，彼此相抵。其中，除了行政實體法律關系和行政程序法律關系的不對等性是同時存在、密不可分的以外，其他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性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中發生存在的，它們在既密切聯系又相對獨立的條件下形成彼此抗衡。而且，雖然行政實體法律關系和行政程序法律關系的不對等結構同時并存、后者又從屬于前者，然而，不可否認，兩種不對等結構發揮著不同的、相反的功能。也正是由于行政法在調整與行政權有關的具體社會關系時的關注點始終存在傾斜，致使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關系在具體條件下總體現出不平衡的動向，為了保證絕對的不平衡狀態不至于因內在力量的變化而過于失衡，行政法應設置總體權利義務的平衡結構以發揮其約束這種失衡可能性的功能。就此意義而言，平衡不僅意味著行政法及由其調整形成的行政法關系在總體結構上的平衡以及由此結構必然體現出的平衡功能，而且隱喻著與行政管理有關的具體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和不平衡的絕對存在。這同馬克思在談及建立資本主義不同生產領域之間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聯系時所述的原理是一致的，“平衡總是以有什么東西要平衡為前提，就是說，協調始終只是消除現存不協調的那個運動的結果”。5 當然， 從行政法的發展史來看，雖然有不斷趨近這種總體結構和功能的平衡的去勢，但這種平衡也是相對的，它總是為總體結構和功能上的不平衡所打破，繼而再走向平衡。總體結構和功能的平衡與不平衡在運動之中互相交織在一起。
三、行政法律制度的構筑
行政管理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經過細密、成熟、相對完善的行政法律原則和規則調整以后，各個關系主體，包括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法院、行政相對一方，就生活在一個依據這些原則和規則而自我運行的、內部有某種邏輯安排的有機體中，這個有機體我們稱之為“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又是由一個個次層級的法律制度組成的，如行政立法制度、行政執法制度、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賠償制度等（以下稱“亞行政法律制度”）。建立在不同的理論基礎之上的行政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構筑和運行邏輯。我們在下文將闡述以“平衡論”為指導的行政法律制度的邏輯安排，其中蘊涵現代各國行政法律制度的構建對我們的啟示。
法治原則以及依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法律制度構建的首要、普遍的原則。“法治”的確切含義至今尚未定論，但有一點基本要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則是公認的。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保證法律具有實質正義（良法）的前提下：（1）任何人（國家機關、 社會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依法辦事。對于國家機關而言，除了法律允許的以外，無權進行任何活動；對于社會組織和個人而言，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可以從事任何事業和活動；（2 ）任何人違反法律規定都必須受到懲罰，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不容許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國家機關違法，由其他國家機關依法追究其責任；社會組織和個人違法，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依法予以懲戒。可見，雖然“法治”是相對于“人治”而提出的，有限制權力的重要意義，但是，法治原則的內在要求是對任何人的任何行為給予不偏不倚的保護或制裁。法治原則貫徹到行政法領域，即意味著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律既同等地保護行政機關和相對一方的合法行為，又同等地追究行政機關和相對一方的違法行為。無論是行政機關，還是相對一方，只要違法，就必須承擔一定的行政法律責任。在我國，大部分行政法律、法規、規章在“法律責任”這一章下既規定了行政機關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形式，又規定了相對一方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形式。6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原則對行政機關的要求，其基本涵義歷時變遷。現代意義的依法行政原則也是圍繞既保障行政權、公民權的積極作用又抑制行政權、公民權的消極作用這一內在邏輯確立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行政法發韌之初，依法行政原則是消極的、機械的公法學原理，基本內涵是：（1 ）議會制定的法律至上，一切違法行政都不發生效力；（2 ）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議會以法律規定之，行政規章、命令僅是內部行政規范，不具有對外約束力；（3）無法律即無行政， 沒有議會法律明確授意，行政不得自主行為。于是，“行政遂成從屬而不獨立之國家作用”。7 此后，國家目的觀和行政作用論逐漸換新， 舊日依法行政內涵已不能滿足“行政之自我肯定與其主動、積極及彈性化之要求”，8 依法行政原則即經脫胎換骨而形成現代的意義。