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聯工作報告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工商聯工作報告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今年以來，我縣殘疾人工作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堅持以人為本，按照“人道、廉潔、服務、奉獻”的要求，圍繞殘疾人“兩個體系”建設，以“解放思想、跨越發展”大討論為載體，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努力解決殘疾人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積極推動殘疾人事業又好又快發展。現將半年來工作總結如下：

一、殘疾人共享小康工程順利開展

根據省、市殘聯的工作安排，2013年上半年殘疾人基本生活保障、重度殘疾人托（安）養、殘疾人康復工程有效開展，使更多的貧困殘疾人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

（一）殘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

為全面落實重度殘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縣殘聯勞動就業服務所主動會同縣民政局，進村入戶核查，及時剔除死亡人員，上半年新增重度殘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對象65名，至此全縣共有801名重度殘疾人納入基本生活保障。

（二）殘疾人康復工程。

開展了全縣0-6周歲殘疾兒童康復需求調查,并落實到指定康復機構的康復補助。對全縣13名聽力殘疾兒童免費進行初步篩查,并組織符合條件的兒童到二醫院和省聾兒康復中心進行免費復查。5月份對全縣500多名白內障患者進行免費篩查,為其中215名免費施行復明手術。對全縣“三助工程”對象進行初步登記調查。

市定為民辦實事項目全縣貧困精神病患者免費服藥工作有序開展。

（三）重度殘疾人托（安）養工程。

4月份縣殘疾人勞動就業服務所對各鄉鎮（街道）上報的托（安）養名單進行了調查核實，將符合條件的對象戶及時納入重度殘疾人居家安養工程。到6月底新增居家安養對象30名，至此全縣共有居家安養殘疾人251名，集中托養殘疾人84名。

二、貧困殘疾人慰問活動有序開展

邀請縣領導、殘工委領導和鄉鎮（街道）慰問走訪貧困殘疾戶1200戶，發放慰問金60萬元。并為223名殘疾人發放定期補助金，總金額為12.7萬元。為貧困殘疾人送去了黨和政府的溫暖。

三、殘疾人教育、就業、培訓工作積極開展

（一）加大殘疾人按比例就業力度，使保障金征收穩步增長。

4月底聯合縣地稅局召開了2013年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工作會議，對2013年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工作進行了布置。到6月底共征收殘疾人就業保障金322萬元，同比增長19.3%，為2013年完成全縣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任務打下了扎實基礎。

（二）舉辦殘疾人專場就業招聘會。

5月22日，聯合縣勞動人事局舉辦了一場福利企業招聘會。通過手機短信、報紙報道、橫幅宣傳、鄉鎮發動等形式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前期發動工作，招聘會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來自寧波、椒江等11家縣內外福利企業參加，共為殘疾人提供了162個工作崗位。

（三）積極實施百名殘疾人就業創業幫扶工作。

積極開展殘疾人就業工作，著力搭建殘疾人就業、創業平，注重殘疾人技能培訓。半年來共幫扶殘疾人就業創業36人，培養殘疾人種養殖大戶18戶，對殘疾人進行各類技能培訓102人。認真貫徹落實《省萬名殘疾人就業創業幫扶計劃實施方案》，在5月底將全縣33名自強創業和貸款創業的殘疾人上報省殘聯申請創業補助金和貸款貼息。大力鼓勵殘疾人創辦扶貧基地，按照省、市級殘疾人扶貧基地的要求，上半年重點幫助了一個市級基地爭創省級扶貧基地，通過創建扶貧基地，切實解決了43名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在扶貧基地中就業。

四、開展第21次“全國助殘日”系列活動

今年5月15日是第21次“全國助殘日”，主題是“改善殘疾人民生，保障殘疾人權益”。為組織好今年的助殘日活動，縣殘聯領導班子高度重視，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部署，結合助殘日主題，制定詳細的活動方案。“全國助殘日”期間，積極組織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助殘活動，形成了縣、鄉二級齊抓共管的局面，使得助殘活動有聲有色、富有成效，讓他們感受到了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

5月5日，在康復中心開展白內障患者術前篩查活動，為全縣500多名白內障患者進行免費篩查活動。5月13日，副縣長蔡文新在縣殘聯和鄉鎮相關負責人的陪同下，分別前往鎮、街頭鎮的重度殘疾人托養中心和部分殘疾人貧困戶進行慰問。5月15日上午，在鎮廣場開展第二十一次“全國助殘日”志愿者扶殘助殘服務活動。

第2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一、人才使用和培養工作的成績和做法

據初步統計，目前市聯社系統各企業在職人員約1.78萬名，其中具有中級、高級職稱的經營管理和專業技術人才360名。在企業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中具有中級、高級職稱的84名，在企業職工中具有中級、高級職稱的276名，其中2008年以來引進具有中、高級職稱的90名。這說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各企業對人才的使用和培養給予了一定的重視。通過調研我們發現，一些企業在使用和培養人才方面采取了一些好的做法。

1.搭建舞臺，實現人盡其才。人力資源管理是以人為中心，將人看作最重要的資源。為此，一些企業在人才的管理模式上堅持“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使企業的發展與個人能力同步提高，企業目標與個人目標有機結合。上海松江電訊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纜線電阻器的專業工廠，現為中國電子文件協會理事單位、中國電阻電位器行業副理事長單位和線纜電阻器專業委員會主任單位。多年來，他們遵循“你的能力有多大，為你搭建的舞臺就有多大”的用人理念。一方面鼓勵現有人才勇挑重擔，展示才能，另一方面激勵有發展前途的中、青年加強學習，早日成才。目前，該廠516名員工中，專業人員142人，占27.5%，大專以上人員為96人，占18.6%；科研人員為63人，占12.2%。雄厚的技術力量，為該廠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開展“產學研”活動，巧借社會人才資源。市聯社系統的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需要一定的高端人才，但自行培養限于條件不足，且需要一定的周期。此外，還存在著“有項目有事干，沒項目沒事干”的人才閑置、浪費現象。而高校里人才濟濟，雙方合作以后，企業投入一定的資金就能借用高校的人才完成科研項目，實現產品升級換代。上海協力卷簧制造有限公司的人才路子是“把人養到交大去”，因此他們從2005年開始與上海交通大學合作開展“產學研”活動，研制了電腦數控卷收彈簧加工預成型流水線；配置、完善了生產和研發所需的先進技術檢測試驗裝備，以及電腦全自動不銹鋼高強度彈簧真空定型新裝備，專門用于航空航天領域的各種平面渦卷彈簧的開發和生產。在“產學研”活動中取得的專利全部歸企業所有。經過幾年的努力，公司的彈簧生產全面實現了電腦數控自動化，產品的品質得到了很大提升。總經理吳復凱說：“這種路子適合我們企業的需要”。

3.合理配置、優化企業的人才結構。市聯社系統的一些企業領導認識到，如果對人才模糊配置、隨意選拔，不僅達不到人才的優化組合，而且還會在員工中造成不公平的工作環境，導致人才流失。因此，在實踐中，他們根據企業的發展需要，努力做到合理配置人才，不一味追求人才的高學歷、高職稱。上海天靈開關廠有限公司是國內輸配電行業的骨干企業和上海市高新技術企業，全廠485名員工中50%以上為專業技術人員。為了實現“國際一流中壓充氣柜氣箱制造基地”的目標，該企業加大人才引進力度，企業職工退休或其他因素騰出的崗位全部用于招聘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同時，調整人才結構，優化配置低、中、高各類人才。由于人才結構合理底氣足，該企業在實現“國際一流中壓充氣柜氣箱制造基地”目標過程中，一路高歌猛進，取得了驕人的業績。

二、存在的問題和原因分析

這幾年市聯社系統各企業在人才使用和培養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也積累了一定經驗，但是總體情況不容樂觀，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領導管理層年齡老化，后備力量不足。據統計，目前市聯社系統各企業黨政領導班子成員共有269名，其中35歲以下15名，占5.6%；36～45歲44名，占16.3%；46～55歲107名，占39.8%；56歲以上103名，占38.3%。這些數據表明，市聯社系統企業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年齡結構不盡合理，各年齡段分布不均衡。45歲以下的只占22%，56歲以上即將退休的占到38.3%。由于后備力量不足，有些企業的主要領導已經超過了退休年齡還在繼續留任。浦東新區聯社系統的強欣機械廠廠長五年前就到了退休年齡，因為無人接班，留任到現在。類似情況在浦東新區聯社企業中還有3個。

2.領導管理層實踐經驗豐富，學歷層次不高。市聯社系統企業的領導班子成員一般都是長期在集體經濟這個大圈子里工作，都經歷了集體企業的幾次改制，對于集體經濟性質的中小企業如何在新形勢下發展，擁有比較豐富的實踐經驗，但他們的學歷層次普遍不高。據統計，市聯社系統企業領導班子成員中，文化程度為中專、高職的有141人，占59.5%；大專的有69人，占29.1%；本科22人，占8.2%；碩士5人，占1.9%。企業領導學歷層次不高，很有可能使企業在今后的發展中遇到成長極限，導致企業發展困難。

