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態勢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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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一、產業規模十年擴大十倍，產業地位日益提升

今年1-10月，我國軟件產業實現軟件業務收入10902億元，比2001年擴大了十多倍，年均增速達38%，占電子信息產業的比重由2001年的6%上升到18%，位居電子信息產業第二，僅次于計算機制造行業。

二、產業結構快速升級，信息技術服務成為重要增長點

在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帶動下，軟件產業的結構不斷調整，軟件服務化趨勢突出，且服務不斷走向專業化、精細化，已成為行業增長的主要力量。2010年前10個月，軟件產品實現收入3703億元，占全部收入的34%，比2001年下降34個百分點;實現信息技術咨詢服務和信息技術增值服務收入1007和1422億元，同比增長38.1%和36.9%，分別高于全行業收入增速8.2和7個百分點，兩者收入占行業比重達22.2%，比2001年提高15.6個百分點。

三、軟件出口規模擴大，但增速放緩

2001-2009年間，我國軟件產業出口規模擴大了25倍，年均增速達50%，在提高我國軟件業管理水平、人員素質和擴大軟件業規模等方面作用突出。2010年1-10月，全國軟件產業實現出口收入185億美元，同比增長24.6%，由于受國際需求下滑、人民幣匯率等因素的影響，增速比去年同期低17.5個百分點。

第2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SCP范式；經濟型酒店；上海

0 引言

自1997年上海錦江之星作為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型連鎖酒店品牌誕生，上海的經濟型酒店發展一直處于我國各地的前列。目前，上海是中國經濟型酒店分布密度最高的城市。從2004年起，以平均每年增加100家的速度發展，截止到2009年底，上海經濟型酒店已開業534家，品牌數量眾多，擁有莫泰、錦江之星、如家、格林豪泰、7天、為波等68個品牌。經過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重大機遇后，上海經濟型酒店市場在數量、規模以及品牌等方面都呈現出特定的市場效果和競爭狀態。基于此，本文擬運用產業組織理論的主流研究范式“結構―行為―績效”框架，對上海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進行梳理和研究，分析上海經濟型酒店的產業現狀，揭示產業組織活動的內在規律性，為現實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維持基本的市場秩序和經濟效率提供實證依據和理論指導。

1 SCP范式理論綜述

1.1 SCP范式的提出與發展

SCP范式是由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以梅森和貝恩等為主要代表的哈佛學派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市場的結構、行為、績效之間存在著因果聯系，即市場結構決定企業行為，企業行為決定市場績效，為獲得理想的市場績效，需要通過公共政策來調整不合理的市場結構。

1959年，貝恩《產業組織》的出版標志著傳統產業組織理論的最終形成，闡述了從市場結構推導競爭結果的結構、績效兩段論分析范式。1970年，謝勒出版了《產業市場結構和經濟績效》一書，彌補了貝恩《產業組織》對市場行為論述的不足，在貝恩兩段論范式的基礎上發展成了三段論的SCP范式，從而將哈佛學派的產業組織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目前為止，有關SCP范式的闡釋和應用，主要以謝勒所做的說明和圖示為依據。

謝勒提出了完整的“結構―行為―績效”的模式，認為市場結構首先決定市場行為，繼而市場行為又決定市場績效，其中，市場結構決定企業在市場中的行為，市場行為又決定了市場運行的經濟績效。市場結構是導致某些產業部門的價格長期高于平均成本，但同時潛在進入者也不愿進入該產業的非均衡狀態的主要原因，決定市場結構的因素主要有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化和進入退出壁壘。市場行為是指企業在充分考慮市場的供求條件和其他企業的關系基礎上采取的各種決策行為，包括產品定價行為和產品決策、廣告策略、研究開發、排擠競爭對手等非價格行為。市場績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條件下，市場運行的最終經濟結果，評價指標主要有資源配置效率、利潤率水平、銷售費用規模、技術進步水平、以及產品的質量水準、款式、變換頻度等。

1.2 對SCP范式的應用性評價

SCP理論建立的基本假設前提是存在“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基礎上的政治制度和政府體制”，其所分析的對象是“私人擁有的商業組織”，這些組織“從事追逐利潤機會的生產活動”[1]。

SCP分析框架著眼于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及市場績效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同時考慮了許多可控的變量，因此是一種具有基本的、較強說服力的經濟分析方法。與其他僅考慮產業本身的方法相比，它的優點在于從市場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突出了某些與企業數量、規模等有緊密關系的特征的重要性[2]。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給現實的企業競爭戰略提供環境分析和策略選擇。對于企業競爭戰略的設計和分析來說，運用SCP范式對某一具體產業的產業組織進行研究，對于市場競爭的分析和研究，有許多可供參考借鑒之處。

2 上海經濟型酒店SCP分析

2.1 上海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結構

市場結構是指一個行業內部企業在等級、規模、經營模式、產品差別上的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競爭形式，是反映市場競爭和壟斷程度的概念。影響酒店市場結構的主要因素包括市場集中度、進入和退出壁壘、產品差異化和規模經濟性等。

2.1.1 市場集中度

市場集中度是表示在某一具體產業中，買者或賣者具有所擁有的相對規模結構的指標。市場集中度是反映市場競爭和壟斷程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指標。市場集中度越高的產業，越容易形成產業中的壟斷勢力，削弱市場競爭性。

絕對集中度是最基本的集中度指標，是測量市場集中度的常用方法，可以通過產業內規模處于前幾位的企業數量占整個產業市場相應數值總量的份額來表示，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CRn為X產業中規模最大的前n位企業的絕對集中度，Xi為X產業第i位企業的產品規模或銷售額、資產額、職工人數等，n為X產業的全部企業數，取決于研究的需要。）

一般說來，CRn集中度越高，說明前n位企業在整個市場的供給中所占比重最大，對市場的操縱能力就越強；而CRn集中度越低，則意味著少數廠商很難操縱和支配市場，買者之間的競爭得到強化[3]。

計算市場集中度，通常采用CR4或者CR8指標。根據上海經濟型酒店市場規模，本文分別運用了CR4和CR8指標。

截止2009年底，上海經濟型酒店已開業534家，房間數達65713間。2010年，上海經濟型酒店比2009年新增酒店數超過136家，經濟型酒店總數超過670家。

根據表1，以經濟型酒店開業店數居上海經濟型酒店前8位的品牌所擁有的飯店數為單位按規模（飯店數量）計算的市場集中度為：CR8=67.1%（C8代表飯店規模前8位的經濟型酒店占上海經濟型酒店總數的比例）。以經濟型酒店開業店數占上海經濟型酒前4位的品牌擁有的飯店數計算的市場集中度為：CR4 =49.4%。根據貝恩的市場結構分類，上海經濟型酒店屬于寡占Ⅳ型 （35≤CR4

表1 上海經濟型酒店前8大品牌飯店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根據各大經濟型酒店官方網站和盈蝶――中國經濟型酒店網數據整理而得，數據截止到2010年底。

表2 上海經濟型酒店前6大品牌增長速度比較表

資料來源：根據各大經濟型酒店官方網站和盈蝶――中國經濟型酒店網數據整理而得。

從表2中可以看出，借助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東風，各大經濟型酒店品牌紛紛搶灘上海，在規模擴張上的競爭異常激烈，分店規模得到了顯著提升。其中格林豪泰以幾乎1倍的速度迅速擴張，漢庭、莫泰168、如家等經濟型酒店品牌也以較高的發展速度擴張。因此，雖然目前上海經濟型酒店市場集中度相對較高，但品牌之間的競爭依然激烈。

2.1.2 產品差異化

產品差異化是指一個產業內相互競爭的企業生產的同類商品，由于在商品的物理性能、銷售服務、信息提供、消費者偏好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從而導致產品間不完全替代關系的狀況。產品差異化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有效手段[4]。

區別于傳統星級酒店，經濟型酒店突出提供單一的住宿服務功能，因此在產品功能方面經濟型酒店產品差異化較小[5]。就產品價格而言，上海經濟型酒店產品價格集中在150-300元之間，占有86%，而針對300元以上的市場，可能更多的要考慮酒店產品的差別化和功能性（圖1）。

圖1 上海經濟型酒店產品結構（按價格段分）

資料來源：盈蝶咨詢2009年3月

目前經濟型酒店產品差異化主要體現在品牌差異化和渠道差異化兩個方面。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上海經濟型酒店經歷了起步、快速擴張、品牌建立等階段，已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品牌競爭和空間分布格局。隨著市場細分的深入和同質競爭的加劇，上海經濟型酒店的產品和服務正面臨著巨大挑戰，細分市場、創新產品成為經濟型酒店的新趨勢[6]。為了適應客戶市場多樣化的需求，需通過準確的市場細分，建立起滿足需求的品牌體系。漢庭集團目前擁有漢庭酒店（豪華經濟型）、漢庭快捷（舒適型）和漢庭客棧（廉價型）三大品牌，囊括了經濟型酒店高、中、低三大領域。莫泰集團在莫泰168的基礎上推出莫泰268經濟型上午酒店品牌。錦江之星開發了百時快捷（定位大眾）和錦江白玉蘭（定位高端）等經濟型酒店品牌。在銷售渠道方面，便利快捷的預訂系統以及完善密集的酒店網絡布點會產生網絡的擴散效應，迅速結集大量顧客，并且通過會員制，不同品牌都在培育忠實顧客群，進而穩固營銷網絡，使不同品牌的產品產生一定的差異化。但以上兩方面的產品差異化只有達到一定的市場規模，才能從規模經濟中體現出來。

