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本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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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小蟻微單相機M1的設計依然沿用了根簡風格，暴風黑和冰河銀兩種顏色外觀都能很好地突出設計上的美學元素。而且機身按鍵也被合理地精簡到了僅有一個開關、兩個撥盤以及兩個物理按鍵，再加上機身（含電池）僅重280g，小蟻微單相機M1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操作簡易和小巧便攜。
另外，小蟻微單相機M1的UI界面非常亮眼。M1的顯示屏支持手指觸控，左右滑動有三分屏，分別對應各類設置、畫面預覽和拍攝風格選擇。而且最左面的設置界面是上下翻頁方式，這對于用慣了智能手機的用戶來說，上手很輕松，甚至有點被慣壞了的感覺。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句俗語，套用在M1這款產品身上就非常合適。小蟻微單相機M1除了具備常見的幾種拍攝模式，還支持“全景拍攝模式”以及很有意思的“大師隨行模式”。全景模式顧名思義自然不需多言，不過“大師隨行”聽起來就有點高大上了：“大師隨行”是針對人像攝影新手玩家的一種模板模式。用戶可以在“小蟻微單”APP上面下載自己喜歡的模板，實際拍攝中根據屏幕提示的姿勢框線進行構圖拍攝就能得到非常nice的靚照。
M1在專業技術層面也有不錯的成績。M1支持81點觸摸點選反差式對焦，對焦范圍覆蓋絕大部分Live View區域，并其支持最多32張人臉的臉部識別。另外，MI采用日本COPAL機械快門，從1/4000s到60s'陜門速度跨度非常大，最高曝光時間長達30分鐘，而且支持5張/秒的連拍。再加上ISO感光最高25600，可以說小蟻微單相機M1的功能之強大覆蓋了目前所有專業相機的攝影范圍。
其實小蟻從2013年底就已經開始籌備微單項目，而且一來走的就是實用主義路線：采用了技術成熟開放的M4/3卡口，而沒有盲目追求全畫幅或者APS畫幅，M4/3系統在保證畫質水平、對焦速度的同時，有效縮短了法蘭距以及減小了鏡頭卡口外徑，從而能實現相機的輕盈便攜。雖然大家普遍認為與APS畫幅相比，M4/3畫幅進一步犧牲了畫質，然而小蟻微單相機M1此次使用了索尼IMX269傳感器，有效像素高達2016萬，我們用定焦鏡頭拍攝照片和視頻時，虛化效果遠遠超出預期水準。
第2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關鍵詞】極致新聞；受眾本位；創新路徑
極致新聞完全是為了受眾，而不僅僅是為了吸引受眾。
盡管目前人們對受眾本位的提法還有爭論，但不可否認的是，從傳播者本位到受眾本位是媒介內容產品發展的趨勢。尤其在新媒體的環境之下，受眾的需求持續釋放，傳統的新聞生產已經無法滿足受眾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新聞開始以受眾為轉移，呈現出生產、渠道、文本與接受的形態變化，極致新聞便應運而生。
一、產生背景：受眾需求的持續性釋放
所謂的極致新聞是一種新聞產品的新形態，具有區別于傳統新聞的內容生產，重視受眾體驗與信息接收的呈現特征，其由媒體競爭加劇、受眾需求增加、新聞采寫變化等多種背景共同作用下產生，具有釋放新的受眾需求，提供新的新聞供給的特征。
極致新聞的核心在于創新。
當今世界，新發現、新技術、新產品、新材料更新換代周期越來越短，工程科技創新成果層出不窮，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動力遠遠超出預測，人類的創新潛能也遠遠超出想象。新聞產品亦是如此。互聯網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對很多領域的創新發展都起到了很強的帶動作用。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深化，在如今的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的“欲知”與新聞的“告知”緊密結合，呈現出了全新的受眾觀念。更為關鍵的是，媒體激烈競爭中所產生的新聞產品刺激著受眾需求的持續性釋放，受眾對于新聞信息日益依賴，促進新聞產品逐漸以受眾的需求、認可、接受為實際意義。
傳播者處于傳播過程的首端，對信息的內容、流量、流向以及受傳者的反應起著重要的控制作用。[1]在受眾需求的持續性釋放下，新聞生產者不僅要實現滿足受眾需求的“有效供給”――存量，而且還要創造出引領受眾新需求的“新供給”――增量。當然，這不能以違背黨的方針政策、犧牲新聞品格、違背新聞規律等觸及“底線”的行為作為代價。
從新聞生產的角度來說，極致新聞的出現改變了新聞生產現有的生產流程與結構，新聞生產將會呈現出受眾轉向的趨勢。從傳播渠道來說，技術創新使極致新聞的生產依托于各種軟件程序、內容聚合工具以及運營商的技術性等，將其技術中介、運營中介變為了新聞中介，形成了從渠道上的內容聚合與生產轉變。從內容生產來說，極致新聞的產生重點以受眾的需求為對象，對當代受眾的接受心理、接受態度、接受方式等產生重要影響。具體表現為在求新與求快的心理基礎上，呈現出求趣、求短、求近（內容的貼近性、即時性）的傳播特征，其自主的選擇性、新聞的參與性、對日常敘事的重視程度、渴望娛樂化程度增高，對追求視聽兼備的以及對故事化、情節化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升。
可以說，極致新聞時代正在到來，新聞傳播業在內容生產上將會出現變革性發展。要跟上極致新聞時代的發展步伐，就要厘清其創新性發展的多維路徑。
二、極致新聞：三種路徑的創新性發展
極致新聞的核心在于新聞內容生產的創新，這種創新以最基本的新聞采編為基礎，呈現出了新聞形態的轉向與發展。盡管對其認識尚顯碎片化，但就目前采編探索來看，仍具一般性規律可循。其個性化、介入性、體驗式的特征，共同形成了極致新聞創新性的發展路徑。
（一）“個性化”：極致新聞的受眾分析
新聞的個性化隨著歷史時代與社會變遷的發展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新聞個性化的提出源于文學寫作，就內容方面，主要體現在新聞寫作及其內容的靈活性、可讀性、服務性、實用性、廣泛性、特殊性、針對性和地區差異性等。[2]同時，新聞的個性化也體現在寫作方式、寫作結構、語體修辭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極致新聞本質上就是一種個性化的競爭，如何凸顯新聞個性，如何凸顯傳播個性，如何呈現風格個性就成為打造“極致新聞”的關鍵。
極致新聞的個性化還不僅僅只是新聞的個性化呈現，其更加凸顯的是對受眾的個性化分析，形成“傳者個性”―“受眾個性”的互動。極致新聞以迅速分裂出的受眾為切入點，分析日益明顯的個性受眾中的不同特征與特色，通過各種互動渠道發現潛在的受眾需求，從而為其“定制新聞”與“信息傳播”。
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一些新聞類PC端或移動端的運作中，已經出現了以技術為基礎建構的對受眾需求的大數據分析。但技術始終為平臺，落點在新聞中應始終以內容的個性化生產為基本標準，即強調新聞的個性化表達，增強新聞的個性化呈現，分析新聞的個性化受眾，傳播新聞的個性化概念。我們這里強調的極致新聞依舊是一種新聞生產的形態而并非技術邏輯。因此，技術可以看成是一種平臺架構的框架，卻并非極致新聞的核心。今天，極致新聞的個性化依舊落腳在新聞的內容生產中，并試圖擺脫傳統新聞的生產藩籬，創造出符合時代的新聞生產范式。
（二）“介入性”：極致新聞的受眾引導
如果說個性化是極致新聞的基本表征的話，介入性則呈現在極致新聞采寫過程的生產中。不同于傳統新聞“反對”以記者的身份、角色、話語的介入，極致新聞則將介入性視為了一種更被包容的生產方式。
從采訪過程看，極致新聞的生產因為記者角色的高度介入，呈現出角色轉換下的多重傾向，其主動策劃、充分地挖掘新聞題材，記者在新聞活動中的主動性增大，也就是說記者從一開始的新聞生產便呈現出了“新聞介入性制造”。新聞以服務于受眾的態度產生出了自由市場的邏輯，受眾成為邏輯的終點并被廣泛接受，極致新聞的受眾服務性特征凸顯。
可以說，新聞人逐漸以專業主義的標準來理解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角色，[3]其“介入性”的凸顯展示了極致新聞高度的受眾引導性，具有了極致新聞區別于他者新聞的特征與方式。其對于主動策劃新聞事件、充分挖掘新聞題材、形成角色轉換等具有新的意義。
（三）“體驗式”：極致新聞的受眾沉浸
“沉浸”是本世紀以來被學界業界關注的一個新概念。沉浸傳播以個人為中心，融合即時與恒久，兼顧固定、移動、虛擬，呈現出了邊界消除等特征，從而引起了多維度的效應。就極致新聞來說，個性化是其表征，介入性是其過程，那么體驗式所帶來的沉浸效果則是其終點，也就是新聞達到的最終性目的。
極致新聞的體驗性不僅體現在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的深入觀察與情感體驗，還表現在新聞的最終呈現上具有高度的閱讀與閱讀觀感，通過多種技巧來營造一種難以脫離的新聞感受，從而進入新聞營造的“沉浸”之感。此時的新聞呈現努力追求的是一種以受眾感官、閱讀為基礎的綜合性表現，以內容增強體驗之感，從而達到吸引受眾之目的。
正如里蒙?凱南所說：語言是敘事過程中的一種媒介，就像其他媒介的特質一樣。語言既開放了某種可能性，也同時加強了某些限制。語言建構了敘述、文本與故事。在極致新聞的生產之中，對于語言的要求會日益提高，對于如何創新表達的探索也將持續性發酵，其創新點或將呈現兩個方面的轉化：其一為增加現實與敘事關系的鏈接，用語言來增強虛擬敘事，是一種采寫技能方面的提升；其二則為增加的移動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程序開發與應用，如目前已經在美國高度應用的Junaio和Aurasma兩種應用程序就是將數碼消費者與傳統媒體密切相連，呈現出較強的融合特征。今天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報》都開始了將印刷媒介嵌入虛擬現實的內容與實驗，其目的是使用戶通過體驗基于特定位置的信息，疊加到真實世界，從而有助于對現實世界的認知。
有觀點認為，人是終極媒介狀態，是真正的超媒介，也是未來生物媒介的主體。[4]極致新聞追求的沉浸效果將最終體現在受眾身上，比如作外宣報道，若國外受眾能夠“沉浸”其中，那么這條報道所產生的作用就會成倍擴大。這表現在，一方面看這則新聞的人本身能夠接受；另一方面他們自身也會變身為一股強勁的傳播力量，成為新聞“中介者”講給更多的受眾聽。
三、實踐思索：受眾本位的回歸性路徑