3.人才吸納力不強，流失現象時有發生。對于企業而言，適當的人才流動能增添新的活力，增強競爭意識，提高員工的積極性，但是市聯社系統各企業卻經常為招不進、留不住人才而苦惱。據統計，2008年以來，聯社系統企業新錄用人員共1044名，其中普通工人為923人，占總數的88.4%；本科及本科以上學歷者121人，占總數的11.6%；擁有高級職稱的僅2人。這說明企業對人才的吸納力不強，人才不愿意來工作。即使來了，也經常發生“跳槽”現象。松江區聯社前幾年錄用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本科生，但工作時間不長，該本科生就考了MBA離開了。浦東新區聯社系統車燈廠一個副經理曾被評為市勞動模范，多次提出要走，企業多次挽留，最后還是走了。

4.技術人才數量少，層次結構不合理。 雖然，市聯社系統各企業共有各類高、中級技術人員276名，但在1.78萬在職職工中只占1.55%，所占的比例明顯偏低。這說明企業非常缺乏高、中級技術人才。另一方面擁有高、中級技術職稱的人員中，高級與中級比例為1：10.8 ，借鑒事業單位專業技術高級、中級、初級崗位之間的結構比例1：3：6的全國總體控制目標，市聯社系統高級技術人員比重明顯偏低。以現有276名高、中級技術人才按照1：3計算，高級應為69名（現實際為20名），中級應為207名，（現實際為256名）。

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個人原因。人才一般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學習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強，成就欲望高，重視自身知識的獲得與提高，重視個人的發展前景。企業中的優秀人才更加重視他們個人的成就和發展。如果他們發現在本企業長期無法實現其職業生涯計劃目標，就可能通過流動，到更適合自己發展的企業中去學習新知識，提升自身價值，實現其人力資本的增值。

二是企業原因。首先是企業規模小、發展速度緩慢。市聯社系統的企業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并且都以傳統加工類為主，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部分企業還處于設備陳舊、資金匱乏、產品單一的狀況，長期在市場的夾縫中求生存，這樣的企業很難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其次與大型國企、知名外企相比，中小企業往往缺乏有競爭力的薪資，技術人才無法獲得有比較優勢的薪酬，他們的離去也就順理成章。這幾年從聯社企業“跳槽”的人才大多去了效益更好，發展前景更廣闊的企業。再次是人才激勵機制不健全。鼓勵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根據組織行為學理論，激勵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員工通過高水平的工作努力實現組織目標，而這種努力是以能夠滿足員工的個人需要為前提的。市聯社系統的許多中小企業過于強調組織中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的制定，忽視建立和健全企業的激勵機制。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就不能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也不能使員工產生同企業榮辱與共的思想，從而既用不好人，也留不住人。最后是缺少企業文化氛圍。現代社會快節奏的工作生活使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機會減少，但是對于一個企業中的人來說，除了工作上的責任和義務，來自于日常的一些溝通和交流、關心和幫助都可以積累產生一種微妙的感覺，影響人們在一個企業去留的決心，這就是人們作為社會人的一種情感上的需要。發展企業文化就是要更好地滿足企業員工的情感需要。市聯社系統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在大環境變化下，經歷多次改制，成為目前這個樣子的，在這段期間，企業往往因為改制、外部環境的影響而忽視了對企業文化的塑造，特別是改制中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等，嚴重阻礙了企業文化的塑造，不利于員工的精神需求，以至于人才流失。

三是社會原因。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管理體制轉變以后，企業和員工有了雙向選擇的權利和機會，人才可以自由流動，企業可以真正按照自身的需求招人和用人。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確立和完善，以及人才市場的快速發展，人們擇業觀念的不斷更新，人力資源的流動將進一步加劇，這是每個企業都面臨的現實，關鍵就看怎么應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為了追求安逸生活，很多人在擇業過程中放棄進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選擇報考公務員、事業單位等道路，使得人才一窩蜂進入機關、事業單位，企業選擇人才的范圍變小，這是現階段社會宏觀環境下不可避免的問題。另外，上海高昂的房價成為中小企業招用外地人才的障礙。

三、改善人才使用和培養的對策

改善人才使用和培養，既需要企業的努力，也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配合，尤其是政府部門的支持，既需要用常規的方法，也需要針對新情況、新變化，運用新思維、新方法、新對策。

1.要提高認識，自覺地把人才使用和培養作為企業發展的根本來抓。市聯社系統各企業領導，要認真學習和領會總書記在紀念建黨9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關于人才問題的論述，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是國家發展的戰略資源”的思想并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要深入分析企業面臨的激烈的市場競爭的態勢，認識到企業要在市場競爭中取勝，立于不敗之地，人才是關鍵，從而進一步增強人才使用和培養的自覺性、緊迫性。企業領導一定要有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有把企業進一步做強做大的創業精神，不能急功近利，只圖眼前，要把人才的使用和培養真正作為企業發展的根本來抓。要認真分析企業人才培養和使用的現狀，找準問題，提出改進的思路和意見，在這個基礎上，認真制訂企業人才使用和培養的規劃并指定專人負責抓好落實。

2.提供施展才能、培訓和升遷的機會。一般中小企業在創立之初往往將發展重點放在搶市場、擴生產上，對技術人才的管理往往比較粗放，不能很好地顧及技術人才的個人發展，結果導致人才的流失。技術人才除了滿足一定的生活需求外，更渴望能力的充分發揮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因此，要充分尊重他們，在工作上給以授權，委以重任，提高他們的參與感和歸屬感；盡可能多地提供培訓機會，豐富工作內容，使他們充實基礎理論和前沿理論，積累實踐經驗，在小企業一樣能夠長成參天大樹；還要提供暢通的升遷通道和制度，讓他們看到希望，找到自己的目標，鼓勵他們樹立創業意識，把職業當事業來做。

3.發揮企業文化的凝聚作用，重視感情投資。企業文化是一股無形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企業中的每個人。一個企業的文化，尤其是核心理念，一經形成，會強烈影響員工對一個企業的根本看法并影響該企業的領導風格。優秀的企業文化可以使員工確立共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產生自我約束和自我激勵，在企業內部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還能夠在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方面起到獨特的作用。因此，市聯社系統中的小企業應著力于形成“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為員工實現自身價值提供相應的舞臺，鼓勵他們參與企業的管理，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和歸屬感，為企業創造出更多財富。

以企業文化培養人才、引進人才、留住人才，關鍵要從人的角度出發，盡可能地用“人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手段和方法來代替那些呆板的機制和措施，留住他們的人，也留住他們的心。這就是感情投資，企業對技術人才的感情投資越重視，收效就越大。感情投資體現在以下方面。一要關心核心員工的健康狀況。技術人才多從事腦力勞動，勞動的強度常常超乎想象，面對的工作壓力也很大，健康狀況容易受影響。二要關心技術人才的家庭生活。家庭與工作是兩個相互影響的因素，良好的家庭狀況可以減少他們的顧慮，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反之則會影響他們的工作表現。三要關心技術人才的心理需要。搭建良好的溝通渠道，增進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用情感的紐帶把員工凝聚在一起，營造一個敬業、進取、合作、溫馨的團隊氛圍，滿足員工的心理需要。

4.通過有競爭力的薪資福利，實現利益共享。薪資福利水平是影響人才去留的考量因素之一，也是企業留人的一個有效機制。

有競爭力的薪酬不僅體現了人才為企業創造的巨大價值與付出勞動之間的正比關系，也從側面反映了人才在企業中的價值和地位，滿足了他們受尊重的需要。當然，薪酬不能簡單確定高與低，在企業內部應將薪酬按崗位、按對企業所做的貢獻合理拉開差距，應當科學地進行崗位設計和工作分析管理，做到人盡其才，合理取酬。企業的骨干人才具有更強的能動性和主動性，有的掌握企業的核心技術，往往是競爭對手挖墻腳的目標，應使他們的薪酬盡量在同行業具有競爭力。

企業還可以通過為員工提供包括醫療保健、失業保險、勞動保護、旅游度假、福利住房等福利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有條件的企業可以實行股票期權制度，讓員工特別是技術人才擁有公司股權的一部分，與企業“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將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聯系在一起，增強他們的責任心和工作積極性。

第3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一、認真履行經濟科的職責，即有明確分工，又有團結協作。

根據區委決定，年初，非公工委做為一個機構被轉移，工商聯領導班子為加大宣傳力度、擴大非公經濟的影響力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更好地發揮工作人員的自身優勢，在保留原有四個科室的基礎上，工作人員做了適度調整。經濟科主管領導及時召開科室人員工作會議，按照經濟科工作職責，對質量管理服務、商務交流服務、法律維權服務、信息咨詢服務、宣傳和培訓工作等各項工作，責成專人負責，進一步明確了工作職責，細化了工作任務。并在此基礎上，要求科室工作人員即要有明確分工，各司其職，又要有團結協作，確保更好地完成領導安排的各項常規工作。

二、協助領導和其他科室組織召開九屆三次執委會。

1月8日，組織召開第九屆三次執委會。市工商聯、區委、區政府、區政協主要領導出席會議，工商聯80余名執委及各基層商會領導參加了會議。會議審議并通過了劉建增同志代表第九屆三次執委會所做的工作報告。新增補了劉慶元同志為平谷區工商聯副主席。我科做好了會議材料的準備、會議的通知、會場的布置及會議的組織等，保證了會議的圓滿成功。