2.1.3 進入與退出壁壘

1）進入壁壘

由于經濟型酒店的拼命擴張，直接后果就是物業租金暴漲，出現搶樓現象，瘋狂搶樓導致局面失控，2007年和2008年，上海經濟型酒店物業成本分別上漲超過40個百分點和25個百分點。而從2007開始，經濟型酒店的人工成本也在以每年20個百分點的比例遞增。從經營成本方面來說，不斷增加的上海經濟型酒店物業成本已經成為潛在進入者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專業化規模經營是經濟型酒店成功的根本。經濟型酒店價格低，所以要以規模取勝，通過戰略聯盟組建網絡，提高市場覆蓋面，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7]。上海前6大經濟型酒店品牌幾乎占據了整個經濟型酒店市場的62.7%，2010年受到上海世博會巨大的市場空間的吸引，各大品牌連鎖經濟型酒店增加了擴張的步伐，具有競爭優勢的連鎖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確立，市場的進入壁壘逐步提高。新進入者除非加盟到連鎖品牌中，否則難以在規模、品牌和營銷網絡方面獲得比較優勢。

2）退出壁壘

退出壁壘是指企業消減或停產其所從事的特定業務，從特定市場退出時的障礙。退出市場就意味著企業停止生產原來的產品，將資產轉讓或轉為他用。經濟型酒店的主要實物性資產是酒店物業和房間內各種設施。目前經濟型酒店大多通過租賃或收購破舊樓房進行改造的方式獲得物業，這為退出提供了便利。其他硬件設施和管理服務、品牌等無形資產的資產專用性不強，可以轉為他用或者轉讓。因此經濟型酒店的退出壁壘亦不高。

2.2 上海經濟型酒店的市場行為

2.2.1 價格行為

由于經濟型酒店的特點決定其價格定位總體較低，上漲空間受到產品定位限制，因此市場價格保持穩定，上海經濟型酒店的價格競爭并不明顯。而從維持超額利潤的角度看，市場競爭中勝出的連鎖經濟型酒店品牌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價格聯盟，獲取寡占市場收益，避免出現低星級酒店的價格惡性競爭。上海經濟型酒店產品價格集中在150-300元之間，從2005年至2009年間，上海經濟型酒店平均門市價始終保持在一個相對平穩的區間（如圖2）。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機遇使得上海經濟型酒店經歷了一個史上最長的住宿高峰期，產品價格高漲，但是隨著世博會的閉幕，世博后上海客流的下降，經濟型酒店房價也歸于平穩。

圖2 2005-2009年上海經濟型酒店發展

資料來源：盈蝶咨詢

2.2.2 合作行為

隨著經濟型酒店行業的激烈競爭，使區域性中小規模品牌經濟型酒店面臨競爭壓力，出現了連鎖經濟型酒店品牌之間的合作，即通過形成經濟型酒店戰略聯盟，實現聯合預定、聯合促銷、提高入住率，以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的目的。典型案例為7天連鎖酒店牽頭成立的“星月聯盟”。星月聯盟是一個集分銷與互動為一體的品牌經濟型酒店聯盟，從網絡系統平臺、龐大而精準的會員體系、營銷渠道拓展、先進的酒店管理經驗等四個方面為聯盟商提供支持，從而有效地提升聯盟成員的網絡營銷能力，降低運營成本。

經濟型酒店的合作行為還體現在與航空、餐飲、出租車、銀行等多個行業之間的聯合發展[8]。比如2008年如家與神州連鎖租車企業合作共享資源優勢，攜手打造住行一條龍的整合服務。

2.2.3 競爭行為

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競爭主要集中在包括品牌、服務、運營能力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競爭[9]。

目前上海已經擁有莫泰、錦江之星、如家、格林豪泰、7天、為波等68個品牌，上海經濟型酒店已經形成了多品牌競爭的格局，并且各大品牌經濟型酒店通過采用多品牌競爭策略，搶占細分市場，比如漢庭集團擁有漢庭酒店（豪華經濟型）、漢庭快捷（舒適型）和漢庭客棧（廉價型）三大品牌；莫泰集團在莫泰168的基礎上推出莫泰268經濟型酒店品牌；錦江之星開發了百時快捷（定位大眾）和錦江白玉蘭（定位高端）等經濟型酒店品牌。

經濟型酒店的主要特點是“物美價廉”，這就要求經營者運用專業化管理和技術進步尋求服務質量和成本控制的最佳結合點。在預定與營銷網絡方面，具有較大規模和品牌的經濟型酒店已經建立了獨立的預定系統，如錦江之星、漢庭、如家等，既能降低銷售成本，又能穩定分銷渠道，提高服務效率。而一些規模較小的經濟型酒店依舊通過旅行社、訂房中心、旅游預定網站等銷售渠道，被攫取相當一部分利潤，不利于經營成本的控制，在成本控制競爭方面處于劣勢。

2.2.4 并購行為

隨著市場容量的增長及企業間競爭的加劇，經濟型酒店通過并購重組等資本方式擴大市場份額及建立市場準入門檻。近幾年，如家通過并購“七斗星”成為了行業老大；漢庭收購“宜居”實現快速擴張；錦江之星并購了金廣快捷。在今后經濟型酒店的發展過程中，品牌之間的整合難以避免。

2.3 上海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績效

2007年，上海經濟型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和房價分別是96%和202元；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房價下跌到178元，入住率依然高達89%；2009年入住率在85%以上，房價則回升到了214元。表明上海經濟型酒店市場需求顯著，投資見效快，經營績效好。

2010年，上海各大經濟型酒店的入住率與客房收益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以錦江之星為例，2010年錦江之星業務快速增長，顯著受益于世博會。錦江之星和旗下酒店百時品牌在2010年的平均出租率分別達到了85.2%和97.6%，錦江之星2010年RevPAR同比增長了27.8%（表3）。

表3 錦江之星（上海）經濟型酒店房價及出租率

資料來源：錦江之星公司中報 國金證券研究所

3 上海經濟型酒店市場效果和競爭狀態分析

根據對上海經濟型酒店產業組織現狀的分析，可以對上海經濟型酒店的市場效果和競爭狀態做出一定的判斷。

3.1 市場集中度較高, 具有競爭優勢的連鎖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確立

上海經濟型酒店市場集中度較高，具有競爭優勢的連鎖品牌的寡占格局基本確立。上海前8大經濟型酒店品牌對市場的操控能力較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市場競爭。受到上海世博會的影響，上海經濟型酒店的規模擴張明顯增速，各大品牌以較快的增長速度進行規模擴張，搶占上海酒店客源市場，市場將進一步集中于少數品牌。

3.2 市場進入壁壘逐步提高

不斷上升的上海酒店物業成本和用工成本使得經濟型酒店的經營成本面臨著挑戰，市場的進入壁壘逐步提高，新進入者除非加盟到連鎖品牌中，否則難以在規模、品牌和營銷網絡方面獲得比較優勢。

3.3 產品差異化較小,市場競爭集中在品牌、服務、成本控制等方面

上海經濟型酒店產品差異化較小,主要體現為品牌和銷售渠道差異，并且需要通過規模經濟才能實現。經濟型酒店市場競爭主要集中在包括品牌、成本控制等在內的競爭。隨著市場容量的增加及企業間競爭的加劇，大型品牌連鎖經濟型酒店通過并購重組等資本方式擴大市場份額及建立市場準入門檻，而中小規模連鎖品牌經濟型酒店通過聯盟合作提升競爭力。

3.4 世博后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上海經濟型酒店市場需求顯著，投資見效快，經營績效好。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經濟型酒店經歷了史上最長的住宿高峰期，各大經濟型酒店的出租率和客房收益都達到了頂峰，但是面臨著世博會期間大量的新增酒店客房數和世博后回歸常態的來滬游客數量的矛盾，世博后酒店市場競爭必然更加激烈。

參考文獻：

[1] 侯艷良.談SCP范式在中國的應用與新發展[J].商業時代,2011,（5）:127-128.

[2] 龔琴.基于SCP范式長三角區域旅游產業組織及政策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2007.

[3] 芮明杰.產業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335-338;401-402.

[4] 劉志彪,安同良.現代產業經濟分析[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33:34.

[5] 趙小蕓.基于SCP范式的中國經濟型酒店產業組織演進研究[J].旅游學刊，2007（9）：29-34.

[6] 段美,朱承強.市場細分時代上海經濟型酒店發展策略研究[J].旅游論壇,2010.（3）:335-341.

[7] 鄒統釬.經濟型酒店的關鍵成功因素與經營模式[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4）:29-32.

第3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機電產品 五力模型 競爭態勢

機電產品是一個細分產業極廣的行業，如果可能，應該對各具體行業進行深入的競爭態勢分析，但是一方面各細分行業的資料難以獲得，細分行業的競爭態勢分析可能不完全，另一方面，制造業各細分行業競爭態勢比較趨同，因此，本文僅對裝備制造業整個行業進行競爭態勢分析，所采用的方法為邁克爾.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方法。

一、競爭威脅

近年來，隨著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導致部分行業出現產能過剩，裝備制造業也不例外。裝備制造業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產能過剩，決定了生產規模過大，存貨、應收賬款增加，企業生存困難。少數企業為了生存，不惜以低價格、送回扣、以次充好等手段參與競爭，擾亂市場秩序，不利于行業的長遠發展。

此外，國外企業也有參與國內市場競爭的風險。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發展以及我國加入WTO后過渡期的結束，市場紛紛對外開放，國外企業通過合資設立、參股等途徑，參與國內的市場競爭，大部分國內企業在技術、生產經驗、產品穩定性、配套服務等方面還沒有與國外企業同臺競爭的實力。

而國內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除自身實力的差距外，還面臨一些壁壘。

1.政策壁壘。歐盟實施的《廢棄電氣電子設備指令》（WEEE）和《關于在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ROHS）對我國輸歐機電產品造成極大的影響，而這兩個指令涉及的產品將包括十大類產品：大型家用電器類，小型家用電器類，IT 和通信設備，消費產品類，照明設備類，電氣電子工具類，玩具休閑及體育設備類，醫療設備類，監控儀器類，自動售貨機類。從我國目前出口歐盟機電產品現狀來看，這兩個指令所涉產品出口增長迅速，占機電類產品對歐盟總出口的約三分之二。在加工貿易上，我國所涉產品對歐盟出口中，僅進料加工貿易一項，出口金額就占當年所涉產品對歐盟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我國裝備制造業面臨比較強的政策壁壘限制。

