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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資料應嚴密遵守隨機抽樣設計,保證樣本從同質的總體中隨機抽取,除了對比因素外,其他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應盡可能齊同或基本接近,以保證組間的齊同可比性。因此,應對樣本的基線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以證明組間的齊同可比性。
2 選擇正確的統計檢驗方法
研究目的不同、設計方法不同、資料類型不同,選用的統計檢驗方法則不同。例如:2組計量資料的比較應采用t檢驗;而多組(≥3組)計量資料的比較應采用方差分析(即F檢驗),如果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想了解差異存在于哪兩組之間,再進一步做q檢驗或LSD-t檢驗。許多作者對多組計量資料進行比較時采用兩兩組間t檢驗的方法是錯誤的。又如:等級資料的比較應采用Ridit分析或秩和檢驗或行平均得分差檢驗。許多作者對等級資料進行比較時采用卡方檢驗的方法是錯誤的。
3 假設檢驗的推斷結論不能絕對化
假設檢驗的結論是一種概率性的推斷,無論是拒絕H0還是不拒絕H0,都有可能發生錯誤(Ⅰ型錯誤和Ⅱ型錯誤)。因此,假設檢驗的推斷結論不能絕對化。
4 P值的大小并不表示實際差別的大小
研究結論包括統計結論和專業結論兩部分。統計結論只說明有無統計學意義,而不能說明專業上的差異大小。P值的大小不能說明實際效果的“顯著”或“不顯著”。統計結果的解釋和表達,應說對比組之間的差異有(或無)統計學意義,而不能說對比組之間有(或無)顯著的差異。P≤0.01比P≤0.05更有理由拒絕H0,并不表示P≤0.01時比P≤0.05時實際差異更大。只有將統計結論和專業知識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研究結論。若統計結論與專業結論一致,則最終結論也一致;若統計結論與專業結論不一致,則最終結論需根據專業知識而定。判斷被試因素的有效性時,要求在統計學上和專業上都有意義。
5 假設檢驗結果表達
P值傳統采用0.05和0.01這2個界值,現在提倡給出P的具體數值和檢驗統計量的具體數值(小數點后保留3位有效數字),主要理由是:①以前未推廣統計軟件之前,需要通過查表估計P值,現在使用統計軟件會自動給出具體的P值和檢驗統計量的具體值(t值、F值、χ2值等)。②方便根據具體情況判斷問題。例如P=0.051與P=0.049都是小概率,不能簡單地斷定P=0.051無統計學意義而P=0.049有統計學意義。③便于對同類研究結果進行綜合分析。
關鍵詞:方劑學;課程設置;研究生教育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07-1322-02
隨著中醫藥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社會對中醫藥高層次人才需求的增加,全國高等中醫院校研究生擴招之勢的日增,高層次人才培養質量呈現一度下滑的趨勢,如何提高中醫藥高層次人才培養,對于從事中醫藥高層次人才培養的中醫藥教育工作者來說,正在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中醫藥人才培養質量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課程的設置、定位與建設與教學質量高低的關系密切,也是影響人才培養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下面就關于方劑學專業課程設置、定位與建設等問題,談談筆者的一點看法,不正之處敬請同仁予以斧正。
1 明確培養目標準確定位
對方劑學專業課程準確定位的前提,首先要明確方劑學研究生的培養目標。依據方劑學專業研究生培養目標,才能夠對方劑學專業課程予以準確定位,才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與要求。筆者認為,方劑學研究生培養目標為:“一專多能,一才多用”復合型、應用型人才。這一目標的確定,主要依據方劑學研究的對象、范圍、內容來確立的。作為方劑學研究生來說,不僅要具有堅實而系統的專業理論知識,而且還應具有深厚的專業基礎知識,寬泛的現代醫學知識;作為指導教師來說,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綜合素質高的應用型創新人才尤為重要。為此,應將研究生方劑學專業課程定位于:“面向中醫、服務中西、輻射醫藥、重在方劑”。既要適應中醫藥發展,中、西醫學需求,還要具有方劑學自身特色。
對于方劑學專業課程的內涵定位來說,首先要注重傳承,同時又要充分吸收現代科技成就以超越自我,充實傳統中醫理論,使當前的中藥方劑現代研究與保持中醫藥學特色緊密地聯系起來,賦予其新的內涵,從而全面揭示中藥方劑防病治病的理論基礎與作用機制,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如此,則使中醫藥學的特色得以保持,優勢得到發揮,對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2 了解課程特點合理設置
方劑學是中醫藥學的基礎學科之一,是在中藥學基礎上研究藥物間配伍關系和配伍規律以及君臣佐使地位的知識體系;是中醫基礎學科與中醫臨床學科相互溝通必須經由的橋梁學科;是指導中醫臨床處方用藥和中藥新藥開發的應用基礎學科;是中醫藥學基本特色和優勢的載體和表現形式。本院研究生專業課程設置主要的目的在于培養高層次方劑專業人才,根據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要求,不斷完善研究生的培養計劃,加強課程改革,推陳出新教學內容,為博士、碩士研究生開設方劑學基本理論及其關鍵問題、建立中藥小復方精選系統操作技術平臺的思路與方法、中藥藥性基本理論、中藥藥理與新藥研發等研究生課程。
方劑學是中醫學理、法、方、藥有機結合邏輯方法體系的表現形式,集中體現辨證論治的特色與規律,方劑的“功能主治”將方藥與臨床應用連接起來。可見,方劑學內容涉及面較寬,內容繁雜。因此,在課程內容設置上,宜精宜少,有目的地增加研究生學習與研究的彈性空間,從而使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發揮出來;課程內容設置不僅與研究方向相結合,而且要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另一個方面,將研究生知識儲備作為課程設置的重心,進而對課程內容進行取舍、補充,從學生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等多維角度去考慮,發揮課程建設對于促進研究生發展的最大功效。通過挖掘方劑學教材中的寶貴因素,給研究生以創造性思考、反思、質疑的機會,古人云:“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筆者認為,方劑學專業課程內容設置的基本要求是:既要具有寬口徑的專業理論基礎,又要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并與學術前沿結合,使研究生有較強的科研實踐能力,體現一專多能;同時還要考慮學生就業面、適應性,為了使學生具有寬泛、深厚的專業理論知識,在教學過程中,積極探索和創造備具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旨在培養“一專多能、一才多用”的復合型、應用型人才。
3 加強課程建設突出創新
中醫要發展,先從教育人手。中醫藥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與教育的方法密切相關,而這又與研究生課程設計關系密切。如果培養目標過于廣闊,培養模式過于單一,或課程設計不按中醫理論結構編排,忽略中醫學特色,不注重方劑學傳統理論,甚或教材出現各種問題等,均會影響人才培養質量。因此,積極進行研究生專業課程建設是十分必要的。
本校的研究生方劑學專業課程以《醫方發揮》為藍本。參考《方劑學》教材,結合各指導教師、學科的研究方向,有的放矢地開展博而精深的專題講座式的授課模式。以課程建設帶動人才的培養,在進行課程建設的過程中及時發現問題。并尋求整改的有效措施,推動課程建設的發展。
通過課程建設來提高研究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課程建設過程中,注重研究生學術能力培養。作為方劑學研究生指導教師來說,在進行專業課程建設方面,既要注重方劑專業學位點的研究方向,又要考慮研究生個性化的發展方向。來靈活安排內容;研究生在方劑學專業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注重向古方劑要效益,深入挖掘古方劑蘊含的潛在的邏輯思想,使之學會借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尋求、探索、解決未被人們認知的科學內涵。
4 存在問題與展望
一、中醫現代化的現狀
1.中醫藥在世界上的影響:中醫藥歷史悠久,資源豐富,理論獨特,在世界上有廣泛的影響,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和豐富的科學研究價值。它不僅是我國的優秀文化遺產,也是世界的優秀文化遺產。近10年來,國外來華學習中醫的人數劇增,據統計先后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4700余名留學生、進修生來華學習中醫藥。我國建立的7個傳統醫學合作中心、3個國際針灸培訓中心,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國外各類中醫藥人才。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政府中醫藥主管部門在北京又成功地舉辦了兩次國際中醫藥大會,為世界醫藥界所矚目,影響廣泛而深遠。隨著世界各國對中醫和針灸的認同,許多國家陸續和我國高等中醫院校簽署合作辦學協議,目前已有60多個國家或地區與我國簽訂了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協議。甚至有很多的西方國家建立了中醫專業高等醫學院校,或是在本國的高等院校開設中醫和針灸專業課程。
2.中醫技術在中醫現代化發展中的作用:中醫學診病的手段和方法經歷了數千年的積累與發展形成了獨特的診斷方法"望、聞、問、切"。這種診斷方法,集中反映了中醫理論的精髓。望診、聞診、問診和切診四個部分雖各有其獨特的作用和意義,但彼此又是互相聯系,不能偏廢。近年來,我國相關部門對中醫學的發展極為重視,中醫學領域的科技人員和中醫藥醫務工作者開展了多方面的中醫技術研究與開發工作,推動了我國中醫藥事業的繁榮與發展,使中醫藥制藥和診病的手段和技術方法實現了新的跨越。先后自主開發出了一批具有知識產權,領先于世界先進水平的中醫藥研究新技術和新成果,特別是利用中醫防治艾滋病、肝炎、風濕性疾病、糖尿病等世界性的疑難雜癥、不治之癥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二、現存的問題
1.盲目崇拜西醫,嚴重影響中醫現代化的發展:我國的中藥現代化發展前景雖然比較喜人,但社會上仍然存在著不相信中醫,盲目崇拜西醫的現象。這種勢頭嚴重影響著我國中醫藥的發展,特別是年輕一代,盲目崇拜西醫,對中醫傳統治療方法表現出極大的冷漠,這種思潮嚴重影響了中高等醫學院校中中醫專業學生的專業思想,導致專業思想不穩固的現象極為普遍,有的選報了中醫專業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種思潮嚴重影響著中醫在臨床中的應用和中醫現代化的發展。
2.與中醫理論相比,中醫實踐經驗薄弱:中醫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專業學科,我國中高等醫學院校和高等院校中的中醫專業雖然培養了大批具有扎實中醫理論的人才,但就目前臨床調查發現,由于接受中醫診療的病人不多,已經走上中醫診療崗位多年的中醫專職醫師大多都缺乏臨床實踐經驗,特別是具有良好的中醫理論素養和具有豐富經驗的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奇缺。此外,中藥新藥病證選擇的問題、中藥新藥處方和中藥小復方制備工藝、劑量配比、方劑結構優化等關鍵技術問題亟待解決。
三、中醫現代化今后的發展
1.加大中醫醫務人員的培訓力度,加快中醫藥人才隊伍建設:要加大中醫專業教育的投入力度,積極改善辦學條件,切實提高各級各類中醫專業學生的中醫基礎知識的學習,提高增強實踐能力。
2.吸納現代先進技術,加強中醫藥研究的科研力度:在中醫臨床診斷的基礎上,吸納現代先進技術,加強中醫藥研究的科研力度,完善和發展中醫理論,積極宣傳中醫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技術,用事實提升大眾對中醫的認可度[2]。同時,要加強中西醫結合人才的培養,吸收西醫的先進技術豐富和發展中西醫結合的理論研究與方法創新,使傳統中醫醫學與現代醫學融合互補;融合現代信息技術、傳感技術、圖像識別技術、生物技術推動中醫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關鍵詞:中醫;哲學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TCM; philosophy