三、創新工作方式，宣傳工作初見成效。

1、舉辦宣傳報道員座談會。會上，通報了北京市工商聯《關于表彰2011年度優秀內報內刊的決定》，并為榮獲北京市工商聯優秀內報內刊的千喜鶴食品有限公司的《千喜鶴人》；北京漁陽集團的《漁陽人》；北京華都峪口禽業有限公司的《峪禽人》；北京九鼎通信設備有限公司的《九鼎月刊》；裕發集團的《家·裕發》；北京市利源祥集團公司的《利源祥》報等6家企業頒發了榮譽證書。6家企業的通訊報道員介紹了各自開展宣傳工作的經驗。頒布了會員企業宣傳報道工作的規定。

2、為加強與通訊報道員的溝通，與他們能及時、深入、廣泛的聯系，打破他們收不到《平谷非公經濟》專刊的局面，我科建立了qq群。qq群建立后，我們一方面能及時收到企業報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把《平谷非公經濟》專刊出版后及時發給他們。

3、做好《平谷非公經濟》專刊的撰稿和編輯發行工作。不僅做到了每月一期，而且增強了報道企業的內容。為提高專刊質量，提高編輯人員的寫作水平，我們派人專門到區委辦信息科、政府辦信息科學習。

4、加大了向區委、區政府上報信息的力度。今年上半年，被兩辦采用的信息達20多條。

四、成立法律服務中心，為非公企業提供全面法律服務。為規避風險，切實解決企業在法律方面的問題，組織成立了區工商聯法律服務中心，聘用時雨律師事務所，為工商聯會員企業無償提供日常法律咨詢；接受民營企業的聘請，擔任常年法律顧問；接受民營企業委托，在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擔任其委托人，參加訴訟；接受民營企業聘請，在刑事案件偵察階段中為提供法律咨詢，申訴、控訴、申請取得候審。在刑事案訴階段作為其辯護或人參加訴訟；接受民營企業委托，進行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參加調解、仲裁活動和訴訟書；為其草擬、審查合同文書和其法律文書，參加各類經營活動談判。法律服務中心為我區非公企業更好地發展，搭建一了個維權服務平臺。

五、深入開展調研，為非公企業發展建言獻策。

為了更好地貫徹區委區政府確保我區非公有制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方針，針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實體經濟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經營現狀，經濟科從基礎工作入手，采取開座談會和深入企業走訪等形式，就金融危機形勢下，對非公企業的影響，以及生產經營情況、目前面臨的困難及原因、企業采取的措施、建議等內容做了總結歸納，并撰寫調研報告。

六、開展經濟服務，指導基層商會開展工作。

一是根據企業要求，經過我們牽線搭橋，促進了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合作，如服務商會的3家企業在我們的引薦下，與福環集團建立了聯系，雙方在一些項目上已開展了合作。其中一家企業還與企業正在洽談開發平谷石材市場事宜。

二是根據企業要求，經過我們牽線牽橋，部分企業與部分職能部門建立起了經常性的聯系。

三是積極指導商會開展工作。如計算機商會、服務商會，由于建立時間不長，開展工作不太熟悉，我們一方面到基層商會給予指導，幫助他們開展活動，另一方面做他們的后盾，凡是不支持商會工作的理事以上領導，我們堅決予以調整。

七、做好了《北京工業名優產品畫冊》及《中國優秀民營企業家大典》的推薦、上報工作。

按照北京市發展品牌工業的總體要求，北京市工業促進局會同北京工業經濟聯合會擬編制《北京工業名優產品畫冊》，以展示近年來北京工業實施品牌戰略、品牌培育和建設的成果，擴大品牌企業及產品的社會影響力，以進一步塑造北京工業品牌的良好形象，提升北京工業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經我們推薦，華東樂器、旺旺集團、天利海香精香料、千喜鶴、金鷹羊絨等五家企業已選中。

為了向60周年獻禮，展示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弘揚民營企業頑強拼搏、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的奮斗精神，樹立民營企業家的先進典型，國家7部委將聯合組織開展出版《中國優秀民營企業家大典》工作。我們已向他們推薦了8家企業。

八、組織企業參加外省市經貿項目推介會。

一是為辦好2011年環渤海民營經濟論壇暨經貿項目洽談會，張家口市于4月份在北京首先舉辦了“張家口市經貿項目推介會”，我們共組織了10余家企業參會。二是組織10家企業，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昆明經貿項目”推介會。

第4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記者：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您一直十分關注城鎮化的問題，請問您認為怎樣才能體現“以人為核心”？

王再興：我認為，總理提出“以人為核心”，抓住了新型城鎮化的根本問題。新型城鎮化不是搞一批房地產來無序地競爭，而是要有規劃，有秩序地進行。“以人為核心”就是要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解決人的“安居”和“就業”問題。

“安居”是指城鎮要為居民提供配套的生活設施，特別是商貿、服務設施，使進城的人生活得舒適、方便。生活質量有保證，有提高。“就業”指農民進城了，離開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后，要有業可就，有崗位可安排，使他們有工作、有收入。

記者：據我們了解，毅德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商貿物流公司。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可以提供哪些服務？

王再興：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安居”和“就業”的問題。

首先，我們所從事的商貿物流是服務行業。我們的目標是將各地的商貿物流中心發展成為當地最大的一體化商業綜合體，批發及零售包括五金機電、建材、家具及家飾、家電、服裝及小商品在內的各類商品。這將為城鎮化居民提供最方便、最周到的服務，使他們過上高質量的生活，實現自己的安居夢。

其次，商貿服務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毅德控股是中國領先的大型商貿物流中心開發商及運營商，截至目前，毅德控股在中國六個省份和自治區開發了八個商貿物流中心項目，其中六個為大型商貿物流中心。

你可以想一想，像我們這樣的大型公司，可以吸納多少進入城鎮的人就業，讓他們有工作崗位，有收入。

可以這么說，城鎮化為我們開辟了市場，使我們公司受惠，同時，我們為城鎮化提供了服務，推進了城鎮化建設。從中可以看出，城鎮化必須以產業為支撐，產業又帶動了新型城鎮化。只有以產業來帶動城鎮化，才能實現“以人為核心”，如果沒有產業，一切都是空談。

記者：請展望一下毅德的發展。

第5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經區委同意，我們今天在這里召開全區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傳達貫徹全國、省、市統戰部長會議精神；總結××年全區統戰工作，安排部署××年全區統戰工作任務；聽取區委副書記、區紀檢委書記王瑞軍同志的重要講話；表彰獎勵××年度全區統戰系統創先爭優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動員全區廣大專（兼）職統戰干部緊緊圍繞區委一屆二次全委（擴大）會議確定的奮斗目標，發揮優勢、開拓創新，全面開創我區統一戰線工作的新局面。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區委、區人大、區政府、區政協有關領導，參加會議的有各鄉鎮黨委，區直各黨委、總支的黨群書記、宣傳委員（兼職統戰干部）。各有關黨政部門負責人、各派、工商聯、有關人民團體負責人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列席會議。

這次會議主要有以下四項議程：

一、傳達貫徹全國、省、市統戰部長會議精神；

二、回顧總結××年全區統戰工作，部署××年全區統戰工作任務；

三、聽取區委副書記、區紀檢委書記王瑞軍同志重要講話；

四、表彰獎勵××年度全區統戰系統創先爭優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

下面進行大會第一項：

請區委統戰部副部長王紅璽同志傳達中央、省、市統戰部長會議精神。

進行大會第二項：

請區政協副主席、區委統戰部部長××同志做題為《發揮優勢，銳意進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新貢獻》的工作報告。

進行大會第三項：

請區委副書記、區紀檢委書記××同志作重要講話。

進行大會第四項：

請區委統戰部副部長××同志宣讀關于表彰××年度統戰工作先進單位和優秀統戰干部的決定及統戰工作先進單位、優秀統戰干部名單

下面請獲獎單位代表上臺領獎

下面請獲獎的優秀統戰干部代表上臺領獎

同志們，剛才區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部長××同志實事求是地總結了去年全區的統戰工作情況，并就今年的統戰工作的目標任務，工作重點和措施進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特別是××書記對如何做好新時期統戰工作，全面開創統戰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講話，對各黨委（總支），全區專兼職統戰干部，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希望大家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切實抓好貫徹落實。會上還表彰獎勵了全區統戰工作先進單位和優秀統戰干部，希望獲得榮譽的單位和個人再接再厲，為做好××年統戰工作再創佳績。

下面就會議的貫徹落實工作，提幾點要求：

一、要提高思想認識，切實增強做好統戰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會后與會人員要及時向黨委（總支）匯報，按照王書記的講話精神，把統戰工作擺上日程，切實解決不重視統戰工作和認為統戰工作無所作為的思想認識問題。

二、要抓好工作落實，把各項統戰工作任務落到實處。各黨委（總支）要認真總結和研究一次本單位、本部門的統戰工作情況，結合實際，突出重點，制定抓好統戰工作的具體措施和計劃。為全面開創統戰工作新局面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會議印發了統戰工作要點和調研課題任務分解，大家回去后要緊密聯系本部門工作實際，分解好調研課題，明確責任，把任務落實到人頭。

