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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銀行存貸利差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經濟增長 協整
一、引言
一般而言,利差包括商業銀行貸款與商業銀行存款的利差、中央銀行貸款與商業銀行貸款的利差、國內與國外金融市場利差三個層次。就影響來看,商業銀行的存貸利差最為重要和關鍵,直接影響投資和儲蓄規模的變化,進而影響微觀和宏觀經濟的運行。因此,在管制利率的背景下,中央銀行不僅可以通過調整利率的絕對水平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也可通過調整存貸利差(后文提到利差如無特別說明均指商業銀行存貸利差)對宏觀經濟發揮作用。
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是從利差的決定因素角度展開,而以利差為解釋變量,宏觀經濟變量為被解釋變量的實證研究幾乎沒有。對銀行存貸利差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分析各種關系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及其關系的穩定性,探討存貸利差對固定資產投資、國內生產總值等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作用機理和傳導機制,從而進一步完善我國貨幣信貸政策宏觀調控理論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固定資產投資(FAI)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在固定資產方面投資總量的指標,它能夠以價值形態反映固定資產建造和購買活動的總量,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固定資產投資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國經濟具有明顯的投資主導的特點,因此在研究中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容納到模型中。
二、變量和數據說明
中國人民銀行調整利率的程序是先定出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再推算各期限檔次的存款利率,最后定出各檔次貸款利率。由于所有官方利率都由一年期存款利率推算出來,利率體系是計劃性和封閉性的,所以本文選用一年期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作為代表性利差。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多次調整存貸利率的數據以持續時間為權數計算出1991-2010年的加權平均利差(表1)。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和GDP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數據處理過程是將以當年價格計算的固定資產投資額按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991=100)進行調整,從而將名義值轉換為實際值。為了消除非平穩時間序列的異方差性并能夠反映變量之間的彈性系數,對調整之后得到的固定資產投資進行自然對數變換,用Ln(FAI)表示。GDP數據統一處理為以1990不變價格計算,同FAI一樣進行自然對數變換。
三、變量關系的計量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分析利差、固定資產投資和GDP之間的內在聯系,需要建立計量經濟模型,但是模型的建立是以時間序列平穩為前提的,因此,首先要對利差、Ln(FAI)、Ln(GDP)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這里采用廣泛應用ADF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表2的檢驗結果,Lc、Ln(FAI)、Ln(GDP)三個變量原序列的ADF檢驗值都大于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應的臨界值,而且概率p值也較大,因此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Lc、Ln(FAI)、Ln(GDP)都是非平穩。而經過一次差分后的序列的ADF檢驗值仍大于1%顯著性水平下對應的臨界值,而且伴隨概率p值仍大于1%,說明Lc、Ln(FAI)、Ln(GDP)三個序列經一階差分仍不平穩。經過兩次差分后的序列的ADF檢驗值仍小于1%顯著性水平下對應的臨界值,而且伴隨概率p值小于1%,說明Lc、Ln(FAI)、Ln(GDP)三個序列經二階差分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二階單整I(2)。協整理論指出:如果變量都是單整變量而且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那么這幾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表明這幾個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可能是平穩的。顯然,Lc、Ln(FAI)、Ln(GDP)三個序列滿足這一條件,可以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
(二)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意義在于揭示變量之間是否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有些時間序列,雖然它們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性組合卻平穩,這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稱為協整關系。本文采取Enger和Grange于1987年提出的兩步檢驗法――EG檢驗。
第一步,用OLS對變量進行回歸,即協整回歸。結果如下:
回歸方程
以上統計量顯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變量顯著性和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水平均較高,擬合優度達到0.997,回歸效果較好。
第二步,對模型估計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通過上表可以知,ADF統計值小于在1%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應該拒絕原假設,認為,Lc、Ln(FA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根據上述各項統計量指標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較好地刻畫了利差、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其中,Lc的回歸系數的估計值約為0.0615339574303,含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差每提高1%,GDP將增長0.0615339574303%;Ln(FAI)的回歸系數的估計值約為0.573899292928,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每增長1%,GDP將增長0.573899292928%。
四、利差、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分析
(一)利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
我國商業銀行一直以經營存貸款業務為主,存貸利差是商業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到目前為止,息差收入仍是中國銀行業的盈利主力。從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情況來看,利息收入所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基本超過80%,我們可以看出存貸利差對商業銀行利潤增長所做的貢獻。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存貸利差的調控首先影響其主要業務的利潤空間,調節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信貸的積極性,利差越高商業銀行提供信貸的動力越大。市場經濟的主要經濟主體是各種類型的企業,而在我國間接融資占主導的企業融資中,商業銀行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企業的融資閥門,利差對信貸的影響會通過企業傳導至實體經濟。