前后的主要區別在于：（1）“依法”不僅指依據議會制定的法律，而且意味著依據行政法規規章、法的一般原理、公共利益和社會正義，即行政遵從實質的法治主義；（2）行政不必以法律明確授意為絕對前提， 除法律明文禁止外， 可“基于行政之自動性及給付行政或助長行政之本質”自主行為 9.由此，該原則在保留原有制權的精要的基礎上放松了對行政權的束縛，意在促使行政積極作用，以抵制過濫的個人自由的不利影響并助長社會公共福利的增進。 行政法律制度自我運行所依據的各項原則和規則實際上是法治原則和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化。同時針對行政權和公民權的保障和抑制是現代行政法律制度必要的兩支旋律，而且，這兩支旋律在各亞行政法律制度中交錯出現，互相輝映，難以截然分開。為表述便利，我們姑且取巧把行政法律制度分為兩大類：保障行政權有效行使的制度（Ⅰ類）和抑制行政權違法行使、濫用的制度（Ⅱ類）。
Ⅰ類制度應包括行政立法制度、行政裁判制度、行政檢查制度、行政處罰制度、行政強制執行制度、行政許可制度、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指導制度等。其中：（1）行政立法、 裁判制度是授權行政機關行使部分立法和司法職能的制度。其初創之時，曾在英美等國遭到嚴格提倡“控權”的傳統思想的強烈反對，但終因時代的需要而被人們普遍接受；10 （2）傳統的行政檢查、處罰、 強制執行和許可的范圍在日益擴大，行政權行使代表的公共利益名義已從治安延展到市場秩序、食品衛生、環境、醫療保健、失業救濟、殘疾補助等等，單一模式的消極秩序行政已成歷史；（3）行政合同、 行政指導是現代行政機關不完全利用強制手段，期待個人、組織的真誠合作以共同完成公共利益目標的新型權力，其權力色彩有所淡化，但由于它們的主旨在于公共利益，法律仍然授權行政機關在特定情況下行使一定的強制手段；11（4 ）在這些亞行政法律制度中，包含著對行政相對一方違法責任追究制度。這是法治原則的普遍要求，任何個人、組織的違法行為必須承擔相當的責任。在行政法領域，行政機關獲權成為國家追究相對一方違法行為的機構。
Ⅱ類制度應包括行政程序制度、行政公開制度、行政主體責任制度、行政賠償和補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立法機關監督制度（如有些國家的議會監察專員制度）等。（1 ）行政程序制度與Ⅰ類制度緊密交錯，故其在賦予相對一方程序權利以實現民主、公正價值的同時，必須考慮行政效率的需要，公正、效率是行政程序制度兩個主要原則；（2 ）行政公開制度是二戰后行政法的新發展，該制度賦予個人或組織獲得行政機關掌握的檔案材料和其他信息的權利，是公民了解權的制度化。行政機關則可以國家安全、行政效率、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等為由限制了解權。“公眾的了解權和對了解權的限制成行政公開的主要內容”，“行政公開是主要的矛盾，起主導作用……免除公開起制約和平衡作用”；12（3 ）行政主體責任制度是法治原則對行政機關的平等要求的制度化。行政賠償和補償制度則是受到行政行為違法或合法侵害的相對一方尋求利益彌補的制度，其原理是個別利益損失必須由社會公平負擔以獲得某種平衡（國家賠償和補償金額實來源于社會，這與私人賠償有實質不同）；（4）行政訴訟制度和立法機關監督制度賦予個人、 組織較多的監督程序上的權利，行政機關承擔較多的義務。但這并不意味著個人或組織的個別意見在實質上一定合理，就如同起訴權并不意味勝訴權。結果既可能是保障個人、組織的合法主張，亦可能是維護合法的行政行為。
行政法律制度是開放的，順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變遷，亞行政法律制度的數量增減和內涵演變實在情理之中。然而，只要人類社會尚需國家實體的存在，“保障—抑制”這一制度構筑邏輯作為現代人們對自身及自身所處社會比較理智的認識結果必將在時間上延展其生命力。
四、“平衡論”的意義
任何一種希冀揭示人類生活某一方面客觀規律的真理性認識或理論，都是建立在關注現實建構和反思歷史的艱難歷程之上的。我國目前正在經歷一場人人皆已感知的大規模解構和建構運動，這一場運動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廣度和震撼力令世人矚目。然而，嚴峻的現實問題以簡單明了的方式表述出來了：怎么做？于是，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學等各類學科都試圖在自己的專攻領域提出基于嚴肅、認真的歷史反思的新的建構理論。“平衡論”就是在這樣的廣闊背景中誕生的。
第8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基本養老保險；對企事業單位的影響；現狀分析；方向對策
Abstrac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rimary endowment insurance as a national welfare policy, since the national regions since formulated by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more perfect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with large HuiZe retiree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so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endowment insurance, studies th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mplement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to ponder the bad effect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direction.