中醫科學性爭鳴的目的是為了尋找中醫的科學規律,更是為了遵循科學規律發展中醫。
1 中醫的“觀念”是否能夠被現代“轉譯”
其一是中醫的“整體觀念”能被現代“轉譯”嗎?整體地考察人的生命與疾病,無疑也是一種可取的認識方法。就像以信息論的方法來認識某個事物一樣,同樣可以忽略事物的結構性質,而僅以信息的產生、傳播、存儲、加工、分發、接收、應用、反饋等等環節為主要認識指針,來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但是,無論以何種方式去認識事物,都必須以他人能夠理解和接收的方式來加以闡釋,并得到認同,才能成為共識。也就是說,科學的知識特征,可能具有獨特性;但是,科學的認識特征,不應具有孤立和排他性。無論對于現代科學,還是對待中醫而言,現代科學知識的豐富程度都毫無疑問地遠遠超過古代,以現代通用的科學語言將中醫闡釋為可為科學共同體理
和接受的概念、原理,為什么如此困難。到底是中醫自身的問題,還是這個“轉譯”過程的問題,還是根本就不能實現“轉譯”?
其二是中醫的“自然觀念”能被現代“轉譯”嗎?中醫強調宇宙萬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強調認識人的生命與疾病時需要聯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盡管相互聯系的哲學思想是正確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語言,是非常牽強附會的。而現代有些“中醫”,還在為證明這種比附的“正確性”而辯護,則是極為荒唐的。如果我們對經典甚至已經失去考究的態度、懷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氣,而將經典教條化,成為本本主義者、唯古唯經者,那么中醫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醫的“實用觀念”能被現代“轉譯”嗎?中醫的豐富臨證經驗和大量醫藥實踐,之所以沒有成為集理論、方法、技術于一身,融基礎、應用、標準于一體的學問,與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有關,也與近代中國的科學落后有關,更與中醫接受近代和現代科學的程度有關。中醫確懷“究天人之際”的思想,但“通今之變”嚴重不足。 其四是中醫的“直覺觀念”是中醫學這座“大廈”在地基上的嚴重缺陷。只有當中醫的“陰陽”、“氣血”、“臟腑”、“經絡”、“五行”、“八綱”、“三焦”、“四診”能夠被現代科學所闡明并被證明科學理性,中醫才能真正地科學化,也才能現代化和國際化[1]。
2 “關系實在論”是否能夠替代“實體本體論”
有中醫學者從哲學基礎和物質科學的層次,深入探討了物質的“第一性的質”與“第二性的質”之間的關系,強調了以“關系實在論”代替“實體本體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關系實在論”是對中醫“關系”理論的哲學理論支持。這個問題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復雜,值得認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響我們認識中醫的中心或“焦點”是應該放在“實體”還是“關系”,甚至決定中醫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的“重心”。其復雜性在于上述論述中有不少問題還沒有理清。一是,“以現代科學、數學和邏輯學的發展為基礎的關系實在論”與中國古代形成的中醫的所謂“關系”理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既不同質,也不同類,也就是說,從邏輯學上講,既不可比較,也不可類比。現代的所謂“關系實在論”是能夠通過科學哲學的語言使人明白的“關系論”。而中醫理論的“關系論”則是不能夠通過現代科學哲學的語言使人明白的“關系論”。二是,“關系實在論”強調“第一性的質”和“第二性的質”之間的相互關系會發生變化,肯定“關系實在”的同時并不否認所有“關系”都是物質的屬性,也就是說,并非因為重視“關系”而忽視“實體”,相反,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能夠認識實體的應該、也必然是首先認識實體,而只有當不能認識實體或者實體模糊時,才通過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去“認識”這種存在的“關系”,從而推論可能潛在存在的物質。三是,作者將“系統中心論是系統論的一個重要觀點”作為“科學研究的重心從實體轉向關系”的一條重要論據,值得商榷。因為科學系統論在強調“系統”的關系觀念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系統的結構,即所謂“部分”。科學系統論強調,必須至少從系統特征、系統結構、系統功能(以及結構與功能的關系)、系統環境、系統演化等方面去認識系統,才能算是“系統”地認識。因此,第四,“以關系為立足點,破實體本體論,貫徹非實體主義,的確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到了東方”的立論不能成立。“關系實在論”并非出于東方,其“以現代科學、數學和邏輯學的發展為基礎”也完全不同于東方思想,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回歸”。
現代所謂的“關系實在論”對于我們認識中醫,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可借鑒的思想方法;“關系實在論”可以作為“實體本體論”的認識論層面上的重要補充,但絕不是取代。就像認識西瓜可以直接認識和解剖認識,而沒有必要從種子、土壤、氣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測,但是目前認識宇宙爆炸卻只能根據有限的科學觀察和“關系”去推測一樣。不可能離開“實體”去表述“關系”。“實體本體論”與“關系實在論”并不矛盾,而且必須共存、互為補充。
那種所謂的“西醫就是將人看成機器”的認識,與將江湖騙子看成中醫代表的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是同樣可怕的偏見。現代醫學從來也沒有將不同的系統、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組織、不同的細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電解質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發展過程中,現代醫學也一直坦然承認認識的局限性,并不否認相互聯系以及潛在聯系的可能,從不認為探索已經到頭,而是一直在進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統科學重構中醫理論
不少知名學者提出用系統科學思想重構中醫理論體系的設想。未來構建的所謂中醫系統論體系很可能是,中醫概念意義上的心、肝、脾、肺、腎等“藏象”似乎是系統的模糊結構,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統的結構功能關系,風、寒、暑、濕、燥、火等似乎是系統的環境影響因素,衛、氣、營、血等似乎是系統的層次,天時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統的狀態,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學層次的問題仍然存在,即系統科學所謂的“系統結構”是否也還包括所謂還原論的認識論意義上的“結構”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統結構”仍然難以描述清晰,系統結構與系統功能的關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謂系統論也仍然無法系統地論,也就不是系統論。看來,要真正從理論上構建起完善的、經得起推敲的中醫學系統論體系,可能還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結構與功能關系、系統特征、系統環境、系統演化等。
4 能否用復雜系統科學解釋中醫理論
朱清時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復雜系統科學與中醫學可以交匯”,“可以運用復雜系統科學和耗散結構理論證明中醫不僅是科學,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對“五行”的比附和解釋都是極為牽強的猜測。
朱先生點準了中醫存廢之爭的穴位,即中醫以其固有的中醫理論體系去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其前提就是已經默認了五行學說的正確性。而中醫存廢之爭的關鍵恰恰是作為中醫理論基礎的五行學說自身是否有科學依據的問題。先生提出的耗散結構理論的四個條件或五個要素可以理解,但中醫的五行說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為什么就單是金、木、水、土,沒有石?無形部分為什么偏是火,不是氣?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出現頻度和地位恐怕都遠超過火,難道氣不重要?朱先生的這種論證,與他上面所批評的“從中醫的角度來說明其科學性”所犯錯誤相同,即以承認五行學說為前提,而不是論證為什么有五行學說。因此,朱先生所論證的命題仍然是一個假命題。至于稱“五個要素”與“五行說”和“五個器官”(應是“五臟”)的對應“這是科學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慮,似乎太過輕率。人體符合耗散結構的系統特征和復雜性的系統特征,并不等于“五臟”、“五行”和耗散系統“五要素”的類比正確,更不能說明“這是科學的必然”。將或然說成必然,不是科學精神所提倡的。
雖然用耗散結構理論和復雜系統科學來論證中醫理論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們用現代科學的思維方式去認識中醫,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鞏固中醫理論基礎,為中醫的現代化指出了一條值得認真探索的途徑,但是,定論還為時過早。
5 中醫藥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開中醫藥與基因組學研討會以來,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確實對生命科學領域的科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改變了基因-表達產物-疾病之間的線性相關研究,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生命科學領域的復雜相關性研究的方法論的進步。中醫藥研究與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基因芯片技術等之間的結合也已成為中醫藥現代化研究的重要熱點領域。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這樣的相結合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以及這些結果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否還符合我們對中醫藥科學研究發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醫藥理論或其科學性的證實,是否有助于中醫藥科學理論的豐富,是否有助于中醫所謂的“以中醫理論為基礎的真正的中藥組方”的確證?還是在此結合中,中醫藥只是配角,僅僅起到提供一個最初的線索、一個初步的可能、一個大致范圍,而后來的研究指針、觀察指標、研究結果、結果闡釋、研究結論、結論應用、應用成果、產品方式、理論豐富等等,均與中醫藥無關,充其量是“受中國傳統中醫藥的某經典驗方的啟示,通過基因組學和蛋白質學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種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療何病的新藥,取得如何的經濟效益,甚至打入國際主流市場等等”。實際上,這樣的新藥已經不是中醫意義的中藥,也不能說明相關中醫臨證理論。至于相關的中醫理論是否正確,相關的辨證施治是否合理,相關的處方組合是否科學等等事關中醫的理論是否科學的若干重要問題,均無人關心,也無人回答,充其量“對中藥復方的作用機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也還只是“驗藥”。如果如此,這還叫不叫中醫藥現代化?還能不能稱之為中醫藥研究的方向?
