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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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摘要：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和社會事業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國家綜合實力也大大增強，與此相適應，我國的財政經濟與財政體制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本文將對當前財政經濟形勢和財政體制的改革進行一定的分析，以明確當前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現狀以及發展的方向等。
關鍵詞 ：財政經濟;形勢;改革;財政體制
在改革開放措施的推動之下，我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持續發展的狀態。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國經濟與全球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的密切，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形勢的影響，使得我國需要進行有效的財政體制改革，以有效實現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
一、現階段我國財政經濟發展形勢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中小企業發展面臨著一定的挑戰
伴隨我國經濟的發展，中小企業的數量正在逐漸的增多。但是，在實際的發展中，我國中小企業也面臨著一定的挑戰。資金籌集困難以及企業運營方面不夠成熟，規模小，產業集中率低，產業升級緩慢，市場競爭力不強，非常容易受經濟波動的影響。導致出現這樣問題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了我國貨幣政策以及經濟形勢的影響所致。同時，由于企業經濟發展與實際需要并不符合，經濟結構發展不合理，導致企業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比較低下，企業發展后勁不足，直接影響了財政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民生問題比較突出
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民生問題已經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這也是目前財政經濟急需解決的一個主要矛盾。民生問題的迫切性也推動政府的改革，也急需財政的大力支持。在住房方面，雖然當前也有很多的經濟適用房與商品房等出現，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政策，如棚戶區改造、建立安居住房保障等，但事實上，我國人民在住房問題上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在醫療問題上，一直都存在著“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人民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也急需醫療事業的發展，也亟需政府能夠在我國醫療事業方面做出有力的改革。目前，我國面臨的就業問題也十分突出，通過每年的就業信息與失業率中就能看出，當前我國的就業形勢已經十分嚴峻，同樣也迫切需要政府進行相應的改革調整。
（三）經濟發展存在下行風險
目前，我國經濟處在一個結構調整期，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行業發展變化差距逐步變大。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成本優勢相對其他國家已經不太明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沒有有效改觀，產業升級的道路還比較漫長。地方債務風險依舊存在，財政貨幣政策受制因素仍沒有消失。結構性失衡與主動性減速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經濟下行風險依然存在，需要高度重視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應對。
二、當前財政經濟形勢和財政體制的改革分析
（一）合理調控經濟發展規模
首先，首要考慮的就是稅收的問題。我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的來源就是稅收，為此，調整財政經濟發展的規模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保證稅收來源的穩定，并將其增長情況作為制定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的依據。其次，要考慮我國的財政赤字水平問題。事實上，當前我國的財政赤字水平還比較低。財政赤字的作用在于，當國家對經濟做出調整的時候，合理的運用財政赤字的作用，確保財政赤字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促進的作用，緩解國家在財政方面的支出壓力。再次，采取市場化調控措施。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采用什么樣的財政貨幣政策等市場化手段作為調整經濟結構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市場化手段去調整經濟的發展，需要由不同時期的經濟以及金融發展環境所決定，也需要制定合理有效財政貨幣政策、應用宏觀調控的手段才能夠實現。比如，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存貸款利率的放開等。
（二）對國家財政支出結構進行科學調整
之所以對財政支出進行一定的調整，目的在于保證財政體制的平衡。由于財政支出結構受多方面的因素影響，那么在確定財政支出前不單單的要考慮經濟的發展形勢，還需要對以往的財政支出結構等進行一定優化調整。一是要堅持有保有壓的原則，確保民生類支出的增長，逐步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等需求；二是加快支出制度改革，保證資金使用的效益和質量；三是合理調整支出手段和方向，促進公平統一的市場建設。
（三）對收入分配的結構進行一定調整
在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主要體現在我國的城鄉收入的差距、東部沿海地區與西北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等，導致出現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在于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為此，我國政府需要針對這些收入矛盾的存在進行合理的調控，可以加大財政一般轉移支付力度，增加其比重，合理調整地區財力差異；通過對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等稅收政策的調整，緩解我國的居民、企業等收入差距問題。提高我國非再生能源的稅率以及奢侈品的消費稅稅率等，引導良性消費，籌集資金擴大內涵再生產。完善我國正在實行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自貿區”等一系列國家戰略，平衡地區發展差異。這些方面都能夠用于我國的收入結構的合理調整，也是推動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環節，確保我國經濟能夠快速的發展。
（四）做好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的劃分
要確保財政經濟發展形勢與財政體制改革能夠有效的進行下去，那么財權與事權的劃分是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對于事權要重新的劃分，要將當前我國的稅收體制與我國的稅收基本法規范化、制度化，盡量賦予地方一定的稅政管理權，改善目前稅收繁瑣復雜的狀況。對于城鄉而言，基本公共服務還不到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沒有統一；同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事權配置方面存在著隨意性等等。為此，我國政府應通過對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的劃分，以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促進財政經濟的及其體制的良性循環。
（五）完善制度，加強管理，提高財政資金的績效水平。要加快財政制度與體制的法制化建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約束有力的完整體系，特別是新《預算法》出臺后，要及時調整與之不相適應的制度與規定，更能適應與推動經濟發展；要加強財政資金的監督管理，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監管，也包括資金流程的監管。既監督程序是否規范，又監督資金的使用效益的發揮，努力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
（六）處理好地方債務問題
地方債務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累積了一定的風險和隱患，要穩妥處理好地方債務，防止其對經濟發展造成沖擊。建立規范有效的債務管理體系，從“管、用、還”上做好文章。要修明渠，規范債務融資渠道。要堵暗道，分清政府與企業、市場的關系，合理劃分確認政府債務。
現階段，我國在財政經濟與財政體制改革方面已經加大了力度，我國的財政經濟發展雖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一定的積極的影響。在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之下，解決當前我國財政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更是刻不容緩，對存在的問題必須要進行及時的調整與完善，以減小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損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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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經濟管理；職能轉變；行政干預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有了深刻轉變，從微觀轉向宏觀，從直接干預轉向間接調控，從行政依賴轉向法治監管，取得了顯著成果。但與建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和增強經濟活力的發展要求相比，我國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還存在一定問題，亟待借助新一輪的政府改革實現根本的轉變。
一、當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依然突出，市場壟斷依然較多
一些市場領域的壟斷程度依然較高，特別是競爭性領域也呈現不對稱競爭局面。近期，經濟學家魏杰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指出，當前政府經濟職能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他特別強調政府基本壟斷了四大資源：第一是貨幣資源；第二壟斷了物資資源，石油、煤炭、電力基本壟斷；第三，壟斷了物流，像航空、運輸、鐵路都是政府的；第四是壟斷了信息，從電信到郵政都被壟斷。
（二）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干預從顯性變為隱性