Keywords: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The influence of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Direction countermeasures
中圖分類號： F840.6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一、基本養老保險的內容及現狀分析
基本養老保險是按國家統一政策規定強制實施的為保障廣大離退休人員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制度下，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繳納養老保險費，在勞動者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或因其他原因而退出勞動崗位后，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依法向其支付養老金等待遇，從而保障其基本生活。
自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以來，全國各地企事業單位都已經逐步建立起較為健全的養老保險制度，參保人數也是逐年遞增。在參加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后，職工真正實現了老有所養，基本生活有了本質性保證。這對于促進經濟的穩步發展和社會和諧進步發揮著重要的保障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推進和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基本養老保險作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主體，在商業養老保險制度的補充下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體系日趨完善。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存在諸多問題，未能全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待遇的社會公平程度不夠、支付的可持續性不足、國家財政不能無限補貼等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著參保人、企事業單位及國家的利益，更威脅著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
二、基本養老保險對企事業單位的影響分析
職工是企事業單位的主導力量，建立公正合理的養老保險體系是促進內部和諧的重要舉措。因此，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造福職工的同時，對企事業單位的發展也有著深刻的影響。
（一）宏觀上的有利影響
1．基本保險制度有利于提高員工工作效率
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制定將從根本上解決“退休難”帶來的問題。對于就職在某些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尚不健全單位的職工而言，退休后的生活無法保障使到了退休年齡的員工不得不繼續工作等待制度健全之后再退休的。而這將極大的影響員工的工作情緒，不利于職工安心工作。基本養老保險滿足員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求，從根本上解決了后顧之憂，從而將注意力轉移到工作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2．基本保險制度有利于提高員工忠誠度
收入上的明顯差異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更是決定員工忠誠度的重要因素。而參加基本養老保險有利于消除不同類型退休人員收入差距帶來的不和諧因素。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不同財政體制下的員工享受同等的退休待遇。這使得員工的平等需求得以實現，更加愿意從自我實現需求的角度選擇工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員工對于企事業單位的忠誠度。
（二）微觀上的不利影響
1.阻礙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人才流動
目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存在社會不公平性。近年來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收入穩步提高，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退休金由國家財政按照在崗時工資的一定比例統一發放，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退休金也隨之水漲船高。而企業工作人員退休金的發放是按照一定比例繳費和計發的社會統籌方式，因此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遠達不到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養老金的待遇水平，這就引發了人們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雙軌制的質疑。與此同時，雙軌制的不同收益不利于人才在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的雙向流動，這將嚴重影響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
2. 加重企事業單位資金負擔
我國基本養老保險支付的可持續性存在問題。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加重社保負擔、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繳費人數減少、大量空賬運行的個人賬戶需要填補虧空、物價上漲帶來退休金的增加需要、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支出的養老金過多等等原因使得基本養老保險資金無法按時支付。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不堪重負，而國家財政不可能對其無限補助，這無疑加重了企事業單位的資金負擔。