當然,對于從事新藥研發的藥學家和找藥人而言,從中醫藥傳統醫學寶庫中尋求靈感以發現新藥,這種藥學科學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應該積極鼓勵的。但是對于以發展中醫藥為歷史使命的中醫藥仁人而言,則思考問題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們已經找到了“中醫學與基因組學相結合”這樣一個結合點和出發點,我們也還需要以中醫藥自身發展為使命來定好期望目標,以期結果與初衷的一致。
中醫與中藥的確可以分而研之。事實上,中藥學應該也可以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不必遙遙無期地等待中醫得到科學化的實證后再開展中藥現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認為,這樣的中藥學研究就代表了中醫藥現代化,更不能說這就代表了中醫的現代化。
當然我們采取“首先實證中醫藥的實踐效果,然后再逐步闡明中醫藥理論的科學性”這樣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醫藥的實踐效果對于實證中醫藥理論的科學性而言確是必要條件,問題是中醫藥的實踐效果能否成為反推中醫藥理論科學性的充分的邏輯需求?顯然是不能的,因為效果良好并不是證明方法正確、理論科學的充分邏輯。那么,如何才能“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醫藥現代化”呢?是我們闡明了中醫藥治療某些重大疾病的機制,即為中醫藥現代化,還是證明中醫藥理論的科學性才算是中醫藥現代化呢?也就是說,我們中醫藥所面臨的重大基礎科學問題到底是,在中醫藥的支流上去尋找其與現代生命科學的共同交匯點,以“證明”中醫藥某些實踐效果的科學性;還是要從中醫藥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證明其科學性呢?
6 “分子中醫藥學”能否救中醫
仔細推敲“中藥作用的分子網絡調節理論”,存在太多疑問。根據已有中藥藥理和現代分子生物學知識,“中藥的藥效物質是有效分子組合”,“疾病和證候是分子網絡紊亂的結果和表現”,“中藥治療疾病和病證的作用機制是分子網絡調節”,即該研究的所謂三大支柱性的理論基礎并不玄乎。問題不在于這三點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術路線和方法設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組合?哪些則是無效分子?分子網絡到底是如何紊亂?紊亂成什么樣了?應該如何調節?而中藥的所謂有效分子組合又是如何調節的?這樣的調節是不是就是最佳調節?如何證明它就是最佳調節?……這樣一項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即使我們能夠弄清并證明某復方的有效分子組合,也能夠證明其所謂有效分子組合確實能夠起到所謂的網絡調節作用,我們又如何能夠說明這些有效分子所發揮的調節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療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樣的調節是根本沒有必要的?還有什么樣的調節是必須的而又是有效組合所不具備的?如果我們不能證明這些,那么研究結果除了能夠證明某中藥復方確實存在一組分子,它們有些在體內發揮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療作用的有效分子,它們在調節機體紊亂狀態中發揮了作用之外,對于此方是否科學,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臨證辨證的醫理問題?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謂“以藥帶醫”,似乎并無太大幫助。
現代分子生物學已經闡明了多個分子針對一個靶點,以及一個分子針對多個靶點的現象存在,因此,“分子網絡調節的理論體系”其實并沒有什么太多的新內涵。分子網絡調節水平的藥物,主要依賴于分子生物學闡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學機制。中醫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存在和發展,取決于其思想和理論的科學性得以證明,而非“分子中醫學”的建立和發展。中醫理論的科學性是中醫學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學科存在的前提,離開中醫理論科學性的所有分支學科都是無本之末和空中樓閣。
7 到底什么才是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
中醫藥的“國際化”與中醫藥“現代化”,在時間軸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間軸上有不同。中醫藥的現代化更加強調首先解決科學性問題,而中醫藥的國際化則更加看重經濟性問題。當然,中醫藥的國際化必須以科學性為前提。因此,在中醫藥現代化的辯證中,更多的是定性的問題,而在中醫藥國際化的辯證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說明。中醫藥的現代化是基礎、是前提,必須首先解決現代化問題,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國際化,否則仍然不是真正的國際化,而是被國際邊緣化、另類化。
中醫藥國際化涉及的問題不僅是產業規模和鄰國挑戰。何謂“國際化”,是國際市場貨架上擁有中藥即視為國際化,還是中藥出口比例達到多少才為國際化?是僅僅中藥能夠國際化,還是中醫科學必須國際化?還是不管你屬于中醫藥的哪個行當,誰能“國際”誰就“國際”?到底是中醫藥文化國際化,中醫藥消費者國際化,還是中藥標準國際化,中藥產品國際市場化?還是不管是啥,走出國門就都是國際化?
對于日本等國的研究而言,“中藥”產品是大事,它關系到市場和經濟效益;但是,對于中國而言,“中藥”產品是大事,“中醫”是更大的事,它關系到傳統、文化、情感,并影響科學、社會、政治。
中藥毒性是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的重大問題。對于中藥毒性,既不應該是因噎廢食的全否定,也不應該是我行我素的無所謂。從普遍意義上講,需要加強中藥的毒理研究,闡明有毒中藥的毒性成分及其應用控制;需要將有關毒性中藥的知識充實到中醫院校教育和中醫師繼續教育中去,以提高中醫臨證處方的安全性;需要將中藥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實到中國藥典中去,使其成為一種對中醫臨證處方的法律約束;需要加強中成藥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學研究和質量穩定性控制和標準化控制,以提高市場中成藥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強中藥和中成藥的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及時發現問題以中止更大范圍的傷害事件發生;需要提高公眾對中醫藥的認識和相關知識素養,正確規范用藥。
“中藥基因組計劃”是新藥研發的一條現代化的可行途徑。但是,它是不是“中藥”現代化的“轉折點”、“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戰略措施”,都還很值得商榷。“中藥現代化”的定義還很值得商榷,就連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還存在許多爭議。首先,必須明確,雖然中藥也有單味藥治病,但它有別于植化單體藥。其次,中藥是指基于中醫理論臨證基礎上的方藥,而不是指中國的藥。再次,中藥的現代化,也不僅是幾個經典驗方的現代化。因此,中藥現代化必須建立在中醫理論現代化的基礎之上,如果中醫的臨證理論都不能成立,中藥的現代化也就不是中醫的中藥現代化。也就是說,真正的中藥現代化,必須首先是作為其基礎的中醫理論的現代化。當然,中醫理論的現代化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和問題,在此之前,中藥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應該、甚至必須嘗試開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稱之為基于中藥材的新藥研發,而不是中藥現代化。
“本草物質組計劃”可以從現代生物學的組學角度去研究中藥、尤其是中藥復方的有效成分與治病的物質基礎,無疑是以現代方法證明中藥方劑科學性的有效途徑。對此,我是完全贊成的,但也許正是傳統中醫藥者所反對的。如果這一重大科學計劃的研究結果能夠證明某些方劑是符合現代科學的也還罷了,傳統中醫藥堅持者肯定會歡迎并以此證明自己的一套中醫科學如何有理有據。但是,如果證明某些方劑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藥物成分,我們又當如何?你可以將其中的有效物質成分做成符合現代科學技術規范的藥物,叫一個新的名字,成為一個新藥,甚至打入國際市場,為國家的所謂新藥研發的原始科技創新和自主知識產權做出貢獻,難道你還能否定中醫藥方劑不成?你是能改造中醫藥經典的“六味地黃”,還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經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頭批評的。“我中醫藥是按中醫的一套科學理論辨證施治的,你憑什么用你那所謂的科學來驗證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質組計劃”龐大的工程對于中醫理論的作用就需要認真思考了。雖然“本草物質組計劃”高舉中醫藥理論大旗,但其中并沒有一句真正涉及中醫理論。
從中醫藥傳統經典方劑中去尋找“新藥”的思路,是找藥人的一條可選的正確道路,但并不是中醫藥科學的出路。雖然中藥可以離開中醫而獨立存在,那樣的中藥也仍然是“中藥”,但已不再是“中醫的藥”,而是“中國的藥”。
中藥現代化研究,“本草物質組計劃”是一種選擇。中醫藥現代化何往?“本草物質組計劃”并非答案。中醫藥同仁仍然需要繼續探索。
2008年1月頒布實施的《中藥注冊管理補充規定》,出臺的目的是從政策層面給民族醫藥的藥品研制在現行藥品嚴格監管的法制體系上打開了一扇方便之門,使民族醫藥的藥品研制在國家監管體系內合法化,從而保護和鼓勵民族醫藥發展。該補充規定特別強調了“古代經典名方”、“中藥復方”、“主治為癥候”、“疑難病癥”等,坦然承認了民族醫藥區別于現代科學技術范疇下醫藥研發的自身特殊性,重點鼓勵民族醫藥在疑難雜癥和尚無有效現代醫藥治療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進行探索,提示了所給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該補充規定并沒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學性做出說明,也無法得到國際醫藥界的認同,也就是說,無助于其科學性和國際化進程。
