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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獼猴桃;品質;貯藏性;大果靈;健果素;二氧化氯
中圖分類號:S663.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910(2007)05-0013-03
獼猴桃在常溫(25℃左右)下通常10天左右便會軟化,迅速衰敗變質,喪失食用價值。在低溫(0℃左右)或氣調冷藏條件下,雖可貯藏4~6個月[1],但失水、軟化和腐爛現象也常有發生。有些產區大量使用高濃度“大果靈”,不僅導致果實畸形、風味品質變劣,還嚴重降低了果實的耐藏性。
二氧化氯是近年來受到普遍重視的一種殺菌劑,具有無毒、高效、廣譜、無殘留等特點,在工業殺菌、食品消毒等方面已廣泛應用[2]。“楚源”牌獼猴桃健果素是長沙楚源果業有限公司最近研制的一種能促進果實增大的新型獼猴桃保健劑。筆者用低濃度大果靈、健果素和二氧化氯處理獼猴桃果實,探討其對果實品質和耐藏性的影響。
1材料與方法
供試品種為翠玉獼猴桃,采自長沙楚源果業有限公司示范基地。供試藥劑有0.1%氯吡脲(商品名大果靈,成都施特優化工有限公司研制,簡稱大果靈)、“楚源”牌健果素(長沙楚源果業有限公司研制,簡稱健果素),穩定性二氧化氯溶液(商品名綠迪,深圳萃杰環保有限公司生產,簡稱綠迪)和固態緩釋二氧化氯(商品名新消毒王片,長沙市藍希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研制,簡稱消毒王片)。
試驗設5個處理:①幼果期用5mg/L大果靈處理果實;②幼果期用健果素處理果實;③冷藏前果實用80mg/L溶液浸泡1分鐘;④冷藏時果實與消毒王片一起密封存放;⑤未經上述處理的果實(對照)。每處理300個果實,等分為兩份,分別裝入獼猴桃專用保鮮袋(國家農產品保鮮中心生產)密封,其中,150個果用于腐爛情況調查,另150個用于測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硬度,并對其外觀、內質等商品要素進行感官評定。2005年9月29日處理后隨即放入試驗冷庫,庫溫0~2℃。從入庫開始,每2周檢測1次。用手持折光儀測果實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用YQ-GT-2果實硬度計測果實硬度(探頭直徑為0.635cm),每次測量10個果實。
2結果與分析
2.1貯藏期間獼猴桃果實的硬度變化
貯藏的前4周,各處理果實的硬度變化不明顯,4周后硬度則一直呈下降趨勢。其中,經5mg/L大果靈、健果素和80mg/L綠迪液處理的果實硬度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和對照一樣迅速下降或略高于對照。果實與消毒王片混裝處理的果實硬度下降最緩慢,說明其對延緩果實軟化具有較好作用(圖1)。
2.2貯藏期間獼猴桃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變化
貯藏期間各處理的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呈緩慢上升趨勢。5mg/L大果靈和健果素處理的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非常接近,表明對貯藏期間獼猴桃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增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軟熟食用時,健果素處理的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于對照。貯藏6周后,80mg/L綠迪液處理的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于對照。在貯藏期間,加有消毒王片的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緩慢上升,說明其可在貯藏期內延緩果實軟化,抑制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增加(圖2)。
2.3貯藏期間獼猴桃果實的腐爛情況
各處理在貯藏10周內幾乎無腐爛果(圖3)。貯藏10周后,除加消毒王片的處理外,其余處理和對照都開始腐爛。貯至第12周,爛果率最高的是用健果素處理,其次為對照、大果靈和綠迪處理,以加消毒王片最低(圖3),貯至第14周,除大果靈的爛果率增加較慢外,其余處理均增加較快。貯藏24周后,各處理腐爛率接近100%。
3小結與討論
試驗表明,使用5mg/L的大果靈對提高翠玉獼猴桃果實品質和耐藏性有一定的作用,果實腐爛率也明顯低于對照。有必要就幼果期低濃度大果靈處理對獼猴桃生長和花芽分化等方面的綜合影響進行研究,探討獼猴桃幼果期使用低濃度大果靈的增產、提質和提高果實耐貯性能的綜合效應,為其應用提供依據。某些產區為追求產量,濫用高濃度大果靈,造成獼猴桃果實畸形、品質低劣、樹體早衰等嚴重后果的做法,應當加以糾正。
用“楚源”牌獼猴桃健果素處理的果實,其貯藏期間的硬度變化和腐爛情況與對照近似;但在軟熟食用時,其風味品質優于對照。
二氧化氯在香蕉長途運輸、青椒貯藏等方面有很好的防腐效果[3]。龔宇同等用來處理大久保桃后貯藏發現[4],二氧化氯具有調節桃果實的呼吸強度、保持果肉硬度、延緩果實成熟衰老等作用。本試驗結果也表明,貯藏18周內,二氧化氯(綠迪)處理對獼猴桃具有較好殺菌、抑菌作用,特別是固態緩釋二氧化氯(消毒王片)處理對延緩獼猴桃果實軟化、抑制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上升速度以及抑制病菌危害具有明顯的作用。其作用機理有待進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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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成創新體系是我國實現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途徑。本文解析了“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的集成創新”的內涵,即不同適應主體和部門對各種適應技術進行選擇、優化、配置,相互之間以最合理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由適宜要素組成的、優勢互補的、匹配的有機體系,從而使適應技術體系的整體功能發生質變的一種自主創新過程。
集成創新可以使適應氣候變化不同主體或部門的資源、技術、能力等實現重新組合并且優化,進而增強適應氣候變化的效果。
提出了我國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集成創新機制,包括: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整合集成機制、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科技創新機制、適應氣候變化主體的組織機制、適應氣候變化部門的協同合作機制,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機制。
整合是適應氣候變化技術實現集成的重要手段,科技創新是適應技術創新研發的主體力量,
組織機制是實現集成創新的體制基礎,協同是實現適應技術集成創新的關鍵保障,資金機制
是集成創新的物質基礎。最后指出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技術體系需要充分發揮集成創新的力量,從不同層面的適應主體的組織機制開始,充分整合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發揮不同適應部門的協同機制,建立完善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科技創新機制,同時合理利用資金機制,從而建立完善的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集成創新機制。
關鍵詞 集成創新;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機制
中圖分類號 X321.0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01-05 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1
無論是由于自然因素,還是人類活動導致,以變暖為主要標志的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成為當前社會最突出的風險問題之一[1]。1992年簽訂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中,將適應和減緩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兩個重要方面[2],但在《公約》通過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以《京都議定書》為標志,減緩一直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努力方向。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即便現在開始采取最有效的減緩措施,氣候變化的趨勢仍將持續較長時間[3-7]。因此,適應氣候變化已經變得十分重要和緊迫[8-10]。我國一直高度重視適應氣候變化工作[11-12]。最大限度地利用氣候變化的有利影響,規避不利影響,是我國應對氣候變化面臨的艱巨任務[13]。目前國內在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研發方面已經進行了一定的投入,形成了一批適應氣候變化技術[4,13]。然而,不同技術的應用領域、影響范圍和成熟度均有不同,需要在國家層面上對國內外各適應技術進行集成,為我國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提供集成的解決方案。為此,需要在國家層面建立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集成創新機制,從而更好地為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提供決策支持。
1 集成創新的概念及其內涵
集成創新是現代社會各行業發展進步的主要技術途徑之一[14]。然而,究竟什么是集成創新?學者就此開展了大量的研究[14-15]。大多認為,“集成”是指系統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要素,依據要素間的內在聯系而形成的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有機體的過程,這種集成系統的功能要遠遠大于單個要素的功能。因此,集成是系統內要素優化組合的動態過程,也是系統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
集成創新是創新行為主體的選擇、優化、配置,相互之間以最合理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的一個由適宜要素組成的、優勢互補的、匹配的有機體,從而使有機體的整體功能發生質變的一種自主創新過程。集成創新使各種單項和分散的相關技術成果得到集成,其創新性以及由此確立的競爭優勢和科技創新能力的意義遠遠超過單項技術的突破。
對于適應氣候變化來說,“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的集成創新”是指不同適應主體和部門對各種適應技術進行選擇、優化、配置,相互之間以最合理的結構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由適宜要素組成的、優勢互補的、匹配的有機體系,從而使適應技術體系的整體功能發生質變的一種自主創新過程。
2 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的集成創新機制
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集成創新需要從技術整合、科技創新、組織機制、協調機制以及資金機制等5個方面來實現。
2.1 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整合集成機制
整合是適應技術實現集成創新的重要手段。不同適應主體或決策部門需要整合不同區域與領域的資源與能力,才能形成整合的創新能力,實現集成創新。不同領域或區域以自身的能力與資源為基礎,尋找具有互補資源和能力的領域與區域,如農業領域與水資源領域的適應技術整合,并且需要將他們的資源和能力整合到自身的能力體系中,從而形成集成的資源和能力,為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整體的集成發展奠定基礎。
當前階段,我國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整合集成亟需開展的關鍵工作包括: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構建與技術清單編制;優選現有比較成熟的適應技術,吸收最新適應技術研發成果,評估其綜合效益與適用范圍,構建中國適應氣候變化的基本理論與技術體系框架,分析主要領域和區域的近期(2020年前)關鍵適應技術需求。討論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潛力與技術限制因素,國家未來10-50年適應技術發展途徑,適應的技術研發與工程建設投資需求分析;分析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整體能力建設需求和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階段性目標,進行國家適應戰略規劃;針對適應氣候變化的生態補償、資金機制、技術研發等提出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建議。調研氣候變化對建筑業、交通運輸、旅游、商貿等產業部門和電、水、氣、熱及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影響,提出相關產業調整結構與布局,捕捉商機和基礎設施調整工程建設與運行維護標準的建議,研發關鍵適應技術并進行技術集成。
2.2 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科技創新機制