3.誘發提前退休
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已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協調，退休職工養老保障問題也日益突出，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使得這一問題得到解決。但養老保險的待遇水平及籌資模式影響著退休行為，直接誘發提前退休，這也將促使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加劇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矛盾。
三、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向
多年來，國內外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斷研究，我國政府也早已認識到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并已著手改革的具體工作，但仍存在著大量現實性問題亟待解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問題高度敏感，涉及范圍廣泛，直接影響到各個社會階層的切身利益分配，需要科學合理地安排改革的進度和步驟，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我們應該在充分借鑒國外相關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改革的目標與方向，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穩步推進。在此提出基本養老保險模式改革的幾個對策：
（一）通過多種途徑努力增加養老保險資金收入
依靠向企事業單位征收社會統籌資金來實現資金籌集是不可取的，這樣只會帶來矛盾的惡化，加重養老制度的危機，影響企事業單位的市場競爭力及國民經濟發展，從而威脅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我們需要廣泛發掘各種籌資渠道，可能的途徑主要有：
1.減持國有股份，將收入劃歸養老保險基金彌補缺口。國務院2001年6月了《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獎金管理暫行辦法》，當前需要提高可操作性，加大其執行力度。
2.開征特種稅收,專門用于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如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特種消費稅或者特種社會保險稅等等。
3.發行社會保障債券,為隱性負債籌資。然后再結合特種稅收方式，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逐步兌現這部分債券，最終解決隱性負債問題。
4.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重點彌補落后地區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不足。
（二）延長退休時間
退休人口決定養老負擔水平，而退休年齡決定退休人數。提高退休年齡，縮短平均享受養老金年限，增加養老保險繳費人數，以此增加退休職工繳納的養老保險金，減少領取退休金的時間和數額，從而調整了了養老保險資金收支平衡。
（三）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公平程度
養老保險金繳納方式應趨向一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與企業工作人員一樣都需要繳納養老保險金。實行事業單位參加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繳費與退休待遇密切結合，體現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從而在根本上統一養老保險制度，消除差別待遇帶來的不和諧影響。
（四）建立退休金待遇與物價上漲掛鉤的制度
要保障退休者的退休生活水準不至于因物價上漲而降低，就需要根據物價漲幅及時調整退休金。這種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調整方式將更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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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醫的基本理論范文
相對于不真正不作為犯罪而言，先行行為屬于第二層面的概念，即它僅限于作為不真正不作為犯罪之作為義務的來源時才有研討的價值。受阿明。考夫曼（Armin Kaufmann）“處罰不真正不作為犯罪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規范倫理觀點的影響，不真正不作為犯罪曾經受來自各方的狂轟爛炸，并且迄今未曾消停。唇亡而齒寒，與此相伴的先行行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家“關注”，尤其是個人權利大放異彩的今天，諸如先行行為產生作為義務的來源或曰根據，先行行為負有作為義務的條件，先行行為的外延或者范圍等等，不一而足。“一切立法者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就是一種選擇：什么樣的行為是法所維護的，什么樣的行為是法所禁止的。”（注：（美）E.A.霍貝爾著：《初民的法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刑法規范也是選擇的產物，正是通過無數次的調整與選擇，刑法才逐步接近直到完成自身價值的實現。而刑法對先行行為的調整，從價值觀點而言，目的亦在于此。
一