一些經濟許可審批事項從表面上看隨著行政審批的改革而取消，一些審批事項總量上看是減少的，但仔細觀察，卻是小項的歸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審批事項和管制活動，被從經濟管理部門下放或轉交給其下設的事業單位或主管的行業協會，政府對市場和企業的干預控制從臺前走向幕后。
（三）政府直接經濟活動依然突出
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是正確的，但不少地方政府在推進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時，采取了政府在前臺直接活動的形式，直接介入市場活動。以投資為代表的政府經濟活動依然較多，不少地方政府熱衷于大力招商引資，主要精力仍放在洽談引進項目，爭取稅源等，這種行政化的經濟行為仍比較嚴重。
（四）微觀經濟運行的行政干預過多
僅以市場主體的市場準入環節為例，像行政許可、申報審批、營業執照、標準設立、場所選定等管制繁多，一些投資活動或項目建設還要經過各級政府、跨部門（包括垂直機構）的層層審批，公文旅行、公章疊加等現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常見。如果加上經濟領域其他環節的管制，市場主體面對的行政干預仍然較多。
（五）市場要素配置的行政化色彩依然較重
一些重要的市場要素在配置上并未按照市場機制運行，政府的行政控制或行政利益使這些資源的供給更傾向于政府自身和國有企業。以資本市場為例，中小企業、民營經濟融資借貸困難，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惜貸，于是不得不向地下金融機構高息借貸，而政府、國有企業可以輕松地獲得銀行貸款，但資金使用效率極低。房地產市場上國資或國資背景的企業對價格不敏感的高價競地，違背了市場運行規律，民營企業無法與其競爭，土地價格非正常抬高，一定程度上造成房地產調控更為困難。
二、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變的困境和阻力
（一）部門特殊經濟利益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經濟的控制權力能夠帶來稀缺經濟資源的分配和部門的直接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管理權力帶來的利益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因為政府掌控的無論是經濟資源還是特殊政策的制定權，都可以通過市場和行政之間形成的落差讓經濟主體得利，同時讓市場主體甚至是下級政府、行政部門產生依賴，政府自身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獲得特殊利益，職能的轉變勢必遭遇部門的阻力。
（二）經濟建設型政府
改革開放以來，加快經濟發展成為各級政府的首要任務，它直接影響著地方各方面的建設進程、規模和質量，同時也關系著地方財政和政府隊伍自身的收入福利，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中，經濟建設的成績事實上成為一個重要成分，出于任期立即見效、易于掌控等考慮，政府自然更傾向于動用自身掌握的豐富資源直接介入經濟活動，近年來地方政府高漲的投資情結也就不足為奇。由此造成了一個經濟建設型的政府，經濟職能突出，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過多，亟待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
（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利益關聯
經濟管理職能和其他政府職能一樣，職能的轉變必須簡政放權，這就意味著一級政府、一個行政部門的人員編制、領導職數、經費等方面的變動，涉及到人事制度改革，從政府自身看，是一種深刻的利益調整與割舍，勢必遭遇較強的阻力。
（四）地方保護主義
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政府不斷下放權限，伴隨著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獲得了較大的資源配置權和經濟規劃權，逐步成為相對獨立的行為主體和利益主體。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市場是開放的，其又面對其他地區產品的進入和對本地資源的爭奪。由此，最簡單地就是以行政手段代替經濟手段，達到排他利己的效果，違背市場規律、價值規律的管制干預的行為頻出，地方保護現象開始蔓延。在對項目和外資的競爭中，這種行政主導不懈代價的排外競爭同樣突出。
三、進一步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建議
（一）科學準確定位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
從職能構成上看，經濟職能在全部政府職能中的比例應繼續降低，成為一種有限職能，而公共服務的社會建設的職能分量應加大。由此，經濟調節、市場監管這兩項純粹的經濟管理職能應該做精，做準。從職能定位上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目的應回歸其經濟本質，改變出于自身政績考核等類似非經濟非科學的目標導向，將政府經濟管理目標定位于通過規范的制度安排，為市場主體創造重公平、有效率、有秩序、要素支撐完備的市場環境。
（二）緊密圍繞改革發展戰略的總體目標進行制度設計
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變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部分，而行政體制改革要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為導向。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建立中國特色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闭洕芾砺毮艿陌l展目標應服務和圍繞于這一總目標來進行頂層設計。
（三）減少面向微觀經濟領域和企業的控制干預
以新一屆政府大部制改革為契機，進一步減少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減少和下放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減少資質資格許可和認定，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和收費，減少貿易補貼，向市場放權、向企業放權、向社會放權。同時，規范整頓清理面向企業的檢查、評優等各類活動，減少對企業的干擾。任何的經濟管理行為依據法律進行，發揮經濟法律的作用。
（四）促進政府經濟管制職能的結構調整
適應經濟市場化國際化要求，調整政府經濟職能的重心，將中央政府經濟管理的重點集中在建立有序的市場、產權和市場法律體系，不再過多干涉市場主體的微觀行為。經濟領域中的各個行業管理部門，將主要力量集中于制定和組織實施產業政策、行業規劃、國家標準等方面。在放寬市場準入的同時，加大市場監管力度，寬進嚴管，理順市場監管體制，整合執法監管力量，解決多頭執法、重復執法問題。
（五）同步推進“大部制”改革與職能轉變
國務院的大部制改革已經啟動，地方政府的改革也將相應啟動，從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看，符合了十和2008年《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的要求，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需要注意的是，要解決好大部制建立后內設職能部門的“統”與“分”問題，防止出現部門歸并，行政運行程序依然復雜或分治的情況，要不僅重組機構，還要實現職能優化和職能行使方式的轉變。
（六）破除各類壟斷激發民營經濟活力
制定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加強執法，消除市場壟斷和地方保護，出臺更高層面的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破除阻力，使相關扶持落到實處。國有資本應發揮其優勢，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轉向回收周期長、競爭程度弱的基礎和環境建設、人力資源開發、基礎領域技術研發、產品中試、技術創新獎勵支持和信息化網絡構建等領域。
（七）推進政企分開科學引導企業活動
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將政府作為公共管理者的經濟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運行功能分開。政府對國有企業履行出資人代表職責，突出抓好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由企業自主決策管理。運用產業政策、稅收、科技扶持獎勵等方法激勵企業投資、技術創新，運用市場和法律手段引導企業建立公平的工資機制，使企業合理確定工資水平和內部工資關系。
（八）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和發揮應有功能
第3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水利；經濟體制；現狀；改革對策
我國對于水利經濟的研究起步較晚，雖然借鑒了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但考慮到國情問題，實施的水利經濟體制與應用的經濟核算方式有很大差異。因此，我國水利工作人員應加大對水利經濟的研究力度，建立與我國國情相符合的水利經濟體制。
1水利經濟體制現狀
1.1投資力度不足
我國水利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會存在技術落后、經費不足或工程設施老化的現象。此外，水利部門具有公益性，其獲得的收益是十分有限的，某些時候都不能保證員工的薪資，這導致企業職工隊伍不斷縮小，長期下去影響到水利工作的正常開展。
1.2思想觀念落后
與其他行業相比，水利經濟體制改革難度較大，主要表現在水利工作人員并未徹底轉變思想觀念，過分擔心水利行業屬于某些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從而很難進入市場進行有效的競爭，更擔心改革不成功對“國計民生”產生影響。我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主要依靠民工投工投勞建成，被人們錯誤的認為屬于群眾共同所有，因而并未征收水費；一些中型工程也很少征收稅費，給工程正常運行管理帶來諸多難度，因此很難進入市場?？梢?，我國仍然普遍存在水利吃國家“大鍋飯”，社會喝水利“大鍋水”的問題。
1.3缺乏專業性管理人才
水利行業的管理者多數屬于水利系統技術人員，在水利工程建設方面具有諸多學識與經驗。但我國進入市場經濟后并不適應新的管理模式，甚至對其比較陌生，因而很難進入到角色中。與此同時，我國大多數水利企業對以往的“計劃水”到現在的“商品水”的認識不足，很難改變管理模式，因此管理水平并不高，對水利行業的發展前景并無遠瞻性。
2水利經濟體制改革對策
2.1認真貫徹相關政策，促進水利經濟市場化建設
應認真貫徹我國水利產業的相關政策，保證水利經濟與區域經濟的發展高度融合，以當地的實際情況為出發點做好水利工作，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同時，按照甲乙類水利項目的性質差異理順投資主體，積極引進競爭機制，不斷規范公司化改造，保證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相符合。
2.2加大資金投入力度
水利產業的發展與運轉離不開資金的支持，政府應加大資金投入力度，讓其緊跟時代步伐及時更新并引用高水平技術與設備，并解決在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2.3堅持“三個有利于”原則
要想實現水利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目標，還應堅持“三個有利于”原則，即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這就需要水利工作人員在改革過程中嚴格遵循以上三個原則，通過水利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職工的生活水平，促進我國水利事業可持續發展。
