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資本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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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業資本論文范文

(一)巴塞爾協議與資本監管

為了強化國際銀行體系的穩健性，提升國際銀行的公平競爭力，巴塞爾委員會在1988年公布了資本協議，該資本協議原則上僅適用于十國集團的國際性大銀行，但后來卻被許多國家所采用，演變為一種國際慣例，成為市場參與者評估銀行經營狀況的重要依據。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對協議作了補充，將市場風險納入到資本監管的范疇。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新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2003年5月公布了征求意見第三稿，2003年最后定稿，2006年將在十國集團正式實施。新資本協議由三部分組成(又稱三大支柱)，即最低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新資本協議在處理銀行面臨的各類風險方面更加全面，主要是針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同時新資本協議還保持了總資本水平不變，即資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8%。在新資本協議中還要求發展中國家的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應達到10%以上。

我國根據巴塞爾協議的內容，并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1995年我國的《商業銀行法》規定了商業銀行最低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1996年的《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暫行監控指標》對資本定義、風險資產、風險權重、表外業務、資本充足率(最低值)等進行了明確。同時在金融運行過程中，監管者還采用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督對商業銀行的風險狀況進行監管，發現問題，及時督促商業銀行采取措施，或降低風險，或增加資本金。

我國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一直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來行使。2003年4月28日正式由新成立的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行使其監管職能。銀監會專門分設了監管一部、監管二部和監管三部來對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外資商業銀行進行監管。2003年6月，銀監會在其官方網站全文公布了巴塞爾委員會提出的新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以引導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這也說明我國的監管職能在進一步加強。

(二)我國商業銀行究竟需要多少資本

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資銀行已開始大量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我國商業銀行也在逐步向國際市場挺進，中外資銀行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遵照并執行新資本協議成為我國商業銀行加入競爭行列的基本條件或資格，否則難以與外資銀行相抗衡。

但是，我們應看到一個特殊的現象，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并不高，但卻能抵御住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由于我國大量企業經濟效益欠佳所造成的金融風險。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金融風險較為嚴重的時候，國有商業銀行不僅沒有破產倒閉之險，反而使其信譽有所增強，人們更愿意把錢存人國有商業銀行。這說明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制度有其特殊性。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國商業銀行與西方商業銀行相比，無論是在業務運作還是在管理制度、經營績效以及銀行體制、產權設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別。我國商業銀行究竟需要多少資本?資本充足率應為多大比率?是8%這個底線，還是高于這個底線，取決于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資產結構、風險種類、風險程度、風險資產的數量、管理控制能力、社會信用環境以及國家對銀行的保護程度、國家對推進銀行改革的決心和進程等諸多因素。具體來講，目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影。向我國商業銀行資本金多少的因素有以下十個方面。

1.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比較大，需要更多的資本來支撐。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大主要表現在不良貸款比例太高。按照我國正式對外公布的數據看，按四級分類標準，2002年末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為21.4%，按五級分類標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26.1%。如此高的不良資產需要大量的自有資本才能消化。

2.未來我國銀行業仍將呈快速發展之勢，資產規模擴張較快，也需要更多的資本做基礎。盡管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會搶去部分市場份額，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發展之中，對銀行業務需求仍然很大，銀行資產規模仍可保持快速增長。2002年，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人民幣貸款增加9388億元，股份制商業銀行人民幣貸款增加4586億元。這意味著資本充足率公式中的分母擴大，要保持或擴大原有的資本充足率就必須增加分子項——資本金。

3.伴隨銀行資產規模的擴張，風險暴露會逐漸表現出來。為了彌補風險損失，需要有足夠的資本儲備。

4.我國銀行業正在進行資產結構的大調整，從傳統的單一信用貸款轉變為貸款、證券投資以及各種金融創新業務。資產結構的轉變、業務種類范圍的擴大，可能引發新的風險。這也需要有相應的資本儲備做后盾。

5.風險管理技術和方法的引進和運用，可能會強化商業銀行對風險管理控制的能力，風險暴露程度可能降低，對資本金的需求會減少。

6.在我國經濟發展呈強勢發展的未來若干年里，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會顯著增強，有可能在當年內核銷部分呆壞賬，不需要太多的資本金。如2002年末我國境內金融機構人民幣賬面盈利385億元，比上年增加245億元。盈利能力的逐步轉強，有可能增強銀行的資本實力。

7.我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技術和方法的探索，為銀行處置風險資產提供了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快銀行降低不良資產的步伐。尤其是國家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下了每年降低3%-4%的不良貸款率指標，我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確實在按照要求逐年降低。這種發展態勢又會減輕銀行的資本金壓力。

8.國家對商業銀行改革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商業銀行資本金的管理。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是近期重點。從已披露的有關信息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目標是分三部曲：股份制公司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上市。為推動商業銀行改革的順利進行，減輕商業銀行負擔，不排除國家采取類似于1999年的做法，再次將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從而大大降低商業銀行的風險資產，降低對資本金的需求。同時，在股份制改革中，通過發行股票，又可籌集數量可觀的資本金。從這個角度看，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沒有必要增加太多的資本金儲備。

9.財政政策的變動也是影響商業銀行資本金數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于稅收的調整、利潤的分配辦法、有關會計處理方法的調整等直接影響資本金的提取和補充數量。

10.國家信譽對于商業銀行資本金的隱含補充和保障是我國商業銀行資本金制度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1996年以來，我國已經有8次降息，加上儲蓄征稅，但我國的儲蓄存款仍然呈平穩上升之勢，目前已逾10萬億元，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達三分之二以上。這些說明國家信譽吸引了居民存款，而這兩者則共同充當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部分資本金，這部分資本金隨著國家信譽的增強還將得到進一步的充實。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還可低一些。但隨著我國市場化的深入以及商業銀行改革的深化，國有商業銀行對國家的依賴將逐漸減弱直至完全消失，充足的銀行資本還是需要的。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商業銀行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加，而我國銀行內部控制風險的能力還不是很強，監管者的素質還不是很高。我們認為，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金應多一些，資本充足率應高于8%的水平才是合適的。況且新資本協議提出的指導監管部門監督檢查的原則也明確指出，銀行實際的資本水平最好要高于最低資本標準，而監管部門應有能力要求銀行持有更多的資本。

目前我國要達到這個要求有一定困難。1989年以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在9%以上，多數年份超過11%，1996年跌到4.34%。1998年我國發行了2700億元的長期特別國債解決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問題，1999年又成立了4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國有商業銀行的1.4萬億元不良資產，使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曾一度有所提高，中國工商銀行8.89%、中國農業銀行7.06%、中國銀行9.80%、中國建設銀行9.85%。但后來由于資產的擴張和風險資產的增加，加之新增不良資產沒能很好地控制，資本充足率再次出現降低，2000年為4.62%，2001年5.57%。近年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正在積極進行改革，不良資產每年降低2%-3%，各家國有商業銀行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盈利，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是有可能的。