十九世紀初期，個人本位主義盛行，權利保障、權利優先的觀念深入人心和不可動搖，所以，“其時所謂犯罪，乃指侵害法益或侵害權利而言，故置重于作為犯，所有刑法上的問題，皆與作為犯發生關聯而被展開者，原則上并未有不作為可構成犯罪的想法，僅就違反法律之規定或違反由于契約等之義務的情形，例外地認定不作為之違法性”（注：洪福增著：《刑法理論之基礎》，臺灣刑事法雜志社1977年版，第161頁。）。可見，此時之作為義務的來源僅限于法律的規定或契約（表明刑法選擇的宗旨在于個人權利的保障）。至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個人主義式微并讓位于社會本位，信用誠實的原則推行且應用于社會日常生活，不作為之構成犯罪并逐步發展。及至重視社會生活之互相扶助的團體主義或曰全體主義抬頭，立法者開始對違反特定義務而消極地不實行法所期待之行為設立命令性規范，以維持并防衛社會秩序。于是不作為犯罪明文化，作為義務的來源也逐步擴大，先行行為成為不作為犯中作為義務的來源之一（注：關于不作為犯的義務來源，我國通說認為有四類：（1）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2）職務或者業務要求的義務；（3）法律行為引起的義務；（4）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在上述四類義務中，真正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僅限于第（1）類，即由其他法律規定而由刑法予以認可的義務；其余三類義務皆針對不真正不作為犯而言，故先行行為亦僅針對不真正不作為犯而言。在國外刑法中還存在其他的分類方法，如除上述義務外，還包括基于公共秩序、良好習俗（或曰公序良俗）而產生的義務、密切的共同體關系產生的義務以及自愿承擔保護責任產生的義務等等。）。在此過程中，德國刑法學者斯特貝爾（Stubel）貢獻突出：他從生活的實際感覺和明白的法感性中歸納而得出先行行為可以產生作為義務并明確提出這個概念。由此，先行行為作為作為義務的發生根據在十九世紀中期逐漸被理論上所確認，及至1884年10月21日，德國判例首次確認了先行行為與法律和契約同屬作為義務的發生事由。該判例指出：“由于不作為者的先行或附隨行為而產生的作為義務，或者，由不作為在法律上所存在的作為義務被侵害的場合中，無論是在一般理論的意義上還是在刑法典的意義上不作為都是行為。”（注：林山田著：《刑法通論》，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第2版，第302頁。）由是，先行行為所發生的義務被視為德國習慣法的一部分。繼德國確認先行行為的作為義務后，日本、奧地利等大陸法系國家也紛紛在刑法中確立了先行行為作為義務的地位。（注：我國刑法未明文規定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但刑法理論上都認為先行行為所產生的作為義務是不作為特定義務之一。見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卷，第215頁。）
那么，何謂先行行為？何謂先行行為產生的作為義務？明確這兩個概念的基本含義對于我們要探討的問題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所謂先行行為，也稱事前行為，是相對于危險狀態出現后行為人的不作為行為而言的。由于行為人先前實施的行為，使某種合法權益處于遭受嚴重損害的危險狀態，該行為人產生積極行動阻止損害結果發生的義務，就是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那么，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到底是什么性質的義務呢？
義務是與權利相對而言的，在初始的意義上，權利與義務具有關聯性，這種關聯既包括道德上的關聯，也包括邏輯上的關聯。但是，除此之外，“確實存在許多與權利不相關的義務的明顯例子，這可能是由于‘義務’一詞的發展而使之具有新的、更為廣泛的意義。”如先行行為引起的特定義務，（注：（美）范伯格：《自由、權利和社會正義-現代社會哲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頁以下。轉引自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卷，第207頁。）這是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不同于法律規定的特定義務之處。但是，問題到此遠未解決。法律明文規定的特定義務，其作為作為行為的義務來源根據是法律的明文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真正不作為犯的處罰是嚴格堅持了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上對此并無任何歧異；但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其根據卻決不是法律的明文規定，那么，其根據又是什么呢？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的一般見解，先行行為之構成不作為犯罪是由于誠實信用原則推行并應用于社會日常生活的緣故，所以，先行行為作為不真正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是根據習慣的條理，是基于法精神的合理判斷而推理出來的。如臺灣理論界一般認為先行行為之防止義務系依據習慣、條理以及公序良俗之觀念，或依誠實信用之原則；日本關于先行行為的作為義務，“從來的教科書都一直將之作為根據條理、習慣而產生義務的適例而予以說明的，因此，從本質上講，德日刑法學者關于先行行為產生作為義務的根據性，是基于道德的基準而推導出來的結論。”（注：齊文遠、李曉龍：“論不作為犯中的先行行為”，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第57頁。）
但是，從社會公德和社會公共秩序中產生的道德義務能否成為不真正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呢？對此，理論上存在爭論。（注：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不作為犯罪所違反的義務只能是法律上的義務，不包括道德上的義務；另一種認為既指法律義務也涵括了道德義務（即違反公序良俗而產生的義務），有些國家的刑法對此作了規定。如德國刑法第330條C款規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險或急難時，有救助之必要，依當時情況又有可能，尤其對自己并無重大顯著危險而且不違反其他重要義務而不救助者，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罰金。”法國、意大利也有類似規定。但是，在上述情況下，如何確定犯罪主體的范圍及控制處罰范圍等就成為一個解決的問題。）