極致新聞并非一種“概念性游戲”，在媒介融合趨勢下，尤其是手機等一系列移動終端帶來新聞形態變革性發展，極致新聞的影響已經逐步凸顯，并成為新聞的拓展性形態種類。今天的新聞一線的實踐中，極致新聞提供了新聞的一般規律性方向，并鼓勵新聞從業者形成自己對于極致新聞的個性化凸顯。
就中國新聞社的實踐來說，我們追求“講好中國故事”，什么才能稱得上“講好了中國故事”？筆者認為，受眾的接受度至關重要。所以，長久以來，中新社都強調采用民間視角和海外受眾習慣的語言，努力做到“長話短說、官話民說、硬話軟說、空話不說”。不居高臨下講話，不要貼意識形態標簽，堅決反對說官話、說空話、說假話，在報道中呈現實、寬、短、快、活的特性，漸漸形成了中新社獨特的、以受眾為導向的新聞風格。隨著極致新聞時代的到來，這種風格也面臨引領受眾新需求的問題。根植于戰役性和日常性報道中，中新社無論是個性化，還是介入性、體驗式方面，都進行著創新性實踐。
以2016年全國兩會報道為例，中新社會前對200多家境外華文媒體進行兩會議題的調查，提前掌握海外受眾的關注點；以融媒體的思維，全新策劃各平臺適應性更強的“大通稿”產品；在議程設置上加強介入，根據自身特色，策劃以“華僑華人”為主題的系列報道。這些特色稿件實現了新供給。如全新推出“對外新媒體通稿”，向五大洲79家華文媒體新媒體端口推送稿件，不少華媒都不做刪改，大篇幅刊登，彰顯出創新的力量。
再以里約奧運會報道為例，中新社報道組以多媒體融合為方向，以網絡移動端及社交媒體為稿件第一落點，創新報道和傳播的新模式。前方記者除了傳回成品稿件之外，還同步發回大量碎片化信息與素材，后方報道團隊不同平臺編輯各取所需，對信息進行“深加工”，重新“排列組合”，生產出大量不同形態、適合不同受眾主體的特色稿件。
極致新聞以其契合受眾需求的優勢，必然成為新聞發展的一股新興力量。需要警惕的是，“以受眾為導向”也會有“片面迎合受眾”的危險，應在創新過程中“屏蔽”低級、庸俗以及不健康的內容，所以在實踐中必須堅持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引導廣大新聞輿論工作者做黨的政策主張的傳播者、時代風云的記錄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公平正義的守望者，堅守“極致新聞”的底線。
可以說，極致新聞的提出為新聞的受眾本位概念的回歸提出了一種新的路徑。當新聞生產既成為受眾傳播的起點，又成為受眾接受的終點之時，極致新聞在雙向的互動中展示了筆觸鮮活、語言生動、細節真實、貼近讀者、導向正確、立意新穎、內容靈動的多維特征，其既有著尊重新聞規律的傳播脈絡，又有著新聞專業化趨勢的傳播理想，是新媒體時代中全新的新聞形態與表征。
四、結語
受眾主動表達和互動溝通的愿望與需求提升，對傳統媒體的傳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因而倒逼傳統媒體在信息采集、制作、傳播、接收方式等方面，要適應受眾需求的多元變化而進行主動調整。[5]應該說，極致新聞的適時提出是“受眾本位”的一次理性回歸，也是新聞生產的一次創新化方法改革，其未來發展有待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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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摘 要］目前，閱讀教學課堂“兒童立場”缺乏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為誰教”的問題應引起教師足夠的重視。在堅守表達本位的同時，亟待確立回歸“兒童本位”，真正實現“為兒童而教”的目標。這是通往閱讀教學的理想之境。
［關鍵詞］閱讀教學 兒童本位 低年級
［中圖分類號］ G62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9068（2015）04-027
語文新課標對語文課程的定位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的課程。福建師范大學潘新和教授在《語文：表現與存在》一書中就提出了“表達本位”和“指向寫作”的閱讀教學觀。“教什么”的問題似乎成了最近兩年小學閱讀教學改革的一個熱點。隨著改革的推進，大家對這一問題逐漸達成了共識：閱讀課應改變以學習課文知識和內容為主，轉為以學習閱讀方法和語言運用為主。現在我們在觀摩一些公開課時，可以欣喜地看到這種變化。執教公開課的教師盡量去除那些非語文的東西，更多地關注語言的焦點、文體的特點、寫作的支點、表達的亮點等，讓語文教學充滿濃濃的語文味。在欣喜的同時，我們也發現閱讀教學中越來越多的“兒童立場”缺失的現象。教學內容缺乏兒童視角的關照，教學過程缺乏兒童體驗，甚至以成人的理解代替兒童的感悟。這些問題在小學低年級的閱讀教學中尤為突出。不可否認的是，閱讀教學改革不管朝哪個方向發展，“為誰教”的問題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正像周一貫先生所說的那樣：兒童是課堂的主人，而不是教師。我們教學的對象是兒童，一節成功的閱讀教學課，應該以適合兒童的方式，讓兒童得到全面而又適合自己的發展，最終提升兒童的語文素養。一節課絕不是看教師表演多么的精彩，環節過渡多么的巧妙，教學形式多么的豐富。“為兒童而教”提示我們閱讀教學應基于兒童立場，以兒童的方式讓學生學習積累、理解和表達。所以，當前閱讀教學在堅守“表達本位”的同時，亟待確立和回歸“兒童本位”的理念，真正實現為兒童而教的目標。只有堅持“兒童本位”，才能通往閱讀教學的理想之境。
“為兒童而教”的基礎是了解兒童，研究兒童。小學低年級課堂教學對激發兒童閱讀興趣，培養兒童閱讀習慣，發展兒童表達能力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階段中，怎樣堅守兒童本位的閱讀教學，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一、回歸兒童的自主建構
建構主義學習觀告訴我們：學習過程同時包含兩方面的建構：一方面是對新信息意義的建構，另一方面是對原有經驗的改造和重組。語文學科的學習不像是在一張白紙上畫畫，總要涉及兒童原有的認知結構。在閱讀教學前，學生往往已經進行了預習。這時，教師只有了解學生已有的自主建構的情況，才能更好地展開閱讀教學。例如，教學蘇教版二年級《學棋》一課，不少教師在導入時都會問學生：“小朋友們，你們看了題目有哪些疑問呢？”這時，有的問：“誰學棋？”有的問：“向誰學棋？”有的問：“怎么學棋？”還有的問：“學棋的結果怎么樣？”每當這時，教師都會向提問的學生投去贊賞的目光。接下來，教師通過梳理問題，理清文章的主要內容。這一看起來很順暢的教學環節，如果從兒童本位的閱讀教學觀來審視，它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學生通過預習對文章內容已經有了了解，并不是零起點進入課堂。對提出的這些問題，其實他們心中已有答案。因此，這些問題是空問題、假問題。至于為什么要提出呢？完全是為了迎合教師。長此以往，恐怕學生都不會質疑了。教師應讓學于學生，在教學時關注學生課前對知識的自主建構情況，從學生已有的經驗出發，這樣才能做到學生會的不講，不會的重點講，才能更好地打通學生已有經驗和所學內容之間的通道，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二、回歸兒童的生活實踐
語言來源于生活，同時生活又是學生學習語言的源泉。語言的某些意義需要生活經驗去感知，語言的魅力需要借助生活行為去體驗。在閱讀教學中，回歸兒童的生活實踐的主要方法是創設兒童的生活情景。例如，在教學人教版三年級下冊《燕子》這篇課文時，由于地處農村，我讓學生回家觀察燕子，并記錄下燕子的外形和動作。在學習文章時，我引導學生理解課文中的兩個比喻句：“一對俊俏輕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湊成了活潑機靈的小燕子。”“藍藍的天空，電桿之間連著幾痕細線，多么像五線譜啊！停著的燕子成了音符，譜出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贊歌。”我先提出一個問題：“這兩句話分別把什么比做什么？這樣的比喻恰當嗎？”然后再讓學生根據自己觀察到的燕子的外形和動作仿寫比喻句。由于有了生活實踐，學生寫的句子都比較形象。
三、回歸兒童的思維方式
低年級學生形象思維占主導地位，他們往往給沒有生命的事物賦予生命。一位語文教師在教《 春天來了 》一文時，問一個小朋友：“花兒為什么會開？”第一個學生說：“她睡醒了，想看太陽。”第二個學生說：“她想和小朋友比一比，看誰穿得最漂亮。”第三個學生說：“她也長耳朵，想聽小朋友唱歌。”第四個學生說：“她張開笑臉，想看小草穿上綠衣隨風起舞。”突然，一個學生問：“老師，您說呢？”老師想了想，說：“花兒特別懂事，她知道小朋友們喜歡她，就仰起她的臉，笑了！”聽到這兒，學生們都笑了，那笑臉比花兒還好看。其實，只有教師知道，他原先設計的答案是：“春天來了，花就開了。”這里，正因為教師關注了兒童純真的生活、心靈，了解兒童思維的特點，課堂才充滿了人性之美，滋潤了每一顆幼小的心靈，播撒了愛和希望的種子。教師沒有固守預先設定的答案，否則課堂就會機械、僵化、生硬，失去活力。
四、回歸兒童的情感世界
低年級學生好奇心強，活潑好動，有意注意的時間持續不長。他們的注意力多與興趣、情感有關。在學習中，他們會經常出現不專心、回答問題不正確、理解不透徹等現象。教學時，教師要注意講解時間，保持多種形式的轉換，包括語調、節奏，聽與說練習等。在教學過程中，有些教師根據小學生好奇、愛動、爭強好勝的心理特點,安排一些富有情趣的競賽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以進一步活躍課堂氣氛。有的教師運用角色扮演法，把游戲引入課堂，讓孩子們在輕松愉快的活動中，饒有興趣地獲得知識。有的教師結合閱讀內容，化抽象為具體，使枯燥、機械的回答變成濃厚趣味的兒童游戲，讓孩子們在笑聲中學，在笑聲中記，鞏固所學知識。同時，低年級學生學習動機簡單，易受挫折，也易受鼓勵，教師要努力引導他們樹立學習的自信心。閱讀教學只有回歸兒童的情感世界，才能讓兒童體驗到學習語文的快樂。
第4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關鍵詞 技術 知識 演化 隱喻
[中圖分類號]F0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1)05-0057-05
一、技術知識本質論的發展及其局限