(三)籌集并保持我國商業銀行充足資本的措施

1.內部積累

無論是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通過銀行自身的留存利潤來增加資本都是一條可行的途徑。特別是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和一些未上市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這條增加銀行資本的途徑更為重要。對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通過內部來增加資本，還可減少籌資成本。但以多大比例留存則取決于財政稅收政策的許可程度以及利潤在股東和銀行內部的分配。

商業銀行能否從內部增加資本首先要看銀行的創利能力，即銀行有沒有利潤。若銀行沒有利潤，從內部增加資本就是一句空話。我國商業銀行目前的業務還主要是傳統的存貸款業務，資產質量不高，風險資產較大，不良貸款比例較高，銀行的盈利能力受到影響。商業銀行要想增加利潤，一是要提高資產質量，二是要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并以此為新的利潤增長點。而中間業務在西方商業銀行已經成為主要的利潤來源，而我國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人平均不足10%，這項業務的發展空間還是很大的，這就為商業銀行的盈利帶來了機會。我國加入WTO已一年多了，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在中間業務上的競爭早已拉開序幕，我國商業銀行正在致力于中間業務的研究和發展，中間業務的品種在不斷創新，范圍在不斷擴大，收入在不斷增加。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將得到提高，利潤結構將得以改善，從商業銀行的內部增加資本就有基礎。

2.外部籌集

對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增發新股也是籌集資本的一條途徑。但能否成功發行，發行價格是多少，還取決于商業銀行的整個經營狀況和盈利狀況以及管理者的政策。從我國銀行業市場發展狀態看，外資金融機構參股我國中小商業銀行正呈方興未艾之勢。外資銀行參股，可大大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我國目前最大的四家商業銀行并非股份制銀行，要想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本，還需進行股份制改造。應該說，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目標和程序已基本確定，應認真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迎接這一改革發展的大好時機。

另外一條從外部增加資本的途徑就是增加附屬資本。從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構成中可看出，其資本主要是由核心資本構成(即實收資本、資本公積、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缺少附屬資本。因此，只要政策允許，商業銀行就可通過發行債務性資本來增加資本金，提高資本充足率。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在資本金嚴重不足，不良資產比例較高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正常運行，主要是有國家信譽作保證。憑借國家信譽，商業銀行的存款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這又使商業銀行增加附屬資本更為可能。我國債券市場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大好發展時期。廣大投資者在股市中經歷了太多的風險，銀行存款利率又太低，企業債券在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況下個人投資者市場并不發達。對投資者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有國家信譽做保證的帶國字號的各種債券，如國庫券、金融債券、國有大中型企業發行的債券等，民生銀行發行的可轉換債券成為資本市場的搶手貨應給我們有更多的啟示，對于已上市的股份制銀行和準備上市的銀行都可積極準備發行可轉換債券作為籌集資本的選擇途徑。

3.加強金融監管

為了進一步提高金融監管水平，切實履行監管職責，新成立的銀監會將在銀行業的市場準入、銀行業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緊急風險的處置等方面進行監管。并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實行現場和非現場監管。銀監會的成立將在監管理念、制度、方式和技術等方面加快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步伐。

(1)銀監會可會同商業銀行一道，制定一整套與我國風險狀況相適應的評估資本水平的程序和評估方法。根據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來看，采用內部評級法比較合適。中國工商銀行已開始著手開展這項工作。

(2)通過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及時了解商業銀行的風險狀況，對風險較大的商業銀行，要及時給予風險提示，并派專人跟蹤風險發展態勢，督促商業銀行采取措施限期改善風險狀況或減少風險資產。

(3)評估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是否達到監管部門所需的最低標準要求。若低于最低標準，則要求商業銀行或增加資本金或調整資產結構、壓縮資產規模、出售一部分風險資產等。

4.加強社會監督

第2篇：商業資本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資本資本充足率風險計量資本分配績效考核

一、經濟資本管理體系及其在我國商業銀行的應用

經濟資本管理基于資本的兩個特征而建立：資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須將有限的資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銀行價值的環節；資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須強調對資本的回報，也即對股東實現價值創造，并充分考慮資本所承擔的風險，實現收益與風險和成本的統一。經濟資本管理體系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經濟資本的計量，二是經濟資本的預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經濟增加值（EVA）和經風險因素調整的經濟資本回報率（RAROC）為核心的績效考核制度。

1.經濟資本的計量

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衡量，非預期損失是指銀行實際損失超過平均損失以上的損失，是對預期損失的偏離-標準偏離。經濟資本從數量上等同于非預期損失，應覆蓋商業銀行的全部風險。

普華永道對全球銀行業的調查表明，信用風險占到商業銀行風險總量的65%，除此之外，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也是商業銀行面臨和關注的主要風險，《新資本協議》關于銀行資本必須覆蓋上述三類風險的規定即印證了這一觀點，因此，雖然經濟資本應覆蓋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但在實踐中主要是對此三類風險的計量。

(1)信用風險的計量。計量信用風險時，主要考慮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風險敞口（EAD）和期限（M）等風險因子。此外，還應考慮信用資產的相關性以及風險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貸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貸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麥肯錫CPV信貸組合模型，以及《新資本協議》規定的IRB（內部評級法）模型等。

信用風險經濟資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為LGD的方差，σ2PD為PD的方差

銀監會對國有商業銀行經濟資本體系建設情況的調查表明，我國商業銀行大多是在參照《辦法》規定的基礎上，以資本充足率8%為基準，根據各類業務的歷史風險狀況和本行的經營發展戰略，采取內部系數法計量信用風險。比如，《辦法》規定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權重是50%，有的行對此類貸款的經濟資本系數則設定為4%（即為資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風險權重）；對某些屬于鼓勵發展類業務，商業銀行則設定較低的經濟資本系數，使之相對應的風險權重低于《辦法》規定的風險權重，比如《辦法》規定銀行承兌匯票的風險權重為100%，而有的行對銀行承兌匯票的經濟資本系數為3%，相當于風險權重為37.5%，充分地體現出了商業銀行對此類業務的鼓勵導向。

(2)市場風險的計量。VAR（風險價值）是計量市場風險最常用的技術，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給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匯率等市場要素發生變化而可能對某項資金頭寸、資產組合或機構造成的潛在最大損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術主要有方差—協方差法、歷史模擬法和蒙特卡羅法。

市場風險經濟資本=VAR*乘數因子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計量市場風險的常用技術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匯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數商業銀行（如建行）運用VAR計量市場風險。

(3)操作風險的計量。相對于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量化更為困難，這是因為一是現有的數據不足，二是模型構造存在技術困難，三是在計量操作風險時極易因難以與其他風險區分而重復計算。目前，對操作風險一般采取簡單的系數法，即根據歷史年度發生的損失數據，將商業銀行的業務按照操作風險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風險權重，乘以該類業務的余額。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計量操作風險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風險經濟資本=前三年度主營業務收入的平均值*設定系數