8 中醫科學研究何去何從
既然中醫不能孤立于現代科學的“道”之外孤芳自賞,那么,中醫和現代醫學如何才能溝通并走向融合?必須尋找到能夠考量其理論、方法、技術、實踐、效果等的共同準則,而這個共同準則的基礎恰恰只能是科學觀。
中醫存廢之爭,實為中醫是不是科學之爭。要回答中醫是不是科學,必須首先回答科學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學?要回答清楚這兩個問題,必須重新檢視科學觀。
基于社會建構主義的科學觀,對于中醫而言,還很難以說清是福是禍。中醫是醫藥衛生資源獲取的自由競爭中的弱者,但同時也是行政保護轉化資源的享有者。
中醫藥體系是含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思維科學的混和體,其中有科學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諱言有迷信成分。中醫藥體系的這種多元性,也必然地決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學,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則自生自滅。
與其將中醫藥作為一個大包裹,說文化不全文化,說科學不全科學,說迷信不全迷信,說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將這個巨大的“混和體”進行分離、萃取,將科學的成分劃歸科學,按照科學發展的規律,將其科學化、現代化,甚至于國際化,不斷發展、發揚、光大;將文化的成分劃歸文化,并且系統化,加以繼承;將迷信的成分,作為一種曾經的對人類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影響巨大的歷史存在,以文化遺產的形式加以保護,成為記憶。這也許才是中醫藥的最后歸宿,也是我們對于中醫藥的帶有強烈民族感情和現代科學精神的理性選擇。但是,更多的擔心是,這種看似理性的想法會不會因此而解構了中醫特有的所謂整體性和文化特性。
中醫藥現代化應該是讓現代人能夠理解中醫藥,讓現代人能夠認同中醫藥,讓現代人能夠接受中醫藥。那么,如何才能讓現代人能夠理解、認同、接受中醫藥呢?首先,要面向現代人,用現代人能夠聽懂、看懂、理解的語匯來詮釋中醫的思想、理論、方法和技術;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現代科學技術,證明中醫藥的科學性特征。現代醫學模式已經證明,任何醫藥都不僅具有科學特征,還同時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醫學形式,僅有文化特征是不夠的,也是不可能被認同和接受的,必須同時具有科學特征。
目前的中醫藥現代化口號很響,決心很大,熱情很高,行動很亂。中醫藥科學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務、方向、目標、重點、課題、途徑、手段、技術、工具、成果、應用、效益、科學價值、人文精神、哲學貢獻到底應該是什么?什么樣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對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發揮重要作用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國家應該鼓勵、支持、獎勵、導向什么樣的科學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刻思考。
9 中醫發展的道路仍需繼續求索
中醫的發展面臨著兩難。一方面是堅持以中醫理論為本體,才不致在發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證中醫體系不被解構。另一方面是在中醫理論本體的科學性未能達成共識之前,中醫的臨床實踐與臨床研究還得繼續,中藥的發展也不能停步。而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實上已經證明,它們并沒有、也不可能將中醫現代研究的方向,導向中醫理論體系本體的科學性研究。而中醫學發展最艱巨的任務恰恰就是中醫理論本體的科學性問題。以振興中醫、弘揚中醫為己任的廣大中醫藥仁人志士,是絕對不會僅僅因為從中醫藥“寶庫”中拿來一件寶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說,盡管受中醫經典驗方的啟示可以從組方的若干種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幾種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療藥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這樣的“中藥”并非中醫理論意義上的中藥,這樣的研究也無助于中醫理論本體科學性的證明,這樣的發展還不是中醫的發展。
中醫的發展必須開放。中醫的整體性不應該拒絕現代醫學的還原性,中醫的模糊性不應該拒絕現代醫學的清晰性,中醫的主觀經驗不應該拒絕現代醫學的客觀理據。開放就是從不拒絕到接納、吸收,再到融合。中醫的病機、病理、病因、藥理等現代研究,都還有相當艱巨的任務。無論是現代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免疫學、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還是現代藥理學、藥物化學、藥物基因組學,都可以為中醫、中藥的研究和發展所用。問題在于如何才能處理好“堅持中醫理論的本體性”與“以現代科學和技術為工具”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既要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手段,又要不背棄中醫理論的思想方法。這也恰恰是發展過程中的難題所在。
現代醫學應該、也需要給包括中醫在內的所有傳統醫學以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使其本著科學的精神,向著為人民健康服務這一共同目標,循著科學的道路,繼續在探索中發展。
中醫的科學發展,還需要繼續求索。
參考文獻
根據國家教指委的專業規范以及社會需求與各類人才的專業特點,在大量調研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結合辦學特色,研究確定了生物工程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出具備生物工程基本知識、掌握生物技術及其產業化的科學原理、工藝技術過程和工程設計等基礎理論和技能,能在生物技術與工程及中醫藥領域從事設計、生產、管理和新技術研究、新產品開發的工程技術人才。在培養方向上,既要培養學生掌握生物工程的基本技能、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又要注重現代生物工程在傳統中醫藥中的應用與交叉融合,注重工程技術素養的培育,注重培養具有中藥發酵工程技術、中藥活性成分分離工程技術、能將細胞工程、基因工程應用于中醫藥研究的人才,充分發揮中醫藥背景的優勢和特色,培養出社會真正需求,并能在中醫藥領域發揮一技之長的復合型人才。
二、具有中醫藥背景的生物工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模式
建立科學的人才培養模式是人才培養的基礎性工作。圍繞著培養具有中醫藥背景的生物工程復合型人才這一目標,我校生物工程專業加強課程及教材建設,突出實踐能力的培養,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注重特色項目的培育,重視中藥發酵工程、中藥酶工程、中醫藥基因工程等中醫藥生物工程技能的培養,這也成為了專業建設的一大特色。
1實施課程改革,優化課程體系,注重中醫藥生物工程技術的培養
課程是教育的核心,課程水平決定了人才培養的水平。生物工程專業在課程設置上以優化學生知識結構、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為主線,注重其多學科交叉的特點。在廣泛學習調研國內生物工程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基礎上,根據國家教指委制定的專業規范要求,對現有的課程體系進行了整體優化和調整。為加強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增設了工程類基礎課程,并增設了實訓環節,以更好地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我校生物工程專業在培養學生具備生物工程基本技能的基礎上,注重中醫藥生物工程技術的培養,具有鮮明的中醫藥特色。除了開設細胞工程、酶工程、基因工程等通用課程以及工程制圖、化工原理等工程技術基礎課程以外,還充分利用學校在長期辦學過程中形成的中醫藥學這一優勢學科,開設了中醫學概論、中藥藥劑學、中藥復方藥動學等課程。同時,在專業實驗課中也融入了中醫藥相關的內容,而學生開放實驗項目、本科畢業論文中與中醫藥相關的比例均高達50%左右。
2選用優秀教材,編寫特色教材,融合鮮明的中醫藥特色
教材建設是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必備的基礎環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改革必然反映到教材上。制訂教材建設規劃,完善教材選用機制,以此保證教材選用的先進性及中醫藥特色。針對我校生物工程專業的特色,編寫并出版了符合專業方向需要的中醫藥生物工程教材《生物與制藥工程實驗》,該教材既注重基礎知識,又著眼于實用性及學科發展性,并結合了中醫藥特色的實驗內容。這些實驗內容在生物工程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注重中醫藥特色,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驗設計能力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3構建實踐教學體系,強化工程能力、實踐能力的培養