2.經濟技術壁壘。國外設置技術壁壘限制機電產品出口。一是美國、日本和歐盟一直變換著不同手法對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實施嚴厲技術壁壘措施。我國出口三大市場集中在美國、日本和歐盟。據調查，這三 個市場的技術壁壘對我國出口機電產品造成的損失占總損失的95%。二是進口國多變的標準和要求造成出口機電產品的退貨、退運數量不斷增加。三是對出口機電產品的綠色壁壘也越來越突出。機電產品的綠色壁壘主要涉及安全、節能、可回收、排放、臭氧層保護、排污限制、電磁兼容、包裝技術等。

以上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我國制造業國內市場競爭激烈，而打開國外市場又存在層層障礙，因此，我國制造業存在較強的競爭威脅。

二、購買者威脅

以下幾方面的因素決定著裝備制造業的購買者威脅：

一是行業本身產能過剩。上文指出，產能過剩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企業采取價格競爭策略，尋求生存和發展。而制造業大部分產品的專用性不強，供應商多，這樣，購買者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轉換到其他供應商，因此，購買者的威脅較大。

二是購買者相對分散，購買者的侃價能力較弱。同樣由于制造業產品的專用性不強，其客戶范圍是相當廣泛的，由于購買者的分散，購買規模通常不大，這樣，購買者在價格談判中通常處于弱勢低位，具有較小的購買者威脅。

三是對于某些大型專用設備，購買者威脅也不大。制造業大型專用設備的供需特點是供應商少，同時由于設備的專用性，購買者也比較少，但通常來說，大型專用設備都具有核心的生產技術，技術擁有者同時也是市場壟斷者，雖然購買者市場集中，但是，由于供應商市場更加集中，這就決定了購買者在價格談判中也處于弱勢低位，購買者威脅較小。

四是購買者需求持續擴大。雖然目前我國制造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但是，據統計預測，2000-2020年，我國制造業將保持12%以上的平均市場增長率，而預計GDP平均增長率僅為7.4%，由于需求總量的增加，購買者的威脅不大。

五是購買者還不存在后向一體化傾向。對于通用設備，由于本身產能過剩，行業利潤率偏低，購買者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購買產品，后向一體化的動力不足；對于專用設備尤其是大型專用設備，由于存在較高的經濟、技術壁壘，同時，單個購買者對設備的需求數量有限，因此，也不存在后向一體化傾向。

因此，在通用設備上，購買者具有較大的威脅，而在專用設備上，購買者的威脅不強。

三、供應商威脅

制造業最重要的原材料是鋼材。目前，我國鋼鐵產業嚴重產能過剩，尤其是通用鋼材的產能過程程度嚴重，同時，行業集中度不是很高，因此，供應商的侃價能力比較弱。但是，以下幾個方面決定制造業仍然面臨較大的供應商威脅。

一是特種鋼材供需矛盾還比較突出。雖然通用鋼材產能結構過剩，但是，目前我國特種鋼材的供需矛盾還比較突出，目前緊缺品種主要有：制造發電設備所需的管板材、汽車用鋼板、大型變壓器所需的取向冷軋矽鋼片、模具用鋼材、鍛造用鋼材、軸承用鋼材等。由于對這些鋼材的需求大于供給，決定了供應商具有較強的侃價能力，買方處于弱勢低位。

二是鋼鐵產業整合逐步推進。由于鋼鐵行業具有十分明顯的規模效用，為了擴大鋼鐵行業在成本控制、資源保障、研發水平等方面的優勢，國家一直致力于推動鋼鐵行業的整合。鋼鐵行業的整合，必將使鋼鐵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增大，對于鋼鐵行業的下游需求商來說，將面臨較高的轉換成本，在價格談判中的低位將逐步削弱。

三是鋼鐵行業的上游供應商的壟斷。目前我國鐵礦石的供給不足，大都依賴于從國際鐵礦石壟斷企業進口。國際鐵礦石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決定了其在與鋼鐵企業談判時用用較強的價格決定權，對鋼鐵行業造成巨大的威脅。而鋼鐵行業成本的上漲，必然通過成本轉嫁使鋼鐵價格上漲，這就構成了對裝備制造業巨大的威脅。

因此，裝備制造業面臨較強的供應商威脅。

四、潛在進入者威脅

“十一五”時期，裝備制造業市場需求旺盛，行業高速增長，吸引了較多投資，許多企業紛紛擴大產能，建造廠房、購買設備，同時外資也大舉進入，因此全行業存在一定程度的產能擴張。其后果自然是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再加上需求減速，毛利率下降，導致行業利潤增速出現較大幅度回落。近幾年來，制造業利潤增速繼續放緩，在低檔工業品市場，超額利潤率已經越來越少，對潛在進入者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弱。而在大型專用設備方面，由于存在較高的資金和技術壁壘，潛在進入者要進入該市場也存在很大的困難。

因此，裝備制造業的潛在進入者威脅不大。

五、結論

由于裝備制造業的產品是基礎性產品，對行業整體來說，不存在替代威脅。總體來看，我國裝備制造業國內外競爭威脅較大、購買者威脅較弱、供應商威脅較強、潛在進入者威脅不大，因此，我國裝備制造業整體競爭態勢偏中性。對我國裝備制造企業來說，應把握未來十年行業快速發展的機遇期，依托技術創新，力圖在行業關鍵技術等方面獲取突破，進一步提升產品質量和產品附加值，促進我國裝備制造業的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參考文獻：

[1]李相銀，韓建安.中國裝備制造業區域產業競爭力比較分析[J].江蘇商論.2004，3：114-116

[2]劉建翠.我國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和自主創新能力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0.1：94-96

第4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 生態環境治理； 市場調控模式； 政府強制模式； 企業自覺模式； 多元共治模式

中圖分類號： D91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顧漫長的人類歷史，生態環境問題在工業革命以前，對人類生存和文明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因為在此之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形成，主要源于環境自身的變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嘯、臺風等，所以又稱為原生性生態環境問題或內源性生態環境問題；但在工業革命這一人類發展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之后，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因為這一時期的生態環境問題，如森林銳減、酸雨擴大、陸地沙化、水資源污染等問題的出現，其始作俑者為人類自己，所以又稱為次生性生態環境問題或外源性生態環境問題。若忽視這一問題，其導致的直接后果將是人類文明的斷送。時至今日，世界各國均已認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并試圖通過市場調控、或政府強制、或企業自覺等各種治理模式的嘗試，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并使其好轉。然而，在進行眾多的嘗試之后，無論是實踐工作者還是理論研究者，均發現上述任何一種生態治理模式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后，都會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當比例的學者提出生態環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過主體的多元化，實現治理過程的協商化、治理結果的實效化。筆者將在梳理上述幾種生態環境治理模式各自內涵和特點的基礎上，對彼此之間的優缺點進行比較分析。

二、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認為，應當通過產權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新制度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從產權、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問題，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響交易雙方的決策時，無論產權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間通過協商、談判可自行解決外部性問題而無需政府干預。由此可見，在生態環境治理問題上，市場調控的目的在于通過產權的界定來減少共有物，從而盡可能減少“公地悲劇”發生的廣度和深度。而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即指將生態環境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不同的生態環境資源進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們進行技術革新，合理開發并有效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全過程。盡管這一模式在理論上可以解決外部不經濟問題，但在現實中，由于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車”現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態環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經濟學看來，每個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動機，而對公共的事物則關心較少，甚至沒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劇”、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無一不說明在特定情況下，公共事物總是得不到應有的關懷，進而出現悲劇性的結果。所以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認為，如果將生態環境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確的產權界定，就會明確損害責任，實現外部性的內在化，即讓生態環境副產品的社會成本轉化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會、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分攤，從而有效抑制生態環境問題。這一特征，也是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得以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

2. 生態治理的市場性。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總是存在著矛盾的兩方面。即一方面，生態環境資源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其需求卻是無止境的。從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其最佳狀態就是緩和雙方矛盾，實現生態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亦稱帕累托狀態。即指社會用最低成本生產人們需要的產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術條件下，使資源利用能達到最大滿足水平的狀態——沒有使其他人境況變壞而使自己境況變好的狀態。實踐證明，以自然的資源配置方式和計劃資源配置方式在理論上和事實上是難以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狀態的，而市場資源配置方式則是可行的。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主要是運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設—運營—移交）模式、合資、TOT模式等不同市場調控形式，通過建立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實現建設與運營的產業化、市場化，從而彌補生態環境治理的資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資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有助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但這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不僅包括市場的完全競爭性、完善的產權制度，還包括完全信息、體現價值的市場價格體系等。事實上，有些條件往往是很難完全具備的。如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市場是不存在的，沒有價格，并不能通過市場行為來進行交易；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的產權是不能明確界定的，像臭氧層、公海、大氣等；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盡管產權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來維護其產權。此外，還有一些生態環境和資源價格的影響因素極為復雜，有無形與有形之分，要想合理體現其價值是非常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市場調控模式對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極為有限的。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彌補生態環境治理的資金缺口。生態環境治理，需要建設大量的環境基礎設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單純依靠政府，是難以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對此就易造成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污染處理不及時等問題。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可以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本，積極參與生態環境的治理，彌補政府的生態環境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態環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務。在生態環境共有的情況下，一些與生態環境治理相關的企業容易形成壟斷，在進行管理和技術創新方面缺乏足夠的動力，企業員工也缺乏提高生產效率的積極性，從而造成生態環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務質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場化的結果則是效率的提升與服務質量的優化。三是促進人們節約使用最稀缺的生態環境資源。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引入了價格機制，并以此作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們必須通過購買才能使用。這就會督促人們在利用生態環境資源時，盡量避免浪費現象的發生，并引導人們努力探尋可替代的資源，從而節約使用最稀缺的生態環境資源。