2.經濟資本的預算分配

經濟資本的配置區分為對存量風險資產的經濟資本配置和對增量風險資產的經濟資本配置，前者考慮的是對資產組合所面臨的未預期風險的抵御，后者則是通過對不同的產品、部門和區域設定不同的經濟資本系數來傳導總行的經營發展戰略。商業銀行在制定經濟資本預算計劃時，重點是對增量經濟資本的配置。

從我國目前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經驗看，商業銀行對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經濟資本，年初根據資金交易風險控制計劃和財務收支計劃計算并分配。對信用風險的經濟資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過三個環節完成：首先，由總行年初根據全行發展規劃和資本補充計劃，明確資本充足率目標，提出全行的經濟資本總量和增量控制目標，對分行進行初次分配；其次，總行根據各分行反饋的情況，在總行各業務部門之間進行協調平衡分配；最后，總行根據戰略性經營目標，對信用風險經濟資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進行戰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為核心的績效考核

以EVA和RAROC為核心的績效考核引入了資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實地反映了商業銀行的利潤，克服了商業銀行傳統的績效考核以利潤的絕對額為指標的缺陷，有利于商業銀行的經營者更清醒地權衡經營風險及其回報，從而做出更符合商業銀行實際利益的決策。

絕對量指標：

EVA=經風險調整后稅后凈利潤-經濟資本*資本期望回報率

=(經濟資本回報率-資本期望回報率)*經濟資本

相對比率指標：

RAROC=經風險調整后稅后凈利潤/經濟資本

=（凈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資收益-運營成本-預期損失準備支出-稅項）

經濟資本

我國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商業銀行對分支機構的績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對具體參數的設置（比如對經濟資本的期望回報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經濟資本管理實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業銀行，已嘗試將RAROC技術應用到具體產品的定價決策。隨著我國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經濟資本管理將在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活動中發揮更大作用。

二、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1.強化資本約束意識

經濟資本管理強調了資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隨著外部監管部門資本充足率監管力度的加強和股東對資本回報要求的提高，商業銀行在經營決策時，不僅要考慮到資產擴張的速度、業務發展的規模以及所帶來的收益，還要充分考慮到由此而帶來的風險及其資本占用，將收益與風險和成本相統一。資本約束意識的增強將有力地扭轉我國商業銀行傳統的重規模輕管理的經營思想，促使商業銀行將經營管理的重心放在轉變經營管理方式，優化資產結構和業務結構，提高經營效益之上。如下圖所示，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2004年，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某銀行貸款增幅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避免了出現貸款增量的大幅波動，充分體現了經濟資本管理在資產增長中的制約作用。

2.培養全面風險管理意識，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作為經營風險的企業，商業銀行需要對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等進行合理的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經濟資本強調的是對銀行所承擔的所有風險（而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面臨的最大風險—信用風險）所可能帶來的非預期損失的抵御和彌補，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可以強化商業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意識。同時，經濟資本管理要求對各類風險進行精確的計量，并鼓勵商業銀行開發適合自己的風險計量技術和模型，將促進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

3.準確計量各項業務的成本，完善績效考核評價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潤、資產規模的絕對量考核為主，忽視資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片面追求賬面利潤和資產規模而漠視潛在風險的短期行為；二是現行的績效考核評級體系未充分考慮到風險因素，經營收益未經風險調整；三是績效考核評價體系以橫向為主，無法具體量化具體產品和業務條線的經營績效，難以為經營決策提供支持。經濟資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強調了資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業銀行尤其是其分支機構樹立成本意識；RAROC強調的是經過風險調整后的資本回報，并扣除了為預期風險所計提的專項準備金，更真實地反映了利潤和資本回報率；同時，RAROC技術還可以衡量具體的交易和賬戶，有助于真實反映各項業務給銀行所創造的價值。

4.提高商業銀行科學決策和產品定價能力

RAROC技術通過對具體產品、業務和區域的經濟資本回報率的量化，為商業銀行在制定經營發展戰略時提供支持。比如，根據歷史數據判斷某項業務的經濟資本回報率較高，商業銀行在編制經營計劃和經濟資本預算時，可以通過資源配置、系數設定等方式，向全行傳達總行對于此類業務的傾斜支持導向。同時，RAROC技術強調了風險因素，商業銀行在為產品定價時，可以通過RAROC技術推算出該項產品在什么價格水平才能達到預期的回報率，從而促進商業銀行自主風險定價水平的提升。

5.推進金融改革深入開展，進一步推動國有商業銀行增強獨立的市場主體意識

經濟資本管理強化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約束意識和成本意識，使過去因具有國家信用而忽視資本充足的國有商業銀行深刻地認識到，資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隨著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國有商業銀行將面臨著監管當局越來越嚴格的資本約束和市場越來越高的資本回報要求，這將督促國有商業銀行切實轉變經營理念，增強獨立市場主體意識，推動股份制改革深入開展，真正將國有商業銀行建設成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融企業。

6.經濟資本具有風險約束和效益約束的雙效應，有助于激勵商業銀行改進經營管理

經濟資本不僅要抵御非預期損失，而且還在經營管理和資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僅可以衡量一家銀行的整體抗風險能力，而且還可以成為評價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或業務條線經營績效的標尺；將收益與風險、成本結合起來，有助于商業銀行根據實際承擔的風險為產品合理定價；支持和鼓勵商業銀行改進風險管理技術，積極開發內部計量模型，完善資本管理，從而更科學地保持合適的資本持有量，激勵商業銀行改進資本管理。

三、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對我國銀行監管當局的影響

1.促進監管當局對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區別的認識

在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過程中，銀行監管當局有必要，并且會逐步認識到監管資本和經濟資本之間的不同：

(1)經濟資本是商業銀行根據自身承擔的實際風險計算出來的資本，是一種應有“虛擬資本”，在數量上等于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非預期損失額；監管資本是監管當局要求商業銀行持有的最低資本，屬于“法定資本”，是一種實有的資本。從風險的角度說，經濟資本代表的是風險，越小越好；監管資本則是抵御風險的屏障，越多越好。經濟資本是從商業銀行的視角看資本，而監管資本則是從監管當局的視角看資本。

(2)經濟資本具有更好的風險敏感性。監管資本是監管當局基于整個銀行業的風險狀況而劃定的粗線條的最低資本充足要求，在統一的資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現資本充足率達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蓋風險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對資產狀況良好的銀行的過高的資本充足約束。與監管資本相比較，經濟資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業銀行的實際風險狀況及資本真實需求，因而對商業銀行的風險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3)經濟資本覆蓋的風險范圍更廣。根據《新資本協議》規定，監管資本主要是覆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而我國《辦法》規定監管資本主要是抵御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由此可見，監管資本覆蓋的是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而非全部風險。普華永道的研究表明，經濟資本管理覆蓋的風險范圍更為寬廣，不僅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還包括流動性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等。