實踐能力的培養是高等教育教學的重點和特點,實踐教學不但是生物工程專業本科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活動的高素質工程技術人才的重要環節。生物工程作為一門實踐性及應用性較強的專業,不僅要求學生具備深厚的理論基礎,還應具備較強的實踐動手能力。因此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如何強化工程能力及實踐能力的培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1)積極推進實驗教學改革我校生物工程專業非常重視實驗教學工作,在實驗教學體系、實驗教學內容、課程整合與優化、完善管理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改革,以滿足生物工程專業發展的需要。
①在實驗教學體系方面,實行多層次改革,對課程實驗教學、學生參與教師科研、畢業設計實驗、開放實驗項目、企業實訓教學、實驗設計競賽等多個環節進行優化,建立更完善的實驗教學體系。
②在實驗教學內容方面,增加能更好地提高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設計性、綜合性實驗項目,減少驗證性、認知性實驗項目,促進科研成果向本科實驗教學內容轉化,并根據學科發展更新實驗教學內容,引入特色實驗項目。
③在課程整合與優化方面,對實驗教學內容相關相承的課程,打破課程壁壘,進行課程整合,開設專業模塊大實驗,如將“基因工程”“、生化制藥學”的實驗課整合為“基因工程實驗”,將“工業微生物學”“、生物工藝學”“、發酵設備”的實驗課整合為“發酵工程實驗”。“基因工程實驗”將基因工程常用的實驗技術串聯起來,涉及基因克隆、菌種構建、工程菌的發酵、蛋白分離純化、產品電泳與檢測等環節,讓學生在整個產品生產流程中了解各項技術,既有“點”、又有“面”,改變了過去實驗課時少、實驗內容孤立、交叉重復等現象。
④在完善管理機制方面,建立開放式實驗教學平臺,通過該平臺實現信息、師生交流、資源共享、實驗管理等功能。
(2)建設特色實驗室,加大實驗室開放力度我校生物工程專業建有生化分離工程、發酵工程、細胞工程、基因工程、化學合成和化工原理等特色實驗室,面向全校開放。每年承擔150余項開放實驗項目供全校學生選擇,內容涉及生物工程各個方面,通過這些實驗項目可以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及科研能力。同時,根據學生的科研興趣及就業方向,分不同專業方向,通過實行科研導師制、撰寫論文以培養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和創新意識,如采用發酵工程技術培育藥用菌(中藥)、中藥成分分離分析工程、中藥制劑工藝、細胞工程、生物制劑等不同方向。
關鍵詞:五音療法 骨關節疾病 中醫音樂療法
飛速發展的時代,居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理念從關注溫飽問題逐步轉向關注個人健康,骨關節疾病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治療方式也不斷更新。目前骨關節疾病治療方式多以中西醫結合為主,分為手術與保守療法,保守療法中,中醫針灸、推拿及手法治療獨具特色。近年來,隨著我國中醫藥事業的不斷發展,中醫“治未病”也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五音療法作為其中之一,已在心理健康、養生、特殊治療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也逐漸在骨關節疾病中作為輔助治療開展,作為一種新興的綠色醫療,五音療法值得在臨床進一步探索。
1 中醫五音療法的發展由來
在數千年前的原始社會,人們在生活起居中便離不開音樂。五音療法源自《黃帝內經》,由宮廷音樂轉變為治未病范疇[1]。《黃帝內經》中曾提到“宮廷醫學”“五音療疾”用于養生療疾,歷史悠久,“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人與天地六合相應”“自然之道,養自然之聲”。作為中醫療法的一種,五音療法在我國古代已普遍應用。《呂氏春秋大樂》提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從化生萬物到歸于天地,合于陰陽,古時常說,天地合,陰陽調,五音屬萬物之音,始于自然。五音療法經由五個單音(宮、商、角、徵、羽)與五臟(脾、肺、肝、心、腎)聯系起來,宮音婉轉悠揚,助脾健運,興旺食欲;商音鏗鏘肅勁,善制躁怒,使人安然平和;角音靜謐平安,善消優郁,助人入眠;徵音抑揚詠越,通調血脈,抖擻精神;羽音和諧透徹,發人遐思,蒙發心靈[2]。《史記·樂書》曾提到五音療疾,通過經脈血液的流通,順暢全身精氣,達到整體扶正的效果。從平常意義上講,曲調柔美、感情豐碩的音樂,會激發臟腑的正常運作,形成良性循環,使人感到輕松愉快,消除疲勞。相反,猛烈刺耳、消極悲傷的音樂,也會對內臟系統和神經系統產生不良反應,從而使臟器受到損傷。所謂“動蕩血脈”,即通過旋律的陰陽升降調節人體氣機升降出入,通過音樂律動調節臟腑經絡的氣血運行[3]。五音六律對應人體五臟六腑,通過對聲音的感知來調節對應的臟腑,又結合中醫陰陽學說對臟腑證候進行辨證,調節陰陽平衡,以達到辨證施樂,治療疾病的效果。
2 五音療法的理論基礎
目前對五音療法的作用機制尚未完全明確,筆者認為,五音療法的理論基礎是在音樂療法、聲波共振的層面上加以中醫陰陽五行學說進行辨證論治,為患者提供了個性化、有針對性的治未病療法。音樂療法最基本的機制是通過音樂電流特殊的物理振蕩功能,在診療過程當中使大腦血管獲得節律性縮短、舒張,從而得到減緩痛苦、改良腦部血循及調整神經肽類生成的功效[4]。聲音傳導至人體大腦皮層音樂中樞,產生與身體整體的一種和諧共振,刺激下丘腦等神經系統分泌更多地乙酰膽堿、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內啡肽等成分,并且為機體產生促進新陳代謝的能量,增強人體的免疫能力和感官、運動等系統能力,從而達到預防疾病和促進機體修復的功能[5]。在西方音樂治療中曾深入研究聲波共振機制,其診療方式類似于中醫的穴位醫治,將音樂、穴位、電療相結合,使輸出的生物電流與音樂同步發生振蕩諧振,讓接受醫治的患者大腦和全身獲得相同頻率的振動訊息,從而獲得快速標本兼治的療效,使整體療效大大增強[6]。五音療疾有著2000多年的歷史沉淀[7]。腦干網狀結構學說專家[8]提示音樂可通過聯系腦干網狀結構與大腦皮質各部分之間的信息,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運行等級,對人體生理、內分泌、入眠等方面產生影響。五音療法作為我國傳統醫學療法,又有了音樂療法及聲波共振的理論基礎,在弘揚中醫藥發展的大方向下,應大力推廣及扶持,讓更多的人了解傳統醫學,了解治未病的先進理念。
3 在骨關節疾病中的應用
田琳等[9]在治療全髖關節術的研究中,選取了120例患者,使用杵針結合五音療法進行干預,觀察患者的焦慮指數,根據隨機分組的方式將120例患者隨機分成試驗組和對照組,試驗組患者使用術前杵針結合五音療法醫治,對照組患者使用術前杵針醫治,2組患者均醫治1周。評估2組患者情感、入睡質量以及生理應激情況之間的差別。診療后,2組患者的SAS評分、SDS評分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且試驗組患者各項評分都低于對照組(P<0.05);2組患者的睡眠質量也都得到了改善,試驗組的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在心理應激上,2組患者評分均降低,其中試驗組的每一項得分都低于對照組(P<0.05)。高蘭等[10]觀察耳穴貼壓結合五音療法減緩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術前緊張的效果,將91例達到納入條件的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45例和試驗組46例。對照組實行耳穴貼壓,試驗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施加五音療法,得出成果:2組患者的SAS總評分均低于治療前,且試驗組低于對照組(P<0.01);2組患者的SAS清單緊張、恐懼、疼痛、心悸、入睡困難度的評分均低于治療前(P<0.01),且試驗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或P<0.05)。丁爽[11]在中醫五音療法辨證施護腰椎間盤突出癥的臨床研討中按照隨機分組的方法分為試驗組與對照組,每組30例。對照組患者使用一般的康復運動鍛煉,試驗組患者在此基礎上加以中醫五音療法的辨證施護,對2組患者的臨床療效展開對比,試驗組患者醫治后舌苔的變化程度顯著優于對照組,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臨床治療有效率為96.67%,優于對照組的83.33%,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近年來中醫五音療法在臨床被進一步推廣應用,其診疾范疇也逐步擴展。五音療法屬于中醫情志療法,側重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緒,在骨科治療中,多用于改善骨科手術患者圍手術期的疼痛、焦慮等情緒,也同樣作為康復療法之一應用于中西醫結合骨科康復治療中。劉琪玉等[12]在骨筋肉運動康復操聯合中醫五音療法對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的干預中通過隨機對照分組將總共112例患者分成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56例。對照組使用康復常規處理,試驗組去除一般康復操,其余康復常規處理同前,加用骨筋肉運動康復操配合中醫五音療法聯合治療,最終經過統計分析得出試驗組有效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評分上(24.76±4.28) VS (19.35±5.07)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VAS評分為(2.25±0.67)分VS(3.64±1.27)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ODI指數評價為(13.19±4.41)分VS(18.37±4.69)分,試驗組好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護理評分為(4.78±0.14)分VS(4.21±0.23)分,試驗組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隨著骨科康復逐漸被重視,加速康復領域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五音療法可作為特色療法之一,可應用于加速康復治療,值得在臨床推廣。
4 討論