2.4積極改革水利產業體制
國家應該對水利產業進行體制改革，明確該行業的職責，保證工作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司法過程的統一性，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人們對我國水利產業的滿意度，進而為實現水利經濟體制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礎。
2.5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層次的投入體系
建設水利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與資金，因此需要動員多方力量，實施多元化的投入主體。政府部門、水利產業經營單位、農民個人、社會各方面都應明確自身職權，做好協調配合工作，積極承擔應該承擔的投資責任。在機制上應積極改革“大鍋水”投資、無效益投資等現象，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等價交換等要求形成主動投入的新機制。在投資來源方面應增加渠道，如銀行貸款、財政撥款、社會集資等。嚴格遵循“誰建設、誰管理、誰收益”的原則，積極打破各方面限制，如行業、地域、體制等界限，積極鼓勵外商、單位以及個人嚴格按照產業規劃要求合資、獨資與合作經營水利產業。
第4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決定企業命運的是市場綜合實力不是“所有制”
在討論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二者關系的時候，特別是在討論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二者關系的時候，要淡化“所有制觀點”。不能孤立抽象地對二者進行“退”與“進”的判定。實際上，在真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其經營結果，都會有盈有虧，有得有失，有的企業發展壯大，有的企業虧損破產，有死有活，這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與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
真正決定企業命運的，是其在市場競爭中體現出來的綜合實力。而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科技創新能力，一是制度創新能力。在經濟管理體制，企業管理體制很不合理的情況下，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因素，即受制于經濟管理體制。經濟管理體制決定經濟運行機制，經濟運行機制決定企業活力。
說得具體點，企業活力，決定于企業的動力機制與壓力機制，是動力與壓力的結合。而動力機制與壓力機制，是由經濟管理體制決定的。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需市場主導資源配置
所以，我們要認真研究的，是怎樣加快國有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而不是抽象地去爭論，到底是應當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還是人為地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甚至用行政手段，通過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制定規劃，層層落實，命令國有經濟從部分市場競爭領域“退出”。
當前，特別是最近幾年，在采取應急措施，對付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特別是財大權大的央企，在市場競爭中，表現出巨大優勢，而這些優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政府的特殊支持政策，來源于無所不在的行政壟斷權力。這種不正常情況下發生的“國進民退”現象，是很不公正的。這樣的“國進”這樣的“民退”，折射出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即在做大做強有國經濟的口號下，計劃經濟體制，重新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因素，計劃經濟“進”了，市場經濟“退”了，這才是當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所急需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國有經濟運行出現弊端根源是政企、政資不分
但是，應當明確，當前國有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這種種弊端，特別是行政性壟斷，其根源在于政企不分，在于政資不分，在于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經濟管理體制，而不是國有經濟本身。
第5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按照馬克思的再生產，社會產品再生產循環必須經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分配與交換是聯系生產與消費的紐帶。在物質生產部門的分配形成了物質生產部門人員的收入，包括貨幣性收入和實物性收入，在交換領域對國民收入進行的再分配，使得非物質生產部門的人員獲得收入。他們的收入以工資、利潤、地租、利息等形式存在，居民獲得收入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生產要素再生產出來的條件；資本家獲得利潤是進行投資再生產的動力；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是保證土地生產要素參與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利息是獲得社會再生產資金的代價等等?；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收入是分配與交換的重要載體，分配與交換是消費的前提，所以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我國在傳統計劃體制下，居民主要通過社會產品的初次分配以工資形式獲得貨幣性收入和再次分配以配給形式獲得實物性收入，私人的交換形式并不發達，貨幣性收入對居民消費的決定作用并不是很大；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逐漸起來，貨幣性收入對消費的決定作用逐漸增強，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環節，即市場流通環節得到發展。此時，居民獲得消費品的途徑更多是通過價值形式的收入的支出，而居民的收入也由以貨幣和實物共同存在的兩種形式轉化為以貨幣為主的形式。貨幣性收入水平理當其沖地決定著消費水平與結構。也就是說，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實物性收入和貨幣性收入共同決定消費水平與結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性收入主要決定著消費水平與結構。
西方經濟理論對收入與消費關系的刻畫較為系統，主要都基于“消費是關于收入的函數”這個數量關系假定，即C =F (Y)，來構建消費函數的，只是其前提假定條件不盡相同。這里我們并不完全贊同西方消費函數理論，但是，其所界定的現期收入、持久收入、相對收入等概念對于闡釋的消費需求狀況還是有一定解釋力的。
二、基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的實證
凱恩斯提出“絕對收入假定”，其中心思想是消費傾向遞減，現期消費主要取決于消費者的現期凈收入，即“絕對收入”。據此，建立模型：
C=a+bY ---------------------------------(1)
其中，C為現期消費，a為自發性消費，b為邊際消費傾向，Y為現期收入。
為了消除C與Y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對回歸的，對（1）式作雙對數變換，來消除C對Y的非線性相關對回歸的影響，有：
lnC=a+ blnY---------------------------(2)
該模型存在的是：盡管短期內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但是從長時期的統計資料來看，消費傾向不一定是下降的（庫茨涅茨在1946年其所著的《1869年以來的國民產值》中，根據1869-1938年美國的收入消費資料證明：從長期看，美國人的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是相當穩定的，平均消費傾向保持在0.84-0.89之間），這與凱恩斯的理論假設主張是不同的。
我們可以利用《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和人均純收入、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數據來驗證和分析中國消費需求受現期收入的影響度是怎樣的。
我們根據（2）式，作回歸分析結果為：
表1：城鄉居民消費對現期收入的回歸分析結果
地區 年份 a bS.ED.W R2
城 鎮 1988-1995 0.452
0.919
0.995
0.03105
0.953 (2.311)
(35.942)
1996-2003 0.569
0.908
0.998
0.008648
3.183
(3.923)
(54.675)
農 村 1988-1995 0.250
0.939
0.998
0.01644
2.543
(2.167)
(54.729)
1996-2003 1.768
0.734
0.809
0.03423
0.826
(1.727)
(5.531)
總體上，可以看出城鄉消費的收入彈性都很高，現期收入對消費的解釋能力還是很大的。但是在1996年之后城鄉消費的收入彈性均有所下降，農村大于城鎮。1988-1995年城鎮為0.919，農村為0.939，也就是說，城鄉居民現期收入每增加1%，城鎮居民消費增加0.919%，農村居民消費增加0.939%。1996-2003年，城鄉居民現期收入每增加1%，城鎮居民消費增加0.908%，下降0.01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增加0.734%，下降0.205個百分點。這一方面說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消費函數對中國目前的消費需求狀況依然有很強的解釋力，另一方面說明，自從1996年以來，城鄉居民的現期收入對現期消費的影響力在下降，即除了現期收入以外的其他經濟變量（如制度變遷等）的解釋力在上升。因此，影響目前中國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因素還是現期收入以及正在提高影響力的其他經濟變量。
三、基于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假定的實證分析
這是對絕對收入假定的一種修正和補充。杜森貝利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受其現期收入的影響，而且也受周圍人的收入與消費的影響，即所謂消費的“示范性”；還有自己過去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影響，即所謂消費的“不可逆性”。基于消費的“示范性”和“不可逆性”，盡管收入降低，人們也會動用儲蓄(包括銀行儲蓄、證券投資等在內的廣義儲蓄)來盡量維持消費水平。也就是說，消費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相對收入等于消費者現期收入與能夠影響消費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消費者過去的最高收入水平（除去價格因素）的比率。只要相對收入不變，那么現期儲蓄與現期收入之比值也就不變，即不必減少儲蓄來維持消費或增加儲蓄來減少消費。根據這一假定，杜森貝利提出了相對收入的時間序列總量數據函數式：
S/Y=a+bY/Y’ --------------------------------(3)