自萊頓(1974)的經典論文《作為知識的技術》作了開創性的研究以來，將技術簡單當成人工制品的認識局限逐漸得到了糾正，技術的知識內涵與本質開始得到承認。著名技術哲學家邦格(1983)從真知(truth)與行為(action)關系角度提出技術是關于行為過程的知識。此后，技術本質乃是各種相關知識集合的論調逐漸成為技術分析的主流觀念，這主要有兩條進路：其一，從技藝、技能、技巧的知識化、理論化的角度，認為技術是關乎“實踐技巧的學問”，經驗形態的技藝、技能、技巧最終能夠上升為一般形態的技術理論(technological theories)，因而技術可以構成為一種知識體系；其二，從當今主要技術(特別是高技術)形態轉化來看，認為技術可以被理解為是科學的應用，科學形態的知識在應用過程中轉化為技術知識。以此為指導，人們不僅研究技術知識體系與其他知識體系(如科學知識體系)的相互關系，也開始觸及技術知識集合的內部結構問題。例如，受波蘭尼的啟示，人們區分了技術知識集合中的默會知識和明言知識；從知識適用性角度出發，人們區分了一般(generic)知識和專用(special)知識；從功能角度出發，人們區分了制造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知識。沿著這種分析范式，人們很自然地將知識創造和知識整合作為技術創新和進步的關鍵，將知識復制和傳播作為技術擴散的實質。
技術知識本質論在經濟學發展進程中亦逐漸占據主流地位。新增長理論在試圖尋找技術進步的內生機制時，毫不猶豫地將人力資本投資、R&D費用等促進知識增長的因素作為技術進步的關鍵變量，技術進步被等同于知識積累，技術知識本質觀的信念一覽無遺。而事實上，在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中，把知識存量的增長率等同于技術進步率的做法是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比如施穆克勒和曼斯菲爾德就將“技術”(technology)直接定義為“工藝技術知識的集合體”。不僅技術哲學和經濟學領域，在管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諸多學科，技術知識本質論都儼然占據了主流地位。
相對于將技術本質理解為以技術工具為形式的人工制品的觀點而言，技術知識本質論抓住了技術的知識內涵，更有利于人們理解社會經濟中的技術交換、技術變遷等現象，甚至也能對較為流行的技術能力論等其他觀點進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但這種已占據主導地位的技術知識本質論仍有其局限。首先，技術知識本質論容易忽略人工制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將技術視為各種相關知識的集合，突破了把技術簡單視為人工制品、只看到物化技術的認識局限，但與此同時，技術知識本質論也有將人工制品完全還原為知識的強烈傾向，容易將技術與人工制品的關系割離，忽視技術的物化特征，從而走向與技術工具觀對立的另一個極端。其次，技術知識本質論有等同論和知識泛化的強烈傾向。正如經濟學、管理學等領域所出現的那樣，技術知識觀容易導致把技術和知識二者完全等同的傾向，將技術創新和變遷直接等同于知識的創新、整合和擴散。但是，技術和知識畢竟有所不同，等同論勢必將與技術相關的所有要素都視為知識，存在將知識概念泛化的強烈沖動。再次，技術知識本質論無法有效處理技術的嵌入性特征。技術是嵌入于一定組織制度、一定歷史文化、一定社會關系之中的技術，這一點在技術社會形塑論(SST)者那里被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種技術嵌入性是技術知識論難以處理的，要么將知識概念泛化用以解釋這種嵌入性，要么將技術的這種嵌入性忽略不計。最后，技術知識本質論的整合力和解釋力差強人意。技術范疇本身紛繁復雜，每種技術觀看到了技術的一個或幾個方面，理想的技術分析范式勢必要求強大的理論整合力和現實解釋力。然而堪稱主流的技術知識本質論并不盡如人意，不能很好地將人工制品、社會嵌入性等技術特征納入分析框架之中，其解釋力和實踐指導力也就差強人意。例如，其難以令人滿意地解釋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其所需要知識均被發現的一百年之后，也難以解釋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端于英國而不是知識積累相差無幾的法國、瑞典或者德國等諸如此類的技術現象。
二、演化經濟學的崛起和生物學隱喻
技術知識本質論雖然占據主流，但亦有不少異議者。美國著名學者內森?羅森伯格沿襲馬克思的思路，堅信技術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技術史學家喬治?巴薩拉則執著地認為“技術和技術發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學知識，也不是技術開發群體或社會經濟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最具影響力的異議者來自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Economics)。自1981年納爾遜和溫特在其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以來，倡導一種與主流經濟學均衡范式截然不同的思維和方法的演化研究范式開始獲得蓬勃發展，相關文獻呈指數化增長之勢，大有掀起一場經濟學的演化革命之勢，成為20世紀末國際學術界發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演化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主流均衡經濟范式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堅持用達爾文主義替代均衡范式所信奉的牛頓一笛卡爾主義世界觀，認為經濟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靜態的存在，而在于動態的生成，強調經濟個體的異質性和有限理性、經濟系統演化的非線性和時間性，廣泛使用生物學隱喻，倡導跨學科交叉研究。
演化范式發展到現在，雖然還比較龐雜，分歧也還廣泛存在，但其基本思維特征和分析框架已逐漸形成共識。作為一種新古典主義研究綱領的替代物，一般認為演化范式具有以下基本思維特征。其一，個體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傳統均衡范式的給定偏好和個體同質性(代表)假設是類型學思考的產物，這就排除了多樣的可能性，因而也無法有效分析創新(包括技術創新)。演化經濟學則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的群體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創新過程的重要性；其二，有限理性。傳統均衡范式中，經濟決策要求具有完全信息，且決策者具有完備的處理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在現實當中，人即使在確定的環境中，具有完全信息的情況下，也可能由于
決策相關因素的復雜性而無法做出最優化的決策，西蒙把人的這種不完備的決策能力叫做有限理性。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研究的出發點不應是假設人具有處理信息的完備能力，而應從實際出發，從有限理性出發；其三，歷史重要性。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沒有時間和歷史的概念，經濟的均衡是瞬時達到的，并且是可逆的，其理論只是討論一種最優化的結構，而不考慮變遷過程的歷史性。演化經濟理論則認為經濟社會中不可逆轉的變化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歷史和時間概念對社會經濟系統的構建與演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分析框架上，演化經濟學認為任何演化過程都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變異(vari-ation)、再現(recurrence)和選擇(selection)。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共同保證演化的進行(例如達爾文的“帶有飾變的由來”)。“變異一再現一選擇”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演化過程，也正是達爾文主義的主要邏輯規律，由此構成演化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的發展為我們重新審視技術與知識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其倡導的隱喻研究方法令人不禁聯想到生物學基因型和表型理論。基因、基因型和表型是遺傳學的基礎概念。早在19世紀中葉，孟德爾就提煉出遺傳因子的概念。1909年，丹麥遺傳學家約翰森對代表可遺傳潛在性的基因型與代表潛在性實現的表型作了區分，認為基因型是遺傳的本質部分，并正式把孟德爾所謂的遺傳因子定義為基因，即基因型的基本單元。1944年埃弗里等證實基因的化學本質是DNA。后來的研究表明，基因是DNA分子上含有特定遺傳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遺傳物質的最小單位。通過復雜的生物化學過程，DNA序列能夠被轉譯成蛋白質或RNA，部分DNA序列還參與這種轉譯過程的調節。基因通過準確的復制可將遺傳信息傳遞給后代，通過轉錄、翻譯等一系列復雜的生物化學等過程可將遺傳信息表現為特定的性狀，這被稱為基因表達。而一種生物的基因組成稱之為基因型，代表生物遺傳潛在性的總和。顯然，基因型只有通過其特定的實現、其與環境相互作用時的表達、通過其表型展現出來時才具有意義，這種特定的基因型表現的性狀則被稱為該基因型的表型。基因與性狀(表型)的關系大多不是一對一的。一方面，一個基因常常可以影響幾個不同的生物化學過程，使各個相應的性狀發生改變；另一方面，生物的幾乎每種性狀都受幾個或很多基因作用影響，各基因一般只對該性狀獨立地起到一份作用，這種現象稱為基因的多效性。而且，基因型代表的只是各種潛在的可能性，基因對表型的效應嚴重依賴于發生反應時的物理和化學環境，亦即從基因型到表型，離不開生物體內外環境條件的作用，一個基因是否表達以及表達的程度受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表型上是基因型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演化生物學的基本哲學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關理論為理解技術本質提供了一個有益的類比和參照。
三、演化范式理解技術本質的三個維度
遵循演化經濟學的基本思維方法和分析框架，通過隱喻演化生物學的哲學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相關理論，技術本質可以被理解為一組關于從投入到產出的轉換過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是一種以技術知識為基因型的表型，其變遷是一個廣義達爾文式的演化過程。這意味著理解技術本質的三個維度：