在我國投資推動長期占主導地位的發展模式下,利差變動引起的信貸變動還通過影響投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1991-2010年全社固定資產投資中資金來源為國內貸款的比例一般在15%-25%之間,國內貸款比例遠高于國家預算內資金和利用外資。
利差變動還會影響消費信貸,引起消費需求的變動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我國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的種類有:短期信用貸款、綜合消費貸款、旅游貸款、汽車貸款、住房貸款。1998年以來,我國各商業銀行開始大力發展消費信貸,消費貸款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成為銀行業質量最好的一塊資產。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消費信貸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進一步的發展,利差變動對消費信貸的影響會更大。
總之,中央銀行對存貸利差的調整首先會對商業銀行的利潤產生影響,繼而銀行采取相關的應對措施,調整信貸供給調節自身業務構成,對企業、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需求產生影響,最終對整個實體經濟產生影響。上文GDP增長對利差變動的反應系數為正的計量分析也驗證了,在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利差對實體經濟具有較為重要的影響。
(二)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
固定資產投資是社會固定資產再生產的主要手段。固定資產投資表現為固定資產的建造和購置的活動,固定資產投資使我國經濟能夠實現技術裝備的不斷更新改造,不斷提高生產力水平,建立國民經濟新興部門,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調整和生產力地區分布的優化,從而增強經濟實力,增加社會供給能力。因此,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
五、結論
通過上述計量分析和機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銀行存貸利差、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差每提高1%,GDP將增長0.061533957430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每增長1%,GDP將增長0.573899292928%。二是銀行存貸利差確實可以作為宏觀經濟的一個解釋變量,中央銀行進行利差管理可以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一種新思路和新工具,通過調節利差以達到調節商業銀行信貸,影響投資和消費,調節經濟增長的目的。三是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短期內我國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不會減弱,依然需要保持合理、優化的投資規模和結構,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需要注意的問題是:1.雖然利差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關系,但是利差管理必須使利差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必然面臨不斷增強的國際同業競爭,不能單純依賴傳統業務維持發展,而需要開拓新業務、推出新產品,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競爭力。2.固定資產投資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造成了一些領域簡單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的現象,我們在發揮投資的推動作用時更要注意投資方向和結構的優化,提高投資效率。3.上述模型是建立在近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之下,隨著中國兌現“入世”承諾,中國經濟開放程度和利率市場化程度將大大提高,對利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還需要面對新背景,采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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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關鍵詞: 中西詩學差異 社會經濟、政治特征 宗教、科學特征
“詩學”來自亞里士多德的文藝理論與美學名著《詩學》,它包含諸多內容:詩的種類,性質的探討,史詩的研究,悲劇、喜劇的研究,還涉及音樂,名稱雖為詩學,實則應為文藝學。“中西比較詩學”是從理論的高度來辨析中西文藝的不同美學品格并深入探討其根源的研究。本文從中西社會經濟、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學特征兩個方面分析中西詩學的差異。
1.中西社會經濟、政治特征對中西詩學的影響
西方古代文明的愛琴海區域和中華古代文明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地理環境是極不相同。古希臘的海上貿易,促進了手工業、航海業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工商業為主的古希臘社會經濟的商業性特征。與此相反,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一個極有利于農業生產的地區。“八百里秦川”的陜西關中平原,平坦廣闊,肥沃的土地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以農為本”的農業性特點一直穩定地延續下來。可以說中西社會最根本的差異是西方社會經濟更具有商業性特征,而中國社會經濟更具有農業性特征。無論是西方的商業性社會還是中國的農業社會,都對中西文學藝術與詩學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1中西方文學形式不同
中國古代文學以抒情文學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農業性社會生活恬然,人們每天在農田里勞作,向往的是“八月剝棗,十月獲稻”。人們成天與田園山水相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農耕生活竟使得詩人們無事可敘,只剩下一縷縷情絲可供抒發。這里沒有海上的拼搏與冒險,而是人與大自然和諧交融,在這情景交融之中,就產生了以感物抒情為主的文學藝術傳統。在《詩經》中,無論是愛情詩還是農事詩,都飽含抒情的韻味:“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所以為什么在并不張揚個性的中國,抒情詩能成為文學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這里。與中國相反,西方的商業充滿了冒險,充滿了不可預知的驚濤駭浪,這使他們看到了更加深奧難測的東西,這些冒險活動中充滿了驚心動魄的事件,與自然山水風光相距甚遠,故而敘事成為文學活動的主要內容。
1.2中西方價值觀不同
西方社會的商業性特征和中國社會的農業性特征,對其民族性格和價值觀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商業經濟環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個人的自由平等、個人的奮斗、個人的財富、個人的愛情、個人的享樂及個人英雄主義。自我是西方表現內涵的核心,與外在世界相隔離相對立,久而久之產生了以自我為核心,以私利為基礎,以享樂為目標的敢于冒險、敢于進取的開放性民族品格。