目前限制五音療法發展的因素有:(1)沒有統一條款及實施策略,各家學說理論自成一派,沒有形成標準化診療體系;(2)對于新興的綠色醫療技術,五音療法雖然是特色傳統醫學,但并未引起醫療界更多地重視,導致設置獨立的五音治療室等空間和資源不足;(3)五音療法的曲目有限,急需一批專業性治療人才進行深挖和探索。針對以上因素應采取以下措施來推進五音療法在臨床上的推廣:(1)在全國促進中醫藥事業的大好形勢下,要制定一套完善的五音療法診療方案,具有符合我國傳統醫學療法的特點,通過辨證論治,給予患者精準化地治療;(2)制定統一的五音療法設備及設施,扶持中醫藥健康產業不斷發展;(3)要培養和挖掘一批具有音樂素養和中醫經驗的專業醫師,深入研究和探索五音療法的作用機制和效果,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特色優勢,服務于大眾。音樂療法可以使人體內部的環境經由適宜調整而逐步到達平穩的節奏,使消極和不良的情感狀態得到糾正[13]。音樂療法已廣泛應用于情緒調節、孕期護理、嬰幼兒早教、心理疾病調節等領域,通過聲波共振原理讓人體各個臟腑器官與音樂同頻,舒緩輕快的音樂會讓患者從心理和機體上得到放松,從而達到治療的作用。五音療法建立在音樂療法的基礎之上,不僅擁有音樂療法治療的統一性,還可以根據個人疾病證候特點,通過臟腑陰陽辨證選取對應的五音,進行個性化[14]、精細化治療,也可作為未病先防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五音療疾在全國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浪潮中,是一項具有經濟、綠色、便捷的“新技術”,對于振興和挖掘中醫學有著重要意義[15],值得在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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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臨床診斷時,西醫重視辨疾病,中醫重視辨證候;而辨病與辨證的結合點,實際上是西醫的“病理”與中醫的“病機”之間的大融合。中醫的“證候”與“病機”二者,反映的是疾病的表象與本質的關系。中醫病機學形成的基礎是五臟為中心的藏象理論,而藏象理論又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是認識疾病和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因此,中醫要正確認識疾病,要確立證候診斷標準,要抓準病機,都離不開藏象理論的指導。文章旨在以“疾病——證候——病機”的研究思路為指導,以藏象學說為基礎,明確中醫證候診斷標準制定的方法,以期更好地指導臨床實踐。
【關鍵詞】 證候; 病機; 藏象; 中醫證候診斷標準
現代醫學在治療大多數病因復雜、影響因素眾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療效欠佳。以“整體觀念,辨證論治”為特色的傳統中醫藥日益彰顯其優越性。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診療疾病的特色,在中醫學理論體系和醫療實踐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課題旨在基于辨證論治基礎上,以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為切入點,建立此類疾病的系統治療方案和療效評價體系,填補學術界在該項研究中的空白。藏象理論是中醫研究疾病的前提和基礎,更符合中醫臨床辨證論治的本質和規律。本文旨在探討藏象理論對證候標準制度的意義,以期更好地指導臨床實踐。
1 證的相關概念
1.1 證(證候)的概念
1986年,在全國中醫證候規范研究會議上,初步對“證”的概念作了界定:證候是疾病發生和演變過程中某階段本質的反映,它以某些相關的脈癥,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機、病勢等,為治療提供依據。這一界定,可以說“證”是對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的概括。這一對證候概念的規范目前仍被基本認定[1]。
1.2 辨證的方法
辨證就是將四診所收集的資料、癥狀和體征,通過分析、綜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
辨證的方法有多種,計有:①傳統辨證方法:病因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臟腑辨證、經絡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等。其中,臟腑辨證是根據臟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現,對疾病證候進行分析歸納,借以推究病機,判斷病變的部位、性質、正邪盛衰情況的一種辨證方法,是臨床各科的診斷基礎,是辨證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其直接的理論基礎是藏象學說。②辨證要素辨證:田代華[3]認為,體質、病因、病位是形成證候的三大要素,提出辨證應在綜合臨床各種癥狀和體征的基礎上,利用掌握的中醫基礎理論知識,重點分析確定患者的體質要素、病因要素和病位要素,從而做出正確的證候診斷。③證素辨證:朱文鋒[4]在建立辨證新體系中引入了證素的概念。“證素”,即辨證的基本要素。認為證素是依據證候而辨識的病變本質,主要指辨證所確定的病性與病位,是構成證名的要素,是具體診斷單元而非分類綱領。基本證素[5]包括病位與病性兩大類約60項左右。辨證過程包括了證候(癥狀、體征等臨床信息)獲取、證素識別、證名判斷3個環節。④證候要(因)素應證組合的辨證方法體系:證候要素[6]是與生理病理相關聯、以病機學說為基礎、并能由可測量和觀察到的癥狀體征等信息集合直接表達的病機單元,同時它又是診斷學的概念。在辨證中引入證候要素這一概念的目的是降低證候的維度,便于分析探討其病機,實現辨證的目的。王永炎[7]提出以證候因素應證組合完善辨證方法體系的建議。研究認為,中醫辨證可采用歸納病因病機、提煉證候因素,進而應證組合進行辨證。
1.3 判定病機的方法
從字面上看,病機便是“疾病的機理”,亦即疾病之所以發生、變化以及出現種種臨床征象的機理。《素問·至真要大論》強調“謹候氣宜,無失病機”,說明病機的概念之于疾病診斷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至少在《黃帝內經》的時代,病機已成為中醫疾病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病機分析仍然是臨床辨證的關鍵環節,也是考察醫生綜合水平的重要指標。病機的概念具有持續性、階段性、多變性、兼合性及不穩定性等特點[8]。
辨證論治為中醫治病的主要方法,辨證作為辨證論治的第一個環節,其目的顯然為了明確疾病的病機與發展轉化,進而為治療確立原則。辨證的對象是“證”即病機,辨證的依據是“證候”,辨證的結果是“證候診斷”[6]。
2 中醫證候診斷標準研究開展的現狀
現代醫學在治療大多數病因復雜、影響因素眾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療效欠佳。以“整體觀念,辨證論治”為特色的傳統中醫藥日益彰顯其優越性。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診療疾病的特色,在中醫學理論體系和醫療實踐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其自身也存在著缺陷和不足,中國中醫研究院教授史大卓談及:“和現代西醫學相比,傳統中醫整體宏觀推測演譯診察疾病的方法在病理診斷、微觀診斷方面顯得模糊,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中醫要發展還是要走向客觀化、標準化、規范化的,因此開展證候標準的研究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吳秀艷等[9]提出中醫證候診斷標準研究的思路:①從病證結合入手,逐步建立證候診斷標準體系;②以證候要素的提取為證候診斷標準體系建立的前提;③運用符合中醫特點的數理方法分析臨床研究結果是建立證候診斷標準體系的關鍵。李建生等[10]總結出證候診斷標準建立的思路與方法:文獻研究是證候研究的基礎、臨床調研是構建證候標準研究的關鍵環節、專家問卷調查提高證候標準的指導性、癥狀/體征量化是證候標準建立的關鍵、計算智能方法的介入,將為證候診斷研究提供技術平臺。
胡金亮等[11]總結了中醫證候診斷標準的研究現狀,包括:證候宏觀標準的研究、證候診斷標準與微觀指標的研究、證候診斷標準與證候的量化研究、證候診斷標準建立的方法學研究。證候診斷客觀化、標準化是辨證論治規范化的基礎,而證候診斷標準的研究關鍵是方法學的合理應用。目前,研究證候診斷標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采用文獻研究與臨床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應用臨床流行病學的方法、采用計算智能的方法和應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等。
基于目前中醫證候診斷標準的研究現狀,本研究將以“動態演化”和“證候要素”為重點,建立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的中醫證候診斷標準:將病機與病位兩個層面的演化規律有機地結合起來,最終建立起以時空為結構單位的立體診斷標準,即以證候要素(病機和病位兩個層面)及其相應癥狀、指標為空間內容、以時間序列為時間內容的證候診斷標準。從空間角度確立的證候診斷標準,大致相當于西醫學對疾病的分型;從時間角度確立的證候診斷標準,大致相當于西醫學對疾病的分期。
3 藏象研究與證研究的關系
3.1 “藏象”及藏象學說“藏象”的概念
首見于《素問·六節藏象論》:“帝曰:藏象何如?”王冰解釋“藏象”的“象”說:“象,謂所見于外,可閱者也。”張介賓《類經·三卷·藏象類》說:“象,形象也,藏居于內,形見于外,故曰藏象。”可見,“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內在本質,“藏象”則是人體系統現象與本質的統一體,是內在臟腑的生理活動及病理變化反映于人體外部的象征,而這種象征客觀地反映了內在臟腑的機能變化,從而作為推論或判斷臟腑機能變化的依據。藏象意為藏于體內的臟腑和臟腑機能反映于外的征象及臟腑的實質形象[12]。