首先，從功能維度看，技術是關于生產即轉換的指令。每種技術都代表一組從投入到產出過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所謂不同技術是指在這個生產或轉換過程中采用了不同原料、不同能源、不同機器設備、不同組合比例或生產了不同產品等等，亦即指令的改變。正如莫克爾(Mokyr)所指出的，技術本質上是一組關于如何做事的指令。當然，作為“指令”的技術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和增加人們的某種效用，從這個角度看，人類技術與自然界進化出的種種以增加生存概率為目的的生物技能(skill)并無本質不同。
其次，從空間維度看，技術是以技術知識為基因型的表型。如果我們將某種特定技術記為入，其對應的技術知識集合記為Ω，那么λ和Ω之間的關系類似于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關系，技術知識集合(作為基因型)限制各種技術(作為表型)出現的可能性，但并不單獨決定出現哪種技術，技術知識在一定內外環境的作用和影響下表現為特定的技術――即表型，而技術創新則可理解為表型的變異，這種變異既來自于作為基因型的技術知識的變化，也來自于外部環境的改變。這種生物學隱喻是富有啟發的，因為我們對基因如何產生表型的理解要遠遠多于我們對知識如何產生技術的理解，這種隱喻為我們更好地理解技術創新過程和更好地處理技術一知識等同論所不能處理的制度和環境嵌入性等難題提供了一種良好視角。
最后，從時間維度看，技術是一個達爾文式的社會經濟演化過程。新技術的產生與技術變遷都是一個變異一再現一選擇的過程。由于和生物進化類似的過度繁殖能力和生存壓力，人們必須對生產過程中可以使用的眾多技術進行選擇，這樣，選擇過程發生于λ之中，技術變遷本質上可以理解為一個新技術的產生及其適應性選擇問題。而新技術的產生顯然受到技術知識Ω的限制和影響，技術知識Ω的變化同樣可以理解為一個變異一選擇過程，因此，選擇不僅發生于技術入中，即現有技術被選擇使用，也發生于技術知識Ω中，即新知識被接受或被拒絕。普遍達爾文主義指導著技術創新和變遷過程。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生物隱喻也有容易引起誤解之處。比如生物學中一般不允許從表型λ到基因型Q的反饋、生物進化的選擇與再現是嚴格區分的、生物基因信息一般與載體同存亡、基因交流受種屬限制等，但諸如此類的生物學原則和要求顯然并不完全適用于技術現象。此時，牢記演化經濟學使用隱喻的宗旨是有益的，經濟學不應自甘墮落為生物學，隱喻的目的不在于尋找技術與生物演化的準確對應，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技術現象。
四、從技術知識論到技術演化論
技術知識本質論難以有效地整合技術社會形塑論和技術工具觀，難以將二者分別強調的環境對技術變遷的重要作用和技術的物化特征納入自身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技術演化本質論則具有更強大的理論整合能力和現實解釋力。其關于外部社會環境選擇作用的見解、對技術本身內部因素作用的認識以及基因型與表現型原理的運用，使之具備了整合技術社會形塑論和技術工具觀的可能性。如果進一步把技術知識當成技術進化的底層因子，就能將目前主流的技術知識論整合到這種演化分析范式之中。強大的理論整合力同時賦予技術演化本質論強大的解釋力，很多技術知識論和均衡研究范式下無法提供良好解釋的技術現象都能在這種演化范式中進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例如，基因型和表型關系原理為理解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其所需要知識均被發現的近百年之后提供了有益的啟發，而環境的選擇作用則能為解釋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端于英國而不是知識積累相差無幾的法國、瑞典或德國提供良好的思路。不僅如此，演化范式也能為深入研究李約瑟之謎、蘇聯技術困境等重大且爭論頗多的技術現象提供一個更新穎而富有前途的視角。
生物科學的發展不僅驗證了進化理論的科學性，也豐富和發展了達爾文主義，使之日益滲透和影響到人類的世界觀和思維方法。與此同時，物理學的發展，特別是布魯塞爾學派的耗散結構理論也對人類思想的演化范式提出了直接要求。量子力學理論、混沌理論及包括隨機過程在內的現代數學理論的發展，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類以一種演化世界觀來觀察和認識世界，正如古木根社會科學重建委員會的一份權威研究報告指出的：“自然科學發展了一些具有進化論意義的復雜系統，它們所提供的概念框架為社會科學展現了一套連貫的思想，而這套思想與社會科學領域某些由來已久的觀點是非常吻合的”。現代西方哲學中，以伯格森等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哲學開始了對理性的懷疑和對時間、演化與創造的肯定。科學哲學領域，波普爾“證偽主義”哲學體系風靡一時，然而20世紀60年代后歷史社會學派或稱歷史主義的出現很快使得波普爾和他的學派黯然失色，該學派堅持從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來看待科學的發展，強調科學家的社會心理結構對這個發展過程的重要作用，認為科學并非波普爾所說的理性自然發展的邏輯過程，而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技術演化本質論非常契合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現展方向。
五、結語
第5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關鍵詞：以人為本；財務管理職能；分層背景
一、財務管理職能簡要述評
對財務管理職能的論述，有財務管理職能職責觀和財務管理職能業務觀，傳統觀、產權觀等觀點。這些觀點主要涉及3種情況：立足財務活動角度，把財務管理職能規定為籌集資金職能、投放資金職能和分配資金職能；以管理程序或環節或方法劃分為根據，對財務管理職能提出了“一職能說”到“六職能說”的“管理要素說”觀點，如決策、計劃、控制、組織、指揮、協調等（吳水澎，1987），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等（劉恩祿、湯谷良，1991）等等；綜合考慮財務與管理兩方面，如郭復初（1997）認為財務管理的職能包括籌資職能、調節職能、投資職能、分配職能和監督職能等，彭韶兵（2003）認為的籌資、調節、分配、監督，張汝國（2005）認為的規劃、組織、領導與控制等職能。這些觀點所存在的不足有以下方面：對財務管理職能多從“物”而沒從“人”的角度進行定位與定向，即僅就財務管理談職能，使財務管理職能缺乏活性與靈性；把財務職能、財務管理職能乃至理財職能3者不加區分，混為一談，使財務管理的職能變得抽象，讓人無從認識和把握；對財務管理內涵和外延定位不準，沒有兼顧考慮財務關系管理、財務活動管理與財務關系管理的共同管理方面的職能，造成財務管理職能界定上的不科學、理解上的不全面、應用上的不人性。因此，彌補和糾正這些不足，就需要深解與活用“以人為本”的理念，重新厘定財務管理的職能，彰顯財務管理的人文光環和人性光輝。
二、以人為本與財務管理職能分層
在以辨證的觀點全面公正地評價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西方近代以來的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思想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根據今天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中國社會歷史的科學認識，繼承和發展其中所包含的精華，正確認識以人為本的精髓：這種“人”應是集合名詞，是生活在社會之中，具有各種社會關系、從事各種社會活動、創造著社會歷史的主體，是由所有個體按一定方式結合而成的、具有復雜結構的社會有機系統；這種“本”可是事物的根本、基礎，社會歷史的主宰、主體、主人，指導思想和行動的準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價值標準、尺度以及哲學上的本原、本質，經濟學的本位等等。
財務管理不論是定義成組織企業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一項經濟管理工作（如王化成、劉俊彥，1993；彭韶兵，2003），還是關于公司資源的取得與使用的一種管理活動（如谷祺、劉淑蓮，2007）；財務管理的職能不論是如財務管理學家劉恩祿教授所表述的“財務管理的職責和功能”、尹書亭教授所表述的“企業理財人員在企業理財實施過程中應履行的職責和發揮的功能”，還是吳水澎教授所表述的“科學地組織企業的財務活動，正確地處理企業與有關方面的財務關系，最大限度地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其中無不都需要“人”起作用、有“人”在作用。因此，確定財務管理的職能就必須首先明確財務管理中究竟需要哪些“人”，所需之“人”為“本”的根據何在？在裴伯英、干勝道、湯谷良等人認為企業可以大致分為股東大會、董事會總經理、財務經理3個層次，并且區分了所有者財務的職能和經營者財務的職能，以及王斌、張延波（2002）的企業財務分層管理體系指出出資者財務職能、經營者財務職能、財務經理財務職能的基礎上，筆者認為：企業財務管理直接涉及的“人”類就有所有者、管理層類經營者、財務經理和企業員工4個不同利益主體和行為主體（即企業內部關系人，本文不考慮與企業財務管理間接利益相關的外部關系人）；相應地，企業財務管理的職能也就可劃分為所有者財務管理的職能、管理層類經營者財務管理的職能、財務經理財務管理的職能和一般員工財務管理的職能4個層面。
三、財務管理職能的分層背景
在以人為本思想指導下，之所以對財務管理職能進行上述4個方面的分層，主要出于以下考慮：
（一）從委托理論看