2. 不足。一是市場的不完備性難以克服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負外部性問題。由于市場的不完備性，使得一些市場主體在運作環節面對各種成本與收益的選擇時，往往對生態環境這一因素會有所忽略。加之環境投資者在改善環境的過程中，環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資者所有，而是全社會共享，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投資者的積極性。二是“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經濟人”一般都秉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來行事，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會圍繞著如何獲取最大限度的利益來進行思維和實踐。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矛盾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以損害社會利益為代價，不僅不利于保護生態環境，反而會造成更大層面的環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響市場調控模式的效用。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在實際運行中，由于生態環境污染的對象是多數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態環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關人就相關事宜進行協商（賠償或獲得補償）。而這種活動往往是要花錢的，這一雙方討價還價的過程就產生了交易成本，這筆費用的存在自然對該種模式的效用會產生影響。

三、生態環境治理的政府強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無疑給政府干預生態環境治理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這一干預主義的指引下，政府被賦予了生態環境治理的主體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預權力在人們對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無限放大，進而產生了一種生態環境治理的政府強制模式。所謂政府強制模式是指在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被視為唯一的管制主體，通過依賴其行政性、經濟性、法制性等手段，規范社會各界在開發、利用生態環境資源中的行為，并強制其承擔相應生態責任的總稱。這種生態治理模式在初始階段，對于解決“看不見的手”——市場所存在的“市場失靈”問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該治理模式強調發揮政府生態職能部門的主體作用，通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種生態環境政策和制度，治理過程完全依賴現行政府的行政體制，從而使得整個生態環境治理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權力的無限性。為提高政府生態環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長期扮演著環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導者、區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視為利益博弈的協調者和仲裁者，是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最權威、最無私的代言人，能夠代表公眾的意愿和利益來行使生態環境治理權，理性地配置一切權力、資源和社會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態環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負的外部性，這恰是市場交易無法自主實現的，而政府卻能有效地解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消費中的“搭便車”行為和供給不足等問題。對此，邁克爾·泰勒用一句話予以概括，“如果沒有國家，人們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協作，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政府成為壟斷生態環境治理的唯一主體，其他社會行為主體根本無法也無緣染指這一公共事務，因為它們不具有合法性，處于事實上的被“排斥”、“邊緣化”狀態。同時，為了不斷維護和增強公共利益，人們還認為政府應盡量擴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范圍和程度。

2. 政府干預的直接性。根據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預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過稅收、強制、處罰等一系列措施，對生態環境問題進行干預，以實現生態平衡、環境優化等政府預定的目標。政府干預的主要功能在于糾正市場失靈，解決生態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問題。一般來說，政府的干預手段可分為兩類，即直接性干預和間接性干預。政府直接性干預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過制定各類法律法規或排放標準來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隨著暴力和強制；而政府間接性干預生態環境治理問題，該方法具有市場激勵導向，旨在鼓勵實施環保措施或減少污染的戰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個條例。將兩種方法相比較，不難發現，由于政府是社會上唯一擁有合法暴力權的主體，在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預的行政管制方法獲得了更多的重視。事實也證明，在世界大多數國家，該方式在環境政策中處于主導地位。同時，政府直接性干預的實踐是依托中央集權式的管理體制，大部分環境政策制度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體制進行實施。因為中央政府是社會生態環境利益的總代表，是以強制性手段來行使國家生態環境治理權。而地方政府則是接受并執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對上級政府負責。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盡管政府可以運用行政性、經濟性和法制性等各種治理手段，但在生態環境治理的政府強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夠直接操控的手段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為在政府對生態環境的治理中，其貢獻值占據了絕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擔了從宏觀政策的制定、微觀環境質量監控、環境產品或服務提供等所有生態環境管理和治理活動。可以說，與生態環境治理相關的政策、法律、法規，無論是制定還是執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諸如社會組織和公眾即使參與了，但由于自身行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進行，使其具有較強的“政府依賴性”特征。經濟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這一模式中，只能視其為政府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輔手段。從實踐來看，若要確保上述兩種治理手段能正常運用，首先必須以政府大量投入為前提條件，而這往往又需要耗費較多的財政資源，無形中也給政府施加了極大的財政壓力。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來講，經濟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種以收費、罰款等經濟價值來進行生態環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組織和協調配置各種治理資源的權威性。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復雜而又艱巨的任務，幾乎與政府的各個組成部門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換句話說，生態環境治理是一個全局性、系統性、協調性和綜合性極強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夠的權威和能力來組織、協調配置各種治理資源。二是應急處理各類突發生態環境問題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態環境問題一般具有偶發性、突然性、緊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決依托行政機構的快速反應和高壓態勢，需通過制定和執行強制性的生態環境政策扭轉并消除其負面影響。政府強制模式的這一優勢可以說是其他任何模式所無法比擬的。三是限制和引導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保護環境。經濟人出于對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會主動采取措施防治生態環境的惡化，從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強制采取各種措施，對污染和損害生態的其他活動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對稱問題。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模式由于受政績考核、晉升機制、稅收體制等因素影響，下級政府一般不愿將生態環境治理的真實情況向上級政府反饋，從而規避了因生態環境治理不力等問題受上級政府查處的可能性，導致上級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級政府的執行情況。二是生態環境治理成本高昂問題。由于政府強制模式是對政府生態環境治理能力的絕對崇拜，使得政府統包統攬了涉及生態環境治理的所有問題，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均由政府“買單”。加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態環境治理成本不斷攀升。各級政府捉襟見肘的財力使得該模式難以長久維系。三是制約其他生態環境治理主體能力的發揮。政府在治理生態環境問題時的強勢，使得社會資源很難介入。既限制了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等社會力量參與能力的發揮，也制約了這些非政府的社會治理主體的發展壯大。此外，政府在浪費大量可利用社會資源的同時，還不可避免地走了許多彎路，從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

（一）概念

盡管工業革命后產生的工礦類企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其為企業主或股東謀求經濟利益的本質也為社會集聚了大量財富與資源。隨著“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理論的深入發展，人們不斷認識到，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社會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必須解決整個社會在經濟發展中生態環境資源過度消耗的問題，不斷減少環境污染，使社會各活動主體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特別是企業還應充分認識到，要合理開發利用資源，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活動，致力于成為對全社會負責任的企業，并以此取得消費者與全社會的認同感，從而保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業積極地、自覺地參與生態環境治理也就顯得順其自然。對于這一企業自覺性的行為，筆者估且稱之為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即指企業為履行保護生態環境和合理使用資源的社會責任，在發展經濟社會的各項活動中，自覺地考慮其行為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并采取相應補救措施盡量降低其產生的負面影響的全部活動的總稱。這一模式的運行，完全依賴于企業的自覺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約束力，而是需要企業通過額外的努力來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如嚴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資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諾的自愿性。經濟增長的粗放型是人們通過高強度的作業將地球上儲存的不可再生性資源開采出來，再經過生產加工和消費環節又將大量污染物和廢棄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這里，社會各活動主體把大自然當成了天然的資源庫和垃圾場，享受著無限的權利，卻漠視全社會和全人類的責任。特別是企業，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盡管自身就是生態環境問題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當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聲明將自覺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規范和標準；同時，也著手制定本企業的行為規范，用來規范自身和供應商行為，并且定期反映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年度報告。”[4]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浪潮的推動下，企業逐步認識到承擔生態責任的重要性，并將其付諸于實踐。誠然，這種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是值得肯定的。與此同時，我們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擔生態環境治理責任將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影響企業的短期收益，這一模式的成功實施，僅憑企業的自覺性是遠遠不夠，還需大量外力對其施壓，當然這里并不是說僅靠政府的強制性權力所致，而是作為消費者的公眾及社會組織對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視與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樣性。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由于源于企業自身的認識，所以盡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業，企業自覺的治理方式也不盡相同。因為對整個社會而言，沒有同樣的負面效應和同樣的環境標準要求存在。這就使得社會的成員將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或公共機構作用發揮的不同來確定其治理的形式。具體而言，主要有如下幾類：一是單邊承諾，指企業自身制定生態環境治理的目標計劃和所需遵循的條款，旨在加強與利益相關者（如企業、公眾等）間的溝通。但為增加其計劃的可信度和承諾的效力，往往會委托獨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組織）進行監督或解決爭議事宜。二是私下協議，指社會上的污染主體主動與污染受害者（工人、當地居民，鄰近企業等）之間簽訂協議，以此約定污染主體應實施的環境管理計劃或需安裝的污染控制設備。三是談判性協議，指企業與其所在的國家或地區內相關公共權威機構簽訂協議，主要涉及污染削減的目標、達成目標的時間表等，并約定在其轄區內的企業為達到約定的環境治理目標，而采取自覺性行動期間，公共權威機構不引入新的環境管制標準。四是開放性協議，指企業贊同環境管理機構提出的、與環境績效、生產技術或環境管理標準相應的監督標準和環境條款，并主動接受其對自身執行計劃情況的評價。同時，公共機構也向企業提供研發補助、技術援助和聲譽（如允許使用特定的環境標識）等形式的經濟激勵。[2]

3. 治理結果的雙贏性。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社會中的最大污染源——企業，若削減污染會增加其生產成本，導致企業產品價格的提高，人們會因此而減少產品需求，或因企業不愿提高產品價格而減少企業的利潤。那么，企業為何還要自覺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態環境管理措施？其動力原因不僅僅是因為認識到企業自身所應擔負的生態責任。更為重要的是，企業的這一行為可以滿足消費者對環保商品的需求。因為企業通過消減污染，提升了產品的環境品質，再以廣告等手段向消費者傳遞環保產品與非環保產品（綠色產品和非綠色產品）的區別，逐步引導人們愿意為環境友好產品支付額外的費用。最后，企業通過產品環境品質的高低獲得出售環保產品與一般產品的價格差，從而實現企業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費者不會購買價格高昂的環保產品，若在同等價格下，還是會考慮選擇環保產品，這也是提高生產企業市場份額的有效手段。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減少了污染的源頭。在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中，企業成為治理污染的主體，對于控制污染的問題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環境管理機構與排污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道德風險”，減少了環境監測機構的執法成本，促進了社會參與防治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等相關工作的落實。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與政府管制相比，企業自覺性的生態環境治理模式，使企業有了更大的靈活性，允許企業在綜合考慮各方因素的基礎上，自主選擇符合其特定狀況的、更有效的削減污染的措施，從而達到環境目標，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補了法律空白。當人們對生態環境提出更高要求時，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規領域存在制定周期長、論證費用大、調整不及時等客觀原因，往往會出現管制或立法滯后的現象，導致很多“政策盲點”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業的自覺行為，特別是當在企業層面，采取高于現有環境法律法規要求的環境標準時，在一定程度上可謂是填補了因環境立法滯后所導致的負面影響。