與西方相反,中國的農業性經濟,使人們眼界狹窄,安貧守舊,不肯冒險。嚴格的宗法政治壓抑著人們的個性自由,更無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學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現的意識,它所言之志,是與社會和宇宙相連、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對立,而是和諧;不是自我表現,而是天人合一。
1.3中西方愛情觀不同
在西方,古希臘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業經濟方式使西方人培養了崇尚個人愛情和個人享樂,以人為本。即使是愛情,他們也看作是個人的認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盡管西方文學以敘事為主,卻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獲得舒暢心情。
中國詩學主張抒情言志,卻提倡節制情感,勿過勿濫。主張情感,文質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風格。如《詩經》中305篇抒寫男女相思相戀的各種情感的詩,有較少的封建道統的艱澀,有“天地元聲”的清新,但這具有極高審美價值的男女愛情詩卻被認為“越禮”,而長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風?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詩中主人公大膽地表達了一日不見如隔“三月、三秋、三歲”的感受,話語雖簡單,卻十分傳神地表達男女之間的款款深情,即使在當代中國也少見如此直白的表達。這種詩歌與后代詩歌巧妙含蓄地表達異性間的求愛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時的《金縷衣》: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此詩主旨是勸人及時享樂,以及對愛情大膽追求。卻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膽,故一千多年來,無人敢去擔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為無名英雄了。中國古代詩歌中雖不乏優美的愛情頌歌,但是,一味地謳歌愛情,是與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樂而不,哀而不傷”。
2.中西宗教、科學特征對中西詩學的影響
西方社會強調宗教性,從古希臘至中世紀,從宗教改革到現當代,無論社會怎樣發展,其宗教氛圍都大大超過中國。中國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國文化傳統的宗教。中國宗教重現世,追求今世的滿足和完滿。基督教重來世,以彼岸的永生為最高目標。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愛”。西方宗教的愛有較強的平等意識,中國宗教的愛有差等。基督教認為,上帝創造了人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貧富貴賤,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學中強調一個“仁”字。在孔子看來,自然萬物是不平等的。
2.1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樣的呢?在商品經濟中,貿易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商人經常在崇山峻嶺中艱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戰狂風斗惡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處處都在與人作對。在古希臘神話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處處與人類為敵,他將盜火給人類的普羅米修斯鎖在高加索山上,讓神鷹殘酷地啄食其肝臟。還讓潘多拉打開盒子,把災難與瘟疫降給人類,然后發動奧林匹斯山上的神消滅全人類。所以天人處于尖銳對立的狀態。這迫使人們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戰神大自然。因而,冒險、奮斗、進取就成為西方民族的顯著特征。這一理念成為詩人們張揚個體意志的無意識的溫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斷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認為萬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須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國的天人關系是怎樣的呢?因為農業豐收取決于大自然風調雨順,人們生計全靠大自然的賜予。人們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所聽到是蟬噪鳥鳴,而不是狂風怒吼。而且中國的神靈與英雄與古希臘的神則恰恰相反,他們對人類是友善的,愛人類的。這些都反映了自然與人類的和諧關系。因而,中國人對自然界總是懷著親切感,尊敬與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這給中國文學藝術及詩學理論灌注了某種生氣,使中國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種情景交融的詩句,表現了中國人是對大自然審美的意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經意識到該重新拾起人與自然之間那固有的臍帶了。要重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關系,就得首先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當代西方思想中極為重要的現象,就是反對人本主義。
3.中西思維對中西詩學的影響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經濟類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在商業性社會下的人們是外向性的、開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種種困難,必須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徑,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態。中國農業型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天人和諧中的“怡然自樂”又造成中國人內向型的心態。
3.1內與外
西方“思物”,中國“思我”。中國人最關心的是自身內在的東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論語》)。但正是這種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維方式,使中國人忽略對世界客觀規律、事物性質的思考,極大地阻礙了古代人們的邏輯思維,感悟思維占據上風。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覺感悟。這種只求內省式的思辨、直覺思維而忽略思辨思維,會產生混沌的結果,真可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種直覺感悟式思維是中國古代思維的一大特征。
與此相反,西方開放型的商業社會,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奧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臘人并不注重自己內心修養,而是對世界充滿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這種外向型的“思物”行為推動了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和西方商業經濟的繁榮。
3.2直覺與邏輯