財務管理中的委托關系是指一種分權的委托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委托人不僅可以是企業的所有者，也可是企業內部各級授權者；人不僅是企業的整體管理者，也可是某一具有財務主體地位的權利行使者。在此關系下，所有權主體與經營權主體是分離的，財務管理權相應就該分屬不同所有者和經營者；但在實際工作中，所有者不便直接對企業具體的資本運動進行決策參與或干預，而將其分權或放權于以懂事長和總經理為代表的管理層類經營者去掌握和運用；管理層類經營者雖有一定的甚至更多的財務管理權利，但他既不直接也不可能對日常的財務管理事務事無巨細地去親自抓，而是要按一定原則方法將其一部分權限交給財務經理；財務經理在履行既定職責、行使現有權力的過程中，也必然和必須地將財務管理的一些具體操作性事情下交于企業的一般員工。一般員工在其實際的工作活動中，理所當然地就有責任和義務去維護和追求企業及其財務管理目標，積極推動企業及其財務管理的各項工作順利開展和最終實現。這樣，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之間逐級構建委托層次，各級委托層次都有資本產權的使用權利、相應責任和利益分享問題，他們圍繞企業整體財務管理的正常有序運作，就必然和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和職責內行使好財務管理的相應職責。
（二）從價值鏈理論看
在物流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提出的價值鏈理念及其付諸實施的管理活動，都要求供應鏈節點上的各相關方面加強信任合作、共同參與管理、保持運行協調。財務管理實踐和財務管理職能確定理應如此，既要站在企業這個理財主體――物性的“人”而就“財務管理”談職能，也需依從活性的“人”――所有者、管理者或經營者、一般員工等來設定財務管理的職能；更該從“人”的角度考慮資金增值、貨幣時間價值、資本成本、財務風險與收益相關、利益分享等顯形價值因素，同時注重其中所涉及的財務關系的培育與維護、財務理性人的認同與關心、財務可管理的實在與實效、環境文化決定的必然與必需等隱性價值因素；如此才能形成財務資本和知識資本共享資本收益（張佳春、侯麗生，2001）的良好局面。
（三）從財務管理自身看
1、財務管理目標是“人性”目標。財務管理目標不是個人目標，應當盡可能權衡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也允許他們參與發表意見以減少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傅元略，2007）；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角是“人”，在財務范疇內涉及人的所有問題并解決這些問題就很自然；從其明確制定到最終實現都不得不需要“人”的作用、體現“人性”的光輝和優勢，尤其是需要依靠上述的內部關系人的共同參與和職能發揮。
2、財務管理環境是“人和”環境。財務管理環境是指對企業財務活動和財務管理產生影響作用的企業內外的各種條件（謝志華，1998）。要使企業發展與其財務管理所處的內外環境保持積極的動態平衡和協調運作，形成一種“和氣生財”、“家和事興”的“人和”環境，既需要直接從事財務管理工作的財務管理部門人員的積極作用，也需要間接參與財務管理工作的其他部門人員（如管理層類經營者或一般員工等）的有力配合。因為財務管理假設中把財務主體假設為一個企業組織、或一個自然人，抑或整個企業、或其內部某一單位或特定部分；現代財務管理不僅財務部門要從事財務工作，非財務部門也應積極參與；財務部門不僅要將其他部門看作是自己的內部客戶、盡力去協助其他部門工作的開展，而且應在向企業其他部門提供價值信息的基礎上，打破傳統財務管理職能活動的業務流程，對財務活動進行過程重組和流程重組，使財務管理職能活動的業務流程與經營活動的業務流程有機融合，同步生成相關業務的物流、資金流、信息流。
3、財務管理方略是“人道”方略。人是企業所有財務活動的引擎者、參加者、推動者和歸宿者，財務活動本質是人的活動、財務關系深層次的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財務管理除了研究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外，還應該把決定和支配物質財富生產和分配的“人”作為中心、主體和基點來研究和運用；以此形成企業財務管理的高度“人道”。當前，在財務管理中推行的柔性財務管理就是一種“人道”，是一種相對于傳統剛性財務管理而言的，在研究人們心理和行為規律的基礎上，用非強制方式在人們心目中產生一種誘導性力量，從而實現組織的管理目標，把組織的意志轉化為大家自覺的行動的新型財務管理理念或方略。
（四）從財務經理職責變動看
企業財務管理通常與其高層管理人員有關，如財務副總裁或財務經理。財務經理的大部分工作在于通過財務和會計工作為企業創造價值，這種工作實質就體現為財務經理的職責。隨著信息技術進步和金融市場全球化對企業商業運作模式和價值創造過程的改變，企業不僅期待著財務經理能夠具備扎實的專業技能并且固守職業操守，還應能有效地籌集資本、參與部署企業戰略并溝通市場的重要技能。著名財務學家Mike Anastas指出，未來的財務部門將成為企業的信息中心和企業健康運轉的中樞，財務管理將要求擁有最先進的信息技術，并始終將處于信息技術的最前沿；信息技術使得財務部門從關注企業的過去中解脫出來，去分析和預測并做出決定，財務管理使用尖端的信息技術，預測企業產品的需求、生產、銷售、成本和盈利，并指導管理決策；財務經理將處于更高的管理級別，被吸納進企業的最高管理層，成為企業的顧問和戰略家。國際會計師聯盟（IFAC）下屬的財務與管理會計委員會（FMAC）2002年1月的研究報告中，也對財務經理未來職責提出了8個方面的展望。從此意義上說，正視和重視財務管理中“人”的職責作用，將有益于財務活動的積極開展和財務關系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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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尤努斯：我一直堅信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比如農村的婦女需要手機，可以通過在村里成立一個手機生產商，讓她們自己去生產，而不是借錢給她們買手機。這個社會企業就能幫助婦女產生更大的生產積極性。
21CBR：與慈善的方式相比，社會企業的形式有什么特點？
尤努斯：如果用慈善的方式，錢花出去了就不會再回來。但如果采用社會企業的方式，錢是可以回流的，可以重復利用，并且能造成更大的社會影響。這樣的方式能讓錢花得更有效。社會企業會不斷長大，當你離世后一百年，還是繼續在做好事。這個企業有你的名字，人們也記得你改變了世界。
21CBR：在發展中國家推廣社會企業是否很難？
尤努斯：在發達國家確實更容易籌集到充裕的資金，也有更先進的技術來解決社會問題。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社會企業的影響力更顯著，也有更激動人心的前景。
21CBR：各國存在著各種差異，那你創辦的“格萊珉模式”能在全球復制推廣嗎？
尤努斯：格萊珉模式有一些不能更改的關鍵，首先貸款必須是無抵押的；必須周期性還款；貸款要用于盈利的目的；面對最貧窮的婦女；要吸收存款等。這些都是格萊珉模式無論復制到世界哪里，都不能夠改變的要素，這樣才能保證效果。
21CBR：現實中很多農村小額貸款組織都貸款給富裕的人，而不是最需幫助的人。你怎么看呢？
尤努斯：這當然是個問題。微型金融機構必須堅持我前面提到的核心要素。貸款給相對富裕的人當然更容易，但這些組織并不屬于我所講的微型金融和微型信貸的范疇。
21CBR：還貸能力弱是否窮人難以獲得貸款的主要原因？
尤努斯：1976年我和銀行溝通的時候，他們都說窮人沒有信用機制，借錢給他們不放心。但格萊珉模式全球推廣之后，再沒有一個銀行家跟我說窮人沒有信用機制了。我們應該有一種能惠及窮人的金融體系，這一開始聽起來有點虛幻，但實際就是用制度讓窮人獲得信用而已。
21CBR：人類自私、逐利的本性是否是“格萊珉模式”推廣的障礙？
尤努斯：現在的經濟學家把人自私的一面過分擴大。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無私的一面，真正以人為本的經濟不是金錢至上的。
21CBR：你與希拉里等很多政治名人是好朋友，那你會不會受他們影響而投身政治？
尤努斯：政治人物的目標是要得到別人的支持，因此他們要和很多不同意見的人討論。但我是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事的人，所以政治的事情我應該是做不來的。
21CBR：在你的信念里，你的動力來自于哪里？
尤努斯：我并不害怕死亡。幫助世界上有需要的人，讓我覺得自己有用，這是支撐我克服各種困難一路走來的動力。只要我還在一天，我就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幫助別人。
讓其它人快樂才是超級快樂。當你超級快樂的時候，你會忘記自己。我們都只有短短的這一生，我想要留下印記，我希望人們記得我曾經在這世上，這就是快樂。
第7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日本的農民協會已經經歷了半個世紀，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這里介紹日本鳥取縣東伯町采取公司法人的模式來運作農民協會的做法和經驗供參考。
一、
東伯町農協形成的歷史
鳥取縣的東伯町位于日本列島西南部，北部臨日本海，總面積82.2平方公里。年均降水量2，100毫米，平均氣溫16.8度。町內共有耕地面積1，697公頃，人口1.2萬人。畜產品和梨是東伯町的主要農產品。1947年11月日本公布了《農業協同組織法》以后，東伯町的農協就同日本眾多的其他農協一起建立起來了。當時，日本農協組織規模非常之小，如東伯町的小鴨農協只有41家農戶參加。1965年日本公布了《農協合并助成法》，政府鼓勵和促進農協的合并。
當時東伯町有八橋、浦安、下鄉、上鄉和古布莊等五個小規模的農協，受到規模和資金的制約協會在組織銷售、購買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很大。在《農協合并助成法》的推動下，通過協商，這五個協會終于在1965年12月合并成為現在的東伯町農業協會。
1995年東伯町農協一共有會員2320戶，其中正式會員1805戶，非正式會員515戶。同年該協會的固定資產達到191.3億日元（13.4億人民幣）。農產品產值10.2億日元（7140萬人民幣），水果產值12.22億日元（8554萬人民幣），畜產品產值57.3億日元（4.01億人民幣）。農產品加工產值121.8億元日元（8.53億人民幣），其中農產品加工2.1億日元（1470萬人民幣），肉雞加工36.3億日元（2.54億人民幣），肉食品加工56.9億日元（3.98億人民幣），其他產品加工26.53億日元（1.86億人民幣）。
二、東伯町農協的管理組織
東伯町農協的管理組織機構如圖1所示。農協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協會的總代會。總代會是由各村民小組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共375個席位。總代會代表任期為3年，具體工作包括：（1）討論和通過協會的年度報告和年度決算；（2）認可新的年度計劃和預算；（3）討論當年的議案；（4）選舉和委任協會的行政管理人員。