2. 不足。一是缺乏對非自覺性企業的約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態環境治理的企業自覺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動用任何手段強制其他企業參與。同時，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環保政策、產業發展政策、財政政策等方面的滯后性，影響了社會各主體參與的積極性，導致一些企業寧愿“搭便車”，也不愿參與這種自我約束的行為。二是缺乏對自覺性企業的評估。盡管一些企業采取了自覺性的行動，并與利益相關者簽訂了許多協議，但這只是君子協定，沒有規定監測主體和定期報告制度等相關條款。加之缺乏相應的懲罰機制，使未達標協議方并不會認真考慮毀約后的實際影響。這不僅降低了企業自愿性承諾的可信度，還加大了對企業履約情況評估的難度。三是容易導致重復建設。企業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自覺參與，一般是個體行為，而非整體推進，這就容易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即各個參與治理的企業從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發，建設適合需要的環境治理基礎設施，而并不過多考慮鄰近企業的需求。從這一意義上說，企業在增加運營成本的同時，也增加了重復建設的可能性（如污水處理設施等），而這又可能會導致新一輪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五、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無論是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調控模式，還是政府強制模式，或是企業自覺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質而言，都為一種單一主體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則是打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提出既然政府、市場、社會都可作為治理生態環境的主體，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與機制，那么在生態環境治理中，可以將政府的權威性、高效性，市場回應性、限制性，以及企業的自愿性、多樣性等各自優勢充分利用，從而提供一種“多元共治”的生態環境治理新范式。因為面對生態環境的惡化，各個主體將緊密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續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論基礎來源于治理理論（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強調的是主體的多元性，強調多個主體間面對公共事務問題時，應通過明確分工、增進合作、加強協商的過程予以解決。所以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定義為：政府、市場、公眾及社會其他主體通過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采取分工合作協商等方式將生態環境問題予以解決的全過程。當然，多元共治模式作為補充政府強制模式、市場調控模式和企業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種生態環境治理方式也不是萬能的，也存在著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學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會導致“無中心”傾向的問題。應當指出，作為一種補充而確立的生態環境治理模式，絕不能將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這個復雜系統中最核心的主體。

（二）特征

1. 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即在生產公共物品、處理公共事務和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而是存在多個供給主體，如社會組織、公眾等，這些公共和私人機構只要權力合法，均有可能成為某個領域的權力中心。因為這樣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又可以通過多種主體的參與，對其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在性質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種競爭或準競爭的關系，從而破除傳統觀念中由單一主體壟斷的局面。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過各個主體間的競爭，迫使其進行自我約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并增強回應性。因為除了運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場的調控手段對生態環境破壞者予以嚴懲或排斥外，其他自發性成立的綠色環保組織也會通過系列活動對污染物的過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壓力。這些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動體現，使生態環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國有化的兩個極端。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認政府強制對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時，希望政府將部分權力讓渡給市場或其他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共同解決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態環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實踐，得益于政府在生態環境中管理權力的簡化。此處的“簡化”一詞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強化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即政府在宏觀調控和微觀操作層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時，各主體通過建立合作、協商的伙伴關系，確立生態環境意識的認同感和共同的生態環境目標。其實質是指建立在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市場原則和價值意識認同的基礎上的合作，依賴的是合作網絡的權威。這里的合作性有著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過程導向的社會性行動，是有著明確方向的連續性過程；二是合作是一種共同的行動，其各主體均是獨立而有個性的；三是合作者考慮的是合作行動的總體收益，而非個人期望通過合作過程能創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為是自主性的體現，即整個合作過程是自主性的實現；五是合作需滿足道德的審查和判斷，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種社會生活，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標志。[6]

3. 治理結構的網絡性。原來的生態環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與上發號施令，整個治理結構是一種金字塔形，呈現出權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級之間關系的極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論則主張政府應該主動走下“神壇”，以開放治理的體系，從而打破公私機構間的界限，將責任與權力賦予其他治理主體，并且逐漸形成一種平等協商、合作互利的伙伴關系。網絡性結構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將政府組織、私營企業、公眾自治組織、利益團體、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圍繞著生態環境問題，通過對話、協商、討價還價、談判、妥協等集體性選擇和行為，達成抑制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的治理目標。并建立共同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縱向、橫向或二者相結合的網絡狀結構，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互惠合作的機制與組織結構。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網絡結構中，不同與上述三種模式的科層結構，最關鍵是在于各主體間擁有共同的邏輯性結構，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級權威關系；從總體上看，是一種彼此平等、相互依賴的結構，不存在命令等級和科層鏈條的部分，也沒有科層制的形式。[7]

（三）與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1. 優勢。一是集眾所長，能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等各類治理主體的優勢，多元共治既承認政府強權、市場調控、企業自覺的作用，卻絕不單獨依賴誰，而是主張通過綜合性手段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換句話說，治理污染生態環境的主因，單靠“堵”是遠遠不夠的，還要通過其他綜合性手段來進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確了維護生態環境這一公共利益是各類治理主體的義務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擔。而這一結果不僅可以下降之前單一主體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簡治理機構，避免新的浪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態環境治理收到更好更優的實質性效果。三是解決跨區域生態環境治理的難題，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往往因為區域劃分的問題被人為分割，在單一主體模式的治理下，往往會將難以界定的區域環境問題的治理成本轉嫁給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僅可以建立區域政府間的協調機制和競合意識，還可引入第三方對其達成意向的落實情況進行監督，并通過一定壓力使其調整、糾偏。

2. 不足。一是出現治理權利交疊的現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結構呈網絡狀，在此間所構成的“權利體系”是相互聯系、相互交織的，因此極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權利交疊現象的產生。權利交疊現象并非權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個范圍內，權利主體在正常行使權利時，出現與他人的權利界限發生交疊，這種現象極易造成權利沖突。二是存在目標差異的沖突，治理主體的多元也預示著目標的多元。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市場、公眾、社會組織等不同的治理主體，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標。因為利益是各主體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根本動因，而又由于利益歸屬的不同，自然就會有不同治理目標之間的沖突。三是導致治理問責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強調各主體間關系的相互依賴性，使得政社之間、公私之間的責任邊界變得模糊，其結果是難以明確責任主體，最終導致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責任反而出現主體缺位的問題。加之生態環境問題本身就復雜多變，而法律規則的滯后性與不完善性，對問責的對象、內容、依據、程序、時間、標準、范圍等也都難以作出明晰的規定。[8]

六、小結

通過對上述幾種治理模式各自內涵、特征及優缺點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無疑是對前三種單一主體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繼續發揮其主導作用，更希望市場調控的積極作用，以及公眾、社會組織、企業等社會多元治理主體的優勢也得以充分發揮，從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態環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謹慎估計生態環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義，需研究與之相應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支撐體系是否建設完善。因為多元共治這一模式得以實踐，當前最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民眾對政府、或市場、或社會等單一主體治理模式弊端認識的提高，來自市場調控手段的不斷完善、民眾參與力量和熱情度的增強，來自于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力量的協同與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對治理概念的總結，治理出現時，權力主體應當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權力主體之間存在相互依賴關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態環境治理的其他主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并非相互依賴，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對政府的依附和服從。無論是市場還是社會，其能掌握與政府進行平等交換的資源并不多，很難實現與政府間的“談判”或“協商”，只能以“請求”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求得政府的“恩賜”。既然如此，那這就有必要從辯證學思考，將政府部分治理權力讓渡給市場或社會，在生態環境治理中，三者實力相當、機會平等。現有市場調控手段的不斷完善與社會力量的逐漸覺醒，既是民間可自由活動空間擴大與可自由支配資源增加的結果，也是政府這一權力核心主動進行制度變革的結果；而公眾、社會組織能夠進一步獲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賴于政府的作為或“無為”。因此，在生態環境治理中，要通過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將各種體制內和體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體進行重塑，政府還應提供相對寬松的環境，減少對其他治理主體的制約，并培訓和引導其發展壯大，以更多的協商渠道，實現生態環境的“善治”。

參考文獻：

[1]肖建化，趙運林，傅曉華.走向多中心合作的生態環境治理研究[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8-20.

[2]姜愛林.城市環境治理的發展模式與實踐措施[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4）：78-81.

[3]Taylor Michael.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單忠東.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報告（2006）[R].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138.

[5]劉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啟迪與警示——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政治學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68-72.

[6]黃愛寶.論府際環境治理中的協作與合作[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9，（5）：96-99.