藏象學說[13],是研究藏象的概念內涵,各臟腑的形態結構、生理機能、病理變化及其與精氣血津液神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臟腑之間、臟腑與形體官竅及自然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學說。中醫藏象學在中醫基礎理論中,不僅涵蓋了中醫解剖、生理、病理等多個基礎醫學方面的內容,還外延于中醫發病、辨證、診斷、治療等多個方面,換言之,它不僅是闡明人體生理活動與病理機制的中心環節,也是臨床治療學的理論依據。中醫學的基礎理論說到底是對人體生命活動和疾病變化規律的理論概括,藏象實質也就是人體生命的實質[14]。由此可見,中醫辨病、辨證施治是以藏象學為理論基礎的。
3.2 藏象理論
更符合中醫臨床辨證論治的本質和規律藏象學說是中醫理論的核心,是中醫對人體生命功能和形態結構的根本認識,是中醫的精髓——“證”的基石[12,15]。因此,“證”研究的開展是要以藏象理論為前提和基礎的。
在整體觀念指導下的藏象學說,一直是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據此,嚴世蕓提出,這種“辨證論治”應該名之為“藏象辨證論治理論體系”。藏象辨證論治理論體系,能極大地提高辨證水平和臨床療效,更符合中醫臨床辨證論治的本質和規律,為中醫辨證論治實現統一、規范、完整的目標奠定基礎[16]。
藏象學說的現代研究主要從理論探討(對某一臟腑功能的專題討論,探討某些術語的概念,闡發各家理論,引用系統論、控制論等進行闡發)、臨床研究(闡發臟腑辨證,探討某些臟腑虛證、實證,腎實證,五臟治法,臟腑同治)和藏象實質的探討及實驗研究等幾個方面開展[14]。目前,中醫藏象學說以“證”的研究為主[17],而證研究又集中在證候規范化、標準化等方面,可見,中醫證候診斷標準確立的源頭、基礎是藏象學說。
4 中醫證候診斷標準的藏象學基礎
“證”是中醫臨證診斷疾病所特有的工具,證候診斷標準則可謂是辨證的準繩,而辨證又是基于藏象理論指導之下的,因此,證候診斷標準的確立,若在藏象學說指導下,沿著“疾病——證候——病機”的研究思路,并以證候要素為中心環節,則結論更準確、可靠,以期更好地指導臨床實踐。
以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的中醫證候診斷標準研究為例:中樞神經退行性疾病是指神經組織非正常退變引起的一類嚴重威脅人類生存質量的重要疾病。主要包括阿爾茨海默氏病(Alzheimer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亨廷頓病、糖尿病等引起的神經性疾病和肌萎縮側索硬化癥、克-雅氏病(Creutzfeldt disease)和多聚谷氨酸類疾病(Polygutamine disease)等。此類疾病的發生多以腎藏象病理改變為源頭,以辨證論治為前提,深入研究此類疾病在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共同病機——腎中精氣虧虛的基本特征,擬定病機層面的基本證候要素——精虛和氣虛,病位層面的基本證候要素——腎,結合此類疾病的基本特點,確定證候要素的相應癥狀和其它特異性檢測指標。深入觀察證候要素“精虛”和“氣虛”在疾病發展過程中的動態演化內容,研究不同時間階段證候要素的類型及表現規律,系統闡釋此類疾病從虛(精虛、氣虛)瘀(血瘀、痰瘀)風(實風、虛風)的病機變化規律和具體內容。同時觀察疾病在病位層面的傳移過程,研究不同時間段疾病病位從腎到脾、肝、督脈等的病位傳移規律和具體內容。本研究將遵循此研究思路,確立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的中醫證候診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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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西醫結合;內科臨床;優勢;對策
【中圖分類號】R472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4-4949(2014)08-0573-02
1中西醫結合在內科治療中的發展
1.1歷史發展
①起始階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響應的號召,既要繼承傳統中醫,又要學習西醫并以之發展中醫。1955年成立了中國中醫研究院,1958年第一批高級中西結合醫生進入社會。該階段的臨床特點是:以西醫的明確診斷結果為基本,進一步開展中醫辨證,通過查找辨證與治療的規律來提高治療效果。②緩慢發展階段(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中西醫結合的發展總體緩慢,但是出現了一些專門針對某一類病癥的醫學研究,如一系列單方、復方療效藥的研發,雖然研究較為局限,但可以說是對中西結合的縱深研究。③快速發展階段(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該階段的基本特點是,中西醫結合研究病癥的范圍更廣、更深入,對表現為臨床實踐與實驗相結合,在內科方面幾乎涵蓋了所有疾病,諸如冠心病、腸胃炎等疾病研究和治療方面成果顯著。
1.2當展趨勢
現代中西醫結合的發展,已經變化為縱深發展趨勢,更被世界越來越多的醫學工作者所認可,主要表現為:①我國不斷加深該領域的研究和實踐,積累越來越多的經驗和理論基礎,未來發展態勢良好。②隨著更多的國外醫學人士的認可和加入,中西醫結合必將形成一個新的醫學分支,并構建其特有的知識理論網絡,最終趨于完善的醫學體系。③隨著現代醫學技術的深化,還將有更多的中醫藥品實現西化制作,例如針劑、口服藥劑等,用途也將從治療向保健輻射。
2中西醫結合治療內科疾病的優勢
傳統中醫和西醫在多數人觀念中表現為:“中醫治本、西醫治標”“中醫內治、西醫外治”等,這種觀點并不是空穴來風,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醫在治療某些疾病時各自具備的優勢和劣勢。但總體來講,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其目的都是通過醫療手段為病患排除疾病,保障病人的身體健康。因此,中西醫的結合實際上就是兩者取長補短,實現優勢互補,最終達到提高治療效果的目的。
2.1疾病檢查優勢
中醫主要檢查手段主要是診法合參,即望、聞、問、切分別進行,并將診斷結果結合起來,獲得下一步的治療所需資料,該方法在判定時具有客觀片面性,但缺乏缺乏對病患身體內部具體情況的細致了解。西醫通過聲光科學技術,包括CT、核磁共振、超聲波檢測等將病人體內的情況直觀地展現出來,而血、尿常規的檢測能夠直接反應人體病變時身體機理的異常。中西醫的結合,可以說是及病患內外表現為一體,能夠對其病情進行綜合判定,更加準確全面地檢查出病情、病因,有利于對癥下藥。
2.2疾病治療優勢
中醫用藥一般氣味濃厚、味道苦澀,并且伴有一定的毒性,病人在服用時常常產生排斥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治療效果,但是在某些特定疾病方面(慢性疾病),如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等經過中藥治療之后,能夠實現根治。西醫用藥常以針劑、口服等形式出現,一般見效較快,例如治療急性腸炎、胃炎、膽囊炎等方面效果良好。中西醫結合在治療時的運用,可以針對不同的疾病開展不同的治療手段,并且中醫辨證對于治療過程還有很高的保障效果,可以見中西醫結合治療集中了兩種醫學手段的優勢,更快更準確地剪除患者的痛苦。
3如何提高中西醫結合治療效率
3.1強化中醫工作隊伍的專業能力
作為一個中醫專業人員,如果對中醫的專業性技能都不能做到高水準,那更勿用談中醫結合了。因此,中醫工作隊伍中的人員必須先做到將中醫特色貫穿治療過程,同時不斷學習中醫有關醫藥、醫療文化知識,注重學習中醫醫療理論。醫院相關領導要制定中醫知識學習計劃與目標,定期開展學習匯報講座,讓中醫工作隊伍中的人員具備充分的理論基礎。還要做好老中醫專家經驗繼承的工作,讓后進中醫人員在提高理論基礎的同時吸收醫院在以往治療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同時,還要將中醫人員多參與臨床治療,真正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從中積累經驗并找到新的工作方法。
3.2堅持中醫治療特色
現在的醫院行業是西醫一支獨秀的局面,真正用到中醫醫學、中草藥的情況少之又少。為了保證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效率,就必須先強化中醫治療的特色。首先要通過制定相關規定來提高中草藥在治療過程中的使用比重,保證中醫人員對中草藥的應用能力。除此之外還要對中醫治療多樣性進行充分的展現,利用中醫治療中的非藥物療法,如針灸、穴位貼敷、中醫熱磁療和耳穴壓豆等,以此來保證治療過程中的中醫特色。
3.3加強對中醫特色的優勢的宣傳
定期舉行有關中醫治療的健康講座,并利用宣傳欄等可以用資源,對中醫藥的科學性和實用性進行大力宣傳,使廣大群眾對中醫特色有理性的了解,增加群眾對中醫藥治療的支持。與此同時還要做好中醫藥的對口支援工作,組織中醫人員定期或是不定期的進社區舉辦義診,幫助提高社區醫務人員的中醫治療水準。
3.4鼓勵醫療人員對中西醫藥理知識進行融合
醫院要制定內部學習制度,加強對醫療人員的培訓,鼓勵中醫人員學習西醫文化,西醫人員學習中醫文化,大力培養中西醫結合的復合型人才,將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從形式上的工作轉移到醫療人員的實際技能上。同時醫院還要建立中西結合特色的評價制度,建立相應的獎懲措施,切實有效地提高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效果。
3.5提高醫療人員工作素質
全面加強醫療人員的醫療技能和服務觀念的培訓,保證中西醫結合的臨床治療效果。全面建設醫療員工掛牌上崗制度,建設對外評價機制,設立相應獎懲制度,全面提高醫療人員的工作素質,保證治療過程的品質,使患者對醫院和中西結合的特色有廣泛好評。
4總結
醫療事業是每一個國家的基礎,直接關系著國民身體素質問題。中、西醫體系作為我國和西方醫療的精粹,固然有其自身的優勢和特點,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實現中西醫的結合,能夠消弭這種技術和學術上的短板,實現兩種醫學的優勢互補。