西方的邏輯思維,中國的直覺思維,都對中西詩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王昌齡《從軍行》:“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繚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說到“邊愁”用了“聽不盡”三字,要體會古老雄偉的長城綿亙起伏、秋月高照這一壯闊的景象和無限的悲涼,讀者需要自己頓悟。中國有句俗話:“沉默是金,雄辯是銀。”沉默比雄辯寶貴。在中國文化中,“知不可為而為之”被視為積極入世的態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卻是徒勞的,被認為缺乏邏輯和理性。其實中國人并不缺乏邏輯分析的能力,也許正是中國人一遍遍重復的“沉默是金”導致中國人失去了邏輯分析的興趣、愛好。
西方史學普遍運用分析性的邏輯思維,創立“詩學”名稱的亞里士多德,正是運用條分縷析的邏輯思維來建立他那龐大的詩學體系的。他寫詩學的原則是“依自然的原理,先從首要的原理開頭”(《詩學》)。他從基本原理出發,由上至下,從一般到特殊,層層剝筍,絲絲相扣,用嚴謹的邏輯方法,把所研究的對象和其他相關的對象區別開來,找出各自的異同,然后將它們由類到種地逐步分開來,下定義、找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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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豫商;經營倫理;道德規范
基金項目:河南省科技廳2014年軟科學項目(項目名稱:豫商的商業倫理及現代價值研究;編號:142400410802)。
學術界對豫商的界定有兩種認識:扎根中原的豫籍和非豫籍商人,后來走出中原乃至國門的豫籍商人,他們都得到了中原這塊商業沃土的滋養,他們的企業都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因此都被稱為豫商。自古代到南宋為止,河南一帶的中原地區一直是全國的文化、政治、經濟中心。據記載,史上著名商人王亥、子貢、范蠡、弦高、子產、計然、白圭、桑弘羊及政商呂不韋等都是河南人,他們是古代的豫商。古代豫商成長于深厚的中原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豐富經營倫理。
一、豫商經營理念
經營是商業活動的核心所在,經營什么?如何經營?決定了經營的成敗。豫商在長期的經商實踐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經營理念。
1.以義制利
傳統文化向來注重義利關系的辨析,就儒家文化而言,孔子講“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故之大節也”(《左傳?成公二年》),主張合理地分配社會利益,主張“見利思義”(《論語?憲闖》)。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荀子講義利時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別堯舜不能去民之所欲,然則能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漢代董仲舒提出了有名的重義輕利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思想,明代王夫之,顏淵和清代戴震都提倡義稠并重,顏淵提出與董仲舒相左的思想“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成為影響深遠的見解。
受中原文化熏陶的豫商深諳義利之道,豫商將義利合一的經營價值理念貫徹于日常的經營活動之中,主張“以義制利,利從義生”,提倡“仁中取利真君子,義中求財大丈夫”。被稱為“商圣”的南陽人氏陶朱公范蠡,經商聚財豐厚,但其主張“富好行其德”,不做守財奴,把創造的大量財富無私地回報社會,成為中國第一位名副其實的慈善家,被李斯稱贊為“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處理義利關系上,豫商的信條是“職雖為利,非義不可取也”,力求做到義利合一,追求做一個“義賈”,“廉賈”,在義利不能兩全的情況下,甚至舍利取義。豫商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業績,就是因為他們在經商的過程中行仁義之道,才最終能夠落腳于利這樣的實際效益。
2.貴中尚和
《論語》載:“禮之用,和為貴,先于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和是天底下最珍貴的價值,是人世間最美好的狀態。茍子也曾說:“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白事不廢”,(《茍子?王霸》)這些都是強調人們要和睦相處。和即“和氣,和諧”,“貴中尚和”即追求和諧,講究團結,“和”作為傳統文化中的理論精髓,不僅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道德秩序,而且極大的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心態、思維方式、生存方式等。地處中原之地,長期浸潤在儒家文化氛圍中的豫商對“中和”的崇尚不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緣于地理優勢和文化傳統的自覺。和合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更是豫商經營的決勝法寶。豫商特別重視“和”,講究“和氣生財”,秉持“和衷為貴”的經營理念,在傳統豫商的倫理精神中,既有經營倫理上的待客之中和,又有管理倫理上的仁愛之中和,還有經濟倫理意義上的競爭之中和。體現在追求商號內部和諧,古之商業以家族單位者居多,商號的治理如同治家,追求以和為貴,管理伙計仁愛為本,信任體諒;同行之間競爭以團結為要,采購經營相互提攜,防止不正當競爭,以大局為重,建立和諧合作的競爭關系;對待顧客和讓,在經營過程中對顧客講究謙和禮讓,生意無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謙恭、和平應酬為本”。達到和氣生財”的目的。豫商為人忠厚,和氣待人,從而形成了贏利和交友的良性循環。
二、豫商商業倫理的道德規范
豫商在“以義取利”“貴中尚和”的經營理念基礎上,形成了誠信、公正、尚禮的商業道德規范。
1.誠信
商業經營的最核心要素是契約,中國傳統雖沒有這一概念,但有契約之實踐,決定契約能否實施的關鍵因素是誠信,而商業經濟本身并不自帶誠信特質,以利益為核心的商業經濟有時反而成為滋生欺詐的溫床,因此如何實現誠信這一難題,最終需要商業從業者自身的品質中具備誠信的因子,傳統豫商對誠實守信非常重視,正如儒家所言“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論語》中亦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興,商無信不存。我國自古就有“信者儲也”的說法。從構字法上來看,“儲”就是由“信”和“者”會意而成。只有誠實守信,才可積累財富。豫商對誠信的尊崇是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是發自內心的道德承諾,不會因為一時一地的利益得失而有所改變。
豫商在其經營過程中,堅持誠信為本,義中取利的原則。白圭是早期豫商的代表人物,洛陽人,他將經商與人生智慧和道德融會貫通,在其之后形成了豫商乃至整個華夏商人的“商魂”,太史公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稱贊其曰“天下治生祖”。白圭主張商人應將經商活動,道德德行結合起來,商人應成為俠商,而不能成為奸商。白圭故鄉洛陽,自古就是商賈云集的地方,商業氛圍濃厚,白圭用自己的行動為商人樹立了楷模,他認為真正掌握天下財富的人絕不會是那些奸商們,天地之間自有一股浩然正氣在,乘著這股浩然正氣才能達到財富的頂端。
2.公正
商業經營對公正的要求是內在的,是確保商業過程有效持續的必然因素,公正就成為豫商商業倫理的基本道德規范之一,也成為利己利人的雙贏選擇。豫商在經營過程中講究公平交易,童叟無欺。在公平交易的道德規范的約束下,從事商業活動,從而建立了穩定的消費群體,使得利潤的來源得到了保證。白圭“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童仆同苦樂”。白圭所謂仁是“先予后取”“予之為取”“多予多取”善于處理予和取之關系,信譽至上。豫商重視“務完物”,保證商品的完好,給予對方誠信可靠的印象,確立信譽,達到更多交易,獲得更多利潤的目的。古代豫商重視貨真、價實、量足。在經營活動中,不把假貨、劣貨出售給消費者,從一開始就禁止“偽飾”,不準以假充真;價格要實在,公道,所謂“市不豫賈”,要計量充足。
3.尚禮