第3篇：商業資本論文范文

[關鍵詞]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融資方式；資產負債率；股權結構

自從20世紀50年代MM定理誕生以來，資本結構問題便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資本結構決策是上市公司投融資決策的核心問題，企業資本結構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市場價值。只有深入了解全部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狀況及其歷史演變過程，才能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有全局性的認識，才有可能找出其存在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至今為止對于資本結構的解釋有多種理論，譬如平衡理論和優序理論。然而，無論是哪一種都不能單獨地作出解釋。資本結構是指企業為其生產經營融資而發行的各種證券的組合。一般地人們將其特指為企業資產中股權與債務之間的相對比例。它是現代財務管理理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佳資本結構指在一定條件下使公司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低，企業價值最大的資本結構，它是一種能使財務杠桿利益、財務風險、資本成本、公司價值等之間實現最優均衡的資本結構。資本結構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公司償債和再籌資能力，決定公司未來盈利能力，成為影響公司財務形象的重要指標。在此基礎之上得出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特點如下：

通過比較我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發現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上市公司的權益類科目差異相當大。我國上市公司的流動負債總額與西方國家差不多，大都在35%～43%之間，但我國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權益比重高，超過50%，而西方發達國家都在40%以下，相應地，我國公司的長期負債水平相當低。資本結構的順序偏好理論認為，企業偏好將內部資金作為投資的主要資金來源，其次是債務資金，最后才是新的股權融資。然而，在籌集資金時，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視權益融資為首要途徑，對于負債則過于謹慎，表現為上市后極力擴大股票發行額度，而且分配方案也多以配股為主，很少支付現金股利。

中外眾多學者先后進行過大量有關企業資本結構和融資方式的研究。由于處在復雜多變的資本市場環境中，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和融資方式已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財務問題，對此進行研究將具有豐富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通過對1991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和融資方式的總體分析，發現中國上市公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普遍較高的資產負債率、流動負債水平相對偏高、存在明顯的股權融資偏好。這些特點與西方國家上市公司的實際情況不同，尤其股權融資偏好更是有悖于“優序融資理論”。但是，2002年滬、深兩市100家樣本公司數據的實證研究，從融資行為動機角度證實了在目前中國尚不完善的資本市場架構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是具有相對合理性的；同時也證實了這種融資方式普遍低效的事實。在實證研究結果的基礎上不難看出，目前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

一、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狀及其成因

(一)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狀

1.融資順序逆轉,嚴重依賴外源融資。根據融資順序偏好理論和西方有

效資本市場的融資順序,先內部融資、其次無風險或低風險的舉債融資、最后是新的股權融資,而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順序則與之幾乎相反。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內源融資在上市公司融資中所占比重非常低,不達20%,遠遠低于外源融資。這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并非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內部積累,我國上市公司創造盈利和自我擴張的能力還有待大幅度提高。

2.外源籌資比例不平衡,股權融資優先于債務融資,具有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從上表中分析我國上市公司的總體融資行為,不難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明顯對股權融資比重更加偏好。據上表可知,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占外源融資約70%,股權融資的比重遠高于債權融資,存在嚴重的重股輕債現象,這有悖于優序融資結構原理。目前,我國的非上市公司偏好于爭取首次公開發行,上市公司的再融資則偏好于配股和增發新股,如果不能如愿,則會改為具有延遲股權融資特征的可轉換債券,設置寬松的轉換條款,從而獲得股權資本,不得已才通過債權融資。

(二)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現狀的成因

1.對負債經營缺乏正確認識。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自有資本不足,資金短缺,主要依賴大量舉債來維持生產經營,導致企業負債經營比例極高,以至企業大都“談債色變”。因為過去的高負債率所造成的壓力而影響到現在的經營決策,使經營者認為債務利息侵占公司利潤,或害怕經營不善而導致財務危機,一旦被改組上市,成為股份制企業,首選的籌集資金方式就是大量發行股票,增加所有者權益資本,而不愿或很少通過舉債方式籌集資金。

2.股票市場投資者的過度投機行為也加劇了股票市場的非理性發展。長期以來,股票發行的“賣方市場”和“賺錢效應”,使股票發行到目前為止還很少遇到發行失敗先例。因而在上市時追求高額的股票發行,上市后推出高比例的配股,發生虧損后采取股權重組來吸收新資本的注入,這種“一年發股、二年配股、三年重組”已成為眾多公司股權融資的真實寫照,也正是市場治理機制失衡的反映。

3.股權融資成本較低是企業偏好股權融資的經濟動力。債務融資的付息“硬約束”和股權融資分紅的“軟約束”,使我國債務融資的成本大大高于股票融資。

4.我企業債券和股票一樣，是資本市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合理的市場結構要求包括企業債券在內的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共同協調發展，這既有利于金融領域的改革，社會信用的優化，同時又是企業多渠道、低成本籌集資金的市場基礎。在發達的資本市場體系中，企業債券市場的規模遠大于股票市場。而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及其結構的完善，進而影響了資本市場功能的發揮國債券市場發展極其緩慢,尤其是公司債券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上長期存在“強股市、弱債市;強國債、弱企業債”的結構失衡特征。一方面,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發展具有不平衡性。我國企業債發行規模明顯小于其股票發行規模。另一方面,企業債券在整個債券市場中所占的規模一直很小。以2006年債券發行的結構為例,企業債發行只有935億元,占所有債券發行的1.8%,而政府債券和金融債券分別是6673.3億元和7738.1億元,分別是企業債的7.14倍和8.28倍。

二、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市場機制尚未健全，資本市場還不發達，籌資形式有限，并且約束條件也很多，導致了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陷。

1.增加了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一方面，權益融資的成本高于債務融資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負債的利息在稅前列支，具有“稅盾”的作用，可以使企業享受減少納稅的好處。鑒于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在資金總額一定時，增加債務資本的比重會使得企業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下降。

2.降低了企業的財務杠桿收益。財務杠桿是指在資本結構中，負債比例的選擇對權益資本收益率的影響。由于這種財務杠桿的作用，當企業的資本收益率大于負債利率時，借入資金的存在可以提高權益資本收益率，即權益資本收益能在總資本收益率增加時獲得更大程度的增加。

3.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不合理。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多為原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存在著種種先天與后天的制度問題，使得我國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盡合理，在這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股權結構的不合理性。上市公司一股獨大導致獨立董事形同虛設，企業管理者忽視甚至損害中小股東的權益來使大股東權益最大，股東占用和掏空上市公司的事例屢見不鮮。

三、優化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對策

科學合理的資本結構和融資方式對提高公司經營效率、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以及增強整個金融體系的健全性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針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對策及建議:

1.優化股權結構。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中，資產負債率普遍偏低。從資本結構理論我們可以看出，一定情況下提高公司的負債比率，降低自有資本的比率，會增加我國上市公司的企業價值，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達到最佳的資本結構。所以通過一定的途徑降低我國的自有資本比率勢在必行。