科技創新是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集成創新的關鍵力量,也是中國制訂適應氣候變化的戰略決策和實行適應行動的重要保障措施。不同領域與區域的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需要通過科技創新獲得。關于適應的若干關鍵科學問題還有待通過科技創新機制來實現。
適應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一些有利于緩解氣候變化影響的措施也已經開始實施。然而,專門針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技術和措施的研究和實施較少,缺乏可供借鑒的成功適應范例和系統有效的技術體系。需要進一步研發、集成不同領域和區域的適應關鍵技術,系統構建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體系。同時,目前的適應措施與氣候變化影響及未來風險的聯系不太緊密,與部門的發展戰略相結合的示范研究較少。因此,適應技術與示范的研究必須對不同領域或區域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和風險有定量的認識。氣候變化對我國的影響在不同領域和區域上有重大的差異,需要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適應措施,進行試驗和技術示范研究。只有掌握足夠的科學證據,系統地評估氣候變化對我國主要脆弱領域的綜合影響和風險,將適應措施的效果納入到影響和風險評估中,客觀分析不同領域、不同地方的適應能力,才能科學地選擇或研發相應的適應氣候變化技術,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氣候外交政策,保障我國利益不受到損害,既能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積極的貢獻,又能保證國內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因此,迫切需要將適應氣候變化作為一個重要的領域,選擇主要領域(如農業、林業、漁業、水資源、人體健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重大工程、防災減災等)和典型區域(如青藏高原、北方水資源脆弱區、農牧交錯帶、脆弱性海岸帶及生態系統脆弱帶等)進行適應氣候變化的示范實驗,提出可操作性的適應對策和措施,進行適應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確定氣候變化影響的重點區域、脆弱人群與適應優先事項,促進氣候變化適應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結合,重點加強適應氣候變化與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與規劃的結合;加強極端氣候事件的防御及防災減災技術開發;促進適應氣候變化政策制定和立法工作。
2.3 適應氣候變化主體的組織機制
適應氣候變化的主體有很多層次。目前情況下,政府部門是適應氣候變化的首要主體。其次,不同領域的企業和生產者也是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主體。再次,普通人群也是適應氣候變化的組成部分。另外,還包括科研機構。科學的適應氣候變化集成創新機制需要建立起科學的適應氣候變化主體的組織機制。這種組織機制需要緊密結合不同級別的政府部門、科研機構、企業和生產部門以及廣大的普通人群。科學地適應氣候變化組織機制關鍵工作包括:①加強組織領導與統籌協調。政府部門要切實加強總體指導和宏觀管理能力,對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進行統籌協調,健全責任體系,大力促進各地方、各部門、各科研院校在適應氣候變化領域的大力協同,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共同推進適應氣候變化行動的開展和實施。②加強人才培養與基礎研究。加強人才培養開發,促進人才隊伍建設,特別是學科梯隊建設,培養和造就一批學科帶頭人和后備人選以及相應的骨干研究隊伍。重視和加強基礎研究,切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重點部署研究一批適應氣候變化領域的重大問題。推動適應氣候變化科技資源共享,鼓勵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聯合建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奠定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科技基礎。③加強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在氣候變化影響顯著地區建立適應氣候變化試點示范基地,進行脆弱性分析和風險評估,開展相關適應活動,為我國今后全方位開展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提供重要的指導和參考。舉辦適應研討會和培訓班,提升地方政府相關機構和人員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基本知識、研究水平和管理能力。通過網站、新聞報道及座談會等形式大力宣傳適應氣候變化相關知識,增強公眾意識和公眾參與度。大力開展方法論研究,為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提供理論支持和指導。
2.4 適應氣候變化的部門協同合作機制
協同是國家、政府或部門實現適應技術集成創新的關鍵。協同就是要實現“1+1>2”。即多個部門合作創新產生的效益大于部門獨立進行創新產生的效益之和。核心部門與合作部門的協同包括三大方面:目標協同性、利益協同性、功能協同性,稱之為“OBF協同”。這三個方面的協同將形成利益分配機制、風險分攤機制、信任機制。如圖1所示。
為了實現“OBF協同”,需要構建三維協同體系:政策與法規、協同平臺、協調機制。如圖2所示。
政策與法規,是協同的制度保證。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進行集成創新的過程中,需要通過政策與法規形成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適應技術集成創新中的規范包括各級政府的政策、制度與合同。技術集成創新的合作伙伴在創新項目中表現出資本屬性或準資本屬性,有必要采用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
協調機制,是協同的過程保證。協調是通過管理機制、溝通、信息的互動實現的。在技術進行集成創新的過程中,由于集成的人力資源或組織資源(如供應商聯盟、技術中心等)等存在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沖突以及文化背景沖突等,對于技術資源、社會資源、信息資源等資源的集成同樣存在能否銜接和匹配的問題。因此,協調機制是技術集成創新實現協同的重要內容。
協同平臺,是協同的物質基礎。它包括研發平臺、網絡支持、基地建設。研發平臺是指研發中心與高等學校(包括以其為依托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中心、國家產品認證中心、國家質量檢測中心、專業設計咨詢公司以及包括具有研發能力的供應商等所組建的技術綜合型平臺。網絡支持是包括科研院所、合作企業、政府部門、金融機構、供應商、中間商、顧客等所組成的無形網絡的支撐作用。基地包括與集成創新相關的人才基地、技術研發基地與測試試驗基地。
2.5 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機制
適應氣候變化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其資金機制包括公共資金和市場資金兩個方面。需要在國家財政投入之外,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和企業單位投資氣候變化適應行動,同時充分利用國際適應性資金,全面提高我國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機制具體包括:①持續增加國家財政的氣候變化適應資金的投入。各級政府應將適應氣候變化逐步納入到各行各業的發展規劃,增加采取適應氣候變化行動的預算和投入,切實保證適應氣候變化行動的實施。各級政府應積極運用財政手段,如設立專項稅收、建立適應基金或者環境基金等,加大對氣候預報、生態保護、海岸帶管理、水資源安全等方面適應能力建設的投入。②引導金融部門和企業對適應氣候變化提供支持。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會損害信貸金融的信用,增加保險賠付,加大風險管理難度。應為商業金融部門提供支持適應氣候變化行動的鼓勵機制,使金融部門和企業更好地參與國家和地區的適應行動。具體措施包括:加強風險金融的適應性支持,引導信貸金融重視適應性投入,使用公共債券及其衍生工具為適應性投資或者災害救濟融通低成本的資金,就特定敏感地區或者特定氣候事件發行政府巨災債券,國家對氣候變化敏感和脆弱地區、領域和產業在財政投入和稅收政策上給予重點扶持。通過財稅杠桿激勵企業和民間資本投資氣候變化適應行動。③積極吸引國際適應性資金投入我國氣候變化適應行動。充分利用UNFCCC體系內可以利用的氣候變化適應資金,積極開拓國際合作,吸引更多的雙邊或者多邊資金投資適應氣候變化行動。目前,與適應氣候變化密切相關的國際資金渠道主要包括:《公約》創立的委托全球環境基金(GEF)運作管理的信托基金(SPA),《公約》下最不發達國家基金(LDCF)和氣候變化特別基金(SCCF),《京都議定書》下設立的適應基金,來自于其它多邊的環境協定(MEAs)基金,來自于各國政府、國家和國際組織和機構的雙邊和多邊基金。
3 結 語
“集成創新”是適應氣候變化技術與行動的必由之路。在不同層面建立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集成創新機制,構建不同部門或區域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集成創新體系是我國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發展的重要途徑。集成創新可以使適應氣候變化不同主體的資源、技術、能力等得到充分優化、選擇、配置,從而相互之間形成最合理的結構形式,發展成為一個由適宜要素組成的、優勢互補的、匹配的有機體,可使各種單項和分散的相關技術成果得到集成。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技術體系需要充分發揮集成創新的力量,從不同層面的適應主體的組織機制開始,充分整合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體系,發揮不同適應部門的協同機制,建立完善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科技創新機制,同時合理利用資金機制,從而建立完善的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集成創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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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System for Adaptation toClimate Change
PAN Tao1 LIU Yujie1 ZHANG Jiutian2 WANG Wentao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China’s Agenda 21,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aking adaptation measur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the adaptation technology system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to carry out climate change addressing actions.
Realizing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effectively needs to establish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mechanism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construct integrated innovation system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reg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rocess. In this process, a variety of technologie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will be selected, optimized, and configured by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epartments to form an organic system. This system is composed of appropriate element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matching each other. So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 system will have a qualitative change.
Integrated innovation can realize the recombining and optimizing the resources, technologies and ability of different subjects or departments,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adapting climate change.