禮是中國傳統行為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的禮,包括恭敬、辭讓之心。豫商在經營實踐中將儒家的“禮”之道用于調節貿易中的人際關系,提倡恭敬辭讓,禮貌待人,以求達到“和氣生財”的目的。晉商特別重視謙和禮讓,關于禮貌的要求規定非常具體,如以禮待人、微笑迎送、自由選貨、配套服務。范蠡在越國時,改名為“鴟夷子皮”意思是盛酒的生牛皮囊,名字平易近人,拉近了與老百姓的距離,構建了和諧的人際關系,對經營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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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要有興趣
對歷史課有興趣才會主動地去學,不要抱著“如果不考歷史我才不去學”的心理。興趣是一種很微妙的東西,你有了興趣,就能很快地把知識點記住,很好地去理解和領悟歷史現象所蘊涵的歷史規律,得心應手地分析歷史問題;相反,則無異于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里苦苦煎熬,卻怎么也煉不出火眼金睛。
對歷史沒有興趣的同學首先要擺正心態。先要樹立歷史并不枯燥,而是很有意思的東西的意識,然后想想以前看過的歷史劇,請歷史學得好的同學,甚至是歷史老師從歷史角度來談談這部歷史劇,從中發現很多很有意思而以前不知道的觀點,最后認認真真地去聽幾節歷史課,發現歷史老師上課還真不賴。
初中歷史教材中的中國歷史,古代史占多數,近代史以來革命戰爭占多數,你可以通過看古裝電視劇和抗戰片來了解歷史的趣味,增強歷史意識,激發興趣。舉個例子,我班女生學習歷史特別用心,可排行榜上一直是男生獨占鰲頭,這是因為女生不關注歷史,死記硬背,或者背了就忘,效率低。
二、初中歷史更需要的是對課本的理解
書本絕不僅僅是讀過即可的,僅僅記住一些時間、地點、事件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學會用歷史思維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事件背后的東西。所以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個方便自己理解的歷史結構。其實這很簡單。在讀每一節的內容時,要想想在一個歷史事件之前之后都發生了些什么事,它們之間有沒有什么內在的聯系,能夠說明什么歷史道理。也可進行歷史事件間的橫向縱向比較。上課的時候,要多聽多想,想得多了,自然就透徹了。例如,某兩場或兩種政策之間有什么異同點,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異同,說明了什么?分析異同點也很簡單,無非是從背景、性質、影響等幾個固定的版塊去想。有的資料說,要把歷史學成“立體”的。我想,所謂的“立體”,大概就是這種橫向與縱向的聯系。經常這樣思考,對不同的歷史現象,我們就可以較準確地分析它們的實質,無論碰到什么題都能迎刃而解。這是讀書時要注意的問題。相信你不久就會發現,歷史越讀越有味。
三、掌握學習歷史的要素
一般歷史概念包括時間、地點、人物、背景、經過(內容)、結果、影響、性質等八個要素。但歷史概念不是幾個要素的簡單相加,而是要素間的有機結合,是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如果我們簡單地把歷史概括的八個要素相加,這個問題不僅難記,而且容易與別的概念相混駁。
1.人物:掌握名稱(稱謂)、生活時代、國別、民族、主要活動(含結果和影響)。
2.團體(包括正常、組織):掌握團體的性質、建立的原因(目的或背景)、時間、地點、創始人(國)、成員(成員國)和成分、宗旨(綱領)、主要活動(含作用)。
3.事件:包括性質、發生的背景(原因或條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參與的人物、簡要過程、結果和影響。
4.戰爭(戰斗、戰役、會戰):包括戰爭的性質、爆發背景(原因、目的)、時間、地點、雙方、簡要經過、結果、影響。
5.會議:包括性質、開會的背景(原因、目的)、會議時間與地點、與會者(國)、會議的主要議程、決議、影響等。
6.條約(公約、協定):包括性質、簽訂背景(目的)、簽訂的時間與地點、簽約國(有時含有簽約人)、內容、影響等。
7.文獻:包括性質、發表的背景(目的)、發表的時間、作者(或團體)、內容、影響。
8.制度(政策):包括性質、制定背景(目的)、時間、制訂者、內容、影響等。
“時間+事件+標志+……”需要細背,可以多讀幾遍書,長的語段不用刻意去記,只要記個大概就行,但是影響和改革、會議內容是重點,一定要背下來,不要怕麻煩,往往背一次就能記很久。
摘要:文章通過從瓦的產生與推廣、功能形式及一直被使用的原因這三個方面進行研究探討,意在透過瓦本身看中國傳統文化在物質的衍化與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關鍵詞:瓦 中國傳統文化 文化結構圖示
一、從瓦的產生與推廣看文化的影響
瓦在《說文》中的解釋為:“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也”。 段注:“凡土器未燒之素皆謂之壞(坯),已燒皆謂之瓦。”由此可見,瓦這個名字最初是對陶器的總稱,后來才演變成專用的建筑屋頂構件名稱。而關于瓦的起源有許多文獻記載,《古史考》中有“夏世,昆事氏作屋瓦。”《本草綱目》 中則有“夏桀始以泥坯燒作瓦”。 而目前已知的最早陶瓦的實物是在西周早期的陜西岐山宮殿遺址中發現的,當時僅用于屋脊部分。到西周中晚期,從陜西扶風招陳遺址中發現的瓦的數量就比較多了,有的屋頂已全部鋪瓦,瓦的質量也有所提高,還出現了半瓦當。從此以后,瓦作為一種人造的建筑材料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傳統建筑之中。
1、自然地理環境決定
以文化學的角度分析瓦的產生與推廣所在的地理環境,發現其是在農業文明的背景下生成的。從中國古代的文化圈顯示出的三大文明共生的關系來看,干冷氣候影響下的畜牧文明與濕冷氣候影響下的森林文明并不適于瓦的產生。首先,草原文明與森林文明就其居住形式來看,分別是不定居和半定居的,瓦的物質特點決定了其并不適于隨遷徙而大量攜帶;其次,從生活原材料的選擇方面來看,這兩種文明也較少與可以燒瓦的土產生聯系,這從其選擇用于作為建筑的主要原材料中亦可看出(如:氈包和井干式建筑主要材料分別是毛皮和木頭,連土墻都沒有)。因此,對于扎根于土壤中定居的農業文明來說,燒土為瓦以覆屋面倒顯得順理成章。
另外,從我國古代最原始的“巢居”與“穴居”的建筑形式推測,由穴居形式衍化至仰韶時期的房屋,其屋頂往往是以樹枝扎結的骨架上涂泥而成,這與瓦產生后搭于木架屋面的結構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而最初的瓦亦是燒泥而成,同樣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兩者暗含類似于一脈相承的性質。
2、科學技術的推動
再從瓦產生和被推廣的時間來看,經歷了商朝奴隸制的大發展,西周此時的手工業和商業在商朝的基礎上又有了一定的進步。西周的手工業生產,是社會經濟中非常活躍的力量,也是推動經濟發展、創造社會財富的重要因素,而其中又以制陶業、青銅制造業等幾個部門的成就比較明顯。以制陶業而言,這一時期的陶器質料仍然主要是泥質陶、夾砂陶、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幾種。其中泥質陶數量最多,基本上是民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食器和水器,以泥質灰陶為主,陶器的制法則主要為輪制、模制和手制。而正是其中輪制法的使用,為建筑用瓦的產生及大量生產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使得板瓦和筒瓦可以先在陶輪上制成圓筒,然后再經切割而成。
除此之外,多種手工業部門生產的發展,還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了商品交流,同時使不同地區的新產品、新技術得到更廣泛、更迅速的推廣與傳播,為瓦的發展提供契機。
3、經濟體制的促進
在經濟體制方面,農業依舊是西周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而西周農業經濟中的重要生產資料是土地,周承商制,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奴隸主貴族土地國有制。這使得井田制成為了西周土地國有制的主干,并在其晚期走向消亡,從而促進了土地作為一種財富而產生的積累與交換現象,推動了商業的發展。除此之外,周代各王還普遍重視商業經濟的重要作用,當時還沒有形成影響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農抑商”的觀念。對商業的重視,與商代社會的商業發展有一定關系。統治者在強調農業生產時,也鼓勵經營商業的活動。周初時曾遇到大荒年,周文王運用一些商業政策推動商業發展以緩解經濟危機。據《逸周書·大聚》載,為了使市邑迅速繁榮,西周官府還鼓勵偏僻鄉村集市的商旅遷居城市,即實施“招商”政策,規定“能來三室者與一室之祿”,意即遷來三家時,一家的供給由政府負擔。這是西周初年扶持商業發展的又一優惠政策。在《尚書·洪范》中,周武王對于八個方面的政務安排中,第一位是農業生產,第二位就是商業貿易,足見對商業經濟的重視。也正是這些經濟制度改善為瓦的產生與推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從瓦的功能形式看文化的影響