第6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2016年4月，考察安徽、視察鳳陽，重溫改革之路。因中國農村改革發源地“小崗村”而聞名的鳳陽縣，再次邁出具有開創意義的一步――鳳陽縣人民法院和縣工商聯以縣非公有制企業商事調解工作站為平臺，在全國率先引入國家科技支撐計劃支持的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系統，借助現代信息技術，開出全國首張人民法院蓋章確認的“抵付型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記載債權總額為800萬元，支持當事人債權流轉抵銷債務，成功化解多起企業“三角”和“多角”務糾紛，形成重要創新影響力。

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系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基于債權流轉的新一代電子支付服務體系研發及應用示范項目”，是化解政府及企業債務，減少訴訟的有效途徑。該項目由科技部立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指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及安徽海匯金融投資集團產學研聯合創新。實踐中，主要由地方政府組建市或縣區級的國有獨資應收賬款債權管理公司，協同銀行、保險等專業機構，將企業靜態的應收、應付賬款，通過科技和增信方式，轉換為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記載的集融資、融貨、流轉、交易和抵付等多功能為一體的動態可流轉應收賬款。

與保理相比，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重在做實初始債權債務關系；與質押貸款相比，更加注重流轉功能；與清理“三角債”相比，完全市場化運作，沒有行政性質的強制清理，不需要初始資金注入，不放大風險；與政府融資相比，直接盤活企業應收賬款，將更多資金注入實體經濟，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政府債務集中兌付壓力，最終實現逐步化解。目前，津皖浙晉已分別組建了天津渤龍、浙江余姚等8家國資應收賬款債權管理公司，42家中外資銀行參與，業務規模300多億元，未發生一例風險，有效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形成了完整的業務網絡和風險控制體系，受到商務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部委重視和支持。中國人民銀行指出，這種模式對于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化解三角債、降低流通成本、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推動信用體系建設將起到積極作用，支持擴大范圍。

在司法領域，已有鳳陽縣人民法院、合肥市瑤海區人民法院制定《關于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抵銷債權債務化解矛盾糾紛減少訴訟破解執行難的實施方案（試行）》，化解債權債務糾紛240余起，標的額6億多元，成功將大量商事糾紛化解在訴前。其中，鳳陽縣法院支持開具的首批783張合計800萬元憑證（合同），已累計流轉2979次，化解債權債務糾紛金額2993萬元，最終通過抵付工程款、餐飲費、消費款等實現債權債務閉環抵銷499萬元，剩余301萬元在憑證（合同）期限內繼續流轉，解決了當事人雙方的實際問題。

第7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連線北京：

促進文化與資本深度對接

要點：將統籌政府資金100億元，支持文化創新和重大文化項目

完善財稅、融資等產業扶持政策，促進文化與資本深度對接，是北京市打造文化創意產業新增長點的一個重要抓手。

北京市發改委在“兩會”上表示，2012年將統籌政府資金100億元，支持文化創新和重大文化項目，并組建國有文化資產監督管理機構。

不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壯大不能僅靠政府的資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要全方位的資本對接。對此，不少代表、委員紛紛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銀行行長嚴曉燕提出金融業關于進一步支持首都文化產業發展的建議。嚴曉燕建議，應加強文化產業金融服務生態環境建設，形成持續性、戰略性和全局性的文化產業發展氛圍。

而北京市政協委員權忠光代表市工商聯發言，建議進一步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積極參與首都文化建設。

截至2011年11月末，北京市中資銀行文化創意產業貸款余額為406.2億元，同比增長77.3%；貸款企業1259戶，同比增長58%；前11個月累計發放貸款332億元，同比增長67.7%。

連線遼寧：

建設文化強省

要點：2012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20%

遼寧文化產業的基礎曾經非常薄弱，增加值僅占全省 GDP的0.5%。如今，遼寧的文化建設蒸蒸日上。

遼寧正在全力沖擊文化強省。目標已經鎖定：“十二五”時期，夯實基礎；2020年，遼寧文化建設具有一定規模；2046年，遼寧將成為當之無愧的文化強省。

隨著政府的大力投入，遼寧文化建設的硬件設施將越來越完善。據介紹，正在打造中的省博物館、省圖書館、省科技館和省檔案館將于明年交付使用，每個場館都擁有10萬平方米的面積。僅這4個文化場館便投入50億元。

對于打造文化強省，委員們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了軟件實力建設上。周連科委員說，要建設文化強省，首先要創造出一流的藝術作品。而且這些文化精品，一定要在國內，甚至在國際上叫得響。因此，遼寧要讓這些文化精品走出省門，走出國門，真正體現遼寧文化的實力。

連線湖北：

文化是中部崛起的精神動力

要點：2015年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達6%以上

湖北省文化資源深厚，文化人才富集，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大省，近年來湖北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其中文化產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湖北省積極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繁榮文化事業，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為建設促進中部崛起重要戰略支點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今年湖北省“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大力發展廣播影視、新聞出版、演藝娛樂、印刷復制、會展博覽、動漫游戲、雜技、廣告等文化產業，重點支持省廣電網絡、知音傳媒等條件成熟的文化企業上市融資，引導其利用現代資本市場做大做強做優。

新年伊始，長江傳媒成功借殼上市，成為湖北文化產業的“第一股”，標志著湖北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邁入新階段。

湖北省“兩會”期間，代表們就如何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產業優勢，文化建設應在哪些領域做大做強，如何推動湖北向文化強省跨越展開深入交流。

湖北省人大代表劉永澤建議建立完善的文化發展基金制度，加大省級財政對文化項目的扶持力度，吸引和整合社會各界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資金投入。

武漢市文化局副局長魏文魁表示，文化項目一般投資大、收益慢、風險大，在政府指導之下，讓企業們按照市場規律發展，不但要做得好，還要盈利。他建議湖北省打造一個文化產業公共服務平臺，不但可以為動漫等文化企業提供技術支持，還可以吸納銀行、企業或社會閑散人員的資金，為文化企業提供投融資。

在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劉玉堂看來，建設文化強省要與公民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他表示，讀書是衡量一個地區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如果人的素質不提高，即使文化產業的GDP上去了，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化強省，因此全民閱讀活動可以作為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一個抓手。

“十二五”期間，湖北省將做大做強一批國有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大力扶持一批民營文化企業，引進一批文化戰略投資者，建設一批文化產業孵化園區，力爭到“十二五”期末，全省文化企業達2.5萬家，銷售收入過5億元的文化企業達到50家，資產和銷售收入過百億的文化企業達到6－8家，培育1000家規模以上的文化企業。文化產業成為支柱性產業，2015年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達6%以上。

連線浙江：

呼吁“文化立法”

到2015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力爭比2011年翻一番

今年浙江“兩會”中，文化產品知識產權被侵犯、演出市場與展覽市場難以自律約束、藝術拍賣市場的知假售假、公共媒體節目的造假、信息網絡產業中的虛假信息泛濫助推社會不誠信等現象被代表委員們屢次提及，浙江省政協委員、浙江省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毛亞敏認為，浙江的文化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將近十年，但在文化立法方面依然嚴重滯后。文化立法與經濟、社會立法相比，屬于薄弱環節，特別是在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方面的立法很落后。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文聯副主席陳振濂表示，浙江在30年改革開放大潮中敢為天下先，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方面，也應該有“前列”意識，尤其是在“文化立法”這個時代急需而又缺少積累的領域，率先試水，集中一批文化專家和法律專家，共同研究，嘗試出臺一部系統性強、操作性強的系列文化法規，在包括文化體制改革方面，文化產業發展方面，文化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四個方面建立相關法規。

陳振濂建議，浙江文化立法不應該僅僅從政府及相關管理部門立場著手研究政策，還應該從文化改革的受眾一方或社會接受面一方進行評估，從而出臺相對成熟政策以適應市場良性發展。

2011年浙江省文化產業發展迅猛，呈現欣欣向榮的喜人景象：在杭州舉行的第七屆中國國際動漫節簽約項目近50個，涉及金額106億元；義烏文博會升級為國家級展會，總成交額達40.62億元；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吸引了1800余家國內外參展企業，參觀人數42萬人次。此外，“電視劇第一股”華策影視“電影第一股”華誼兄弟、“網吧軟件第一股”順網科技、“首家媒體經營性資產整體上市的報業集團”浙報傳媒等等文化產業諸多的第一股皆出自浙江，在新一輪文化建設的進程中，浙江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另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運用創意產業改造傳統產業，正成為浙江經濟轉型的新亮點。

今年浙江省“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浙江將深入實施文化建設“十大計劃”，其中包括文化產業倍增計劃。按照這一計劃，到2015年，浙江文化產業增加值力爭比2011年翻一番，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7%。

第8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關鍵詞】融資；直接融資；擔保融資

目前，我國小微企業已經超過4000萬家，其中包括3700多萬家工商個體戶，吸納了2億多人口就業。它們分布在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創造了60%的國內生產總值、50%的稅收和80%的就業崗位，完成了65%的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可以說，小微企業規模雖小，但數量龐大，已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科技創新與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小微企業規模小、產品單一、經營分散等原因，與大中型企業相比處于弱勢地位，易受經濟波動影響，2008年以來一些小微企業更是舉步唯艱。