We proposed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system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chanism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and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he main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secto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financial mechanism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Integrating is the important metho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main force of tech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mechanism is the system basis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the key guarantee of integration and funding mechanism the necessary material base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關鍵詞】 食管癌;手術前后;自然殺傷細胞;腫瘤壞死因子;前列腺素E2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9.028
近年來, 危險因素的增多, 明顯增加了食管癌的發生比例, 在腫瘤的發生、發展中, NK細胞具有重要的免疫監視功能[1]。相關報道顯示, 部分惡性腫瘤患者血漿中含有的TNF水平與治療預后密切相關[2]。許多腫瘤細胞可促進PGE2產生, PGE2對腫瘤轉移和播散有促進作用, 但PGE2、TNF、NK細胞與食管癌的相關性報道尚少。本次研究就食管癌患者采取手術治療前后上述指標的變化展開分析, 旨在為臨床診治提供參考依據,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 2013年5月~2015年5月本院收治的100例食管癌患者, 男62例, 女38例, 年齡63~80歲, 平均年齡(69.3±3.8)歲, 均經胃鏡病檢確診。TNM分期:Ⅱ期62例, Ⅲ期20例, Ⅳ期18例。合并冠心病8例, 高血壓30例, 糖尿病11例。術前對心肺功能檢查均呈良好顯示。依據病情分為根治組60例, 姑息組30例, 探查組10例。另取50例健康體檢者設為對照組, 其中男32例, 女18例, 年齡62~79歲, 平均年齡(68.2±3.9)歲。各組間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第一抗體為抗-CD16, 周血NK細胞數量(%)應用堿性磷酸酶-抗堿性磷酸酶(APAAP)橋聯酶標法進行檢測, 靶細胞為L929細胞, 血漿TNF水平采用生物活性法測定, 以3H為標記物, 血漿PGE2水平采用放免法測定。
1. 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 檢驗。P
2 結果
2. 1 食管癌TNM分期指標比較 Ⅲ期、Ⅳ期NK細胞明顯低于Ⅱ期, TNF、PGE2明顯高于Ⅱ期,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 2 手術前后指標比較 根治組手術前后TNF、NK、PGE2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但姑息組術后PGE2明顯下降。見表2。
2. 3 各指標遠期療效比較 100例食管癌患者中復發轉移8例(復發組), 與對照組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NK細胞所具有的免疫監測功能目前已引起廣泛重視, 多項研究指出, 惡性腫瘤患者外周血含有的NK細胞活性降低, 數量減少[3]。本次選取的食管癌患者外周血NK細胞數也呈顯著下降表現, 且與TNM分期關聯密切。分析NK細胞數減少原因, 有如下方面:體內抑制因素對NK細胞的分化及成熟造成阻礙;NK細胞在循環血內再分布;殺傷癌細胞過程中大量NK細胞消耗;機體營養不良狀況較為嚴重, 無法提供足夠的能量供NK細胞存活。本次研究中未切除患者及姑息組患者NK細胞在手術前后變化不明顯, 而根治術后呈升高顯示, 轉移、復發病例NK細胞較無轉移、無復發、正常患者低。TNF多由被激活的單核巨噬細胞產生, 腫瘤細胞、脂多糖等均為促TNF合成的激活劑。惡性腫瘤患者外周血單核細胞TNF產生能力明顯增強, 促使血漿TNF升高[4]。本次研究中, 病期越晚, 所檢測出的TNF水平越高, 切除腫瘤后, 患者TNF降低, 復發后, 又呈增高表現。且血漿PGE2水平在腫瘤切除后, 降至正常水平, 但復發時, 又呈增高顯示, 本次研究中, 復發的患者血漿PGE2明顯高于未復發及正常者。PGE2、TNF、NK細胞間相互調節, PGE2可對NK細胞功能抑制, 小劑量PGE2對巨噬細胞對TNF的產生有刺激作用, 但大劑量PGE2可對TNF的產生抑制, 而TNF可刺激成纖維細胞及血管平滑肌細胞產生PGE2, NK細胞在脂多糖刺激下, 可促TNF產生。
綜上所述, 對食管癌患者手術治療前后PGE2、TNF、NK細胞變化進行檢測, 可用于評估療效及預后, 對及時將轉移、復發病例檢出有重要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 國建飛, 楊立偉. 食管癌TDLN細胞對食管癌裸鼠移植瘤的體內抑瘤作用. 山東醫藥, 2011, 51(7):1-3.
[2] 朱鴻武, 江丹, 謝子英, 等. siRNA沉默STMN1對食管癌 Eca-109細胞紫杉醇敏感性的影響.重慶醫學, 2014(22):2833-2835.
[3] 鄭志范, 蘇華芳, 鄒燕, 等. microRNA在食管癌放射抵抗細胞表達譜研究.中華醫學雜志, 2011, 91(9):639-642.
一、尺度的內涵
尺度,一般表示物體的尺寸與尺碼;有時也用來表示處事或看待事物的標準。尺度是許多學科常用的一個概念,在定義尺度時應該包括3個方面的含義:客體(被考察對象)、主體(考察者,通常指人)及時空。在有些時候尺度并不單純是一個空間概念,還是一個時間概念。由尺度的內涵可知,在地理教學中尤其要注意從不同的時間尺度、空間尺度去把握分析問題。
二、時間尺度的把握
下面筆者以《全球氣候變化》的教學經歷談談在地理教學中尺度的把握。我在教學這節內容的時候首先從尺度的定義入手,跟同學們交待清楚尺度有時間尺度和空間尺度,接著從不同時間尺度來看全球氣候變化,因為時間尺度上的動態變化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核心,所以不同時間尺度的氣候變化是本節內容的重點。
大的時間尺度即地質歷史時期氣候變化,這個時間尺度的氣候變化時間跨度大、周期長,可以追溯到距今上萬年至幾十億年前,包含時間尺度為千年、萬年甚至上億年的氣候變化,其最大特點是冰期與間冰期交替出現,冷暖交替,波動變化。
小的時間尺度則是指近現代氣候變化,是最近一二百年有氣象觀測記錄以來的氣候變化,有十年至百年時間尺度上的變化。這一時期的氣候變化的總趨勢是上升。這是目前人們最為關心的氣候變化。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不同的時間尺度去分析問題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也只有從不同的時間尺度分析問題才能把握問題的實質,才能更加準確全面地認識問題。比如單從近現代百年時間尺度來看全球氣候變化很讓我們擔心,當然近現代以來因為人類活動的影響造成的氣候變化的確很讓人擔心,但結合大的時間尺度來看,現在的全球變暖也有比如冰期向間冰期過渡的自然原因的影響。這樣一看也不必過于憂慮。
再看看黃土發育時間尺度,黃土高原的地質基礎:千萬年 黃土堆積:百萬年 黃土層:十萬年 古土壤/黃土:萬年 黃土變化:千年/百年 降塵頻率變化:年/十年 降塵期:季節 降塵天氣:天 從不同時間尺度的黃土的發育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地理事物的研究中,我們關注的是發生在各個時間尺度的狀態的變化,而不是其平均狀態。
三、空間尺度的把握
如果說時間尺度是一種動態的縱向的比較,那么空間尺度就是一種靜態的橫向的比較。空間尺度應該說在地理教學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謂地理即地之理,所有地理問題的分析都離不開一定的空間作為依托,但這個空間有大有小,這個大小也就是尺度。在分析地理問題時從不同的空間尺度去分析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比如我在教學《全球氣候變化》時,從不同的時間尺度分析后,還從不同的空間尺度進行了分析,從大的空間尺度來講也即從全球平均狀況而言,全球氣溫升高;從小的空間尺度也即局地尺度而言,并不是全球的每一地區氣溫都在升高,比如我國北方地區氣溫升高比較明顯,而有些地區(如我國長江流域)氣溫上升并不明顯,甚至呈現出下降趨勢。
關鍵詞:氣候變化;國際碳排放權;氣候正義;分配
中圖分類號:D9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15)01―0034―07
為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通過氣候協議制定減排制度已一種共識。然而《京都議定書》之后,國際社會并沒有形成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原因是各國對國際碳排放權的分配存在巨大分歧。如何為各國分配碳排放權才是正義的引起了各國政府的關注。為此,本文從氣候正義的視角提出國際碳排放權分配的原則和路徑。
一、國際碳排放權的緣起
國家對溫室氣體的排放,從不受限制的自由到一種由協議規定的權利,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事實。即科學界、國際社會和國家間對溫室氣體排放限制的共識。
(一)全球變暖已是科學界不爭的事實
氣候變暖問題首先是由科學界提出并推動的。1820年開始,全球變暖就引起西方科學家的關注。德國天文學家Herschel最早研究太陽黑子對地球氣溫的影響。1827年,法國物理學家Fourier提出了二氧化碳可能吸收太陽能的結論。1861年,愛爾蘭物理學家John Tyndall通過實驗發現,大氣中的水分子和二氧化碳具有很強的熱輻射吸收和釋放能力,其量變可能引起氣候的異常。1896年瑞典物理學家Arrhenius將Fourier的理論定義為“溫室效應”,并首次提出人類活動釋放的二氧化碳對氣候造成顯著影響。
全球變暖問題在20世紀后半葉引起了科學家們的重視。1971年,美國大氣研究員會的威廉?凱洛格在一次會議中提到“因人類的疏忽而對氣候造成的影響”問題。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提出:倘若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仍如現在這樣不斷增加,那么20世紀末氣溫的上升將達到可以測量的程度,到21世紀中葉將出現顯著的增溫現象。1989年,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PC)”,該組織現在是氣候變化報告最權威的機構。截至目前,IPPC已經了五次評估報告,結果證實全球變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同時,證據也表明“溫室效應說”解釋全球變暖是科學的。關于氣候變化的理論有“溫室效應說”“太陽活動說”“天文冰期說”“潮汐調溫說”“海洋調溫說”等理論,但只有“溫室效應說”屬于人類影響氣候的范疇,并得到科學界的普遍認可。對冰芯的空氣采樣研究表明,過去長達65萬年內,大氣二氧化碳的碳濃度一直保持在180ppm和300ppm之間。但從工業化革命早期到2005年,這一數值從大約為280ppm達到了379 ppm,并且其他溫室氣體的濃度也在快速增長,如甲烷從715ppb上升到2005年的1 774ppb,氧化亞氮從270ppb上升到319ppb。雖然甲烷和氧化亞氮在大氣中的濃度小,但甲烷對增溫效應的貢獻是15%,氧化亞氮單分子增溫潛勢卻是二氧化碳的310倍。目前,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被認為是地球升溫的主要原因,而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卻導致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上升。因此,從科學上講,防止氣候變暖必然要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二)氣候變化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20世紀70年代,國際社會開始關注氣候變化問題。1979年,世界氣象組織發起了第一屆世界氣候大會,大會以“氣候和人類”為主題。大會承認因人類活動造成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特別是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造成全球變暖的問題需要迫切的解決。大會同意由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國際科學委員會共同負責制訂一個世界氣候研究計劃,定期討論全球氣候變化問題。
20世紀80年代,全球氣候變化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1982年在內羅畢人類環境特別會議的召開表明:國際社會不但意識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性,而且開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1985年在奧地利召開的溫室氣體國際研討會呼吁,必要時考慮草擬一個控制溫室氣體、氣候變化和能源利用方面的國際公約。1988年在加拿大召開的主題為“變化中的大氣:對全球安全的影響”世界大會,呼吁全球應當采取共同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1989召開的幾次有關氣候變化的會議,均表明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的重視和采取共同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
20世紀90年代后,氣候變化不但成為人類共同關注的問題,而且由國際社會達成應對的國際公約。1990年,第二屆世界氣候大會呼吁立即開啟氣候變化公約談判,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于保護氣候的第45/212號決議,決定成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政府問談判委員會。1991年,政府問談判委員會正式成立,氣候變化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序言中承認,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是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1994年公約生效,為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公約締約方自1995年起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COP)。1995年,公約第一次締約方大會召開,通過了“柏林授權”,并成立“柏林授權特別小組”,負責進行公約的后續法律文件談判。
(三)各國政府共同制訂《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開啟了國際社會以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時代。為了保證公約得到有效實施,1997年公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京都議定書》,提出了碳排放的總量控制目標,即“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同時該議定書明確了附件B中的締約方在第一減排階段減排目標,并規定了締約方實現減排目標的三種機制。應當說,《京都議定書》最大的優點是其具有法律約束力,而它的指導思想就是如果不采取多邊協定的方式約束締約國的,就無法在對抗氣候變化上取得顯著進步。所以,《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和生效,標志著控制和減少碳排放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并上升至法律層面,碳排放權成為一種由法律賦予或規定的權利。
二、國際碳排放權的厘定
全球大氣環境中,一定含量的溫室氣體不會引起氣候變化.但如果溫室氣體超過一定的濃度,就會造成明顯的氣溫升高,引起氣候變暖。應對氣候變化要將溫室氣體含量控制在一定的濃度范圍內.碳排放權就是這種容許范圍內的一定數量的溫室氣體排放指標,它不同于傳統的權利,而是由人類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新型權利。