其中，S為現期儲蓄，Y為現期收入；a0為相對收入的彈性系數；Y/Y’為相對收入；Y’為能夠影響消費者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或者用人口和價格指數等修正過的、消費者先前曾達到的最高收入水平。
(3)式是儲蓄函數形式，與其相對應的消費函數形式為：
C/Y=(1-a)-bY /Y’---------------------------------(4)
這里，b既定時，相對收入Y /Y’越大，平均消費傾向C/Y 則越小。作為反映相對收入Y /Y’的彈性系數b越大，則說明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的影響越大。
該理論模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相對收入中能夠檢驗的含義相當少，進而難以明確消費預算的含義以及如何以最優的方式實現消費預期。
我們可以嘗試，通過《中國統計年鑒》中不同收入組的數據來確定Y /Y’，即個別消費群體收入與全體消費者平均收入水平之比，來驗證基于消費的“示范性”假定的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的影響。因為從（4）式來看，就某一年而言，當b既定時，Y越大（趨向于高收入組），Y/Y’越大，則C/Y越小，這符合中國以收入的不同階層為角度的統計事實，即較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平均消費傾向越小。
我們的估算是：Ci，t/Yi，t=(1-a)-bYi，t/Y’t，（t [1，19]，i [1，7]）其中Ci，t為第t期i收入階層的人均消費性支出；Yi，t為第t期i收入階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Y’t為第t期各階層的平均可支配收入；t [1，19]為從1985年至2003年；i [1，7]為從最低收入階層至最高收入階層順次。依據（4）式的相關回歸結果為表2 所示：
表2：城鎮居民消費對相對收入的回歸分析結果
年份 1-a
-b
R2
S.E
D.W 年份 1-a
-b
R2
S.E
D.W
1985 1.090
-0.112 0.959 0.0085 1.367
(109.385) (-11.862) 1995 1.120 -0.189 0.918 0.02643 1.148
(44.921) (-8.280)
1986 1.108
-0.130 0.868 0.01484 0.98
(52.022) ( -6.352) 1996 1.130 -0.209 0.926 0.02783 1.193
(42.998) (-8.694)
1987 1.087
-0.114 0.924
0.01226 2.074
(77.305) (-8.622) 1997 0.995 -0.162 0.918 0.02381 0.952
(46.082) (-8.253)
1988 1.091 -0.0979 0.923 0.01106 1.76
(89.648) (-8.564) 1998 0.996 -0.171 0.895 0.02971 0.802
(38.001) (-7.230)
1989 1.122
-0.150 0.960 0.01256 1.089
(83.754) (-12.012) 1999 0.987 -0.170 0.884 0.3223 0.784
(35.615) (-6.839)
1900 1.098
-0.161 0.976 0.0101 1.148
(99.781) (-15.565) 2000 0.978 -0.155 0.905 0.02759 0.813
(42.674) (-7.606)
1991 1.130
-0.176 0.947 0.01574 1.041
(62.977) (-10.412) 2001 0.982 -0.175 0.921 0.02959 0.886
(41.540) (-8.415)
1992 1.140 -0.207 0.914 0.02627 1.252
(41.530) (-8.068) 2002 0.956 -0.130 0.810 0.04306 0.963
(31.950) (-5.162)
1993 1.124
-0.198 0.931 0.02492 0.935
(47.121) (-9.051) 2003 0.950 -0.135 0.807 0.04699 0.927
(29.874) (-5.114)
1994 1.131 -0.207 0.933 0.02687 0.968
(45.79) (-9.185) --- -------------------
從表2可以看出，代入的數據基本上有著較好的回歸結果：相關系數R2基本近似于1，T檢驗值和D.W檢驗值證明回歸結果成立。作為反映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影響的彈性系數b，在1997年以前基本呈現上升態勢，說明相對收入對平均消費傾向的影響在加大，消費的“示范效應”增強；1997年至今較20世紀90年代相比，b值有所下降，說明消費的“示范效應”減弱，人們的消費受其他人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度在下降，居民消費受其它因素影響的力度在加大。
四、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的實證分析
該理論依然是對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的補充和修正。弗里德曼將收入分為持久收入（可預料到的、長久的、穩定的收入，即一生中可得到的收入的平均值，如工薪、房租、利息等收入）和暫時收入（非連續性、帶有偶然性的收入），相應的消費也分為持久消費（有經常性質的消費支出）和暫時消費（非經常性質的消費），其核心觀點是：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主要不是由現期收入決定的，而是由持久收入決定的；消費者的持久消費與持久收入是固定的比例關系，即Cp，t=k Yp，t其中Cp，t為持久消費；Yp，t為持久收入；k為系數，受利息率、消費偏好、財產等因素決定。據此，建立的消費函數為：
C=a+b Yp，t+ cYt，t -------------------- （5）
對（5）式作雙對數變換，來消除C對Y的非線性相關對回歸的影響，有：
lnC=a+ blnYp，t+ clnYt，t------------------------(6)
其中，C為消費（包括持久消費和暫時消費）；a 為常數項；b為持久收入的彈性系數；c為暫時收入的彈性系數；Yt，t為暫時收入。
該理論與前面理論不同的是：它用人們的長期收入來分析人們現期消費支出的變化。由此，產生了該理論的缺陷是：過于強調消費決策受長期收入影響，忽略了對消費支出周期性變化原因的分析。
根據這一假定，我們對中國居民的持久收入與暫時收入進行估算，來檢驗它們對消費的影響度，以期驗證：中國的居民消費是否主要取決于持久收入？如果是的話，居民的消費在多大程度上受持久收入的影響？
目前的統計資料中，找不到直接與持久收入、暫時收入相對應的實際統計數字。而一般的估算方法為弗里德曼的三階移動平均值方法[1]，其公式為：
Yp，t=(Yt+Yt-1+Yt-2)/3 -----------------（7）
Yt，t=Yt –Yp，t --------------------------（8）
其中，Yp，t為t期的持久收入，Yt，t 為t期的暫時收入；Yt為t期收入，Yt-1為t-1期收入，Yt-2為t-2期收入，它們是通過《中國統計年鑒》可以得到的數據，分別為城鎮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下面，我們就運用這種方法對中國城鄉居民的持久性收入與暫時性收入作估算，如表3所示：
表3：中國城鄉居民的持久性收入與暫時性收入的估算
單位：元
年份 城鎮估算值 農村估算值 年份 城鎮估算值 農村估算值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持久收入 暫時收入
1980 408.7 68.9 161.7 29.6 1992 1 745.8 280.8 726.3 57.7
1981 461.0 39.4 191.6 31.8 1993 2 101.5 475.9 804.7 116.9
1982 504.4 30.9 228.3 41.8 1994 2 700.1 796.1 975.5 245.5
1983 533.4 31.2 267.8 42.0 1995 3 452.2 830.8 1 240.1 337.6
1984 584.0 68.1 311.7 43.6 1996 4 206.0 632.9 1 574.9 351.2
1985 651.9 87.2 354.2 43.4 1997 4 760.7 399.6 1 864.6 225.5
1986 764.0 136.9 392.2 31.6 1998 5 141.6 283.5 2 059.4 102.6
1987 880.7 121.4 428.0 34.6 1999 5 479.8 374.2 2 154.1 56.2
1988 1 027.7 152.5 477.1 67.8 2000 5 853.0 427.0 2 208.6 44.8
1989 1 185.4 188.5 536.3 65.2 2001 6 331.2 528.4 2 276.7 89.7
1990 1 354.8 155.4 610.9 75.4 2002 6 947.5 755.3 2 365.1 110.5
1991 1 528.2 172.4 665.5 43.1 2003 7 678.2 794.0 2 488.1 134.1
利用（6）式，我們同樣以1996年中國開始出現明顯的消費需求不足為界，分別就城鄉的消費需求對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作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城鄉居民消費對持久性收入和暫時性收入的回歸分析結果：
地區 年份 a
b
c
R2
S.E
D.W
城
鎮 1985-1995
1996-2003
0.779
0.780
0.151
0.997
0.02765
1.783
(3.724)
(14.367)
(4.028)
0.973
0.810
0.08488
0.998
0.008882
3.497
(6.594)
(41.124)
(7.876)
農
村 1985-1995
1996-2003
-0.109
0.955
0.08256
0.995
0.03138
1.148
(-0.444) (17.877)
(3.037)
1.833
0.677
0.088
0.851
0.03022
1.741
(2.084)
(6.447)
(3.870)
從表4中可以看出，各個時期的城鄉消費持久收入彈性都大于暫時收入彈性，而且差距很大，這說明城鄉居民的消費主要是由持久收入所決定的。從城鎮看，1985-1995年期間居民持久收入每變化1%，消費變化0.78%，而1996-2003年期間的消費變化則提高到0.81%，說明城鎮居民的消費受持久收入的影響增大，其相對于現期收入而言影響消費的能力在提高，這同前面關于絕對收入假定的分析結論（城鎮現期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度在下降）是相對應的。從農村看，1996-2003年的持久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度比1985-1996年期間有所下降，幅度為0.278個百分點；暫時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度有所提高，為0.00544個百分點；與城鎮相比，表現出截然不同的趨勢。這一方面說明，農村居民從種植業中獲得的持久收入在總收入中相對下降（表現為糧食價格的偏低），因此，農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對農民現期消費的貢獻度大幅下降；而農村居民因從事非農勞動而獲得的暫時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相對上升，其對農民現期消費的貢獻度則相應地略微提高。 另一方面，結合關于絕對收入假定的分析結果（1996年之后農村消費受現期收入影響的下降幅度度遠遠大于城鎮），可以發現：在1996年之后，農村居民的現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對消費的貢獻度都在下降；而城鎮在1996年之后，現期消費收入對消費的貢獻下降，但是持久收入對消費的貢獻增強，因此，可以斷定：城鎮居民因受體制改革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在延遲消費，而農村居民則表現為消費能力的不足。五、基于生命周期假定的實證