第5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 清真食品 九要素模型 競爭態勢 寧夏回族自治區

1 清真食品國際競爭態勢研究綜述

國外關于清真食品競爭態勢研究較少，例如：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楊海娟等（2015年）人對馬來西亞清真食品產業國際化發展前景進行了系統研究[1]；《經濟學人》雜志（2009年）在《Halalfood： Cut-throat competition》一文中介紹到，歐洲清真食品行業貿易競爭相當激烈，但是，在歐洲各國間清真食品行業缺乏統一的標準[2]。

國內關于清真食品競爭態勢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四個方面：（1）依據鉆石模型分析清真食品競爭態勢；（2）從開拓國際市場方面研清真食品競爭優劣勢；（3）研究清真食品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2 Cho的九要素模型理論概述

有學者指出，波特的“鉆石模型”更適用于研究發達國家產業競爭力，并不適合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競爭力問題。由此，韓國學者Cho Dong―Sung構造了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產業競爭力的“九要素模型”。在此模型中，Cho將競爭力的資源要素分成了兩大類，即“物質”要素和“人力”要素。其中，人的要素包括工人、政治家和政府官員、企業家、專業經理和專業工程師等。九要素國家競爭力模型如圖1所示。

因此，“九要素模型”更適合分析中國清真食品國際競爭態勢。本文以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基于“九要素模型”分析我國清真食品國際競爭態勢人力要素。

3 “九要素模型”視角下清真食品產業人力要素競爭力分析

（1）清真食品產業工人要素現狀分析。人力資源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成本的高低，還體現在人力資源構成中的教育和綜合素質等這些隱性要素的作用[3]。因此，從事清真食品的人力資源優勢突出。但是，隨著清真食品的國際化進程加速，對從事清真食品的人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清真食品產業企業家要素現狀分析。企業家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他們甘冒風險去開拓新的商業領域。企業家要素對任何國家都很重要，企業家將通過減少風險、實現利潤最大化來增強圍家競爭力。寧夏清真食品加工基地初具規模，形成了一批食品骨干企業，目前寧夏在銀川市和吳忠市都已經形成了一些食品加工基地。

（3）清真食品產業職業經理人和工程師要素現狀分析。Cho指出當國際競爭需要削減價格和增強服務時，只有冒險精神是不夠的，需要職業經理人來完成降低生產成本等工作來增強競爭力。寧夏聚集了大量回族學專家、學者以及伊斯蘭教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都有專人研究清真食品、伊斯蘭用品及其開發管理，為清真食品產業發展提供著重要的支撐。

4 討論

“人力”要素通過創造（creating）、促進（motivating）、控制（con―trolling）“物質”要素，驅動國家競爭力不斷提高。通過對我國清真食品產業人力要素的分析，本人認為要提升我國清真食品產業國際競爭力，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1）培育高素質工人，助推清真食品產業升級。首先，企業發展要立足當前、放眼長遠，建立良好的職業教育和技術工人培訓機制，實行等級差別化培訓。對工人進行技能培訓，尤其是要加強外出務工人員技能培訓。培訓期間，盡可能提供補貼。其次，政府應動員社會教育機構參與技術工人培訓，建立龐大的高素質技術工人儲備，進一步提高勞動者技能和素質，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競爭力及企業效益，以適應我國清真食品產業向世界工廠角色的轉變。

（2）充分發揮薪酬制度作用，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由于寧夏屬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勞動力成本還處在較低水平。但是，隨著寧夏清真食品產業國際化市場的打開，寧夏勞動力價格上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應加大對清真食品行業普通員工收入的力度，通過調整薪酬結構、提供具有公平性和競爭力的薪酬、實現薪酬與績效掛鉤、實行薪酬透明化和及時發放薪酬。

（3）政府加大對清真食品龍頭企業扶持，發揮其輻射帶動作用，走品牌化道路。要積極探索龍頭企業――農民的集團化經營、利益聯結機制，建立利益共同體，最終形成農戶與龍頭企業“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長期合作模式；政府要將進一步培育龍頭企業作為清真食品產業化的突破口來抓，集中培植一批輻射面廣，帶動力強的清真食品加工業，走品牌化道路。

參考文獻：

[1]楊海娟，Francois，黃立軍.馬來西亞清真食品產業國際化發展經驗與啟示[J].中國穆斯林，2015（03）.

第6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會計模式；會計管理；信息披露；會計核算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信息已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被社會公眾所關注。各單位以市場為導向組織生產經營，需要及時掌握各種真實、可靠的信息;投資者進行風險判斷，作出投資決策，需要及時掌握各種真實、可靠的信息;債權人、稅務機關及其他相關部門和個人，為滿足各自需要，也要及時掌握各種真實、可靠的信息。從社會經濟角度上看，科學、合法、合理的會計模式，直接關系到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關系到社會各方的利益。因此，做好會計模式設計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維護市場秩序正常運行。

一、中小企業與會計模式概論

1.中小企業的概念

中小企業也被叫做中小型企業，它和大型企業相比是行業職員規模、資產規模相對較小的經濟單位。這類企業的就業和營業額都很小，一般是由獨立一人或少數人提供資金，大多數情況下，企業是由經營者直接管理，很少受外界干擾。

2.會計模式概述

會計模式即會計使用一定的貨幣計價單位，依據一定的計價基準，運用一定的方法，采用一定的程序為核算監督會計對象提供必要的會計信息，并將其以科學方式結合起來所形成的程式，其在會計核算中屬于固定程式。會計模式的制定主體可以是政府部門，也可以是企業，實際上屬于具有一定強制性的會計行為準則和規范，同時也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企業會計方法和程序的總稱。會計模式既可以是行政法規，也可以是企業規章，作為行政法規，政府部門制定的統一會計模式強制性較大;作為企業規章，企業內部會計模式強制性是相對較小的。企業單位會計模式的制定要在符合國家有關會計模式的規定的基礎上進行設計。

二、中小企業會計模式的主要內容

1.會計組織機構的設計

會計模式在組織上的落實稱之為會計機構設置，它不僅涉及到會計部門，還涉及會計人員的內部分工問題。由于不同企業在經營規模與業務類型中存在差異，因此企業的會計機構設置不可能完全一樣。對于企業而言，會計機構健全與否以及各職能崗位之間的運作是否協調等都將會影響到會計工作的質量。因此，從企業實際情況出發建立合適的會計機制是促進企業會計工作效率以及會計信息質量的第一步。制定具體的會計模式，應當根據每個企業的規模、經營特點和管理的組織形式來決定。

2.會計科目的設計

會計科目是編制會計憑證的基本要素、設置會計賬戶的依據、進行會計核算和會計控制的依據、編制會計報表的基礎。會計科目設計就是確定會計對象經濟內容的分類體系，它是會計模式設計的重要環節，企業應遵循一定原則來設計會計科目，根據企業經濟業務的特點科學設計合理的會計科目。3.會計報表的設計會計報表設計是會計模式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到會計信息質量，它能為信息使用者及時提供企業經濟活動的綜合信息，是保證現代企業有效運行的重要手段。科學并合理地設計會計報表，建立健全的報表體系，是會計模式設計的一項重要任務，對充分發揮會計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有著重大意義。

4.貨幣資金業務會計處理程序的設計

在企業流動資產中，貨幣資金是重要組成部分。貨幣資金的收付貫穿企業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而貨幣資金的持有額正是影響企業償債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企業在進行會計模式設計時一定要加強對現金、各種存款和其他貨幣資金的核算與管理。在此過程中，企業除需嚴格遵守國家在外匯、銀行現金管理結算制度方面的規定以完善貨幣付款程序外，還需及時準確地進行結算業務的辦理。同時還要將企業現金及各種存款的收支和結存情況密切反映出來，采取積極的保護措施，以免其遭受損失并確保企業合理有效地使用。

三、中小企業會計模式應遵循的原則

1.合理分工原則

合理分工就是說，任何相關工作分為若干處理步驟，分別由不同的人來完成，為了防止任何人單獨完成核算的全過程。根據這一原則，任何經濟業務的整個過程至少應該由兩人或兩人以上的分工。例如現銷業務，不能開票和付款，并裝運都是一人負責，否則將失去約束，產生錯誤。

2.賬務與事物分離原則

賬務與事物分離原則要求賬錢分管、賬物分管，就是財產物資的經管職員和會計職員要完全分散開來，會計不可以既管賬又管物。中小企業往往由于規模小，節約人力成本，就會讓會計兼出納，沒有實行“管錢不記賬，記賬不管錢”的原則，很容易出現腐敗、貪污案件。

3.檢查原則

檢查原則有：第一，上級對下級的檢查程序。其次，內部審查，如財務機構的會計憑證，會計憑證填寫時必須交給一個會計師審查后才能讓出納做收付款或登記轉賬業務。第三，獨立檢查，主要是指企業內部審計機構或專職審計人員對會計資料的定期檢查。

4.經濟責任原則

建立嚴格的經濟責任制，規定相關責任人的權力和責任、獎勵和懲罰措施。職責的規定不僅可實現對經管人員的有效制約，還可以提高其工作責任心。

四、我國中小企業會計模式現

1.中小企業較少配備專職會計

雖說從事會計工作人員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學習和培訓，也有一定的會計經驗，但是他們通常一人身兼數家中小企業會計崗位。因為兼職會計不參與企業生產經營的整個過程，所以他們在做賬時都是聽老板的吩咐，而老板為了企業利潤、少交稅，就只會給少數憑證，兼職會計就按照這個憑證來做賬；另外因為這些會計只是兼職并不是全職，所以中小企業在管理上缺乏約束他們的機制，一旦和老板在利益上有沖突和矛盾，他們通常會不辭而別；再者，由于兼職會計的時間不穩定，可能會導致下一個會計人員在做賬時銜接不上。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中小企業的經營活動無法得到完整的反映，會計的監督職能無法正常發揮，無法實施有效的財務管理，并且還違反了相關財務和會計的規定標準。

2.中小企業業主與會計存在裙帶親屬關系

中小企業大多是民營企業，所有經營行為都是自己做主，因此大多數中小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均有許多不想公開的商業機密，這些中小企業內部比較重要的會計部門都會聘用親屬或同管理者有裙帶關系的人員，這些人與管理者存在不可分離的利害關系，且在處理賬務時并不能單獨核算，大多數時候仍需聽從于管理者的指令。這一特殊情況的存在導致會計監督功能完全喪失，財務會計混淆，弄虛作假。不過現在許多中小企業的這種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很難改變中國傳統任人唯親的思想，所以就造成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瓶頸現象。

3.企業內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銀行存款、現金管理、倉庫管理混亂。會計不遵守國家規定的會計模式，如攤銷折舊方法不一致，收入和支出不相符，成本核算不規范等，使會計報表反映的數據不真實；銀行賬戶另開多家，將某銀行賬戶不歸并入賬，進行收支賬外核算。