理事會是協會是總代會的常設機構，具體工作是決定協會經營的基本方針，并把具體工作與任務交付協會組合長去執行。協會組合長由總代會任命，他的責職是對協會進行具體管理，如同公司的總經理。
監事會的作用是對理事會和協會組合長的工作進行監督。監事會由總代會領導，直接對總代會負責。
東伯町的生產部門包括農業振新部，畜產部兩大部門。農業振新部主要是為協會成員農戶提供種植業的產前和產后服務。如東伯町的水田共有933公頃，協會的育秧中心，為全協會農戶提供培育的秧苗和機械化插秧等多項服務。協會大米中心為會員提供包括收割、烘干，脫粒、進庫和銷售等一體化服務。
設立農產品加工部的目的是提高協會農戶產品附加價值。如醬菜加工廠收購協會成員的蘿卜，制成醬菜，然后直接銷往協會在町外各地區的市場。水果部是農產園藝科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一世紀梨是東伯町的代表水果產品。70年代初期，東伯町采用公司法人形式促進梨生產的團地化，促使梨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1972年以后町內的梨生產完全采用一體化模式經營，即農戶分散種植，協會統一技術指導，會員收獲的梨由協會統一分檔，儲存和銷售。
畜產部工作包括肉雞、牛肉和豬肉生產，堆肥加工，畜禽的屠宰、加工、物流和銷售等，協會統一的一體化經營。
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大批量購買可以節省各種成本。東伯町農協會設立購買部就是為了節約會員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費用。在生產資料購買方面，協會通過對會員提供數據的統計，掌握町內生產資料，包括飼料、化肥、農藥等需求數量制定購買計劃，并按照會員的需要及時把各種生產資料送到協會成員手中。協會商店提供的生活資料不僅價格便宜，而且減少會員去城市購買日常生活品的時間。
信用和保險部。協會有自己的小銀行，會員把錢存在協會的信用部門，在必要時也可以通過信用部貸取所需的資金。
指導部。協會的指導部包括技術指導和經營指導兩部分。協會除了自己的技術人員以外，還同國立和縣立大學、研究所建立密切的聯系，使協會成員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經常獲得各種技術支持。經營指導包括教會協會會員記帳，合理避稅以及怎樣有效地運作資金。
相關的公司。隨著農協生產和銷售規模不斷擴大，協會利用積累的資金投資經營兩個由協會直接控股的公司。“東伯振興株式會社”就是其中之一。東伯振興株式會社經營的有（1）兄弟購物中心；（2）鳥取肉雞加工廠；（3）鳥取車站商店；（4）大阪物流中心；（5）島根營業所。兄弟購物中心是設立在町內的零售商店，主要銷售生活用品。鳥取肉雞加工廠是肉雞加工處理工廠，年加工能力達到200萬羽雞，主要滿足大阪和京都地區市場需求。鳥取車站連鎖商店設立在鳥取縣各車站附近，銷售東伯町生產和加工的牛肉、雞肉、豬肉和肉制品。大阪物流中心從事農產品的第三方物流工作，把鳥取縣的農產品、畜產品和水產品配送到日本關西地區的各大超級市場。島根營業所為協會成員提供綜合服務，包括銷售農畜產品的、食品、衣服、日用品、汽車。房產和地產的買賣。此外還經營貸款和保險業務。
三、東伯町農協肉牛產業一體化
為了具體了解東伯町農協的運作情況，我們在這里介紹東伯町肉牛一體化經營的案例。東伯町的肉牛生產的方式是肉牛的飼養由各協會成員分戶進行，此外的所有工作由協會通過一體化經營方式來完成。這些工作包括種牛的繁育，小牛的生產、架子牛的育肥，屠宰、加工和銷售活動。同這類活動配套的公共設施和設備包括小牛繁殖中心、小牛哺乳中心、育肥牛試驗場、草場、奶牛中心，屠宰加工廠、營業所和牛肉專賣店。
1．肉牛的繁殖和育肥
1991年日本開放牛肉進口以后，國內的養牛產業深受影響。原來東伯町農協生產牛肉以小公奶牛的育肥為主。隨著進口牛肉迅速增加以后，小公奶牛育肥肉同進口牛肉之間的價格差異很小，受到沖擊特別大，銷售額顯著下降。為了改善這種不利狀況，町農協決定開發不受進口牛肉影響的高級黑毛日本和牛牛肉。為此，他們建立了肉牛繁殖中心和哺育中心。繁殖中心任務是繁殖優質黑毛品種小和牛，哺育中心的任務把由哺育和飼養由繁殖中心送過來的黑毛小牛，以及部分從牛奶生產農戶家里收購來的小公奶牛，賣給本町養牛農戶，通過他們來培養優質黑毛和母牛和肉牛。
2．繁育中心
繁育中心的主要任務快速繁殖優質黑毛和牛。采用的方法是人工受精或者胚胎移植等方式使得母牛懷孕。胚胎移植不僅可以確保胚胎品質，還有可以借助普通母牛借腹生產價格昂貴的黑毛和牛，達到加快優質牛的繁殖速度，降低生產成本。繁育中心內一共有50頭供卵牛，平均每頭牛在一年中間采卵3到4次。
圖2、東伯町農協畜產部一體化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東伯町農協的軌跡”。
繁育中心除了把大部分未斷奶的小牛送到哺育中心以外，還保留著部分小牛。這些小牛養到9月齡以后，小公牛賣給育肥農戶，母牛賣給繁殖牛飼養農戶或者是送到鳥取縣經營的牧場中放養。這些母牛成熟以后，再在其中挑選品質優良的母牛送回農協繁殖中心，作為繁殖種母牛使用。
3．哺育中心
哺育中心除了哺育繁殖中心轉移過來的小黑毛和牛以外，它們還向牛奶生產農戶購買奶小公牛或雜交牛。東伯町內有共有87戶牛奶生產農戶，飼養了1，260頭奶牛。哺育中心通過人工哺乳的方式把這些小牛飼養到9個月以后，作為架子牛賣給育肥農戶或者是町的育肥試驗場。哺育中心有職工4名，通常的飼養規模為600頭牛，每年架子牛的出售數量約900頭。
4．
第8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民族文化本體；少數民族職業教育
一、問題的提出
2008年發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少數民族地區大量農民工被迫返鄉和大中專畢業生低就業率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如何解決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問題使民族經濟走出困境，迎接挑戰，抓住機遇，尋找危機后民族經濟騰飛新起點是少數民族職業教育面臨的重大課題。統計資料顯示，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現有農村勞動力88663人，其中富余勞動力達31043人，其中18―35歲的男性富余勞動力14708人，女性富余勞動力16335人，因此，以水族地區為調查點具有代表性。此項研究課題組對三都水族自治縣和荔波堯古兩個水族地區職業教育進行跟蹤調查，力求通過水族為基點對少數民族職業教育的地方化特質和發展狀態做出一種判斷，尋找或揭示既能夠有效調試于全球化的現代世界，又不喪失自己民族文化獨特性的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形勢，以期促進金融危機后少數民族就業率和地區經濟的新一輪增長。
二、以學校為中心促進少數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
(一)培養民族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
民族文化認同感是指文化主體在共同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對某種文化意識在心理上達成的共識，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相對其他民族共同體而言，我為之我的民族情感。
三都職業教育培訓中心是縣內唯一的一家融中等職業技術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教學與科學試驗、技術推廣、生產示范和信息服務于一體的辦學單位。課胚組在三都職教中心重點設立調查點。在調研中不少學員反映技能培訓班沒有充分考慮他們的實際需求，培訓項目時間短、技術含量低、實用性不強。比如：有的培訓班讓學員花一周時間學習城市生活禮儀；所謂“電腦培訓班”就是花10多天時間讓學員學打字。培訓基地建設滯后，學校陳設簡陋，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設施緊缺，影響培訓質量。還有的培訓與市場脫節，與需要勞動力的企業脫節，或是培訓的內容不是企業所需的。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面對企業大量裁員的形勢，我們認為培訓形式應該多樣化，而基于民族文化本體上的職業教育是當前培養實用性人才以突出技能特色擴大就業空間所亟須的。水族歷來是一個擅長農耕、養殖和民間技藝的民族，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馬尾繡，有適應古老競技運動所沉淀的馬匹養殖技術，有釀酒、制藥等傳統民族技藝等，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礎上利用政府對返鄉農民工專項創業資金補貼、小額貸款低門檻高額度，財政貼息、稅費減免等相關政策的扶持和幫助，鼓勵返鄉農民工在創業園區自主創業，職業教育培訓機構為企業針對性培養農村服務業、農產品加工業、地方特色產業、養殖業、餐飲業等相關技術人才，這一方面可以讓學員在技術上很快上手，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大民族地區對富余人員的自我消化額度，緩解未來新一輪就業壓力。
(二)學校教育要將民族文化和教育競爭相融合
以舒爾茨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受過較高教育程度的人，會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含量，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上會具有較高的勞動率水平，因而具有更高的職業地位和工資水平。人力資源理論后的“信號理論”和“篩選理論”，雖然認為接受過更高教育的人并不一定有較高的勞動率水平，但他們認為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會具有更強大的“信號”，這種信號會使他們被優先雇用，并被分配到較高的職業地位。因此。在民族地區，提高返鄉農民工和新生勞動力的學歷水平已成為社會的大勢所趨。而職業教育的低門檻和高產出正是響應這一趨勢最好的途徑。