論文摘要:在當前我國中醫藥教育實踐過程中,學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維,盲目遵從大家,創新意識薄弱,西方醫學教育色彩過重等弊端成為我國中醫藥人才培養的障礙。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家費鄧阿本德提出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其反對科學教條主義、科學霸權主義以及反對一元主義方法論,進而倡導科學認識工具的無限自由、批判理性思維等核心思想,時中醫藥教育具有極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保羅·卡爾·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一1994年)是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集大成者之一,與另外三位科學哲學家一波普爾、庫恩、阿卡托斯并稱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四杰”。費耶阿本德的多元主義方法論是其理論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語言描述就是"Angthing Goes",即“怎么都行”。面對當前我國中醫藥教育出現的一系列弊端,結合多元主義方法論這一主要理論觀點,對于正確認識并采取有效手段改進中醫藥教育有很大的幫助。
1費耶阿本德多元主義方法論核心內涵
非理性批判。多元主義方法論實際上是費耶阿本德對邏輯實證主義哲學流派的一種理性反思,故費耶阿本德也以理性者自稱。盡管費耶阿本德批判理性思維,主張用非理性思維來對待科學,但其批判的整個過程又顯然是理性的。而他對于理性的一元主義方法論的批判,卻是非理性的多元主義方法論的最好體現。
認識客觀世界的方法不存在統一的標準。費耶阿本德之前的邏輯實證主義主張用普適的超越特定語境的定義、標準、理論來為世間萬物奠定基礎。至少在“維也納學派”看來哲學的任務就是為一切知識奠定統一標準,并給人生指示可靠的行為準則。費耶阿本德卻認為只要有助于科學的發現,任何方法和嘗試都是可以被應用的。因此,他說,“沒有‘科學的’方法、沒有任何單一的程序或單一的一組規則能夠構成一切研究的基礎并保證它是‘科學的’、可靠的。
文化需要存在差異性。費耶阿本德承認“不存在什么‘客觀’的理由能使人們寧愿選擇科學與西方理性主義,而不選擇別的傳統,事實上,很難設想類似的理由是什么……所有文化都有它們各自喜歡的‘客觀’理由。對于文化的選擇,人們應該有其自由,而不應該用各種理由來規制人們的權利。
教育應該倡導自由和寬容。費耶阿本德看來,個人的快樂和發展一直以來并最終將是可能的最高價值。這樣的價值不是否定歷史演化而成的現存價值觀,而是排斥用現存或是立足于固定語境下的價值來批評否定另外語境下的價值觀。自由社會下,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包括科學知識。所以不應當用權威的科學來教育人們,而這樣使得人們喪失了本應該可以改變自己思想、行為等的機會。
2多元主義方法論對中醫藥教育的借鑒意義
隨著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多元層次化的就醫格局也日漸形成,而中醫藥成長發展的根基—中醫藥教育,尚未形成開放、自信、包容的思維框架。在全球多元化的進程中,中醫藥教育有必要突破傳統的思維范式,以創新的理念指導,新穎的教學模式來適應社會的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元主義方法論為中醫藥教育創新意識的培養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借鑒意義。
用非理性批判的眼光確立中醫藥發展的自信心。一個巨大的問題始終圍繞著中醫藥教育整個過程,即中醫是否科學。一直以來,中醫藥從業者和師生們被冠以“經驗醫學者”的角色。這不僅影響到了中醫藥教師的教學熱情,對中醫藥受教者來說也產生一定的負擔,主要表現在就業上遭受的“歧視”,因而增強教師和學生的自信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要求。用費耶阿本德的批判理性一元主義的觀點,可以從哲學理論的高度予以教師和學生一定的啟迪。由于費耶阿本德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并因此患有殘疾的緣故,此后曾親身體驗到傳統醫學的魅力,費耶阿本德對此總結評論說,“對付一種特定的真實客體,通常有不止一種實踐,而是有許多種實踐。在醫學中,人們有西方的科學方法(它產生于17世紀的科學向人體領域的可疑擴展),還有《內經》的醫學和部落醫學。這些實踐要么產生機體的狀況,要么能夠說出這些狀況是怎么產生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科學的”。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和非科學之間應該有一定的張力和空間,這樣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才能有更加寬廣的視野。所以在中醫藥教育創新意識培養上,首要的任務是建立教師和學生強大的民族自信心,自信才是創新的基礎。
提倡質疑的精神。教育的創新有漸進創新、結構創新和突破創新。通過醫學的客觀經驗總結到對權威的質疑最后創造出新的理論,這一系列的過程涵蓋了整個三種教育創新。從我國的傳統文化淵源來看,尊師重教的理念縱向貫穿了整個民族教育,當然也包括中醫藥教育,而這又導致了中醫藥創新意識的發展顯得非常緩慢。對先人及大家的盲目遵從,使得中醫藥的實踐要求與理論無法很好的匹配。費耶阿本德認為既然科學沒有統一的標準,那么這個自由的社會中專家學者也應該沒有特殊的話語權,“問題不是被專家們解決的(雖然他們的建議不會被忽視),而是被有關的人們按照他們所重視的思想,根據他們認為最適當的程序來解決的”。從這點來說,對權威的質疑會極大的促進中醫藥的發展。中醫易水學派的創始人張元素有李東垣、王好古、羅天益等弟子。張元素在《內經》《中藏經》的臟腑辨證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臟腑辨證理論體系,弟子李東垣則發展了張元素的學說創立脾胃學說,自成“補土”一派;王好古則創“陰證論”;羅天益則著意闡發脾胃虛損病機外,對三焦辨治又有進一步的發揮,這一例子很好地證明了質疑精神是中醫藥創新發展的最好途徑。
中醫藥的發展要因時因地因人。醫學的發展更要適應社會的發展,這樣才能達到兩者和諧共生。創新的觀點要用動態的眼光來捕捉,文化生態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和共生性,用“兼收并蓄”的態度對待各種醫學才是中醫藥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國古代使用虎骨、野生羚羊角等野生中藥材是合法的,但是在當今生態系統弱化的情況下,使用野生中藥材顯然不太現實,因而利用藥物化學技術制造生物活性相同或相仿的藥材便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再者一個例子,中醫流派中有一個“火神派”,其核心理念是用附子、干姜等烈藥“洞明陰陽之理”。火神派發端于川蜀,用藥適應了當地人的體質,但是在江南或是其他地區,由于不適應當地環境和群眾體質,療效沒有在川蜀地區顯著,然而也不能由此斷定火神派的理論錯誤。中醫藥根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上,用包容和理解的心態對待文化的差異性也正是培育中醫藥教育創新意識的方法。 中醫藥教育應該因才施教。療效是檢驗醫學的唯一標準,從這個角度出發中醫藥的教育更應該以臨床實踐為主,理論教學為輔。中醫藥教育走高質量的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當前的中醫藥高等教育統一化、標準化的教學模式已經缺乏足夠的激勵機制來鼓勵學生進行創新,而中醫藥教育又是中醫藥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在自由社會中,人人享有平等的話語權,亦即有了平等的選擇權。專家和權威的話語只能是作為參考,因此對學生進行因才施教,切實尊重學生的選擇,正確引導學生的中醫藥價值觀也是中醫藥教育的創新之處。
3差異化引導教學培育創新意識
哲學是一個認識工具,它能為人們認識和解決新問題提供智慧和方法論的指導,同時哲學又是培養創新意識的思維導向。通過多元主義方法論的理論支撐,對比中醫藥教育過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實行差異化引導的教學模式對中醫藥教育整體改善將有促進作用。
中西醫理論教學需要交叉整合。當前中醫藥院校面臨的尷尬境況是中醫不中,逐漸淪落為二流的西醫院校,集中表現為中醫藥院校的學生接受西醫理論課時明顯多于中醫理論課時。多元主義方法論看來,用一種思維方式解決不了層出不窮的醫學問題,那么多種醫學思維的有效整合才能避免醫學上的短板理論。常用藥安宮牛黃丸中有一味清熱解毒的君藥—牛黃,古人所著的辨證用藥理論基礎《溫病條辨》中用的都是天然牛黃,然而天然牛黃少之又少,不能滿足現代市的需求,因此現代多采用了人工牛黃加以制造,而人工牛黃在效用上顯然不能十分準確地匹配天然牛黃。那么在臨床實踐中,中醫就應當通過西方醫學的還原論觀點,對比總結用量一療效之間的規律,找出符合現代特征的用藥量。中醫教育要回歸其本質,并不是說要全盤中化,否定西醫的優點。正確的做法是合理設置課程,以中醫藥傳統理論教學為主,西醫理論教學為輔。中醫藥傳統理論教學以古籍經典為主,西醫理論教學以實用性為首要原則,以此來體現中醫藥教育兼容并包的系統醫學理念而又有差異化的策略。
公共課程教學與開放式教學有機結合。規模化的教育有助于從數量上培養中醫藥技術人員,卻無法很好地保證質量上的優質性。培養高素質的中醫藥人才需要學生具有良好的基礎知識和發散性的思維方式,同時又需要在發散后形成收斂性的思維意識。在發散過程中能提出問題,進而有針對性地質疑問題,總結規律后收斂成獨特的技能和理論。公共課程的教學應該多注重灌輸體現中醫藥價值導向的理論特別是中醫藥人文精神的培養,以集中授課的形式展開,奠定一定程度的中醫藥基礎知識,形成發散的知識結構;另一方面借鑒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以問題為基礎、學生為主體、教師為導向的小組討論式教學,把學習設置于復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通過學生小組合作形式共同討論和解決問題,學習隱含于問題背后的知識,以此形成批判教條主義一元方法的收斂性思維,契合多種思維方式有機結合的曲線知識結構。
理論教學與臨床實踐教學相輔相成。中醫藥教育的另一遭人垢病之處就是理論教育無法適應臨床實踐的需要。多元主義方法論觀點看來,只要是能夠對認識客觀事物有好處的方法都應該被加以應用。臨床療效是醫學價值和尊嚴最直接的體現,實踐亦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故而突出臨床實踐教學的首要性,以實踐總結理論,深化理論教學在中醫藥教育中應當被一以貫之的執行。具體教學中,臨床實踐教學時間需要增加,理論教學應當以實用和簡潔的方式為實踐教學服務;探索本科導師制、研究生教學師承制的可行性;臨床實踐學分要求需要被提高;鼓勵臨床實踐經驗總結和出版文章、著作,形成有價值的理論體系,由此用具有時效性的理論反哺理論教學滯后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