1、中庸的排水功能理念
瓦作為古代中國主要的屋面排水系統,與現代女兒墻式的排水系統的作用理念不同。現代主要是靠女兒墻將雨水收于屋頂,再由管道導之,而由瓦所構成的排水系統,則更注重筒瓦與板瓦以及屋面曲線的配合,由一壟壟的覆瓦將水引至一道道的瓦溝屋檐部的滴水處即時排下,并非現代般的“聚而排之”,相反卻是一個“疏而引之”的過程,重點在于“疏”。雨水時刻保持著流動,只不過是改變了運動的方向,從而達到排水的目的。這整個過程彷如奔騰的江河被一道道瓦溝分化,最終成為一條條涓涓細流隨之落下。從這種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來看,不乏古人“外師造化”的痕跡,而除此之外,更多的則體現出一種順應天道的中庸態度及有條不紊的秩序感。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體現。如《中庸》三十章所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和之道中,中和就是承認事物的本性,順應事物的本性,是對中正的崇尚,中和平衡的把握,亦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意識。這也正講究的是事物之間的關系與互動:是雨水與瓦的配合,使其不偏不倚的從滴水正中落下,因為“不中則不正,不中則不尊”,整個過程體現出一種與自然造化高度的和諧統一。
2、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
拋開瓦在屋面上的排列方式所暗含的實際作用,單從其構圖的美學角度來看:在諸多的中國傳統建筑中,瓦的組合多以一壟壟筒瓦與板瓦的豎向排列為機理,構成了屋面一道道縱向的平行線條,很少出現似魚鱗般交錯搭接的情況。而對于一向重視屋面美感的古代中國人來說,大范圍的采用這樣的屋面構圖,顯然有其不可忽視的美學價值。以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來分析,我們往往更注意事物之間的關系和背景,因此,我們將其所構成的機理放到整個建筑、群落及其所處的大環境中來看,可以得到如下幾點推斷:首先,這種縱向排列的平行線條不僅顯得挺拔,更是對中國建筑優美的屋面曲線的一種順應與強化;其次,將其放到群落中去,當幾座建筑屋面并排或相連時,水平并排的豎向線條則更加顯得豐富、有秩序,而在高低錯落的屋面與屋面過渡之處也更加平滑、連續;第三,再將建筑置于整個天地的大環境中,當我們欣賞一棟建筑時,視線順著并排的縱向瓦壟被其豎向的構圖所不自覺的從檐下引向屋面、屋頂直至遙遠的天際,仿佛中國畫中留白的意境一樣,最終給人更加廣闊的想象空間,成為連接人與建筑、與天空的連線。這同樣是一種天人合一、中庸的核心思想的體現。
3、源自生殖崇拜的搭接方式
呂氏曰:“陶者為瓦,必圓而割,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瓦分則為瓦,瓦合則為圓,而“圓”則正是富含著強烈生殖意向的圖案。事實上瓦與人相同,亦有兩性之別。在屋檐之上,仰置于兩木椽之間,小頭向下,大頭向上,由下置上,直抵屋頂而形成瓦溝的,名叫仰瓦和溝瓦,亦叫牝瓦。“牝”即為雌性;俯蓋于兩瓦溝之間,大頭向下,小頭向上,由下蓋上,直抵屋頂而形成瓦脊的,名叫覆瓦和蓋瓦,亦叫牡瓦。“牡”即為雄性。牝瓦稍小牡瓦稍大,而一牝一牡,一凹一凸,牡瓦覆在牝瓦之上,前者俯而后者仰,生殖意向明顯。古人覺得好像,于是有了最初的“瓦合”之說,合則謂兩性互相交合。當然,瓦合既非有機結合,所以容易拆散,故之后又將瓦合作“易散之聚”的意思。《漢書·酈食其傳》酈生說劉邦“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正謂其隊伍易散伙。之后又有“瓦解”之說。解則謂解除交合關系。瓦解一詞首見于《史記·淮南王安傳》之“百姓離心瓦解”。宋代稱妓院等娛樂場所為“瓦舍”。意取南宋人著《夢粱錄》中所言:“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 這種描述暗含著對于這種架構在金錢之上的性關系的描寫,同樣也可引申為對于各種娛樂場所中易聚易散的性質的描寫,相同性質的詞還有瓦子、瓦市等。
三﹑從使用瓦的原因看文化的影響
瓦作為一種人造建筑材料被廣泛的使用至今,必然是有其不可忽視的文化價值原因的,也正是由于人們在價值觀上對瓦的認同方能使得它被一直的沿用,并成為一種傳統建筑文化的象征。因此,從觀念上對瓦被長期使用的原因進行分析,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實用理性的思維
從瓦由取材到制作再到使用及修復的過程來看,其物理性質正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關注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的實用主義思想。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取材方便:瓦的材料主要來自于土,而土地作為中華文明的植根之處更是隨處可見,即便想做質量較好的瓦,挑選黏性較大的土作為原材料也并非難事,況且土的經濟價值低,更不必擔心材料供應不足。
第二,加工方便:整個制作過程只要將土和泥制成土坯放入磨具之中裝窯燒制再分解成型即可,并不需要復雜的工藝制作流程,而且工期短、效率高、便于裝配化和模數化、儲藏運輸也十分方便。
第三,適應性強:瓦的使用不受地域及多數環境條件的限制,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采用不同的形式及鋪裝方式,而且適用于不同的屋面。
第四,容易維修:如果哪片瓦壞了,上房替換下來即可,只需要動用極小的工程量就可以解決,況且瓦的拆裝也并非難事,沒有過高的技術要求。
2、五行說的影響
從我國古代傳統的陰陽五行的思維方式來看,瓦生于土,五行屬土。《洪范》中指出“鯀矱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檣。” 古人稱“土爰稼穡”,是指土有種植和收獲農作物的作用。因而引申為具有生化、承載、受納作用的事物,均歸屬于土,故有“土載四行”和“土為萬物之母”之說,這對于以木為主要材料,體現“曲直”的“生”之意的中國建筑來說,五行屬土的瓦的存在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同時,陰陽在運動變化過程中五種不同狀態則各有其的具體性質:金的真實本質為陽消陰長狀態,木的真實本質為陰消陽長狀態,水的真實本質為重陰極限狀態,火的真實本質為重陽極限狀態,而土的真實本質則為陰陽平衡狀態。這說明土也代表了氣的平穩運動,因此五行屬土的瓦正可作為建筑內外交接以及陰陽轉化的一種過渡。
3、社會組織下的心理追求
農耕文明在物質文化方面產生了瓦,而在其精神文化方面則派生出了另一種“有土為安”的思想,這同樣是與瓦有著一定的聯系的。《周易·系辭上傳》有云:“正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這里的“安土敦乎仁”,“安土”,又有安心的意思。若問為何,即可追溯到這種“有土為安”的思想。中國古代強調安居樂業,耕者有其田,方能達到社會穩定,說明有恒產和無恒產的差別很大。而瓦作為中國傳統建筑頂端的屋面材料,架于主體的木結構之上,是人們“頭上的土”,相比以茅草覆蓋的屋面來說,自會給人一種安定的心理補償。“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這句成語也同樣反映了這種社會心理。從成語隱含的語氣來看,“上房揭瓦”已經構成了一種極為嚴重的侵犯,而侵犯本身,正是由于此行為給屋主帶來的不安感所致。古人還有這樣一種對于生活狀況的描述,“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其中“片瓦遮身”與“立錐之地”對偶,所表達的也正是一種安定的情況。由此亦可推測,低等級的土瓦相對于由佛教文化傳入我國的琉璃瓦而言,其在中國傳統居住建筑(甚至是如避暑山莊、頤和園中的皇家住宅等)中的大量使用,除了出于禮制文化的考慮之外,亦是一種追求家庭安定的體現,這也正促成了其成為傳統民居的文化象征之一。
可以推知,從文化生態學圖示中的社會組織層級來看,人們追求將代表土的瓦放于屋面,是出于一種對于家庭組織的安穩和諧的向往和追求,這或許也正是跟“有土為安” 的思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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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當代經濟管理;影響作用