(一)國際碳排放權的內涵
國際碳排放權是國際法主體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由國際條約所賦予的向大氣排放一定數量溫室氣體的權利,其實質是權利主體獲取的一定數量的氣候環境資源使用權。這種權利不同于傳統的權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權利的本質上不僅僅是權利,更是義務。國際碳排放權形式上表現為國際條約允許某個國家(地區)或國際組織溫室氣體排放的指標,實質上是重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即只有在該指標規定的數量范圍內排放溫室氣體才是合法的,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第二.權利的主體范圍廣泛。氣候資源無法為任何國家獨占使用,是公共物品,全人類都有權使用.所以國際碳排放權的主體是全人類。但國際碳排放權經過分配后,其主體包括國家、國際組織、自然人、法人等。
第三,權利的客體是大氣環境的溫室氣體容量資源。碳排放權概念是在大氣環境容量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該權利以大氣環境容量為客體 。人類的早些時期,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大,并沒有超過大氣環境的自凈能力或一定的溫室氣體含量.也就沒有將大氣環境的溫室氣體容量作為一種資源。只是由于化石燃料大量使用,溫室氣體的排放增長太快,嚴重超過了大氣環境的自凈能力,使得大氣環境的溫室氣體容量日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這種資源不具有特定性和排他性,與傳統物權法中的客體有所不同。
第四,權利的內容是主體對若干大氣環境溫室氣體容量資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具體而言,權利主體可以占有其擁有的排放指標而不做任何使用,也可以自己排放一定數量的溫室氣體,或者將盈余的排放指標贈予、出賣給其他主體。但權利主體一旦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處分了排放指標,這種權利就予以消失。
(二)國際碳排放權的屬性
關于碳排放權的性質,目前存在準物權說、生存權說和發展權說。本文重在國際碳排放權的分配,所以僅分析其生存權和發展權屬性。
1.國際碳排放權是一種生存權。
生存權是基于人類生存本能而產生的自然權利或者是“法前”權利,即伴隨人的出生而產生的一種權利,是指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和歷史條件下,人們應當享有的維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條件的權利。它不僅指個人的生命在生理意義上得到延續的權利,而且指一個國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會意義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權利;不僅包含人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還包括人們賴以生存的財產不遭掠奪、人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保障和不斷提高。
國際碳排放權是國家存續的前提。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或民族,只要存續,其衣、食、住、行等過程必然產生溫室氣體,所以碳排放權的享有及其指標多少直接關系到個人、國家或民族的生存空間和狀態。從這個意義講,國家爭取碳排放指標就是保障國家的生存空間,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碳排放權是其他權利的基礎,沒有碳排放權就沒有生存權。產生影響。第一,它是一項天然權利,其是否享有與國家或國際組織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發展程度無關,分配過程中不能隨意剝奪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需要。第二,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人權首先是生存權,沒有生存權,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國際碳排放權對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空間意義如此重大,分配方案應考慮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生存需求。第三,它最終是為了滿足國民生存的基本需求,分配方案應當考慮國家的人口因素。第四,生存權是一種靠國家的積極十預來實現人“像人那樣生存”的權利。,意味著積極謀求碳排放權是國家的一種責任,國家不能在氣候談判中隨意妥協。
2.國際碳排放權是一種發展權。
發展權是個人、民族和國家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并公平享有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的權利。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生的發展中國家為了擺脫受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剝削和控制,爭取平等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權利而提出的。后來,瓦薩克提出第三代人權理論時,將發展權歸為第五代人權。l979年,聯大第34/36號決議通過的《關于發展權的決議》強調發展權利是一項人權,平等的發展機會不僅是國家的特權,而且是各國內個人的特權。1986年,聯大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指出:“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
目前的大多數二氧化碳排放是現代工業文明發展的過程中的“副產品”,“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但歸根到底是個發展問題”。所以發展中國家強調氣候變化本質上是可持續發展問題。有關研究表明.任何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均出現了人均二氯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現象,所以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難免就要增加碳排放,排放問題本質上是發展問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就要改變原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因此排放權是…種發展權,這種觀點也體現在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條約中。
發展權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之上,也需要發展中國家積極努力消除發展的各種國際,進而平等的參與國際氣候事務,還要求發達國家應采取行動為發展中國家的全面發展提供便利條件。應對氣候變化是各國共同的義務,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責任不同。具體而言,在國際碳排放權的分配中,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需要,給予特殊的制度安排。
三、氣候正義在國際碳排放權分配中的適用
氣候正義是環境正義運動向氣候變化領域的延伸,它強調在對氣候變化領域中的利益和負擔進行分配的過程中,各個主體必須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氣候正義關系到減排協議是否能夠被各個國家所接受,所以“如果不解決氣候變化與正義之間的相互影響,就絕不可能成功應對氣候變化。但是,公平、正義作為判斷一種法律制度具有正當根據的價值標準,具有豐富的內涵, 正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墨說:“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可隨心所欲地呈現出極不相同的模樣”。但從發展中國家來看,氣候正義至少應當包括了程序正義、矯正正義和代際公平。國際碳排放權的分配亦應遵從合國際法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和國際帕累托主義原則。
(一)合國際法原則
國際法體現了各國的協調意志,是各個國家互諒互讓、的結果。國際碳排放權問題事關各國的生存和發展利益,其分配必須符合國際法,否則其分配協議無法得到有效的實施。合國際法原則要求國際減排協議應當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其內容與現存的氣候協議相一致。首先,國際減排協議的擬定過程是透明和民主的。公約所有締約方都有參與協議擬定的機會,都能充分表達自己意愿,而不僅僅是個別強權國家或利益集團的參與,或者是由個別利益集團依據區域性條約進行的制度安排。如歐盟單方面對國際航班征收碳稅的措施,引起了各國政府和航空公司的不滿,其合法性也受到了質疑。其次,國際減排協議的談判應建立在已有的氣候協議機制之上,如《公約》《京都議定書》等,不能拋開現有的機制,以未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新機制進行。最后,國家減排協議的內容應與現有的國際法規范一致,如《聯合國》、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國際習慣.特別是他們不能與《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存在矛盾或沖突。
(二)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
國際環境法領域中,“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最早出現在1972年《斯德哥爾摩宣言》中,最終由1992年《里約宣言》予以確認。同時,該原則也寫入了1992年公約的序言、第3條和第4條。《京都議定書》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但對公約附件一國家和其他國家規定了不同的減排義務,這種制度安排是共同但有區別原則的具體實施。氣候變化是由溫室氣體累積的排放造成的,發達國家較早進入工業化,溫室氣體歷史排放值多,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起步較晚,歷史排放值少。且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脆弱度也明顯強于發展中國家。所以,在國際碳排放權分配過程中,不能完全按照“祖父原則”,應考慮各國的碳排放和碳匯貢獻,針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同時,還應當考慮發展中國家減排的壓力和面臨的困難,由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減排技術和資金的援助。
(三)國際帕累托主義原則
國際帕累托主義不是一條倫理原則,而是一種實利性制約因素:在國家間體制下,如果協議得不到所有國家的認同,那么它是不可能達成的,國家只會加入服務于自身利益的協議。全球減排協議必須遵守國際帕累托主義原則,即所有國家必須相信自己會因為國際減排協議的簽署而使自身境況自然好轉。并且,“有效的氣候行動必須把絕大多數乃至所有的排放量較大的國家動員起來”。所以,全球減排協議必須反映各國的利益需求,讓所有國家能享受到減排帶來的好處,不能因為減排讓某些國家的發展受到阻礙,或者讓個別國家享有“超額”利益。
四、國際碳排放權的分配路徑
國際碳排放權的分配路徑,是國際社會通過何種方式將碳排放權分配給各個國家(包括地區)和國際組織的問題。氣候變化的應對需要全球各個國家共同行動,國際減排協議的實施更有賴于各國的積極遵守,所以其擬定者應滿足全球性、政府性和職能性三個特征。目前主要有兩種路徑,即國際社會以公約締約方大會、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大會的形式通過碳減排協議,分配國際碳排放權。
(一)公約締約方大會
根據公約的有關規定,公約的締約方會議有權通過國際碳排放權分配的協議。公約第二條規定:“本公約以及締約方會議可能通過的任何相關法律文書的最終目標是:根據本公約的各項有關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并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行的時間范圍內實現。”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締約方會議作為本公約的最高機構,應定期審評本公約和締約方會議可能通過的任何相關法律文書的履行情況,并應在其職權范圍內作出為促進本公約的有效履行所必要的決定……”據此,公約締約方大會有權通過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文書和促進公約有效履行的必要制度,這種法律文書和必要制度當然包括含有國際碳排放權分配的減排協議。事實上,公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京都議定》,各締約方也積極履行了議定書的內容,說明國際社會承認公約締約方大會通過氣候協議分配碳排放權的方式。目前締約方大會主要是通過柏林授權特別小組,負責進行公約的后續法律文件談判。
[關鍵詞]氣候變化經濟學;減緩;適應性
一、導論 氣候變化經濟學及經濟政策是一個剛剛起步的研究領域,伴隨著科學家們對氣候變化認識加深和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的大力推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內容。目前氣候變化經濟學一般包括全球變暖、節能減排、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等內容。 氣候變化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個框架中進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氣候變化政策成本即減少溫室氣體或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的機會成本。氣候變化政策的收益指削減排放以降低氣候變化風險以及在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認為富裕國家需支出其GDP的2%來采取行動。二是國際公共品框架。氣候變暖源于跨國外部性效應的影響,但氣候變化問題并不是傳統外部性問題的一個簡單拓展,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氣候變化需要國際間有效合作。“京都議定書”就是國際合作的一項成果。三是博弈論框架。該框架主要用于國與國之間氣候變化責任與義務的確定,強調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是自利的,只有一個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對所有參與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氣候變化政策分為適應性氣候政策和減緩性氣候政策。前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適應氣候的變化,后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減緩氣候變化( Stern,2007)。減緩性政策研究較多的是碳稅和限額,限額有助于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碳稅則有利于減少碳排放價格的波動(Metcalf,2009;Ka-plow,2010);適應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氣候變化信息,調整產業結構和調整經濟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開( Stern.2007)。
近年來國內直接針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氣候變化對敏感性行業的影響上(呂亞榮,2010;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2010;劉恩財等,2010),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以及相應思路。