該是由莫迪利安尼、布倫伯格和安杜等人提出的，有時也被稱為持久財產假定。該理論同持久收入假定一樣都考慮到了消費受跨時預算約束的，不同的是：生命周期假定認為，消費者是理性的，他只是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來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其一生的消費，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一生的消費，它拉長了跨時預算約束的時間跨度，是終生跨時預算約束。消費者一生中各期消費支出流量的現值要等于一生中各期期望收入流量的現值，這種行為可稱作“前瞻行為”。因此，消費者現期消費不僅與現期收入有關，而且與消費者上一期的資產存量（包括儲蓄、證券、固定資產投資、耐用消費品等）有關。據此，用線性模型來描述這一假定的消費函數為：
Ct= at + bt Yt+ ct-1 At-1 -----------------------------------（9）
其中，Ct為第t期消費；Yt為第t期的收入；At-1為第t-1期消費者所擁有的資產；at為第t期自發性消費；bt為第t期的收入對消費的彈性系數。ct-1為第t-1期的資產對消費的彈性系數。
因為有關統計資料不很完全，現在還難以說出居民資產的準確數量，但是作出接近的估計還是可能的。這里，我們嘗試通過國內學者估算的居民資產數量值，利用（9）式做消費對現期收入和滯后一期的居民資產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消費對現期收入和滯后一期的居民資產的回歸分析結果
年份 a
b
c
R2
S.E
D.W
1980-1991
1992-2002
178.17
0.933
-0.0763
1.000
3.7558
2.530
(5.915)
(40.344) (-7.488)
2369.017 0.874
-0.127
0.977
1615.1567
1.473
(0.672) (3.692)
(-3.001)
回歸結果顯示：現期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依然很大；上期居民資產存量對本期消費的影響不大，為負（c
六、結束語
以上結合主流學理論的實證分析定量地討論了中國由收入因素所決定的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從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收入因素以外的其他影響中國居民消費需求的因素（房改、體制改革、國企改革、保障制度改革等）的解釋力正在增強，其主要是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體制變化導致的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由于原有的經濟體制“破”的速度大于新的經濟體制“立”的速度，原有的制度均衡形成的穩定預期被打破，新的制度還未完全建立，居民的預期尚未達到新制度的均衡點，所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消費需求影響的負面作用較大。如圖1所示：
SF
SF2
SF1
D
E1
Sf1
E0
A
B
Sf0
E
E2
Sf2
C1 C0
C0’
C2
C預期
圖1：經濟體制改革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機制
橫坐標C預期代表居民個人受經濟體制改革影響的未來預期消費；縱坐標SF代表居民個人對從既定經濟體制中獲得的收益的期望值；SF1線代表傳統的經濟體制，對于不同居民而言，隨著對從傳統經濟體制中獲得收益的期望值越高，未來預期消費則越小，即本期消費越大。在傳統的經濟體制SF1下，居民個人獲得收益的期望值為B點所決定的Sf0線，其與SF1相交的制度均衡點E0決定了預期的消費為C0，由于傳統經濟體制給居民帶來收益預期的確定性與穩定性，C0也是穩定的，波動不大。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傳統的經濟體制被打破，SF1開始向SF2移動，在新經濟體制的體系還沒有完全構建起來或者居民個人還沒有適應新的經濟體制之前，原來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收益期望值Sf0與新經濟體制SF2相交于A點決定了居民未來預期消費為C0’，線段 C0 C0’代表居民未來預期消費增加值，因此，居民會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渡階段，減少本期消費增加儲蓄。
第6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城鄉二元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土地使用權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001－04
一、城鄉二元結構自古有之，城鄉二元體制卻形成于上世紀50年代，并逐漸成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重要支柱之一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實際上有兩個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產權不明的國有企業體制，二是城鄉分割，限制城鄉生產要素流動的城鄉二元體制。這兩個支柱，支撐著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存在和運轉。
城鄉二元結構自古就有。但以前盡管有城鄉二元結構，卻沒有城鄉二元體制。如清朝“關內”人“闖關東”，山東的農民可以到東北的城鎮中做學徒、當店員、開店、辦作坊、購房建房；山東的城里人也可以到東北鄉村租地、種地、購房購地、建房；人們在城鄉之間可以自由遷移。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20世紀50年代前期。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戶籍分為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城鄉二元體制形成了，城鄉也就被割裂開來了。從這時開始，城市和農村都成為封閉性的單位，生產要素的流動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廣大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禁錮在農村中，城市居民和農民的權利是不平等的，機會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種意義上，農民處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為鄉鎮企業的興起創造了條件。但實行農村家庭承包制只否定了城鄉二元體制的一種極端的組織形式（制度?雪，而沒有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繼續存在的事實，城鄉依舊隔絕，兩種戶籍制度仍然存在。而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直到現在，國有企業體制一直不斷地進行改革。通過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國有資產的重組，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
需要進一步做的，是深化壟斷行業的改革以及加快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然而，計劃經濟體制的另一個重要支柱，即城鄉二元體制，卻基本上未被觸及，至今只能說“略有松動”而已。這里所說的“略有松動”，主要表現于農民可以進城務工，可以把家屬帶進城鎮，城市中的企業可以到農村組織農民生產（如采取訂單農業形式）等等。但這些依然是在城鄉二元體制存在的條件下實現的，其成果十分有限。
二、城鄉二元體制弊端甚多，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是繼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之后另一項帶有根本性質的經濟體制改革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從此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這是關系到貫徹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協調社會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讓廣大農民共享發展與改革成果的重大舉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可以肯定地說，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是繼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之后另一項帶有根本性質的經濟體制改革。
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目的都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而人民生活的幸福體現于人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體現于人的全面發展，體現于社會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和協調。只有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才能真正使農民走向共同富裕。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讓廣大農民共享發展與改革的成果。政府對農業投入的增長，農業稅的減免或取消，政府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等等，這些都是必要的，但顯然又是不夠的。關鍵在于改革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同等的機會。這才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要認真解決的問題。
從社會協調的角度來看，必須做到城鄉發展的統籌，區域發展的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統籌。所有這些，都同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有關。如果不對城鄉二元體制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這五個統籌幾乎都談不上，經濟和社會都難以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社會協調也就難以實現。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是城鄉協調發展中的首要問題，也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中應當著力解決的要點。城鄉二元體制不改革，不僅農民收入無法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城鄉收入差距無法有較大程度的縮小，而且鄉鎮和村這樣的基層單位由于本身財力所限，也無法在鄉風文明建設、村容整潔、環境保護等方面有較大的進展。
從推進城鎮化的角度來看，城鎮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不斷推進的。但在中國，城鎮化的進度相當緩慢，原因之一在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隨著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戶籍一元化勢在必行。農村戶籍的背后是土地制度，包括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和農村宅基地制度。也就是說，城市居民和農民在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差別之一，在于農民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可以在宅基地上蓋住房。他們既是農民的生產資料，又是生活保障。