通常認為不作為犯罪所違反的義務只能是法律義務，不能是道德義務，否則，就會擴大犯罪范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因為，“不真正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作為不作為犯的構成要件，是以引起一定的刑事法律后果為特征的，故作為義務也必須以其在一定的法律關系中承擔某種義務為必要，只有在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才受到國家強制力的保護和約束，否則，就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只能受到道德、倫理的譴責及紀律制裁。”（注：齊文遠、李曉龍：“論不作為犯中的先行行為”，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第57頁。）顯然，依據習慣、條理、以及公序良俗之觀念，或依交易上之誠實信用原則而認為應發生一定之作為的義務不屬于在一定法律關系中形成的義務，只能是一種道義上的義務，這種道義上的義務在未受到國家認可時不具法律上的效力，從而就不具國家強制性。所以，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的法律根據不可能是那種純粹的道德義務，從法律范圍以外的所謂“法秩序的精神”或“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中尋找先行行為作為義務的根據，“范圍之廣泛與無明文規定之法例并無不同，顯已作超法規的解釋，而有不當的擴大法律上防止義務之范圍”（注：洪福增著：《刑法理論之基礎》，臺灣刑事法雜志社1977年版，第172頁。）之嫌。但是，“否認條理作為義務的發生根據，自然也就否定了先行行為的作為義務根據”（注：（日）井上偌司著：《爭議禁止和可罰的違法性》，成文堂1973年版，第20頁。），而這種結論又和司法實踐中的做法發生了沖突。
所以，要承認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是不真正不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就必須首先承認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不是純粹的道德義務，而是一種蘊涵道德義務的法律義務；要承認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是一種包含道德義務的法律義務，就邏輯性地得出先行行為是屬于法律事實之一種的法律行為，這是一個必然的結論，否則，就難以解釋它和罪刑法定原則以及司法實踐相沖突的問題，不履行先行為的作為義務而導致的不作為犯之可罰性就有理由受到合理的懷疑。
法律行為，是指能夠引起一定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或消滅的行為，實施了一定的法律行為，就必然產生一定的義務，因此應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和后果。先行行為作為行為人自身實施的能夠導致法律所保護的某種利益處于危險狀態的行為，是危險狀態產生的原因和條件，當然應該承擔以積極行動阻止損害結果發生的義務。因為“由于自己之作為而導致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者，負有防止一其發生之義務；蓋不得侵害他人的利益之不作為義務，在其反面，當然含有‘如由于自己之作為而發生足以侵害他人法益之危險時，負有防止其發生’之作為義務故可認定此種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與作為可能具有同一之強度性。”（注：陳樸生、洪福增合著：《刑法總則》，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37頁。）由此可見，能夠導致法律所保護的某種利益處于危險狀態的先行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能夠引起刑事法律關系發生的法律行為，由此產生的消除危險狀態的作為義務就是法律義務。所以，先行行為之所以被視為作為義務的來源，決非依據習慣和條理，而是基于國家所確認的上升為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規范而產生的；由先行行為所致的作為義務決不能脫離法律規范而存在，并且只能依法律禁止規范的存在而存在。
二
如前所述，先行行為產生的作為義務源于法律的禁止規范，如果行為人因自己的行為給法律保護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險，他就產生了采取積極行動防止危險結果發生的義務，即有責任保證這一危險不會轉變為損害法益的現實即構成要件的該當結果。但是，并不是只要有先行行為就能引起作為義務，從而可能構成不作為犯罪，否則就有過分擴張處罰范圍的可能。事實上，隨著二戰后個人主義的重新興盛，刑法機能更側重于人權保障，關于此，且不說自由思想根深蒂固的法國自始至終未曾認可不真正不作為犯（從而也就否定了先行行為的作為義務），就連原先全面確認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的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戰后的新刑法均已未如戰前各草案設置有關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的規定（日本1974年修正刑法準備草案亦未作規定），這反映出各國對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根據性的態度：由全面確認轉變為嚴格限制。（注：僅此并不意味著德日否認刑法中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的存在，無論是在刑法理論上抑或司法實踐中，先行行為作為義務都不斷為兩國的學說和判例所采納，因此一般認為，在立法意圖上，對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的成立不是完全否定，而只是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如日本1974年刑法草案理由書解釋未設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的原因系“并不因由于自己先行行為之發生危險而應常負防止結果之作為義務，以及如果將因自己之先行行為致發生一定危險而常負結果發生的作為義務之規定適用于汽車司機肇事后逃逸之情形時，則有過分的擴張處罰范圍之虞”。見齊文遠、李曉龍：“論不作為犯中的先行行為”，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第59頁。）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成立條件的限制；二是對先行行為本身外延或曰范圍的限制。