4.支出憑證套用不合法憑證或白條入賬

存貨管理混亂，購入原材料沒有驗收制度，倉庫沒有領發貨制度，存貨計價隨意，賬物不相符，賬賬不相符；產品銷售不記賬、設立自己的“小金庫”，應收賬款失控，收入支票隨意背書，實收資本不真實，空殼驗資。

五、解決中小企業會計模式現狀的對策

1.明確會計機構的設置和會計人員的職責

在進行會計機構設置、會計人員配備時，需對本企業的業務特點、業務量的大小、企業的規模及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加以充分地考慮，以確保中小企業會計人員在履行會計職權時具有足夠的獨立性。每個中小企業的會計機構設置和會計職員配備的形式一般有三種：一是既無獨立核算的機構，并無獨立人員，委托有關中介機構記賬；二是有獨立核算的機構和獨立的人員;三是有獨立核算的機構和獨立的人員。但無論采取何種形式，會計模式中都應明確規定有關人員在這其中應當承擔的責任，明確其分工，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會計工作，建立起會計工作的正常秩序，充分調動會計人員的積極性，提高會計工作的質量。

2.加強中小企業經濟責任制度的建立

針對現階段我國中小企業在會計模式中存在的問題，中小企業需加快建立企業經濟責任制度，具體措施如下：相關人員辦理經濟業務后需取得或填制相應的會計憑證來證明相應的經濟業務已經發生或完成，為了明確經濟責任人，憑證上還需有經辦人員的簽字與蓋章。為了進一步完善經濟責任制，中小企業還需制定出相應的會計憑證填制、審核的手續制度。其中，會計憑證的填制和審核制度的制定有利于相關責任人在其職權范圍內履行各自的職責，經濟業務的發生和完成情況即可得到完整的記錄。經濟業務的合法性、真實性與合理性也可在這一過程中檢查出來，進而可為接下來的會計核算工作提供原始數據，同時也可為會計監督提供重要依據，會計核算中的經濟責任也可以得到明確，落實崗位責任制所需的重要文件在這一過程中也可得到落實，同時也可為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提供一定的法律證據。

3.建立科學嚴密的會計指標體系

會計模式設計的一項根本任務是建立科學嚴密的會計指標體系。會計指標是設計會計科目、設置賬戶、編制會計報告的依據，指標體系設計要考慮全面，使其反映的信息真實、可靠、客觀，滿足各有關方面需要。每個指標應當互相聯系、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形成一套科學的、嚴格的會計指標體系。

4.設計科學適用的會計核算制度

怎樣以會計科目、會計憑證、會計賬簿、會計報表等形式，去完成信息的匯集、整理、分類、計算、登記、分配、匯總和存儲，所有的內容，構成會計核算制度的具體內容。一個科學、適用的會計模式，不僅可以簡化會計核算手續，還可以全面、準確和及時地提供各種管理所需要的會計信息，滿足中小企業經濟管理的要求。

5.制定行之有效的會計控制和會計監督制度

第一，會計必須監督中小企業經濟活動，不違反由國家制定的有關法規和政策，以確保會計信息的合法性、客觀性和真實性；第二，會計必須監督會計核算過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不違背中小企業現行會計模式，以確保會計核算信息的合理性、可比性；最后，通過各項監督手段和監督工具保護各項財產物資的安全和完整、對中小企業各類資金和各項財產物資加以合理使用。對于中小企業中那些嚴格遵守并執行會計控制制度的部門和人員，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與精神嘉獎，如全司表揚、加薪乃至升職，但對于違反內部會計控制制度且經過批評后仍無改正跡象的部門和人員，需及時給予嚴肅的通報批評，并采取減薪降級乃至撤職與辭退的措施。只有在中小企業內部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并通過將會計部門管理人員的業績與工資薪酬掛鉤的方式將管理層及各崗位員工的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及長遠發展結合起來。綜上所述，會計模式的設計對中小企業的管理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中小企業能夠加強完善建立適合其公司發展的會計模式，讓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得到提高，中小企業的財務報告詳細明了，那么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經濟糾紛。中小企業通過對會計模式的研究和實施，就能夠有利于推進中小企業經濟業務的發展和創新技術的進步。

作者:藍政 單位: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

參考文獻：

[1]蔣繼嫻.“新常態”經濟下中小企業融資創新模式探析[J].商,2015,41:180.

第7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一、研究原理

目前，學界逐漸重視區域旅游業發展的趨勢預測，在入境游客量預測、國內游客量量預測等方面，建立了各種方法和模型。在對國內旅游市場游客量需求的預測中，常用的方法有多元回歸模型、神經網絡模型、灰色預測模型、引力模型及一般時間序列模型等，這些方法可以反映游客變化的一般趨勢，但預測結果受突況（如SARS事件）的影響比較大。ARIMA作為統計預測中的一個重要模型，被廣泛運用于各個領域，由于ARIMA模型則能夠較好地克服隨機干擾問題，近年來，也被運用與旅游業游客量的預測中。

ARIMA模型全稱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nted Moving Average Model，ARIMA），由博克思（Box）和詹金斯（Jenk-ins）于70年代初提出。其中ARIMA（p，d，q）稱為差分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AR是自回歸，p為自回歸項;MA為移動平均，q為移動平均項數，d為時間序列成為平穩時所做的差分次數。

ARIMA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將預測對象隨時間推移而形成的數據序列視為一個隨機序列，用數學模型來描述，模型被識別后可以從時間序列的過去值及現在值來預測未來值。

二、研究步驟

（1）根據時間序列的散點圖、自相關函數和偏自相關函數圖以ADF單位根檢驗其方差、趨勢及其季節性變化規律，對序列的平穩性進行識別。（2）對非平穩序列進行平穩化處理。如果數據序列是非平穩的，并存在一定的增長或下降趨勢，則需要對數據進行差分處理，如果數據存在異方差，則需對數據進行技術處理，直到處理后的數據的自相關函數值和偏相關函數值無顯著地異于零。（3）根據時間序列模型的識別規則，建立相應的模型。若平穩序列的偏相關函數是截尾的，而自相關函數是拖尾的，可斷定序列適合ARIMA模型;若平穩序列的偏相關函數是拖尾的，而自相關函數是截尾的，則可斷定序列適合ARIMA模型;若平穩序列的偏相關函數和自相關函數均是拖尾的，則序列適合ARIMA模型。（4）進行參數估計，檢驗是否具有統計意義。（5）進行假設檢驗，診斷殘差序列是否為白噪聲。（6）利用己通過檢驗的模型進行預測分析。

三、研究假設

（一）預測指標的選擇

本文選擇入境旅游人數和入境旅游外匯收入，進行模型分析，對未來入境旅游市場發展進行預測。

（二）研究假設

假設1：利用ARIMA模型預測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入境旅游市場發展趨勢是可行的。

假設2：基于時間序列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其預測值具有可信性。

四、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入境旅游市場發展趨勢分析

本文選擇1998-2013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15年的入境旅游人數和入境旅游外匯收入為實驗數據（見表1），構成研究對象的時間序列，采用ARIMA模型建立時間序列模型，并預測至2015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入境旅游市場的發展趨勢。

第8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一)生態與生態環境

生態和生態環境都源于生物學的概念,生態是指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環境是“由生態關系組成的環境”的簡稱,包括生物環境和非生物環境。環境總是相對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中心事物不同,就會形成不同的生態環境,因此生態環境已經從一個生態學概念被引申到其他交叉學科領域。

(二)市場生態環境的定義

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大市場”具有明顯的生態學特征,主要表現在:市場業態呈現由簡單到復雜漸次型生態演替,市場主體面臨激烈的優勝劣汰競爭,市場主體形式多樣,市場客體類型豐富,以及聯系普遍、動態平衡、要素流動等特點,具有生物多樣性特質。因此將生態環境中的事物關系轉換為市場經濟的運行關系,就形成了“市場生態環境”的概念。市場生態環境的本質反映了市場主體與其周圍各因素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有機關系。市場生態環境是一個仿生學概念,是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重要基礎。狹義的市場生態環境是指市場中的各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對應的是市場主體所處的微觀層面的外部環境,包括生產、交換和消費等市場運行環節中市場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影響生產、交換和消費等市場運行環節的各種因素；廣義的市場生態環境還包括影響市場主體的經濟、社會、法制、人文等因素,對應的是市場主體所處的經濟社會等宏觀層面的外部環境,包括公民道德、法律法規、社會信用體系、行業自律、企業社會責任等多方面的內容。

(三)市場生態環境的本質特征

筆者總結的良好市場生態環境應該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市場生態環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需要與外界進行各種要素的交換；二是市場生態環境是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自由競爭的結果就是優勝劣汰；三是市場生態環境是一個具有“類生物多樣性”的環境,這就決定了市場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和市場客體的多樣化；四是市場生態環境是一個要素充分流動的環境,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各行為主體的普遍的有機聯系；五是市場生態環境是一個具有有序性和穩定性的環境,它能夠通過動態平衡促進整個市場及其組成部分不斷向前發展與進化；六是市場生態環境具有自我調節、自我適應的功能,可以及時有針對性地調整運行方向,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二、市場生態環境的構成

(一)生態系統和市場生態環境的三大領域

在自然生態環境中,按生態環境性質可劃分陸地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和淡水生態系統等三個子系統1。在市場生態環境中,可以分為投資環境、交易環境和消費環境等三個子系統。投資環境反映的是市場行為主體在進入市場階段中面臨的外部條件,交易環境是市場行為主體在市場交易階段中面臨的外部條件,消費環境是市場行為主體在市場消費階段中面臨的外部條件,上述三個子系統分別對應市場主體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因此是營造首都良好生態環境的重要所在。

(二)生態主體和市場生態環境的四大要素

在自然生態環境中,生物體主要包括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三種類型。而在市場生態環境中,“生態主體”主要包括四種類型,分別是經營者、消費者、監管者和協調者。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生產加工、經營或提供服務的主體,包括企業、個體和其他營利性組織；消費者包括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的各類主體；監管者是指規范和監督各類市場行為的主體,包括政府部門、新聞媒體、人民群眾等；協調者是協調各類市場主體利益關系、維護生態環境平衡、井然有序的一類主體,這類主體主要包括行業協會和非政府組織。