2.完善融資體制。在此，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一些做法，并結合我國實情進行相應的融資體制改革，為國有上市公司優化資本結構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1)大力推進以市場經濟的融資體制替代計劃經濟融資體制的進程，即建立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融資體制，充分發揮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用。減少政府干預，使政府在資本市場的職責逐步由融資中介過度到制定交易規則和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和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2)完善上市公司股票的發行考核制度，增加上市公司發行新股、增發新股和配股資格的難度，從源頭上控制上市公司偏重股權融資的傾向。讓企業根據自身的實際經營情況和資本市場狀況決定是否進行股權融資，并讓企業獨自承擔風險。與此同時，應該用一個指標體系取代單一的凈資產收益率指標作為考核上市公司取得配股、增發新股資格的標準，使股本擴容更具合理性。(3)規范監管體系，依法規范市場秩序，建立信息披露動態監管機制，對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跟蹤核查。提高監管水平，提高違法違規行為的機會成本，積極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推進資本市場監管體系的社會化。

3.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我國應加強資本市場制度建設，讓公司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同步發展或僅略有滯后，實現公司與資本市場“雙贏”的發展戰略。目前債券市場的落后已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國家應逐步取消計劃規模管理，盡快推行企業債券發行核準制。同時，在企業債券利率方面應給予較大的靈活性，讓企業債券利率盡快市場化，以達到資本市場的真正多元化。針對債券市場內部嚴重不均衡的現象，應大力發展公司債券市場，優化國債和金融債券的品種設計，完善債券市場結構。

4.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促進上市公司籌資行為的理性化。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有助于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理性回歸。首先，完善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構，健全企業制衡機制。要切實保護各股東對公司財產的最終控制權和剩余價值的索取權，強化各契約方的決策參與權，減少“內部人控制”。其次，加快股權分置改革，逐步解決股權結構過度集中的問題，真正做到同股同利、同股同權。因此，我們應通過法規政策等手段引導上市公司建立有利于公司治理的股權結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完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大力配合，綜合協調，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調整和完善，不能期望一蹴而就。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資本市場的逐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逐漸趨于合理，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中存在的問題也會逐步得以解決。

自從開始對資本結構的開創性研究以來，關于企業資本結構的解釋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并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一個無摩擦的競爭環境中，如果不存在破產風險，企業的價值與其資本結構無關。但是顯示世界是有摩擦的，比如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每一個國家都要征稅，則稅收這一影響因素很可能影響到企業的資本結構。綜此來看，簡單的一個方面就對小型企業存在影響，那么中國企業的整體資本結構的無疑就更大了。中國企業本身向著目標資本結構調整的速度比較慢，同時，中國企業未表現出與優序理論預期的在外源容資方面先債務后股權的順序，股權融資在企業的外源融資中占有很大比例。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企業債券市場發展還不太成熟，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與外國不盡相同，因此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因素跟外國成熟市場相比存在較大的差異。而一再的結果表明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反映的可能是經營者在特定財務狀況下的相機選擇，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諸多外界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管情況如何，只有面對現實，相信中國的上市企業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極大的發展前景的！

參考文獻：

[1]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分析作者：董建明

第4篇：商業資本論文范文

一、徽州文化的界定

要研究徽州文化，首先就要有對徽州文化較為清晰的界定。對此，可以說，學術界至今沒有統一的、明確論及的界說。據筆者的理解，所謂徽州文化即是指發生與存在于歷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發生輻射、影響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如此定義，至少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限定：

其一，我們說的徽州文化是指歷史上徽州區劃范圍內的文化。其地理區域范圍包括當年徽州府轄的6個縣，即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和婺源。

其二，徽州的歷史至少有五、六千年，其文化當然可歸為廣義的大徽州文化的范圍。但嚴格和典型意義上所說的徽州文化概念，主要還是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設了徽州府后才全面崛起，在明清時達到鼎盛的文化，但這一文化與其早期發展及后期演變都有內在關聯。

其三，徽州文化不能僅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還包括由徽州而發生，由本籍包括寄籍、僑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創造從而輻射于外、影響于外的文化，這其中的關鍵是要有對徽州的強烈認同。如朱熹，盡管他在福建，主要活動也在福建，但他祖籍在徽州，朱熹本人對徽州強烈認同，從來號稱“新安朱熹”等；同時，徽州人也更是強烈地認同朱子，視朱熹為徽州人的驕傲，在思想意識、觀念、道德、倫理、社會行為及活動的諸多方面都自覺不自覺地深受朱子思想的影響，故朱子的思想、學術活動等亦可作為徽州文化的內容。

其四，這里所說的“文化”應是取其廣義的概念，不僅指學術理論、文化藝術，還包括商業經營、宗法倫理、精神信仰、風俗民情、文獻著作、社會經濟、土地制度、歷史人物等等。

如此界定的徽州文化概念，實際是將徽州歷史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多元的、系列的整體，既有顯明的地理空間和時間流程上的限定性，又有內容實質上的限定性，以及由此限定而內在包括的對自身限定的一體化超越，決定了徽學研究的對象。由此，筆者不會同意有人將徽學(或稱之為“徽州學”)的研究對象僅僅限定為“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在徽州這個封閉、落后、貧困的山區出現的一種具有豐富性、輝煌性、獨特性、典型性、全國性五大特點的徽州文化產生、繁榮、衰落的規律的學問。”(注：趙華富：《論徽州學的研究對象和意義》，載張脈賢、劉伯山等編：《徽學研究論文集(一)》，1994年10月。)將宋之前及以后的徽州文化斷然地割除在徽學研究之外，這里且不論其界定的內容是否準確，僅其忘記了徽州文化當有其來源即產生的歷史條件基礎及以后的演變來說，就應是不夠完整的。歷史當是不能簡單、武斷地人為分割而將分割后的片斷獨立純化成塊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應是徽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或重點內容而不應是唯一內容。

實際上，徽州文化只是徽州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個階段。徽州早期的土著人是越人，最早的文化形態是筆者稱之為的早期江南越文化，其時限當是從遠古至春秋戰國，其時，徽州歷史文化尚未從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母體中分離出來以走獨具品格發展的道路。其后是山越文化，其時限為從戰國中后期至三國，這時的徽州社會與文化已開始從中華民族母體的社會文化發展中分離出來，但卻是走著一條停滯發展甚或出現倒退的道路，越人“入山為民”，以成山越，“依山阻險，不納王租”，生產方式上“刀耕火種”，生活習俗上，“志勇好斗”，烙有很深的半原始叢林社會與文化的痕跡，以至于有人稱這一時期是徽州歷史上的“黑暗”時期。(注：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頁。)東漢末年至南宋的長達一千多年的時期是筆者稱之為新安文化階段(晉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徽州設新安郡，故稱)，徽州的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由于北方諸多土家大族的移民而帶來在人口、經濟、文化上的沖擊、碰撞及最后的整合，得到長足進步和快速遞進，封建化進程得到實現，至南宋時，越人已與遷居而來的北方漢人融合，徽州人已經是十分成熟的“封建人”；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突出，由徽州本土向外的徽州歷史上第二次移民——負移民的過程已經開始，它主要是通過科舉和經商兩條道路實現；徽州重儒、重文、重教的風氣已經形成，“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興則名臣輩出。”(注：淳熙羅愿：《新安志》卷一。)“新安自南遷后，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于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故四方謂‘東南鄒魯’。”(注：趙@①：《商山書院田記》。)并且也正是此時期，徽州已是作為了“程朱闕里”，是程朱理學的發祥地，(注：見拙作：《程朱理學淵源考》，《探索與爭鳴》，2000年第3期。)而程朱理學特別是朱子之學恰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內核。所以說，我們不能割斷地研究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只是徽州歷史文化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它直接孕育和發展于新安文化，后者是前者的基本來源。(注：關于徽州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歷史分期，可參見拙作：《崛起的徽州文化學——關于文化學研究的一點意見》，《徽州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二、徽州文化的基本內容