那么，我們張家口市小微企業發展現狀如何？據張市工業和信息化局統計，2011年全市小型和微型企業達到10621家，實現營業收入614.9億元，上繳稅金41億元，安置就業33.4萬人。這些數字與我省兄弟城市相比，仍然少的多。比如，截止去年年底，我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入統的小微企業僅300余家，約為我省兄弟城市這一指標的一半，但其停產率卻高達四分之一強。這說明我市小微企業少，規模小，實力弱。

2012年張家口市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縣域經濟、民營經濟支撐能力弱，是張市經濟發展中最明顯的短板。而振興民營經濟、縣域經濟，離不開眾多小微企業建立與茁壯成長。小微企業發展緩慢，更是我市經濟發展過程中短板的短板。資金在企業發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的2012《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資金短缺、融資難、融資貴是我市企業發展的瓶頸。”小微企業由于與大中型企業相比處于弱勢地位，它們的融資問題更值得我們關注。我們課題組下面就先探討張家口市小微企業融資現狀，再提出解決對策。

一、張家口市小微企業融資現狀——融資難、融資貴，是制約我市小微企業發展的瓶頸

我們知道，中小企業劃分為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型，具體標準根據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結合行業特點制定；而企業規模越小，融資越難。據不完全統計，我市小微企業資金缺口在60億元左右，大多企業很難得到銀行貸款，有些企業靠借高利貸艱難度日。尤其是在近兩年，小微企業財務費用支出每年增長120%左右，資金流動性差，經營隱患大。而民間資本沒有全部激活，融資難度大、成本高，嚴重制約了我市小微企業的發展。

據我們課題組抽樣調查發現，目前我市小微企業生產經營資金主要是自籌約88%，通過銀行貸款者約為12%，另外，分別約有10%和15%的企業通過民間借貸和內部集資的方式來進行融資。調查還發現，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極為狹窄，主要依靠親友借款和供應商賒賬解決企業資金問題，銀行的支持比例較小。而民間借款平均利率由2010年同期的10%上升到2011年的12%；另一方面，有小微企業反映，即便享受到銀行的貸款，實付利率也不低，有的甚至高達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基準利率的4倍。當然，這主要是合同外的額外費用導致的，包括賬戶管理費、融資咨詢費、顧問費等。有人說某種意義上講，民間借貸是明的高利貸，銀行融資是暗的高利貸。2011年我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入統的小微企業停產率卻高達四分之一強，全部小微企業停產率將更高。因此，融資難、融資貴是我市小微企業的融資現狀，嚴重制約了小微企業發展，影響到我市經濟的騰飛。

二、張家口市小微企業融資對策

小微企業數量龐大，對銀行而言，經常存在信息不對稱、財務不透明、風險不確定等問題，且每次融資量少、期限短、周轉頻率快、沒有銀行滿意的抵押物，銀行對其融資顧慮頗多，特別是整體流動性不足時，小微企業信貸規模會更是受到限制。而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認為，小微企業融資難在于金融體系存在的結構性缺陷：直接融資少，過多依賴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中小金融機構比較少，基層金融服務力度不夠。那么，張家口市的小微企業應如何解決融資問題呢，我們認為應這樣著手：

（一）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企業信譽度

我們調查了解到以民營經營為主的小微企業在管理上仍普遍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缺乏現代管理機制、用人機制，許多企業沒有完整健全的財務制度，發展缺乏戰略眼光，小農意識嚴重，難以做大做強。可以說，多數小微企業急需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企業信譽度。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引導，通過人才培訓平臺，加強對中小企業家、民營企業家的培訓，使其認識到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性，使企業建立起現代管理機制、用人機制、完整健全的財務制度以及發展中長期計劃等；通過公共技術支持平臺，引導企業組建產業、行業協會，以規范企業行為，推動企業良性發展；通過實施“百強民營企業”、“千家成長型中小企業”等幫扶活動，重點扶持一批配套完整的創新型科技中小企業，提升被幫扶企業管理水平；通過建立、完善企業征信系統，約束和規范企業的行為，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眾多小微企業在政府的引領下，成功兄弟企業的示范下，必將逐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升美譽度，增強其融資能力。這樣企業對外較易獲得銀行、中小擔保機構等的擔保借款，對內較易獲得企業員工、企業主親朋等的借款；有條件的甚至可以通過上市直接融資。

（二）發展股份制企業，增強企業直接融資能力

我們了解到，我市有的股份制小微企業存在若干年后倒閉，一方面所有股東的財產大為縮水，甚至赴水東流，另一方面企業的管理者賺得瓶滿缽滿，富的流油；有的股份制小微企業快速成長一、二年后，企業大股東（往往也是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憑借其特殊地位，按一定價格將小股東（往往也是企業普通員工）的股份退還，將企業變成自己獨資企業或合伙企業。姑且不論后類企業變更期間是否發生侵吞小股東財產事情，也不論小股東是否心甘情愿退出企業所有著行列，但這種行為都使企業的大股東成為企業今后經營發展中的獨夫。我們相信，經此一變，今后此企業發展若遇困境，普通員工與企業主很難同舟共濟。這些壞的示范效應也使眾多股份制小微企業中普通股東很難與大股東風雨同舟。所以，股份制小微企業中大股東要講信譽，不能見利忘義，政府也要規范其行為，才能使員工與之風雨同舟，才能增強企業內部融資能力。

股份制可以較快實現資金的集中、積聚，尤其是企業通過證券市場上市直接融資。直接融資有助于降低資金成本，但我國的直接融資的占比重偏少，而其中小微企業占比重更少，接近沒有。直接融資對某些高科技小微企業尤其適合，有助于迅速突破資金瓶頸，實現跨越式發展。我們張市今后要著力推進直接融資，對小微企業而言，可以運用企業債券、中短期融資券或票據以及金融租賃、信托融資等形式，提高融資能力；對符合上市條件的小微企業，可以通過京張兩地金融合作，引導我市企業到北京有關交易所掛牌上市融資。發展股份制是企業快速發展的必然趨勢。政府一定要規范股份制企業行為，特別是小微股份制企業行為，才能增強其在內部員工、企業主親朋中的融資能力，才能使條件合適的小微企業上市，實現社會融資。

（三）尋找門當戶對的地方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融資

對銀行而言，給企業貸款否，取決于一筆業務給其帶來的利益如何。小微企業融資具有“少、短、頻、快”特點，對其放款前應做的工作比給大中企業放款少不了多少，它卻沒有大中銀行比較滿意的抵押物。所以，大中銀行對其放款收益少風險大，而大中型銀行不缺大中型企業中的優質客戶，當然不會青睞小微企業。小微企業融資只能找門當戶對的地方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張家口市的地方銀行主要有張家口市商業銀行。張家口市商業銀行主要為張家口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小微企業要了解這些地方銀行、小額貸款公司針對小微企業的融資產品與服務形式有哪些。

比如，張家口市商業銀行針對小微企業融資有“企業聯保”、“企業+本地工商聯+銀行”、“企業+擔保公司+銀行”等服務形式，信貸產品有合同貸、動產貸、聯保貸、VIP授信等多種形式，并根據不同行業融資需求建立相應的特色支行，實行“一行一品”專業化、特色化服務。“一行一品”指其一個支行專做某一行業企業融資，比如有的支行專做汽車行業企業融資，有的專做醫藥行業企業融資。張市的小微企業能創造條件從張家口市商業銀行這類中型地方銀行融資更好，若不能只能從一些小額貸款公司謀得貸款。小額貸款公司貸款門檻兒低，通常不要抵押物，也不要擔保，但貸款利率也不低，通常年利率在10%左右。

（四）通過擔保機構，贏得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融資

從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到張市出臺了《關于支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都在強調要支持小微企業發展。比如我市要求各銀行新設立的分支機構的小微企業貸款比重要達到貸款總額的30%—50%；適當提高小微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規定為此類企業貸款總額的3%以內；實施差異化管理，規范各項業務服務收費，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求的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不上浮或少上浮。再如，張市財政針對技改、科技創新等安排了專項基金，采取貸款貼息和專項補助的方式，支持符合政策的小微企業發展。

小微企業找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既要清楚政府政策，又要了解銀行對之的融資產品、融資服務等有哪些形式。比如，建行張家口支行針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開辦了“速貸通”、“成長之路”兩個主要產品；工商銀行張家口分行在網貸通、商品融資、貿易融資、國內保理等信貸產品的基礎上，又推出工銀租賃、小企業聯保等新業務產品，滿足小微企業資金需求。而它們對小微企業的服務，有的采取建立小企業金融專業支行和分中心形式；有的采取支行設立小微企業客戶經理等形式。小微企業找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融資，在找對部門后，要努力創造條件融資。若能提供銀行認可的抵押物或擔保票證等更好，若不能就需找合適機構擔保。目前，大中銀行對小微企業放款都比較認可小微企業間的聯保、擔保公司的擔保等形式。所以，小微企業成立后要盡早加入當地的工商聯，并成立本市場小微企業聯保機構。這樣，一旦小微企業遭遇從大中型商業銀行貸款難時，或許可通過企業聯保或專門的擔保公司實現擔保融資。近幾年，張市各擔保機構為企業謀得的貸款擔保總額每年都在6-10億元，有效地緩解了部分企業融資難問題。

小微企業融資難是一世界性難題。張家口市小微企業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基礎上，可嘗試通過發展股份制企業實現直接融資，通過尋找適合自己的金融機構來間接融資，以壯大自己，為促進地方經濟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紅宇.工商銀行張家口分行多措并舉打造小微企業“首選銀行”[N].張家口日報，2012-5-29.