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正在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廣西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業占GDP比重較大,是氣候變化的敏感地區。近50年來,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 69℃,冬季氣溫上升趨勢明顯。1986年到2009年間,廣西經歷16個暖冬。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加。研究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希望通過制定合理有效的財政、金融、產業政策,減少排放,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廣西抓住機遇、實現經濟和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氣候變化對廣西的主要影響
(一)氣候變化影響廣西農林業
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正在顯現,農業生產不穩定性增加。廣西局部干旱和洪澇的頻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斷加大。氣候變暖引起農作物發育期提前,暖冬現象加大了病蟲害現象。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未來的影響雖有正面效應,但可能仍以負面為主。氣候變暖以及降雨量分布變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澇將減少甘蔗的產量、蠶桑生產的產量和使其質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減產為主。廣西農業生產布局和結構將出現變化。土壤有機質分解加快,農作物病蟲害出現的范圍可能擴大,畜禽生產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響,畜禽疫情發生風險加大。
隨著全球變暖,亞熱帶、溫帶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來廣西大部分地區可能進入熱帶地區,部分地區林帶下限上升,廣西北部的林業種類將發生變化,廣西動植物病蟲害發生頻率上升,分布變化顯著。
未來氣候變化將使廣西生態系統脆弱性進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樹種和一些珍稀樹種分布區縮小,森林病蟲害的爆發范圍擴大,森林火災發生頻率和受災面積增加。廣西境內湖泊將進一步萎縮,濕地資源減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
(二)氣候變化影響廣西漁業和水產養殖業
廣西是海洋大省,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加劇,引發海水入侵、土壤鹽漬化、海岸侵蝕,損害了濱海濕地、紅樹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態系統,降低了海岸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和海岸帶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引起的海溫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貧氧區,海洋漁業資源和珍稀瀕危生物資源衰退。 人類食用的水生動物絕大多數屬于變溫動物,水溫升高能夠明顯地影響到動物的新陳代謝、生長速度、繁殖情況以及對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氣候變化使廣西依托海洋的水產養殖業將受到較大影響,可用于水產養殖的海域萎縮,養殖品種減少。由于氣溫升高,海水蒸發速度加快,表層海水中的鹽分不斷增加,引起魚類的生理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水產養殖業的種群和數量。
(三)氣候變化影響廣西的水資源分布
氣候變化已經引起了廣西水資源分布的變化。就全國來看,近20年來,北方黃河、淮河、海河、遼河水資源總量明顯減少,南方河流水資源總量略有增加。廣西洪澇災害更加頻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災害更加嚴重,極端氣候現象明顯增多。氣候變化加大了水資源年內和年際變化,氣候變暖使得中國西部地區的冰川融化加速,未來廣西干旱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水資源的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
(四]影響廣西人的健康
氣候變化對廣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脅包括由熱應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傳染病(瘧疾和登革熱)、與水有關的疾病如腹瀉和營養不良。氣候變化會間接造成傷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發和熱帶氣旋(強風)造成的結果。因日益惡化的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也可能是氣候變化引起的。
三、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對氣候變化問題科學研究的支持
科學研究是應對氣候變化決策的基礎和依據。現有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理論分析主要以適應和減少排放絕對量為目的,且宏觀層面討論為主,這為進一步研究應對氣候變化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視角和方法。然而,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慮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討論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相應的對策,才更具適用性。因此,廣西要積極開展有關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相關科學研究,盡快取得相應的研究成果和基礎數據,為政策決策服務,并在此基礎上,制定適合廣西自身特點的政策措施。
(二)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
隨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斷累積,全球氣溫呈緩慢上升態勢,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不斷加大,世界各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將不斷加強,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將不斷強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將成為廣西能否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目前,國際合作框架內,主要集中在減緩性行動,如發展低碳經濟、減少碳排放。此外,廣西應對氣候變化既是國際、國內壓力的體現,更是廣西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要求。隨著氣候的不斷變化,廣西的發展環境正在不斷變化,為了可持續發展,廣西必須制定合適的政策措施,并不斷地進行調整。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氣候變化作為一種外部性,在時間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經典經濟學范圍,需要用一種更大的視角進行研究。市場仍是配置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的基礎性方式,廣西應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影響和優化資源配置。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僅僅依靠廣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氣候變化,通過適應性政策影響資源配置,在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尤為重要。
轉貼于 (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推動減緩性行動
當前,全球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減緩性行動上,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調整產業結構、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隨著北部灣經濟區和“兩區一帶”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區正處于資本密集型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投資規模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資源富集區經濟發展的加快,大的鋁、錳等有色金屬的冶煉廠的建設和擴能,能源消耗總量不斷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傳統常規技術的建設模式,一經投入,便有一個投資回報期技術和資金的鎖定效應,將來大規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國未來發展技術路徑的選擇,對國家乃至全球節能減排、減緩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在節能減排的歷史潮流面前,不論從對全球負責的角度,還是從實現我區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都必須積極探索節約發展、低碳發展之路,從法規制度、經濟結構、能源利用、技術創新等多個層面,加快推進低碳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以實實在在的事實,展現廣西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決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來以后,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國際氣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減緩,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險的氣候變化。廣西也在外在壓力下把發展低碳經濟、完成減排任務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中之重。實際上,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減緩性氣候政策的效果取決于國際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氣候大會進展緩慢,“巴厘路線圖”的談判至今沒有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實質性內容并未落實,國際氣候談判越來越艱難。此外,根據斯特恩報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氣候變化的慣性,十年內全球氣溫仍將上升0.5 -1度,減緩性行動不能根除氣候變化問題。而且,減緩性行動的不斷推進需要適應性的行動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要考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以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政策建議
(一)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切實轉變發展方式
廣西應加快結構調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大力發展服務業,推進循環工業,改善農業效益,提高林業的固碳效果。具體來說,廣西應綜合利用財稅、產業、金融政策,積極推進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的比例,降低工業比重。工業內部,應著力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設備和產能,建立健全和完善節能、清潔生產、綜合利用的各項機制,落實各級政府成立節能執法機構、加強執法隊伍建設、節能工作常態化、市場化等。同時,積極承接東部沿海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產業必將向廣西轉移,如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新興產業等。大力發展林業,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財政資金在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投入
廣西應對氣候變化,關鍵依靠技術進步,通過新的技術降低排放,通過新的技術發展清潔能源,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科研工作在廣西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科研資金嚴重不足,研究成果較少,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基礎數據和資料嚴重缺乏,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新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廣西應設立專門的研究資金,通過政府委托形式進行專題研究,加快共性技術進步。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企業發展實用技術。同時,在各類科研經費的分配中,向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傾斜,提高廣西區內關于氣候變化的科研能力,為制定適合廣西特點的氣候變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礎。
(三)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
廣西應利用經濟政策,優化氣候變化的資源配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一是要加快氣候變化趨勢和影響相關知識的研究。目前,對氣候變化最大的共識就是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即氣候變化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及對未來氣候變化的預測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氣候變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難以確定,政策評價和選擇變得非常困難。加強對氣候變化趨勢的研究,給公眾提供更多的氣候變化信息,有利于公眾做好準備,提高自我適應能力。二是財政資金大力支持適應性技術的研發。如開發耐干旱的品種、推廣(下轉第28頁)(上接第11頁)適合較高溫度的物種,通過新技術應用,提高應對極端天氣條件的能力、提高對自然災害的監測能力等。三是加大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對敏感地區和敏感行業,如加強農田灌溉設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墻,激勵和補貼農村建設儲水設施等。四是推行有關氣候變化的保險,以加強經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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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農業綜合開發適應氣候變化的實踐與探索[J].中國財政,2010,(4).