徽州文化在南宋崛起后，經元時的發展，至明清，其發展已達到充分化。體系完整，內容深刻，特點鮮明，其輝煌性、豐富性，至少是表現在：

其一，南宋以后，徽州人幾乎是在文化的所有領域都有突出的貢獻，在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創造與發展，以至形成了各自有著自己風格與特點的流派。如商業經營上有著名的徽商(后文再述)。哲學上有新安理學，亦即朱子之學，其開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還有婺源的程洵、休寧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淵遠流長，特別是“在明清，朱子之學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推新安之士為然。”(注：道光《休寧縣志》。)考據學上有徽派樸學亦即江戴樸學(江即江永，婺源人；戴即戴震，屯溪人)，它作為乾嘉學派中的皖派，影響極大，清江藩評價說：“三惠之學興于吳，江永、戴震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注：清江藩：《漢學師承記》。)繪畫上有新安畫派，歙縣江韜(即漸江)被認為是其祖師，近代有歙人黃賓虹等。據有人統計，從明朝萬歷年間到清乾隆間的不到200年時間里，徽州共出屬新安畫派的大畫家60多人，其中的名家、大家的水平，按黃賓虹的評定，當“均在江浙之上”，可想影響之大。(注：李明回：《談新安畫派》，《安徽文博》，第4期。)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興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有何震、黃士陵等。據馮承輝編纂的《印識》記，僅明代一代，全國有篆刻家190余人，其中僅徽州的歙縣、休寧兩地就占35人，清代更多。(注：鄭清土：《何震和徽派篆刻》，《徽州學叢刊》創刊號。)刻書上有徽派刻書，它始于南宋，興于明清，在我國雕版印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明清“時人有刻，必求歙工”，(注：嘉靖《徽州府志》。)徽刻儼然

與常(州)刻、蘇(州)刻齊名為當時全國三大刻。版畫上有徽派版畫，它在中國美術史上獨樹一幟。明代萬歷年間有“無劇不圖”，“刻圖必然求歙工，歙工首推黃氏”之說。據統計，從明代萬歷到清初的100多年時間里，僅歙縣虬村一村黃姓以版畫為業者就達100多人。(注：周蕪：《徽派版畫史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戲曲上有徽劇，它是京劇的前身，清乾隆年間，曾出現“四大徽班進京”，名噪一時。到了道光年間，北京則是“戲莊演劇必徽班”。(注：道光《夢華瑣簿》。)建筑上有徽派建筑，為中國建筑史上一絕。醫學上，有極負盛名的新安醫學，為我國醫學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從東晉到清末，徽州僅有史料可查的名醫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寫了461部醫著，其中明清兩代有名醫605人，有245人撰寫445部醫著，在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注：李濟仁、胡劍北：《新安名醫志》，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棋藝上，新安圍棋自古至今就高手輩出，明清時圍棋界的新安派被譽為是與“永嘉派”和“京師派”齊名的三大派之一，其中歙縣人程汝亮是被王世貞在《弈旨》一書中列四個“明代第一品”的第一人；而歙縣人程蘭如則被稱為是與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齊名的盛清四大國手；(注：吳小汀：《明清時期圍棋“新安派”初探》，《徽學通訊》總第17、18期。)近代以后則有著名國手歙縣人過惕生、過旭初兄弟倆。徽州的傳統工藝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個領域。文房四寶藝術，徽州占有兩寶，即徽墨、歙硯，元之前還包括澄心堂紙、汪伯立筆；飲食烹調上，有著名的徽菜，它精選料，重色、重油、重火功，為全國菜系之一；雕刻工藝上，除上述版畫等外，還有著名的徽派磚雕，木雕、石雕，并稱“徽州三雕”。此外，還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種竹、木編織工藝等等。這些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在這些領域里的精萃，曾各領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

其二，在文化發展的有些領域，徽州或許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派別，卻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和杰出人物。如自然科學界，徽州是群星燦爛。數學上有數學大師屯溪人程大位(1533-1606年)，他著有《算法統宗》十四卷，最大貢獻是將數學從籌碼記數發展為珠算計數，確定了珠盤式運算并完善了珠盤口訣，在國內外影響極大；物理學上，有物理學家歙縣人鄭復光(1780—約1862年)，他精通數學、物理和機械制造，特別是在光學上貢獻最大，著有《鏡鏡冷癡》五卷，專論光學原理和光學儀器制造，是我國當時最主要的一部光學著作等等，以至有人說，一部徽州自然科學史也就是一部安徽自然科學史。(注：張秉倫：《明清時期安徽的科學發展及其動因初析》，《徽州學叢刊》，創刊號，1985年。)徽州的詩詞文學，雖然難以斷定它存在一個流派，但至少是存在一個龐大的群體。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詩人、大文學家，其古詩在南宋堪稱第一，(注：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傳世的就至少有1200余首；祁門人方回(1227—1307年)的詞風、思想與辛棄疾相近；明歙縣人汪道昆(1525—1593年)不僅官居顯位，且其文學造詣頗深，其文學被譽為是明中期文學復古派“后五子”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別是在布衣詩上，王士禎曾記：“論明布衣詩，極推吳非熊、程孟陽，海內莫不聞兩先生皆新安產也。”(注：《新安二布衣詩》，清稿本，藏祁門縣博物館。)有清一代270余年間，徽州至少可稱得上詞人的就有200多，詞萬首。在其他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是歙縣人王茂蔭(1798—1865年)，他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理財和經濟思想史專家；休寧人朱升(1299—1370年)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經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戰略思想家，1337年他曾進言朱元璋“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對朱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黟縣人俞正燮(1775—1840年)是清朝著名的經學家和史學家；戲曲家有目連戲集大成者祁門人鄭之珍(1518—1595年)，有明代著名戲曲家休寧人汪廷訥(1573—1619年)，特別是汪廷訥，其不僅作品博采眾家之長，獨樹一幟，同時，他還是一位圍棋理論家，著有《坐隱老人弈藪》一卷和《坐穩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5卷；語言學界，除朱熹、江永、戴震等碩儒大家多有研究外，不經名人士的研究也相當深入，如在徽州方言研究上，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書屋”(注：筆者2000年以前在黃山市工作期間，曾在徽州搶救和收集一了一萬一千余份(部)徽州文書原件，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獻給安徽大學，為此，安徽大學特設“伯山書屋”以藏之。)內就收藏有由婺源人胡昭潛抄，婺源人江湘嵐編著的《婺北十二都東山鄉音字類》手抄本上下兩冊和胡昭潛自著《休邑土音》稿本上下兩冊(注：這四冊手抄本書筆者訪得婺源同一戶人家，另有胡昭潛手抄《照錄家乘》、《八音之譜》、收租帳本等。)，分類詳細、音準，可見徽州民間語言學研究之底蘊；教育學界徽州更是淵源流長，朱熹、鄭玉(1298—1358年)、趙@①(1319—1369年)、汪克寬(1304—1372年)等都是徽州有名的教育家，當代更有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歙縣人陶行知(1891—1946年)；績溪人(1891—1962年)是當代文化巨子等。他們都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過突出貢獻，其學術思想，都不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內容。