[2]張家口市發改委.張家口市小微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分析，2012-3-26.

[3]董立龍，王雪威.張家口：“四點著力”開啟跨越新征程[N].河北日報，2012-2-7.

立項課題：本文為河北省張家口市社科聯2012年度科研課題《張家口市小微企業融資現狀與對策》（立項編號：A20122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

第9篇：工商聯工作報告范文

關鍵詞政商關系社會組織國家中心制度環境政策參與

〔中圖分類號〕C9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6）04-0116-07

一、問題的提出

在市場化轉型的推動之下，政府改革了舊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以適應市場經濟，并重新架設自身與新興私營企業主群體之間的關聯。通過將舊行業管理部門轉型為行業協會和推動成立新協會的方法，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逐漸建立起一套行業協會體系，作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橋梁與紐帶。正因如此，作為社會組織中重要而特別的子類型，行業協會從一開始就與政府關系密切，具有協助治理、促進經濟發展與整合新社會群體的重要意義。由此，研究者們感興趣的重要問題是：作為私營企業主的組織化團體和政商之間的橋梁組織，行業協會能否將來自社會的利益訴求輸送入政體，進而影響政府決策？對此一問題，既有研究提供了三種看法。

“國家支配論”者認為，行業協會處在強勢政府控制之下，甚至可能只是嵌入官僚體系中的政府工具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利益中介組織。“庇護主義”視角則將行業協會視為政商之間編織社會網絡和促進非正式關系的平臺。“庇護主義”常被視為中國政商關系的核心特征之一，強調政商之間基于特殊利益而進行的交換行為，私營企業主依賴特殊主義關系來尋求官員的庇護，從而獲得資源、優待、許可或其他便利。①近期研究捕捉到一些基于正式制度而發展起來的政策參與過程，即企業可經由直接游說來影響政府決策，行會商會等社會組織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言空間。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已經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多元主義特征，允許不同的社會行動者介入。Mertha Andrew，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 2009， pp.995～1012.質言之，私營企業主可經由協會組織來影響政府決策，這種發現豐富了我們對當代中國政商關系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舊有的“國家支配”或“庇護主義”研究視角。但迄今研究者一般同意，中國的行業協會尚未發展成為能夠穩定影響政策的制度性力量，也不構成私營企業主表達利益訴求的首要途徑或發起集體行動的組織基礎。

本文的問題從這里開始：雖然整體上看行業協會在政策舞臺中處于邊緣位置，但是為何其中有一些協會能夠在政策過程中獲得位置？基于一項個案研究，本文試圖討論行業協會參與及影響政府決策的特征與條件。最近一些社會組織研究表現出一種“國家中心”視角，視國家制度為自變量，更細微地分析政府結構與制度環境對于社會組織生存或運轉的具體影響。本文持相同的視角，聚焦于層級政府結構這一核心背景。具體地說，本文分析了同一個大型私營企業在地方與中央政府層面上所采取的差異化策略，研究發現：在地方層級上，大型企業傾向于繞過行業協會與地方政府直接互動，行業協會更多是編織關系網絡的平臺，政商關系更接近庇護主義模式；但在國家層級上，企業卻更經常運用行業協會這一制度渠道，行業協會在國家層面上也更有可能獲得政策參與的制度化空間。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角色差異以及兩者提供的不同制度環境：基層政府優待那些顯著推動經濟發展的大型“龍頭”企業，積極為其提供多種便利，偏好通過直接溝通高效解決具體問題；而在中央層級上，政府則需要面對多種利益主體、協調不同訴求和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從而主動建立了更多的制度化商討程序。

社會組織種類多樣，其行動邏輯不可一概而論，而行業協會也是其中非常特別的一個類型。但本文所討論之外部制度環境與組織運轉之間的關聯，或對研究各類組織皆有啟發。

二、文獻綜述

1. 舊共識：強勢國家支配

行業協會研究發展已久，積累了許多個案研究。它們援引公民社會或法團主義之理論框架，爭論行業協會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具置，其自主性如何。但兩大視角都對行業協會薄弱的政策倡導能力做出了解釋。法團主義者視其為處在強勢政府控制之下的法團主義結構，即一種由國家授權與主導的利益中介制度。Unger J. and Anita Chan，“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3，1995，pp.29～53.批評者甚至指出，行業協會缺乏自主性，實際上是政府結構的延展，執行自上而下傳達指令的功能，主要體現政府的意志，而難以將社會利益訴求傳遞進入政體。Foster Kenneth W.， “Associations in the Embrace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 State Domination of Society？ ”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5， no.4， 2001， pp.84～109.盡管公民社會論者試圖論證行業協會實際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抑或犧牲自主性換取實際影響力，但他們大都同意國家在權力格局中的強勢地位，行業協會政策影響力有限。這些研究的分析重點立足于政權本身的特征，強調國家對于社會的強力控制，卻忽略了對社會行動者的分析。

2. 新發現：利益團體的政策參與及其條件

與此同時，一些以企業或協會為中心的研究則顯示，企業主集體行動和游說行為的確存在，通過利益團體來影響政策而非完全地依賴于庇護關系，這種組織化的利益團體行動已變得可見。高永強和田志龍的研究總結了國內企業介入政策制定過程的途徑，包括當選人大代表、成為龍頭企業、加入行業協會等等；其中，當選人大代表和成為龍頭企業是很少數知名企業才有的機會，小型企業因為缺乏地位和資源而更經常加入行業協會。Gao Yongqiang and Zhilong Tian， “How Firms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vol.28， no.1， 2006， pp.73～85.甘思德發現在鋼鐵、電子與軟件行業中都有普遍的游說行為，但是軟件產業的行業協會相對其他兩大類更為活躍，更加能夠作為利益團體影響政策過程，因為新興軟件行業的企業規模相近而易于合作，且缺乏壟斷結構。Kennedy Scott，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甘思德與鄧國盛的一項量化研究則發現行業協會遠比個體企業更有政策影響力，后者是前者的數十倍。Deng Guosheng and Scott Kennedy， “Big Busines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Lobbying in China： The Paradox of Contrasting Styles，” The China Journal， no.63， 2010， pp.101～125.江華等人的研究則通過一組行業協會的比較分析，指出政策影響能夠發生的前提是協會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契合”，他們所使用的成功案例，是某國家級行業協會影響“家電下鄉”政策的事例。問題是，國家并非鐵板一塊利益一致的主體，其利益也并非不言自明，從而“利益契合”的概念并不具有全面概括力。江華、張建民、周瑩：《利益契合：轉型期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分析框架》，《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3期。

重點是，上述研究所使用的成功個案都是國家級協會。甘思德曾推論，在底層政治中庇護主義關系發生的可能性更高。原因是在基層政治中，個別官員自由做決定的空間更大，議題往往基于具體利益問題產生，所涉及的利益主體也較少。Kennedy Scott，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4.但也有研究者曾提出相反的假設，內維特認為基層工商聯更開放更能夠反映企業主的利益訴求，改革后的官僚晉升制度鼓勵基層官員追求政績以獲得晉升機會，因此地方政府更愿意受到企業家的影響，以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在此，內維特引入了官僚制特征來解釋行業協會的政策空間。Nevitt Christopher， “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 ” The China Journal， no.36， 1996， pp.25～43.黃冬婭則發現在地方層面上，行業協會、座談會等正式途徑的政策影響力薄弱，往往是其他渠道都走不通時的被迫選擇。當地方政府對于企業的依賴性很低且政策監控非常強，企業主就更可能通過制度化和組織化的正式渠道反映意見。黃冬婭：《企業家如何影響地方政策過程――基于國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類型建構》，《社會學研究》2013年第5期。這或許反映了地方層面的狀況，但卻可能低估了中央層面上國家級行會的行動能力。質言之，不同層級政府與行業協會的互動關系，仍有待深入探討。

3. 國家中心視角

強調政權特征的研究的確忽略了企業行為，但是以企業與協會為中心的分析卻也忽略了一個要點，即國家或政府特征的變化及其后果。既有研究對于國家主導地位的捕捉是正確的，但它們真正的不足在于，尚缺乏對于國家具體如何塑造社會利益表達機制的細致分析，研究者也還需要建立多層次的分析框架來呈現組織運行的復雜性，并解釋組織間差異。法團主義視角經常籠統地提起“強國家”，默認國家是一個高度內聚一致的結構。但實際上，不同層級的政府和部門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從而在中國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可能并不具有行政層級或者空間上的高度一致性，地方政府可能規避或扭曲中央政府的政策與指令。近期已有不少研究討論這種碎片化治理環境對社會組織的型塑作用。