三、土地使用權問題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核心之一，穩妥而積極地處理好農村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與農民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或抵押，是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戶籍與土地，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不能逾越的兩大核心問題。這里重點探討土地――農田與農民宅基地的權屬性質及如何改變的問題。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民宅基地置換、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以及相應的加強農村、農業保險工作等部分闡述。
1．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農村土地承包制，即農村家庭承包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成效的改革成果。中國廣大農民20多年來能夠解決溫飽問題，農村土地承包制功不可沒。但20多年來的農村實踐同樣表明土地承包制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性越來越突出。這些局限性是：
第一，一家一戶對土地的承包，使農業的規模經營不容易實現，農業勞動生產率難有較大幅度提高。同時，對土地的規劃使用也難以落實，這也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第二，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后，農村家庭承包的土地使用效率不高，有些耕地甚至任其荒廢不用。
第三，農村土地承包制的繼續存在不利于有效的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然而，能不能取消農村土地承包制呢?芽在現實情況下，那是不可行的。
一種建議是實行耕地私有化，誰承包的土地就改為誰對這塊土地擁有所有權。但這容易使農村社會發生巨大動蕩。再從經濟上分析，耕地私有化以后更不容易實現農業規模經營，耕地使用效率更不容易提高，因為相當多的農民會特別珍視私有的耕地，寧肯守著這塊私有耕地而不愿意離開它。
另一種建議是改行耕地國有化并在此基礎上實行永佃制。這同樣會導致不少人對此不理解，甚至會激化農民同政府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永佃制將被解釋為世襲租佃，成為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的新障礙。假定只實行耕地國有化，不實行永佃制，那么問題會更多。因為多年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國有農場的效率未必高于家庭承包制。
因此，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也就是說，目前可以在農村土地承包制不變的條件下，由農民根據自愿原則，采取轉包、租賃、土地使用權入股等方式，實行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這有利于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有助于農業產業化經營和以農產品為經營對象的龍頭企業的發展。
2．農民的宅基地應可置換，使農民及其家屬安心遷入城鎮工作生活
與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密切有關的另一個土地問題是農民宅基地的處置。農民把自家的宅基地看得很重。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蓋的房，成為農民生活保障的一部分，對穩定農村社會有利。
在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時，要妥善處置進城務工農民的宅基地。
目前大體上有以下三種設想：
（1）宅基地隨承包土地的流轉而一并流轉。這種方式看起來比較簡便易行。但問題在于：如何處理宅基地上的已蓋房屋；再有，若外出務工的農民及家屬因故返回農村了，他們又能在哪里安家棲息？
（2）把宅基地出售給農村或城市中的其他人，或出售給企事業單位。但是現行法律對出售宅基地是有障礙的。此外，是否能夠保證通過某種途徑購買了宅基地的個人或企事業單位對購入的宅基地的合理使用。至于已經賣掉宅基地的外出務工農民如果又帶家屬回到村里而沒有房屋住，那又該怎么辦？
（3）宅基地置換。這里所說的宅基地置換，是指在縣市政府的統一安排下，迸城工作和生活的農民及其家屬把自己的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交給縣市政府處理，換取城市戶籍，并得到一套居住面積大體上相當的城鎮公寓住房。在有的縣市，地方政府如果財力許可，還可以再給這些農民以城市低保待遇。這樣，農民及其家屬就可以安心地遷入城鎮工作和生活。綜合各種因素，這種方式未嘗不是處理農民宅基地的較好選擇。
3．應當考慮容許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權的抵押，且應及早予以落實，使之走向規范化
在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應當考慮允許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的抵押。這是關系到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收入，便于農民及其家屬進城工作和生活，以及使城鎮化得以有序進行和加速進行的一件大事。
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的抵押，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出務工和準備遷入城鎮的農民，把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二是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為了生活或生產上的需要，把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雪抵押出去。
首先要指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雪的抵押，不等于流轉，因為在抵押之后仍歸原來的使用者使用，而且在償還貸款之后可以贖回。對于外出務工和遷居城鎮的農民，他們應當有權在對自已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和流轉之間作出選擇。主要的問題是：農民如果選擇抵押的話，那么抵押給什么人好。如果抵押給本村的或外村的其他農民，可能引起較多的糾紛，甚至成為變相的私人高利貸。而且一旦到期無法贖回，又會成為私人土地兼并行為。如果抵押給企業，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較好的做法是：組建“土地銀行，之類的農村金融機構，或允許條件較好的農村信用社或鄉鎮銀行兼營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的抵押業務。
對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同樣涉及抵押給農村中的私人或企業還是抵押給農村金融機構的選擇問題。較好的作法仍是由農村金融機構從事土地抵押業務，以避免私人之間發生糾紛或出現變相的高利貸行為、私人土地兼并行為。
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的抵押問題應及早予以落實。當前，無論是外出務工和遷居城鎮的農民，還是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都可能出于生產或生活的需要，急需一些資金，卻往往借貸無門。因此，他們倘以自家的承包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為抵押物，而獲得貸款應急，這是正常的。對準備迸城的農民來說，如果他有可能把承包的土地或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而得到一筆資金，可以用于在城鎮中購買或租到房屋，也可以用于在城鎮中作為經營店鋪或手工作坊的資本，然后陸續償還貸款，這樣，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就有保證了。
再以繼續留在農村中的農民來說，如果他有可能把承包的土地或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而得一筆資金，就可以用于添置農業機械或農用汽車，也可以在農村興建種植蔬菜花卉的塑料大棚，或興建較大的養豬場、養牛棚，以增加產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收入，然后陸續償還貸款。這樣，今后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況也會大大改善。
既然如此，就應當容許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抵押行為，并加以引導，使之走向規范化。
4．為使農民土地抵押順利開展，農村、農業保險工作應當加強
為了使農民的土地抵押業務能夠順利開展，我國農村、農業保險工作應當加強。把承包地或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出去的農民，如果遭遇到重大自然災害，損失慘重，收入銳減，他們如何償還債款？豈不是連承包的土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都要喪失？如果進行土地抵押的農民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因各種原因而死亡、殘疾，他們同樣會落到喪失抵押物的地步。因此，農村保險，農業保險實際上是對農民的土地抵押行為的有力支持，也是農民增產增收的保證之一。
可以相信，一旦土地抵押行為規范化了，以及農村、農業保險工作加強了，農村經濟就增添了活力，不僅外出務工和遷居城鎮的農民受益，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受益，而且城市居民同樣受益，因為農民的收入提高了，城鄉經濟聯系加強了，城鎮化的速度會加快。
四、通過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可望促成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實施和城鄉人民的權利平等
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把城鄉居民都包括在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只要收入低于一定標準的居民，都可以享受此項社會保障。這是由財政撥出經費，由專門的部門負責發放的。它是城鄉居民最后一道生活保障線。其他各種社會保障（如就業保障―養老保障、教育保障、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等）都是社會最低生活障障的延伸。
不能把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視為社會救助體系的一部分。社會救助對象應當是災民、流浪者、乞丐、殘疾人、孤兒等，資金來源可以多樣化。而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卻需要覆蓋全社會的低收入家庭，而且其費用只來自財政，井由專門的部門負責發放。
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以及由于農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實際上包含了社會最低生活保障的內容，所以目前要基本上建立的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須在城鄉二元體制框架內考慮，而不能等到城鄉二元體制結束之后再考慮。