關于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的成立條件，學說上不盡一致而且缺乏深入研究。通說一般認為必須由于自己之行為（先行行為）而致發生一定的結果之危險，且其行為必須為違法行為者，始發生作為的義務（至于是否出于故意或過失即可不問）（注：如著名刑法學者Mezger、Hippel皆持此種學說。）；李海東博士認為“如果行為人由于自己的行為給法律保護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險，他就有責任保證這一危險不會轉變為損害法益的現實即構成要件的該當結果。但是，由于先行行為而產生的監控義務必須具備以下條件：首先，先行行為必須導致了結果發生的現實危險；其次，先行行為必須客觀上是違反義務的（但不必是有責的）；最后，這一義務違反必須體現為旨在保護這一具體法益的法律規范的違反。”（注：李海東著：《刑法原理入門（犯罪論基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頁。）但相當多的學者（如Traeger、Merkel等）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先行行為不僅限于違法行為，亦包含正當行為；先行行為不僅限于本人之行為，第三者之行為也涵括在內；等等。
刑法，就其規范意義而言，是國民自由行動的準則；從道德意義上，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手段，但“刑法只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它的適用必然會導致對當事人的自由、尊嚴和財產的重大侵犯和由此而導致的其他社會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須在最大可能限制的范圍內適用”（注：李海東著：《刑法原理入門（犯罪論基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頁。），世界范圍內對先行行為作為義務的轉變似乎也說明了前述觀點（但不盡如此，人權保障更是主要原因之一）。為此，就有必要對先行行為進行重新定位和評判。先行行為也必須限定一定的條件才負有作為義務。
（一）先行行為必須是行為人本人的行為。基于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其先行行為應否僅限于自己之行為？抑或包括自己以外之第三者的行為？關于這個問題，理論上存在分歧。一部分學者（如Traeger）認為應包括第三者的行為，但通說均認為由于自己之行為而發生侵害法益之危險的，始負有防止危險發生的義務（如Mezger、Hippel等）。本人認為，先行行為是相對于危險狀態出現后行為人的不作為行為而言的，因此，先行行為應指行為人親自實施的行為，即先行行為的主體必須是行為人本人，而不能是自己以外的第三者，如翻覆油燈致起火者，負有滅火的義務；駕駛汽車不慎撞倒行人，致使行人發生生命危險者，負有防止其因傷致死而采取必要措施之義務；追人而使之溺水者，負有救護之義務；相反，如果是他人翻覆油燈或交通肇事或追逐溺水人，則行為人只負有道義上的作為義務，而不負有法律上的作為義務。因此，他人不能成為先行行為的主體，對此，某些國家的刑法都有明文規定，即只有“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或引起）一定結果之危險者，始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
（二）必須有足以侵害他人法益的危險狀態存在。危險指的是足以使合法權益遭受嚴重損害的一種事實狀態，但并非所有的法律危險都可成為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構成條件的危險，而只有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本身蘊涵的足以使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遭受實際損害的一種現實可能的危險才可以成為先行行為與特定作為義務之間的媒介。簡言之，先行行為必須具有特定危險狀態時始負有防止危險結果之發生的作為義務，具體而言，此處之“危險”涵義如下：
1.危險必須是現實的以及法律所禁止的。法律允許的危險不是先行行為所導致的危險，因為這類危險并不能現實實現在作為構成要件的結果之中，所以，它不能成為客觀歸責的基礎，從而先行行為也就不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如甲說服乙乘飛機去旅行，結果乙所乘坐的飛機墜落致乙身亡，則甲的說服行為無論如何不屬于先行行為，因為他的行為所導致的僅僅是允許的危險。只有法律禁止的危險才可成為先行行為所導致的危險，即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產生了足以發生危害結果的現實可能性，或者說，實際損害是該危險狀態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行為人不中斷該因果鎖鏈則危害結果的發生就規律而言是必然的。
此外，先行行為所致的危險還必須是現實的。所謂危險的現實性，是指這種危險狀態是客觀真實地存在的，而不是假想和推測的；是直接的，而不是間接的；是正在發生的，而不是已經完畢的。如果危險尚處于潛在的狀態，其是否出現具有或然性，或者危險狀態在極短的時間內已經變成現實，則不存在先行行為之特定作為義務的問題。