安子杰認為“碎片化治理”結構為草根NGO提供了機會結構，草根組織的重要生存策略就是與某個下級政府或部門結成“權宜共生”（Contingent Symbiosis）關系，盡管中央政府的態度或許嚴苛，但是草根組織可爭取地方基層政府的默許和支持。Spires Anthony，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7， no.1， 2011， pp.1～45.希爾德布蘭特對草根組織登記狀況的研究則顯示，盡管中央政府希望社會組織都能登記在冊，但是基于政治經濟利益的現實考慮，基層地方政府與草根組織實際上往往并不致力于成為登記的合法組織，而層級政府結構之間的協調困難則為地方政府的自由處置權提供了空間。Hildebrandt Timoth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Registr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8， 2011， pp.970～989.管兵對三個地區業主委員會的比較研究顯示，在單級政府結構的城市，政府對社會組織有較高的滲透能力，政府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進行社會管理，持續保持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而在具有多級政府結構的城市中，更高級別的政府反而對社會組織采取更為寬容甚至支持的態度，或是高級別政府可對下級政府產生限制，從而給社會自發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機會。管兵：《城市政府結構與社會組織發育》，《社會學研究》2013年第4期。

本文亦從“國家中心”的視角出發，但試圖聚焦于層級政府結構的影響，證明在不同的政府層級上，行業協會所能獲得的政策機會和影響力之差異。

三、案例

本文選擇了民營企業L公司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它無論在地方還是在全國皆具有相當的知名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表明大型企業擁有更多的政治杠桿，Salamon Lester and John Siegfried， “Economic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Industry Structure on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3， 1977， pp.1026～1043.在中國那些對地方政府政績和收入貢獻明顯的大型知名企業往往更有政治影響力。黃冬婭：《企業家如何影響地方政策過程――基于國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類型建構》，《社會學研究》2013年第5期；Gao Yongqiang and Zhilong Tian， “How Firms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vol.28， no.1， 2006， pp.73～85.因此，L公司在經濟格局中的顯著地位，使得它本身可以成為觀測企業政策參與行為的一個有效案例。同時，控制了企業規模也就是控制了該企業在政治經濟環境中的相對地位，從而本文可以更可靠地說明為何該企業的差異化游說策略來源于外部制度環境。

L公司于1990年代由集體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歷經多年發展成為行業佼佼者，連續多年保持了產量和市場占有率的領先地位。L公司參與了國家行業標準的制定，并榮獲“全國優秀民營化工企業”“中國輕工業行業十強企業”等榮譽。為了降低生產與運輸成本，L公司通過招商引資項目進入A市并建立了分廠。L公司同時加入了A市工商聯和國家級行業協會，使得本研究可以比較它面對不同層級政府所使用的不同策略。本文的資料來源于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之間對A市政府、L公司、行業協會及企業主的田野調查。

1. 政績驅動下的地方政府：政企之間的直接聯系

L公司與基層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更偏好直接聯系，這實際上代表了特定制度環境中政商關系的一種類型，即大型企業與地方政府的互動模式。

（1） 政績驅動：“抓重點”的經濟發展策略

A市政府于2002年啟動了國有企業改制，此后民營經濟尤其是大型私營企業有了非常明顯的發展。經過逐年改革，當前民營經濟在A市已經占據主導地位，成為A市追求經濟發展的首要基礎。截止到2005年11月份，“民營企業占我市所有企業的比重在98%以上……在全市46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民營企業占32家，民營企業的貢獻率在70%以上”。《A市民營經濟調研報告》。

但是，A市所采取的發展策略并非指向所有民營企業，相反它偏好于地方經濟中的“優等生”，即地方大型知名企業或所謂“龍頭企業”。出于發展需求，地方政府需要大型企業來提升GDP、就業率和稅收。2011年，A市政府為了表揚那些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大型企業，曾開列出一張“納稅光榮榜”，列出了A市前40名的納稅大戶，這些大戶2011年共納稅2.93億。如以2011年財政收入716億元計，則納稅光榮榜上的40家企業實際上貢獻了2011年A市財政收入的40%。其中，L分廠位列第9。在2012年的納稅光榮榜中，L公司則躍居第5。顯然，L公司對于地方GDP、財政收入和就業方面具有突出貢獻。如此，則不難理解地方政府為何對少數大型企業投入更多關注和政策優待。

這種倚重大型企業的發展策略在文件中表現得非常明確，“堅持市領導幫扶、聯系重點項目和重點企業制度……促進骨干企業和潛力企業做大做強。扶持G公司、H公司、S公司、L公司等優勢骨干企業發展壯大，帶動中小企業和相關產業快速發展。……今年以來，全市共引進工業項目218個，協議資金174.2億元。同時，強化工業運行調度，重點對10個產值大戶、10個納稅大戶、10個重點技改項目、10個新開工項目、10個竣工投產項目為內容的‘510’工程，及時跟進調度，發現問題及時解決”。《A市報》2011年12月26日。文中所說L公司即本文討論對象。G、H、S三家公司則分列“納稅光榮榜”的第1名、第5名和第8名。實際上，在招商引資過程中，A市就已經為引進大型企業列出了低地租、稅收返還等政策優待；而在后續發展中，A市政府也為上述企業盡可能地爭取來自上級政府的各種名目的項目支持。“經市經信委會同相關部門審核后，先后向上申報了四批困難企業，目前S公司、F公司、L公司等21家企業經省政府認定為省級困難企業，對經認定為困難企業的，享受社會保險費緩繳、穩定就業崗位補貼政策，并可依法申請稅收緩繳和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減免，相關優惠政策已陸續惠及企業。……幫助Q公司、H公司從國家工信部爭取扶持資金228萬元、109萬元；幫助8個項目從省經信委爭取2012年財政專項資金169萬元；幫助4家企業申報進入2013年國家重點產業振興和技術改造項目庫……”②訪談對象2012M43，在線訪談文件。在這些文件中，可反復見到一些地方知名企業的名字，而受惠于各種項目的也始終是這少數大企業。

（2）政企之間個體化的直接聯系

地方政府需要處理來自于新私營經濟方面的事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一定會給予私營企業以更多制度化的利益表達空間，也不意味著利益訴求可以通過集體協商的方式解決。訪談顯示，在A市利用個體化的直接聯系更為常見，實際上A市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也更鼓勵政商之間的直接聯系。

A市地方政府建立了一些制度性措施來推動政商之間的直接聯系。例如“直通車”的制度，旨在讓大型企業的負責人與A市主要領導直接聯系。“實行市領導聯系重大項目責任制，建立‘一個項目、一名領導、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個一’跟蹤服務工作機制”。②然而核心領導的數量畢竟有限，無法對接所有重要企業，A市同時也推進了一項被稱為“百名局長進企業”的活動。“從市直機關單位正職和副職、鄉鎮（街道）重要負責人中遴選出100名工作能力突出、責任心較強的領導干部，‘一對一’幫扶幫辦100家社會貢獻較大、發展潛力較好的企業，每位局長每季度至少3次主動到掛點企業走訪調研、幫助解決問題”。《A市報》2011年12月26日。企業規模越大，則分管領導的級別也越高。在“納稅光榮榜”中名列前茅的L公司，其分管領導是A市市委書記。L公司的管理者W也將其視為一種由制度保障的權力，若遇到問題，他可以直接給市委書記打電話匯報。雖然W也是本地工商聯的主席團成員，但他并不認為工商聯可以有效地解決實際問題。L分廠最開始時屬于外來廠家，對本地并不熟悉；駐扎幾年后，已經更好地卷入到了地方社會網絡之中，與各個政府部門的人變得更加熟悉，辦得更為容易。⑥訪談對象2012M41。

A市的經驗表明，地位顯著的大企業可能繞過協會而直接跟政府核心形成互利共生的關系，地方政府也更愿意與這些寡頭企業通過直接談判的方式達成利益平衡。這種“地方政府+龍頭企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黃宗智等人在農業領域里所發現的“干部+大戶”的發展模式是一致的。黃宗智、龔為綱、高原：《“項目制”的運作機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嗎》，《開放時代》2014年第5期。就企業一面來說，個別化地與官員直接聯系，可以更直接迅速地解決企業所面臨的具體問題。就政府一面來說，地方政府的制度設置也選擇繞開經濟協會，而建立政府官員與企業之間的直接聯系。在這種情況下，行業協會更多是編織社會網絡的平臺，而非利益中介組織。可以說，不僅A市地方行業協會并沒有真正的資源和動力去追求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地方政府也沒有提供相應的機會結構。

2.公共利益導向下的中央政府：行業協會作為政企之間的制度化互動渠道

（1）行業協會作為政策參與管道

L公司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級行業協會（R協會）的會長單位。L公司的總裁助理W，同時也是R協會的秘書。同樣是經由L公司，訪談則揭示出國家層級上一副不同的政商互動圖景。R協會正式成立于1996年，現有會員單位約500家。與對地方行會的評價相反，W認為在國家層面上R協會非常重要。這表現在以下方面：（1）協會會員的身份為企業與國家部門打交道提供了合法性，否則很難有一個合理身份與政府官員互動，或者根本難以得到見面機會；（2）以協會的名義，向各個國家部門提交報告或者提出針對性的利益訴求，這本身構成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管道。協會曾與農業部、發改委等多個國家部委聯系，以文件的形式向國家部委提交意見和建議。在這一方面，W表達了對于制度的信心，“形成文字的文件，無論是否能夠辦成，國家部門都會有所回應”。⑥