一、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概述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人們經過不斷的實踐與研究,形成了科學的經濟管理思想,從此以后,企業的經濟管理方式大多是由科學的規范來實踐的。從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來看,我國主要以農業的經濟發展為主,所以一直以來,我國都比較重視農業的發展,所以農業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我國古代管理的理念與方式進行分析,發現我國農業經濟的運轉模式主要以家族觀念和親緣觀念的經濟組織與管理方式為主。所以在人們的意識形態當中,農業經濟比商業經濟更為重要。無論是春秋戰國還是百家爭鳴時期,都倡導重農抑商的思想,并且,墨家思想強調均貧富,這種傳統的經濟運轉模式雖然較為理想,但是與經濟的運轉規律和自我調節規律不相符,所以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并不適用,人們需借助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探討更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當代經濟管理模式。
二、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的影響作用分析
(一)對農業經濟管理的影響
農業是我國的立國之本,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所以需要用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促進我國農業結構的穩定。傳統的中庸精神形成于小農經濟意識與農業生產思想的結合,這種精神表現在具體的經濟管理活動中就是,當進行經濟管理行為時,長期以來不敢進行較大的改變,時刻保持平穩的向前發展態勢,將中庸思想應用到我國農業經濟發展中,能夠促進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平穩進步。
(二)對供求活動的影響
供求是經濟活動的主要特征,根據經濟活動,將供求管理氛圍流通管理、生產管理、消費管理以及分配管理四個部分,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分工極其重要,要綜合推動所有領域的經濟發展,不能抑制某些產業而鼓勵另一些產業的經濟發展,這樣才能保證經濟的均衡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平衡。通過以往的經濟政策中可以看出,平均和均衡是流通領域的兩項措施,有助于提升人們的就業率。在傳統經濟管理思想下,供求活動中的流通管理與生產管理不能簡單得出結論,要在不同的條件下決定經濟放任和經濟干涉。通常情況下,以富民為發展目標,實施經濟放任的管理措施,而以富國為發展目標,則實施經濟干預的管理措施。無論是富民還是富國,都應合理把握管理尺度,將經濟干預與經濟放任協調進行,才是促進生產與流通管理效率提升的有效措施。
(三)對貨幣金融管理的影響
在需求、供給與管理工作中,貨幣的使用實現了三者的有效結合,進而產生了相應的經濟活動。人們通過對經濟管理活動以及供求關系進行相關的調查和研究,發現供求關系與管理活動之間存在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的關系。進行貨幣金融管理時,人們將價格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參考官方定價。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商業和農業的重要性也是通過農業生產出產品的價格來決定的。所以進行經濟管理活動時,合理管理貨幣對促進經濟的良好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在我國統一了貨幣以后,民間私鑄貨幣的行為被有效地制止,但是隨著朝代的頻繁更替,私鑄貨幣的行為又不斷涌現,直到紙幣的出現,通過總結歷史上的貨幣管理狀況,人們得出了正確的貨幣金融理論體系。目前,貨幣的存在影響了借貸行為,國家通過嚴格控制高利貸行為,有效地解決了利息與借貸活動對貨幣金融管理帶來的問題。
(四)對現代企業經濟管理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人們通過科學的規范實現對企業的管理,這是企業經濟管理活動的開端。后來在不斷發展過程中,人們不斷創新與發展相關的管理理論,但是企業經濟管理的根本仍然沒有發生改變,綜合來看,企業管理的發展是一個由古典理論到行為科學再到現代管理的過程。在發展的過程中,經過大量的實踐與研究,企業管理學的科學性逐漸提升,在當代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對企業經濟管理活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須保持不斷發展的態勢,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
三、結語
綜上所述,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對現代農業經濟管理、供求活動管理、貨幣金融管理以及企業管理工作都形成了影響,必須分析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結合時展背景,得出能適應時展需要的經濟管理方式,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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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誠信;道德;經濟;法律
古今中外,誠信是人們進行一切社會、經濟交往的基礎。然而,當前社會誠信缺失問題卻依然相當突出,地溝油、價格欺詐、財務造假、“樓脆脆”、“橋糊糊”等新聞紛紛見諸報端。這些商業欺詐、制假售假、質量偽劣等事件的發生,不僅破壞市場和社會秩序,而且危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花大力氣進行整治。加強誠信建設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我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三十年,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任務更為艱巨繁重。為此,政府提出要“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全社會的法制意識,增強社會誠信。
那么,究竟什么是誠信?現代誠信具有什么內涵?這是誠信建設首先必須明晰的問題。
一、 道德誠信
作為初始性的道德規范和倫理要求,道德誠信本質上是一種由人格自律構成的德性范疇,要求人們言語真實、恪守諾言。在我國,這一道德要求始于商周時期(在《周易》中已經成為一個明確的道德概念),興于春秋戰國。此后的歷代思想家、統治者都在不斷地提升和強化誠信的道德本性,使誠信居于封建道德的核心并與其他規范相互貫通。
春秋戰國時期的誠信思想在諸子百家的大力發展下,內涵逐漸豐富,包括立身立業、社會交往、政治統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并經儒家提倡,成為經世致用的道德規范。孔子的誠信思想主要記載在《論語》中,且集中于對“信”的系統闡述上。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民無信不立”等。孟子發展了孔子的誠信思想,并把誠、信連用,提出“朋友有信”是處理人倫關系的基本法則之一。荀子把“誠”從做人之道擴展為治世之道,指出“誠”乃“政事之本”。在儒家經典《禮記·大學》中,“誠意”作為“八條目”之一,是連接“格物”、“致知”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環節,成為道德內養與外成的關節點,具有促進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國家興旺與天下安寧的多種社會功能。
以“兼相愛,交相利”為學說基礎的先秦墨家,始終把誠信作為評價仁人的一條重要道德標準,強調“志強智達,言信行果”(《墨子·修身》),極力推崇忠信之士。道家以“真”、“信”、“精誠”等來表達誠信觀,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也”(《莊子·漁夫》),而“精誠發于內”(《文子·精誠》);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時告誡“輕諾必寡信”(《老子》)。法家十分看重誠信的道德規范功用,主張做人要講誠信,認為“小信成則大信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將“誠信”作為一種治國手段而加以強調。史家、雜家、兵家等也分別從立身、社交、治國等方面強調了誠信的社會功用。