劉晨陽,中國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內外部動因及效果初探[J].現代財經,2010,(10).
劉恩財,等.關于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建設問題[J].農業經濟,2010,(1).
張麗賓,等.氣候變化與公共財政政策的理論分析[J].環境經濟學,2010,(5).
Cline, W.R."The Econonuca of Global Wamung."Waslungton: Institute for Intemational Economics, 1992.
Kaplow,L."Taxs, Pemuts, and Climate Change"[ 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 2010.
Metcalf,G.E.”Cost Containment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Altemativc Approaches to MitiS;ating Price Volatility [ Nl. NBER Working Paper 15125, 2009.
[關鍵詞]氣候變化經濟學;減緩;適應性
一、導論 氣候變化經濟學及經濟政策是一個剛剛起步的研究領域,伴隨著科學家們對氣候變化認識加深和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的大力推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內容。目前氣候變化經濟學一般包括全球變暖、節能減排、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等內容。 氣候變化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個框架中進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氣候變化政策成本即減少溫室氣體或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的機會成本。氣候變化政策的收益指削減排放以降低氣候變化風險以及在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認為富裕國家需支出其GDP的2%來采取行動。二是國際公共品框架。氣候變暖源于跨國外部性效應的影響,但氣候變化問題并不是傳統外部性問題的一個簡單拓展,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氣候變化需要國際間有效合作。“京都議定書”就是國際合作的一項成果。三是博弈論框架。該框架主要用于國與國之間氣候變化責任與義務的確定,強調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是自利的,只有一個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對所有參與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氣候變化政策分為適應性氣候政策和減緩性氣候政策。前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適應氣候的變化,后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減緩氣候變化( Stern,2007)。減緩性政策研究較多的是碳稅和限額,限額有助于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碳稅則有利于減少碳排放價格的波動(Metcalf,2009;Ka-plow,2010);適應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氣候變化信息,調整產業結構和調整經濟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開( Stern.2007)。
近年來國內直接針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氣候變化對敏感性行業的影響上(呂亞榮,2010;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2010;劉恩財等,2010),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以及相應思路(劉晨陽,2010;張麗賓等,2010)。
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正在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廣西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業占GDP比重較大,是氣候變化的敏感地區。近50年來,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 69℃,冬季氣溫上升趨勢明顯。1986年到2009年間,廣西經歷16個暖冬。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加。研究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希望通過制定合理有效的財政、金融、產業政策,減少排放,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廣西抓住機遇、實現經濟和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氣候變化對廣西的主要影響
(一)氣候變化影響廣西農林業
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正在顯現,農業生產不穩定性增加。廣西局部干旱和洪澇的頻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斷加大。氣候變暖引起農作物發育期提前,暖冬現象加大了病蟲害現象。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未來的影響雖有正面效應,但可能仍以負面為主。氣候變暖以及降雨量分布變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澇將減少甘蔗的產量、蠶桑生產的產量和使其質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減產為主。廣西農業生產布局和結構將出現變化。土壤有機質分解加快,農作物病蟲害出現的范圍可能擴大,畜禽生產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響,畜禽疫情發生風險加大。
隨著全球變暖,亞熱帶、溫帶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來廣西大部分地區可能進入熱帶地區,部分地區林帶下限上升,廣西北部的林業種類將發生變化,廣西動植物病蟲害發生頻率上升,分布變化顯著。
未來氣候變化將使廣西生態系統脆弱性進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樹種和一些珍稀樹種分布區縮小,森林病蟲害的爆發范圍擴大,森林火災發生頻率和受災面積增加。廣西境內湖泊將進一步萎縮,濕地資源減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
(二)氣候變化影響廣西漁業和水產養殖業
廣西是海洋大省,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加劇,引發海水入侵、土壤鹽漬化、海岸侵蝕,損害了濱海濕地、紅樹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態系統,降低了海岸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和海岸帶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引起的海溫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貧氧區,海洋漁業資源和珍稀瀕危生物資源衰退。 人類食用的水生動物絕大多數屬于變溫動物,水溫升高能夠明顯地影響到動物的新陳代謝、生長速度、繁殖情況以及對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氣候變化使廣西依托海洋的水產養殖業將受到較大影響,可用于水產養殖的海域萎縮,養殖品種減少。由于氣溫升高,海水蒸發速度加快,表層海水中的鹽分不斷增加,引起魚類的生理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水產養殖業的種群和數量。
(三)氣候變化影響廣西的水資源分布
氣候變化已經引起了廣西水資源分布的變化。就全國來看,近20年來,北方黃河、淮河、海河、遼河水資源總量明顯減少,南方河流水資源總量略有增加。廣西洪澇災害更加頻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災害更加嚴重,極端氣候現象明顯增多。氣候變化加大了水資源年內和年際變化,氣候變暖使得中國西部地區的冰川融化加速,未來廣西干旱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水資源的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
(四]影響廣西人的健康
氣候變化對廣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脅包括由熱應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傳染病(瘧疾和登革熱)、與水有關的疾病如腹瀉和營養不良。氣候變化會間接造成傷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發和熱帶氣旋(強風)造成的結果。因日益惡化的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也可能是氣候變化引起的。
三、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對氣候變化問題科學研究的支持
科學研究是應對氣候變化決策的基礎和依據。現有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理論分析主要以適應和減少排放絕對量為目的,且宏觀層面討論為主,這為進一步研究應對氣候變化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視角和方法。然而,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慮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討論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相應的對策,才更具適用性。因此,廣西要積極開展有關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相關科學研究,盡快取得相應的研究成果和基礎數據,為政策決策服務,并在此基礎上,制定適合廣西自身特點的政策措施。
(二)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
隨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斷累積,全球氣溫呈緩慢上升態勢,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不斷加大,世界各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將不斷加強,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將不斷強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將成為廣西能否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目前,國際合作框架內,主要集中在減緩性行動,如發展低碳經濟、減少碳排放。此外,廣西應對氣候變化既是國際、國內壓力的體現,更是廣西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要求。隨著氣候的不斷變化,廣西的發展環境正在不斷變化,為了可持續發展,廣西必須制定合適的政策措施,并不斷地進行調整。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氣候變化作為一種外部性,在時間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經典經濟學范圍,需要用一種更大的視角進行研究。市場仍是配置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的基礎性方式,廣西應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影響和優化資源配置。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僅僅依靠廣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氣候變化,通過適應性政策影響資源配置,在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尤為重要。
(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推動減緩性行動
當前,全球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減緩性行動上,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調整產業結構、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隨著北部灣經濟區和“兩區一帶”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區正處于資本密集型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投資規模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資源富集區經濟發展的加快,大的鋁、錳等有色金屬的冶煉廠的建設和擴能,能源消耗總量不斷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傳統常規技術的建設模式,一經投入,便有一個投資回報期技術和資金的鎖定效應,將來大規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國未來發展技術路徑的選擇,對國家乃至全球節能減排、減緩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在節能減排的歷史潮流面前,不論從對全球負責的角度,還是從實現我區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都必須積極探索節約發展、低碳發展之路,從法規制度、經濟結構、能源利用、技術創新等多個層面,加快推進低碳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以實實在在的事實,展現廣西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決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來以后,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國際氣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減緩,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險的氣候變化。廣西也在外在壓力下把發展低碳經濟、完成減排任務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中之重。實際上,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減緩性氣候政策的效果取決于國際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氣候大會進展緩慢,“巴厘路線圖”的談判至今沒有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實質性內容并未落實,國際氣候談判越來越艱難。此外,根據斯特恩報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氣候變化的慣性,十年內全球氣溫仍將上升0.5 -1度,減緩性行動不能根除氣候變化問題。而且,減緩性行動的不斷推進需要適應性的行動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要考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以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政策建議
(一)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切實轉變發展方式
廣西應加快結構調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大力發展服務業,推進循環工業,改善農業效益,提高林業的固碳效果。具體來說,廣西應綜合利用財稅、產業、金融政策,積極推進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的比例,降低工業比重。工業內部,應著力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設備和產能,建立健全和完善節能、清潔生產、綜合利用的各項機制,落實各級政府成立節能執法機構、加強執法隊伍建設、節能工作常態化、市場化等。同時,積極承接東部沿海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產業必將向廣西轉移,如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新興產業等。大力發展林業,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財政資金在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投入
廣西應對氣候變化,關鍵依靠技術進步,通過新的技術降低排放,通過新的技術發展清潔能源,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科研工作在廣西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科研資金嚴重不足,研究成果較少,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基礎數據和資料嚴重缺乏,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新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廣西應設立專門的研究資金,通過政府委托形式進行專題研究,加快共性技術進步。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企業發展實用技術。同時,在各類科研經費的分配中,向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傾斜,提高廣西區內關于氣候變化的科研能力,為制定適合廣西特點的氣候變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礎。
(三)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
廣西應利用經濟政策,優化氣候變化的資源配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一是要加快氣候變化趨勢和影響相關知識的研究。目前,對氣候變化最大的共識就是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即氣候變化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及對未來氣候變化的預測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氣候變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難以確定,政策評價和選擇變得非常困難。加強對氣候變化趨勢的研究,給公眾提供更多的氣候變化信息,有利于公眾做好準備,提高自我適應能力。二是財政資金大力支持適應性技術的研發。如開發耐干旱的品種、推廣(下轉第28頁)(上接第11頁)適合較高溫度的物種,通過新技術應用,提高應對極端天氣條件的能力、提高對自然災害的監測能力等。三是加大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對敏感地區和敏感行業,如加強農田灌溉設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墻,激勵和補貼農村建設儲水設施等。四是推行有關氣候變化的保險,以加強經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1]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農業綜合開發適應氣候變化的實踐與探索[J].中國財政,2010,(4).