農民如果遷居城鎮，并放棄了承包地、宅基地之后（不管以何等方式放棄的），低收入家庭都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如果農民進城務工但并未放棄承包地、宅基地的，則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而且只要城市務工收入高于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標準的，也不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費發放范圍之內。
假定我國在工業化中期基本上建立了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那么，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將在這個過程中取得進展，也就等于我國逐步向城鄉最低生活保障統一支付標準靠攏。再說，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財政承受能力的增強，社會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標準是有條件逐步提高的，社會最低生活保障支付標準也將隨著職工平均工資和農民平均收入的增長而增長。今后，可能在這方面最先達成城鎮居民與農民間的權利平等。
五、一個可以期待的前景：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將使中國農民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個數量十分龐大的“待富”群體，從而帶來內需的大突破，其作用與影響誰都無法估量
無論是農民承包的耕地入股、農民宅基地的置換，還是農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為貸款的抵押物，都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有必要及早解決的問題，且都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確界定。可以先在各個改革試驗區范圍內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即使有些做法同現行法律有不一致之處，或者找不到先行法律的依據，也不妨礙繼續試點，以便以后再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正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嗎?芽
可以相信，隨著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推進，隨著農民承包地的流轉和宅基地置換工作的展開，隨著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抵押問題的解決，農民開展自主經營的積極性將得到空前的大解放，我國農業一定會有很大發展，農民收入會迅速增長，整個農村建設，特別是城鎮化的速度也一定會大大加快。相應地，城鄉收入差距將會在農民收入增長過程中逐步縮小，由此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持續推動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第7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F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第8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國企改革；民營企業；產權制度；效率；治理結構
中圖分類號：F2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01
比起十七大，這次的十釋放出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信號更加強烈。十指出了我國繼續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兩個毫不動搖”、“深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意味著經濟體制改革必將進一步深入。
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就開始了第一輪的國企改革，到目前為止，已經經歷了三輪的國企改革，但是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效率低下、市場表現遠遠不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機構臃腫、大量的浪費和貪污等，所以，國企的改革有必要進一步深化。
從目前條件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可以從以下入手：管理問題、產權問題、效率問題。
一、國企改革的首要問題仍然是產權制度的改革
“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就已經提出了，但是到目前為止，國企中仍然存在產權不明晰，責任不明確的問題。原因就在于我國國企的股份制改革不徹底。
十五大以來，國有企業的改制與改組在全國各地都轟轟烈烈的展開。因為船小好調頭，所以，小型的國企進展相對比較順利，但是大中型的國企改制則相對較慢。想要產權明晰，必須股份制改革。我國的股份制改造也提倡了許多年，但是因為改革的不徹底導致了目前國企中仍然有產權不明晰所帶來的貪污受賄以及資源的浪費等。例如中石化老總對國家資源握有較大的權利，受賄1.9億多元。
這種貪污受賄的案件在我國數不勝數，甚至無孔不入，屢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產權不明晰。目前我國的股份制改造的主要問題就在于轉軌不轉制，即股本結構不合理，國有股所占的比例太大。例如我國的四大國有銀行雖然股份制改造已經完成，但是它們最大股東仍然是國家，這其實跟之前的國有銀行的性質相差不多，而且上市還給它們更多的圈錢機會。不止國有銀行，我國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中，國有股份占絕大多數，而法人股、個人股和外資股所占比率太小，造成這四種股東之間同股不同利、不同權、不同責、不同風險等。國有生產要素不具有流動性和低流動性。這也導致了國企運行效率的低下。
所以，國企的改革就應該是上市，徹底地實現國有資產的資本化，完全按照資本市場的要求運作，提高流動性；同時，借助資本市場融資，而且上市了之后，尤其是境外上市，對企業的規范效果非常明顯，使企業做假賬的可能性減少，透明度提高，運作規范，政府也比較難以干預，完全交給市場完成，從而減少貪污受賄，提高企業的運轉效率。
二、完善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至今仍然不完善， 從本質上說，無論是國企還是私營企業，其性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因為企業的決策權及選舉權都應該歸董事會、股東會，但是中國的國企確實黨管干部的形式，包括人事任命都是由黨委說了算，公司中董事長和經理是由政府任命，而且大多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一個人兼任，造成權力過分集中，又沒有制衡，決策權也歸黨委，這樣股東會、董事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只是一個軀殼，空架子。監督機構也在被監督者的監督之下，沒有很好地發揮對企業財務和董事以及經營者的監督作用，造成不少決策失誤，，國有企業資產嚴重流失，并且大多數虧損。
所以，應該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切實發揮董事會、監事會、股東會的作用和職責，使企業的用人、決策都通過董事會、股東會，在市場化領域中，減少政府的干預，或者不干預，讓企業自己按照市場的意愿發展，同時，也切實發揮監事會第職能，如此，才能夠做出更有利于企業的決策和判斷，也能夠增加市場化的速度，有利于國家的發展。
國企在改革中應該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也就建立了激勵約束機制，這樣就要求劃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搞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培林說：“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不是簡單的政府職能削弱、強化市場功能，而是兩者職能的重新界定，市場要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方面做到位。”
由上表能夠看出，從2003年到2010年，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的增長速度遠快于國有企業，其中私營企業發展得最快。國有資產增值速度遠遠輸于私營企業的資產增值速度。在過去幾年資產價格快速膨脹的時期里，誰能夠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以較多地利用財務杠桿，誰就最有機會實現較快的資產增值。國有企業獲得的貸款遠遠多于私營企業，資產增值速度反而遠遠遜于私營企業。同時，由統計年鑒中統計出來的就業增加量中，民營企業也遠遠大于國企。
所以，我們有理由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國家還需要花大力氣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降低國企的優越感，同時，減少排擠和壓制私企發展的現象。
參考文獻：
[1]侯清麟.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D].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第9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范文
財政融投資就是具有財政忭質的金融投資，它既具有財政投資的某些性質，也具有金融投資的某些性質，是“中介”T財政投資和金融投資之間的一種新型的宏觀調控國民經濟的國家投資方式。筆者認為，在我國建立財政融投資體系，是轉變財政職能作用的重要措施;是推進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必要條件;是銜接協調價格、財政、金融配套改革的關鍵環節;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新秩序，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需要?？傊?，實施財政融投資改革，可收一石數鳥之功效，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對策。
一、系統論是設計配套改革方案的一個重要原則
改革需要配套運行，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對改革如何配套運行，則是見仁見智。筆者認為，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看，系統論的相關性理論是設計配套改革方案的一個重要原則。
產業結構不合理是我國經濟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是宏觀經濟效益難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欲優丨k配置資源提高國民經濟宏觀經濟效益，必須及時地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實施有效的價格、財政、金融配套改革工程，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任務;能否實現調整不合理產業結構的目標，則是對價格、財政、金融配套改革方案自身是否科學的嚴峻考驗。
價格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必須要深化價格改革。但是，價格改革不是孤立的，它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巨系統”之中的一個“子系統”。根據系統論的相關性理論，系統內具有重要基礎意義“子系統”的不同行為選擇，必然會引發系統內其它“子系統”的不同行為。也就是說，不同的價格改革戰略選擇及其運行，必然會引發與之相關聯的其它經濟杠桿(主要指財政投資和金融投資)采取相應的不同改革措施與之配套運行。否則，必然導致系統運行出現結構性紊亂，各項改革措施互不配套，運行功能互相抵消。目前，我們面臨著兩種繼續推進價格改革的戰略選擇：第一種選擇，是采取“放開價格、一步到位、敢冒風險，奮力闖關”的價格改革激進戰略;第二種選擇，是采取“穩步推進、調放結合”的價格改革穩進戰略。