其三，除上述二方面外，徽州文化的內容還包括受上述因素及地理因素影響，由徽州社會自然衍生和客觀形成的一些獨特文化現象。如徽州號稱是一個契約社會，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的民間契約文書至少就有數十萬份，(注：見拙作：《徽州文書的留存及搶救》，《光明日報》2001年11月11日理論版。)早的是宋代的，明清最著，遲的據筆者所見直至1955年、1965年和1985年，(注：見拙作：《“伯山書屋”一期所藏徽州文書的分類與初步研究(上)》，《徽學》，2000年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內容涉及土地山場房屋池塘等買賣、租佃雇傭關系、過繼入贅關系、商業資本籌集、訴訟案卷、宗族公約、民間借貸、鬮書、票據、會書等，不僅數量多，年代持續時間長，而且還很系統。如此契約社會現象在徽州是最為典型的，它透露著很深層次的徽州社會及人際關系的理性成份。再如徽州的宗法制度與宗族文化，其典型性和獨特性亦極顯著。徽州人由移民而來，聚族而居，休寧人趙吉士曾言：“新安有數十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póu@②；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雖數十世未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注：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一二。)敬宗重族，強化修譜，謂之：“夫人之一生莫乎綱常之事，綱常之在莫過于譜諜。”“三代不修譜，則為不孝”(注：祁門《武溪陳氏宗譜》，藏安徽大學“伯山書屋”。)等。還有徽州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土地佃仆關系、徽州人的意識與價值觀念、徽州人的風俗與信仰、徽州方言現象、徽州棚民現象等，這些都是徽州特有或表現極為典型、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也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內容。

三、徽州文化興盛的原因

徽州文化當年能如此繁榮，并保持幾百年不衰是有內在的原因和基礎的。

首先是經濟基礎，這就是徽商。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幫，它當年是逼出來的。

徽州介于萬山叢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地瘠，“即富者無可耕之田”，“田瘠確，所產至薄，……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又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之一。”(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糧食從來不能自給，所需糧食皆“仰四方之來”。特別是到了唐宋以后，“黃巢之亂”和“靖康之亂”連續兩度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當時的徽州耕地狀況和生產力水平，幾乎達到飽和，于是民眾生存空間更小，徽民們“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矣”。(注：許承堯：《歙事閑譚》卷二十八。)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注：康熙《徽州府志》卷八。)正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徽商遂在南宋時開始形成。當然，徽商的形成還內在地與徽州本土山經濟結構和以新安江為主干流的縱橫便利水系有關，山經濟結構本身的盈缺待補的不平衡性，內在需求以流通與交換來獲得平衡，滿足徽民的基本需求；發達的水系又帶來運輸的便利，使地處僻野山區的徽州的商品流通得以最為經濟的實現。(注：參見拙作：《徽商概論》，黃山市政協文史委編：《古代商人》，黃山書社，1999年。)但早期的徽商還是一種簡單的以徽州山林盛產的茶、木、瓷土及二次生產的漆、墨、紙、硯等換取徽州所需的糧、布、鹽等的缺盈互補貿易。到明以后徽商才得到大發展，不再局限于以徽州為中心的販買販賣，而是面向全國，經營規模也越來越大，經濟之道走向成熟，成為中國商界一支勁旅。清時，則又躍為中國十大商幫中居首之幫，這其中尤以鹽商、木商、茶商、典當四項為最盛。足跡遍及全國，遠涉海外；正所謂“鉆天洞庭遍地徽”，影響極大，以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從徽商的賈道特點來看，徽商作為當時中國一代儒商，其“賈而好儒”，注重賈儒結合，賈仕結合，強化宗誼，重視教育，恪守賈道，營利甚巨。“百萬上賈者眾，二、三十萬中賈者不計其數。”所賺的錢，一是擴大再生產；二是弄文附雅，宿養文士，建會館、辦文會、興詩社、蓄戲班、印圖書、藏書史、筑園林等；三是發展教育，以“富而教不可緩，徒積貲財何益乎”(注：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二。)的思想意識，延師課子，加強對子弟培養，輸金資助，置學田和義田，辦族學，建書院，資府縣學等；四是輸入故里，修橋補路、興建土木、撰文修譜等。這就在客觀上為徽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后盾。

其二，是徽州文風與教育的基礎。徽州歷史上文風昌盛，教育發達，府縣學、書院、社學、私塾、文會極為昌盛。如書院，據有人統計，自宋至清，徽州六縣共建書院、精舍、書屋、書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注：劉秉錚：《徽州書院沿革述略》，《徽學研究論文集(一)》。)社學，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詔書天下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是年徽州六邑有社學462所，(注：《徽州教育記》，載《徽學通訊》第13—14期增刊。)康熙時，則達562所。(注：康熙《徽州府志》卷七。)私塾更是林立。“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十戶之村，無廢誦讀”，就是當時徽州文風昌盛的寫照。由于教育發達，人才也就輩出。據葉顯恩先生統計，中進士者，僅徽州本籍，宋代624名，明代392名(占明代全國進士總數的1.55%)，清代226名(占全國進士總數的0.86%)；(注：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第192頁。)再加寄籍外地的一起，則就多得驚人。狀元也很多，如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計17人，占全國總數的14.9%，(注：參見吳建華：《清代徽州狀元》，《徽州通訊》，第13-14期增刊。)僅次于蘇州府，全國名列第二。人才的輩出，以致徽州歷史上有“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一科同郡兩元者”等之說。發達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榮的溫床。