2.危險必須是緊迫的和具體的，而不是遙遠的和抽象的。所謂緊迫，即由于某種法律行為的發生，合法權益直接面臨迫在眉睫的危害，而不是遙遠的或者馳緩的；所謂具體，是指危險狀態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趨勢是確定的、必然的，而非可能的、或然的。換言之，行為人實施的事前行為造成的結果即危險狀態能夠排他性地支配實害結果發生的因果進程，因而危險狀態具有導致實害結果發生的較高的可能性。（注：齊文遠、李曉龍：“論不作為犯中的先行行為”，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第61頁。）但是，就犯罪論的角度而言，這種危險與我們通常而言的“具體危險犯”中的具體危險不是同一個概念，與刑法已經評價的作為犯罪結果之一的危險狀態也有質的區別。因為它并非某一具體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而是一種尚未經刑法規范評價的事實（如果認為先行行為之危險狀態具有已經為刑法所否定的價值評價，則違反了刑法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抽象的危險，是指行為所造成的危險狀態并不排他性地支配實害結果發生的因果進程，或者說，這種危險狀態并不能對實害結果具有排他性的支配力（即還存在其他人排除實害結果的現實可能性），危險狀態并不一定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危險的程度比較抽象。作為先行行為與特定作為義務之中介的“危險”必須是緊迫的和具體的，“如果以抽象的危險為已足者，則其范圍似嫌過廣，且有與將不真正不作為犯評價為同等（同價值性），應以具有一定的條件為限，以避免有過分的擴張處罰范圍之旨趣相違背，故應從嚴解，認為限定于‘迫切’及‘具體危險’之情形為當。”（注：洪福增著：《刑法理論之基礎》，臺灣刑事法雜志社1977年版，第183頁。）這對于判斷由于先行行為所發生的一定結果之危險性，是否負有防止之特別的作為義務，極有關系。例如，汽車司機撞傷行人肇事后逃逸，如被撞傷之行人僅受輕微之皮肉傷，無需他人扶助即能行走；或者被撞傷之行人雖受重傷，但還能自救或者他人對被害人救護之可能性很大，則上述兩種情形顯然皆未至“迫切”及“無自救力”之程度亦無“具體的危險”之情況，故該司機只能犯業務上過失傷害罪（如我國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或基于其他法令應負的救護義務（如外國刑法上的遺棄罪），并不負有基于先行行為之救護作為的特別義務。因為這種情形下，雖也存在危險，但危險狀態并沒有使結果發生的直接性與必然性，危險程度屬于抽象的危險，所以“僅僅為結果的發生提供一個因果契機而已的行為并不足以構成殺人罪的先行行為作為義務根據，這種場合只能構成遺棄罪。”但是，如果行為人將被害人搬離現場，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后又拋棄在被他人救護的可能性極小的野外，使被害人喪失搶救機會的情形，由于被害人身負重傷，無法自救，其生命安全完全依賴于交通肇事者的保護和救護，被害人對行為人形成排他性的依賴關系，又由于被害人被拋棄在野外，排除了他人對被害人實施救護的可能性，行為人對被害人形成了排他性的支配關系，因此，其移置行為所導致的危險狀態能夠排他性地支配危害結果發生的因果進程，具有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高度蓋然性、緊迫性以及具體性，能夠成立刑法中的先行行為，產生作為義務，（注：齊文遠、李曉龍：“論不作為犯中的先行行為”，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第61頁。）從而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這就產生一個問題：行為所致的危險程度不同就會構成不同性質的犯罪。“作為義務強（如合法權益面臨的危險緊迫、直接或對作為義務依賴性強等）的不作為構成重罪；作為義務弱（合法權益面臨的危險馳緩、抽象或對作為義務依賴性特弱-如依賴于他人或自救等）的行為構成輕罪”，所以，如果先行行為所致的危險系“他人的生命處于緊迫的危險，只有行為人可以排除這種危險，并且可以輕易排除這種危險的，如果故意不排除危險，就應認定為不作為的故意殺人。”（注：張明楷：“論不作為殺人罪-兼論遺棄罪的本質”，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卷，第269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危險是否僅限于“因先行行為而致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即原先并不存在而由先行行為才產生的特定危險）？抑或抱括增高原有危險程度的情形（比如將結果發生之可能性為5%的危險增至25%或50%，或者將80%的危險增至98%，等等）？對此，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僅限于自己之行為而有發生結果之危險的情形（如Mezger、Hippel等學者皆持此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不僅限于自己之行為而導致的危險，同時亦包括由于自己之行為增高已存在危險之程度的情形（如Sauer持此觀點）。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過于極端，過于簡單，難免以偏蓋全。事實上，增高已存在之危險程度的情形是非常復雜的，原有之危險程度與增高之危險程度比例不同，則行為人負作為義務之責任亦大不相同，對此，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1）原有之危險程度屬于馳緩、抽象、不確定或程度較弱的危險的，若行為人基于自己的行為將之增高為緊迫、具體、必然或程度較強的危險者（如將結果發生之可能性為10%的危險增至結果發生之可能性為50%以上），則行為人之行為應屬于負作為義務的先行行為，如果行為人不履行特定之作為義務，應負不作為犯罪的刑事責任。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危險的緊迫以及具體實際上乃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原有危險狀態已發生了質的變化，行為人之行為與現實的損害結果具有直接和必然的因果關系。
（2）原有之危險程度系馳緩、抽象、不具體或程度較弱，行為人基于自己之行為將之增高，但仍未達緊迫、具體、必然之程度的（如將損害結果發生之可能性為1%的危險增至5%或者10%等），或者仍屬于法所容許之危險的，則此種情形下行為人之增高不能負作為的義務。因為該增高的危險，仍屬于遲緩、抽象或者不具體之危險，它與先行行為之作為義務所要求的危險具有質的差別。
（3）原有之危險本身已達到緊迫、具體的程度，即使無行為人之增高損害結果也很可能發生的，而行為人又施加了一定增高行為的，則行為人之增高危險程度的行為仍屬于先行行為。究其原因，本人認為此處之危險的緊迫、具體程度雖非增高之行為人所導致，但其增高行為使法律所保護的某種利益處于更危險的狀態，其增高行為與特定危險之間已經存在特定的聯系，行為人也就負有了免除他人危險的積極作為義務，如不履行則應負不作為犯罪的刑事責任。當然，其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大小因行為人之主觀心態、行為時的環境等而各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