(三)生態鏈和市場生態環境的四大鏈條

在自然生態環境中,一切生物都是通過從外界攝取能量和物質以維持生命運行的,而這種將各種生物聯系到一起的能量和物質流動的鏈條則叫做生態鏈。在市場生態環境中,也存在將各類市場要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鏈條——要素鏈。根據鏈條中流動的要素不同,要素鏈可以分為商品流、資金流、信息流和技術流。商品流是指一件商品從生產直到消費的全過程,資金流是市場經營主體從投資到盈利(虧)的全過程；信息流是影響市場行為的所有信息的傳播與流動的過程；技術流是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等無形資產的流動轉換過程。一個良好市場生態環境要確保這些鏈條的暢通和規范。

三、市場生態環境提出的背景

(一)市場生態環境與政府監管的關系

市場生態環境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市場經濟本身,和政府監管的市場經濟環境有很大區分,兩者的區別在于:一是政府監管是從政府職能角度的劃分,例如市場準入、競爭監管和消保維權都是政府的行為,是一種政府本位的思想；而市場生態環境強調的投資、交易和消費行為都是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為,是一種公民本位的思想。二是政府監管更多的是強調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行為；而市場生態環境則強行業自律、群眾參與、輿論監督等監管措施,需要充分的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市場監管,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和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責任2。三是市場生態環境更強調高度統一的整體性和前后一致的連續性。例如投資環節的虛假身份登記必然會帶來諸如欺詐、假冒等不正當競爭和不公平的交易,假冒偽劣的后果就是給消費者的權益帶來侵害,這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因此建設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就需要更加注重登記監管環節的銜接,更加注重對交易和競爭等行為的前置性的風險防范,更加注重運用消費者投訴舉報等渠道積極調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治理。

(二)市場生態環境與首都經濟發展的關系

隨著北京攜手張家口獲得2022年冬季奧運會主辦權后,北京已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既成功舉辦過夏奧會又將舉辦冬奧會的國際化都市。這一切都標志著北京的城市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北京城市發展面臨重大機遇的歷史背景下,中央對北京的經濟發展給予了高度關注。因此,要保持北京經濟的高速發展,必須要具備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開放的市場生態環境是北京參與世界經濟的前提；安全的市場投資環境是吸引市場上各種要素向北京流動的基礎；公平的競爭環境是增強首都企業生存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土壤；放心的消費環境是打造引領世界消費潮流和趨勢的世界消費中心的重要保障,也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拉動內需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良好的市場創新環境是提升北京內在活力和動力關鍵；建設市場生態環境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途徑。

四、營造健全的市場生態環境的目標和主要措施

(一)市場生態環境的目標

健全的市場生態環境,從理論上來說應當符合生態環境本身的科學規則,同時又兼有其自身的特征和目標,因此筆者認為,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應該是:較高的信息化和現代化程度、較為完善和高度統一的市場規則、較強企業自律能力、較為對稱的市場交易信息、監管者具有較高的素質和較強的履職能力,實現“不告不理”的市場監管狀態。具體來說就是保障投資環境的安全、交易環境的公平及放心的消費環境。1、安全的投資環境。市場投資環境的核心是產權制度,因為市場交易從根本上說是產權的交易和調整,所以產權能否自由地交易,成為市場交易能否貫徹的基本前提。只有確定企業的權、責、利,才會受市場規律、規則的約束,可以說產權制度是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基礎3。2、公平的交易環境。由于市場主體在完成市場交易行為的同時,也是在進行與同類企業的競爭行為,因此公平的交易環境中本身也隱含著一種公平的競爭環境。市場競爭環境的核心是價格機制。一個市場的競爭環境是否有序,最關鍵就是看它的價格決定是不是反映了市場最基本的等價交換規則,是不是真正反映了供求矛盾,是否能夠引導資源實現有效配置。3、放心的消費環境。市場消費環境的核心是信息對稱性。在消費行為過程中,經營者掌握的信息往往比消費者多,因此存在經營者具有信息優勢。信息的優勢主要體現在逆向選擇問題,即交易雙方在達成協議前,消費者由于不了解產品的質量優劣,因此只能夠根據平均質量支付價格。這樣質量高于平均水平的產品就會因為賣不上價錢而退出市場,結果就是造成低風險群體退出市場,市場上充斥的多是高風險群體。并且,經營者就可以利用這種信息優勢進行欺詐,造成消費者權益的損失。消費者對欺詐的擔心嚴重影響交易活動時,市場的正常作用就會喪失,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就會失靈。

(二)改善市場生態環境的主要措施

第9篇：經濟態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經濟學分析；應對策略

1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的主要特征

1．1移動化特征：從電子商務平臺的形態來看，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的移動化特征非常顯著，且其終端結構也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甚至還將顛覆PC電商。電子商務平臺的終端逐漸由PC電商終端慢慢發展成為移動終端，從而使得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形態逐漸發展成為移動化。另外通過2015年的洗禮，在電子商務平臺中，以“微商”為代表的電子商務會不斷將行業的發展秩序規范化，將商業模式創新化，從而探索出更大的增長空間，且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還能實現更大的突破，從而有利于促使移動騰訊電子商務平臺更快的發展，并促進阿里系電子商務平臺也逐漸朝著移動化的平臺轉換。

1．2服務化特征：從電子商務平臺的內容來看，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的服務化特征逐漸凸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日常消費的需求也在不斷的發生轉變，這對電子商務平臺的服務內容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2015年，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已經開始向生活電商服務方面進行投資，例如百度糯米，快遞與滴滴的合并等。在今后的消費需求中，其會由產品銷售逐漸轉變成服務類的銷售。因此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也會逐漸拓展到服務化的平臺中去，這樣一來其在未來的電商市場競爭中將會獲得更大的優勢。

1．3縱深化特征：從電子商務平臺的輻射來看，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服務化的特征日趨明顯。隨著各種扶持政策、物流快遞網絡以及基礎網絡設施的建設，電子商務平臺也正在逐漸下沉，在一些鄉鎮地區以及三四線的城市中，電子商務正在表現出飛速的發展趨勢，京東、蘇寧以及阿里等電子商務平臺都在大力的開發農村市場以及三四線城市等。

1．4融合化特征：從電子商務平臺的結構來看，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還具有較強的融合化特征。目前，實體商業與電子商務融合的趨勢日益凸顯，且兩者也逐漸有沖擊關系轉變成融合關系。同時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以及可穿戴設備等現代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虛擬現實的銷售模式也會得到更大的創新，并且實體商業也會面臨又一次發展的機遇。另外由于電子商務平臺的競爭局勢的不斷加劇，實體商業還能夠為電子商務平臺提供更好的支撐，從而極大的促進實體商業與電子商務寡頭的縱向融合。

1．5全球化特征：從電子商務平臺的格局來看，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正逐漸趨向于全球化。近些年，電子商務平臺的跨境使得電商獲得全新的增長點，國內龐大的消費能力以及海外市場等促使電子跨境商務獲得了更大的發展。但是在電子跨境商務中，由于其存在巨大的市場空間，涉及到了很多的環節，例如邊檢以及海關等，因此各個國際對于者方面的政策還存在較大的動態性。

2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的應對策略

2．1辯證認識“寡頭化”趨勢：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這與行政力量干預下的形成的寡頭具有本質差異。因此政府在制定決策的過程中，要辯證的、客觀的認識電子商務平臺的“寡頭化”趨勢，不僅要看到其存在的弊端，同時也要看到其存在的有利因素。同時企業們也要對其進行理性對待，要清楚的認識到電子商務平臺發展以及生存中，用戶才是關鍵因素，因此只有將用戶的需求充分考慮到，才能促使電子商務平臺獲得更大的發展。

2．2健全法律體系：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寡頭壟斷會對其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同時還會對消費者以及中小企業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針對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首先就是在確保政策以及立法靈活的前提條件下，以行業公約自律以及規劃發展為基礎點，實時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并不斷完善相應的監管體系。要對電子商務平臺給消費者以及中小企業造成的損害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并不斷吸取電子商務平臺的有效規制濫用市場的科學經驗，從而促使電子商務平臺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

2．3重視差異引導：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并不代表電子商務平臺的建設缺乏機會。電子商務平臺的蓬勃發展，也為一些特色領域以及細分的行業帶來了一些商業機會。因此針對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可以制定一些具有特色差異的扶持計劃進行有效的引導，并且還可以支持一些電子商務平臺的商業網站的發展和建設。同時還可以對一些中小企業進行交易扶持，并不斷激勵電子商務企業注重創新和增量，這樣就能打造出一批更具有特色的電商平臺。

2．4創造有利環境：最后針對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對于市場以及政府之間的關系也要進行正確的處理，并始終堅持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將市場的作用充分的發揮出來，同時還要努力創造更加開放的、公平的、和諧的市場有利環境，例如搭建監管部門、企業、港口碼頭以及地方政府在內的多元化的服務性、公共性商務平臺從而確保電子商務平臺能夠實現規范化、健康化的發展。

3總結

綜上所述，在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的趨勢之下，必須對其進行正確的認識和客觀的對待，要辯證的對電子商務平臺的發展以及寡頭壟斷下的市場經濟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探索出能夠促使電商平臺、消費者以及中小企業都能獲得最佳效益的有效策略。

作者:李東升 單位:河南省實驗中學高三8班

參考文獻:

［1］林鶴．電子商務環境下中國零售業的經濟學分析———結合阿里巴巴零售平臺的商業模式進行研究［J］．現代商業，2016，05：9－10．

［2］何勇．電子商務平臺“寡頭化”趨勢的經濟學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16，03：104－111．

［3］王法濤．電子商務平臺縱向關系治理及競爭策略研究［D］．北京郵電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