其三，是程朱理學的影響。徽州號稱“東南鄒魯”，是“程朱闕里”，程朱理學的發祥地。《程朱闕里志》記：“程朱之學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學宮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舉而合祀之，則獨吾歙。……朱學原本二程，二程與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黃墩徙，故稱程朱闕里。”“程朱三夫子，一自婺人閩，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黃墩。”(注：雍正重刻《程朱闕里志·序》，藏黃山市博物館。)特別是朱熹的思想，對徽州的影響至深。朱熹曾兩次回徽省墓，角次皆講學授徒，論定高足者至少有12人。在徽州，朱熹為其朱氏及他姓，撰源考、作譜序、題牌匾、留詩句等等，文跡甚眾，留墨甚多，如筆者就收藏有一塊朱子當年題寫有“鳶飛魚躍”的碑刻，彌足珍貴。徽州更是“一以郡先師朱子為歸”，“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傳子若孫也。”(注：清休寧《茗洲吳氏家典·序》。)徽商建立在全國各地的會館皆崇祀朱子等。朱子之學不僅深深影響徽州入仕、入學、入賈之人，也深入民眾意識，使徽州構成儒家思想進而兼容著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區，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為甚重。這些都內在深沉地左右和指導著徽州文化的發展，使朱子之學成為徽州文化發展的強大思想意識上的支柱，構成徽州文化之理性內核。

其四、除上述三點外，徽州文化所能突出個性和特色的地方，還是第一，內在接受著徽州獨特的地理環境、山水資源情況的規限與影響；第二，內在深刻地接受著徽州移民社會和文化性質的決定和影響；第三，同步發生干涉地、雙向作用地接受徽州文化本身存在與發展過程之決定和影響，其中存在地緣與地理文化決定性、文化發生的邊界條件決定性和文化整體系統內部的協同影響性等諸方面決定因素。

四、徽州文化的歷史地位

徽州文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后期，封建政權、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權和加強一體化時期形成并獲得極大繁榮的區域文化，因此，它是作為一種典型的中國封建文化，封建性應是它的本質屬性。作為徽州文化基礎之一的徽商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封建商幫，賈儒結合、賈仕結合、重親誼、重鄉誼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體表現；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種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選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目的等無不內在體現中國封建社會的內容和要求；更主要的是，作為徽州文化指導思想的程朱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其一切都是在維護和辯護于中國封建社會。也由于徽州文化的封建性本質，因此，當歷史的腳步發展到近代，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束，徽州文化隨之一體化般地衰退、消亡也就必然。徽州文化在清末以后衰退了，輝煌屬于過去。

然而，曾保持興盛幾百年的徽州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是有其獨特、重要的歷史地位的。五千年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中國封建文化，而中國封建社會在進入了南宋以后，開始處在后期，徽州文化正是在這一時期全面崛起并繁榮，它的全面性、豐富性、輝煌性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投影；同時又由于徽州文化的獨特性、典型性、全國影響性，又使之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典型縮影，從而確定了它典型代表和標本的地位。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文化發展的基本線索及其在晚期以后與徽州哲學意識發展基本線索的內在對應情況能很好地證明這點。

中國封建哲學意識形態文化一直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而儒家文化的發展又是經過幾個階段的。最初是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為

代表的經典階段，其次是董仲舒建立的“天命論”儒學階段。到了兩宋，由于社會的進步，特別是“佛教興，而中國哲學一時退處于無權；然其中固不乏獨至之處。宋學興，乃即以是為憑借，以與佛學相抗焉”。(注：呂思勉：《理學綱要》篇二，《理學三原》。)天命論形式的儒學日益顯示其不足，于是理學興起，將儒學理論化、哲學化，從而建立更系統、嚴謹的體系，程顥、程頤是理學體系的形成者，朱熹是集大成者，構成儒家文化發展的第三階段。理學之后則是儒家文化的衰退，至明清，啟蒙思潮、反理學思潮出現，形成了儒家文化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一階段長達幾百年，其中又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其特點是披著封建文化的外衣反儒學、反封建；第二個時期是“五四”時期，其特點是明確提出“打倒孔家店”，接受科學與民主，提倡新文化。

上述基本線索，從理學階段開始就與徽州結下不解之緣。首先是理學，且不說徽州是二程和朱子的祖籍地，徽州人研究理學，又形成新安理學學派，以維護、繼承、光大朱子之學為宗旨，“嚴尊師道，精悟師訓”，著述甚豐，影響甚大，代表了朱子理學的正宗，獨領，既是作為程朱理學的典型投影更是作為了典型縮影。其次是在早期啟蒙運動時期，徽州人披著封建文化的外衣反理學、反封建又在全國最為出色。這其中戴震是世人公認的早期啟蒙運動的一面大旗。段玉裁評論說：戴氏的學說“專與程朱為水火”，“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注：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七。)梁啟超評價說：戴氏“欲以‘情感哲學’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認為這是“為八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是“發二千年所未發”。(注：梁啟超：《戴東原圖書館緣起》。)孫叔平先生則更是明確地指出：“戴震是‘五四’運動以前對封建禮教發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注：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其三，作為“五四”時期，徽州人是一大旗手。作為擁有30多個博士頭銜，從小就接受徽州文化熏陶的，在這一運動中，提出文學改良，反八股文言；提倡中西文化結合，主張要接受西方文明；引入實用主義，倡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等，這些思想及其實踐在當時以及之后都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是世人公認的“五四”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可見，宋以后徽州哲學學術思想的發展是完整地、典型地體現、反映了晚期中國封建社會哲學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容。

不僅如此，徽州文化的其他內容及徽州社會生活結構與方式也都是這樣那樣地在各自的領域成為中國后期封建文化形態在這些領域的典型投影和標本體現。例如徽商，它就是作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商業發展及商幫形式的一個典型，其“賈而好儒”，賈仕結合，強化宗誼，重視教育的特點；采取走販、囤積、放債、壟斷的經營方式；善于察低昂、權取予等等，無不從中透露了當時中國十大商幫的一般。再如，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人倫、社會生活結構關系等都是恪守程朱理學的教化，人們重忠、重孝、重義、重節等等，而這又恰是以徽州最為典型、顯著。僅以徽州婦女為例，受程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說教影響，徽州婦女殉理學之道者全國最著，休寧人趙吉士曾指出：“新安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注：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民國修訂的《歙縣志》有16本，其中《烈女傳》就有4大本；在徽州為節烈婦女樹立的牌坊也是最多的，從一坊一表到一坊幾表甚或一坊上萬表皆具，如清光緒三十一年，徽州府建了一座“孝節烈坊”，竟集中表彰全府孝貞節烈女性達6萬5千余人，堪稱一奇。可以說，徽州是受中國封建倫理教化最甚，所受影響及毒害最深，體現封建儒教倫理最為典型的地區。

正因為徽州社會與文化是晚期中國封建社會與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標本，因此，這也就決定了它在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發展史上有著獨特與重要地位，對其的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注：見拙作：《徽州文化研究的學術意義》，《新華文摘》，1998年第4期。)

注釋：

③《資治通鑒》卷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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