調研數據顯示，三都縣農村富余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為主，截止2008年12月縣教育局統計數據表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30317人，中專(高中)文化程度1628人，大專以上學歷59人。民族地區受教育程度處于相對落后的水平，這使得民族地區勞動力在外務工就業競爭力不足。同時，在金融危機影響下，返鄉農民工年齡結構中青年返鄉農民工占很大比例。在有效調查樣本中，2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占返鄉農民工的48，57％。因此，面對少數民族失業人口學歷層次低、青年比例大的現狀，對民族地區勞動力開展學歷教育是應對下一輪就業壓力的必要措施。為此，教育部門應該在自愿基礎上以中職學校為主面向返鄉農民工開展學歷教育。廣泛利用各種培訓資源，開展以縣級職教中心為主要基地的返鄉農民工培訓工作，充分發揮農村化技術學校、普通中學及其他培訓機構的作用，充分利用遠程教育網，提高培訓效率。為提高積極性可采用免費培訓與合格津貼相結合的措施，激勵返鄉農民工參加。鼓勵返鄉農民工免費就近參加培訓班，學習各種自己所需要的技能。經過職業技能鑒定考核，取得職業技能資格證書并享受勞動保障部門的培訓津貼。
對于新成長起來的少數民族勞動力，更應該加大學歷教育的培養力度，在政策和資金上進行扶持鼓勵民族青少年進行高學歷教育。
(三)接受職業教育機會的指標要結合民族地區資源稀缺狀況在職業院校進行再分配
首先，加大力度扶持地區性職業教育院校。我國職業教育的成本分攤制度規定，教育經費由學校、社會和個人解決。但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政府無力承擔高昂的辦學成本和學生流失的資金風險而導致地區職業院校無法建立或者發展受制。據2009年9月入學統計數據表明，貴州全省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數約為15.3萬人，完成招生數占總計劃數的75％，但普定、關嶺、貴定、三都、六盤水鐘山區5個縣、區的中職學校招生數不到100人。地方經濟的差異無疑是職業學校學生入學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學校教師隊伍方面，西部地區，特別是貧困的民族地區，政府除給予教師基本工資外，只有很少的獎金和福利。又由于政府財力有限，他們沒有機會進行學習和晉升，很多人連住房和成家的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民族地區不僅很難從外面引進優秀教師，就連本民族的優秀人才也存在外流現象。三都縣職教中心目前有文化基礎課專任教師16人，專業理論課專任教師5人，沒有實習、實訓指導教師。其中14人是大專學歷，5人是中專、中師學歷，只有2人是本科學歷。這支師資隊伍不僅數量不足，質量不高，而且文化基礎課、專業理論課、實習實訓指導課三類教師的結構比例十分不合理，嚴重制約職業教育發展。
再次，西部民族地區學生接受高等職業教育機會的指標分配過于死板和原則化，是導致西部少數民族
地區教育落后的一大體制因素。貴州省當地政府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呈現“自上而下”的倒金字塔投資模式，省會城市、地州市的教育資源需求可以得到極大的滿足，教育質量也比較高，這些城市在享有優先配置的教育資源的同時還享受著國家給予的西部民族地區的所有優惠政策，這加劇了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不公平。
三、以家庭為中心促進少數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
三都縣在組織勞務輸出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戰略上取得了顯著成績，截止2008年底已實現了l萬余名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流動就業，但是由于自然、歷史等諸多原因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大部分鄉鎮邊遠村農戶仍十分貧窮，目前尚有2萬余名邊遠農村富余勞動力資源亟待開展培訓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家庭經濟主要依靠農耕和養殖，也有部分成年人外出打工。截至2008年初，堯古村水族男性193人外出打工，女性87人。因此，開展富余勞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婦女是重點。
(一)發展女性職業教育，提高成年女性就業率
水族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小家庭，家庭成員分工和職責較為明顯，一般是男耕女織，栽插和收割是男女共同負擔。調研發現，水族婦女所承擔的家務量遠遠超過男性，女性不但承擔著耕作的任務，同時還必須承擔家庭中與吃、穿、住、行等相關的所有家務勞動，她們的工作貫穿于除了吃飯和睡覺以外的所有時間，幾乎沒有屬于自己的閑暇時間。而男性除了承擔家庭重大的或者重體力的工作之外，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閑暇時間。因此，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教育的機會相對男性少。但是這并不能阻止婦女擁有接受教育的愿望和否定婦女的學習能力。
三都縣志記載，三都早在1982年就有農村夜校156所，學員2257人，其中丁寨夜校女子班擁有25名水族婦女人學。這說明，少數民族婦女有著強烈的接受教育的愿望。同時，另一組統計數據表明，2005年青壯年女性識字率達到97.8％，婦女平均受教育年限6.32年。婦女在接受教育的時候其學習能力不亞于男性。隨著近幾年經濟的發展和先進思想的注入，水族婦女在相對程度上享有了就業權、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等。2005年，三都全社會就業人員中，女性占45％。女性就業呈現多元化模式。三都縣近幾年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中，制定了竹業、早熟菜、花椒、優質米、養殖、林業等十大產業項目發展規劃，婦女在十大項目規劃中發揮了“半邊天”作用。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下，縣婦聯積極協同農科部門，從2000年開始，全面實施“巾幗科技致富工程”初見成效。在全縣農村舉辦項目和“綠色證書”產業科技項目班共421期，有10多萬婦女獲得培訓，使每戶能夠掌握3門以上的農業適用技術；對取得“綠色證書”的農村婦女，優先安排扶貧開發項目和小額信貸、實用技術培訓、承包開發權、擇優聘用等優惠政策；建立科技示范基地，為農村婦女學科學、用科學提供良好機遇和場所；為改善生態環境和發展農村經濟，全縣加大科技扶貧力度，繼續實施“巾幗扶貧行動”，開展科技“三下鄉”。通過實施“巾幗科技致富工程”，提高了水族婦女的整體素質和社會地位，讓成百上千的水族婦女走出繡樓，走出大山，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成為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領頭雁”。
(二)改善教育的代際延續，加強未成年女子教育
除了成年女性的教育之外，未成年女子教育也是不可忽視的。少數民族社會大多存在著重男輕女思想。越是邊遠貧窮的地方不愿送女孩子上學讀書的思想意識越是根深蒂固。未成年女子教育存在極大的困難，影響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三都是國家級貧困縣，水族農村女童失、輟學率占40％－45％，嚴重阻礙著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
要發展女性職業教育，教育權益在女性身上的代際延續是不容小視的。這種延續既是民族傳統性別文化和父權制社會制度作用下的結果。也是女性在性別桎梏之下對女性角色定位的認同和順應。女性傳承著文化，而文化又在塑造著女性。在貧困的農村地區，女性的教育問題處于深度邊緣化狀態。女性教育困境的改變，不僅需要考慮教育政策的扶持、教育法制的保障以及教育觀念的宣傳等，也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何立足于當地的民族文化環境，通過實施教育、文化、經濟發展相結合的綜合發展戰略來重新構建村寨女性角色的新形象和新地位，從而找到解決女性擺脫教育困境的治本之策。
四、以社區為中心促進少數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
(一)依托學校建立農村社區學習中心
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是以一定的社區機構為依托，以終生教育思想為基礎，提高社區成員素質和生活質量為目的，促進社區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非正規的教育機構。董倒村種植藍靛和織布項目中，其項目內容和水族的傳統耕作文化和工藝技能密切相關。一開始有12戶報名參加種植藍靛，13戶報名參加織布項目。項目組首先利用夜校的形式對項目參與人員進行培訓，通過PRA方法與社區群眾討論男女之間各自付出的勞動和各自為家庭、社會作出的貢獻，并請織布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負責教授織布技術，經過磋商、交流和上機操作，讓學習者反復試機，直至學會單獨操作為止，并隨時對織出的布進行評比，強化專業技能。經過培訓，學習者從只會織幾種花樣到會織幾十種花樣。
(二)依托政府設立社區學習中心
鄉政府(村委會)對社區民族職業教育具有組織和協調作用，可以運用行政手段為社區職業教育的開展提供政策保障和資金支持。董倒村種植藍靛和織布項目中，項目組在項目后期為了達到整個項目的延續性依托鄉政府采取參與式管理的方法。藍靛種植和織布項目均采取自愿報名、公開、平等、張榜公布的程序進入，由村民民主推選3名負責人負責項目的監督、管理、運作等一切事務，并制定出細致的管理計劃實施管理，成立社區學習交流中心。參與人員所需物資都由負責人帶隊統一購買、統一分發。在種植和織布的過程中，由負責人統一協調，并定期召集大家共同交流，分享經驗和成功。每逢趕場，藍靛種植小組和織布小組在村委會的帶領下，將藍靛和織出的布帶到洞塘、荔波、翁昂等地銷售，藍靛每畝年收3000－4000元，織布每床純利25―30元，大大激勵了學習者的學習熱情。據堯古村支書說，2009年在堯古村已有230多畝藍靛，村民的經濟水平得到較大改善。
以社區為中心促進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關鍵在于利用社區的各種資源，發揮社區政府的作用，通過政府的組織帶動，加強社區、學校、家庭的合作，使民族職業教育在社區內得到很好的開展。
參考文獻：
[1]趙世林.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論綱(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18.