以協會秘書的身份，W曾被工信部領導約談。W與協會會長也曾經受邀參加農業部組織的研討會，并在會上做了發言。而農業部召開此次會議的通知文件則顯示，研討會除了邀請來自研究所的專家，也邀請了行業協會和行業內領先企業的負責人。換言之，政府部門一開始就已經主動將政治機會提供給了行業協會。

除了列席討論，R協會也主動頻繁地與國家部門取得聯系，表現出強烈的政策訴求，或就會員所受到的不公待遇進行申訴。該協會曾經成功推動有關企業品牌標識的國家政策。蚊香是該協會成員的主要產品之一。此前的國家政策把農藥和蚊香放在一起管理，因此對蚊香產品的要求與農藥相同，不允許企業把產品商標做成大字，且必須突出“蚊香”兩字。協會認為，這種做法不利于企業突出產品的品牌價值。在R協會的推動下，2008年農藥主管部門修訂了相關管理辦法，新管理辦法允許把產品商標字號也做成和“蚊香”字號一樣大。但是，R協會并不滿足于已經獲得的進展，在2012年向農業部提交了《有關〈農藥管理條例〉實施十五年來的成果及存在的問題與國家農業部所領導商榷》繼續申訴，“根據新出臺的〈農藥標簽和說明書管理辦法〉規定，要求企業商標放到邊和角的位置，‘含文字的，其單字面積不得大于農藥名稱單字面積’，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企業反響很大，幾經周折，最終為了照顧企業的意愿，才把它放寬到和產品名稱單字大小相等，相當于一毛錢人民幣大小，這還算是通過據理力爭后給予的‘特殊照顧’，但是卻補上了一個極不合理的規定，要求品牌必須放在標簽的邊和角的位置上。……此舉實施以后，企業反響很大，他們反復地向主管部門反映和交涉，均未得到重視。……一個政策制定者他們所制定出來的政策不僅背向了民意，也讓這些政策在貫徹實施過程中大打了折扣”。

（2）借助中央政府部門支持與地方政府抗爭

公共利益導向的中央政府需要權衡不同社會主體的意見，并盡可能地考慮社會利益的需求。因此，中央政府不僅主動向行業協會開放了部分政策過程，更有說服力的案例是，它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支持了行業協會與偏離于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部門進行抗爭。

殺蟲氣霧劑是R協會成員的一種重要產品。根據2005年頒布實施的《危險貨物品名表》，氣霧殺蟲劑被認為危險貨品，其運輸條件從而受到嚴格限定，在運輸過程中經常遭到查扣。2011年，協會曾向交通運輸部和公安部提交一份報告，申訴不斷有企業向協會反映，產品多次遭到公路檢查部門的查扣且罰款數額巨大，依據都是認定氣霧殺蟲劑為“危險貨物”。但報告同樣援引了一份由交通運輸部、農業部、公安部和國家安監總局“四部委”聯合的文件，指出近期被扣查的殺蟲氣霧劑產品屬于“低毒”或“微毒”等級，按規定應當視為普通貨物管理。除了為扣查的貨物正名和替會員申訴之外，協會還指出，國家政策在地方層面得不到執行的根本原因，蓋由于個別地區，視之為創收手段。除了與上述出現偏差的基層政府行為抗爭，協會亦努力從根本上改變相關立法。協會曾于2006年6月向總理和回良玉總理直接反映過，并促成了對《危險貨物品名表》的修訂和前述“四部委”聯合文件的出臺。直到2012年，“我們……經歷了艱難險阻，甚至還麻煩了、回良玉兩位總理，在交通部陳正才處長的支持下，最終實現了這個承諾，GB12268《危險貨物品名表》不但得到了修改，而且還專門為此制定了新的國標，在國標中殺蟲氣霧劑被列入豁免范圍……今后殺蟲氣霧劑可以作為普通貨物運輸，有法可依，暢通無阻”。R協會2012年度工作報告。

然而，國家層面上的政策變革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的直接執行。地方政府和官僚機構的各個部門都面臨自身的約束與利益追求，從而可能根據地方或部門利益而選擇性地執行或者闡釋來自上層的政策指令。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做法發生矛盾時，協會還可能向高層級的政府部門尋求支援，以對抗基層政府。

L市技術監督局根據2005年國務院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把氣霧殺蟲劑視為“危險化學品”，并以包裝紙箱生產企業必須取得“全國工業產品許可證審查中心”（以下簡稱“全許辦”）頒發的“危險化學品許可證”為由，對沒有辦理該證的企業罰款5到20萬元。涉及此案的企業向協會反映情況，而協會則在接到反映后立刻向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函進行質詢和抗辯。在給國家技術監督局的文件中，協會指出這是“一起用法不當，濫用執法權事件”，《中日雜家衛函字[2012]第26號》。沒有法律依據，也未完全理解《條例》。文件力證氣霧殺蟲劑不屬于危險化學品，并為每一項理由附加了法律或者事實上的依據。這一份文件，同時抄送了省級技術監督局、市級技術監督局、農業部辦公廳、工信部原材料司等國家部門。國家技術監督局接到抗辯，“收到函件后高度重視，相關領導立即作出了批示，責成所屬的執法司督辦”。R協會2012年度工作報告。結果，L市技術監督局沒能在國家局那里獲得支持，轉而向“全許辦”請示。但是，“全許辦”倒反過來向協會咨詢，協會即提供了相關的法規文件，向“全許辦”說明殺蟲氣霧劑不屬于“危險化學品”是有法律依據的。基于此，“全許辦”最終明確裁定，復函L技術監督局殺蟲氣霧劑并非危險化學品。

上述案例說明，中央政府部門經由行業協會對社會利益訴求做出響應，以及該國家級協會對于其會員的重要意義。它也說明了L公司在不同層級政府那里所使用的差異化策略，它在地方層面或享有直接聯系的優勢，而在國家層級上卻很依賴協會這一組織化團體。

三、總結與討論

基于上述個案研究，在國家中心視角之下，本文討論了層級政府結構對行業協會政策參與行為特征與結果的型塑。在基層政府層面，對于在地方經濟體系中占據了優勢地位的企業而言，政商之間個體化的直接聯系成為主要互動模式；在國家層面上，制度化的聯系變得更為穩定，經由行業協會與中央政府部門互動是重要的制度化途徑。對此，本文提出的解釋是：制度化的協會體系在國家層面更為有效，原因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導向與角色。在強烈的政績驅動下，地方政府傾向于盡可能有效率地推動經濟發展，從而在策略上偏向于抓重點企業促發展，通過直接溝通的方式來解決諸多具體問題，即使這具有較高的尋租風險。這一策略的后果是，地方政府會忽視甚至無視那些在地方經濟中沒有重要地位的小型企業。相比之下，“中央政府關注的是全局性的戰略利益，推動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是其根本目的。中央政府可以認為是最大的公共利益維護者”。汪錦軍：《縱向政府權力結構與社會治理：中國“政府與社會”關系的一個分析路徑》，《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從而，中央政府需要權衡多數多種社會主體的意見，并盡可能地考慮社會利益的需求。因此，中央政府會主動地開放國家層面的議題設定過程，通過行業協會這一制度設置提供機會結構給予企業，并對后者做出積極響應，甚至支持行業協會與偏離于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部門做抗爭。

本文的發現或具有以下啟示：

第一，本文的研究進一步探索了將國家中心視角引入社會組織研究方面的意義，分析政府的制度特征如何具體型塑社會組織形態。不把政府結構視為鐵板一塊已是老生常談，但更重要的是看到碎片化政治的具體后果。它在縱向上帶來了不同節奏的制度發展，從而使國家與地方的政治生活表現出重要差異。如考夫曼所說，“結社生活的影響更多依賴于其所置身的官僚制結構和政治體系，而非結社或者網絡的屬性”。Kaufman Robert，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tate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and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no.3， 1999， p.371.認為國家提供的制度環境可塑造社會生活，實際上是把國家作為自變量，社會組織是國家體制、架構和文化的一個后果，并非總是它的原因。這種扭轉因果關系的視角，帶來了豐富的研究可能。國家體制的構造、定位與運轉邏輯之于社會組織的意義與限制，值得深入討論。

第二，在政治社會學的視野里，社會組織具有三方面的重要現實和研究意義：社會運動的動員基礎、利益群體的訴求表達和提供社會服務。當前國內研究視野格外注重于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遞送功能，而對其他兩方面的討論相對較弱。以會員為基礎的行業協會具有更強的利益訴求導向，從而本文對它的討論可對既有研究構成補充。

第三，本文印證，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行動模式具有多樣性。即便是同一行動主體，基于其所處的制度環境的差異，它也可能會采用不同的政治策略。更為重要的是，本文說明了當前中國政商關系轉型的一個新方向，即通過集體組織進行政策參與的維度。這是超出了既有理論框架的經驗進展，值得更多地關注。