[2]劉晨陽,中國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內外部動因及效果初探[J].現代財經,2010,(10).
[3]劉恩財,等.關于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建設問題[J].農業經濟,2010,(1).
[4]張麗賓,等.氣候變化與公共財政政策的理論分析[J].環境經濟學,2010,(5).
[5] Cline, W.R."The Econonuca of Global Wamung."Waslungton: Institute for Intemational Economics, 1992.
[6] Kaplow,L."Taxs, Pemuts, and Climate Change"[ 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 2010.
[7] Metcalf,G.E.”Cost Containment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Altemativc Approaches to MitiS;ating Price Volatility [ Nl. NBER Working Paper 15125, 2009.
多選方案還是惟一選擇
盡管氣候變化自始至終與懷疑論相伴,也有人試圖從陰謀論出發,攻擊氣候變化是美歐等發達國家為限制中國等新興國家進一步發展而故意設置的陷阱,但氣候變化真實地影響著中國的社會和經濟。
懷疑也好,陰謀也罷,中國社會和經濟正在接受氣候變化的挑戰。“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質性影響”、“如何在‘陰謀’中求得一線生機”,才是中國經濟體真正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新規則制定過程中爭取最大的利益和空間,在新規則的基礎上努力去適應變革,并尋找利用新規則進一步發展的機會。至少從理論上講,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低碳”革新面前,起點趨同。
筆者認為,以“氣候變化”和“清潔技術”為核心的環境科技創新必將為人類社會帶來一場新的產業革命,使經濟、社會等方面出現嶄新的面貌。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使我們的生活質量更高,生活得更加美好。通過強制手段限制使用石化燃料進而產生溫室氣體減排的做法,并非我們最終追求的目標。換言之,要想把“氣候變化”作為新的產業革命的動力,就必須放眼新技術的創新,而不是僅僅著眼在溫室氣體排放量一時的減少或抵消。沒有技術含量的減排是低端的減排,甚至可能帶來實質增排的負面后果。
中國經濟體的氣候實踐是大勢所趨。從外部的運營環境看,中國經濟體面臨著低碳消費市場的轉變和氣候法律法規的趨緊,這客觀地要求中國經濟體著手“氣候變化”和“清潔技術”的創新與實踐。否則,其競爭力將大打折扣。
一方面,國內節能減排的政策不斷出臺,中國溫室氣體減排的中期目標也已經確立――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可以預見,下放減排目標的約束性指標將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的減排重點工作之一。
另一方面,國外政客已經開始討論征收碳關稅的可能。美國和法國在這方面的討論已經以法案的形式遞交到國會或議會討論。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體未來有可能被課以碳關稅,而削弱其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最后,越來越多的中國經濟體正在或計劃尋求海外擴張之路。如何適應西方國家嚴苛的氣候政策和法規,也是一道擺在大家面前的難題。以筆者的觀察,中文發表的關于上述課題的研究成果目前尚不豐富,甚至可以說寥寥無幾。
從內部需求看,高漲的能源價格嚴重威脅著中國經濟體的運營成本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或創新,可以有效減少經濟體的相關運營成本。研究表明,效率與減排有著密切的關系,企業通過氣候戰略的實踐也可以有效提供其管理水平和運營效率,是一舉多得的事情。所以,氣候實踐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體在氣候變化“陰謀”中絕地反擊的惟一選擇。按兵不動不如積極應對
問題是如何實踐。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體的氣候實踐應當沿著“核算一管理一改造一創新”的道路來完成。核算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制定溫室氣體管理和氣候戰略;改造現有技術中的落后單元,實現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在上述實踐的基礎上,積極參與減排和清潔技術的創新和發明。
從世界范圍看,大多數企業正處于“核算”和“管理”的階段,也就是“摸排”和制定目標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企業已經識別出減排技術改造的路線,并著手開展相關的工作。有些走得更遠的領先企業,已經在組織財力、物力、人力進行低碳技術的研究與創新。筆者判斷,大部分中國企業正處于核算前階段,沒有正式開始核算,但內外部環境已經促使其不得不蓄勢待發。
管理學有一句名言“沒有數據,無法管理”。中國也有一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核算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減排水平就是知己之路,也是氣候實踐的第一步。然而,這第一步正經歷著重重的困難。以“碳披露項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為例――該項目代表資產管理總額達55萬億美元的475家機構投資者,旨在鼓勵企業披露氣候變化戰略和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目前已經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2456家公司通過其披露相關信息。但根據該項目2009年的報告,他們在中國向1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發出碳信息披露邀請,結果有27家拒絕參與,44家不予回應。在29家積極參與回應的公司中,僅有5家提供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其中兩家提供了自身排放和電力間接排放的數據。而這兩項恰恰是經濟體核算溫室氣體排放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內容。由此可見,我們只有2%的被調查上市公司了解國際規則,并對此做出正確響應。
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國經濟體氣候變化意識薄弱。
首先,多數中國經濟體不愿意把自身的碳排放水平對外披露,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沒有做出量化減排承諾并出臺明確的約束性管理政策的時候。在日常工作中,筆者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
“政府對溫室氣體排放是否有監管要求”。由此可見,在政府沒有表態之前,中國經濟體普遍采取的氣候戰略就是――觀望或者按兵不動。如前所述,外部環境已經改變,盡管國內政策沒有出臺,但是其他的影響因子已經發生改變。一味觀望的結果就是貽誤戰機。
其次,中國經濟體尚不具備如何計算自身排放并據此制定出適宜氣候戰略的能力。這就是被動選擇“按兵不動”的原因。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兵。以筆者的觀察,我們在企業層面的溫室氣體排放基礎研究不足,信息有限,掌握這方面知識和技術的專業人才就更是匱乏。
也就是說,對于氣候變化問題,中國的整個社會資源還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學校和研究機構對氣候變化對經濟體的影響研究不足,氣候變化方面人才培養不足;企業層面的基礎工作尚未全面展開;國家政策亦尚屬于真空期――總的綱領已經確定,但具體的實施細則沒有出臺。
然而,與上面談到的基礎工作所受冷遇相對的是,中國媒體上關于“低碳”概念和宣傳的熱捧。從專業的角度看,這些熱炒積極的一面就是向廣大消費者成功推銷了這個概念;而其消極的一面就是欠缺科學性而可能導致該概念的泛濫和貶值,最終損害中國經濟體的利益。某些宣傳欠缺科學依據,甚至于科學常識。例如,某低碳空調廣告,其核心是該款空調如何節能。但是,考慮到空調的整個生命周期和其工作原理。冷媒的使用才是空調對氣候變暖產生的最大的影響。因為任何一種常見冷媒的溫室氣體貢獻值(GWP)都是二氧化碳的數千倍甚至上萬倍,而電力供應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其GWP值為1。
此外,“低碳”概念中的形容詞“低”是通過比較而得來的,相對于什么情形而言可以稱之為“低”呢?如果我們的宣傳不提及這些,而一味地談論“低”,最終可能會導致受眾的“審美疲勞”,而使大眾對低碳概念缺乏激情(樂活的概念――健康和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就是此類受害者之一)。這種激情正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環境科學創新的源動力。
中國經濟體的這類宣傳也反映出其背后面臨的問題――沒有科學的數據支持,無論是對自身的歷史排放水平,還是對同行業競爭對手的排放水平或整個行業的平均排放水平都不了解。進而,對于當前提供的產品或整個經濟體運營所產生的排放水平也不甚了解。這些不了解造成低碳產品宣傳的嚴肅性和科學性的缺失。
一、“德班氣候大會”的主要進展
2011年底,第17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以下簡稱“德班會議”)在南非德班召開。雖然會議期間出現了加拿大退出《京都議定書》等事件,但總體而言,與會各方表現出更為理智的態度和務實的談判策略,按照“巴厘路線圖”推動談判的意愿也比較清晰。經過反復磋商,德班會議取得了一定的積極進展。從中方的角度來看,德班會議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實現了“三個堅持”,即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堅持雙軌制的談判模式,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二是對《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達成妥協,這無疑是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問題;三是啟動綠色氣候基金,在減排資金安排上有所突破;四是在2010年坎昆協議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減排技術、能力建設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機制。另外,德班會議還對2020年后進一步加強《氣候變化公約》的實施進行了深入討論,并設定了相關進程。然而,德班會議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會議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線圖”的談判,坎昆協議和德班會議成果的落實也尚需時日,而發達國家自身減排以及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轉讓的政治意愿仍明顯不足,這成為影響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合作的主要障礙。