其后,經過理學、道教、佛教等的發展,誠信的內涵更加豐富。程朱理學認為誠信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內誠于心(道德本源)、外化于人(道德踐行)、忠誠信義(誠信道德的最高目標)。道教在立教時就強調,誠信既是學道修道的基礎,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明確提出“天下之事,孝忠誠信為大”(《太平經》),要求人們“人當常相教為善,有誠信”(《老子想爾注》)。佛教認為誠信是社會最普遍、最基本的倫理價值需要,也是人必須而且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和品格,并教化修行者“人有誠信之心,可自得度”(《那先比丘》)。
綜上可見,由于在成己、成人、成事中的重大功用,誠信被視為一切道德原則和道德行為的根本,成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敦頤《通書·城下》),其道德教化功能綿延數千年而不衰。隨著歷史的發展,誠信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方的誠信倫理最早產生于宗教。如《舊約·箴言》中有“行事誠實的,為上帝所喜悅”的言論;“摩西十誡”將“不作偽證”作為最重要的道德戒律等。可見,道德誠信亦是西方誠信觀的首要和基本內涵。經過數千年的演繹和強化,道德誠信已經成為教義、信仰植根于現代西方社會,成為民眾一種自覺自愿的人格品質追求。
二、 經濟(契約)誠信
經濟交往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重要內容。無論是“熟人社會”,還是“陌生人社會”,誠信都是經濟主體的行為規范和經濟交往活動的基本準則。古今中外,概不例外。
中美商務談判風格一:談判策略的差異與思維方式中美談判策略的差異是由各自的思維方式決定的。人類思維的兩種基本形式是綜合性思維和線性思維。中國人重視綜合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西周初期的《易經》提出了有機整體的初步圖式,為中國傳統綜合性思維方式奠定了基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道家進一步發展了綜合性思維模式。儒家把自然人性化,道家把人性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相互連通的整體。后歷經兩漢的宇宙論、魏晉玄學、隋唐佛教的本體論和宋明理學體系,綜合性思維漸已成為中國人的思維特征之一(連淑能, 22)。受其影響,中國人傾向于從總體上觀察事物的特征,即將宇宙視為一個整體,從全局觀點進行綜合研究。雖然中國人也習慣于把事物分成對立的兩個方面,但這兩個對立面被看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正是由于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在談判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談原則,后談細節,從整體到局部,由大到小,從籠統到具體。
美國人傾向于線性思維方式。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與其哲學思想密切相關。西方哲學對世界的構成問題是從元素論起步的。水、火和空氣等多曾被視為宇宙的構成物。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論后,伊壁鳩魯和盧克來修對此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建立了西方古代宇宙觀的中心學說。原子論學說體現了古希臘哲學對元素、結構和形式分析的注重,是其線性思維方法的體現。15世紀下半葉后,以孤立、靜止和片面的觀點考察和分析事物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占了主導地位。此后,笛卡兒明確把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把主客二分作為哲學的主導原則開創了西方近代哲學。線性思維方式對西方社會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因此,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個體研究的線性思維方式也就成了是美國人思維的特征之一。由于受線性思維方式的影響,重視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重具體勝過整體,因此,美國人往往對具體細節給予極大的關注。他們講究實際,一開始就急于討論具體款項,他們認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應被遵守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
中美商務談判風格二:.談判決策的差異與權力差距文化不同決策機制的形成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中國文化屬于高權力差距型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即人與人之間由于閱歷、職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上下級式的縱向關系。人們比較看重地位的差別,以及自己在上下級關系中所處的地位,這種縱向的上下級關系時刻影響著個人的言行舉止。中國文化著眼于倫理本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中國半封閉的大陸性地理環境和小農經濟為儒家思想滋生和成長造就了豐沃的土壤。這是因為農業文明對土地的依賴加強了個人對家族的依賴,使得血緣關系進一步鞏固。而建立于血緣關系之上的集體(家族)是一種立體狀的等級結構。其中,父對子,長對幼有著絕對的支配權,在他們之間不存在所謂的平等。具有先驗性和等級性的血緣是一種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也無法擺脫和超越的。建立于血緣宗法關系基礎之上的儒家學說的中心在于倫常治道,在于確立和論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孔子思想的影響加強了社會等級制度,在中國縱向的上下級關系始終有某種程度的盛行, 并影響著個人的言行舉止。總的說來中國人也接受了在社會生活包括商務談判中缺乏自主權或自主權不高的情形。中方談判組成員只能在自己的權限內行事,最后的決定通常由未參加談判的上級做出。
美國文化屬于低權力差距型文化(low power distance)。在美國受平等觀念的影響,人際關系一般是呈橫向狀態的,交流的雙方是平等的。談判人員之間是業務橫向 (平等) 關系。他們不拘禮節, 平等相待, 對正統的商務禮儀、客套、座次等關注較少。美國文化中的平等觀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古希臘商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人類最古老的商業文明,伴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際關系迅速解體而為新型的利益關系契約所取代。契約關系的建立意味在此關系中人人平等,因為契約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才能真正保護商業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使商業真正按照經濟規律運轉。同時,隨著建立在平等和契約基礎上的古希臘民主制的城邦制國家的確立,服從權威被公民民主政治所代替。社會組織的變化標志著社會組織結構不再以等級身份為核心,而是人人平等。1776年美國政府頒布的獨立宣言開宗明義,把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視為人與生俱來的人人平等享有的三大權利,人人平等的內容以法律的形式得到體現。由于人人平等,加上又有各種法律肯定和保障每個人的合法的權益,造就了美國人的強烈而突出的個體意識。所以在美國文化中人們以個人自我的實現視為人生的第一要則,形成了追求人生意義的價值張力,他們崇尚自由、平等、競爭。談判時美方突出個人的作用,往往會指定某個人全權負責談判,有其負責制定必要的決策和完成必要的任務,同時行使其相應的權利,在其職權范圍內自行做出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