二、價格改革激進戰略的選擇及其理想化的配套改革設想
我們假定“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可以在短期完成并投入運行，并以此假定作為前提條件重點分析價格改革激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財政投資、金融(信貸)投資配套改革的相關聯系和特征。
經過“一步到位”的“奮力闖關”，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在短期完成并投入運行，標志著我國的價格體系已經從價格結構畸型和比價、差價很不合理轉變為建立了合理的價格結構和比價、差價關系;標志著我國的價格結構已經不是人為意志的產物，而是反映了價值和供求關系，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已經從行政定價體制轉換為市場定價體制。
在上述假定的前提條件下，價格改革激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的聯系特征是：市場定價體制中的價格是放開的，價格反映供求狀況。短線產業的產品價格上升，需求必然減少，以利益導向為動力機制的生產者增加生產，供給必然增加。長線產業正好相反，產品價格下跌，價格下跌使生產者減少生產，消費者增加需求。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生產短線產品，這不僅對它有利，首先是對全社會有利。這樣，一個企業的局部利益通過市場和全社會利益聯結起來，結果是長線壓短，短線拉長，產業結構實現了優化配置。也就是說，在這種假定的條件下，價格改革激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緊迫需求是一致的，二者之間不存在重大矛盾，價值規律可以通過價格及其運動，充分發揮市場導向型產業結構政策的有效作用。
由于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可以在短期完成，金融(主要指銀行信貸投資系統)改革的戰略思路就明朗化了。除了中央銀行作為國家機關行使貨幣政策調控職能外，其它專業銀行都應該實行企業化改革，把專業銀行真正辦成國際通常意義上的商業銀行，使專業銀行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國家對專業銀行必不可少的政策性要求，可以具體體現在法律和法規之中。由于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己在短期完成，能源、原材料、農業、交通等產業同樣能獲得資金平均利潤率，各產業、企業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專業銀行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完全根據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原則，在國民經濟各產業、企業之間合理配置信貸投資結構，并通過信貸投資的合理配置引導國民經濟其它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專業銀行成為經濟實體的基礎上，中央銀行才有可能運用“三大法寶”，根據國民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通過放松銀根和緊縮銀根的措施，影響企業化專業銀行的利率水平和利潤水平，并通過專業銀行信貸量的多寡和信貸利率的高低，在宏觀上間接調控國民經濟，充分發揮銀行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
由于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已在短期完成，己經沒有因價格因素導致利潤偏低而難以發展的所謂重點產業，因此，也就不需要財政承擔所謂的重點建設投資。只有在這種經濟運行機制的基礎上，財政退出物質生產領域，用銀行信貸投資代替財政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投資職能才是順理成章的。也就是說，只有在價格改革激進戰略可以短期完成的條件下，“小財政、大銀行”、“財政管吃飯，銀行管建設”的觀點才有一定的實踐意義，“公共消費財政論”才有立足的基礎。
三、價格改革穩進戰略的選擇與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上述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激進戰略不適合中國的囯情，在實踐中無法實際操作。價格改革涉及范圍很廣，大體上是同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同步推進的，試圖在短期內奮力“闖價格關”，不可避免地會引發通貨膨脹、比價復歸和其它社會弊病。沒有一、二十年的努力，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難以取得最后成功。
如果我們不可避免地選擇價格改革穩進戰略，那么，在兩種價格模式轉換的較長過渡時期內，價格改革穩進戰略所決定的價格結構現狀與產業結構調整緊迫性之間必然存在重大矛盾。價格改革穩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必然演化成為二元價格結構與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也就是說，采取穩進戰略的價格改革和以專業銀行企業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必然產生矛盾。
眾所周知.在價格結構不合理和僵化的行政定價體制情況下，價值規律很難通過價格及其運動發揮調整產業結構和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價值規律甚至會通過扭曲的價格信號發生“逆向調節”作用。由于價格改革穩進戰略采取的是“穩步推進”的策略，因此，通過穩進戰略實現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由于價格改革穩進戰略采取“調放結合”的改革策略，這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過程內，國家仍然要把一部分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價格控制在行政定價體制內調整，而把另一部分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價格“放”到市場中去，由價值規律和市場供求關系自動定價。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必須實行市場定價和行政定價相結合的雙重混合定價體制。由于國家控制一部分價格而放開另一部分價格，因此，我國的價格體系結構仍然處于一種相對扭曲狀態，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比價、差價難以勻衡合理。所以，在這個時間過程內，因價格結構不合理而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因素始終存在。價格改革可以在一、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穩步推進，而現存扭曲的產業結構卻不能等到一、二十年價格結構合理后再進行調整，價格改革可以穩步緩慢推進，而調整扭曲的產業結構卻是當務之急，具有很強的緊迫性。這就是價格改革穩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緊迫性之間的矛盾。
在這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內，價格改革穩進戰略決定了我國必須實行雙重定價體制，雙重定價體制則決定了我國的價格結構是一種二元價格結構。也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過程內，我們必須把我囯的價格結構劃分為兩部分.分別進行研究。一般來說，由市場定價體制形成的那部分價格的結構是相對合理的，其量的發展趨勢是逐漸增多;由行政定價體制形成的另一部分價格的結構是相對不合理的，其量的發展趨勢是逐漸減少。為了在繼續深化研究這個課題時更加簡明地表述二元價格結構及其內在的和外在的相互關系，我們將市場定價體制形成的那部分價格結構稱之為?元價格結構;將行政定價體制形成的另一部分價格結構稱之為P元價格結構。與《元價格結構相對應的大體上是國民經濟一般加工產業(以下簡稱為CX產業)，與P元價格結構相對應的大體上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農業等基礎產業(以下簡稱為e產業)。價格改革穩進戰略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二元價格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
由于價格改革穩進戰略決定了雙重定價體制;雙重定價體制決定了二元價格結構;二元價格結構決定了我國的價格結構仍然是相對不合理;不合理的價格結構決定了我們不能完成依賴價值規律實現倍貸投資的合理配置。
在無法改變二元價格結構的情況下，如果我們試圖把信貸投資的管理機構全部改革成為企業性質，完全依據市場導向機制，統一按照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銀行信貸準則發放信貸投資，信貸投資勢必流向已經是長線的《產業，而因價格因素利潤率偏低但社會急需的卩產業則難以得到信貸投資的支持。國家行政型的產業政策很難抑制由價值規律所決定的這種利益導向的信貸投資流向趨勢。二元價格結構已經成為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攔路虎。雖然說，專>lk銀行企業化改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我國采取的是“穩步推進，調放結合”的價格改革戰略，二元價格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必然演化成為二元價格結構句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因此說，近年來，我國采取的以“穩步推進、調放結合”為基本思路的價格改革和以“專業銀行企業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是不協調、不配套的，其惡果是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失調，經濟效益下降。
四、面對兩難選擇，尋找新的配套改革思路
改革不僅是經濟、政治改革，而且也是思維方式和觀念的改革。為了解決二元價格結構與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矛盾，必須要沖破傳統的思維觀念，從一個新的并且是合理的思維角度，重新認識價格、財政和金融的配套改革。
財政投資和金融(信貸)投資都是國家能夠直接或間接掌握宏觀調控國民經濟的國家投資(與企業和私人的微觀投資有明顯區別)。根據傳統的觀念和習慣性的程序，國家是通過兩大機構(財政和銀行)、采取兩種方式(財政撥款投資和銀行貸款投資)、運用兩種政策(財政投資政策和銀行投資政策)向產業、企業投放經濟建設資金，并通過這種二維結構的宏觀投資管理體制，在宏觀上調控國民經濟和產業結構。
經過全國人民十幾年的努力，我國的企業體制、價格體制和財政、金融體制等方面的經濟改革都有了重大突破(雖然都沒有完全實現改革的目標模式)，市場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價值規律和市場關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專業銀行企業丨匕改革;另一方面，二元價格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又要求暫緩推行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這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一t兩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