同時,回顧過去20多年來的談判歷程可以發現,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一直是步履蹣跚,各方矛盾和紛爭不斷,談判主導權爭奪激烈。由于約束力有限,一些通過反復討價還價艱難達成的減排方案在各國執行過程中大打折扣。在談判機制和模式上,發達國家力推“并軌”,以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最終達成單一的協議,進而使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則堅持“”談判,堅守“巴厘路線圖”的原則[3](P9-16)。這表明現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機制越來越顯現其局限性,迫切需要創新談判機制,以推動氣候變化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如何破解歐盟、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之間及其與三個發展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巴西、印度之間的利益糾葛,避免國際氣候變化談判淪為國際政治新格局的博弈工具,是未來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機制創新的核心和關鍵所在。
盡管德班會議及其取得的成果對維護現行的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機制具有積極作用,但在歐債危機、“頁巖氣革命”、“棄核風潮”等因素的影響下,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溫室氣體減排的整體氛圍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與哥本哈根會議前后的“喧囂與鼓噪”相比,“氣候變化”的話題不再熱得燙手,而是似有轉冷的跡象。在法國等主要發達國家,有關德班會議的報道很少見諸主要媒體,這與哥本哈根會議形成了鮮明對比,一些科學家和政治家將氣候變暖由一個邊緣概念變為全球主流共識的努力似乎正面臨新的挑戰和質疑[4](P36-37)。碳捕獲與封存技術(CCS)應用前景不明朗、相關研究資助力度減弱、公眾關注度下降等因素,使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形勢更加錯綜復雜,全球減排資金機制和技術應用的不確定性加劇。
二、“后德班時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動向
(一)在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影響下,發達國家資金支持受限
2011年以來,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并加快向歐盟的核心國家蔓延。由于引發危機的制度性因素短期內難以消除,使得救助難度增大,危機存在長期化的可能性。歐債危機的陰影使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增加,歐元區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形勢尤其嚴峻,而新興經濟體雖維持較快增長,但增速也有所放緩,這勢必抑制全球能源消費,進而減少各產業部門以及交通、建筑和居民等領域的碳排放。撇開歐債危機這一特定因素的影響,從長期趨勢來看,即使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主要發達國家也不可能依靠傳統高耗能產業重振實體經濟,而必然要通過開發綠色、低碳技術,并通過對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投資,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恢復經濟活力。因此,主要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快速、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減小。
同時,國際金融危機及后續的歐債危機對發達國家財政狀況的影響尤為突出。目前,歐盟、日本、美國應對危機的經濟刺激計劃產生了大量財政赤字,而地震則給日本造成了巨大財產損失,災后重建所需的巨額資金使日本政府的財政情況雪上加霜。這將使主要發達國家對本國減排的財政支持捉襟見肘,綠色低碳技術研發的政府投入以及新能源市場化發展的財政補貼受限,進而對其溫室氣體減排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談判中,如果我國繼續在提供減排資金方面施壓,將使發達國家很難承受。
(二)“頁巖氣革命”正在改變全球能源格局,增強了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底氣和實力
以頁巖氣為主的非常規天然氣開采技術成熟,進入量產階段是美國溫室氣體減排壓力下降的重要原因。為降低能源外部依賴,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起對頁巖氣開采的大量投入終于在21世紀頭十年為其帶來了豐厚的回報。關鍵技術的突破使美國頁巖氣已具備商業化開采能力,產量急劇擴大。2010年,美國頁巖氣產量達1 379億立方米,占其天然氣總產量比重由2006年的1%大幅上升到23%,超過俄羅斯成為全球第一大天然氣生產國,其頁巖氣產量為中國當年天然氣總產量的1.46倍。2011年,美國已由燃料進口國轉為燃料出口國,這在過去半個世紀從未有過。據預測,全球頁巖油儲量約11萬億~13萬億噸,而世界常規石油儲量僅為4 000多億噸。按目前需求測算,頁巖氣將保障美國百年以上的天然氣使用。到2040年,美國頁巖氣產量將占其天然氣總產量的40%以上。隨著頁巖氣產量快速增長,美國天然氣價格大幅下降。其中,2012年1月,天然氣井口價格、居民用價、商業用價、工業用價和發電用價分別比近期價格高位的2005年下降了68.2%、34.5%、25.2%、60.0%和66.2%①。天然氣價格持續走低使美國能源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天然氣替代煤炭,導致發電用能成本下降、排放減少,而且價格下降后,美國貨車開始使用天然氣作燃料,陸路交通部門也將減少對汽油的依賴。
雖然頁巖氣開采中的環境問題被一再質疑和詬病,但被稱為“能源領域新革命”的頁巖氣成功開采使得非傳統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場上異軍突起。美國頁巖氣產量擴大不僅有助于緩解其國內天然氣供求矛盾,而且還將削弱俄羅斯、伊朗等能源出口大國的國際影響力。據美國貝克研究所的一份報告預測,俄羅斯占西歐天然氣市場的份額將由2009年的27%降至2040年的13%。目前,波蘭等歐洲國家正加緊頁巖氣開發利用,以重塑歐洲天然氣市場,加拿大、阿根廷、中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在積極開展頁巖氣勘探開發。正如《世界能源展望》(2011)指出,全球將進入“天然氣的黃金時代”。除了頁巖氣之外,加拿大的含油砂、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的特稠原油等新資源可提供13 000桶石油,從而增強了全球非傳統化石能源的樂觀預期②,而這些因素都將給世界能源格局帶來重大變局。同時,作為低排放能源,天然氣生產和消費增長將對溫室氣體減排前景產生深遠影響,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等國家的減排壓力,進而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可以預見,頁巖氣開采將為美國左右中東、北非地緣政治添加重要砝碼,成為其主導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有利條件。
(三)新能源產業需求波動,貿易摩擦加劇
根據英國BP公司的《世界能源統計回顧》,201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增長15.5%,為1990年以來的最快增速,其中風電保持強勁增長,增幅達22.7%,而OECD國家仍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生產國,占全球產量的77.5%[5](P38-39)。雖然可再生能源產量保持快速增長,但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卻出現波動。以美國為例,隨著天然氣價格不斷下降,風電和光伏發電的成本劣勢進一步凸顯。在日本、歐盟的技術優勢和中國制造優勢的兩面夾擊下,美國風能和太陽能產業的市場潛力被擠壓,投資收益下降。同時,經濟低迷導致能源需求不旺,政府支持新能源發展的財力不足。這些因素使得私人資本對風能、太陽能產業的投資熱情減弱,金融危機后出現了一輪風能、太陽能投資低潮。2011年,美國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投資強勁反彈,第二季度投資額達105億美元,約占全球該領域投資的1/4。盡管投資回升,且投資者仍看好新能源的長期前景,但太陽能等新能源在美國的投資吸引力卻已不如先前。
另從新能源設備國際貿易的情況來看,受歐債危機、美國天然氣價格下降等因素影響,發達國家對太陽能等新能源產品補貼減少,國際市場上多晶硅、太陽能電池板等產品的需求下滑,企業生產萎縮,導致價格競爭向新能源等產業蔓延,貿易摩擦開始滲透到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新能源領域的貿易摩擦中,首批主要受害者仍是中國企業和中國產品。2011年11月,美國商務部對6家光伏企業起訴中國輸美光伏產品正式立案,這是美國首次對我國新能源產品發起“雙反”調查。盡管2012年3月美國商務部初裁結果所征收的懲罰性稅率比預想得要低,但仍產生了嚴重的負面示范效應。緊接著,德國太陽能經濟聯合會準備在歐盟27個成員國針對中國光伏產品提出反傾銷訴訟,而美國也意欲對中國的風電產品實施貿易救濟措施。歐美等國采用這些貿易保護手段,不僅旨在遏制中國新能源產業快速發展的勢頭,進而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分工中占據主動,而且在“雙反”調查過程中,一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新能源企業股價頻繁波動,為國外金融資本向我國優質實體資產滲透帶來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