第9篇：經濟危機本質范文
[關鍵詞] 內鏡下粘膜剝離術 胃底賁門 固有肌層 鈦鋏
胃粘膜下腫瘤（subepithelial tumors， SETs）的發生率為0.4%，多為常規胃鏡檢查時被發現而無明顯臨床癥狀。鏡下表現為團狀隆起，表面粘膜光滑，呈腔內生長為主或腔外生長為主，絕大多數為良性病變，但潛在的惡性傾向并不能被忽視[2]。根據目前指南標準，較大（直徑>3cm）或有癥狀的SETs患者，因為其潛在惡性可能需要外科手術切除。但對于較小SETs患者（直徑<3cm），診斷和治療仍然存在爭議，需要定期應用內鏡尤其是超聲內鏡進行隨訪 ，但明確SETs良惡性診斷的金標準仍是術后病理學診斷[1]。
ESD術中粘膜下腫瘤的位置是關鍵問題。當病灶位于胃底及賁門時，由于手術操作翻轉鏡身引起電切操作可能垂直面對腫瘤，因此醫源性穿孔和創面封閉不全是最危險的并發癥。隨著鈦鋏的應用，ESD術中穿孔創面完全封閉得到了保證。本研究目的旨在評價ESD治療胃底賁門固有肌層的粘膜下腫瘤的安全性、有效性。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及研究人群
在本前瞻性研究中，納入了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我院住院治療的15例病人（8名男性，7名女性;平均年齡53，46-59）。病人納入標準：①、年齡大于18歲;②、超聲內鏡下測量的腫瘤直徑介于1cm-3cm之間;③、超聲內鏡下見腫瘤呈腔內生長;④、腫瘤起源于固有肌層;⑤、腫瘤位于胃底賁門。術前行超聲內鏡檢查以明確腫瘤大小、起源、邊界以及生長方式。病人排除標準：①、未獲得患者同意;②、存在基礎疾病無法行全身麻醉;③、妊娠期;④、出凝血功能異常;⑤、經超聲內鏡診斷明確的血管瘤;⑥、存在內鏡檢查治療的其它禁忌癥。本課題經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同意并批準。納入研究的病人均術前與病人及家屬詳細交代病情、告知ESD手術過程以及可能出現的并發癥，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二、術中應用器械
ESD術前及術中應用的主要器械有：超聲內鏡（Pentax U3630），透明帽，IT2刀（KD-611），針狀刀（KD-650L），電凝鉗（FD-410LR），注射針（NM-4L-1），鈦鋏（Resolution clip，Boston-Science;Endoclip，Olympus），高頻電（ICC200，Erbe， Germany），氬氣刀（APC300，Erbe， Germany），二氧化碳氣泵（UCR，Olympus）。
三、手術過程
所有病人全麻氣管插管及機械通氣下于手術室行ESD手術。病人全麻后首先應用氬氣于病變邊緣周圍3mm處進行標記，然后應用靛胭脂加甘油果糖進行粘膜下注射。針狀刀預切開粘膜約3mm～5mm后，應用IT2刀于預切口處環切病變組織。邊注射邊逐步剝離粘膜下層，充分暴露固有肌層病變，在剝離過程中所有可見的血管和出血點必須應用熱活檢鉗或氬氣預處理，方可進行下一步剝離操作。由于病變位于賁門胃底處，充分暴露病變后應用圈套器圈套將病變后電切下[2，3]，全瘤回收送檢。先應用Resolution clip封閉以縮小創面和（或）穿孔，再應用Endo clip逐漸完全封閉。術后內鏡下觀察無瘤體殘留定義為完全切除。術后病人給予胃腸減壓并禁食、靜脈營養和質子泵抑制劑治療。
四、病理檢查
所有組織經石蠟包埋切片后行病理檢查和免疫組化檢查，病理檢查應用H-E染色，免疫組化檢查指標有DOG-1、CD34、CD117、平滑肌肌動蛋白（SMA）、肌間線蛋白、S-100和Ki67。當病變DOG-1、CD34表達陽性時考慮為間質瘤，病理科醫師于高倍顯微鏡下檢測有絲分裂數以進一步辨別病變潛在惡性傾向[1]。顯微鏡下見切除邊緣無腫瘤組織為R0級切除，切除邊緣有腫瘤組織為R1級切除。本研究目的為應用鈦鋏創面完全閉合的R0級切除[4]。
五、病人術后隨訪
病人術后2周進行電話隨訪，術后8周進行內鏡檢查，以后監測周期間質瘤為每三個月隨訪一次，平滑肌瘤為每六個月隨訪一次。
結果
表-1為納入的15例病人臨床資料及治療結果匯總。所有的病變均為起源于固有肌層的胃底賁門粘膜下占位。14例病人完成了手術（手術大體過程見圖-1），1例病人因病變與周圍組織粘連嚴重轉為腹腔鏡手術。切除病變的平均大小為17.1mm*15.2mm，平均ESD手術時間為93分鐘。4例（28.6%）病人于術中發生穿孔，所有的穿孔創面均應用鈦鋏于內鏡下完全封閉而未轉為傳統外科手術（見圖-1）。1例病人發生ESD術后早期出血（Early post-ESD bleeding，EPBD），術后急癥內鏡復查應用孟氏液噴灑創面后出血停止。ESD術后全瘤送檢，顯微鏡下見切除邊緣未見瘤組織，達到R0級切除。12例病變（80.0%）診斷為間質瘤（包括腹腔鏡手術取出的病變），高倍鏡分析均為極低度惡性可能（每50高倍鏡視野下有絲分裂數<5個）。術后隨訪見表-1，隨訪中未發現腹膜炎及腹腔膿腫發生。
年齡/性別
大小（mm）
時間（min）
是否完全切除/并發癥
病理
術后隨訪（周）/復發
59F
15*15
95
Yes
Leiomyoma，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1%
55/N
57F
20*18
100
Yes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50/N
67F
12*10
78
Yes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45/N
60M
15*09
62
Leiomyoma，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1%
40/N
48M
25*15
110
Yes/perforation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40/N
58M
12*12
65
Yes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40/N
53M
28*30
130
Yes/perforation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40/N
48M
15*15
115
Yes/perforation，EPEB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35/N
49F
15*15
85
Yes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35/N
51F
25*20
70
NA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NA
52F
20*20
80
YES
Leiomyoma，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1%
30/N
46F
10*15
90
Yes/perforation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30/N
56M
20*15
96
Yes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25/N
52M
15*10
100
Yes/perforation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25/N
48F
10*10
96
Yes
GIST，mitosis/HPF=5/50HPF，SMA-，Desmin-，CD117+，Dog+，s-100-，Ki67=2%
20/N
表-1：病人臨床資料匯總表。NA：病人轉為腹腔鏡手術。
a
b
c
d
e
f
圖1：ESD過程。（一）內鏡檢查發現的胃底粘膜下腫瘤。（b）來自固有肌層腫瘤的內鏡超聲圖形評估。（C）腫瘤從肌肉中解剖下來。（D）病損穿孔的胃壁。（E）Resolution clip夾閉。（f）鈦鋏將胃壁創面充分夾閉。
討論
上消化道粘膜下占位多于常規胃鏡檢查時發現，多數病人被要求定期胃鏡或超聲內鏡隨訪，但是隨訪周期的標準及何時終止隨訪轉為手術治療的標準并不明確。由于起源于固有肌層的間質瘤惡性傾向更大，因此明確的病理診斷對減輕病人身心負擔及明確腫瘤性質尤為重要 。ESD手術的優勢在于可以微創下達到全瘤切除并明確病理診斷。隨著技術和器械的發展，內鏡下完全切除起源于固有肌層的賁門胃底病變的研究報道越來越多。但是由于位置等原因，完全切除起源賁門胃底病變仍然比在胃腔其他部位操作更加困難，出現穿孔的風險更大。
在本研究中14例病人（93.3%）完成的ESD手術，1例病人因組織粘連轉為腹腔鏡手術。完整切除率高于Shim的報道[3]，接近Liu的報道[5]。但是在Liu報道的病例中只有2例位于胃底，3例位于賁門。本研究中25.0%病例出現的術中穿孔，高于近期日本的一項ESD研究[6]。這可能跟我們的研究只針對于賁門胃底病變有關，在賁門胃底部位的內鏡操作更具有風險性和挑戰性。針對ESD術中穿孔的封閉方法以往已有多個臨床研究進行報道，但大多具有局限性，主要表現在：①、對內鏡技術要求過高;②、需要特殊的器械裝備。在本研究中我們對于術后創面和胃壁缺損的封閉應用了兩種鈦鋏：波士頓科技的Resolution clip和奧林巴斯的Endo clip。Resolution clip張開后直徑可達13mm大于Endo clip的張開直徑;但Resolution clip價格昂貴，會增加治療成本。在處理術后創面時，我們首先應用Resolution clip縮小缺損面，繼而應用Endo clip完全閉合創面。應用這樣的器械組合方法，我們成功的封閉了穿孔和創面，預防了遲發型穿孔和腹膜炎的發生。
本研究中1例病人出現EPBD，病人術后16小時內血紅蛋白下降了3g/dL。術后急癥胃鏡見創面滲血，應用孟氏液噴灑后出血停止。EPBD的發生率同病變位置、起源層次、活檢瘢痕和手術時間明顯相關。本研究中只有1例病人出現EPBD，低于以往研究的出血發生率[7]，這表明即使位于賁門胃底的病變，應用鈦鋏封閉創面的方法也是安全有效的。
我院ESD術中切除的粘膜下病變絕大多數術后病理證實為極低度惡性傾向的胃間質瘤，占所有病變的80.0%，這同以往相關研究報道相似。病理診斷不可能從內鏡檢查或超聲內鏡檢查中獲得[7]，因此內鏡或超聲內鏡監測有可能延誤對病變良惡性的診斷，而對病人造成極大負擔。雖然大多數間質瘤為極低度惡性傾向，但R0級切除的ESD手術仍然是一種微創的、明智的治療選擇。
本研究中仍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①、粘膜下隧道技術應該納入對于賁門粘膜下占位的進一步研究;②、納入更多的病例并進行對比研究。
總之，聯合鈦鋏的經典ESD手術對于胃底賁門起源于固有肌層的粘膜下腫瘤是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全層剝離后的缺損和創面完全可以應用鈦鋏成功封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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